四川合江古代瓷器。
德昌所产瓷土品质高，故有“德瓷”之称。民国时期《康导月刊》曾载：“德昌瓷业，土质优良，堪与景德镇成品媲美。”
德昌瓷器 制造始于民国初期。1914年德昌人曾硕安集资白银一万余两，创办德瓷公司于德昌土门子；张百禄集资白银两万余两，创昌瓷公司于德昌角半沟。两公司都是请的江西景德镇技师。两厂所产日用细瓷器皿，甚受社会欢迎。后来，两厂均因大窑烧制技术无法解决，至1917至1918年间先后倒闭。
1939年，为开发财源，宁属屯垦委员会将德昌瓷列入开发项目。
1940年，宁属屯委会与地方商人合资10万元，成立德昌瓷业有限责任公司，于土门子设厂，在四川延聘技师。通过小型烧制试验，1941年底首窑成功。所产器皿胎薄，色白，质地轻盈细嫩。接着小批量生产，成品除本地销售外，还在西昌西街设一门市销售。品种以碗、盘、杯、碟、茶壶为大宗，又增加了花瓶、笔架、瓷盒、观音、罗汉等工艺品。因为造型美观，质地非常好，被誉为川瓷上品。
曾经的“德瓷”辉煌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因为当时投资环境差，政局动荡，矛盾众多，加之管理与技术条件还落后，造成了“德瓷”最终沉寂。如今，德昌规划要建一个陶瓷厂。德昌有陶瓷生产的基础，且当地原材料非常好，加上现代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德瓷”有望再现辉煌�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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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走进四川的会理窑
图1
图2
图3
在四川博物馆陈列的四川陶瓷分布图上，可以看到在遥远的川南，有一个孤零零的会理窑。会理陶瓷虽一直位列四川四大名窑(其余三个是邛崃窑、彭州窑、广元窑)之一，但关于会理窑的实物及资料一直非常少，川内许多藏家也对其不甚了了。作为会理籍的收藏爱好者，我经过实地考察、实物收集、资料整理，得到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偏僻的西南小县会理窑，竟有如此丰富多彩的陶瓷产品。
一、会理窑产品介绍
会理窑分两大系列：早期石厂窑和晚期鹿厂窑。
1.石厂窑
石厂窑在会理城东约三公里，现属老街乡。石厂窑产品分两大类型：青瓷和青花。
(1)青瓷
石厂窑青瓷胎土有白、灰白、灰黄等，均使用一种本地叫“观音土”的瓷土，只是陶洗的精细程度不同而已。石厂瓷釉色有青黄、青灰、青绿数种，另有少量黑瓷。器型以碗为大宗，另有各型折腰盘、高足杯、茶臼等。青瓷釉色又有两种，一种颜色偏绿，呈玻璃光泽，与中原青瓷相比毫不逊色，另一种颜色偏灰，亚光(图1、2、3)。青瓷以素面为主，但部分碗底有印花装饰。石厂窑使用龙窑烧制，慢轮手工拉坯，碗盘之间使用泥丸支烧，青瓷、黑瓷同窑烧制。
(2)青花瓷
图4
图5
在石厂窑中晚期，在青瓷基础上产生了青釉青花。其青花也有两种。一种青花偏黑，底釉偏黄，使用的是一种本地叫“土子”的青花料，这是会理青花中的大宗，装饰以花卉纹为主，另有大量吉祥文字装饰，(图4、5)。少数青花发色较艳，胎质细腻，底釉偏青，画工也较精细(图6)。
图6
石厂窑瓷器与同期川内各窑迥然不同。工艺上，内地窑口使用匣钵或支钉，石厂窑为泥丸支撑裸烧。器型上宽沿折腰盘、竹节杯等器型内地窑口也不多见。釉色上仿龙泉风格的青瓷与川内其他窑口青瓷有很大区别，而青花瓷烧造更是同期川内所独有。
2.鹿厂窑
鹿厂镇在城南15公里处，现仍在生产日用瓷。早期鹿厂窑以点彩为主，其点彩使用土子，铁褐釉、铜绿釉三色，以铜绿为主。装饰以大写意、不规则的随意点辍为多(图7)。中晚期鹿厂窑以绿釉为主，也生产少量白瓷。绿釉以鹿厂本地盛产的高品位孔雀石铜矿为釉料，采用氧化焰高温烧成。鼎盛时期的鹿厂窑器型多样，除主产碗、盘、碟、缽等日用器外，还有供器香炉、烛台、佛像，立器花瓶、玉壶春瓶，瓷塑狮、象等(图8、9)。工艺上仍使用龙窑烧制，碗、盘采用涩圈叠烧工艺，不再用支钉。白瓷是以草木灰为主的乳浊釉，白度不高(图10)。
鹿厂瓷主要使用鹿厂本土粘土原料，故有部分专家认为鹿厂瓷为釉陶。
二、会理窑断代研究。
1.会理窑瓷器始于元
关于会理窑起始一直众说纷纭，最早有说始于唐，最晚有说始于明。根据笔者研究，会理窑始于元较有根据。
从实物看，石厂窑茶臼和茶盏应早于明，因为明以后就使用散茶冲泡方法了。青瓷折腰盘、竹节高足杯具有典型的元代风格，其青瓷的釉色与元代中原龙泉窑系相近，其碗心的印花装饰也与龙泉窑接近，特别是碗心的“福”字是标准的元代写法。
从会理的历史看，元以前会理先后归属于南诏及大理国，而石厂窑产品没有南诏或大理的风格或乌蛮、白蛮风格，却具有浓厚的中原风格。
据史料记载，会理汉代建县称会无，唐移邛都于此，天宝末没于南诏，立会川都督府，又号清宁郡，至大理段氏仍为会川府。元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内附，十四年立会川路。明设会川卫，隶属四川承宣布政使司，从此归属四川。从元开始，为加强统治，在西南地区，除军事、行政建制外，实行“屯田”。《元史、兵志三，屯田》记载：“世祖至元十六年拨爨僰军一百八十户立军屯。是年，又立会川路民屯”。元朝军队中一部分士兵及工匠在西南地区定居下来。会理地区回归中央政权以及屯田制，为会理地区产生中原风格的青瓷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支持。石厂古名“苗子弯”，紧邻村落叫“毛溪屯”，从地名上也佐证了这一点。
至于青釉青花，应是元末明初的产品。《明史》记载：“元置会川路……。。初，月鲁贴木尔反，土知府王春陷会川，毁民居府治，至是遂堕其城。寻改为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实行更大规模屯田。会理县志记载，明朝军队有八大指挥即胡、杨、戴、车、崔、邓、刘，带领军队落籍于会理住屯开垦，遂成会理汉族中的八大姓。大约在元末开始，石厂窑开始使用青花装饰，其风格仍是与中原相近，如较精细的缠枝花，草书福字等。
另外，现会理城始建于洪武二十九年，前些年旧城改造，出土了大量瓷片，却无一片纯粹青瓷，而在元代老城城址北山、老街一带却出土了许多青瓷和青釉青花瓷片。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石厂窑早于明洪武二十九年，极可能在元末就已生产。
2.鹿厂窑始于清早期。
会理窑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鹿厂窑与石厂窑之间有明显的断代。鹿厂窑从风格到器型，釉色、工艺与石厂窑毫无继承关系，截然是另一类产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史书上可以找到答案的一种可能。明朝末年，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军在西充与张献忠决战，张献忠受伤病死。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在云、贵一带继续抗击清军。《会理概况、大事记》说：“康熙初，云南吴番叛，遣将孙可望入蜀，陷会川。”此时四川战乱不息，从农民军到三番之乱，整个攀西地区为大西军出没之所。直至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清王朝的统治才在这一带确立。
可以想象，前后30多年战乱使会理石厂窑遭到毁灭性打击，窑厂停烧、窑工失散、工艺失传。至战乱平息，清政府重设建治，将会川卫降为会理州，隶属于宁远府(原建昌卫，今西昌)。随着战乱平息，人口聚居，又产生了对陶瓷的需求。原有窑口已经断烧或技艺失传，于是在新的地方，新的一批人创烧了新的陶瓷品种——鹿厂窑。
早期的鹿厂窑均是点彩，且都是实用器，可以看出其需求主要是生活日用品。绿釉是鹿厂瓷的核心色。鹿厂盛产高品位铜矿——孔雀石，这是铜绿釉的原料。一开始绿釉只是点彩中的一色，由于原料来源容易，随着工艺成熟，绿釉斑越来越大，最后成了完全的一色绿釉，品种也由单一实用器向供器、陈设器发展。据行家称，会理鹿厂窑绿釉及其工艺，与邛崃窑有借鉴关系，这与会理早已归属四川有关。
民国二年会理改州为县，鹿厂窑继续烧制绿釉，其产品已远销邻近各县及云南等地。民国末年，鹿厂窑开始烧造洋蓝青花等品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至1950年由国民党西昌行辕在会理主办的“华宁瓷厂”创烧粉彩瓷器(此华宁窑不是云南玉溪那个华宁窑，这是川滇收藏爱好者要注意的)，由景德镇内迁技工操作，胎质细腻，画工精美(图11、12)，曾在1945年生产过一批抗战纪念瓷分送高级官员，这批瓷器很有收藏价值。
总之，会理窑与川内各窑差异很大，元、明青花，明、清绿釉和民国粉彩都很有特色。
作者：攀枝花市委党校副教授，收藏协会副会长
陶溪川
景德镇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产业园项目是一个以景德镇陶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运作主体，集现代服务业和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于一体的重点项目。项目总投资65亿元,计划用地240公顷，其范围以朝阳路至珠山路东西方向延伸为轴线；以为民、宇宙、雕塑、景陶、建国、艺术等老城核心地段六家城市老工厂为依托，构建“陶溪川”、“学生村”、“窑作群”、“红店街”四大板块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项目按照“高起点、高质量、高品位”的要求，遵循“工厂改造、功能再造、文化塑造、环境营造”的原则，抢救性保护文化遗产，建设七十二坊陶冶图全景客厅，陶瓷工业遗产活态博物馆，学徒传习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展示场所，建造精品酒店、咖啡馆、美术馆，引进时尚品牌，导入现代经营理念，着力打造一个国际范、强体验、混合业态、跨界经营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秉持“开创一个创意时代，搭建一个战略平台，创造一个艺术殿堂”的战略理念，开创“陶瓷+X”的复合发展模式，打造全业态、全产业链的文化体验综合体。
项目以建成“世界艺术创意交流平台、国家文化复兴先锋示范区、江西特色旅游目的地和城市工业文明保护典范”为战略定位,力求达到“保护文化湿地，发展文化产业，推进城市建设，集聚八方人才”的目标。同时项目还涉及到项目核心区老工厂棚户区5800户的搬迁改造，所以它又是一项民心工程和惠及民生的公益事业。项目工期约为5年，预计建成后将催生形成一个300亿元规模的特色文化产业带。
陶溪川活动
陶溪川夜景
陶瓷礼品简介（四）
陶瓷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繁荣昌盛的象征。长期以来，瓷器一直是皇室主要贡品之一，并出口远洋。古代贵族以使用珍贵瓷器，彰显豪华尊贵。文人以瓷器，附庸风雅，体现品位。所以，高档瓷器艺术品是尊贵、非凡品位的象征。
陶瓷礼品有以下六大属性：
1.稀缺性。陶瓷礼品大部分是手工作品，产量低，物以稀为贵。
2.新奇性。陶瓷礼品，能及时表现新奇古怪的东西，有别于其他传统的陶艺品。
3.定制性。客户可以在烧窑前留下签章或要表现的题材，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彰显个性。
4.文化性。通过陶瓷可以展现中国的千年陶艺文化，汉代的铅釉陶，唐代的三彩等无不体现了历史的博大精深。
5.价值性。陶瓷工艺品是手工作品，塑造一个完美的陶瓷礼品，需要大量的精力，成本也较高，但体现的价值也是巨大的。
6.品牌和包装。好的包装使陶瓷作品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
陶瓷文化鉴赏-隋唐陶瓷四大名窑
在河北，能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民族文化遗产，当属古代瓷窑中的“四大窑”，它们是：代表隋唐北方白瓷的邢窑，列入北宋五大名窑之首的定窑，以白地黑花艺术影响了南北一大批窑场的宋金磁州窑和世纪之交在国内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的井陉窑。它们在中国灿烂的陶瓷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邢窑：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我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我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从20世纪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明清时代，我国出现了一些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在这些著作中都提到唐代邢窑白瓷。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真正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开始的，作为我国第一代古陶瓷专家的吴仁敬、陈万里、傅振伦等都对邢窑关注有加，但所知的仍是一些“内丘白瓷瓯”、“邢瓯”一类的词汇，至于它的真正产地、范围、产品以及发展进程等很少被人提及。
从50年代初开始，国内的几代工作者便为解开邢窑之谜做着不懈的努力。陶瓷考古界的权威陈万里曾几次到内丘实地考察，未能发现邢窑，史学界专家杨文山等人50至70年代屡次到内丘、沙河、邢台等地考察，同样失望而归……1980年初，临城县陶瓷厂成立了“恢复邢瓷技术小组”，一年时间，小组在临城境内共查出包括祁村、岗头、山下等在内的古瓷窑址17处，神秘的邢窑揭开了一角面纱。1981年春，欣喜不已的考古工作者，在临城县召开了由中央、省、地、县和新闻部门参加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为邢窑之谜付出了几十年心血的老专家们在会上激动地表示，这标志着邢窑与邢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取得的成就大大提高了考古工作者寻找邢窑的信心，调查工作进入冲刺阶段。1982年至1984年底，内丘县文化馆贾中敏等人在内丘县境内共查出邢窑遗址20余处，1987年，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主组成的邢窑考古队开始进入内丘、临城工作，共对内丘城关、临城祁村、山下等处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出土52座灰坑，4座晚唐五代时期的窑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隋代薄胎透影细白瓷的面世，为此后邢窑的精略分期断代及对邢窑不同时期遗迹遗物的认识、了解提供了可能。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邢窑是隋唐北方白瓷的代表，对于中国陶瓷史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们提出：邢窑的发展特别是白瓷对邻近诸窑诸如定窑、平定窑等有很大影响；邢窑的薄胎细瓷已基本上达到了欧洲“硬质瓷”的标准，把薄胎细瓷的起源提前了近10个世纪。
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在北宋时代，“定汝官哥钧”五大瓷窑名满天下，而第一者为定窑。定窑以白瓷驰名，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全世界的著名博物馆都以拥有定器为荣……林林总总奠定了定窑名扬海内外的地位，于是中国陶瓷界将五大名窑之首的桂冠戴在了定窑的头上。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为发掘定窑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写就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叶麟趾先生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兴奋不已，马上向国内外考古界发布了定窑在曲阳的最新考古学说。此后，小小的曲阳便开始迎接来自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和中外古陶瓷学者们的实地考察。50年代故宫博物院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决定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辗转数天，队员们才到达这里，远远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便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那是什么？走近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来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平时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仅是一次试掘，但成果也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定窑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与第一次试掘不同，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仅施工人员就达几百人。收获是惊人的，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这在几大窑址的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其中款识“龙”、“花”、“李小翁”等瓷片属于首次发现。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尚药局是宫廷专司医药的部门，在全世界只有一件尚药局文物标本流失在瑞典，1985年的发掘却出土了数片标本，弥补了国内没有尚药局文物的空白，而且为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古代宫廷医药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定窑再一次轰动了世界。1986年定窑就被确认为国保单位。
“宝光四射”的四色琉璃镶嵌宝瓶
公元六一七年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反隋，李渊于公元六一八年称帝，世称唐高宗，建帝都于长安，唐代共历时近三百年，在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贞观年间，国力强盛国土宽阔，可谓雄风豪迈，四方各国纷至沓来朝贡，往来于“丝绸之路”与大唐帝国建立贸易关系，国民经济大步发展，即后世称为“贞观盛世”也，当时由宫廷制作的绚丽多姿出神入化的唐代金银器和琉璃器亦称誉世界。虽然琉璃器于汉魏时期由埃及西欧等国作为贡品进入中国，但至唐代时中国已能吹制出质量很高、器壁极薄、光亮度极美的琉璃重器，备受世人珍爱。
本文所示图为唐代四色琉璃镶嵌宝瓶。此瓶系用唐代的手工镶嵌吹制工艺，造型优美流畅。虽遍体疤痕满布粉色“银釉”，却掩盖不住它“宝光四射”的英姿。在深绿色的瓶体上嵌入靛蓝、玫红色琉璃线各二条盘旋而上至瓶口，让观者有种随风起舞之感，而曲线优美的瓶颈自然地延伸至瓶口，造型犹如一颗硕大碧水自天而降。瓶口向外翻卷并在上面镶嵌二排红色及白色的琉璃珠，尽显唐王朝工匠高超的技艺和聪明才智。
中国陶瓷文化略谈（附四）常见行话——古瓷器典型特征
常见行话——古瓷器典型特征
既然对瓷器感兴趣，就一定会注意欣赏、研究各朝各代著名的窑口和陶瓷器物。经过几千年的承袭和发展，中国陶瓷文化除了精湛的工艺、雅致的美学、精美的器物之外，还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瓷器特征的约定俗成的话语。这些话语已经成为古瓷器行业的常用口头语，即行话的一部分。了解这些行话，对你接触古瓷器行业、欣赏品鉴陶瓷，是很有必要的。我这里收集了一些瓷器行业行家常用口语和简单解释，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又并不爱好瓷器收藏和鉴定，本文不一定全面、到位甚至可能还有谬误，敬请谅解。文中的图片都是示意图，大多从网上收集，向图主致谢！
紫口铁足——南宋官窑、哥窑和龙泉窑特征之一，相传这是宋代哥窑的特征，但从考古发现与传世器物看，南宋龙泉窑的黑胎瓷（龙泉瓦窑窑、大窑等一些产品）、南宋郊坛下官窑和传世哥窑器以及明清两朝景德镇仿哥器都有这一特征。此名最早见于明曹昭《格古要论》，明清两代野史杂记中谈宋官窑者多据此加以引伸。
形成原因：由于其瓷胎含铁量较高而呈黑灰色，施有乳浊性厚釉，口沿处釉层较薄，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时因器口釉下流，釉层簿胎色微露而呈稍浅的紫色，底足无釉处呈现铁褐色，故称谓“紫口铁足”。黑灰色胎和青釉配合，加上紫口铁足，既能衬托青釉的柔美，又使厚釉产品呈现挺拔秀丽的质感，给人以稳重、朴雅的形象。
金丝铁线——又叫“鳝血”，是宋哥窑瓷器釉饰特征之一，以釉面开片，其纹如冰裂为其特色。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同所致，焙烧后冷却时釉层收缩率大，瓷器釉面上便会出现一种自然开裂的现象，其纹片如网交织、如冰破裂。之后用颜色较深的着色剂（有说草木灰，有说墨汁的？）人工从裂纹中渗透进去，着色后颜色较深。以后在黑纹片之内又续开细小裂纹，日久呈褐黄色，两种纹片一黄一黑，就形成了金丝铁线。“金丝铁线”的说法出自《南窑笔记》。
堆脂——明代人对宋代瓷器釉质描绘用语。最早见于明代高濂《遵生八签》，有"汝窑馀常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记载。后人对釉质肥润的瓷器多用"堆脂"来形容。
泪痕——宋定窑瓷器釉面的特征之一。因外部釉厚下垂，象落泪厚留下的痕迹，故名。最早见于曹昭《格古要论》,文中有"外有泪痕者是真"句，以此作为鉴别真假定窑的标准。《清秘藏》、《博物要览》等多引用之。
蚯蚓走泥纹、蚯蚓釉——北宋后期禹县均窑所烧宫廷瓷器釉面特征之一。因素烧过的坯体在施釉后晾坯乾燥不当，釉层产生裂痕，高温烧制过程中釉料使发生流淌而填平裂痕，这就行成了如蚯蚓在湿泥土上爬过（蠕动）的痕迹。禹县古瓷窑遗址虽已发现近百处，然蚯蚓走泥纹只在均台遗址大量发现。
蟹爪纹——瓷器釉面的纹片如蟹爪，故名。最早见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汝窑和官窑条都记载“......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
鱼子纹——在单色釉瓷器表上出现非常细碎的开片，纹路交错，形成许多细眼，极具观赏价值，因其状如鱼子，故名。由于工艺复杂，烧制难度极高，存世量极稀少，属开片釉中之极其名贵的釉种。宋代名窑均有烧制，清代有仿中精品。现代仿品多。
铁锈花——瓷器装饰彩品种之一。即用含有氧化铁的斑花石作颜料，在瓷坯上描绘图案，经高温烧制而成，特点是釉层里呈现灿烂的铁锈红（褐）色花纹，故名。铁锈花为北方磁州窑系宋、元、金时期的特有品种，宋代山西黑瓷即见有此种装饰，清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也有铁锈花的生产，其釉料中除铁外，还有适量的锰，釉面呈赤褐色。清寂园叟《陶雅》有载曰：“紫黑色釉，满现星点，灿烂发亮，其光如铁”。
开片——瓷器釉层有裂纹称开片，是瓷器釉面的一种自然开裂现象，裂纹仅限于釉层，而不及胎。开裂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成型时坯泥沿一定方向延伸,影响了分子的排列；二是坯、釉膨胀系数不同，焙烧后冷却时釉层收缩率大。开裂原是瓷器烧制中的一个缺点，但人们掌握了开裂的规律而制出的开片釉（即裂纹釉），变成为瓷器的一种特殊装饰了。宋代的汝、官、哥窑都有这种产品。以宋代哥窑产品最为著名。开片又称冰裂纹，釉面裂纹形同冰裂，按颜色分有鳝血、金丝铁线、浅黄鱼子纹，按形状分有网形纹、梅花纹、细碎纹，按大小分有牛毛纹、柳叶纹、蟹爪纹、鱼子纹等。宋代以后景德镇窑历代都有仿烧哥窑瓷器。
芒口——对瓷器口部无釉者的称谓。北宋苏轼《志林》曾有"真玉须定州磁芒所不能伤者乃是"的说法；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也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的记载；则此芒字似有锋芒的含义。证以《吴越备史所载：吴越贡宋定瓷有镶金银口者，不镶金银口的仍占多数，使用时锋利的口缘会划破口唇，因此不堪使用，只能专用汝窑瓷器。
花口五出——亦称"五出口"。指瓷器的口部为五花瓣者。系仿照花卉形式製作。唐人诗中咏赞花卉，有"花口五出"句，此名盖来源于此。碗口为四瓣或六瓣时，则称"四出口"或"六出口"，六瓣以上的则统称"葵瓣口"或"莲花口"。
洗口——器物口部的一种样式，因其形如洗，故名。同样，凡口缘内收的，称"敛口"，外撇的，呈"撇口"或"敞口"；口缘向上的称"直口"；凡盘碗一类器皿，口向外折的，称"折沿"或"板沿"。
圈底——指陶器底部为圆形而向外凸出者。我国早期陶器底部多属这类形式，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普遍出现，红陶盆、钵、罐等器皿较多。圈底沿袭时间较长，到战国时期仍有。
圈足——陶瓷器足部的一种形式。指器物底部承以一个圆形圈以托起器身者。唐代瓶、壶、盘、碗等器已有圈足，但不普遍；宋以后盛行，各类器皿几全有圈足，很少例外。圈足形态有高低深浅之分，足壁有薄厚之别。其成型方法有镶接和旋削两种。由于各个时期的圈足挖足工艺略有区别，致使圈足的深浅、薄厚、足壁倾斜程度也有不同，成为鉴定器物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玉壁底——也叫玉璧型圈足，指唐代碗类中一种底形有如玉壁者。这种碗形多为浅式，碗身作四十五度斜出，圆形平底中心挖去一小片同心圆，形似玉璧，故名。底心内凹处有施釉与不施釉之分，施釉者只有圆环形地面露胎。唐代越窑、邢窑、长沙窑等南北各地瓷窑多烧制，是唐代中晚期比较盛行的一种碗式。有的在外口凸起一周边饰，北方白瓷窑比较多见。
双底足——也称"双圈足"。清康熙前期景德镇流行的器物底足特有样式。多见于青花活五彩大盘，小盘也有双底足者，底部有书"康熙辛亥中和堂制"或"球琳珍玩"款识者，辛亥为康熙十年（1671），也有甲子、乙丑年者，则是康熙十一、十二年的产物。
白釉涩胎——明弘治年间瓷窑常用的一种烧瓷工艺，既挂釉时将先设计好的纹饰预留出来，不挂釉，烧成后以自然的胎色形成纹饰，另有一番装饰特色。创烧在明代之前。
涩圈——瓷坯叠烧前，为分别叠烧，将器物内心刮去一圈釉，无釉处即称“涩圈”，流行于金代和元代。
橘皮釉、浪荡釉、波浪釉——瓷器釉面凸凹不平如橘皮或波浪荡漾一般。波浪釉或称橘皮釉，一般釉厚才能形成，当火焰900度时釉开始熔化，由于没有及时投入新柴，釉面温度有所下降，使表面凝固，当新的柴禾投入，火焰再次升温，就会形成了波浪釉。明宣德时瓷器上就有这种橘皮釉，清雍正开始，也常能看到这种波浪釉，一直到道光末期、咸丰早期。波浪釉形状很难说有什么规律，雍正的瓷器上有的局部有波浪釉，有的整个器身皆波浪起伏，侧光下有的呈不规则的长短皱纹。嘉庆时波浪釉最常见，道光底部也会常见。鉴赏时需侧光看，可以看到釉面有类似橘子皮、波浪的效果，虽然不算是优点，但也不算是缺点，只是这类瓷器的一个鉴定要点。有人比较喜爱，有人觉得是瓷器烧造水平下降的结果，认为釉的表面呈现疙疙瘩瘩高低起伏不美观，而且随底釉不洁白，严重时候正面看也很明显，北京俗话叫它“鼻涕釉”。
苍蝇翅——原为绿翡翠的特征，瓷器指清代郎窑绿釉的片纹内间断有一片一片的银色闪光,很像苍蝇翅。
垂釉——瓷釉流垂到足边，像浓液下垂的形状，一般在宋代小黑盏、清代郎窑红有此现象。
奶釉——白釉的色泽像牛奶一般丰润，特指宋定窑瓷器。
泥鳅背——足底部是圆形，如泥鳅的背一样，故名。主要雍正朝前后多见。
珍珠釉——高温色釉中的特殊品种，具有淡雅素净、颗粒凸起的特殊效果。
裹足釉——瓷釉包足，足部不露胎，一般为支钉烧法。
灯草口、灯草边、露骨——所谓灯草口，是指单色釉瓷器在烧制时，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造成口沿处釉层变薄而露出白胎，在口沿呈现一圈旋状白线或白边。以清雍正时郎窑最为突出。灯草口有的形成露骨
螺旋底——指瓷器底部形成的螺旋纹，在清康熙年间的青花器上表现最为突出。
刀切底——足部是方棱，如刀切一样。
后刻花——素器后刻花纹或刻花后施釉，再入窑烧制的器物。晚清多见。
淡描——用较淡雅的青料构勒线条，近乎中国绘画中的白描，常用的笔法是用双笔描绘的花纹，双描轮廓，降低青色料的堆积面积，以达到淡雅的目的，一般多见于青花器。还有一种方式是使用不同青料来实现浓淡配合，比如明宣德时期有一种青花海水龙纹盘，即以国产青料淡描海水波涛，用进口青料浓绘出水蛟龙，更突出了龙的矫健凶猛，可谓浓淡适宜、相得益彰。明代中晚期以后多有以淡描青花绘画线条纹饰。
脱胎、蛋壳、薄胎——都是薄胎瓷器的称谓和行话，形容瓷胎极薄，如蛋壳一般。薄胎瓷创烧于明朝永乐时期的景德镇，是在北宋影青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成化时已有较高成就，万历时有卵幕杯、流霞盏等著名产品。
开光、开光瓷——是指在瓷器的某些部分画出像长方型、菱形、圆形一类边框，并在边框中画以山水、人物、花卉等，在边框外饰以单色釉或满地锦纹，称为“开光”，这类瓷器成为开光瓷。其中边框外饰以满地锦纹的称“锦地开光”，明代称“锦地盒子心”。瓷器开光始见于宋代吉州窑，清代康熙五彩瓷多见。
反瓷、生瓷——指没有上釉的瓷器，是一种以瓷土作胎，胎上雕琢纹饰，素胎生烧的瓷器。反瓷始于明代万历时期的景德镇窑，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盛行，以烧造文房用具多见。制作反瓷的胎土淘炼精，胎质细密，有滑腻感，烧成的反瓷如骨似玉，很受时人欢迎。现代仿品多。
款识——指明清两代景德镇窑烧制的瓷器底部所书的朝代款。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清康熙年制"和"大清乾隆年制"一般称六字款；写"永乐年制"和"雍正年制"的则称四字款。官窑的朝代款有篆书和楷书两种，称楷书款和隶属款，在款周一般都画双圆圈或双方圈。民窑瓷器的朝代款，其字体则以行书为较多。
干支款——指瓷器上用天干地支组合的干支纪年款。我国使用干支纪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以干支年号作为瓷器的底款，始见于明代弘治时期，在清早期和清晚至民国期间较为流行，清早期的干支款以康熙朝数量多见。晚清和民国的干支款识运用普遍，多见于彩瓷画的题跋。传世品有明嘉靖辛酉（1561），清顺治戊子（1648）等纪年款瓷器。
家堂款——指私人定烧瓷器所书写的自家堂号。始于明嘉靖（1522-1566）时，以青花瓷器盘碗较多，所见有东书堂、滋树堂、博物堂、玄荫堂等堂号。清康熙（1662-1722）时比较盛行，青花、五彩等都有，如中和堂、慎德堂、世锦堂、兆庆堂、谦牧堂、世恩堂、拙存堂、常丰轩等，家堂款瓷器沿袭到清末。
私家款——指私人定烧瓷器所书写的名字或别名。清代前期比较流行，如康熙(1662-1722)时的若深珍藏、奇石宝鼎之珍、永庆之珍，雍正（1723-1735）时的安吉居珍玩、坦素清玩，乾隆时的旧畹山房、古香书屋、文甫雅玩等。
王府款——指明代王府定瓷器时底部书写的款识。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子孙相袭为王者多，因之传世与出土青花瓷器中，书写王府款者不少，如德府造用、长府造用、赵府造用、晋府造用、万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潘府佳器、郝府佳器、秦府典膳所等。这些王府定烧瓷器的时间多在万曆(1573-1619)时期。有写甲戌春孟赵府造用者则是崇祯七年(1634)定烧的清代有道光丁未定府行有恒堂製造款者，多为粉彩瓷器。宜兴紫砂中亦有咸丰年定府行有恒堂定烧的茶壶，传世品较少。
篆书款——指明清两代瓷器款识用篆书体者。明永乐(1403-1424)时青花压手杯和白釉、红釉盘碗的款识都用四字篆书体，宣德(1426-1435)以后多为楷书款；清雍正(1723-1735)时颜色釉瓷器从篆书款为多，多印四字篆款，青花多书六字款。
楷书款——指明清两代景德镇瓷器款识用楷书体者。明清两代官窑瓷器以楷书款为主，篆书款只占很少部分。由于分工很细，款识都由专人书写，因此书写的字体大体相似。
堆料款——指清代康熙至乾隆(1662-1795)时珐琅彩瓷器的款识。因字铭用珐琅彩书写后都凸起，以形成堆垛，故名。堆料款有蓝彩和胭脂彩两种，是珐琅彩瓷器款识的主要款式；有青花者，仅用于紫地珐琅彩碗，不属堆料款范围。
吉语款——指瓷器底部所书写的吉祥语。始于明代，多见于民窑青花盘碗或罐的底部，流行于嘉靖到明末。常见的有富贵佳器、长春佳器、玉堂佳器、永享佳器、天福佳器、天禄佳器、富贵长春、德化长春、永保长春、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有些吉语清初仍沿用。
铜口——瓷器口缘或足部有包镶金属的，包金的称"金口"，包银的称"银口"，包铜的称"铜口"。包金属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显示尊贵或豪富，在瓷器上包镶金银，五代末至宋初吴越钱氏进贡或陪葬瓷器中较多，宋定窑及青白瓷也有类似出土物。另一种是为了弥补口部无釉或伤残而包镶铜口，也多见于定窑及青白瓷。
重思“四大发明”：驯化水稻、陶瓷、丝绸更伟大
说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大家都会想起“活字印刷、指南针、黑火药和造纸术”。所谓这“几大发明”首先由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一1626年）提出，他在其《新工具》一书中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Edkins，1823年－1905年）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又加入了造纸术，成为“四大发明”。后来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年－1995年）对这“四大发明”出自中国作出了考证和肯定，从此它们就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明珠，既在世界上扬名，也被国人愉快地接受。
最为人熟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真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吗？
目前的证据表明这“四大发明”的确出自中国，然而，这真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吗？不一定！因为无论是培根，还是艾约瑟、李约瑟，都是以西方中心的视角来阐述和定位
一项技术的重要性，他们自然对那些在近代西方发展上起过比较重要作用的技术格外青睐。然而，如果从中国和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未必如此。
活字印刷由北宋毕昇发明，但这项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很有限。中国在隋朝（约公元600年）发明了木刻版印刷，后来又进步为铜刻版印刷，这个体系在宋朝已经很成熟、使用起来也较方便。活字印刷虽然从理念上来说是革命性的，但发明后产品细节上有很多问题，例如早期活字都是陶胚做的，字体大、容易坏，排版也很费事，使用成本并不比刻版印刷低。更重要的是，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了文字能惹祸的传统，知识分子乱说话有掉脑袋的风险，因此印刷品的内容主要是官方批准的书籍、地方志、族谱、宗教典籍、古代经典，以及个别文人骚客风花雪月的诗集等，市场很稳定。直到清朝，中国常用的仍然是刻版印刷。而在欧洲，15世纪德国人古滕堡（JohannesGutenberg，1400年～1468年）基于活字印刷的思路发明了印刷机，同时宗教革命也在欧洲大地蓬勃兴起，于是革命思想和信息传播就这么干柴烈火般燎原起来了。印刷技术生逢其时，成为推波助澜的工具。
中国人很早就喜欢玩磁，有人考证战国时代河北磁山的人就发现磁石有指南的特性。从目前的证据看，利用磁的指南特性而发明的最早产品是风水罗盘——大约在870年左右由杨公发明。之后，罗盘成为风水师的法宝，在堪舆风水时用来立极定向。使用航海罗盘的最早记录是在12世纪初的北宋末期，元朝时西传，此具大放异彩是在15世纪欧洲人全球大航海开始之后，为欧洲人开疆辟土、称霸全球立下汗马功劳。由于中国不热衷海上探索、甚至闭关锁国，航海罗盘的用处并不大，而风水罗盘至今仍然是很多民间风水师的“饭碗”。
黑火药发明应该和道士炼丹有关。黑火药的一个关键成分是硝，最早的制硝方法由东晋道士葛洪(公元284～364年)记录在《抱朴子·内篇》中。他的另一部著作《肘后方》也很有名，是中国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屠呦呦提取青蒿素治疟疾的灵感来源。据宋朝的《武经总要》记载，黑火药的发明是在唐宪宗时代（约公元800年），早期主要用来做烟花炮竹，直到宋朝才用于制作火炮等武器。在元朝和蒙古帝国时代，黑火药由蒙古人和阿拉伯人西传，后来欧洲人改进火药配方，发明新的枪炮，由此进入现代武器时代。19世纪欧洲人乘战舰铁甲携威力强大的枪炮反攻东亚，黑火药的祖国惨败。
造纸术的确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对中国和全人类莫不如此。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安灞桥纸和甘肃悬泉置纸，都是西汉汉武帝时期（100BC之前）制造的，比东汉蔡伦的纸早两百多年。从技术上来说，西汉造纸术采用浇纸法，而蔡伦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抄纸法，蔡侯纸质量更好。可见蔡伦并非造纸术的原始发明者，只是一位该技术的改进者和传播者。在早期，纸只是作为竹简和绢帛的替代品用来写文书，直到木刻印刷术于隋朝（约公元600年）发明之后，其价值才更为重要。可以说，纸的发明推动和引导了印刷术的发展，也是现代信息社会不可逾越的前置条件，因为无论是中国竹简、还是古埃及莎草纸、古印度芭蕉叶纸和欧洲羊皮纸，都不可能与后来突飞猛进的印刷术相匹配而进入现代社会。因此，造纸术作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当之无愧。
西汉灞桥纸（作者2015年10月摄于陕西博物院）
陶瓷、驯化水稻和丝绸对人类的贡献居功至伟
那么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他能够列入“四大发明”的科学发明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陶瓷、驯化水稻和丝绸。这三项发明不仅古老悠远，它们对人类的贡献更是居功至伟。下面来说说它们的故事。
在英文里，陶瓷就是China（中国），China也是陶瓷。目前最早陶器是在江西万年县一个叫“仙人洞”的天然洞穴里发现的，距今约2万年。有趣的是，江西仙人洞距现代瓷都景德镇只有70公里，可见陶瓷传统在这里源远流长。然而这件早期陶器似乎为孤品，并未触发当地陶器的持续产生，也未造成陶器传播。人们广泛制作和使用陶器是一万多年之后的事了。可见两万年前住在仙人洞里的人已经具备了创造制作原始土陶的能力，周边的地理环境也有合适制陶的黏土，未能持续制陶很可能是因为当时仍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农耕还没有开始，靠采集坚果、水果和狩猎生活的人们对陶器的需求还没有形成。
陶器在中国土地上大批出现大约是新石器中期，约距今7千来年前，那时水稻和粟都已经被驯化种植并逐渐传播了，很多区域的人们已进入农耕社会，有稳定的居家生活，陶器变得很有用。
参观中国博物馆可以看见一条清晰的陶瓷从原始到精美的进化路径。原始青瓷出现于西周，到东汉晚期（约公元200年），青瓷品质显著提高，白瓷首先出现于隋朝（约公元600年），各种上釉技术也一直在改进，让陶瓷变得五彩缤纷。烧制瓷器所需温度比陶器高很多，对窑的要求也很高，还有对原材料（瓷土）和制作工艺也有更高要求，因此中国历史上与陶瓷产业相关的一系列工具和工艺有很多创新，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和完整的产业创新链，直到清朝中晚期仍然领先世界其他地区，而且远销国外。
一般人往往不把物种驯化当成“发明”，其实物种驯化无论是从发明的定义来看，还是从其对人类的贡献来讲都是伟大发明创新。最新的考古和基因研究发现，水稻驯化大约在距今一万三千年前就开始了，于距今8千多年前完成驯化。最早驯化水稻的地区是中国珠江流域中部，这些驯化水稻品种向北传播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后来也传到中国东北地区；向南传播到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地区；向西南传播到印度等地，最后传遍全世界，并逐渐与各地的野生稻种发生杂交。可以想象，在这几千年的驯化过程中有太多先辈有意无意地参与了驯化水稻的活动，不会只是一个叫“神农”的人发明了这一切。
这样费时几千年、旷日持久的“革命”自然不会让身处其境的人感觉轰轰烈烈，所谓“农业革命”其实是后人贴的标签，因为其结果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巨大，可以说无驯化水稻便无中华民族，当然整个世界的人口也不可能达到今天规模。据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超过一半人食用水稻，水稻提供的食品热量在各主食中占第二位，第一是玉米，第三是小麦。从技术上来说，水稻种植比种旱地植物要麻烦很多，于是农民们不得不发明了不断改良的农耕工具，一整套耕种方法和体系随着建立起来，例如水田、浇灌系统等等。可以说，中国以致整个亚洲，社会结构和文化以及人文价值观无不打上了水稻生产的烙印。
中国云南的水稻梯田。这是农民们祖祖辈辈改造自然的杰作，以及为后代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
丝绸是我个人的最爱。最早的丝绸出现在江浙一带，大约在距今约五千年前良渚文化时期就开始其发明历程了。丝绸的制作从养蚕到缫丝、然后纺线织布上色、最后做成各式各样衣物的过程很是费事。与陶瓷一样，中国自古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丝绸产业，为此发明了一系列工具、机器、工艺和艺术从而造出美轮美奂、享誉世界的丝绸品，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丽使者。虽然丝绸自古就是一种奢侈品而非必须之物，一般都是非富即贵者才能享受，但它是如此美妙复杂，得到中国人和全人类的喜爱。
这是我心中的古代中国“四大发明”：驯化水稻、陶瓷、丝绸和造纸术。这些发明让人类祖祖辈辈繁衍增长，过得更舒适，活得美丽动人，并引导人类进入现代信息时代。你何不也忘记他人看重的几大发明，试着从中国的悠远历史中捞出自己心仪的“四大发明”呢？
重思“四大发明”驯化水稻、陶瓷、丝绸更伟大
说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大家都会想起“活字印刷、指南针、黑火药和造纸术”。所谓这“几大发明”首先由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一1626年）提出，他在其《新工具》一书中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edkins，1823年－1905年）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又加入了造纸术，成为“四大发明”。后来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年－1995年）对这“四大发明”出自中国作出了考证和肯定，从此它们就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明珠，既在世界上扬名，也被国人愉快地接受。
“四大发明”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吗？
目前的证据表明这“四大发明”的确出自中国，然而，这真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吗？不一定！因为无论是培根，还是艾约瑟、李约瑟，都是以西方中心的视角来阐述和定位一项技术的重要性，他们自然对那些在近代西方发展上起过比较重要作用的技术格外青睐。然而，如果从中国和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未必如此。
活字印刷由北宋毕昇发明，但这项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很有限。中国在隋朝（约公元600年）发明了木刻版印刷，后来又进步为铜刻版印刷，这个体系在宋朝已经很成熟、使用起来也较方便。活字印刷虽然从理念上来说是革命性的，但发明后产品细节上有很多问题，例如早期活字都是陶胚做的，字体大、容易坏，排版也很费事，使用成本并不比刻版印刷低。更重要的是，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了文字能惹祸的传统，知识分子乱说话有掉脑袋的风险，因此印刷品的内容主要是官方批准的书籍、地方志、族谱、宗教典籍、古代经典，以及个别文人骚客风花雪月的诗集等，市场很稳定。直到清朝，中国常用的仍然是刻版印刷。而在欧洲，15世纪德国人古滕堡（johannesgutenberg，1400年～1468年）基于活字印刷的思路发明了印刷机，同时宗教革命也在欧洲大地蓬勃兴起，于是革命思想和信息传播就这么干柴烈火般燎原起来了。印刷技术生逢其时，成为推波助澜的工具。
中国人很早就喜欢玩磁，有人考证战国时代河北磁山的人就发现磁石有指南的特性。从目前的证据看，利用磁的指南特性而发明的最早产品是风水罗盘——大约在870年左右由杨公发明。之后，罗盘成为风水师的法宝，在堪舆风水时用来立极定向。使用航海罗盘的最早记录是在12世纪初的北宋末期，元朝时西传，此具大放异彩是在15世纪欧洲人全球大航海开始之后，为欧洲人开疆辟土、称霸全球立下汗马功劳。由于中国不热衷海上探索、甚至闭关锁国，航海罗盘的用处并不大，而风水罗盘至今仍然是很多民间风水师的“饭碗”。
黑火药发明应该和道士炼丹有关。黑火药的一个关键成分是硝，最早的制硝方法由东晋道士葛洪(公元284～364年)记录在《抱朴子·内篇》中。他的另一部著作《肘后方》也很有名，是中国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屠呦呦提取青蒿素治疟疾的灵感来源。据宋朝的《武经总要》记载，黑火药的发明是在唐宪宗时代（约公元800年），早期主要用来做烟花爆竹，直到宋朝才用于制作火炮等武器。在元朝和蒙古帝国时代，黑火药由蒙古人和阿拉伯人西传，后来欧洲人改进火药配方，发明新的枪炮，由此进入现代武器时代。19世纪欧洲人乘战舰铁甲携威力强大的枪炮反攻东亚，黑火药的祖国惨败。
造纸术的确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对中国和全人类莫不如此。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安灞桥纸和甘肃悬泉置纸，都是西汉汉武帝时期（100bc之前）制造的，比东汉蔡伦的纸早两百多年。从技术上来说，西汉造纸术采用浇纸法，而蔡伦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抄纸法，蔡侯纸质量更好。可见蔡伦并非造纸术的原始发明者，只是一位该技术的改进者和传播者。在早期，纸只是作为竹简和绢帛的替代品用来写文书，直到木刻印刷术于隋朝（约公元600年）发明之后，其价值才更为重要。可以说，纸的发明推动和引导了印刷术的发展，也是现代信息社会不可逾越的前置条件，因为无论是中国竹简、还是古埃及莎草纸、古印度芭蕉叶纸和欧洲羊皮纸，都不可能与后来突飞猛进的印刷术相匹配而进入现代社会。因此，造纸术作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当之无愧。
陶瓷、驯化水稻和丝绸对人类的贡献居功至伟
那么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他能够列入“四大发明”的科学发明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陶瓷、驯化水稻和丝绸。这三项发明不仅古老悠远，它们对人类的贡献更是居功至伟。下面来说说它们的故事。
在英文里，陶瓷就是china（中国），china也是陶瓷。目前最早陶器是在江西万年县一个叫“仙人洞”的天然洞穴里发现的，距今约2万年。有趣的是，江西仙人洞距现代瓷都景德镇只有70公里，可见陶瓷传统在这里源远流长。然而这件早期陶器似乎为孤品，并未触发当地陶器的持续产生，也未造成陶器传播。人们广泛制作和使用陶器是一万多年之后的事了。可见两万年前住在仙人洞里的人已经具备了创造制作原始土陶的能力，周边的地理环境也有合适制陶的黏土，未能持续制陶很可能是因为当时仍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农耕还没有开始，靠采集坚果、水果和狩猎生活的人们对陶器的需求还没有形成。
陶器在中国土地上大批出现大约是新石器中期，约距今7千来年前，那时水稻和粟都已经被驯化种植并逐渐传播了，很多区域的人们已进入农耕社会，有稳定的居家生活，陶器变得很有用。
参观中国博物馆可以看见一条清晰的陶瓷从原始到精美的进化路径。原始青瓷出现于西周，到东汉晚期（约公元200年），青瓷品质显著提高，白瓷首先出现于隋朝（约公元600年），各种上釉技术也一直在改进，让陶瓷变得五彩缤纷。烧制瓷器所需温度比陶器高很多，对窑的要求也很高，还有对原材料（瓷土）和制作工艺也有更高要求，因此中国历史上与陶瓷产业相关的一系列工具和工艺有很多创新，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和完整的产业创新链，直到清朝中晚期仍然领先世界其他地区，而且远销国外。
一般人往往不把物种驯化当成“发明”，其实物种驯化无论是从发明的定义来看，还是从其对人类的贡献来讲都是伟大发明创新。最新的考古和基因研究发现，水稻驯化大约在距今一万三千年前就开始了，于距今8千多年前完成驯化。最早驯化水稻的地区是中国珠江流域中部，这些驯化水稻品种向北传播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后来也传到中国东北地区；向南传播到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地区；向西南传播到印度等地，最后传遍全世界，并逐渐与各地的野生稻种发生杂交。可以想象，在这几千年的驯化过程中有太多先辈有意无意地参与了驯化水稻的活动，不会只是一个叫“神农”的人发明了这一切。
这样费时几千年、旷日持久的“革命”自然不会让身处其境的人感觉轰轰烈烈，所谓“农业革命”其实是后人贴的标签，因为其结果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巨大，可以说无驯化水稻便无中华民族，当然整个世界的人口也不可能达到今天规模。据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超过一半人食用水稻，水稻提供的食品热量在各主食中占第二位，第一是玉米，第三是小麦。从技术上来说，水稻种植比种旱地植物要麻烦很多，于是农民们不得不发明了不断改良的农耕工具，一整套耕种方法和体系随着建立起来，例如水田、浇灌系统等等。可以说，中国以致整个亚洲，社会结构和文化以及人文价值观无不打上了水稻生产的烙印。
丝绸是我个人的最爱。最早的丝绸出现在江浙一带，大约在距今约五千年前良渚文化时期就开始其发明历程了。丝绸的制作从养蚕到缫丝、然后纺线织布上色、最后做成各式各样衣物的过程很是费事。与陶瓷一样，中国自古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丝绸产业，为此发明了一系列工具、机器、工艺和艺术从而造出美轮美奂、享誉世界的丝绸品，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丽使者。虽然丝绸自古就是一种奢侈品而非必需之物，一般都是非富即贵者才能享受，但它是如此美妙复杂，得到中国人和全人类的喜爱。
这是我心中的古代中国“四大发明”：驯化水稻、陶瓷、丝绸和造纸术。这些发明让人类祖祖辈辈繁衍增长，过得更舒适，活得美丽动人，并引导人类进入现代信息时代。你何不也忘记他人看重的几大发明，试着从中国的悠远历史中捞出自己心仪的“四大发明”呢？
蕴含中国传统文化颜色釉陶瓷的四大特征
五颜六色、璀璨多姿的颜色釉陶瓷，凝聚着中国古代陶瓷工匠的聪明才智，或热烈、或奔放、或沉稳、或雅静，体现出土和火的艺术的真谛。漫长的历史岁月沧桑积淀于缤纷的色彩之中，唐代多彩；宋代理性；元代辉煌；明清华丽。象大树的年轮一样，述说着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元、明、清颜色釉陶瓷，不但色彩斑斓，而且成为中国陶瓷的主流品种之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有四大特征。
一、浓厚的宗教观念
广义的宗教观念，包括对自然和先祖的崇拜祭祀行为，从远古时代即已盛行。历代皇朝还规定了祭祀的礼仪制度，其中包括祭器。明代洪武二年，朱元璋就下令：今后“凡祭器皆用瓷”，自此，陶瓷祭器就成为明清两代官窑的主要品种，烧造数量巨大，作工十分精细。明清皇家祭祀十分频繁，所祀内容有：圜丘、方泽、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等。其中土地、宗庙、社稷、山川为天子亲祀，其余遣官祭告。各种祭祀活动及不同的位置中，需配用不同的颜色釉陶瓷。如天坛正位用青色；地坛正位用黄色；朝日坛用红色；夕月坛用月白色；先农坛、天神坛、太岁坛正位用白色等。
许多颜色釉的名称，也与祭祀相关。如有名的“霁红”，其本意应为“祭红”，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论述颇详：“霁红也，肆考纪明厂窑作祭红，沈阳唐公记今厂器作霁红，而陶俗皆做济红，其实祭红为是。盖宣窑造此，初为祭效日坛用也，唐窑纪霁红，由宣窑霁青推写耳。”由此可知，霁红原为祭红，是唐英将其改写为“霁红”的。“霁”与“祭”同音，只是前者更能显示文采而已。“霁蓝”、“霁青”等名，在纷杂的文献中也常称“祭蓝”、“祭青”，均与宗教祭祀相关。
二、森严的等级制度
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决定着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不许生产，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杀头。《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如此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瓷器的身价，也限制了民窑颜色釉瓷器的发展。
在皇宫中，颜色釉瓷器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清《国朝宫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底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由此可知颜色釉的使用，在等级上是多么森严。官窑严格控制着颜色釉瓷器的生产，为防治技术外传，甚至连残次品都送往京城处理。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曾奏“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建议黄釉及五爪龙瓷器的残次品，押运京城处理。乾隆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残次品押运京城，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浪费，但却保证了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以上可以看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对颜色釉瓷器的影响，一方面是限制了它向民间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皇帝的严格要求，促使颜色釉瓷器经过精工细作，使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三、精湛的制瓷工艺
均匀纯正釉色的烧成，除釉料配方和烧成等因素外，施釉工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不同的造型和釉色品种，元代以后景德镇陶工发明了多种施釉方法，如一般的碗、盘用蘸釉法，大件器物用浇釉法，方器则用笔榻法。为保证釉色均匀，一般颜色釉多用吹釉法，宣德及康熙的洒蓝、嘉靖的回青、康熙的豇豆红等，其特殊的装饰效果，均与吹釉法相关。清人龚鉽诗赞曰
看他吹釉似吹箫，小管蒙纱蘸不浇。
坯上周遮无渗漏，此中元气要人调。
古代陶工用的吹管，是当代喷枪的前身。二者的作用完全相同，能保证釉料均匀地附于器物外壁之上，烧成匀净的釉色。各种施釉工艺均有特殊功能，它们是颜色釉的工艺基础，也是精湛的制瓷工艺的具体表现之一。
颜色釉有高温、中温和低温之分，色釉品种至雍正时，已达数十种之多。但决定颜色釉的呈色剂却只有铜、铁、钴、锰、钛、锑、金等几种金属氧化物，尤其是前三种，是中国传统釉色的主要呈色剂。同一种金属氧化物，利用温度和焰性改变其分子结构，可烧出不同的色釉品种。如氧化铜在氧化焰中可烧成绿色，如果在还原焰中可烧成红色。而铁的氧化物，在还原焰中可烧成青绿色，在氧化焰中可烧成黄色或酱色。如果提高氧化铁的含量，再配上钴、锰等金属氧化物，更可烧成黑色。这其中的奥妙，取决于釉料配方的调整和烧成技术的纯熟程度。古代勤劳智慧的陶工，在实践中准确地掌握了各种釉料的变化，得心应手地调制出各种釉料配方，纯熟自如地驾驭了烧成技术，创造出数十种色彩缤纷的颜色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至今仍令世人叹为观止。
四、富于观赏的审美情趣
颜色釉瓷器色彩缤纷，五颜六色的色彩变化能使人从中品味出深沉的文化内涵，后人一向推重宋瓷，而宋瓷的主流就是单一的颜色釉瓷，五大名窑均以釉色取胜。元、明、清颜色釉瓷更显示出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条：
1、巧妙地利用缺陷，反丑为美
釉面的裂纹、斑点等，本都是烧成的缺陷，但经陶工之手，反丑为美，均能成为极富装饰性的特殊颜色釉品种。如哥窑的大小开片，本是因釉的收缩率大于胎的收缩率而出现的一种严重缺陷，但陶工巧妙地应用这种缺陷，使之形成各种有规律的大小纹片，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明清仿哥窑产品很多，直接继承了这种传统。再如清雍正时出现的窑变花釉，本是仿钧釉不成功时，釉面出现的人工难以控制的窑变现象，但陶工善于取势，顺其自然流淌，反而创出变化万千的窑变花釉的新品种。再如豇豆红釉的绿斑点，厂官釉的黄斑点，均是烧成时出现的缺陷，但陶工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反增加了釉色的韵律变化，令人回味无穷。
2、均匀中的变化
均匀纯正是颜色釉的基本要求，但中国传统颜色釉追求的却是均匀纯正中的变化，以自然的工艺变化，增添颜色釉的韵律和节奏感。如宣德红釉棱形洗（图），外壁施均匀纯正的红釉，但口沿及棱角处却露出胎体本色的洁白色，十分整齐规整，俗称为“灯草口”、“出筋”，红白分明，对比强烈，使均匀纯正的釉色给人一种富有韵律的美感。再如雍正青釉鱼篓罐（图），外壁施用粉青色釉，呈色均匀稳定，但仿鱼篓的弦纹却使釉色产生了一种节奏感。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均可说明中国传统颜色釉在完成均匀纯正的基本要求后，追求均匀中的变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3、釉色与造型的统一
不同的釉色，配用相适应的造型，方能充分体现釉色本身的美感。元、明、清颜色釉产品十分重视釉色与造型的统一。如高温铜红釉有霁红、郎窑红和豇豆红之分，其特征分别为沉稳、奔放、素雅。传世品中沉稳的霁红釉多与大小适中的瓶、壶、炉、洗等结合；浓艳奔放的郎窑红则多与大件的瓶、罐等相结合；素雅柔润的豇豆红则与小巧的瓶、洗、盒、水丞等文具相结合。再如窑变花釉，色泽浓烈，传世品中多为大、中件的陈设用瓷。而胭脂红釉色泽淡雅柔和，传世品中均为小件的碗、盘、瓶等等。总之，色彩丰富的颜色釉，与相适应的造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颜色釉的天然丽质，体现出中国传统颜色釉高雅的审美情趣。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颜色釉斑斓的色彩中，极富观赏情趣，使人引发高雅的审美体验，领悟到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就是颜色釉陶瓷受人喜爱的根本原因，也是它能成为中国陶瓷主流产品之一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