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这个陶豆包括上边的钮下边的圈足有30厘米高。豆本身的直径近20厘米，造型古拙敦厚。特别说它是汉代的陶豆，是因为豆作为一种食器，古已有之，如同鼎，鬲，敦同为古代食器；尊，斛，觚同为古代饮酒器，它们都曾经是青铜器，只不过随年代变迁制作工艺制作材料不同而略有调整变化。
《说文解字》解释说：“豆，古食肉器也”，据说最早放置肉酱。豆有两部分组成，上方有盘，盘上有环钮；下边有校，上下合在一起，就可做盛器。铜豆在商代还很罕见，至西周形象为浅腹，无盖。春秋时期，出现了腹部带有双环的豆，数量大有增加，做功也日渐精细，有的还错些金银，嵌上红铜做装饰，甚至还装饰着狩猎图像。战国时代的豆，又不一样了，豆的腹部加深。至汉代，就有了图上这样的陶豆了。
青铜制作变成泥陶制作，固然是时代不同了，可是尤其陶食用器，饮酒器，常常令人疑惑，陶器不会渗水吗？而且还有陶器的蒸煮器，能用来盛水蒸煮吗？还是仅仅作为明器用作墓葬呢？
有一日喝茶，我对手中的宜兴紫砂壶忽然解疑释惑了，紫砂壶也是陶器，不是一样用来盛水泡茶吗？转而又想紫砂是特别的细腻的细泥，渗透性特高，才能制成壶，汉代的陶制品未必都用那么好的泥制作。可是，可能就是发现了陶制品的缺憾，所以东汉时期才有绿釉黄釉的出现，后代也才有防水的瓷器呀，宋代竟然有宋瓷，元代竟然出现了元青花瓷器，不仅实用，更是艺术化起来了。
人类的发展就是这样充满无限的创造和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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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先楚时期的古陶
一
楚渊源甚早，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的黄帝时代。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楚就成为一支与立国中原的商人均势力敌的劲旅。《诗经·商颂》篇中记载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和“维女荆楚，居国南下”等语。这证明商时确有“荆楚”，而荆楚又以强大的社会力量居处于我国南部。据《左傅》（照公十三年）记载：“楚右尹子革对楚灵王讲到他们的祖先熊绎是“辟在荆山、荜露兰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这就清楚地说明最先是辟处于荆山。而楚的祖先源于我地区的当阳至枝江一带之说，可见证于唐代张守节《正义》引《左传传例》中说：“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也”。按照古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种文化的发展总是沿着河流而发祥的。熊绎的“辟在荆山”很有可能就在荆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即当今宜昌地区当阳县至枝江一带，丹阳可能在此附近。
根据目前宜昌地区十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及古窑遗址所发掘的大量陶片、陶器等，已经找到了相当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几个阶段的原始社会文化。这就是湖北省宜昌地区相当发达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即大溪文化（据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3825~2405年）、屈家岭文化、（据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2550~2195年），以及一种发展阶段类似于龙山文化的“湖北龙山文化”，宜昌地区称为“季家湖文化类型”。
这三个文化层的内涵实际是个时间的观念（距今约4500~6000年）—新石器时代，它们实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文化系列，文物界因其时间早于春秋战国时的楚国。而从其分布的情况及器物的型制风采来考虑。这个文化系统应当就是楚国文化的祖先，本文把这文化系统的陶瓷称之为“先楚古陶”。
二
宜昌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季家湖文化类型，这一文化系统中的每一文化层，从器物的造型、工艺制作及装饰手法上，一方面继承和保持了前一文化层的很多因素，另一方面它们又各自随着生产的发展产生了若干新的因素和特点。而这些又都是下阶段广泛发展的东西。
1． 各文化时期古陶的主要特征及工艺情况
① 大溪文化时期：
早期陶胎厚，陶胎泥质结构颗粒粗大。绝大多数为红陶并上了鲜红陶衣，且陶衣层厚，易剥落，器型比较简单，彩陶数量少。
中期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有所增加，彩陶较多，并出现薄胎彩陶。陶土经过陶洗后，细而纯净的用作饮食器等，为细泥陶。大型器物或炊具等渗以粗砂以提高制品的强度及改善其成型性能和烧成性能，称为夹砂陶。对炊具类器皿有的还渗以植物碎末或稻谷等，使制品通过烧成后，坯体具有一定气孔率，而提高其热稳定性，适应使用性能。
晚期仍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显著增加。出现薄胎小型黑陶和橙黄色的陶器，彩陶大量出现，且纹饰精美，其风采与仰韶文化相比迥然有别，而大放异彩。
制陶法：早期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及手捏法，后期多为轮制法。器壁厚薄均匀，器体内外有制陶时留下的同心圆的痕迹。这种轮制法的普遍出现，大大提高的生产的效率，并由慢轮逐渐转为快轮制坯。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质量也不断地提高。
装饰手法：有刻划法、戳印法、弦纹法、附加堆纹法、浅浮雕、镂孔法或画彩来进行装饰即彩绘法。彩绘有黑泥绘于红胎、白泥绘于黑胎、红泥绘于黑胎或三者兼绘。
烧成温度较低，一般为700~800℃，所以胎质结构疏松，强度较低。发展到中晚期时，火候逐渐提高，胎质微密度增加，出现薄胎器型。
典型器型有：碗、豆、钵、盘、杯、彩陶直筒瓶、器盖、鼎足、罐、缸、圆足镂孔器及陶珠、陶杯等。
② 屈家岭文化时期：除尚有泥质红陶外，多为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并出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蛋壳彩陶。其中薄如蛋壳的彩陶器，陶胎仅1~2毫米厚。外饰以精美的彩绘纹样，其艺术之精湛，制作之精美，不难看出宜昌地区屈家岭时期的制陶工艺，在大溪时期基础上出现了新的飞跃，并且灰陶大量出现。
制陶法：一般器物均为轮制法。
装饰手法：因袭了大溪时期的部分装饰手法，如戳印法、弦纹法、镂孔法、附加堆纹法及彩绘法等。一般由两种纹饰组成各案刻划在器的颈部或腹部上。彩绘以黑红两色为主，常多为内彩；彩纹有网格纹、棋盘格纹和旋涡纹等；有些彩绘不用线条而用晕染的办法显出浓淡层次。
烧成火候较高，一般达1000℃以上，胎质结构致密，陶质坚硬。器物有蛋壳彩陶碗、杯、盘、高柄杯、豆、钵、盆、瓶、盖钮器物、把、釜、甄、鼎、罐、壶形器、缸、瓮、陶球及纺轮" target="_blank">彩陶纺轮等。纺轮一般为泥质黄陶，有米黄色陶衣，素彩兼有。其纹饰有：八挂纹、同心放射纹、几何纹。彩陶纺轮是屈家岭文化最富特征的器物之一。
③ 季家湖文化时期：
目前在所发掘的古遗址及古窑址中，该文化层的陶瓷被破坏较多，故出土的陶瓷数量不及前二者丰富完整，尚且无系统的整理。但就其主要特征仍因袭于大溪时期和屈家岭时期的文化特征。此时期的陶器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制陶工艺不断地提高，在高温时能采取一定的方法。如渗碳法、还原法已普遍使用，使陶坯中氧化铁还原陶质变为灰色。所以此时期以灰陶为主，但仍有红陶、黑陶等产品。一般器型以快轮法成型；装饰手法仍多采用拍印法，附加堆纹法；纹样装饰趋于简单，但图案细致规整，器型趋于规范化， 以提高其生产效率；火候高质地坚硬。典型器物有：竹节把豆、高柄杯、瓦纹罐等。
现列表概括说明如下：
2． 先楚古陶的器型及装饰特点
先楚古陶初期造型简单、粗糙、不规整。随着社会的发展采用轮制法后，器型趋于规范化。厚薄均匀，圈足器发达，平底器较少，把耳器少见；造型线条挺拔有力，并富于变化，圆中有棱，稳重大方。
器型表面打磨光滑，早期多为素面饰以红陶衣。中晚期纹饰由简单到复杂，纹饰的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可分为十类：①弦纹；②划纹；③压印纹（拍印纹）；④附加堆纹；⑤镂孔；⑥戳印纹；⑦浅浮雕；⑧绳纹；⑨方格纹；⑩长纹。
一般多是由几种纹饰组成各案，施加在镂孔圈足器、瓶、缸、罐等器皿上。如斜方格几何纹、篦纹、戳印纹与弦组成各案；弦纹与方格纹组成各案；弦纹、篦纹、镂孔与编织式的“人”组成各案；镂孔、几何斜方格与弦纹组成各案；圆镂孔和连点纹组成各案。
彩绘多数是红底黑衣，朱绘黑陶，也有少数黑、白、红三色绘等。彩绘的纹饰母题有平行线纹、宽带纹、草叶纹、平行线夹“人”字纹、圆点勾叶纹、谷稻纹、弧形纹及波浪纹等。
这三个文化时期的陶器特征既是一脉相承的，即宜昌地区屈家岭文化延续了本地区大溪文化的传统，宜昌地区季家湖文化又延续了宜昌地区屈家岭文化的传统，但它们又代表了各时期的不同个性。这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可能吸取了其它氏族部落的陶器特点或其它部落吸收了它的。如宜昌大溪中期的彩陶直筒瓶、折口圈足盘、彩陶钵、圈足豆等，及部分彩陶纹饰，如采饰的平行条纹、平行线夹“人”字纹、亓叶纹、弧纹等，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同类器物很相似。而如圈足加两组对称的“梅花”镂孔盘、筒管圈足豆形器、颈部和顶部加有一大一小三组对称的长方形镂孔盖钮、小圆锥形鼎足、扁铲形加未透镂孔盖的鼎足、尖底深腹缸等等、及由弦纹篦纹镂孔与编织式的“人”字纹组成各案、镂孔斜方格几何纹与弦纹组成图案等。以上这些特点在其他地方是少见的。又如敛口圈底钵、曲腹盆、尖底瓶口状盖钮及彩纹纹饰中的圆足勾叶纹、花瓣纹、三角纹等都具有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特点。宜昌地区屈家岭时期的部分器物，如蛋壳彩陶碗、杯、镂孔圈足器、彩陶纺轮等与汉江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而敞口仰腹碗、壶形器、鼎、罐等都接近京山屈家岭。季家湖文化时期的高柄杯是山东龙山文化所没有的，但竹节把豆、瓦纹罐及其陶器纹饰，如方格纹、附加堆纹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特点基本相同。
另外，以先楚古陶与仰韶文化、青莲岗文化的陶器相比较，不难看出人们对美的喜爱，色彩、纹饰、图案、器物造型的风格等诸方面的崇尚都受着各自的材料的特点、各地区不同的风俗习惯等等原因而表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
以胎质色彩而论，先楚时期的陶器胎质多是红、黑、黄、灰等并多色饰红衣；仰韶文化陶器则多红、橙红色、灰色和黑色胎质，施红或白色陶衣；青莲岗文化陶器胎质红色，晚期有黑灰陶施红色或者白色陶衣。
以纹饰、图案的艺术特色来看，先楚时期的陶器喜用弧形纹、方格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绳纹、镂孔、人字形纹、戳印纹等等。其中戳印纹较流行，花样组合多变，一般都是由几种纹饰构成图案。其艺术特征为意蕴含蓄，纹饰图案格局合理，手法巧妙而见长。仰韶文化的陶器喜用象生纹、几何纹。象生纹有动物纹、植物纹，如鱼纹、鸟纹、蛙纹和人面纹等等。艺术上则以其图案、纹饰种类丰富，富于变化，线条园润流畅，典雅大方而取胜。青莲岗文化的陶器喜用指甲纹、划纹、弦纹、园点勾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细线组成的网格纹等等。艺术风格上以其端庄秀丽，简洁大方而别树一帜。
再以器物的形制特征来分析，先楚时期陶器器型主要特征为：器物最大腹径一般都居中或偏下，造型多用直线，所显示出的艺术特征是挺括、俊丽、浑厚扎实的独特风格。仰韶文化的陶器器型特征是一般最大腹径都偏上，造型线条富于变化，多用丰富的曲线，表现出其独有的厚重丰满、雄浑有力的器物造型的艺术个性。青莲岗文化的陶器器型乃以其秀丽端庄、灵巧华美、简洁概括的表现手法和形式而区别于仰韶文化。
可见先楚古陶既有自己强烈的艺术特色，但又与其它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正是后来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历史背景。
三
从宜昌地区先楚时期古陶的情况，充分地说明了奔腾万里的长江它所经过的地方和古老的黄河流域一样，也是哺育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如何对待继承优秀的民族精华已成为我们圣神的职责。
根据宜昌地区陶瓷行业的情况，有部分是继承了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工艺，如至今生产的缸、罐类等，仍沿用拍印纹、附加堆纹、弦纹压印纹、线浮雕等，及陶胎施色泥、彩绘等装饰手法。在成型工艺上，轮制法以其用现代机器所不能取代的优越性，仍然保持着其一席之位。在原料的配制中，大型器型仍需渗入石英砂等脊性原料，以改善其成型性能及烧成性能；对于热稳定性要求高的制品，仍要通过工艺处理使其保持坯体的气孔率等。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工艺已失传。如很多精湛的装饰纹样需要我们去发掘、整理、提高和应用；有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研究、继承发扬的，如蛋壳彩陶的精湛工艺制作等等。
东汉时期的红陶楼阁
汉代公元前206—22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政治上独尊儒术，按儒家经典拟定朝仪、丧葬制度等，就陪葬人俑数量也按等级给予丧礼规定。
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旧式陶礼器显著减少以至绝迹，东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炫耀地主庄园经济以及依附农民、奴婢的成套模型明器和画像砖、陶制楼阁和城堡模型大量出土。其中陶制楼阁的数量和形式很多，主要出于东汉墓内，其随葬陶器的数量之多和品种之广，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代墓内随葬的陶器，其中一部分实用器，绝大多数为明器，而且由于地区、墓主和时代早晚的不同，随葬陶器的形制、种类、数量也有差别。江南的广东地区，汉武帝消灭南越以后，随葬于东汉时期大量的陶屋模型，与中原地区差别明显缩小。该楼阁高27厘米，底座为16×18.5厘米，共分两层，由上下屋身、屋顶、底座和平座栏杆四部分组成。下屋身设一前门和一刻划后窗；上屋身设一门三透窗，屋壁上印有麻布状方格纹和绳纹。上下两层以横竖梁插栱支撑屋檐，出檐大，四周有回廊。屋顶为庑殿式，屋面平直。四个屋角和屋顶横脊略有起翘。楼阁门前捏塑有两位侍卫俑，阁内塑坐一官吏俑，用利器刻眼、鼻、嘴，用木片划阴线表示衣纹，用手捏成身躯，体态合理，造型生动。楼阁的整个结构技术满足了大出檐屋面遮阳、避风、防水和凭栏眺望的需求；向上逐步缩小的框架结构，使楼阁造型稳固，收进与挑出的轮廓线节奏分明。总之，高层楼阁的出现，逐步替代了西汉及汉以前夯土筑台建屋的建筑形式，标志着建筑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创造了中国楼阁式建筑的特殊风格，实为不可多得的古代建筑实物佐证。
汉代铅釉陶
铅釉是在釉中加入铅，以铅的化合物作基本助熔剂，在700℃左右开始熔融。铅釉釉层清澈透明，表面平整光滑，其着色剂是铜与铁，在氧化气氛中烧制呈现出绿、黄、黑、褐等色。其中绿色釉较常见，有深绿、浅绿、翠绿、黄绿等，颜色鲜艳，光彩照人。
汉代的铅釉陶首先发现于陕西关中地区汉武帝时期的墓葬中，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釉陶，黄河流域及湘江、赣江以北地区的汉墓中均有铅釉陶出土。这些铅釉陶全系殉葬品，器型有鼎、盒、灶、作坊、楼阁、奁等。这些器物胎体呈砖红色或较砖红色略深，可能是由于氧化铁的含量较高。胎质疏松，有的含有杂质，加上烧结温度低，吸水性强，实用性较差，这就导致了汉代铅釉陶虽然发展普遍，但多数器物却用于陪葬。在这些陪葬的器物中，博山奁最为特殊，这种奁盖为博山形，间饰动物纹饰，有朱雀、龙、羊、虎等，奁身呈筒状，直口，三个兽足，奁身有虎、鹿、熊、朱雀、山峰、祥云等纹饰，两侧带有铺首衔环。这种器物造型与纹饰在汉代非常流行。两汉时期，道教主宰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渴望求仙得道，长生不老。博山在人们心目中象征着蓬莱岛上的仙山，鹤、虎、龙、朱雀等都是幻想中仙界的动物，以此来装饰器物，既表达出人们丰富的想像力，又具有浓厚的艺术性。
如果仔细观察，某些铅釉器物的表面，有一层银白色的光泽，我们称之为“银釉”。它的形成是由于铅釉陶在地下长期埋葬的过程中，釉中的某些物质被水和碳酸气腐蚀分解而出现的层状沉积物。这种银釉有的呈明显鳞片状，有的则呈有珍珠光泽的粉末状。当器物受腐蚀严重时，器表釉层往往被银釉代替，有的深及陶胎。
现在铅釉陶的赝品时常出现，与真品相比，其胎质过细，有的呈粉红色或黄色，有的以砖红色涂料涂抹于胎体上，用水一擦，色彩即脱落。某些赝品器表的银釉，是以涂抹盐酸的
方法而成，在放大镜下观察与真正的银釉结构完全不同。
汉代铅釉技术的发明，不仅为唐三彩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也为釉上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清时期的重庆荣昌陶器：安陶
2-1宋代沥彩壶图
2-2壶底部
在四川盆地中南部的重庆荣昌县，有一个小镇因制陶业发达而闻名于世，它就是安富镇，清代以前叫磁窑里。安富镇的陶瓷业自宋代以来就很发达，从安富镇往东3公里处的垭口村，就有重庆涂山窑系成员之一的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这里宋代制作的黑釉瓷盏修胎精细，釉面乌黑光亮，纹脉丝丝如蝉翅，足部多有深色护胎釉，盏腹较深，口沿内部有唇边，是社会上层用的斗茶佳器(图1)。2005年重庆文物考古部门对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大量宋、元陶瓷，同时在安富陶瓷厂一带发现明、清龙窑6处，阶梯窑、平窑遗址18处。从宋初到近现代，安富镇的窑火千年不熄。特别是明、清、民国乃至近现代，这里生产了许多绚丽多姿的釉陶和素烧陶制品，其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精品，安富镇是我国民间工艺美术陶器的著名产区之一。因此，重庆荣昌跟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一起被誉为我国三大陶都。荣昌安富镇陶器(简称安陶)又跟江苏宜兴、云南建水、广西钦州陶器一起被称为我国四大名陶。
荣昌陶器制品种类很多，有民间生活常用的坛、罐、缸、盆、钵、瓶等，也有茶、酒文化不可缺少的壶、杯、盏等，还有文房用的笔洗、水盂、砚滴、笔架、高足灯等，更有民俗文化中常出现的炉、动物造型、鸟食罐等，此外还有建筑装饰构件等。有的大缸即可养鱼，又可消防，还可作为工业用容器。总起来看，荣昌陶器制品有粗细两大类，细者小巧典雅，粗者雄浑大气，都具浓厚的地方特色。装饰方法有：素面刻花或诗文；红胎饰浅色化妆土或用白泥制作花纹，花纹有刻花、点画花、剪纸贴花、雕填和粑花(即模印贴花)、沥花等；把红胎或白胎器物做成单色、多色或彩绘釉陶，其釉色及彩色有朱砂、西绿、红丹、乳白、月白、紫、黄、黑、电光砂金、条纹黑釉、各色钧釉及窑变釉等多达一百多种，真可谓百花吐艳。荣昌陶窑炉温约900―1200℃，常用烧成温度为1100―1180℃。因此，荣昌陶器具有陶和瓷的双重性。
荣昌陶器如此绚丽多姿，除了多年的技艺积累外，还得益于丰富的优质资源，根据当地的资料，安富镇境内的陶土矿带长15公里，宽2.5至4.5公里，平均厚度1.2米，陶土总储量约为8000万吨。泥色为红色和白色。其中白泥含二氧化硅74.6%，三氧化二铝12.15%，三氧化二铁1.2%，氧化钙1.43%，氧化镁0.85%；红泥含二氧化硅61.73%，三氧化二铝17.69%，三氧化二铁7.44%，氧化钙0.57%，氧化镁0.64%。泥料质地细腻，可塑性好，含水率、烧失率低，烧结范围较宽，可以单一原料制作成型，是极佳制陶原料，而且埋藏浅，地层稳定，极易开采。其中红色陶泥的主要化学成分跟江苏宜兴紫砂陶泥几乎一样，宜兴紫砂陶泥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51.91―64.45%，三氧化二铝17.85―24.12%，三氧化二铁2.58―9.42%，氧化钙0.22―0.71%，氧化镁0.12―0.86%，烧失量5.50―11.33﹪。也许正因为如此，收藏界有时称荣昌细陶为紫砂。
荣昌安陶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现代，在民间工艺美术陶器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2010年初，安陶工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汉代砖
汉代时，砖的种类和纹饰更加丰富，其颜色有青灰、褐色等，形状有长方形、楔形，江西于都汉墓还出土有斧形砖、子母口砖等。砖的纹饰有菱纹、水波纹、叶脉纹、变形云雷纹、绚纹、回形纹、同心圆纹、钱纹等各种几何纹，还有的砖带有吉祥语，如“富"、“贵"、“宜子孙"等。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出土的砖面上有押捺的手印和刻画的屋形图案，可能是工人当时在制坯时随意刻画的。
从西汉中期开始，画像石与画像砖日益兴盛。画像砖有空心砖和实心砖，多用于墓室门的立柱、门楣、门扉及墓室墙壁上。砖面上模印各种图像，内容有双龙穿璧，及泅水捞鼎、二桃杀三士、狗咬赵盾、后羿射日、西王母、车王公等历史故事；反映现实生活的有车骑出行和舞乐百戏(包括唱歌跳舞、戏车表演等)。还有执戟盾的门吏及龙虎、马牛等各种动物。这些图案画面生动活泼，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强烈地表现出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画像砖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技法上有高浮雕、浅浮雕、阳线刻及阴刻施阳线条等；在图案表现上有一砖一模或在一块砖上以小印模一模一图模印出不同的内容等。
中国古建筑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而砖瓦在建筑上的运用，对建筑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由于经过烧制的砖具有强度高、耐磨、耐水浸等特性，因此它最早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古代建筑的防水及易于磨损的部位。到汉代，砖不但在建筑等方面被运用，还在地下墓葬广泛运用，且砖本身的装饰性和艺术性逐渐增强，汉画像砖、画像石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装饰技艺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汉代陶器的种类特点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生产的陶器。制陶手工业在汉代得到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泥料的选择和配制越发精细，无论是泥质陶还是夹砂陶，无论是饮食器具还是储藏类巨型用具，都比较精细，成型规整、实用。器物上或刻或划，或施彩或上釉，装饰相当美观，以后历史时代的日用陶器很少能与汉代相比的。汉代日常用陶大多数是灰陶，在烧窑后期，还原气氛控制比较好，灰色浅淡而均匀，质地坚实耐用。此外还有红陶和黑陶，黑陶烧成温度较低，属于软陶，各类日常用具为硬质陶，软陶虽然制作精致，装饰讲究，但不实用，往往作为陪葬的冥器。汉代地域辽阔，各个地区工艺传统、生活习俗和原料质地的差异，造成了器物种类、造型结构和装饰风格的诸多不同。例如，关中地区经济最发达，文化教育水平最高，消费层次也最高，因此陶器质地精良，日用陶器有豆、盆、碗、钟、筒杯、勺、盘、缸、甄、釜、小壶、茧形壶、扁壶、钵、罐等。此地区礼仪制度最完备，盟器种类也较多，包括仿青铜鼎、彝等庄重器形，体现财富的陶仓、陶囤及表现六畜兴旺的各种家禽动物形象。装饰陶器的花纹多为变形回纹、三角纹、涡纹、龙纹、虎豹纹等。洛阳以东的关东地区，制陶业也很发达。人们的日常用陶以灰陶为主，器形有罐、壶、尊、洗、瓮、盘、碗、勺、筒杯、甑、釜等。为适应当时厚葬的需要，一些质地较软的器物如盒、盘、案、杯、鸡、狗、猪、羊、住宅、圈舍模型大量生产，并逐渐成组出现，时代变化明显，为汉代陶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陶器装饰华丽，有弦纹、刻划的三角纹、连环纹、齿纹和用模范印制的动物纹、拍印的绳纹以及彩绘等。湖南长沙等南方地区陶瓷生产也很发达，实用器皿有壶、罐、碗、钫、、盒、盆、釜、甑、长方炉、博山炉等，质地坚硬、厚重。盒类器物生产很多，规格大中小各种型号均有，陶壶大多无盖，陶鼎的三足做成矮而壮的兽蹄型。随葬冥器有灶、仓、井、房舍、猪圈模型。装饰色彩很鲜艳，图案复杂而生动。汉代南海郡管辖的广东地区，除生产上述地区一些实用器形，还有一些富有明显地方特色的产品如瓮、双耳罐、提筒、四联罐、五联罐、、小、壶、匏壶、温壶、钫、盒、敦、小盒、三足盒、三足罐、三足、四联盒、碗、盆、甑、釜、豆、鼎、三足格盒等。生活用具中灰白色的印纹硬陶占多数，容器坚硬、灵巧，很适用。印纹硬陶炊器只有鼎、釜、甑3种，讲究装饰，仅几何形纹饰就有70余种。还有弦纹、绦纹、镂孔、篦纹，以及刻划和戳印的文字记号。作为冥器的泥质陶器上多施彩绘。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边陲地区，制陶手工业也相当发达，许多器物品种与北方中原地区相似，如圜底釜、侈口束颈罐、鼓腹壶等，质量不逊于北方。质地比较疏松，形体高大的舞蹈俑、说书俑、抚琴俑、庖厨俑、待立俑和各类家畜家禽陶塑，有的自然写实，有的简练夸张；有群体，也有个体，造型都很生动。这类制品是西南地区所特有的。
简介汉代釉陶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生产的表面施釉的陶器，又称铅釉陶。以普通粘土为胎，胎多呈砖红色，釉色为浓厚的棕黄色或深绿色，也有浅线、赭色、酱褐色。棕黄色釉出现较早，绿釉出现较晚。大多数施单色釉，个别施复色釉。烧成温度为800℃左右，汉代釉陶最早发现于陕西关中地区西汉墓中。东汉时釉陶流行范围扩大，西起甘肃，东至山东，北到长城地区、南达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大量考古资料证明釉陶只见于墓葬中，说明是作为冥器而随葬的。其主要器形有鼎、钟、壶、盘等仿铜器，也有人与鸡、狗等动物的形象，还有大量的仓、井、灶、水碓、磨、作坊、楼阁、池塘、碉楼等模型。其中大型楼阁有5层，高1.05米。汉代釉陶的制法有轮制、范制、手捏等。壶、钟等规整器形采用轮制成型；楼阁等结构复杂者多作范制，然后通过粘接成型，类似鸡、狗等小型塑像均用手捏成型，釉陶因为作为冥器随葬，所以制作工艺较粗糙，只求轮廓，不注重细部刻画。纹饰主要有弦纹、水波纹、植物树木纹、变形云纹及人物舞蹈和龙、虎、猴、熊、鸟等动物纹，形象活泼，线条流畅。釉陶能在低温下烧成，主要原因是釉中含有大量的铅，因铅有化合物在700℃时可以熔融。釉陶的着色剂为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中铜能使釉呈翠绿色，铁则呈现黄褐色和棕红色。又由于铅釉的折射指数比较高，高温下粘度小，流动性大，熔融性强，因此釉层中无气泡或其他残存结晶体，使釉色清澈透明，富于装饰性，釉陶是低温烧成、其胎不能烧结，故胎与釉结合不紧密，胎质疏松、釉层经摩擦或遇潮易剥落或变质。如铜绿釉在潮湿的墓中釉面受到溶蚀，溶蚀的沉积物浮于燠表，经长时间一层层积累变厚。因光线的干涉作用会产生银色光泽，被称为“银釉”，可用刀片轻轻刮掉而无损于釉质。低温釉陶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项重要成果。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釉陶工艺，在铅釉中加入适量的钴或锰，使釉色变蓝或变紫，形成三彩釉，更加丰富发陶瓷的装饰手段。
陶的传说
陶瓷的发明是人类社会伟大的事件之一。在中国，凡是古代重要的发明，往往把它和“圣人”联系在一起，把这发明本身也当作“圣事”或者“圣迹”。这一点，在《考工记》里记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
陶的发明，也同样被称作“圣人”之作，当作“圣事”，“圣迹”。这在众多古籍中，记载着有关圣人发明陶器的传说。
女娲：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始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土作人。”
神农：神农制陶器的文献，记载在《周书》一书中。据清马啸《经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而种之，作陶冶斤”。清朱琐所著《陶说》卷二引《周书》：“神农作瓦器”。宋《太平御览》卷八百之十三亦引《周书》“神农耕而作陶”。
舜：《墨子·高贤下》载：“瓦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其它如《韩非子·难》也有类似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宁封子：据《列仙传》载: “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炉，犹有其骨。时人葬其于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
以上就是专家摘录的有关陶器的传说，欢迎大家来预订陶器。
汉代陶瓷艺术风格
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出现虽然晚于日用陶器，但是，从雕塑艺术发展史来看，它乃是中国古代雕塑的前驱。
陶塑艺术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一直至唐代，不仅佳作连年问世，而且高峰迭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石器时代直至汉唐的陶塑艺术，代表着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主流。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已颇具艺术魅力。夏商时代的陶塑艺术又有了显著的进步，以极其简练的手法，出色地塑造出日用陶器的造型。进入战国时期以后，由于厚葬风气的盛行，陶塑的主要用途便发生了变化，它从欣赏品衍变为随葬的冥器，它的品种随之不断扩大，制作方法日趋丰富。因此，在战国、秦汉乃至于唐代，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陶俑。陶俑是代替活人或动物殉葬的一种冥器。秦代陶塑突显活泼、开朗、写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秦始皇陵出土的7000兵马俑，个个如实塑制，充分显示出秦代陶塑高超的雕塑技艺。秦始皇陵兵马俑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形象之逼真，史无前例，开创了我国雕塑史上纪念性大型群塑的先河。
汉代时期的陶塑艺术，在我国陶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汉代前期，陶塑艺术明显继承了秦代陶塑艺术风格，形体比较高大，注重细节雕画的质朴，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明快洗练的写实风格。在题材上，就地下出土的陶俑所见，多为军阵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的时代特点。西汉中后期，反映追求生活享乐的各种陶塑在墓葬中普遍发现。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注重体现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东汉陶塑艺术，较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陶塑的题材更加广泛。正因为汉代陶塑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所以它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及阶级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汉代陶塑简朴豪放的造型，不仅开拓了作品内在的容量和其外的蕴义，而且作品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力量和蓬勃旺盛的生机。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刘彻以其雄才大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措施，改革制度，巩固和发展了秦始皇创立的统一事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奠定了后世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基础。伴随着国家的统一，此时期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各民族之间亦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汉代陶塑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正是与空前统一而稳定的政治局面及经济高潮相辉映的，它是气魄宏伟、风光壮丽的汉代文化高潮的一种具象反映。
汉代人物的陶塑，不求形体的逼真和细节的雕琢，而是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神韵，倾力于动势的追求，通过大轮廓古拙简朴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再现人物的内在神韵和非凡才华。汉代动物的雕塑，也体现了这种寓巧于拙的简朴浑厚的艺术风格。汉代动物陶塑种类之全，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也是罕见的。汉代陶塑模制现实生活中的建筑设施的式样之全、构造之细，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它们都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建筑物的风貌。生活用具井、灶、灯、炉和交通工具牛车、马车和船舶等陶塑，无一不是如实模制。
汉代陶塑制作在器质、品种、产量、装饰技法等方面都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就器质而言，有灰陶、硬陶、铅釉陶等，就品种而言，仅湖南资兴东汉墓就出土了59类不同的器皿，每一类器皿又有多种不同的式样；就装饰手法而言，有印纹、划纹、堆纹、暗纹、彩绘、浮雕、镂空等等；就生产规模而言，仅汉代长安附近，就有官办瓦窑数千处；就生产数量而言，洛阳烧沟汉墓，就出土陶器4713件。特别是东汉后期，瓷器的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更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一切，为汉代陶塑工艺的发展与繁荣，准备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另外，汉代厚葬的社会风尚也是促成汉代陶塑工艺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由于执政者的提倡，厚葬之风泛滥。东汉还专门设置了负责冥器制造的官方机构，同时规定了社会各阶层葬仪所用陶质冥器的规格。汉代的厚葬之风，虽然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浪费，但从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汉代陶塑的发展。
汉代陶塑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风行的美学思潮有关。汉代思想家认为“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人应该到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去寻求美、占有美。这种美学思潮，不仅突出地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汉代统治阶级力求占有和支配广大外部世界的热切渴望、坚毅信心和强大力量，而且使得包括陶塑在内的整个汉代艺术都注目于广阔的现实世界。因而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为汉代艺术家所关注、所表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汉代美学家蔑视“雕纤之文”，推崇一种博大崇高之美，用汉代思想家刘安的话讲就是“画者，谨毛而失貌”。只有抓住对象的本质特征，作粗轮廓勾划，才能体现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表现作者对客观生活的审美评价。这就是包括陶塑在内的汉代艺术，处处呈现出一种雄浑豪放气势的根本原因之一。
汉代陶塑既是中国古代陶器工艺发展的结晶，又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大气磅礴的汉代文化的产物。汉代陶塑由于扎根于现实主义土壤之中，注重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在艺术风格上追求简朴古拙、雄浑豪放而又充满活力的艺术格调，使得它不仅在陶器工艺发展的长河中，而且在中国整个艺术发展的洪流中，都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它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他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塑不愧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