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家美瓷砖。
瓷器无论在古在今，都渗入了生活。中国人喜欢喝茶，“客从远方来，多以茶相待”。于茶器，古人有云“一器成名只为茗，悦来客满是茶香。”如果你懂得看透饮茶瓷杯的美学魅力，便足以窥探东方美学的一二。
眼与瓷器对话，将焦点聚于体，周围风吹，树动，人行，亦不减其淡定稳重，仿佛在说“欲当大事，须是笃 实”。完美体现中国文化中所追求的对称平衡。
东方美学中的山水意境强调细节忠实。瓷杯每一次开片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赌约，人的自然无为，让每个杯子开出每一道自由的片痕。一切都是自然的发生，每道痕都讲着自己的故事。
闭上眼，让指尖行走于杯壁，行走于杯沿。每一条行走的痕迹，每一个起伏，若心静便能感觉属于瓷器的韵律。还有那些可见，却不可触的开片。它就像是顽童，用另一种方式，给你演绎物的和谐圆润。
闭上眼，听，听茶水流入杯中，与杯壁碰撞出的声响。听声响，就如同听瀑布之下山谷回响，有些声音通透，有些声音厚重，有些难以言表……但每一个都特别，在火种涅槃之后的特别。
细看杯中茶水，不同茶量、不同茶色、不同杯色。。。。。。交融而出的每一杯茶都有不同。看似平静，其实每一滴都在流动。茶中所显现的厚重感，便如文化的积淀一般厚重。
每个瓷器，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能与其他事物融于一体，这正是美的包容性。每个杯子，如案上莲花，开出静雅，开出端庄。能被看到的不只是杯，而是景，如诗如画，韵味横生。
你可以学着从读懂一个杯子开始，读懂china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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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中国）的 china（瓷器）吸引全球目光
□本报博鳌特派记者王鲁峰朱琨文图
10多年来，博鳌亚洲论坛，河南面孔越来越多，影响“润物无声”。
征战博鳌12年，大宋官窑一场“钧映华夏”展览，让中原文化绽放国际舞台。开展3天来，N国政要、企业家、经济学家慕名前来参观；二度出击博鳌，河南一家地产公司200人团队活跃于论坛会场提供礼宾、接待等服务，让“河南服务”叫响博鳌；
“虽然依然很少，但越来越多”，3天来，大河报记者在不同的论坛，偶遇了多位河南企业家，他们在这里吸纳、交流、碰撞，蓄积更多成长能量。
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地企业联系连续5年参会报道的大河报，希望借这个平台把它们推介到河南，寻找更多发展机会。
本届博鳌亚洲论坛，最亮眼的一道文化风景是“钧映华夏”钧瓷展览。China（中国）的china（瓷器），吸引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等外国政要驻足欣赏，被诸多媒体作为采访取景地，甚至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也将参观大宋官窑展厅列为一项活动。
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这些都产自河南吗？很棒！
昨天下午，位于东方演艺厅门口的大宋官窑展厅，星光熠熠，热闹非凡。
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复兴：对话亚洲领导人”论坛的必经入口，参加论坛的中国、老挝、巴基斯坦和东帝汶等国的政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穿行于这个小小展厅，惊叹于钧瓷的精美。
昨天下午3时许，论坛结束。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走出会场，穿过大宋官窑展厅时，被媒体拦下群访，并回答了大河报记者的提问。
“这是China（中国）的china（瓷器）。”当大河报记者向素拉杰这样介绍时，他立刻转身到钧瓷展区，饶有兴趣地踱步观看，在接过一个香炉的礼物时，素拉杰礼貌致谢，邀请大河报记者：“你能帮忙翻译介绍吗？”
当听到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时，他微笑称赞。他问记者：“这些都产自哪里？河南？”当得到肯定答复时，他频频点头：“很棒。”
征战博鳌12年，钧瓷“窑变”
以中原独特钧瓷文化为载体的电视剧《大河儿女》，正在央视一套热播。昨天，在博鳌，大宋官窑董事长、《大河儿女》剧组钧瓷监制苗峰伟变身“首席讲解员”。对一拨又一拨观众提出的问题，他都一一耐心解答，卖力推介中原文化。
钧瓷为国之瑰宝，华夏一绝。它肇始于唐、兴盛于北宋，唯在河南禹州神垕镇方能烧制成功。钧瓷之所以蜚声瓷林，是因为其神妙的窑变工艺。本次参展的作品中，就有一款备受关注的“荷口梅瓶”，釉色十分罕见，自然窑变出如画江山，呈现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绝妙景色，因此价格高达218万元，成为展厅的“镇馆之宝”。
作为全球顶级艺术陶瓷品牌、中国当代十大名窑之首，大宋官窑此次甄选参展的108件钧瓷作品，可谓件件经典。
此外，在会议中心的酒店内很多重要位置，都装点和陈列着诸多美轮美奂的钧瓷作品。博鳌亚洲论坛的主会场内，一个高大的“祥瑞瓶”更是从2003年起就静静伫立在那里，见证了博鳌每一年的精彩非凡与万众瞩目。连续多年来，大宋官窑的经典新作都曾被选作博鳌亚洲论坛的官方礼品，随着到访的各国政要走向世界。
“这是我们与大宋官窑结缘的第12年。”苗峰伟说，12年，恰好是中国的一个生肖年轮，大宋官窑在博鳌这个平台上实现了另一个意义上的“窑变”。
唐代以前的茶器
茶器的品类繁多，造型优美，兼有实用和艺术的双重价值，为历代品饮者所青睐。茶器的发展和饮茶方式的变更关系相当密切。
据文献记载，唐代以前的饮茶方式与今日不同，茶叶常配以姜、葱、胡桃、松子及其他食物或药物混煮成汤以供药用。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专门茶器，首先有了带托盘的青釉茶盏。盏托又称茶船、茶拓子，为承托茶杯，以防烫指之用器。据现有考古资料证明，盏托是从托盘演变而来。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茶盏，有盏与承托以釉相粘连的构思巧妙。这时期的茶盏的显著特点多为饼足，底部露胎。虽然此时的茶器种类不多，但为唐宋以后茶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除上述茶盏外，三国末年至两晋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叫“鸡头流子”（壶嘴称为“流子”）的青瓷盛水、注水的容器。这种汤壶质地和形状都有讲究，大致上，容积要适中，壶嘴要呈抛物线形，出水口要圆而小，以使出水有力、落水准。它的出现对唐宋以后壶的形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鸡首汤壶最初只是在壶的肩部一侧置鸡首，仅起装饰作用；东晋以后，鸡首中空成管状，作流通入壶内；到南朝时，壶形略大而高，颈部加长，器腹丰满；隋代壶身更加修长，颈亦细长，鸡首形象较前期生动。隋、唐初期，越窑仍有鸡首汤壶生产，唐中期以后，鸡首汤壶逐渐为执瓶所替代。
CHINA的故事：瓷器，还是丝绸
媒体报道，前段时间英国威廉王子访华期间，3岁的小王子乔治听说爸爸去中国了，竟然去翻瓷器柜，因为，在英文里，CHINA（中国），亦有瓷器之意。其实最早西方对中国的称呼是seres或者cine，都与“一带一路”上的“丝绸”有关。
现代欧洲人称中国，英文德文皆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e，皆源于约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希腊文词语Thinae或其晚后的拉丁文译名Sinae，其音译都为“秦那”、“支那”或“秦尼”，而这个希腊文名词很可能来自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古文献，它把东边的文明之邦中国称作“秦尼”（Cini，Saini）。
早先的印度人也称中国为“秦那”（Cina）。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提到在其遥远的北方有个叫“秦那”的大国。这两部史诗都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秦那”这个名称可能就是通过波斯或印度传入希腊。
为什么称古代中国为“秦奈”或“秦那”？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Cina就是“秦”的音译。1655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首先提出此说，许多中外学者如伯希和、季羡林、饶宗颐都表示赞同。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中国西北方、西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极有可能知道“秦”这一名称。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前682～前621），“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的名威远著，有可能从此传向中亚，并进而传向南亚、西亚、欧洲。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都与秦国相邻，也都有可能成为“秦”这一国名的传播媒介。在中国西南方，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司马迁的八世祖）攻打巴蜀，进而吞并其地。近代的许多考古发现证明蜀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与外界（包括南亚）有若干物质交流关系，那么蜀地归秦之后，蜀人成为“秦”这个名称传至印度的中介也是自然之事。张骞发现蜀地的商品经印度传到中亚，有可能是很久远的事情。
另一种观点认为“秦那”是“绮” 的译音，即与丝绸外贸有关。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初期的《政事论》一书，就有“中国丝卷”（Cinapatta）或“中国所出由带捆扎的丝”的记载，该词中Cina就是“秦那”。先秦丝织品中，以文绮最为普遍和精致，所谓绮，“文缯也”，纹理不顺经纬，织法新颖，花式繁复，当时输出境外的就极有可能是这种绮，所以中亚和印度最早知道的就是产绮之国“绮国”，而并非“秦国”。古代波斯、印度都知道在他们的近邻有一“绮国”，波斯文和梵文中都有锦、绢、绸、绫、绣、丝等专名，却独无“绮”字，大概就因为“绮”为国名Cina指称了。
总之，无论“秦那”是“秦”还是“绮”的对音，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与中亚及南亚的文化交流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经有一定规模，尽管是以民间的物质贸易为主。
如果说对于“秦奈”的原意在学术界还有争论的话，对于稍后西方所出现的另一个有关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则都普遍认同就是指中国丝绸。这个名称当有波斯与印度的影响，据说最早见于公元前4世纪前后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所作《印度记》，实际来源则是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其部将的描述，他们虽然没有踏进赛里斯国土，却在屯驻北印度时见过赛里斯人所制作的衣袍。
根据法国学者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材料，赛里斯就是“丝国”（Seres）的意思。古代欧洲人怀疑中国的丝绸出产于羊毛树上，或者得之于丝蜘蛛腹中。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3～公元23）《地理书》说：也许由于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
稍后的著名作家、学者普林尼（24～79）《自然史》第六卷则描述得更为具体：“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贵妇们能够穿上透明的衣服而出现大庭广众之中。”他还抱怨远东的奢侈品贸易对国家的损害：“我国每年至少有1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赛里斯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半岛夺走。”
《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大秦王安敦即马可·奥理略（Marc Aurele）遣使入华之事。在他当政的时代，有一本叫《希腊志》的书（约公元2世纪），第一次比较接近真实地记述了丝绸的秘密，书中说：“至于赛里斯人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他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8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做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笨虫活不了多久，就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它们各种饲料中最好的。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
中国古代的丝织业号称蚕桑之业，诚然是离不开树和小虫。西方从道听途说中获得羊毛树和丝蜘蛛的传说，也可以看得见蚕桑的影响，只是颇有讹误罢了。到了公元2世纪，西方对于蚕桑业的认识已经比较接近实际了。
至于China作为瓷器的代称，则是近代中西贸易的内容与格局都发生了时代的变奏。唐宋时代，瓷器已经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尤其海路上瓷器更重要。1500年大航海之后，欧洲直接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也还应在1亿件以上。不仅是各国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样的社会名流，客厅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瓷器，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于是，中国成为瓷器的代名词。欧洲进口华瓷，从订购，到来样加工，乃至自己生产，经历了进口、模仿、自创的过程。最初进口的中国瓷器已经是按照欧洲的口味制定的，欧洲自己模仿起来，较之于中国的外销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外销瓷只是模仿欧洲人口味的中国瓷器。特别欧洲市场原本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中国纺织品、瓷器开始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用品，欧洲各国纷纷设法仿制中国物品，形成风气。
清康熙斗彩外销瓷花篮盘
路易十四时期第一批色彩鲜明的印花中国棉布被大量运往法国，于是法国人立即加以仿造，并被人普遍采用，名为“印花布”。18世纪里，中国丝绸及其欧洲仿制品和中国棉布制品在欧洲被广泛用作帷幕和罩单。瓷器也是这样。17世纪中期只有少数大宫廷才有比较大量的瓷器陈列，18世纪开始成为一般家庭生活用品。包括饮茶在内的热饮成为社会流行风尚，对茶具的需求随之迫切，从而带动了中国瓷器的进口，进而又刺激欧洲人竭尽全力仿制中国瓷器，直至走上创新之路。
唐代以前的饮茶文化及茶器
茶器的品类繁多，造型优美，兼有实用和艺术的双重价值，为历代品饮者所青睐。茶器的发展和饮茶方式的变更关系相当密切。
据文献记载，唐代以前的饮茶方式与今日不同，茶叶常配以姜、葱、胡桃、松子及其他食物或药物混煮成汤以供药用。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专门茶器，首先有了带托盘的青釉茶盏。盏托又称茶船、茶拓子，为承托茶杯，以防烫指之用器。据现有考古资料证明，盏托是从托盘演变而来。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茶盏，有盏与承托以釉相粘连的构思巧妙。这时期的茶盏的显著特点多为饼足，底部露胎。虽然此时的茶器种类不多，但为唐宋以后茶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除上述茶盏外，三国末年至两晋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叫“鸡头流子”（壶嘴称为“流子”）的青瓷盛水、注水的容器。这种汤壶质地和形状都有讲究，大致上，容积要适中，壶嘴要呈抛物线形，出水口要圆而小，以使出水有力、落水准。它的出现对唐宋以后壶的形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鸡首汤壶最初只是在壶的肩部一侧置鸡首，仅起装饰作用；东晋以后，鸡首中空成管状，作流通入壶内；到南朝时，壶形略大而高，颈部加长，器腹丰满；隋代壶身更加修长，颈亦细长，鸡首形象较前期生动。隋、唐初期，越窑仍有鸡首汤壶生产，唐中期以后，鸡首汤壶逐渐为执瓶所替代。
紫砂壶茶器具存在的地位
茶，味苦寒，性平和，益身心。在我国，由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影响，茶风始起，就被注入强烈的文化意蕴。继而，亦在茶的种植、采摘、加工、冲泡、品饮的过程中，凝聚起道德和美学意识，并予以程式化，形成一种具有独特的民俗礼仪特征的象征艺术。作为茶饮形式的载体--茶具，也理所当然地在茶文化的发展中，派生成对茶文化系统本身发展和演变具有一定影响与推动作用的次生文化。没有茶器具，就不会有茶饮的文化品位；没有茶器具的发展，就不会有茶文化的丰富提高。作为中国茶器具的紫砂壶，更在茶文化的发展中，受到人们的珍视与关注，引导着茶饮形式在民族文化的艺术殿堂中蓬勃发展，折射了华夏文化的光辉。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农本草》）。茶，就是古代的茶，这也是中国茶饮起源的最早传说，故唐代茶圣陆羽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说法（《茶经》）。但在中国茶史上，对茶器具的最早记载却要晚至西汉宣帝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僮约》所述：“烹茶尽具”、“[食甫]已盖藏”。在这里，已经有饮茶后将茶具洗涤洁净，妥为收藏好的意思。不过，这时的茶具形态，我们无法从简洁的文字中再作进一步的了解。但至晋代，我们却可以从杜育《[艹舛]赋》中“器泽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推断出当时的饮茶方式和茶具特征。据熊寥先生考证，“器泽陶简，出自东隅。”意为饮茶时挑选浙江温州东瓯窑产的缥瓷茶具；“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指是是用类型似无柄葫芦瓢式的茶盏，取法先祖周部族（公刘）饮酒的方式饮茶。（《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这里的“器”与“匏”虽然指是都是饮茶用具，但我们仍很难将它们从日常生活的饮食用具中作为茶器具单独分离出来，因为茶器具的产生是和一定的经济生产力相联系的，当时的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茶器具形成单独需求的地位。同时，茶文化意识的发展，才要求茶器具单独存在。
马未都：读懂陶瓷史即读懂中华文明史
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马未都新书《瓷之纹》27日在观复博物馆发布。该书是继《瓷之色》之后，马未都的又一本瓷器系列读物。马未都当天表示，瓷器纹饰中隐藏着诸多社会含义，读懂中国陶瓷史，也就读懂了中国工艺品史，也就读懂了中华文明史。读懂中国陶瓷史即读懂中华文明史据悉，马未都“瓷”器系列读物共三部。第一部《瓷之色》于2011年出版，共分十二章，配以精美的图片，直观呈现了十一种颜色釉瓷器在不同时代呈现的微妙色彩变化，并解析了各种颜色形成的原因。在文字的表述上，也不同于一般的文物介绍和学术专著，更多的体现了语言的文学性与大众化。本次出版的《瓷之纹》分上、下两册，是马未都连载于《紫禁城》杂志的十二个月的文章的集结。作者按陶瓷的纹饰划分为十二章节，以通俗优美的文字解析了每一种纹饰的成因、发展、特征，更奉上九百余幅精选的文物图片。马未都直言，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很多全新的发现。比如青花瓷在元代，内容全是故事、人物，而在明初将近6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再出现人物，全是花鸟，为什么？通过查阅史料，马未都发现明朝初年对民众舆论监督较为严格，原来工艺师们是为避嫌。“读懂中国陶瓷史，也就读懂了中国工艺品史，也就读懂了中华文明史”，马未都说。因此，在写《瓷之纹》时，马未都更多的是表现纹饰中隐藏的社会含义，比《瓷之色》更多了一道世俗的解释。马未都介绍，之后还将推出《瓷之形》，主要讲述瓷器各种形状的成因。“以前没人按这个体系写过，写完这三本，以后瓷器的事就不说了。”瓷器创新需先吃透历史当天，“瓷之纹——中国古代纹样瓷器展”同时在观复博物馆推出。本次展览涵盖了从汉代到明清时代近200件瓷器，按纹饰划分为龙纹、植物纹、动物纹、人物纹、山水纹、宗教纹等几大类。展览将于9月28日正式对观众开放，展期6个月。马未都在展厅特地为媒体介绍了一款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耶稣受洗图盘。该盘为罕见的基督教题材，尺寸巨大，画面绘制《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受洗的情节，视觉效果震撼。马未都调侃称，这个作品属于“来样加工”，外国人提供题材，用中国人的工艺。“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心胸，同时也是当时的一个创新之作。”然而谈及当代陶瓷的创新，马未都频频摇头。“当代人没有能力创造新的纹饰，仅仅能做到沿袭过去的创作，有些变化而已，没法脱离古代的架构。”那么，当代瓷器如何发展？马未都说，我们的历史沉淀完全够用，可以先挖掘，吃透历史，再进行有限度地创作。“我看到的所有颠覆性地创造，都是不成功的，都没法推广。”民办博物馆有特色才有生命力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马未都创办的观复博物馆已走过17个年头，目前办得有声有色，已在杭州、厦门开有地方馆，哈尔滨、上海、深圳正在筹备中。在马未都看来，民办博物馆关键在于有特色。观复博物馆在各地的分馆，都会根据地域文化来做出特色。比如在哈尔滨的分馆，主要展示辽代、金代、满族的文物，上海分馆的展品则比较“洋”。他认为，民间博物馆要成为一个个性化的存在，有风格有特点，才会有生命力。然而，马未都对现在的观复博物馆并不满意。他希望能重建一个他心目中的博物馆，那里有足够的休息空间，有更细致、人性化的服务，一定要有一个餐厅，餐厅要有正餐、快餐、西餐三种类型，甚至要有一个按摩室，上午逛完按一按，下午接着逛。对于民办博物馆的未来，他期待国家能出台有关法规，因为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博物馆法。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呼吁民办博物馆能和国家博物馆享受同等待遇。“不用扶持，只要平等。民办博物馆的未来，取决于国家政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