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钧官窑瓷器鉴别特征。
文献记载宋代有汴京、修内司、郊坛下三处官窑，由于北宋晚期有诏令汝州造青窑器之记且宫内大量使用汝瓷，遂有汝官窑之说。近年来在考古工作中已发现了汝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三处窑址，极大地丰富了研究两宋官窑的材料。且有人把新发现的汝州张公巷青瓷窑址和北宋官窑联系起来。本文不仅是作者对考古所发现新材料的思考，也是对近年有关两宋官窑研究的综述。浙江省杭州市凤凰山麓万松岭老虎洞南宋官窑窑址，自1998至2001年，先后经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数次发掘，.其品种丰富釉色不一，有粉青、淡青、灰青等诸色，器物造型更为多样，大器与小品不等，如大壶、双环耳壶都很少见，炉有各式筒炉、双耳三足炉，鬲式炉、鼎炉及双层相套的镂孔熏炉等，另有方琮、温器和葵瓣盏托及各式瓶类；均造型优美，独特新颖，极大的丰富了官窑作品的内涵，其烧造工艺有支钉、垫圈与垫饼烧；圈足露胎或宽或窄，胎体呈紫褐色；釉面肥腴温润，所呈的自然斜切纹路的冰裂片纹，十分美观，若将其他各种类型青釉开片瓷与之相比，无一可出其右。它与北京原明清皇宫遗留物,和传世宋官窑名品完全一致；也与不久前杭州市卷烟厂的出土废积物相近；但有别于1936、1956及1986年在其他地址发现的“官窑”品类，将此次发掘的老虎洞出土的官窑瓷实物与文献等相印证，其名定位应可肯定，即《坦斋笔衡》所记载的北宋朝廷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所建的专贡朝廷的南宋修内司官窑。对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的这次科学发掘，是在原貌未被搅乱的情况下开始进行的，所以遗址的标本无所遗漏，这也可谓一大幸事。这是杭州市考古工作者为中国古陶瓷考古做的巨大贡献。而不久前，杭州市卷烟厂宋官窑堆积品被哄抢和走私，从而使这一处珍贵遗迹及诸多遗物散失殆尽，如石沉大海无从寻觅，无从稽考，则令人扼腕叹息，成为文物工作者全方位研究南宋官窑永远难以弥补的千古之憾。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发掘品的分期，现在是据地层关系而确定，当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也不可绝对化，其确切的分期应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与探讨，依据也应更加充分与全面；结论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应立足于“修书好古，实事求是”，笔者赞成现阶段暂且将发掘品大致分成早中晚三期。这样，可为再进一步细致分类留下商榷的余地。目前有一部分归于元代的遗物，以支烧工具上的八思巴文、凸虎纹与“元”字为依据，但他们以何类器物来相互印证，尚需进一步材料来确认，就如其中的“元”字，是否有可能是千字文中的“元亨利贞”之“元”？因其他窑口有此先例，本次发掘品中还有一些以色料在底部釉下写“宝用”二字的残器，也应是重大发现之一，传世品中所存的完整之器，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其文字的真正含意尚在探索之中；书写用的原料，更应进一步测试；这些都是下一步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与工作。此外，宋官窑与汝窑，南宋官窑与北宋官窑的关系，也是陶瓷界同仁长久以来关注的问题。北宋朝廷南渡之后，在临安建修内司官窑烧造青瓷，肯定借鉴了北方的窑艺技术并受其影响。老虎洞窑址发掘品及前时杭州卷烟厂出土物均充分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其一些器物的釉色，造型和器足的处理，支烧与垫烧工艺等明显源于汝窑，诸如三足奁、洗、盘、凸莲瓣熏炉等；当然也不排除当时的特定技术与时尚。北宋汝窑窑址，笔者认为不应就是已发现的宝丰与临汝两地，应该还有其他地方；而北宋官窑的遗址是在上述之地，抑或另有别处？迄止目前，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北宋官窑真面目也还是未解之谜。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新的发现与发掘及科技测试方法的改进。20世纪初就有部分河南人与北京人关注北宋官窑。当时的注意点在河南省开封自有其历史原因，是时，发掘宋汝窑和官窑的不乏其人，但真正知情者也十分有限，当时军阀混战，文物盗挖不受干预，任其自便；故爱好文物者和古董商分别进行，都有收获，如1995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论坛会》，其展出的馆藏资料青釉瓷片中有三片是自得上海古董界三十年代名人叶氏兄弟之手。叶月轩与叶叔重是昆仲，同为法国巴黎吴卢公司吴启周的外甥；曾先后受命做该公司的事务，所做之事均为大手笔，二人与开封商家多有来往，这三片瓷为叶氏兄弟所有，得之于开封一家较大的古董店，除他们外，当时其他人手上亦有此类瓷片，当时就都认为是宋汝窑瓷片，解放后，陈万里先生也曾得到同样类型的青瓷片，2001年，河南省临汝市张公巷窑址出土物中发现了与上述青釉瓷片完全相同的标本,由此为研究北宋汝窑、北宋官窑提供了新的信息与内容。以下再谈谈有关“官哥不分”之说与“哥哥洞窑”的问题，万松岭老虎洞窑址旁，临山而下的沟壑中积淤的泥土，已历时年久，经遇大水冲刷，出现许多古老的残器与破片。它们与老虎洞窑址主体，发掘品不完全相同，其中一部分小品与残器，就是以往陶瓷界称谓的“官哥不分”的一类。这些偶然的发现，令人费解，亦令人兴奋，它们究竟是这一窑址的产品，抑或另有出处？难怪有人说，难以破解的哥窑露出了端倪；亦有人说，老虎洞不是修内司官窑，而是哥窑；孰是孰非，一时难下结论。哥窑亦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最早见于明初《宣德鼎彝谱》的记载；近代海内外学者多有异说，将孔齐《静斋至正直记》一书中所述的“哥哥洞窑”与之联系在一起，进而对原宫廷藏品、传世品与窖藏及其他墓藏出土等哥窑器的断代，由原定的“宋代”，更改为“元代”或“明代”，笔者对上述观点尚难苟同。据笔者观察，元、明时期的景德镇所仿烧的哥釉瓷，实在是与宋哥窑瓷相差甚远，笔者认为，可否认真研究一下当地方言的真正内涵？如“老虎洞”与“哥哥洞”之“洞”字的含意，杭州凤凰山万松岭既然有地处老虎洞的官窑，那么附近是否可能也曾会有地处哥哥洞的哥窑呢？此地周围的地名中，历史上是否有称之为“哥哥洞”的地方？或者“老虎洞”之名在历史上曾有异称？所谓“官哥不分”一类实物的出现，为我们的宋瓷研究拓宽了思路与领域。以下再谈谈科技测试、分析的结论问题。杭州凤凰山万松岭老虎洞窑址附近，雨水山洪自山中沟壑中冲刷出的类似“官哥不分”传世哥窑的残器与碎片，于今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老先生做了测试；结论认为，这一标本为杭州万松岭地区所产，李先生并由此提起当年初次化验故宫的传世宋哥窑标本，或许就是与此相同的品类，此处李先生所指之事，即为1964年，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周仁先生为当时故宫博物院提供的传世哥窑标本做过的测试。根据是时数据所做的测试结论，认为该哥窑标本的产地，不应在我国的最南方，应在江西境内，尤与景德镇的碎器窑产品接近。事隔年久，同类瓷片标本再未重新做过第二次测试与化验。但笔者几次三番在江西省吉安窑与景德镇窑址考察，均未发现与之相同的标本。测试的标本仅此一例，成为孤证。笔者认为，几十年来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不断进步，现在理应再次找出当年测试的标本或同类器，用各种可能利用的仪器与方法，进一步取得各种数据，去伪存真，以求得出更为贴切实际如今，明初《宣德鼎彝谱》所记载的宋代五大名窑，除柴窑面目十分渺茫，哥窑与北宋管窑尚在寻觅外；其中之定窑早已明确在河北省曲阳县；为北宋“花石纲”陈设而置烧的钧窑也早在1974年于河南省禹县八卦洞与钧台发现窑址；汝窑也在河南省宝丰与临汝先后发现。现今，几经寻觅与发掘，南宋官窑之谜在杭州市凤凰山万松岭老虎洞窑址被破解，可谓是揭示了几个世纪渴求寻觅宝藏之谜。这一极为重要的发现，客观地证实了历史真相，为世人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科学资料，其窑址作为200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可谓名副其实。相关阅读
青瓷世家官窑梦
龙泉官窑礼品
龙泉官窑瓷器
赖建平是青瓷世家第八代传人，他的人生轨迹、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都与“龙泉官窑”的振兴交织在—起。
陶瓷界的“中华老字号”
2006年10月，北京。阳光和煦。国家商务部“中华老字号”授牌仪式在北京饭店举行。一位身材颀长、浓黑的剑眉下眼睛炯炯闪光的男子，步履快捷地走上主席台。他，就是“龙泉官窑”的掌门人赖建平。
欢快的乐曲响起来了，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从赖建平心头涌起，他很想有人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这时，父亲赖自强的身影飞快地闪入他的脑幕。为龙泉青瓷奋斗了—辈子的父亲，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得终生难忘的记忆。那是1959年的10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里，赖自强带领同仁设计制作的100套“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茶具和200个花瓶，入选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纪念品，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展出。40多年后，由儿子赖建平来北京见证龙泉青瓷的新辉煌了。在欢快的进行曲中，赖建平接过沉甸甸、光灿灿的“中华老字号”铜牌，也接过了历史的评价和国家的信任。
在全国陶瓷界，唯一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的便是“龙泉官窑”。龙泉官窑是千年窑火炼铸成的珍宝，是一代代龙泉青瓷人所憧憬的民族瑰宝，是值得保护和创新的文化精粹。
授牌仪式结束后，赖建平去听文化部请来的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演讲。舒乙的话说到了赖建平的心里：“中华老字号是民族的东西，是几千年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你们作为掌门人，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演讲结束后，赖建平向舒乙递上了名片及龙泉官窑的资料。随后又专程前去拜访舒乙先生，向他述说了龙泉官窑的历史和现状，说起祖上对龙泉窑的贡献，说起窑史与家史难分难解的联系。舒乙听着介绍，频频点头，连声叮嘱要“坚守祖业”。回到龙泉不久，赖建平收到舒乙寄来的题词“朴瑜至美”。
在北京期间赖建平还专程拜访了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吕济民先生。交谈中，赖建平介绍了近年来在挖掘龙泉官窑传统的基础上，下工夫创新官窑瓷品，使新打造的“官”字品牌瓷品已成为外交礼品的经历。吕济民先生频频点头说：“据我看，‘龙泉官窑’瓷品的各项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准，可以与古代龙泉官窑媲美。”得到吕济民先生的认可，赖建平颇为欣喜，后来又得到吕老寄来的“龙泉官窑瓷中精品”的题词，更是喜上加喜。
他还得到冯骥才“龙泉官窑民族瑰宝”、邵华泽“青瓷耀中华珍品数官窑”、肖峰“龙泉官窑南宋遗韵”、邹德忠“官藏奇绝千年韵窑出精妙万世传”等名人题词。文化名人对龙泉官窑的赞誉，也是对赖建平传承和光大官窑瓷业的高度肯定和支持。
青瓷世家在浙江的不凡经历
清代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一对青年夫妻挑着箩筐，风雨兼程，从福建永春州德化县梅上里党坪出发，一步一步走进浙江地界。男的姓赖名永称，在老家协助大哥赖永魁从事瓷业，因度日艰难，便应身在浙江的亲友之邀，迁徙到龙泉谋生。他们步行到龙泉县西乡木岱村时，见这里瓷土丰厚，流水潺湲，是个烧瓷器的好地方，就决定在这里居住，并挖建了长长的阶级龙窑，将厂号定名为“赖永顺”。
其时，赖永称肯定没有想到，在龙泉青瓷日渐衰落行将消失的情势下他在浙江建窑烧瓷，这一举动竟会被记录进地方志：“福建德化县一位姓曾和姓赖的瓷工迁居龙泉木岱村，发现该地瓷土矿藏丰富，就在木岱村重新开始兴建瓷窑，以后瓷器从木岱村扩展到附近。”
看一看龙泉青瓷史，便能洞明赖永称此番点燃窑火的历史意义，更能掂量出赖家在龙泉瓷业延续和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宋时，随着越窑的衰退，龙泉青瓷成了主流瓷器，而且形成哥窑和弟窑两类美学特征不同的流派。朝廷在龙泉设立官监民烧的官窑基地，开片多姿多样的官窑瓷器成为宫廷使用的上等瓷品。明末及清朝，由于税重利微，又实行海禁，生活难以为继的龙泉瓷民纷纷关闭瓷窑，龙泉窑所剩无几，气息奄奄。
就在此时，赖永称在龙泉木岱村重建窑场，重烧青瓷，重打品牌，使已经干涸的青瓷之河重新丰盈起来，流动起来。这不能不在龙泉青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赖氏青瓷世家传到第七代赖自强，已是抗日战争时期了。
由于抗战的需要，要修建丽水至福建浦城的战备公路。这条公路正好通过赖氏世代建窑烧瓷之地。一听是为了抗日，爱国之情在赖氏传人心里升腾起来，赖自强慨然同意毁窑筑路。当他们看到赖氏几辈人用身家性命经营起来的窑厂被毁，虽然眼眶里蓄满了泪水，痛惜的心紧缩得厉害，可他们还是慢慢地转过身子，渐渐地离开原先赖以生存的窑场。因为他们知道国家生存比个人生存重要，抗日之路比个人生活之路重要，没有国哪有家？不打败鬼子，哪有自己的事业？
直到1957年国营龙泉瓷厂挂牌成立，赖自强凭精湛的手艺在厂里担任技术科长。在赖自强的主持下，厂里成立了专业的青瓷车间。赖自强带领技术骨干进行青瓷胎釉、造型和生产工艺试验。试验硕果累累，对龙泉青瓷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赖自强熟悉龙泉青瓷的传统工艺，是个善于思考、敢于探索的改革者。多少年来龙泉窑都是烧木柴的，如此烧下去，那得烧掉多少树木？赖自强做了煤烧倒焰窑和隧道窑的试验，并获得了成功。窑工们击掌庆贺，连绵群山上的森林伸出数不清的手，向赖自强致意。赖自强是个不停步的改革者，后来又发展到油烧梭式窑。他还改革了青瓷工艺的全部工序，使这朵古老的工艺之花焕发出盎然生机。
由此，赖自强被瓷界称为现代龙泉青瓷之鼻祖和一代宗师。
第八代传人重建“龙泉官窑”品牌
1993年，青瓷世家第八代传人赖建平在杭城最繁荣、最亮丽的湖滨租下3个柜台，开起龙泉青瓷店铺。各种造型的青瓷琳琅满目，哥窑弟窑的瓷器俱全。龙泉青瓷从大山深处走向现代化的城市，走向千家万户。古老而清丽的青瓷与同设在湖滨的王星记扇子、西湖绸伞等传统名牌产品互相辉映，竞艳斗奇，增添了杭州传统文化的氛围。
有一天，赖建平在书店里看到—本《文物》杂志上登有关于“龙泉青瓷”的文章，立即掏钱买下，晚上便在灯下津津有味地看起来。这篇文章的观点触动了赖建平的灵感，他的思路像一只飞翔的大鸟，迅速从古代穿过时间隧道飞到现代，飞到大山之中的一个个龙泉窑，飞到当下的青瓷市场。他双目炯炯有神地望着窗外纷繁的街市，左手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注册龙泉官窑瓷业有限公司，注册“官”字商标，打响自己的品牌，让古老的高品质的龙泉官窑得以恢复和发展，让高品格的“龙泉官窑”走向全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赖建平辗转于著名官窑研究专家之间，求教官窑制作的工艺：又组织技术人员研究当代高品质瓷器的生产经验，古今结合，既继承传统，又不断创新；既集聚老窑工探讨传统工艺，又亲自潜心研究新工艺，力保底部打上“官”字印记的瓷品确是精品。他不愧是“龙泉官窑”掌门人，在他的监管下，“龙泉官窑”操作规范，把关严格，所生产的瓷品被专家认为已与古代龙泉官窑质量相当。经过认证，证书和荣誉接踵而至。2004年，北京一家集团慕“龙泉官窑”之名前来定制350件官窑瓷器。赖建平足足烧制了2300多件，然后亲自一件一件挑选，最终将350件珍品交给对方，其余的全部销毁。对方既惊讶又信服，赞美“龙泉官窑”瓷器精美，连操作也仿效古制，实在让人敬佩！
200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六十华诞。此前国家财政部与赖建平联系，要定做300多套瓷品作为礼品，让赖建平提供样品。赖建平推荐了4套，国家财政部选定其中的3套。赖建平依样烧制了1000多套。赖建平认为，这套礼品意义很不一般，每套都必须是精品，每件都要有官窑瓷品的精彩。于是他戴着眼镜一件一件精挑细选，稍有一点瑕疵就落选。如此严之又严，最终在1000多件产品中只挑出了250套。赖建平坚持官窑的品格和品质，使“龙泉官窑”又一次获得了荣誉。
赖建平为了让龙泉官窑重放光芒奉献了全部心智和力量，“龙泉官窑”现已成了文化部、财政部、浙江省政府等政府机构对外文化交流的礼品。
几十年来，赖建平—直在做官窑梦，梦境不断更新。2008年春夏之交，赖建平瞅着那么多华贵的官窑瓷器陈列品，心想应该有个艺术馆来陈列这些高雅的瓷品，让人们在艺术馆里浏览龙泉青瓷的历史，欣赏青瓷文化的美丽。于是，他向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建立“龙泉官窑艺术馆”。一年之后，在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下，他开始筹办，一步一步将华彩的梦变成真真实实的艺术宫殿。
宋六陵出土龙泉窑青瓷的启示
“狐死首丘”，说的是狐狸濒死时，总是把头朝向栖身的小土山。《礼记·檀弓上》云：“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便以“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本，或比喻人对故土的怀念。被金兵逐出汴京、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统治者，内心深处时时不忘收复失地，回归中原。这种意识在他们的丧葬上表现得格外强烈。南宋皇帝及后、妃、大臣死后集葬于绍兴高埠，因此地瘗有南宋６位皇帝，故今人称之为宋六陵。该陵园在元兵下江南后不久，便被大规模盗掘而夷为废墟。当我伫立于宋六陵废墟上，环视着土地局促、地面建筑遗址简陋的陵区时，清晰地感知到了南宋统治者“狐死首丘”、草厝以待迁葬故乡的心愿。不过，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残片，而要认识这些瓷片的价值，首先必须弄清宋六陵何时被毁这一重大问题。
在元明清的史籍中，宋六陵遭盗掘的年份说法不一。生于南宋、卒于元的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八月和十一月，会稽县泰宁寺僧侣宗允、宗恺勾结杨总统率众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同书的另一处又重复记述了此事，时间相同，但内容有所差别。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载南宋皇帝陵墓被盗之事最为详尽，该书云：“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岁戊寅”为南宋祥兴元年（１２７８），亦即元至元十五年，这比《癸辛杂识》所记早７年。细读《辍耕录》的记载便可发现，其叙述的时间和具体内容比《癸辛杂识》更真实可靠。《辍耕录》在援引《癸辛杂识》的相关记载后写道：“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将十载，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窃恐此时庶事草创，而妖髡得以肆其恶与。妖髡就戮，群凶接踵陨于非命，天之所以祸淫者亦严矣。”这段文字有力地说明了宋六陵被盗的时间是在元兵下江南后的动乱之秋，也就是南宋垂亡的祥兴元年，而绝不是《癸辛杂识》所说的至元二十二年，因为这时“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盗掘皇帝陵寝者必定依法“就戮”，谁敢冒死妄为呢？有两件事可以为证：（１）僧侣欲发掘南宋皇帝陵寝，“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犹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率凶徒痛，胁之以刃，令人拥而逐之。铣力敌不能，犹拒地大哭”。这说明当时元兵虽已攻陷浙江，但南宋尚未灭亡，否则，守陵人罗铣肯定不会有如此忠于宋帝而过激的举动的。（２）《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明史》亦有“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的记录。既然至元二十一年朝廷用从杨琏真珈那里籍没的资财修建天衣寺，这表明此前杨琏真珈已经被诛，那么他盗掘宋六陵的时间又怎么可能会在至元二十二年呢？清代的《越中杂识》所载宋六陵被盗的文字虽较详备，却只是元至清初各书相关资料的未加考证的糅合，其中，盗掘陵墓的时间等系照抄《癸辛杂识》的，故舛误在所难免。同为清代编纂的、史料价值甚高的《续资治通鉴》，将南宋皇帝陵寝被盗的时间记为至元十五年十二月，而所述“籍嘉木扬喇勒智（旧作杨琏真珈）发宋陵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的年月与《元史》记载相同。毫无疑义，绍兴高埠的宋帝陵园因“妖髡”盗掘而成为废墟的时间，是在祥兴元年暮冬。
杨琏真珈利令智昏、暴戾恣睢的盗墓活动，使南宋统治者归葬中原的夙愿彻底粉碎了。他率众发掘的钱唐、绍兴的赵氏诸陵及其大臣冢墓，共有１０１座，攫取的金银珠宝则不计其数。当盗墓者带着财宝扬长而去时，却将精美的龙泉窑青瓷遗弃在苍凉死寂的陵园废墟上，无意地留给今人一个不难揭开的历史谜底。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以白胎瓷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施乳浊釉的精品，它们的年代下限为祥兴元年，从器型和纹饰看，这些瓷器大多烧制于南宋中晚期。白胎瓷是龙泉大窑等地窑场的大宗产品，在社会上随处可见，非珍贵之物，自然也就不会为盗墓者所看重。问题在于龙泉窑白胎瓷是如何涌入南宋统治者的日常生活的呢？答案很简单，是处州府以土贡的方式将之输入朝廷的。宋代朝廷设立官窑，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对其他瓷器品种的排斥，相反，他们更需要纳用不同种类的瓷器以丰富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北宋晚期，朝廷在汝州设立官窑烧制青瓷时，曾“移情别恋”过青瓷以外的瓷器品种，其中既有适合陈设的钧窑铜红釉瓷器，也有便于斗茶的建窑黑瓷。与之相比，南宋统治者喜爱龙泉窑白胎青瓷亦就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南宋官窑为了使产品的釉面更莹润如玉，在南宋中晚期大量烧制黑胎厚釉青瓷，但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所以产品釉面普遍开片，这与宋朝统治者的审美观是相悖的。譬如：在唐代就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端砚，到了宋代则更受世人珍爱，当时人们认为端砚以有眼为贵，眼的名称有“鸲鹆”、“鹦哥”、“了哥”、“雀眼”、“鸡眼”、“猫眼”、“绿豆”等，其中又以“鸲鹆眼”为最贵。然而，宋高宗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说：“端砚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何必以眼为贵耶？”宋高宗的陵墓被盗时，所见随葬品中有“端砚一只”。这证明古籍关于宋高宗对端砚的见解的记载是可靠的。南宋最高统治者对端砚尚且要求“莹润无瑕”，更何况本来就追求玉的质感的官窑黑胎瓷呢？但黑胎瓷那难以避免的开片，已不是大醇小疵，而成为烧制者和受用者的大憾，于是，龙泉窑的滋润如玉、釉面不开片的白胎瓷才在帝王将相的日常生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认为，龙泉官窑既受处州府之命为朝廷烧造黑胎瓷，又在处州府的监控下生产用于土贡的白胎瓷，故《菽园杂记》转载《龙泉县志》所谓“县官未尝见”的上等瓷器，应包括处州府订烧的白胎贡瓷。由此联想到，余姚官窑（今慈溪开刀山等地窑址）于南宋中晚期烧制的釉面润泽而不开片的白胎厚釉青瓷精品，可能亦曾被绍兴府用于土贡，以满足朝廷对瓷器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