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龙柄瓷器鸡头壶。
直口斜肩，施青釉，扁圆腹，下有三兽首足。腹背有夔龙提梁，肩部一端贴兽首形流，流为浅孔，与器腹不通，纯作装饰，另一端贴饰一兽尾与之对应。圆形顶盖子口，半圆形钮，周围饰有两周“S”形纹。口沿至肩部划有重复的水波纹，其间以五道弦纹相隔。纹样繁而不乱，整体造型美观，工艺精巧，仿同形铜器，形象逼真。
原始青釉夔龙提梁壶TAOcI52.CoM
真正成熟的青瓷于东汉晚期出现。这种青瓷首先发现于浙江上虞县小仙坛。东汉青瓷通体施釉，釉层明显加厚，有较强的光泽，透明度强，胎釉结合紧密而牢固。常见器形有碗、盏、盘、罐、钵、盆、洗、壶、钟、瓿等。装饰以弦纹、水波纹为主，也有贴印铺首等。到了三国时期青瓷胎质更坚硬，呈淡灰色，釉层更均匀，胎釉结合更密，纹饰更丰富。常见纹饰有弦纹、水波纹、铺首和耳面印叶脉纹、斜方格纹等。在器形方面，此时出现了如鸡头壶、虎子、羊形插座、蛙形水盂等。西晋虽然时间不长，但青瓷发展却很迅速。表现在：瓷器质量明显提高，瓷胎比以前稍厚，器物造型稳重大方，偏于矮胖；胎色较深，釉层厚而均匀，普遍呈青灰色；装饰趋于繁复，常见纹饰有铺首、弦纹、斜方格纹、联珠纹或忍冬、飞禽走兽组成的花纹以及龙头、虎首、熊形、狮形装饰的器足。东晋中期以后，青瓷的生产趋于普及，陶瓷的造型随之趋向简朴、装饰也大大减少。纹饰以弦纹为主。东晋晚期出现了莲瓣，并迅速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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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德清窑青釉原始瓷罐
原始瓷器是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瓷器的原始阶段。原始瓷由高岭土制胎，表面施石灰釉，经1200℃左右的高温烧成。胎体烧结后呈灰白色或褐色，击之可发出清脆之声。表面施釉，富有光泽，釉色多呈青灰、青黄或青绿色。近年中国科学研究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和德清冯家山、亭子桥等战国窑址出土的瓷器标本进行系统测试分析，结果证明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瓷器烧成温度竟高达1290℃，冯家山、亭子桥窑址出土瓷器的烧成温度也分别达到1290℃和1260C。理化指标已与东汉以后的成熟瓷器极为接近，并由此引发了关于我国青釉瓷器的起源与青釉原始瓷的命名问题的热烈讨论。但总体而言，与东汉以后的青釉瓷器相比，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瓷器的烧成温度仍然相对偏低，胎体尚未完全烧结，吸水率较高，釉层薄而容易剥落，应属于生产的早期阶段。
镇江扬中永鑫堂藏春秋德清窑青釉原始瓷罐，高27厘米，口径22.5厘米，底径21厘米。翻唇，溜肩，圆腹，平底。肩部饰对称条形装饰假系，腹部拍印由上下数道对称弧线组成的纹饰，纹饰较为粗放。内外施釉，釉层较薄，釉色青中泛黄。此件与镇江丹阳皇塘公社大庄大队春秋墓出土的青釉原始瓷罐造型雷同。后者高26.5厘米、口径23.3厘米、底径20.8厘米，翻唇，溜肩，圆腹，平底;器内螺旋纹，肩部饰对称条形装饰假系及水波纹，腹部饰米筛纹;胎灰色，施釉不到底，釉色青中泛黄。
这两件春秋时期青釉原始瓷罐与浙江德清出土的青釉原始瓷相比较，其胎土都为灰白或略显黄色，成型工艺为泥条盘筑法，釉色青中泛黄，釉层较均匀，内外施满釉。在德清县火烧山原始瓷窑址中也发现有同类产品，以及窑址器物上常见的“S”形附加堆纹与“U”形绹纹系耳;卣、罐类拍印的勾连双勾线“S”形纹、对称弧形纹等。火烧山原始青釉瓷窑址位于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是一处西周末期至春秋时期烧造原始青釉瓷的古窑遗址。产品主要有碗、盘、罐、水盂、钵、盖等，也有仿青铜礼器的卣、鼎、簋等。装饰采用堆贴、刻划、拍印等技法。施釉用浸釉法，器物除外底无釉外其余部位均施釉，釉色呈青绿、青灰、青黄色。
镇江位于长江下游南岸，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早在新石器时期，浙江的良渚文化就进入宁镇地区，如镇江谏壁烟袋山遗址出土的器物都具有明显的良渚文化特征，可见当时镇江已与浙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春秋时期镇江水路交通发达，著名的丹徒水道在春秋时已存在了。镇江出土的原始青釉瓷一直以来对它的产地都没有定论，通过对浙江衢州、义乌、德清等地墓葬以及德清火烧山窑址所出土的原始青釉瓷的比较，认为其产地来自于浙江宁绍地区、德清等地。浙江省宁绍地区的原始瓷窑大部分分布于曹娥江中游两岸山脚下，德清窑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西部，它借助交通条件，从水道载运而来。担负了吴越两地文化交流的历史重任，促进了镇江经济文化的发展。
春秋青釉原始瓷棘刺纹鼎
瓷器是在制陶工艺长期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人们在制陶过程中发现陶器质地粗糙、吸水率大、较易破碎等缺点，便在制陶原料、烧窑技术方面加以改进，在商朝时期成功烧制出青釉原始瓷。由于这种瓷器器型不规整、胎壁厚薄不匀，釉面呈色不稳定，处于瓷器的初级阶段，因此称它为青釉原始瓷。
1984年镇江丹阳导士公社留干大队出土一件春秋青釉原始瓷棘刺纹鼎（图1），口径15.5、腹径16.5、高7厘米。侈口，束颈，圜底，底置三短实足。腹内有轮制的螺旋纹，腹外部为棘刺纹，并贴塑3条扉棱。内外施釉，釉青中泛黄。棘刺是以尖状工具剔刺成密集的细而短的芒刺样的纹饰，多饰于器物的腹部。在浙江省德清县火烧山原始瓷窑址中也出土有青釉原始瓷棘刺纹鼎（图2），其剔刻方法与此件相同。
火烧山原始瓷窑址位于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是一处西周末期至春秋时期烧造原始青釉瓷的古窑遗址。产品主要有碗、盘、罐、水盂、钵、盖等，也有仿青铜礼器的卣、鼎、簋等。
棘刺纹在青铜器上也有出现，如镇江丹阳司徒青铜器窖藏出土一件春秋青铜棘刺纹尊（图3），为侈口、扁鼓腹、高圈足，颈、足饰密集的锯齿纹、几何纹，腹饰带有纤细而密集的青铜芒刺的棘刺纹，颈腹足间界以圈点纹。青铜器上棘刺纹的纹饰结构来自交连纹或方格纹，其线条似蛇虫体躯，每一小方格内有一横线与一直线作地纹，并伸出两枚短刺，因方格本身较密集，故称为“棘刺纹”。青釉原始瓷上的棘刺纹，呈“S”形，均为剔刻，“S”形剔刻方法是从“S”中间向两头分别剔刻，两头积成小泥点，形成较为密集的短刺。原始青釉瓷上的棘刺纹比青铜器上的棘刺纹简单得多，因其是在受到此种纹饰的启发之下，进行简化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镇江位于长江下游南岸，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早在新石器时期，浙江的良渚文化就进入宁镇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春秋时期镇江水路交通发达，著名的丹徒水道在春秋时就已存在。镇江出土的原始青釉瓷数量多、质量精，一直以来对它的产地都没有定论，通过对浙江德清火烧山窑址所出土的青釉原始瓷的比较，认为其产地来自于浙江宁绍地区、德清等地。浙江省宁绍地区的原始瓷窑大部分分布于曹娥江中游两岸山脚下，德清窑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西部，借助交通条件，从水道载运而来，担负了吴越两地文化交流的历史重任，促进了镇江经济文化的发展。
五代宣州窑青釉盘口执壶欣赏
执壶古称“注子”，出现于唐代中晚期，是唐宋时期瓷器的重要品种之一。注子起初是酒具，后来茶具中也使用注子，因此社会需求量非常大，全国各地很多窑场都有烧造。这里来介绍一件很有研究意义的青釉双系盘口执壶，其时代和窑口都有必要认真考察一番。
这件青釉双系盘口执壶（图1），高13.2、口径7.5、底径6厘米。执壶作盘口，长颈，弧腹，饼形足，足心稍有挖削痕迹，肩部前有多棱形壶流，后有曲柄，左右对称置双系。执壶器身施青釉，釉色青中泛褐，且深浅不一，微有剥釉现象。近足处及底部露胎，胎体呈青灰色。全器器型较为规整，但在底足修整等细节上稍显粗糙，还保留有朴拙的韵味。
唐、宋执壶的断代，一般有以下几个参考标准：1。壶流，唐代执壶流口极短，而宋代执壶流长而弯曲，唐代南方窑场又多将壶流削作多棱形（如唐长沙窑执壶、唐寿州窑执壶）；2。底足，唐代执壶多为平底，宋代执壶则几乎全部为圈足；3。口颈，唐代执壶多为直口或喇叭口，且直接与壶腹部相连，宋代执壶则出现了细长的颈部；4。腹部，唐代执壶大多上、下腹围较接近，有的还有垂腹的造型；宋代执壶最大腹径一般在中上部，而下腹至足部渐收。
当然这些只是参考，时代的划分不可能有绝对的标准，暂且依照这几项来看：这件青釉双系盘口执壶壶流比唐壶稍长，但明显比宋壶短，且作多棱形；底足为饼形的平底足，但足心稍有挖削迹象（图2），这一现象很有意义，是制瓷工艺中由饼形足向圈足过渡的一种表现；此执壶为盘口，有细长颈，较接近于宋壶的风格；此执壶为下腹部渐收的造型。综上可以看出这件执壶的风格介于唐、宋之间，表现出一种过渡期的特点，所以将其时代断定为五代时期比较合适。
关于这件执壶的窑口，也有必要探讨一下：此执壶釉色不是特别纯正，青中泛褐，釉面不够匀净，另外底足修整工艺较为粗糙，达不到越窑青釉瓷器的精美程度。而在安徽省南部地区，特别是近年来在宣城市水阳江流域出土了不少这类釉色青褐的瓷器，其中包括执壶，很多器物也都具有晚唐五代时期瓷器的特征，所以笔者认为这件青釉双系盘口执壶极有可能是皖南地区窑场烧造的产品。
近年在宣城市境内也发现有山岗窑、小河口窑等窑址，据周京京在《熠熠生辉的安徽古陶瓷器》一文中介绍：“宣城山岗窑与小河口窑相去数公里，是晚唐五代时期的窑址，主烧青釉瓷、青釉点褐彩瓷及褐釉瓷，器型有执壶、四系罐、双系罐、盘碗等。”可见，青褐色釉正是这一地区窑场晚唐五代时期瓷器的显著特征。宣城，唐宋时期为宣州府府治所在地，五代时期先后属于杨吴国和南唐国统治。清代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和民国时期黄矞的《瓷史》中都有关于“宣州窑”的记载。不过，如今对于宣州窑对应的具体窑址尚有争论，本文姑且以“五代宣州窑青釉盘口执壶”名之。
清代斗彩五伦提梁壶欣赏
清雍正斗彩"五伦"提梁壶
规格:高14cm
“五伦”图是瓷器的纹饰之一，其纹饰以凤凰、仙鹤、鸳鸯、鹡鸰、莺构成“五伦”。“五伦”即五常，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提倡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关系，讲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以五种鸟与“五伦”结合对应则是人为附会。
古书记载：“鸟之属三百六十，凤为之长，飞则群鸟从，出则王政平、国有道。”凤为百鸟之首，凤之于群鸟犹如君之于臣；“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古人认为仙鹤叫的时候，它的子女会与它相和，以此来喻作父子；“鸳鸯匹鸟也，朝倚而暮偶，爱其类也”，鸳鸯历来是忠实伴侣的象征；《诗经》中有：“鹡鸰在原，兄弟急难”，古人认为此鸟“飞则鸣，行则摇，有急难之意”，用鹡鸰来比喻兄弟友爱之情；“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将莺当做朋友的象征。清代陶瓷（器）上常有这类纹样，以此宣传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
提梁壶的壶式特点是在器物的肩部安提梁，这种器型创烧于宋代耀州窑。该提梁壶底部较上部稍大，鼓腹，有四底足。有盖，盖顶着红釉，如一颗晶莹的红玛瑙。壶腹部绘花卉和“五伦”图。有流。壶不高，提梁则弯成直角。一高一矮，稳重与轻盈和谐统一。
斗彩创于明成化年间，它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而造的一种彩瓷工艺品。其做法是：先在胎上用青花画好图案，罩上透明釉，入窑焙烧后，再在留出的空白处用低温彩料填绘，所用方法有点、填、染、覆等，最后再入窑中烘烧，即成为斗彩器。但见数种色彩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清末民初新粉彩方形提梁壶
这把清末民初新粉彩方形提梁壶，通高14、宽9厘米，凹棱角。壶盖为子母口，一侧有弯流，黄铜双提梁。壶腹一面绘太师少保图（图1）；一侧绘仕女读书教子图（图2）；前面（有流一面）墨笔行书：“太师少保 丁未仲秋月”（图3）；后面墨书草体：“供乃华第，得恨美人头，包古人书，戊午夏秉钧作。”（图4）壶肩墨书：“大吉祥”“白方鼎”。盖面桃形钮，一边墨书：“吉祥永用”。壶底施满釉，中心有“大清同治年制”红印篆书寄托款（图5）。这是清末民初时期日用瓷茶壶的典型器物，产自景德镇，虽然算不上精品，却是大众普遍喜欢的器型和纹饰，收藏欣赏价值不言而喻。
瓷器常见的狮纹，狮子有瑞兽之誉，在中国的文化中，有“龙生九子，狮居第五”的传说。一大狮子一小狮子，谐称“太师少师”或“太师少保”。太师和少师，均为古代官名。古三公中位最尊者为“太师”。少师、少傅、少保合称“三少”。以“狮”“师”同音，以“太师少师”为高位的象征，而借音借意以狮为师是官运亨通的意思。此壶所绘太师少保纹饰，也多用在梅瓶、帽筒、盖儿碗、大盘等瓷器上，除了大红颜色的喜气，也给人富贵吉祥的心理暗示。此纹饰看起来简单，画起来并不容易，大面积的红色，只需寥寥数笔，就能传达狮子的神韵。民国时期，也有不少此纹饰，但已经不见大狮子威武、鲜活，小狮子灵动、俏皮的气度，绘画呆板，背书潦草，设色灰暗，鲜见用心之作。
秉钧，即颜秉钧，是民国时期的名家（生平不详），所画人物非常古雅。包古人，生平不详。该提梁壶胎釉细腻，用彩艳丽，人物表情惟妙惟肖，彰显匠人精湛技艺。
釉上五彩，粉彩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彩料品种多，色调丰富，纹样稍凸出，操作较釉下彩简便。但画面光亮度较差，长久使用后易磨损变色，受酸性食物侵蚀会溶出铅、镉等毒性元素。主要品种有五彩、粉彩、新彩、珐琅彩、墨彩、描金等。这把提梁方壶，题字中有“丁未”（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戊午”（即民国七年，1918）两个不同的年代，间隔11年，很可能是在两次烧造中造成的。
名瓷欣赏—青釉镂空香熏
青釉镂空香熏
西晋，通高19.5厘米，口径17.7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圆球形的熏体，饱满丰韵。上部镂三层三角形孔，下开一椭圆形炉门，顶部为鸟钮，昂首展翅，形象逼真。底及承盘下各贴三熊足，熊直立躬，显衬器物端庄华贵，器表印网纹及联珠纹。通体施黄釉，整个造型端巧玲珑，制作精细，细细欣赏，仿佛千年前的熏香正徐徐飘来。香熏造型精巧，釉色纯净，是越窑青瓷的佳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造型丰富多彩。东晋的青瓷造型偏重经济实用，到了南朝，器型演变得挺拔修长、瘦俏轻盈。众多六朝青瓷以陶瓷日用品为主流，罐、壶、碗、盂、盒、洗、水注、钵、砚、熏、炉、尊、灯、虎子、瓶、盏等是常见器形。还有的青瓷器皿取动物形象作为造型的局部或整体，优雅别致，妙趣横生，大大改变了汉代及以前陶瓷大部分都是简单的罐、碗、壶等造型单调的局面，同时又将实用器形雕塑化，诸如：卧羊、熊尊、鸟盂、虎形、狮形插座，融观赏实用于一体。
北宋邓窑印花鱼化龙青釉盘
“鱼化龙”，古喻“金榜题名”，是属一种龙头鱼身的龙，亦是一种“龙鱼互变”的形式。著名民俗学家陶思炎在《中国鱼文化》书中说：“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祖先就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符号图画作为精神寄托，图腾可谓最初的特殊的吉祥物。”据考古专家考证：“鱼化龙”纹饰图案是从仰韶、半坡文化时期的鱼图腾演化而来。历代以“鱼化龙”寓意吉祥文化传承经久不衰。
本文要介绍的这件北宋邓窑印花鱼化龙青釉盘（残缺两块，由三块粘合而成，图1），撇口，浅弧腹，圈足，口径18.5、高4.5、圈足径6、足胎厚0.5厘米。盘通体施釉，布满密密匝匝冰裂纹开片，釉色绿豆青微闪黄。口沿、底足有窑粘且带黄斑；从残口见胎为灰色，薄釉上下有两条白线（显示为化妆土），在20倍的显微镜下，可见晶莹剔透的玻璃珠；盘内壁模印1条鱼身、龙头，龙鳞、鱼尾写意“鱼化龙”吉祥纹饰。龙为长隆嘴，利齿，凸睛，正在海波纹中翻腾跳跃。盘外壁（图2）为素面，刻划弧线纹3道，与盘背沿弧边、圈足相映呈立体美感。
“水有鱼，盆充钵满”。鱼除了是人们美膳之食，又因鱼谐音同“余”，故古人爱用鱼表示“年年有余，吉祥有余”的美好愿望。文化繁盛的北宋，“鱼化龙”寓意吉祥纹样、工艺技术在耀州、汝州、邓州等青瓷窑口广泛流行。如望野博物馆收藏的北宋耀州窑青瓷鱼化龙纹盏（图3），盏内画3条鱼化龙，在海波纹中翻腾，另有4条鲤鱼戏游其间；耀州博物馆收藏的北宋耀州窑青釉印花鱼化龙戏珠纹盏（图4）纹样；北宋临汝窑青瓷鱼化龙残盘（长15厘米，图5），同类纹样；北宋临汝窑青瓷鱼化龙残盘（长12厘米，图6），同类纹样，彰显出宋代工匠尚意的画风。从图示临汝窑青瓷鱼化龙残盘露胎处发现，临汝、邓州青瓷皆为灰色铁胎，同类窑口工匠均以化妆土固铁含量，致使残盘露胎釉显露两条白线化妆土。这也是鉴别耀州、汝州、邓州窑黑、灰胎青瓷与清凉寺汝官窑、张公巷窑香灰胎、白胎青瓷区别的要领。
南宋叶寘《垣斋笔衡》：“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细鉴甑别图5、图6这两件临汝窑青瓷鱼化龙残盘，与邓州明代土城内江家坑遗址出土的邓窑鱼化龙残盘比对，邓州窑残盘盘外壁刻划有3道弧线，划画工艺区别显见。从同类纹样、同类胎釉、同样工艺、同类技术分析，北宋耀州窑青瓷系工艺技术在临汝窑与邓州窑之间相互学习交流引进融合。以《北宋邓窑青瓷残盘咏赞》：“鱼化龙盘写意真，工匠技艺幻化神。汝邓青瓷耀州系，釉色玉润绝比伦。”
清代斗彩"五伦"提梁壶欣赏
清雍正 斗彩"五伦"提梁壶
规格:高14cm
“五伦”图是瓷器的纹饰之一，其纹饰以凤凰、仙鹤、鸳鸯、鹡鸰、莺构成“五伦”。“五伦”即五常，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提倡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关系，讲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以五种鸟与“五伦”结合对应则是人为附会。
古书记载：“鸟之属三百六十，凤为之长，飞则群鸟从，出则王政平、国有道。”凤为百鸟之首，凤之于群鸟犹如君之于臣；“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古人认为仙鹤叫的时候，它的子女会与它相和，以此来喻作父子；“鸳鸯匹鸟也，朝倚而暮偶，爱其类也”，鸳鸯历来是忠实伴侣的象征；《诗经》中有：“鹡鸰在原，兄弟急难”，古人认为此鸟“飞则鸣，行则摇，有急难之意”，用鹡鸰来比喻兄弟友爱之情；“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将莺当做朋友的象征。清代陶瓷（器）上常有这类纹样，以此宣传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
提梁壶的壶式特点是在器物的肩部安提梁，这种器型创烧于宋代耀州窑。该提梁壶底部较上部稍大，鼓腹，有四底足。有盖，盖顶着红釉，如一颗晶莹的红玛瑙。壶腹部绘花卉和“五伦”图。有流。壶不高，提梁则弯成直角。一高一矮，稳重与轻盈和谐统一。
斗彩创于明成化年间，它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而造的一种彩瓷工艺品。其做法是：先在胎上用青花画好图案，罩上透明釉，入窑焙烧后，再在留出的空白处用低温彩料填绘，所用方法有点、填、染、覆等，最后再入窑中烘烧，即成为斗彩器。但见数种色彩争奇斗艳，美不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