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柴窑瓷器的鉴别。
五代耀州窑青瓷圈足的修足特点创烧于唐初的耀州窑，到五代出现了青瓷的第一个高峰。且不论其典雅的造型，单是那天青色的釉，就有夺魄摄魄的诱惑力，被学者誉为。“最美的青瓷”。就釉的美感而言，五代耀州天青釉在当时国内各窑口中处于领先地位。学术界关于五代耀州青瓷就是柴窑器的研讨还在继续，尚无定论。收藏界人们也在密切关注着这场讨论。由于五代耀州青瓷史无记述，而窑址发掘也隔时较近，如今，一块天青釉残片也极不易得。因而，何为五代耀窑育瓷，多数人不甚了然。笔者l0余年间收集的五代耀州青瓷残片多达不到精品标淮，但 是，足的修削方法与精品是一致的。
一、圈足较大而外撇，足培和器底、器壁厚度趋向一致
五代耀州青瓷器足继承唐代玉璧底和晚唐玉环底的传统，圈足较大且足墙外撇，特征明显。图1是唐代耀州瓷玉璧底，图2是五代青瓷圈足。两者继承中的变化脉络较为情晰。五代青瓷渐改唐代雄浑敦厚的修足风格，服从于器形总体仿金银器的造型要求，向轻巧精致、典雅秀丽的方向演变。
图3的足外撇较为夸张，让人联想到唐代越窑的秘色瓷。耀州匠师借鉴余姚秘色瓷工艺，古人曾有所论。此足可以为注脚。后来的汝窑器足外撇微卷；也是这种风格的延续。图3是个特例、比较而言，五代青瓷足外撇的倾斜度多数没有这么大，只是略微外倾，如图4。五代耀州的工匠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既有借鉴又保持了本窑口唐代以来的基本风貌，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艺特点。
足墙从低矮厚重向窄高轻巧变化是五代耀州器足又一特征。初期器足的足墙宽，器底厚度超过器壁。从残足的断面看，有的器底厚度几乎是壁厚的一倍。随着五代青瓷整体工艺水平的提高，圈足修削更为精细，典雅秀丽的风格基本形成。
仔细观察度量五代稳定期青瓷残片断面，可以发现器底、器壁、足墙的厚度基本相同，显示出一种均衡协调的美感，如图5。这大约是五代青瓷的修足工艺趋于成熟并互相对稳定的一个标志，圈足达到这个标准的器物在胎、釉等诸多工艺上都保持着较高水准。如：胎土颗粒细勾，胎色铁灰或黑灰，烧结程度好，化妆土施涂均匀，釉色晶润光洁；修足刀法硬朗，内外墙棱角分明；线条刚劲有力，而又流畅圆顺。以此推测，五代匠师是把器足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来进行艺术加工的。在实用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突出了器足美的效果。
二、圈足外墙斜直微弧，内墙由弧斜趋向微弧斜
五代耀州青瓷在其小小的圈足之上有如此丰富微妙的变化，让后人惊叹不已。初看外墙是斜直的，细心观察比较则清楚可见，外墙总体斜直，而巾段微微起弧。弧度之小非精密仪器不能度量目测只能有圆弧度的感觉。或许这正是五代青瓷器足显得刚劲雄健而又不呆滞的奥妙所在吧。而且无论足墙高矮宽窄，外墙斜直微弧都是其共有的特点。五代青瓷圈足的内墙以弧形斜削为主要形式。早期弧度大，向足心延伸的跨距也大，如图6。进而弧度渐小，直到斜弧为止。这里仍然可以看到唐代玉环底内圈弧形削法的痕迹，其用心源自瓷器塌底这一古难题。五代圈足偏大，一般来说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塌底现象。而初期胎土炼制较为粗糙，入窑时的机械强度和支撑力也较弱，如何减弱塌底，而又不过分增加底的厚度和足墙的宽度，匠师们摸索出这种斜弧向底心方向延展的工艺，从而增大了足墙对底的支撑力度矛盾初步解决，足墙的没有显著增宽．器底没有明显加厚既达到了轻巧精致的审美要求，又大致防止了塌底对精美的破坏。
与胎泥炼制水平逐步提高同步，圈足内墙弧度和向底心延伸的跨度渐渐缩短，在斜弧的形式上固定下来，随圈足大小变化或胎泥强度的增大，有些圈足内墙已近乎斜直，如图7。
三、足底修削形式多样，挖足不过后
圈足内外墙的触地面称为足底。观察完整器和残足标本可见，外墙近足底处斜削一刀是五代削足的一般特点。另一种较少见的是外墙不削而内墙近足处又斜削一刀，如图8。
五代青瓷足底修削呈现多样化特点。试分述几种削法：
一是外高内低斜坡底。近足外墙处高，近内墙处低。总体上说，外墙近足处斜削较轻，差不多仅是象征性倒棱而已其坡度或有大、小变化，或有长、短之分。足墙宽而坡度缓且长，如图9。墙窄则坡徒，有的微斜而接近平底。
二是两刀-线底。这种内外墙各削一刀的方法，是近外墙处轻削而坡短，内墙重削而坡长。形成的触地线靠近足底外侧，如图10。在较窄的足墙上。两刀皆轻微，形成的锋线虽不甚突起，但仍然是-线触地。
三是近似弧形底。从足外墙底线起弧，落止内墙底线。若以水平线为基准，多数情况下是外侧起点高而内侧落点低。如此以来虽是鱼脊形弧底，触地点仍然靠近外侧。艺师们仍然很着重器物的稳定性，即使是视觉上的稳定感之类的细节亦考虑得十分周到。有的内外起弧点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弧顶居于足底中央；有的弧度较平缓，甚者近似于平底，如图11。其优雅清秀中又透出浑圆稳贴之风格则是独树一帜的。补充一句，这种底多数是用托珠或堆沙支烧。而前两种多以三叉支钉支烧。
四是釉不裹足的平削底。这种足多见于胎土色浅的器足，如图12。内外足墙近于垂直，墙窄而略显高 足底刮釉露胎，或涂护胎浆，以垫饼或垫圈支烧。釉色淡雅，妙不可尽言。
五代耀州青瓷的挖足，浅挖的圈足则是外墙高而内墙低。也有控足与肩基本齐平，足内外墙高矮大致相同的。总的看来，五代耀州青瓷挖足刀法细致，施釉烧成后，基本不见旋削痕的居多，少数显露同心圆式的旋削线痕。器腹近底和圈足一般不施化妆土，因而铁斑和红褐色窑红较为普遍。足部凸出的棱线也因釉薄，胎中铁质被氧化而较多出现红褐色筋线，这突出了圈足线条硬朗流畅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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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五代耀州窑的神奇倒装壶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陕西省宾县在对一段废旧的城墙进行维修改造时，一件不太引人注目的瓷壶在古城墙下被挖出。当将这个不起眼的瓷壶清洗干净后，在场的古陶瓷专家对这件造型别致、装饰精细的古瓷壶感到十分惊讶。
像所有的出土文物一样，魔壶通体带有一种神秘、沧桑、悠远的美。它强烈地吸引人的目光和注意力，不管是远观还是近赏，这只壶都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它表面润泽有光，壶呈圆形，有盖却不能打开
魔壶的外观呈现出灰白色，淡淡的釉色中带有些微青灰色，润泽有光。
壶的提梁是半圆形，好似一只飞翔中的凤凰，轻轻地落在了带有莲花的壶盖上。壶嘴出水处却似一只狮子张开的大口，其造型生动逼真，连狮子的牙齿都清晰可见。壶的腹部雕有缠枝牡丹，雕工精细颇具立体感。壶的底座上还装饰有精美的莲花纹饰。
专家们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魔壶进行了X光"透视"
从陶瓷工艺的角度看，魔壶胎体坚固，质地细腻，整体造型丰满华贵。特别是，这只壶用"凤凰"做提梁，以"狮口"做壶嘴，壶身缠绕有富贵牡丹，这不由不让人联想到凤凰为鸟中之王，狮子为兽中之王，牡丹为花中之王，集"三王"的灵气、霸气、美艳于一身，看来此瓷壶决非等闲之物！那么，它到底是作何用途的呢？
运用液面等高原理
当专家们观赏了魔壶的美之后，发现了一些"谜"。这些谜曾让当今的专家们一度百思不得其解。
五代青瓷双凤油灯
青瓷，雕双凤油灯，刻瓷，五代，高12厘米，灯身雕有双凤，是以取此为名，下为塔座。这是爱新觉罗毓岚最喜欢的个人藏品之一。没事的时候就总是把它拿在手里把玩，后来又给它拍了不少的照片，可是，每一张照片都反映不出那对双凤的翅膀来，这回和我一起去的摄影记者把片子给毓岚先生送去，他见了片子很是喜欢。因为东西多，有时候想找出一样来看看，一找有时候就是大半天，而结果有时往往还是找不着自己想找的东西。把自己喜欢的玩意儿拍成照片，找起来容易，不费劲儿。
青灯一盏照天明，黄卷一册苦读书。“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面对这盏油灯，可以让我们联想起许许多多的东西，油灯的历史是很悠久，在它的发展历史中，逐渐积淀出了丰厚的具有人文内容油灯文化。油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古时候有不少的文人雅士，对油灯多有称颂，如魏晋时期庾信的《灯赋》，如江淹的《灯赋》，如谢眺的《咏灯诗》，如唐韩愈的《短灯檠歌》。“长檠八尺空自长，短檠二尺便且光。”“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吁嗟世事无不然，墙角君看短檠弃。”
油灯起源和人类用火有直接的关系，它也是人类照明的需要的反映。考古资料显示，早在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北京猿人就已经将火用于日常生活之中。据称最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古代有人把灯具的发明归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说明灯具使用之早。
最早的灯，有那么点儿像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它上面是盘，下面是座，中间有柱相连，雕双凤油灯的形象就是如此，虽说它的形式比较简单，但它却是我国历史上油灯的基本造型。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油灯在造型设计方面，虽然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它一直也没有离开过这种基本的形式。
唐代的人最聪明，发明出一种“省油灯”，这种油灯到了宋代的时候还非常流行，油也是一种能源，也是应该加以节省的，可见远在唐代的时候，人们就注意到节能问题了。陆游对于这种灯有过一段文字很准确地描述了这种节能灯，“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一半。”（《陆放翁集》）“书灯勿用铜盏，惟瓷质最省油”。又是古人节能的一证。
油灯虽小，但它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见证。毓岚先生是个读书人，也教书，面对这盏小油灯，可以联想，可以欣赏，可以无言，可以自语，总之，这盏雕双凤油灯给他带来过许多的快乐。当我们把照片给他送去的时候，毓岚先生说片子拍的真好，上面的双凤拍的多清楚。
五代瓷器纪年款特点
唐五代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日前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
从窑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浙江嵊县出土的—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罂，价直壹干文”。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卷，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此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一种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纪年有“长庆三年”(823年)、“咸通七年”(866年)、“光启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龙德二年”(922年)等。
越窑器圈足的时代信息
纵观中国古陶瓷器的底足很有意思，随着时代的变化，窑口互相借鉴传承，陶瓷器足形状也有相应变化。越窑是我国烧瓷历史最早的瓷窑之一，足有玉璧底、圈足底、卧足底，外卷八字足等，把这些信息联系起来看，对收藏研究很有帮助。
唐代越窑青黄釉玉璧底碗标本，唐代越窑器有发色湖水绿的、艾青色的，也有这种青黄釉色的。此玉璧底的形状因像战国、汉代的玉璧而得名。此底增大了器底与案几的接触面积，放置起来显得稳当，不会摇晃。越窑瓷器玉璧底，释放出的是唐代的信息，几乎成为唐代众多窑口陶瓷足底的共同取向。
唐至五代越窑莲纹盘标本，内细线刻，外浮雕莲，发色湖水绿，卧足底。一般认为，卧足底是明代弘治瓷器底足的典型特征，但事实上卧足底早就有之，至少五代的越窑器就采用了。卧足底与玉璧底相比，虽然器底的接触面积减少了，但丝毫不影响器物的稳定性。制作起来方便，给人以新的审美视觉。此盘就是底的支烧痕没有处理好，否则可接近秘色瓷了。笔者也弄不懂，这类底足支烧痕为何不处理一下，就流向了市场？
五代越窑湖水绿碗标本。越窑碗圈足内墙壁略外撇，修足规整，泥鳅背。过去认为，泥鳅背足是清代雍正瓷器的典型特征，现在看来，只能是清代雍正的借鉴之作。此标本的碗底支烧痕处理也好，湖水绿色可上靠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器了。生产秘色瓷的上林湖窑址瓷片堆积层中湖水绿釉色的少。
北宋越窑青黄釉粉盒标本。这种青黄釉色的越窑瓷器仿的是铜器的效果，盒底足呈外卷的八字，宋代汝窑天青釉瓷盘足也是这种裹足施釉，足呈外卷八字，可见瓷器间互相借鉴，应该越窑烧造时间长远，为至尊，宋汝为后生，宋汝器仿越窑器也。
唐五代瓷器有什么特点
唐五代瓷器有什么特点。
隋青釉印花四系壶，高35厘米，盘口，长颈，长圆腹，平底。肩部四个双条形系，颈、肩、系、腹部作四层印花装饰，印花为扇形花瓣组成的团花和叶纹。这是隋代瓷器的装饰特点。釉施至腹部，厂半截露胎，是隋代青瓷施釉的—般规律。湘阴窑、淮南窑、安阳窑产品多采用印花装饰。常见的有杂花、草叶、莲瓣几何纹等，多为独立的花、叶，连续的花纹不多见。
隋青釉高足盘，南北方瓷窑大量烧造，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器形。隋青釉四系罐，施丰釉，肩有四个双系形系，系高于罐口，是隋代器物的造型特点。
隋白釉龙柄双联瓶，可谓北方白瓷的代表。双瓶相联，以龙为柄，龙张口，双双衔住瓶口，造型生动。此瓶胎色较白，质地坚硬，施釉不到底，釉层薄而微微泛黄。自北朝北齐出现长颈瓶以来，至隋代瓶式更为丰富。以后历代均有烧造，造型各不相同。
唐代青釉黑斑壶，壶身画圆圈纹，系唐代作风。西晋晚期出现黑褐斑装饰，东晋盛行，唐代沿用，但数量不多。吴越王钱氏墓出土熏炉等两件大器，顶、盖镂空，周身用褐彩绘云头纹，是晚唐时出现的。浙江青釉壶，短流，平底，双带形柄。青釉玉壁底碗，碗壁45度斜出，点褐斑，窑址未发现，只能定为浙江产品。此碗收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
唐代北方盛行白瓷，白瓷器物腹部丰满，平底。平底无釉是唐代瓷器的特征，青、白、黑釉都如此。到唐代晚期，出现少量圈足器物。定窑壶，短流，双条形柄，腹部丰满，平底。河南、西安的大型墓葬出土较多，河北唐墓亦有出土。唐代定窑的釉碗，玉壁形底，有的为唇口，这种碗出土于763—840年间的墓葬，说明这种碗盛行于这八十年间。除白釉外，还有青釉玉壁底碗。邢窑白釉盏托，五出口，卷荷叶边。五出口器物还有盘、碗等，是唐后期开始出现的，直至五代。唐中期以前碗为四出口，器里凸起四条线。北宋器物为六出口。因此，从器物口部花口四出、五出、六出就可以判断出它们是唐、晚唐、五代或宋代的器物。花口碗是在胎半干时用工具按出几条线，外为阴线、里为阳线。邢窑五出口碗是晚唐、五代之间的。
唐青釉凤头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纹饰受波斯文化影响，又有所区别，柄、流用中国传统的龙、凤装饰；纹饰中人物形象为西亚人，花叶与南北方青瓷亦不相同。北方青瓷中有四十年代出土的凤头壶。除青釉以外，三彩风头壶比较多，以洛阳、西安两地出土者为大宗‘很多已流传到日本等国家。宋代仍有凤头壶，福州宋墓出土白釉凤头壶，没有贴花装饰，亦无柄，只保留唐代凤头壶造型的遗风。
青釉鱼形瓶，唐代后期开始出现，越窑、广东梅县窑、湘南长沙窑及三彩都有这种器形。瓶以双鱼为身，背部有脊，并刻划鱼眼鱼鳞，有的脊呈水槽形，可以穿带提起。到五代，定窑还烧制白釉双鱼瓶。
海棠式杯，是唐代常见的器形，口部为四瓣花口，杯外刻线，里有凸线。越窑、长沙窑、邛窑都烧制这类杯，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越窑青釉海棠式杯，口径三十公分，是国内最大的一件，传世的小海棠式杯较多。
长沙窑贴花壶，贴棕榈树及两只飞鸟。贴花装饰最早见于唐三彩，在瓶、罐等器物上先贴花，后上釉。贴花一般采用局部贴花，内容有奔兽、狮子、团花、宝相花等，与丝绸印染有关。唐乾封三年(公元668年)白釉贴花报钵，比长沙窑早，纹饰风格亦有西亚遗风。长沙窑的贴花有棕搁树、栏干、舞蹈俑、葡萄等纹，并有贴花的陶范出土。长沙窑白釉绿彩产量多，用绿彩绘花草、菱形、几何、山形纹。白釉绿彩是北方河南、河北地区经常采用的装饰，但多点彩或条彩，以绿彩画纹饰的还没发现。长沙窑的釉下彩绘装饰是其首创，它的出现对以后的磁州窑、吉州窑有很大的影响。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呈红色的器物长沙窑出土有十几件，纹饰有花卉、禽鸟、动物、龙纹。长沙窑以诗词作装饰的也很多。婴戏纹注壶，绘一孩童持荷奔跑，仅发现一件。婴戏纹在唐代尚属少见。长沙窑壶，短流，流一般呈八方形。北方邢窑、定窑的壶流为圆形，越窑壶流有八角、圆形。长沙窑壶，壶身为六瓣反棱形，双带形柄，流比唐代其它瓷窑略长，造型上还有唐代遗风，实际上是北宋早期的产品。
花瓷拍鼓，在河南鲁山窑发现大量腰鼓残片，除鲁山窑外，河南禹县唐代也烧拍鼓，与鲁山窑产品有共同特征，都是黑地月白色斑纹，鼓身饰有七条弦纹。此外，陕西耀州、山西交城也烧拍鼓。除以上四个窑以外，估计还有窑烧这种拍鼓。传世的陶捅中，有作拍鼓动作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音乐发达，宫廷乐队多，需用量大，拍鼓这种乐器是为适应这种需求而生产的。花瓷除拍鼓以外，还有黑地白斑罐，月白地黑斑罐，茶叶末釉地月白斑壶、罐。是利用釉中含铁量多少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色调效果。禹县、内乡(邓窑)鲁山都烧花瓷器物，但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还是鲁山窑。
唐代绞胎枕，是利用二、三种不同颜色的泥组成花纹装饰，这类枕底部有铭文“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由此得知，这种枕唐代称之为“花枕”，杜、裴为作坊姓氏，上面的小圆圈图案是模仿金银器、漆器的。在陶瓷发展史上，瓷器受其它工艺品影响的例子是比较常见的。
宋代耀州窑及青瓷（下）
再如瓶类，也是该窑从初创的唐代以来就多有烧造的器物。唐瓶有盘口瓶、长颈瓶、净瓶、油瓶、葫芦瓶、双鱼瓶、双系瓶等多种造型。到五代，以上瓶的造型仍有生产，又出现了短颈瓶等新造型。入宋后，一方面承袭了唐五代上述传统瓶类的造型，另一方面又新创制了一系列的新型瓶种。这些新型瓶中较为突出的有玉壶春瓶、胆式瓶、梅瓶、吐噜瓶、棒槌瓶、花口瓶、瓜棱瓶、蟠龙瓶等多种。玉壶春瓶为侈口、细长颈、圆腹、圈足造型，它以柔和且富有变化的流线型线条美迎合了人们的喜爱，在中国古代流传了上千年之久。工匠们还将此种瓶的口部和腹部之外侈和收分线条略加改动，又制作出胆式瓶新形体。梅瓶和玉壶春瓶都是酒具，但用途不同。玉壶春瓶口外撇，细颈便于把握，装入酒后酒液重心在腹下，应是烫酒和斟酒的酒瓶。梅瓶的造型是小口宽沿、短颈、丰肩下折、深长腹、圈足，此种梅瓶造型适合做装酒的盛具。吐噜瓶的造型与梅瓶相类，但腹为矮圆筒状，犹如梅瓶截腰后的上半段，造型没有梅瓶的修长秀美，但更具有浑圆厚重的特点。棒槌瓶亦是由梅瓶衍变而来，其造型特点是小口突唇束颈折肩深筒腹。与梅瓶相近似的瓶类还有大口梅瓶，又可称为罐式梅瓶，其特点是大口短直颈圆肩圆弧腹内凹圈足。这些从梅瓶造型衍变而来的多种瓶类的出现，正是宋代耀州窑工匠创新精神的体现，也反映了该窑此时转轮就制水平的高超。在瓶类造型中，还有器口翻卷成盛开花朵形的花口瓶，器腹呈现出均匀的竖条凹凸状的瓜棱瓶，器的肩颈周壁装饰有贴塑龙纹的蟠龙瓶等等。如此多种多样的瓶类造像的出现，是该窑器物造型丰富多彩的明证。
其他的各类器物同样具有多姿多样的优美造型。限于文章篇幅不能一一叙述，在此仅指出某些尚未在其他窑系或窑口中见到的器物造型。如：温碗中的柳斗编织箩型、及花口多折腹圈足型；花插中的内外双层壁饰有水平多组插环、镂空插座和立雕仰首龙头的造型；盏托中的外盘套内浅托造型；供盘中的内外双层套盒饰有如意壶门或坐佛的造型；把杯中的敞口圆腹单柄造型；灯盏中以立狮或卧狮为底座的造型；熏炉中复层套合式饰有镂空网纹和贴花蟠龙纹的造型；瓷盒中形如战鼓饰有鼓钉纹的围棋子盒造型等等。这些，均是耀州窑工匠匠心独具创新的一些精美青瓷造型。
在整理和排比宋代耀州窑址发掘出土的器物标本时，我们将不同的器物种类中不同的造型分别排列出不同的“型”和“式”。其中，“型”是不同的造型，“式”是同一类器物在宋代早中晚各时期造型演变中有区别的形体。各类器物 造型排队的结果，竟然选出了上千件不同“型”和“式”的典型器物标本。这一结果意味着宋代耀州窑的各类器物的不同造型已超过了上千种。面对着这数以千计的实物和一张张不同形体的器物造型图，不由的使人惊奇之极，感叹不已。
四、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
宋代耀瓷的装饰手法比较多样，有划花、剔花、刻花、印花、贴花、戳花、捏塑、镂空、绘画化妆土等多种。内中，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的是其刻花工艺，以及与之相同风格的印花工艺。此种刻花，严格讲是取刻花为主，又辅以划花而成的一种刻划花装饰手法。它出现在北宋初期偏晚一些时候，发展到北宋中期与稍后达到了顶峰。此前，该窑的装饰手法以简便流畅的单线划花为主。在五代和宋初，又创新出一种剔花工艺，系将花纹主轮廓以外的背衬部分采用“减地”手法进行剔除，使主轮廓纹样突起在器表之上，具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到了宋代，聪明的耀州工匠又对上述两种划花和剔花工艺各取其所长，且融合贯通于一体，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刻花新手法。此种刻花工艺需分两步进行，先将刻刀深入直插在器坯中，用垂直刀刃勾刻出纹样的主轮廓；再在已深刻出的主轮廓线的外侧，采用斜刀连续广削以除去花纹主轮廓外的背衬。新的刻花手法保留了剔花工艺的浮雕式立体装饰效果，又避免了剔花减地的费时费工和行刀的呆滞。同时，还吸收了划花工艺行刀流畅活泼的优点，使新的刻花手法显现出刻刀在刻削行刀中犀利圆活的动感，使每一种纹样都能跃然于一件件耀瓷之上。在完成了两步走的刻花之后，再使用一种篦形工具，在突起的刻花主轮廓内精心勾划出叶脉和花瓣纹理的细部，使新的刻划花花纹达到了粗犷与精细、凸起与凹入，大轮廓与小细部的巧妙结合。饰釉后在润玉般晶莹的碧绿色下显现出深浅不同的色调层次，使之具有一种含蓄典雅、诗境无垠的艺术美，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正因如此，宋代耀州瓷的此种装饰手法在同时代的名窑名瓷中被誉为“宋代青瓷刻花之冠”，达到了宋代刻划花装饰工艺的最高水平。其产品在国内和国外的销售市场上受到广泛的欢迎。市场的需求，促进着生产的发展。到北宋中期稍晚一些时候，为了向国内外商品市场提供更多具有此种装饰风格的耀瓷，耀窑工匠又发明了与其刻花手法相同风格的印花新工艺。此种印花工艺是先采用刻划花手法制作出印花范模具（又称母范），然后翻制出印花范，再将与之造型相同的器物坯件扣在印花范具上印出纹样，修饰后施釉烧成。在发掘和整理器物的过程中，我们观察了成千上万件的宋代耀窑刻花和印花青瓷标本。得知其印花工艺是由其刻花工艺发展而来，但并非是宋代中期刻花工艺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它的一种发展。新的印花工艺因其有制作简捷、方便、快速的优点，一经问世，就将其发展的重点用在纹样图案的着力构思和设计上。与孕育它诞生的耀窑刻花工艺相比，新的印花工艺在纹样题材、图案种类、构图方式等方面均有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宋代耀窑的印花青瓷也达到了同时代同一工艺的最高水平。这种娴熟而独特的耀州窑刻划花和印花工艺 ，以其成功的魅力在赢得国内外广大市场的同时，也影响了一大批国内窑场瓷器制作的装饰工艺。
五、丰富多样的纹样图案
宋耀州窑刻花和印花青瓷所以能享有盛誉，不仅因为其装饰手法独特，也因它具有丰富多彩的纹样图案。目前已见到的纹样图案约有二百多种，其题材和内容包括有植物类的花卉、草木、枝叶、瓜瓞果实；动物类的瑞兽、珍禽、昆虫、水族；人物类的婴戏、侍女、戏妆；佛教造像类的飞天、罗汉、力士、僧人、供养人、化生；道教造像类的鹤驭仙游；以及山石、流云、水波、几何纹样等等。每一大类之中，又有很多小类，采用同类分别构图或几类结合起来构图的形式，组成了多种多样的纹样图案。耀瓷纹样图案不仅画面华美而富有变化，而且往往寓意吉祥。在植物花卉类中，多见象征富贵和美好生活的牡丹花。所见之牡丹纹样，取缠枝牡丹、折枝牡丹、交枝牡丹、对枝牡丹种种形式进行表现，还有瓶插牡丹、盆花牡丹、珍珠地牡丹等。均以叶茂花繁、生机盎然的写实性为特征。牡丹花的花朵和花瓣亦有多种多样，有塔形多层式花朵、双层多瓣式花朵、单层三瓣式花朵，还有牡丹花结、牡丹小簇花等。除了采用单一的牡丹组成多种纹样形式以外，还往往将牡丹与动物、人物或其他花卉结合起来，组成更加生动多彩的纹样图案。如“凤凰戏牡丹”、“鸾鸟衔牡丹”、“飞蝶恋牡丹”、“双婴戏牡丹”等。在植物花卉类中，还常见象征仙逸洁身、傲霜怒放的菊花，象征“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的莲花荷叶。由菊花组成的各种纹样图案，其形式与牡丹纹大体相似，比较独特的是在盘碗器内以单层或多层团菊进行构图，纹样在简洁中突出了菊瓣盛开的生机。亦或在盘碗的底心饰以团菊纹，周圈再绕以缠枝菊，纹样在叶茂花繁的构图中显得格外华丽。莲花和荷叶的构图与牡丹和菊花不同，往往将它分布在“清且涟漪”的水波中，与游鸭、鸳鸯、游鱼相伴为伍，组成“水波莲花”、“双鸭戏莲”、“鸳鸯戏莲”、“莲花双鱼”、“鸳鸯游鱼戏莲”等富有动感的画面。也有将莲、荷叶慈姑甚或牡丹用丝带束成捆把形的构图，此种构图的纹样有“一把莲”、“两把莲”、“三把莲”、“一把莲花牡丹”、“莲花慈姑”等等。还有将莲花和人物结合组图，如“太子戏莲”、“婴戏缠枝莲”，均有“连生贵子”寓吉祥的含意。在植物花卉纹样中，还发现了象征凌雪傲霜坚忍不拔的梅花，象征迎接光明向阳而开的葵花，以及象征加官进爵和高官厚禄的鸡冠花。所有这些植物花卉纹样，都以写实为特点，再经艺术加工，在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中，均呈现出一种繁茂的生机和真实生动的美感。
在动物类瑞兽纹样中，有翻腾在滚滚波涛中威武雄猛象征“真龙天子”的蛟龙；有在奔跑中相互追逐的“百兽之王”三奔狮；有或卧或立衔瑞草、戏牡丹的“仁兽”麋鹿；有“能执搏挫锐”的猛虎；并由它们组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在动物类珍禽中，有穿花舞云衔瑞草和瓜果的“群鸟之长”凤凰；有飞云衔博古做鹤驾象征长寿的鸣鹤；有戏莲、戏牡丹、衔瑞草象征祥和华美的孔雀；有戏水戏鸭象征“朝倚”“暮偶”恩爱夫妇的鸳鸯；有或飞或立象征喜事临门的喜鹊；有入水善游羽毛不显的游鸭等；由它们又一一组成了丰富多彩的画面。以游鸭为例，所见的图案有“水波游鸭”、“双鸭戏莲”、“鸭戏鸳鸯”、“鱼鸭戏莲”之类。纹样图案多取对称和均衡形式，一鸭居前回首顾盼，另一鸭紧紧相随。也有取三分法布局的，多和鸳鸯组合构图，或“单鸭戏鸳鸯”，或“双鸭戏单鸯”，画面中荡漾的水波，盛开的芙蓉花，微微漂弋的荷叶，及浮游自如嬉戏其间的游鸭鸳鸯，形象写实而富有情趣，是真实塘景的再现，相当生动怡人。在动物类的水族纹样中，最常见的是游鱼纹，有“水波三鱼”、“水波五鱼”、“水藻群鱼”、“双鱼戏莲”、“鱼鸭戏莲”、“群鱼戏海螺”、“鸳鸯游鱼戏莲”、“柳枝群鱼”等等。内中以“水波三鱼”最为生动，在碗的内壁取三分法布局，仅用了不多的几刀，三尾生动逼真的游鱼就跃然而存，鱼周围布满了用篦形工具划出的重重水波，三鱼在水波中鼓腹摆尾游弋自得。不仅画面生动，而且刻花三鱼的洒脱洗练，划花水波流畅荡漾，湖绿色青釉的温润柔和均融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实属宋代耀州窑刻划花青瓷的代表作。
在人物类纹样图案中以婴戏纹最为突出。早在唐代该窑就开始用童婴纹装饰瓷器，曾在素胎黑彩盘上见到过绘黑彩的“童孩戏绳”纹。到了五代，又发展到剔划花青瓷“婴戏缠枝”纹。入宋后，我国的绘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山水画、花鸟画都以独立的画科得到发展，而且人物画也发展的更加精细完美。还从人物画中产生了专门反映儿童题材的绘画，出现了一些擅长画儿童和婴儿的画家与其作品，如宣和画院的苏汉臣曾画有“秋庭戏婴图”和“货郎图”，李嵩亦画有“货郎图卷”等。随着绘画艺术中专题儿童画的出现和发展，对同时代以至后世瓷器上的婴戏纹样图案有着重要的影响。宋耀瓷上婴戏纹样的日益增多，正是以此为背景得以发展的。婴戏纹在耀州窑北宋早中期的刻花青瓷中采用较少，在宋晚期的印花青瓷中经常发现。所见的婴戏人物纹多种多样。有“单婴戏牡丹”和“单婴戏梅”，取烘云托月的形式布图，在牡丹或梅花枝叶的中心，突出一个大头圆脸嬉戏玩耍的胖娃娃形象。又有“双婴戏牡丹”、“双婴戏梅”、“双婴戏枝果”、“双婴戏莲”、“梅竹双婴”等，在缠枝或对枝的牡丹、梅、莲、枝果、梅竹之中，双婴或取“喜相逢”的形式相向对应嬉戏，或取两头顶对的顺时针旋转形式而嬉戏，亦或取双足反相顶立顺时针旋转形式嬉戏。再有“三婴荡枝”，荡枝的三婴孩和三折枝牡丹以六出筋为界，取六分格间隔排列；“三婴戏缠枝舞蝶”（简称三婴戏枝蝶），将三婴分布在由缠枝围绕成的变形三角中，在其外环饰以枝叶和飞舞的三蝶。此外，还有以层层水波作底衬的“四婴戏把莲”，以童婴与山石芦苇枝叶相穿插的“五婴戏双犬”，在繁枝茂叶和串串丰硕的葡萄藤蔓中嬉戏玩耍的“群婴戏缠枝葡萄”等等。图案中嬉戏玩耍的童婴都是大头圆脸的胖娃娃形象，他们或带裹兜裸四肢，或全身裸体仅缠飘带、带项圈、穿手镯、着脚钏。在画面中，随着缠枝藤蔓和枝叶山石的不同，或张开两臂双手握缠枝荡秋千，或紧抓藤蔓全身悬空，或攀登腾越，或翻身飘舞，逼真地刻划出一幅幅天真可爱的童婴尽情嬉戏的生动活泼场景。是宋代瓷器纹样中极为精美动人的画面。
与同时代其他瓷窑相比，宋耀州窑的刻花和印花纹样最为丰富和多样化，其中有些纹样，如水族中的摩羯、海马，人物中的化生，佛教造像中的飞天，道教造像中的鹤驾仙游等等，均是该窑青瓷纹样中所仅有，尚不见于其他各窑。这些丰富多彩的纹样图案，亦是宋代耀窑青瓷誉名天下的重要条件。
耀州窑青瓷及精品图片
耀州窑，北宋著名瓷窑之一。1959年发掘，窑址以今陕西铜川黄堡市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等处，宋代属耀州，故名。
耀州窑唐代已开始烧黑釉、白釉和青釉瓷，曾使用化妆土。玉璧底碗及堆酱彩朵花小盖盒是其典型器。北宋时以青瓷为主，兼烧酱色釉器。北宋中、晚期是耀州窑的鼎盛时代。器型以碗、盘、碟、罐、瓶、盒、炉为主，也有渣斗和各式小杯。胎质灰白而薄，釉色匀净。由于胎中含铁，在煤窑自然氧化气氛下烧成，使青釉或圈足周围呈现姜黄色，形成了耀州窑青瓷的独有特征。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刚劲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
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曾发现大批刻有龙凤及花卉图案的耀州青瓷，证实耀州窑确曾烧过贡瓷。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元代胎釉渐趋粗糙，花纹图案较简单，亦烧白地黑花器。宋代耀州窑对各地制瓷业有很大影响，河南临汝、宜阳、宝丰、新安、禹县及广东、广西等地均烧制类似的刻印花青瓷。
【唐 耀州窑茶叶末釉注子】
高17.6cm，口径10.8cm，底径9.1cm
注子撇口，短颈，硕腹，平底。短粗流，曲柄宽扁。施茶叶末釉，近底处无釉，釉层匀净，肥厚而润泽。
此器形制规整，造型饱满，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
唐代耀州窑以烧青釉瓷与黑釉瓷为主。同时还烧造一种铁、镁结晶釉，类似茶叶末色泽，故称“茶叶末釉”。
注子亦称“执壶”，是古代酒器而非茶壶。盛行于唐中期至宋代。
【五代 耀州窑青釉葵瓣口碗】
高7.5cm，口径19.2cm，足径7.2cm
碗呈五瓣花口状，口沿外撇，斜壁，浅圈足。腹壁自花口凹陷处起棱线。通体施青釉，釉层较薄，釉面玻璃质感强并开细碎片纹。
这件青釉花口碗，釉面虽有水沁痕迹，但造型秀丽，釉色匀净，仍能反映出五代时期耀州窑青瓷的烧造风格。
耀州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当时所烧造品种十分丰富。五代时期开始则以烧造青瓷为主，其青翠莹润的釉面和精致优美的造型，并不逊于当时声名显赫的越窑青瓷。
【宋 耀州窑青釉药王塑像】
高45.0cm，底径10.5cm
这是一尊宋代耀州窑烧造的青釉塑像，塑造一中等身材的伫立男像。其形像昂首挺胸，双目炯炯有神，平视前方，两腮微鼓，双唇紧闭，神态安详。头戴蝴蝶结饰物，身披由树叶缀连而成的长衣，左手托宝瓶，右手执草叶于胸前，腰间系一布带，赤足立于圆托上。通体罩青中略带黄色之釉。
虽然像上未标注姓名，但塑造的应是人们崇拜为“药王”的孙思邈。中国医学史上被尊称为“药王”者虽有多人，但唯有孙思邈享誉最广，影响最大，受到医学界和民间的广泛推崇，为他举办纪念活动也最为经常。孙氏是陕西耀县人，耀县紧临铜川，大名鼎鼎的孙思邈自然会成为宋代耀州窑工匠的创作素材。据说铜川旧有药王庙，庙中供奉孙思邈像。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菊瓣纹碗】
高5.1cm，口径13.2cm，足径4.1cm
碗敞口，圈足。里外均刻菊瓣纹，碗心印一团花。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足边无釉。
此碗为宋代耀州窑青瓷的代表作品。在装饰方面，以碗心的一朵团花为中心，放射状地向外刻出一片片菊瓣纹，布局舒朗匀称，线条活泼流畅又不失规整，反映出当时艺师们的审美观念，代表了耀州窑瓷器刻花工艺的突出成就。
耀州窑瓷器上的刻花装饰于北宋中期发展成熟，到北宋末期工艺更为精湛。
【宋 耀州窑青釉刻海水鸭纹碗】
高7.4cm，口径17.8cm，足径4.9cm
碗敞口，腹为六花瓣形，近底渐收，圈足。内壁蓖划海水纹，碗心刻划一游鸭，外壁光素无纹。通体以青釉为饰，釉色深沉，青中泛黄。
此碗造型优美，纹饰清晰，鸭纹的刻划生动传神，海水纹宛转自然，由此可见耀州窑瓷工们娴熟的技艺，是耀州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宋 耀州窑酱釉碗】
高4.5cm，口径14cm，足径4cm
碗撇口，深弧腹，圈足，近足无釉。素面无纹饰。釉为酱色，釉色较亮。
酱釉瓷器是宋代中期耀州窑瓷器中出现的一个新品种，为仿宋代漆器之作，其数量较多，仅次于青瓷。酱釉是一种以铁为着色剂的高温釉，釉料中氧化铁的总量达5﹪以上。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莲花纹双耳瓶】
高24.5cm，口径5.5cm，足径9cm
瓶撇口，细颈，鼓腹，圈足。颈两侧对称置龙耳，腹上部凸起弦纹4道，下部阴刻两朵莲花图案。灰白胎。釉色青绿。
此造型的瓶式俗称“玉壶春瓶”。纹饰立体感强，花叶阴阳向背分明，刀锋犀利，线条流畅，别具风格。
耀州窑瓷器多为灰白胎，但多数器物透过青翠的釉层，使人感到的却是洁白、细腻的胎体，仿佛上釉前曾施一层化妆土，此件双耳瓶即为一例。实际上这是由于胎土和釉料在烧成过程中产生化学反应，形成一层密合层所致，这种现象在河南临汝窑及钧窑产品中也可见到，这是由于它们使用的坩土所含成分相似所致。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婴戏纹碗】
高8.5cm，口径20.8cm，足径4.8cm
碗敞口，宽唇，圈足。里外施青釉。碗内刻婴戏莲花纹饰，一肥胖的婴儿戏于三朵莲花之间，两手腕各戴一手镯，憨态可掬。
此碗刻花精细，画面生动活泼。北宋晚期，耀州窑装饰多取婴戏纹题材，此类构图还有两婴荡秋千、四婴戏把莲等。
【宋 耀州窑青釉印花童子玩莲纹碗】
高4.5cm，口径14.3cm，足径3.3cm
碗撇口，深弧腹，矮圈足，足底沾窑渣。通体施青釉。碗内印莲花一束和四童子，四童子分别手持莲花一枝，身体呈不同的姿势作嬉戏状。
此碗婴戏纹饰抓住了孩童体态的主要特点，用洗练的轮廓线将其五官的稚气和胖乎乎的体形生动地刻画出来。
宋代耀州窑青瓷装饰题材丰富多样，植物、动物、人物及宗教题材应有尽有。人物题材以婴戏纹较为多见，赤裸身躯的孩童，有的戏于花叶中，有的匍匐扳枝，有的攀树折花，有的驯鹿赶鸭，有的抱球采莲，不拘一格。
耀州窑遗址中出土的印花陶范很多，上面阴刻的花纹因反复使用而磨损，从而证明了这一装饰手法在当时曾大量使用。
【宋 耀州窑青釉盘口瓶】
高19.5cm，口径9.5cm，足径8cm
瓶盘口，短颈，圆腹，圈足。胎体灰白。里外施青釉，釉色较浅，釉质莹润，釉面开细碎片纹。足边无釉。
此瓶造型浑厚，略呈石榴形，俗称“石榴尊”。
耀州窑瓷器中瓶式很多，瓶体或修长秀丽，或丰满端庄，但像此件石榴式样的瓶却较少见，应为北宋早期产品。这时期耀州青瓷釉面皆玻璃质感强，施釉均匀，大多开有细碎片纹，胎釉结合紧密，没有剥釉现象。品种以日用瓷为主，造型方面与五代耀州窑瓷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宋 耀州窑印花碗】
高5.1cm，口径13.2cm，足径4.1cm
碗敞口，深弧壁，圈足。内外施青黄釉。碗心模印菊花一朵，内、外壁分别采用剔刻放射性线条的方式表现菊瓣图案。
菊花及各种花卉是耀州窑十分常见的装饰题材。此碗独到之处在于它采用特有的犀利刀法将抽象的菊花花瓣与形象的菊花花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简捷明快的图案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
【宋 耀州窑青釉人形执壶】
高29cm
壶体造型为一男子，束冠，着长襟衣衫，双腿直立，微露双足。人躯体中空，头有孔为壶口，双手于胸前捧方口壶流，后背中央附曲柄。人物面部表情庄重肃穆。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匀净滋润，因衣纹线条折角处釉薄呈现出胎色而具有立体效果。
耀州窑的瓷塑作品很少，此件人形执壶无论是造型构思还是工艺水平均可谓上乘佳作。
【北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瓶】
高19.9cm，口径6.9cm，足径7.8cm
瓶小平口出沿，短直颈，丰肩，腹以下渐收敛，圈足。肩部有弦纹3道。瓶身以“刻花”为饰，腹部刻缠枝牡丹花，下腹刻双层莲瓣纹。此瓶刻工刀锋犀利，深浅有致。牡丹花繁而不乱，花冠丰满，花枝缠绕，俯仰结合。瓶通体施青釉，釉面晶莹温润，玻璃质感强，釉层匀净。
耀州窑刻花青瓷以盘碗为多，瓶类较少。此瓶小口短颈，衬出瓶身的雍容饱满，刻线处积釉色深，凸起处色较浅，使花纹更加清晰，有立体图案的效果，为耀瓷中的精品。
【金 耀州窑青釉刻花“吴牛喘月”纹碗】
高7.6cm，口径21.3cm，足径6cm
碗敞口，深弧壁，圈足。通体内外施青釉。碗内菱形开光内刻一轮明月高悬天空，一头水牛前腿直立，后腿弯曲而跪，头部昂起，口微张。水牛周围及开光之外刻以花草纹饰。
此碗釉色莹润如玉，刻花刀法流畅犀利，构图简洁明快，花纹生动自然，为耀州窑金代青釉刻花器物中的代表作品。
碗心中的图案原名“犀牛望月”，经过考证应为“吴牛喘月”。它出自《世说新语》：“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方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图案反映了北方金人统治下的汉族百姓对战乱带来的沉重的生活压力深感畏惧的心理。
【金 耀州窑钱纹小壶】
高13cm，口径4cm，足径6cm
壶小口，溜肩，鼓腹，圈足。肩部一侧为一外折壶流，对应一侧为一带状短柄，口有平顶式带纽小盖。壶通体饰两组纹饰，肩部刻下覆的莲瓣纹，莲瓣上下各有两组弦纹。腹部刻錢纹，錢纹下饰一道弦纹。通体施青釉，釉青中泛黄。
纹饰简洁清晰，刀法犀利，风格粗犷，纹饰清晰。壶通体施青釉，釉青中泛黄。纹饰简洁，为耀州窑金代典型的风格。
宋代耀州窑及青瓷（上）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在中国的分裂割据。政权统一，社会稳定，新兴租佃制经济关系的确立和普及，都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生产关系，亦解放了生产力。这些，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起到有利的促进作用，使我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的局面。在手工业和商业得以空前发展，大批工商业小城镇不断出现的宋代，制瓷业的生产和销售，更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全国各地创建的新窑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在众多窑场之间，展开了商品生产和市场销售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批名窑和名瓷的涌现，以及一批以往所没有的瓷窑体系的逐步形成。今天，我们纵观宋代制瓷业发展的成就和特点，可以用两点来概括：一点是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和名瓷的产生和发展；另一点是定、钧、耀州、磁州、越、建、景德镇、龙泉八大瓷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宋代的上述著名窑场中，耀州窑是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独具风格与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耀州窑系的中心窑场和代表。其精美优良产品的出现，是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也是宋代工艺技术水平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一种体现。
一、窑场烧瓷始末与宋代的鼎盛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一百多公里的铜川市黄堡镇。窑址以黄堡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及耀县塔坡一带。此地在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其产品称为耀州瓷，或名耀瓷。该窑创烧于唐代（公元618——906年），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有八百多年的连续烧造史。
黄堡镇的耀州窑址，经过本世纪多次实地考察和大规模的考古科学发掘，已获取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资料，从而使世人真实了解到耀州窑的发展面貌。发掘出土的逾百万件陶瓷残器，分别属于唐代、五代、宋、金、元明五大历史时期所烧制。五大历史时期的烧瓷，各有不同。
唐代烧制了黑、白、青、褐、黄、茶叶沫、花釉瓷，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等彩绘瓷。器物造型丰满大器，反映出大唐帝国的兴盛。此外，还烧制唐三彩和琉璃瓦，是当时我国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一个窑场。
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青釉有灰绿、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还兼烧少量黑、酱釉瓷。造型秀丽华美，多仿金银器。往往采用剔花或划花手法，制作出各种生动流畅的纹样。在瓷器纹样中发现有专为皇室用瓷设计的龙、凤图案。还发现有刻“官”字款的青瓷器底多件。这些优美瓷器的发现，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五代时期仅见的重要青瓷窑场的系统陶瓷考古资料。
宋代是该窑烧造青瓷的鼎盛期。入宋后，窑场为了保持和发展它在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青瓷的领先地位，保持原有销售市场和争夺占领新市场，在制瓷工艺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和创造。首先在泥料制备上发明和率先使用了大型石碾槽粉碎设置，及加工泥料的淘洗池、沉淀池和陈腐用的陶缸设置。以此保证了大批量优质青瓷坯泥与釉浆的充分提供。其次是轮制工具主部件转盘由木制改为石制，盘下又增设了铁轴承，使拉坯成型工艺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次是烧瓷燃料由木柴改为当地蕴藏丰富的煤炭。与之相应窑炉结构亦进行了科学的变革，有利于掌握对青瓷器还原气氛的人为控制。宋代耀州窑制瓷工艺上的这些重大改革，为烧造大量胎细釉精的青瓷提供了先进的科技和工艺基础。使此时所烧的耀瓷，器物种类繁多，造型精巧秀美，瓷釉晶莹温润，刻花印花工艺独特，纹样图案丰富华丽，受到宫廷皇室和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喜爱。在宋人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耀州窑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徽宗崇宁年间向宫廷贡瓷的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载了宋哲宗元佑八年“耀州遗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的实况。除了在国内广大地区销售外，其产品还远销到世界各地。已在东亚的日本、朝鲜，波斯湾的阿曼，地中海南岸的埃及，东非沿海的坦桑尼亚岛屿等地的古遗址中都发现了外销的宋代耀州青瓷。这些均是耀州窑青瓷在宋代鼎盛发展，并具有广阔国内外市场的明证。
在耀州窑鼎盛发展的宋代，其精美的制瓷工艺和生动优美的装饰技巧，对陕、豫地区的旬邑窑、临汝窑、新安窑、宝丰窑、宜阳窑、内乡窑、禹县窑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进而又对远距该窑数千公里外的岭南地区之广州西村窑，及广西永福窑、容县窑等外销瓷窑也起过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由西至东、由北到南、由广阔区域众多窑场所组成的耀州窑体系。一个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和海岸港口，地处西北内陆渭北高原上的耀州窑，在商品生产激烈竞争的宋代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所凭籍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只要研究该窑宋代的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优势在于它自身精湛先进的制瓷工艺，巧如范金的造型，温润晶莹的青釉，犀利洒脱的刻花，以及综合这些优点而产生的风格独特之上乘产品。
宋代以后，耀州窑又继续烧瓷数百年。金代前期该窑延续了宋代青瓷的烧造，又突出了月白釉青瓷的创新。其后期，姜黄釉青瓷的烧造重点面向中下层民众，烧成上突出了可以增加数量的无釉圈叠烧工艺。装饰纹样也趋于简练。
元明两代该窑发展趋于衰落，一方面继续烧造姜黄釉青瓷，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在多品种色釉瓷的烧制中，白地黑花瓷是此一时期该窑的代表作品。至此，该窑青瓷的烧制已明显衰落。不久，窑场亦终烧，从此以后就在其原有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温润如玉的耀窑秘色青釉
瓷器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不论哪个时代，每一件成功的瓷器制品，都是实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瓷器的艺术美，一则体现在器表所饰瓷釉的晶莹剔透，二则呈现出器物造型优美多姿，三则映现着装饰手法的技巧和纹样图案的华美。而在这些瓷器制作中力求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美感中，古代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早在东汉我国就成功地烧制出青釉和黑釉瓷，北朝至隋唐又创烧出黄釉和白釉瓷。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人们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是自然界的各色玉石效果。是以这些青、黑、黄、白色的瓷釉可否达到玉质美感为其观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这种审美情趣以上层社会和文人为甚，在唐人的某些诗句中曾有明确表露。如顾况的诗《茶赋》就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是对“似玉”的越窑青瓷的赞美。又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有：“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是对“扣如哀玉”“胜霜雪”的大邑白瓷的感慨。这种想往和喜爱玉质的审美意识，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文化自远古和三代就崇尚玉器的延续和发展。早在《诗经·秦风·小戎》中就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种以玉来象征君子美德的观念，我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有过最精辟的解释。据《礼记·聘义》载，子曰：“昔者，君子自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岁，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这样一来，玉在中华古文化中，被授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中国制瓷业两千年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对瓷器单色釉的评价以是否有玉质感为标准。基于此因，唐代茶圣陆羽在评价当时国内烧瓷水平最高的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故“邢不如越”，以“类玉”的越窑青瓷定为唐代瓷器的最上品。在越窑青瓷中又以晚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为最高水平。
以此标准衡量耀州窑所烧造的青瓷，就不难明白其被称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原因。该窑场早在盛唐时就开始了青瓷的创烧，然初时釉质粗，釉不均匀，釉色青黄或青褐，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以后学习了越窑，青瓷烧造水平提高很快，中唐初的产品已赶上和超过了国内的婺、岳、寿、洪等青瓷名窑。晚唐时呈现青绿釉色的精美青瓷烧造数量日增，奠定了其成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基础。不足之处是器胎含铁量高呈铁灰色，青釉的釉层薄，玻璃质感强而温润的玉质感不够。到了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出现了黑、白两种器胎。黑胎器的青釉，呈湖绿、湖蓝、微灰湖青、深兰天青几种色调。白胎器的青釉，多是淡青、淡天青、粉青几种色调，少数为湖青和湖绿色。两种胎的青釉，质地都很精细，釉层均匀，透明度适中，具有较好的玉质温润性。与其后的宋代相比，则又具有釉色色调丰富多样而欠稳定性的特点。入宋以后，该窑的青瓷经过初期为时不长的工艺变革和探索之后，很快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宋耀瓷的青釉，质地精细纯净，透明度适中，色调是一种稳定的橄榄青色，具有“其色温温”、“精比琢玉”的美感。这种橄榄青色，与唐五代“越州上”的越窑“秘色”很相似，因而在宋代曾有“秘色”之称。宋代大诗人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耀州青瓷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这种与越窑秘色相类的宋代耀瓷青釉，于本世纪中叶由陈万里先生称为橄榄青色。以后学术界一直遵循，笔者亦然。时至今天，供奉于法门寺地宫的一批唐代越窑秘色瓷已重见天日，我们将它和宋代耀州青瓷进行了对比，为两者瓷釉的相类而感慨。笔者认为现在我们不妨恢复古代对宋耀州青瓷的称谓，将其青釉称着耀州秘色，以便更加明确耀州青瓷对越窑秘色瓷的正宗承袭关系。这种“类”越窑秘色的耀窑秘色瓷的成功烧制，对耀州窑系中其他窑场的烧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是耀州窑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优美多样化的器物种类与造型
美如碧玉般的宋代耀州青瓷，使用广泛，器物种类非常齐全多样。从其用途看可分为餐具类，有碗、盘、碟、钵、盆，渣斗。酒具类，有注子、注碗、玉壶春瓶、梅瓶、杯、盅。茶具类，有盏、盏托、擂钵、釜、香盒、水罐、水洗。日用盛具类，有罐、盆、瓮、缸、壶。照明具类，有灯、小灯盏、烛台、油壶、油瓶。化装具类，有盒、奁盒、粉盒。陈设具类，有尊、樽、瓶、花插。供器类，有供盘、灯盏、瓶、炉。洁具和卫生具类，有唾盂、渣斗、熏炉。此外，还有卧具枕，棋具围棋盒、围棋子、象棋子，乐具羯鼓、埙，鸟食具小食罐、小水罐等。凡是宋代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器物种类，在该窑的产品中应有尽有。一个窑场可以生产出如此众多的器物种类，在宋代的其他瓷窑中实属罕见。
宋代耀瓷不仅器物种类繁多、用途广泛，而且造型精美多姿，丰富多样，。以碗、盏、盘、碟之类最为普通常见的圆器为例，仅口沿的造型就有侈口、微侈口、敞口、六葵口、六菱口、六曲口、直口、敛口、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翻沿、包沿、折沿等。再以碗、盏中最多见的侈口翻唇圆弧腹内底下凹圈足造型观察，仅其腹部的变化又可分为圆弧腹、浅圆弧腹、瘦圆弧腹、微斜圆弧腹数种。在这些圆弧已富有变化的腹部，往往再配以瓜棱或出筋装饰，给人一种造型规整、比例恰当、变化适度、精美多样的美感。
又如壶类，是该窑初创时期就多有烧造的器物，以执壶最常见。唐代执壶为喇叭口、圆腹、短直流、单把执手，造型丰满大度。五代执壶变为小口直颈、圆球腹、曲形流略长、单把执手，造型富有变化，使圆与长和曲与直的各种不同线条，和谐的统一在同一体之中，组成了一种造型优美的器物。宋代的执壶大体承袭了五代，但细直颈变长，圆腹又呈现圆中略见微折的特点，从而既增强了造型的稳定性，又增加了艺术的秀美感。同时，随着壶颈的变长，其壶流亦变为高出口沿的弯曲形长流，进而使方便实用与婀娜秀丽相互融合。在常见的执壶中，该窑还生产一种形体似瓜的瓜棱壶，优美多变的造型具有瓜瓞象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采用同类审美意识创制的宋壶中，还有葫芦形壶，其特点是用上小下大连体双腹葫芦形作为壶身主体，下腹的一侧设弯曲的长流，而对应的另一侧有连于上下腹中的曲形单柄。此种象生葫芦壶的造型，与象生瓜棱壶相比更加多姿多变、楚楚动人。此外，该窑在宋代还创新出一些相当独特的壶类。如造型为小直口，球腹，三矮兽足，龙首流，半月提梁上贴戏婴的提梁壶。又如圆球腹，圈足，口在器底，器内有中空管与口相通，卧狮哺乳双子狮流，弓曲形飞凤提柄造型的倒装壶等。均是构思巧妙、造型奇特，装饰华丽，制作精美的宋代壶类器物中罕见的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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