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对缝。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之间有着2000多年的科技文化交流史。日本在其物质文明与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中，曾深受中国科技与文化艺术的影响。日本民族自古酷爱陶艺，对陶瓷艺术有着特别的爱好，是目前世界上陶瓷器消费量较多的国家之一。由于磁州窑产品携带有一种素朴的美感，加之丰富的器型与优美的纹饰，而深受日本士大夫、茶人乃至普通庶民的欢迎。
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日本九州福岗地铁修建时曾出土很多中国陶瓷碎片，其中包括有宋代磁州窑产品。在日本广岛福山市草户千轩遗址出土了宋元青瓷与白瓷，其中也掺混有不少磁州窑瓷片。日本神奈川县逗子神武寺附近的镰仓墓曾出土一件磁州窑绿釉釉下黑花纹瓶。近年来，日本的东京、京都、滋贺、福冈、熊本、山口等地均出土与发现磁州窑产品与瓷片标本。如京都市鸟羽离宫遗址、平安京遗址、中京区鸟丸通三条上儿汤之町出土了磁州窑方形枕瓷片，其绘画风格类如元代磁州窑产品。此外还有绿地白剔、三彩线刻、黄釉釉下黑彩等技法装饰的产品瓷片。如碗、盘、钵、瓶、罐等。许多瓷片标本制作风格与磁州窑的观台窑、临水窑、彭城窑完全一致。这说明宋元磁州窑的瓷器早已传播至日本各地。随之而来的是磁州窑制瓷技术对日本陶瓷的全面影响与启迪。
日本各地有许多博物馆与美术馆，收藏有多达万件以上古代磁州窑作品。其中有梅瓶、瓷枕、龙凤坛、红绿彩碗、天目、三彩花瓶等一大批磁州窑精品。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静嘉堂文库、松岗美术馆、五岛美术馆、梅泽博物馆、大和文华馆、冈山美术馆、永青文库、箱根美术馆、白鹤美术馆等收藏有磁州窑精品56件，其中宋磁州窑作品19件，金代磁州窑作品37件，另外还有元、明、清时期的磁州窑精美作品多件。目前日本的磁州窑研究居于国际领先位置，这与日本对磁州窑的丰富收藏密不可分，也由此培养出一批经营较高水平的研究者队伍。近百年来，日本各地不断举行磁州窑展览。磁州窑研究也不断推出新成果，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精美的磁州窑图书。充分说明了他们对磁州窑艺术的珍视和喜爱。
作为中国著名的民间窑场，宋金元时期的磁州窑产品系列已形成了化妆白瓷、白地黑花、黑釉瓷及红绿彩瓷等众多陶瓷品种。磁州窑制瓷工艺对日本的传播涉及到制瓷、造型、装饰、烧成及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各地窑场成功吸收磁州窑的技艺，一直生产磁州窑风格的化妆白瓷产品及其他装饰技法。如日本早期的“绘唐津”、“志野烧”等吸收了磁州窑的化妆白瓷与白地黑花装饰技法；日本的黑釉天目制作技术则学习了磁州窑的黑釉茶碗制作技术；金代磁州窑红绿彩装饰及红绿彩加金彩、黑花与红绿彩形成的斗彩等装饰技法，先是中国景德镇元明时期的五彩、成化斗彩装饰技法之先河，后来为日本有田、伊万里五彩瓷及金澜手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在日本陶瓷界，许多人将磁州窑陶技看做是日本陶艺的祖先。每当有磁州窑陶瓷考察团访问日本时，他们总是称赞磁州窑陶艺是大前辈、大先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磁州窑制瓷技艺对日本的传播，一方面是直接由中国大陆直接传播过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朝鲜传去的。朝鲜历史上亦称高丽、李朝等，朝鲜陶瓷的许多生产技术先是学习磁州窑，后来实现了自创与进入独立自主的发展阶段。在日本《陶瓷大系-30卷〈三岛〉》一书中，介绍了古代朝鲜有一种“三岛手”系列陶瓷作品。其技术实际上也来自宋代磁州窑。首先是“三岛手”，其白化妆技法学自磁州窑。三岛技法还包括了白化妆技法、白地刻花、白地剔花、毛刷白化妆土技法等多种类型。有的则有更细分类，被称为“雕三岛”。因此，磁州窑制瓷技法通过“三岛手”陶瓷生产技术对日本的许多民窑生产技术发生过重要影响。在磁州窑技法的影响下，日本陶瓷界制作出许多精美的陶瓷艺术作品。
一、磁州窑白化妆技法之影响
在磁州窑制瓷工艺中，以白化妆技术最为著名，即将不洁的瓷胎上挂一层白色的化妆土，然后再施一层透明釉，采用氧化焰一次烧制而成，成为洁白而富于质感的化妆白瓷。磁州窑生产的化妆白瓷与我国历史上的定窑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德化白瓷一道，是我国白瓷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白瓷品种。过去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包括国内许多陶瓷产区由于缺乏优质陶瓷黏土而无法生产白色陶瓷制品，磁州窑开创的粗料细作生产白瓷的工艺技术即白化妆技术，在白瓷工艺创新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由于生产成本低与物美价廉，因此能够广泛流行于我国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陕西、安徽等地许多民窑窑场，并流传至日本陶瓷界。日本是一个优质瓷土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为了生产白色陶瓷制品，就采用了磁州窑的白化妆技术。
磁州窑的白化妆技术不局限于生产素白瓷器，而是以白化妆为基础，赋予刻划花、剔花、珍珠地、梳篦、跳刀、白地黑剔、黑地白剔等多种装饰技法，利用胎、土不同的色彩制出各种纹样，推出一大批富有民间艺术特点的装饰纹样群，为陶瓷产品赋予更多的美学含量。这些制瓷工艺也为日本陶瓷的发展带来启迪。除化妆白瓷系列外，磁州窑还拥有白地黑花、黑釉、三彩、红绿彩等众多装饰方法。日本绘唐津制瓷技艺有化妆白瓷刻划花等，显然模仿了磁州窑的装饰技法。
古时日本由于各种资源缺乏，崇尚朴素的生活，另外加之其又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因此所生产的陶瓷器皿中鲜有高、大件造型的产品。还由于当地居民善于茶饮，以生产各类茶具为主要特点。陶瓷种类大多是盘、碟、茶盏、茶碗、茶瓶、花插、茶盒、茶杯及茶壶等陶瓷产品。唐津烧与志野烧等日本窑系产品上模仿了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白地刻划花、白地剔花等装饰方法。
二、白地黑花
日本陶瓷生产中除了采用磁州窑的白化妆技术，生产化妆白瓷外，还有铁绘(中国学术界称作白地黑花)装饰技法。铁绘即借鉴了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装饰方法。另外在绘画布局、图案与纹样的经营方面，也与中原磁州窑的装饰艺术类同很多。日本著名陶瓷专家常石英明先生在《中国陶瓷的鉴定与鉴赏》一书中，曾经做过独到、深入的研究。至十五、十六世纪，日本众多陶艺家开始采用磁州窑的化妆白瓷工艺与刻花、白地黑花等技法，模仿生产磁州窑风格产品。其中最著名的陶艺家乾山在日本陶瓷史上作出突出的贡献。乾山1663年生于京都。其曾祖父的妹夫本阿弥光悦善书画与陶艺，乾山受其影响开始习陶。他非常尊尚中国的陶渊明与司马光。乾山在制陶时采用了李朝初期的刷毛目白化妆装饰技法及磁州窑的白地黑花技法。乾山的陶瓷绘画风格一半是以随意性、以反映毫无矫揉造作的方法作为作品表现的基础，使产品的艺术风格令人感到很温柔、亲切，娴熟地表现出民众淳朴的心。实际上这种创造理念其根源乃与中国民窑磁州窑工匠的意识相类同。乾山制瓷时非常擅长磁州窑风格的白化妆技法，他的铁彩装饰技法也是从中国的磁州窑及朝鲜晋州窑等称之为“绘高丽”学来。而“绘高丽”实际上是日本人过去对磁州窑白地黑花的称谓。由于日本陶艺家最初是模仿古代高丽，故将白地黑花装饰技法称之为“绘高丽”。后来日本的学者专家终于明白，所谓“绘高丽”其本源乃是出自磁州窑，实际上磁州窑才是其真正的技术祖先。
日本陶艺家至今仍非常钟情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装饰技法，日本文化财保护审议会于1985年将擅长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彩绘画技法的陶艺家、东京艺大名誉教授田村耕一认定为“人间国宝”最高称号，对磁州窑技法与文化艺术之崇拜由此可见一斑。
三、黑釉天目茶具
磁州窑精湛的造型艺术沐浴了时代文化，它紧密结合当时人们的饮食、花道、茶道、品酒、祭祀等社会需求与生活习惯，推出了大批实用且富有变幻的器物造型。磁州窑的产品种类繁多，有碗、盘、瓶、罐、盆、坛、枕、灯、炉等，涵盖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广受世界各地人民的欢迎。元、明、清时期磁州窑产品大量出口到日本，其中包括大量的黑釉茶道用器。在南韩新安海底沉船出水的中国陶瓷中，就有相当数量的磁州窑黑釉天目瓷。日本陶瓷产品的许多茶道用瓷的器型也大量模仿了磁州窑。日本茶道追求的是“清、寂、和、敬”的精神理念。地处中国中原的磁州窑文化艺术，其文化结构的底蕴则包容了儒家、佛教、道家等传统文化艺术，因此非常符合日本人的精神理念。日本茶道用品除使用中国南方的建盏外，也采用了磁州窑器型并长期加以继承与发展。如志野烧的直壁天目茶盏，即毫无二致模仿了元代彭城磁州窑天目器型。日本是进口我国黑釉陶瓷包括磁州窑天目最多的国家，元代彭城磁州窑茶道器型，如直壁黑釉天目茶碗等造型，对后来日本茶道器具造型形成直接的影响。元明时期彭城磁州窑还直接接受日本客商定货，为其生产特定的灰地白梅花点茶碗。
四、红绿彩装饰技法
日本瓷器中有一大系列称作“赤绘”，赤绘实际上就是指磁州窑的红绿彩。红绿彩是在一次高温烧制的化妆白瓷釉面上，以红、绿、黄等低温颜料彩绘出纹样，再进行第二次低温彩烧。绘制金彩者，则还要进行第三次彩烧，称之为红绿彩加金彩。还有先施黑彩，烧成后再做红绿彩彩绘，有高温黑彩，又有低温红绿彩，高、低温彩绘相媲美，可称之为最早的斗彩。由于红绿彩主要颜色为红，故被日本陶瓷界称为“赤绘”。红绿彩描绿点红，鲜艳夺目，艳而不俗，丽而不躁，多装饰于碗、盘、杯、瓶及瓷佣上。目前资料证实，磁州窑红绿彩作品，不仅造型种类丰富、数量多、质量最好，而且制工亦最绚丽、精美。磁州窑红绿彩是一种釉上彩装饰技艺，经过元、明时期红绿彩以及五彩瓷的传承，后来又传播至日本，推动了日本彩瓷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在日本五彩瓷器纹样的绘画方面，也可以看到磁州窑的影响。
早在十二、十三世纪中国磁州窑纹样中就出现大量的莲花、菊花，以及松竹梅纹样。在日本十五、十六世纪时的五彩瓷中也大量绘出莲花、菊花、松竹梅等纹样，这显然受到中国瓷器包括磁州窑装饰的影响。目前，在日本的一些瓷器商店里，现在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绘有莲花、菊花、松竹梅纹样的瓷器产品，其渊源最早来自磁州窑，说明即使现在的日本国民仍然很喜欢磁州窑风格的陶瓷产品。
总之，磁州窑装饰纹样异彩纷呈，具有浓郁的时代风格与地方特色。器型实用耐用、纹饰图案新鲜活泼，富有浓厚的民间情趣，装饰题材与内容融入各种文化艺术内容，因此也多为日本平民百姓乃至贵族阶层所喜闻乐见。宋、元时代中国宗教呈现多样化形态，儒教、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等均很兴盛，磁州窑技艺非常容易进入日本等宗教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
磁州窑开创了利用低质原料生产物美价廉、秀美瓷器的一系列独特的技术，这对于缺乏优质瓷土的日本来讲，以磁州窑白化妆生产白瓷在技术方面具有普遍意义。此外，磁州窑对日本的影响还涉及到原料精制、造型技术、装饰文化等方面。
自古代起人们就亲切地将磁州窑产品称作“磁器”。从元代起“磁器”、“磁窑”等称谓亦常作为磁州窑的别称。事实上由于磁州窑产量巨大，在中国陶瓷史上“磁器”一名曾经一度广泛取代“瓷器”的称谓。现在日本语、朝鲜语中仍然在使用“磁器”名称，其起源可以说是来自磁州窑的“磁器”，由此可以看出磁州窑对世界陶瓷史的贡献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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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洲窑系瓷器的特征、年代及对日本的影响
一、明末清初民窑瓷业的重大发展
考察中国瓷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个有趣现象，即自明王朝立国起，以烧制精美高雅而声名远扬，日益繁荣昌盛的官窑瓷器，从明末万历朝开始至清初康熙朝的一段时期，日趋式微，衰竭没落，甚至为了勉强完成朝廷下达的沉重任务，而走向“官搭民烧”，名存实亡的末路。而同期，民窑瓷业却抓住契机，在吸取官窑优点，发挥自身长处的条件下，加速蓬勃发展，承担了延续明末－清初瓷业命脉的重大责任。可见，民窑瓷业在明末－清初，及至我国瓷业发展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发现，在中国的福建、广东、江西、浙江、四川、云南、广西等地，都发现了明末－清初的瓷窑遗址。尤其在福建省南部，以下简称为闽南，发现烧造所谓的“汕头器”（SWATOW）的窑址分布范围最广，数量也最多。据有关资料报告，窑址主要分布在闽南地区的九龙江流域的平和县、华安县、南靖县、漳浦县、长泰县、诏安县和晋江流域的德化县、永春县、安溪县、南安县等，窑址多达数百处。闽南地区多丘陵山地，隐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和燃料资源，具有瓷业生产的天然优良条件，在明末清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需要，形成了以烧造青花日用瓷为主的较大规模的窑场和窑群，风格特征较为接近，似可成为一种体系。过去，由于明末清初的民窑青花瓷器被视为没有多大学术研究价值的大路货，未能引起重视，一直鲜为人知。五十年代开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从遗址、沉船中发现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外销青花瓷、彩绘瓷、兰釉、青瓷等单色釉瓷，这个时期的民窑瓷器才引起了陶瓷界、学术界的真正重视。
近年来，经过有关单位的深入调查和发掘，漳州窑系的瓷器面貌，逐步明朗了。以下，试就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漳州窑系瓷器的主要特征
关于“漳州窑系”的定名，学术界尚存不同观点。本文探讨的“漳州窑系”（以下简称“漳窑”）瓷器指的是国外大量发现的、砂足的，通常称之为“汕头器”（SWATOW）的这类瓷器，而非米黄色釉开片纹瓷器。
根据田野考古调查采集的大量标本和闽南平和县南胜窑的科学发掘材料，我们发现，“漳窑”瓷器，主要有青花、彩绘、蓝釉、青瓷四大种类，其主要特征如下：
１、造型－既有粗大厚重的大件器物，也有精巧的小件器物，品种以盘、碗、碟类占绝大多数。青花、彩绘、蓝釉、青瓷四大种类中，均可见到直径达30厘米以上的大盘。其中个别大盘硕大厚重，直径近50厘米。这种大盘，在“漳窑”以外的明末清初瓷窑中，较为少见。
２、胎釉－胎质有精有细，粗者居多。粗者胎质发灰，杂质较多，结构疏松；细者细腻洁白，十分致密。由于多数器物胎壁较粗，导致挂釉不能厚薄均匀。多数器物的釉层白中闪青，清亮润泽，足底部分的釉面常粘有粗砂，形成其固有特色。
３、工艺－胎壁的修饰一般均很粗糙，底足普遍带有放射状的跳刀痕，且未施釉。不少器物的足心出现乳钉状突起。盆、碗器中，常有一道刮釉形成的涩圈，这是叠烧工艺的特征，但从整体看，主要仍是匣钵单件装烧。
４、纹饰－装饰技法方面，比之景德镇，缺乏规整与严谨，但构图与线条的表现，随意抒发，不稍拘束，画风简率朴实，又不失之简陋。表现手法多实笔绘画，也有部分作品又加之勾勒渲染。图案布局层次较为分明，盘、碟器物的内壁，外圈常为宽带椭圆形开光，饰以花果。主题纹饰的内容十分丰富，多为吸取大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最典型，最喜闻乐见的题材。有植物类的牡丹、莲荷、梅花、菊花、兰花、芭蕾、葡萄、瓜果；有动物类的龙凤、狮子、虺虎、麒麟、喜鹊、蝴蝶、马、鹿、鸳鸯、鱼虫等；人物纹图案有天官赐福、松下独诵、顽童扑蝶、仕女图等等。此外，在碗、碟等小件器物的内心，常书写有祈盼吉祥如意的草率文字，如“福”、“禄”、“寿”、“天”、“尚”、“魁”等等。
上述图案，以内底饰主题图案，器壁开光的所谓“克拉克瓷”最富有特色。
蓝釉器上，并不是简单的单色釉，常见以白色化状土点缀而成的各种图案，青瓷盘、碗，也常见各种刻划花纹图案。
综观“漳窑”瓷器，数量是庞大的，质量是不高的。清初人士叶梦珠以其亲身经历，在《阅世编》中指出，“崇祯初时，窑无美器，最上者价值不过三五钱银一只。丑者，三五分银十只耳。顺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瓷器之丑，较甚于旧，而价逾十倍”。可说是对明末清初民窑瓷器生产的最真实写照。当时，在福建沿海地区，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巨大影响，瓷器生产蜂涌而起，量多则不精，自在理中之事。
三、漳州窑系瓷的生产年代
探索漳窑的兴衰年代，对全面掌握漳窑瓷器生产的真实面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闽南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历代窑址，已为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所证实。由于瓷器生产的历史，不被统治者和文人墨客所重视，所以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极为罕见。四库全书中没有一部陶瓷的专著，散见于各种文籍内的一些论述，也缺少有系统的汇集，因而，仅以文献的记述来探索漳窑的生产年代，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将仅见的文献资料与国内外发现的丰富遗址、窑址资料结合起来，才是探索漳窑生产的唯一正确途径。
漳窑瓷器，零星散见于文献。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刊本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风土志、物产、器之属“瓷器”条目有“（漳瓷）出南胜窑者殊胜它邑，然亦不甚工巧”。据载，此条目内容，最早尚可见自明万历元年刊本，可说是关于漳窑瓷器的最早、最确切的文献记载了，是我们探讨漳窑起始烧制年代的弥足珍足的资料。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郭柏苍著《闽产录异》，卷之一货属条目有：“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裂”。告诉我们的是明代中期漳州地区白釉瓷的生产情况。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平和县志》卷之十，物产器之属有“（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粗者出赤草埔，山隔”，指出漳州府属之平和县的瓷器生产已有一定规模，品种也有粗细之分。目前的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上述的文献记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五十年代开始，在各级文博部门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长期艰苦执着的工作，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根据已有器物的形制特征观察和分析，对比国内一些遗址、墓葬出土的纪年标本，已有部分专家学者摆脱以往将漳窑年代含混不清定之为“明末清初”的分期观点，明确将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研究工作也较为深入，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漳州平和窑的鼎盛时代确定在明代嘉靖－清代康熙之间。同样对于漳州平和窑，也有学者认为其烧造时代应为明万历时期或更早一点至明末清初，可能是资料的欠缺，尤其是纪年资料的欠缺，断代仍失之笼统，正说明漳州窑的断代有赖于进一步加强工作。
日本学者森村健一先生长期从事古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他的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漳窑的开始生产，繁荣鼎盛，衰落停烧过程，很有参考价值。
日本方面对遗址的发掘比较彻底，地层关系表现明确，遗物的采集也很全面，并就有关漳窑的疑难问题数次专程卦闽考察和交流，掌握了比较全面的资料。森村先生在《漳州窑系制品（汕头瓷）的年代及意义》一文中，综合日本各地遗址与世界上有关的沉船资料，明确指出：从1585年（相当于中国明万历十三年）失火的根来寺遗址资料看，漳州窑系的制品是极少的。直到1590年（相当于明万历十八年）以后，漳州窑系的制品才大量生产，并输入日本。如1615年（相当于万历四十三年）失火的大坂城夏陈遗址出土遗物看，漳州窑系的青花，五彩标本超过了80%，等等。据日本的大量遗址资料，漳窑瓷器可分为三期：
Ⅰ期：16世纪后半期（1570－1582年间），即明隆庆四年－万历十年），相当于日本的织田信长时期，漳州窑系青花极为少见。
Ⅱ期：16世纪末－17世纪初（1585－1615年间，即明万历13－43年），相当于日本的丰臣时代。这时期漳窑系瓷器突然大量出现，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景德镇瓷器。
Ⅲ期：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即中国的明晚期－清初期，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前半期。漳州窑系制品减少，仍见如同第Ⅱ期的各类遗物，但碟类减少，盘类增多。漳州窑系制品逐步被景德镇窑系制品所取代。
我们知道，漳州窑系的烧造历史较短，它是明末清初期间突然兴起，又骤然衰落的一个典型民窑体系。考察漳州窑兴衰的历史背景，对我们认识漳州窑的时代是很有帮助的。
首先，是瓷都景德镇地位的削弱与破坏。从明代万历朝起，政治动乱，国力衰竭，严重影响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1602年，出现了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甚至火烧御窑厂的情况。同时，出现了长达近80年的原料危机，御窑厂几乎停止烧造。窑工四处流散，而这个时期，恰好是各地民窑兴起，发展的有利时期。
其次，这个时期，适逢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以牟取暴利。瓷器，深受各界喜爱。是可以给他们带来丰厚利润的商品，势必倾力寻求。《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就有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至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间从中国购买了数以万件外销瓷器的真实纪录。在瓷都景德镇窑业几乎毁弃的情况下，就必然会在交通便利，制瓷资源丰富的沿海港口附近寻找新的窑场，漳州窑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就自然应运而生了。并在民窑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方面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又次，漳州月港最初只是一个走私小港口，但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十七世纪初这个时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书成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张燮《东西洋考》是一部考察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及航海事业的重要著作。书中记载了漳州月港与世界主要港口几乎都有贸易关系。瓷器，历来是与茶叶、丝绢等一起外销的重要商品，从明代督饷馆于隆庆元年（1567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间每年从月港收取的出口税银来观察，由最初的每年三千两猛增到每年三万五千多两，增幅达十多倍，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漳窑瓷器由月港的大量外销。从文献考察，月港的衰落在清初期，清初，由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抗清政权的存在，尤其是郑成功的势力还在海上，后来又驱逐荷兰人，克复了台湾，成为清统治者的心患大敌。因此，在清初四十年间，厉行海禁，严禁商民下海交易，犯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斩。这种落后山海禁政策严重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月港的地位日渐式微，依赖月港而外销的漳窑瓷器，因外销渠道的受阻而衰落以至停烧了。
综上资料，我认为，漳州窑系瓷器的繁荣昌盛时期，应在明万历中期－清顺治时期。
四、漳州窑系瓷器在日本的影响
根据目前资料，明末清初漳窑瓷器主要有四大种类－青花、彩绘、蓝釉、青瓷，这些外销作品，通过海上"陶瓷之路"行销世界各地，在日本也有大量发现，既有发掘遗物，也有传世品。
作为明末清初民窑代表的漳州窑系瓷器，对日本瓷业生产的发展，影响是特别明显的，尤其青花瓷和彩绘瓷二大类作品。在日本都有大量仿制，并加以发扬光大。
日本的瓷器是江户初期的元和二年（公元1616年，相当于中国明万历四十四年）由朝鲜匠师李参平（有台湾学者认为他可能是中国人）在日本佐贺县有田郡的泉山首次发现优质瓷土，开窑烧制成功的，此后不久，群窑蜂起，开始了大量生产。由于中国瓷器特别符合东方人的审美情趣，所以，当时选择中国瓷器作为生产和仿制的范本，则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整个和平的江户时代，中国瓷器及仿制的日本瓷器替代了陶器、漆器，金属器皿，成为诸侯之间互相赠送的礼品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日本具有极大需求量，成为日本陶瓷发展的良好契机。
青花瓷器，以其特有的幽雅风格，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从日本青花瓷的诞生、发展整个过程，都深刻地受到中国青花瓷器，特别是民窑青花瓷的影响，这在明末清初，官窑衰落，民窑发达的特定历史时期，尤其如此。日本青花瓷从品种、样式、风格的采用，无不留下中国青花瓷的痕迹，这些特征，均可从漳州窑系青花中寻找出其嬗变因续的关系。自早期的"伊万里青花瓷"开始，其主题纹饰就带有中国民窑青花特色的山水、人物、动物、植物等图案，甚至边饰也习见开光，窗格纹、水波纹、钱纹等。从日本已公布的许许多多遗址遗物中，均可看到带有漳窑风格的作品。
“克拉克瓷”是漳窑生产并外销的主要品种之一，开光大盘为数众多，在日本也有大量发现。17世纪开始，日本的重要窑场－伊万里窑，有田窑等形成模仿我国明代民窑烧大器的风气，生产了许多具有漳窑风格，采用分割式构图，空白处铺饰底纹的所谓“芙蓉手”的大型青花瓷器，直径常达三十厘米以上，最大者甚至达到六十三厘米。
与平淡高雅的青花瓷同时成为日本瓷器仿制对象的则是以红色调为主，辅以其他杂色，予人强烈感官刺激的彩绘瓷。
明代，是中国彩绘瓷在唐三彩、宋三彩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成熟时期，是中国彩绘瓷的黄金时代。然而，彩绘瓷的普及与被民间所接受，则是在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彩绘风格也起了变化，从早期的工整呆板的卷草、云龙、牡丹等转变为随意、奔放的山水、花鸟、人物等民间喜闻乐见的绘画形式，这就是日本俗称的“南京赤绘”或“吴须赤绘”。漳窑作为生产彩绘瓷器的一个重要窑口，其作品也在明朝末年通过外销出口到日本，对日本的彩绘瓷器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彩绘瓷的诞生，是以传入日本的中国明末彩绘瓷器为蓝本，由西肥前有田皿山的柿右卫门家族完成的，不难看出其中国彩绘瓷的端倪。日本彩绘有许多流派风格，如“万历五彩”日本称为“万历赤绘”；“天启五彩”日本称为“南京赤绘”；“康熙五彩”日本称为“康熙赤绘”等等，分别有窑场进行仿制。而日本称之为“吴须赤绘”的彩绘瓷，则是一种产于福建南部漳州窑系，并行销海外的彩绘瓷，它成为日本彩绘的模仿重点。这类彩绘瓷，重现了宋三彩的传统风格，以红色为主，淡青浅绿为辅，运笔奔放，构图自由，它同日本华丽风格的“染锦手”相比，色调单纯，风格古仆，倍受日本茶人的珍视。
由于漳州窑系目前的考古调查资料仍十分有限，尤其缺乏大规模，有系统的窑址发掘资料，缺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加之中外（包括中日）有关漳窑的学术交流仍处起步阶段，本人所能掌握的资料也不够全面，以上论述，难免挂一漏百，敬请学术同仁指正！
钧窑首创铜红釉对后来的陶瓷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China”是中国的英文名，即陶瓷之国。顾名思义与陶瓷的发明有关。陶瓷使人类告别了“饮毛茹血”的时代，进入“鱼羹稻饭”的文明。热爱陶瓷的帝王不少，对瓷器礼赞有加的首推乾隆，如咏青瓷和白瓷诗云：“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识云气勇生于胆，此是武阳面白时。”我国瓷工虽南北互仿，色彩丰富，但总体“南青北白”，以越窑青器和定窑白瓷而著称于世。
钧窑之窑变红釉器的诞生，宛如青白色瓷林升起了一轮红日，让人敬若神明，刮目相看。钧瓷红里透紫，有青有蓝。不要说完整器贵为国宝，就连碎瓷片藏家都珍爱无比。记得那年好友扬州培训购来一片钧瓷，让藏友品茶赏钧，受益非浅。
宋钧窑的胎颇似芝麻酱色（元钧黄泥色），为使釉色达到预期效果，在上釉前先涂抹一层白色化妆土，以使瓷釉不受黑胎影响，故胎釉间有一道白线，乃钧瓷“一线天”之特征。古人玩瓷先从碎瓷片玩起很有道理。
钧窑首创铜红釉，对后来的陶瓷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钧窑海棠红、玫瑰紫的引领下，陶瓷百花园开放出不少瑰丽的花朵。元明清各地瓷窑相继生产出如釉里红、宝石红、霁红、郎窑红以及低温矾红、珊瑚红等各种窑变，无不和钧窑有关。
随着宋皇朝和孔庙南迁，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临安京都和甬上京畿名扬天下。北方瓷窑的著名工匠南来，也自在情理之中。龙泉钧釉器的出现或许与此有关。甬上瑞芝阁藏有一个宋元间钧瓷盘，直径18厘米，釉面有明显棕眼，集海棠红玫瑰紫于一体，包浆明亮，敲击声较沉。瓷器虽不吸水，但古瓷入水会有气泡产生，甚至釉面变色，此乃古瓷之特征。今高温烧制的仿品无此现象。目睹紫红色釉面，有无数大小不一的蓝星仿佛从天际闪耀而来，层出不穷，此乃窑变之无穷魅力，令人神往。背面有阴阳面，此系窑火向背所致，亦为时代特征。釉面上还有通透的玛瑙状晶体，玛瑙为釉说十分可信。底无釉，直径6.4厘米，胎呈黑褐色，似哥窑之色。中心有罕见的瓷釉圆点，直径4厘米，引人入胜。此盘不同于河南钧瓷，细观似无化妆土相隔。“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也。
藏家欣喜得宝，正研究中，却有老总登门求购，好说歹说，碍于情面竟以低价转让。钧盘出售后，原主一夜无眠；谁知新主反复细观同样如此。笃、笃、笃，清早有人敲门。主人睡眼惺忪打开门，原来是老总手持钧瓷盘想退还。谢天谢地。手捧失而复得之钧瓷盘，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于是研究重新开始。师徒仔细查阅龙泉窑和钧窑资料并核对实物，参观多家博物馆。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证实此圆点原来是龙泉窑的标记———肚脐釉。钧窑无此现象。因此罕见的疑似宋龙泉钧瓷在宁波被发现。此举令龙泉籍同好感奋不已。“没有证物的历史是虚无缥缈的”。原来龙泉瓷林并非满目青绿，“万绿丛中亦有红日升腾也”。
窑变有多种，众知铁元素变绿色，铜元素为红色。可明明是铜元素却烧出绿色来，成为“烧红出绿”之珍贵窑变。可惜多被窑工误为“走火入魔”的邪器，打碎深埋，令人扼腕。另一种窑变有斑点，如钧窑蓝釉中的红斑、红变绿的斑点等。窑变的斑点多呈凹状，手抚釉面，凹凸不平。昔日传统瓷器之窑变，并非人工所能掌控，包含天成之因素。天人合一而产生的窑变釉瓷器，自非等闲之宝。
窑变即变，变乃大自然之法则，红肥绿瘦，寒暑更替，存优汰劣，人类因此而生生不息。
回顾日本瓷器的开端和自我演变，受中国陶瓷影响颇深
事实就和我们臆测的相差无几，日本瓷器的发展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当然一些更直接的影响则来源于当时高丽。但是它依旧有其很独特的一面，一方面它有闻名于世古朴，另一方它有你想象不到的工细繁琐和艳俗。
日本青花瓷器
陶器vs瓷器
日本的陶瓷历史或许可以讲很久，但是单拿出瓷器来讲，无论怎么算都只是有500多年的历史。相较中国在东汉时代就出现了真正的青瓷，日本的瓷器历史可以说非常短。关于日本瓷器的开端，我们可以把故事讲的很感性。甚至可以用来解释当年奉承秀吉对高丽的出兵。在丰臣秀吉的时代，或许是因为厌倦了战乱，武将之间开始流行饮茶。日本茶道的鼻祖千利休接受了来自中国的茶道文化并将它完全民族化，利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茶的本身，扩大到了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
有所谓的“利休馒头”、“利休牡丹”、“利休豆腐”、“利休头巾”、“利休木屐”、“利休扇子”、“利休缎子”等等无处不在。可见这个人对当时日本国民审美的巨大影响。这个人在茶道中最偏爱的是当时的“高丽茶碗”。奉承秀吉早年对茶道相当痴迷，和千利休的关系相当紧密。“高丽茶碗”不只引发了国民的推崇，也引发了丰臣秀吉对出产地朝鲜的极大关心。不久之后他就出兵朝鲜，回国之时带回了上千名朝鲜陶工。事实证明他的目的却是达到了，在这些人一个叫做“李参平”的人在1616年，开启了日本的瓷器历史。当时的佐贺藩主把他从朝鲜掠走时，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对日本瓷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参平最初是在佐贺县炼胚烧制瓷器，当时当地土质并不适合生产。他开始在全日本的范围内寻找瓷土，终于在有田的泉山发现了优良的瓷石，这一年是1616年。以此处为中心，周边窑炉兴盛，制瓷业急速的发展起来。到了江户初期，日本首次烧制出了白瓷。这便是代表着日本瓷器的“有田烧”，李参平因此也被尊称为白瓷的鼻祖。从此日本的瓷器结束了完全依赖进口的时代。
但是当时的白瓷就真的只是白瓷，没有彩色装饰。之后酒井田喜三右卫门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在正保三年(1646)应用赤绘技术成功烧制出第一件彩绘瓷器。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喜三右卫门付出了三十年的心血，这位初代“柿右卫门”和他开创的“柿右卫门”。
彩绘瓷器一起被载入了日本陶瓷的史册。在大片的余白上，用青蓝色或者红色，描绘上艳丽的图案，是其特点。色彩之所以会产生一种既明亮鲜艳又典雅脱俗的感觉，关键在于表层的独特白色，那种独特的温和的白色。经过大概40小时，1300度的高温烧制下，才会产生出了那种柔和的白色，烧制后产生的白色称之为“浊手”所谓的浊，用当地的方言来说就是淘米水，画出瓷器所独有的精致图案，然后第三次放进窑里，于是，浊手之白上，各色颜料尽显其魅力。仿如在纯白的画纸上描绘水彩画一样，充满透明感。柿右卫门的特色，便是在浊白的瓷器上，活灵活现的表现出鲜艳的色彩。
日本的瓷器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在此之前它也经历由土器到陶器再到瓷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日本陶瓷的历史开始于绳纹土器。一些学者提出：根据放射性碳十四的测定结果，绳纹土器最早可以上溯到12000年以前，存续时间达一万年以上。绳纹器一般用粘土泥条盘筑而成，野烧，即烧成时不用窑室，烧成温度在800度到900度。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日本的陶瓷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演变。
日本陶器始于7世纪后半期，这时出现的是以绿釉陶为代表的施釉陶器。这是日本受到的中国和朝鲜半岛影响的结果。奈良•平安时代(公元538年至公元794年)的陶器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三彩和绿釉的低温铅釉陶，一类是高温灰釉陶器。前一种是中国唐三彩和朝鲜半岛绿釉陶器影响下的产物，主要有以正仓院三彩为代表的奈良三彩和绿釉陶器等彩釉陶。文献记载它们在当时被称作“瓷”、“瓷器”或者“青瓷”。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虽然被称为瓷器，但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瓷器。
古朴vs金银璀璨
日本陶瓷闻名于世的风格是古朴，禅意。但事实上，在日本500多年的瓷器发展史上大部分的经典风格和作品都是工巧、细致，色彩华丽鲜艳、或者大量使用对比色。时间来到1655年，这一年日本出现了后来闻名于世的“九谷烧”。当时是日本的江户时代，加贺之藩大圣寺藩的第一代藩主前田利志，以从其藩属内九谷村金山发现了磁土矿为契机，派遣其原在金山炼金的后藤才次郎前往肥前有田学习制瓷技术。后来引进技术开始在九谷建窑，生产瓷器。从此，九谷窑诞生。
九谷窑的瓷器大都色彩华丽，气派较大，符合当时贵族的消费心态。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非常善于采用金、银等华贵的装饰材料进行装饰或绘画。中国瓷器也用金，但是都非常少量的的装饰，比如杯口、壶钮等位置常出现，而且一般都出现在通体素色的器物只上，给予点睛的作用。但是九谷窑就金则是非常大规模的使用，并配以精细的、色彩鲜艳的图案描绘九谷窑的装饰技法有红彩、金彩、绿彩、银彩等种类。进入明治时代之后，陶艺家九谷庄三的彩色金澜手瓷器名气日盛。同时，大量的日本九谷瓷器开始出口到欧洲各国。九谷烧银彩作品。釉面下发出闪闪的银箔光彩，是九谷烧银彩技法的精髓。在整件上将作品先涂抹一层黑色墨底，然后彩绘以淡青、淡樱等纹样。在几何形图案上柔和的银彩中显露出一种厚重的审美情趣。
九谷烧的绘画作品内容丰富。有花鸟、山水、风景等内容；有鱼纹、鹤、神灵等寓意吉祥的题材；也有人物、儿童；还有松、竹、梅、菊等纹样。也有的陶艺家深受中国古代竹林七贤等中国文化影响，描绘中国风格的图案。许多绘画艺人，绘画技法娴熟、老道，绘画作品一丝不苟、精工细描。
而关于古朴我们可以回到日本茶道的鼻祖干利休。干利休发展了村田珠光的所谓“和汉”境界——完美无缺的“汉”与不完全的粗野美“和”的结合，达到了纯日本的简素美——“和、敬、清、寂”。他推崇的美学也是带有禅意的古朴，前面我们提到的高丽茶碗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一时间相对应的窑厂则是濑户和美浓。
它们是日本中世窑业的中心，是这一历史时期唯一烧造施釉陶的窑口。从镰仓时代后期到市町时代，茶汤文化勃兴，世人追崇从中国进口的所谓“唐物”。以此为背景，从14世纪开始，濑户窑模仿中国陶瓷器大量生产天目茶碗(黑釉茶碗)和茶叶罐等茶具陶器(这一点将在后文更加详细的介绍)。进入15世纪，濑户系施釉陶器的生产中心转移至岐阜县的东美浓地区。从室町时代后期开始，美浓窑一度模仿中国陶瓷生产的态势陡然一变，开始烧造以濑户黑和黄濑户为代表的自己独特的产品。前者是半筒形的茶碗，釉色漆黑为其特征。后者用黄釉，有时也用叫做“胆矾”的绿釉。釉色有独特的胎土映衬，再配以端正的造型，别具一格。这类器物产生的背景依旧是茶文化的兴起与流行，以及人们对唐物的喜爱追崇。那时，在京都等地方，闲寂茶文化盛行于市井阶层之间，因此茶具的需要也更多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所谓的“高丽茶碗”等从朝鲜半岛进口的陶瓷器也十分流行，对日本的和物茶具产生了影响。
高丽茶碗
续“高丽茶碗”之后的另一个古朴风格的陶器窑是唐津。
唐津陶器诞生于天正年间(公元1573年至1592年)，推断的依据是一件带有天正20年(公元1592年)铭文的遗物以及各地的考古发掘调查结果。文禄、庆长年间(公元1592年至公元1614年)，不少朝鲜的陶工从朝鲜半岛迁居到佐贺县、长崎县一带的备前地方，刺激了当地的制陶产业。同时这种日本从未有过的窑炉也开始向美浓等地乃至日本全国传播开来。拥有这样的技术背景，唐津的产品开始大量在国内流通，一跃成为著名的陶瓷产地。产品的面貌体现出来自朝鲜半岛和美浓的影响。高级品多是茶道用具，有模仿高丽茶碗的产品，还有净水罐、花瓶、小碟等。到后来这里生产的一般餐具也超过美浓，占领了国内市场。代表器物有铁锈花釉下彩绘陶和挂有长石釉的“绘唐津”。从此以后，在西日本，唐津逐渐演变成为陶瓷的代名词。
中国vs本土化
日本瓷器的开端并不是本土自我演变的结果，当时中国的瓷器文化已经非常成熟，日本相当于是在这种嫁接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日本的青花瓷的发展。1624年后，中国青花瓷输入日本，伊万里青花中出现了完全仿制明代青花瓷的作品，日本首次成功烧制出青花瓷器就被称为“伊万里青花瓷”。如今户栗美术馆收藏的青花双耳扁壶造型、装饰就是完全仿制永乐青花扁壶。同时，受明代天启青花和所谓“祥瑞”器的影响，伊万里青花瓷纹样出现了简洁、疏朗或通体装饰两种倾向。当时青花瓷依旧在日本迅速的发展出了很多的自我特点，比如常见日本青花瓷喜欢把蓝色和红色一起使用，通常器物通体都有花纹装饰，且比较繁密。这种风格在中国并不典型。
伊万里青花瓷
其实在级别较低的古董交易之中我们常见的一种日本瓷器是：看上去与中国某名窑风格有相似之处，但是你又觉得这种相似之中还有一股子别扭劲，那么你翻过来看底下的题款，很有可能你看到的是几个写的歪斜的中国字。歪斜的程度就可以知道这绝不是中国人写出来的。这很有可能是就日本当年仿造的中国名窑瓷器。当年中国瓷器一经以贸易和礼品形式传入日本后，立刻引起了日本各阶层的追捧。但供不应求，因此带有商品性质的仿制品开始充斥日本瓷器市场。有观点认为：“17世纪后期，日本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气愈演愈烈。从目前的传世物来看，其所仿制传世品的范围，上自宋代的龙泉、黑釉瓷，下自明代五彩、青花及德化窑瓷器。其中带有欺骗性的作伪手法着实令人震惊，为了达到目的，诱使购买者的信任，他们往往在日本本土烧制这类器物，然后经商人带来中国，在中国本土定做适合盒、罐、盘、碗等小件器物的锦盒……”
来华学习瓷艺，当时应该是是日本一代又一代陶工的梦想。他们中间的成功者大抵如加藤四郎和五良太甫这样。其中的加藤四郎曾在镰仓时代初期，来到中国浙江天目山学习制做黑釉瓷器的技术，回国以后，仿制了很多黑釉瓷器，日本陶瓷界称之为“濑户天目”。到了14世纪，濑户烧已成为得心应手的仿制窑了。五良太甫是于明万历时期来到中国学习制瓷技术的，带有“五良太甫祥瑞造”款识的青花瓷器。
陶瓷知识：磁州窑的特色
磁州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介绍说，磁州窑瓷器品种繁多，以施用化妆土为基本特征，把中国的传统绘画、书法技艺与陶瓷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艺术。磁州窑瓷器保留了大量古代民间绘画、书法及反映民俗民风的实物资料，形成了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艺术风格、浓郁的民间色彩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中国五大官窑之外享誉世界的民间名窑。
磁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独特贡献，一是白地黑褐彩绘，把传统的书画艺术与制瓷工艺结合在一起，二是把诗词、谚语、警句和文学作品作为纹饰，留存下来的瓷器鲜明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态，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专家认为，世界上某一国家优秀瓷器品种的出现，往往留有与其他国家或民族进行陶瓷文化交流的印迹。磁州窑瓷器以白色胎釉上绘制黑色花纹著名，俗称白底黑花。而作为制瓷技术和中原文化艺术的基础代表，白底黑花一度成为东方古瓷的流行色，这种流行色对朝鲜、泰国、越南、日本等国家的制瓷工艺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制瓷工艺与白底黑花存在着较深的传承关系。
来自韩国的陶瓷研究人员高美京说，根据发掘报告公布的资料，1975年韩国新安外海发现的沉船统计出的两万多件遗物中，磁州窑瓷器共有７件。她说：目前在韩国考古发现的磁州窑瓷器数量不多，不过从工艺上来看，宋代至明代磁州窑与朝鲜半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日本的青花瓷
中国的青花瓷在十四世纪中成熟后，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以后，青花技术也渐流入诸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都烧出了以模仿中国瓷为主的青花瓷。
日本将青花称为染付，所用钴料称为“吴须”或“唐吴须”，一般认为，青花技术由中国传到朝鲜，再由朝鲜传至日本。１５９２－１５９８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从朝鲜掠走了大批陶瓷器和陶工，被称为“陶器战争”，从战争中带回的陶工对日本青花瓷的烧制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可以相互印证的是，日本青花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７６）初的１６１６年，距陶器战争约２０年，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江户时代早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末）的产品以日用器为主，纹样多是简约的松、竹、梅、柳、葡萄、卷草等植物纹，青花呈色灰蓝，较暗。纹样采用双勾填色的笔法，和中国明代晚期的民窑青花风格上很接近。
江户时代中期的日本青花已显示出浓烈的本土文化特色。一些十八世纪初（相当于中国乾隆时代）的作品构图严谨，绘画工致，淡雅而端丽。这时生产的青花碗很受民众欢迎。日本的陶都濑户烧制陶胎的“青花器皿”手制成型，胎体厚重，呈扁平的长方形，纹饰有野鸟、野兔、人物、花草等，稚拙古朴。
江户后期（相当于中国的道光、咸丰、同治）青花瓷制作已很普遍，有瓷胎青花也有半陶半瓷的青花。很多青花都配套生产，如茶道用具水指、茶入、茶碗、香盒、香炉等。纹样受中国清代青花影响，色调艳丽，称“青华手”。
日本青花中可称为官窑的是锅岛烧。锅岛烧是江户时代锅岛藩的御用窑，创建于１６２８年（中国崇祯元年），从作品看，十八世纪的产品（中国的康熙、雍正年间）最为成熟。锅岛烧有青瓷、五彩和青花三大系列，都非常成功。
锅岛烧的青花呈色纯净，有浓淡色阶，和康熙后期青花相似。绘画时一丝不苟，注重写实，植物的筋脉、枯叶、虫洞都真实地反映出来。有些作品采用留白处用青釉渲染的方法，还有些采用加绘五彩的方法，都显得华丽端庄，有一种皇家气息。造型以盘为主，另有碗、瓶、壶、釜等。胎质细腻，扣之声音清脆，具有日本瓷的特征。
古代日本陶瓷生产遍及各岛，有不少窑址烧制青花，伊万里烧是当时的青花名窑。
伊万里烧青花的主要成就是烧制具有异国风格的器物，在伊万里烧中，很有特点的是模仿中国外销瓷的“芙蓉手”。“芙蓉手”指明晚期采用分格开光装饰的青花盘，因盘边的分格很象芙蓉花瓣，因此用之来命名。这些日本生产的青花盘和中国产品非常像，远销到欧洲，西方人很难分清。有些伊万里青花上还题“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年号款和“富贵长春”等吉祥款，这种出于商业利益的亦步亦趋的模仿也反映了日本青花和中国青花的渊源关系。
日本瓷尤其是日本青花瓷在中国流传的数量可观，大多数人或不识或轻视，对于藏家来说，失之交臂是很可惜的。
磁州窑的介绍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是古代民间陶瓷的杰出代表。因其主要窑厂位于古磁州（今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和磁县一带）故名。磁州地区的烧陶制瓷历史可谓渊源流长。早在七千五百年前的新石器早期，磁州的先民们就已经能够烧制陶器。
在古磁州地域即现在的峰峰矿区、磁县、武安等地还相继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商周时期的灰陶，战国时期印纹硬陶，并已出现了制陶作坊，标志着制陶的生产已初具规模。汉代磁州的釉陶已达到了成熟期。三国，两晋和北朝时期已完成了釉陶向粗瓷青瓷的转化，并开始烧制白瓷。隋唐五代时期，磁州窑化妆白瓷的烧制，在工艺和技术上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胎釉质量较北齐已有很大的进步，窑器已由支烧改为笼（匣钵）装烧。
到了宋代，磁州窑进入鼎盛时期，并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窑系。这里的磁州窑直系窑口生产主要有两大中心：一个是以峰峰矿区临水、彭城为主的滏阳河流域；一个是以磁县观台为主的漳河流域。观台窑的生产到元代几近衰亡。而滏阳河流域的临水、彭城窑口却一直延续下来，生产规模也日趋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制瓷中心。
磁州窑瓷器面向大众，品种繁多，在宋元众多瓷窑中首屈一指。磁州窑以施用化妆土为基本特征，创造了多样装饰技法，即有各类色釉装饰、刻划花、剔花、白地黑花、白地釉下绘划花、红绿彩、低温铅釉三彩印花白瓷、印花青瓷等三十多种。尤其是其中的白地黑花，突破了五大官窑单色釉的局限。具有传统水墨画的艺术效果，把中国的传统绘画、书法技艺与制瓷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综合艺术，开拓了古代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并为以后元青花和五彩瓷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磁州窑的装饰题材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画师们采用及其潇洒的手法和高超精湛的画技，将民间喜闻乐见的花鸟鱼虫、珍奇瑞兽、山水人物、戏曲故事、诗词曲赋、警句谚语、婴戏杂技等绘于瓷器之上，保留了大量古代民间绘画、书法及反映民俗民风的实物资料，形成了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艺术风格、浓郁的民间色彩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对国内及世界陶瓷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成为声震鼓劲、享誉中外的一代名窑。
2003年磁州窑被国家命名中国十大名窑。
磁州窑陶瓷绘画艺术鉴赏
磁州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彭城观台一带，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民间窑场。它以精湛的制瓷工艺与丰富多彩的装饰艺术成就而载人陶瓷史册。磁州窑陶瓷制品以多样的装饰形式及深度的表现内容，展现出艺术审美和文化内涵。磁州窑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技法有刻划花、剔花、白地黑花、宋三彩、红绿彩、翠蓝釉等几十种品类，各种装饰品种淋浴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风雨与滋润，绚丽多姿、争芳斗艳。其中宋元时期的剔刻划花，白地黑花，以及近代的民间青花，以其丰厚的艺术表现力为我们留下一大批极有价值的艺术精品。
磁州窑装饰技法是以绘画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它以直观的视觉形象，为产品增添美感与艺术欣赏价值。磁州窑制品的绘画与纸上绘画不同，它必须视陶瓷坯釉的干湿而或缓或进行操作，绘画的布局也常因不同产品的器形特点，因形制宜而形成不同的绘画风格，如有的画面疏朗别致，简洁典雅，有的繁缛致密，工笔细致，有的粗犷豪放。由此提升了装饰的表现效果。实际上磁州窑许多陶瓷绘画作品，其艺术鉴赏价值也远远超出其实用价值，而带有强烈的艺术审美，宗教文化与民俗色彩。一件绘画产品往往蕴涵各个时代深厚的文化气息与艺术内涵与时代精神。成为我们研究古代绘画艺术翔实的实物资料。
磁州窑绘画装饰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幸福，吉详的愿望及情感的倾诉。绘画内容丰富，有花鸟、山水、人物、婴戏及诗、词、曲，元杂剧，民谣等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与内容。具有吉祥意义的植物花草纹样有莲花、牡丹、菊花、竹叶、石榴及连绵不断的卷草纹等等。它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的向往，对美好的歌颂憧憬，他们的喜怒哀乐等深刻的含义。山水纹样反映陶工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有的体现了文化人钟情山水遁世隐逸的意绪。纹样有的繁缛细致，有的则简单几笔而就，充分展示了磁州窑题材丰富，博采众长及雅俗共赏等特点。
磁州窑绘画题材异常丰富多样，包含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民间故事，历史传说，戏剧内容及民俗题材方面的内容，俨然构建出一条中国古代经典文化艺术画廊，浓缩着博大精妙的文化意蕴与雄浑的艺术审美。纹饰中既有文人高仕琴棋书画的生活场景，也有为普通民众喜闻 乐见的戏剧故事，民间传说及吉祥图案。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精致的理念精神。我国唐诗、宋词、元曲、章回小说，代表了各个时代的文化成就，集中了中国文化精髓。古代磁州窑装饰时均取为绘画题材。磁州窑产品上绘出许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故事，如“尧王访舜”，“陈桥兵变”，“昭君出塞”等。再如“李白醉酒”《白乐天作诗》、《踏雪寻梅》等绘会描写的是著名诗人词人活动的故事内容。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四君子，如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颐敦爱莲，苏东坡爱砚，借喻了四君子的高风亮节，也成为彭城磁州窑画工绘瓷的题材内容。一件民间青花瓷瓶上的《四爱图》就描绘了古代四君子的故事。
宋元以降，我国戏剧舞台艺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它以脍灸人口的故事情节，“说、唱、做、打”的表演形式深深地融人人间，为庶民所喜闻乐见。戏剧艺术对磁州窑绘画艺术风格形成很大影响。许多戏剧题材内容流行社会各阶层，有的是画工日常看过的戏剧场景，生动地活跃在他们的脑海内。如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故事:《三国演义》中的“三英战吕布”、“三顾茅庐”“辕门射戟”;隋唐演义《瓦岗寨》中尉迟敬德“单鞭救驾”，救李世民的故事。唐代名将薛仁贵寻妻的故事《武家坡》;《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及《聊斋》的“樱宁图”中的狐仙与才子的爱情故事等片段。戏剧题材绘画特点是画有围墙，主题纹样是戏剧主要内容的一出折子，绘在开光内，周围是细密的边饰纹框。画工们将戏剧中这些耳熟能祥的人物及其故事情节绘在陶瓷产品上，供人们休闲之余品析观赏，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画匠绘瓷时，也会一边绘画一边联想着戏里的故事情节，或边哼着戏谱唱句边作画。由于精神到位又很投人，绘画时能够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绘画技巧也达到充分的展示。磁州窑绘画装饰的内容还有《张良卖剑》、《单刀赴会》、《麻姑献寿》、《薛三娘教子》、《黑水国》、《风云三侠》、《游龟山》、《二乔读书》、《朱元璋拜师》故事等。
西游记是我国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后来出现小说，但最初的起源与流行时间，在学术界却多有争论。20世纪50年代彭城出土一件白地郝彩赭唐僧取经箱形枕。画面绘有唐僧骑马，孙 悟空与猪八戒在前，沙和尚随后的西天取经图。据考，唐僧取经故事最早始于南宋，出现在彭城瓷枕上说明此故事元时已广泛流传民间。该枕绘出的纹样比明代杨景贤《西游杂剧》和吴承恩《西游记》要早200年以上，因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枕还参加了中外文化交流展览会。
在美国西雅图艺馆，收藏一件彭城“滏源里三家造”白地黑花杂剧人物纹饰枕，属精品之作。枕面描述了唐代名将薛仁贵功成名就荣归故里寻妻的故事。画面正中为三棵松树，左边一卫士牵马在后等候，薛向一仆人作辑施礼做寻问状，而屋内一人正做梳状。枕面尖拱形繁缛边饰纹形成一开光，突出了主题纹饰，起到烘托效果。前面为折枝花纹，背面为牡丹花纹，两端为荷花纹。这此边饰纹与辅助纹对于主题富寓意的酿造均有渲染效果。此枕绘画笔法细腻，人物刻画生动，故事情节突出，层次感强，纹样布局得当，整个画面疏密相宜，有一种韵律感，非常圆满地体现出画工匠心独到的绘画技艺，成功地表现了当时风行的尚武精神。彭城“滏源王家造”同“张家造”一样，均为磁州窑著名的陶瓷作坊;曾生产出许多美仑美奂的瓷枕精品。
一件元代妇人卧枕，一女子被刻画成头枕曲臂，作熟睡状，神态自如，动作舒展，呈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与祥和的意境。枕后以墨书有“至正贰年六月初四日陆仕安索申家窑”制。这是一件有明胡年款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民俗生活风情，审美雅趣与制瓷技术水平。
佛教经过与各种宗教文化融会贯通，发展成有中国本土特点的宗教文化意识，除了佛教的圣花一一荷花是磁州窑产品的常见绘画纹样外，还绘出许多有关佛教故事的经典传说。峰峰矿区文保所收藏一件瓷枕上，绘有《僧稠解虎斗》的佛教故事。僧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教教派领军人物之一。其说以宗教实践为根本，是长期在北方流行的以“四念处”法为中心的禅法。僧稠从僧出家，从道房学禅，后人少林寺诣祖师佛陀，历史上曾获得极高评价。僧稠一系的禅在中国曾取得“独盛”地位，在长时期占有重要影响。《僧稠解虎斗》表现了僧稠见到两只正在撕斗的老虎，他宣讲佛教教义将二虎劝成和解的情景。另有一件彭城民间青花《达摩面壁》纹样腰圆枕，描写的是 佛教禅宗创始人达摩自中国南方——苇渡江到少林寺，面壁十年刻苦修炼，甚至连鸟在其肩搭窝都毫不知晓的故事。后来达摩的后世弟子——六祖慧能，确立了在中国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禅宗宗教。《达摩面壁》描写了禅宗佛祖达摩以绝念精神，一心刻苦修练的故事。道教是我国的传统宗教，其中有许多传说。如“八仙过海”、“刘海戏蟾”等内容。还有一件青花人物纹样掸瓶，描写是道教《老子出关》图，但此处老子不是骑牛，而是骑驴，体现出彭城瓷行画匠的诙谐情趣。
彭城出土一件白地黑花双凤纹四系瓶，瓶体被分割成两个开光，框内各绘有一凤凰。凤凰作展翅翱翔状，风的腹部被想象般绘成朵朵祥云，整部画面形象逼真，充满新意，极富想象力。历史上，凤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瑞鸟，而被归纳为形象美，五色备举，光彩夺目，凌风蹈云，翱翔四海之外，集中每一身的美丽形象。凤充满智慧，清逸高洁，能歌善舞，象征欢乐祥和，安宁幸福。它又是成双结队的鸟，象征爱情纯洁，姻缘美满。凤凰还被用于宫廷皇后专用的纹样。此四系瓶大约是供达官贵人甚至宫廷使用的贵重器物。
磁州窑画匠通常将几种不同纹样组合或分割，绘制在瓷器上，用意在于赋予更多的吉祥含义与审美情趣。诸如“龙凤呈祥”、“松鹤延年”、“麒麟送子”、“五福捧寿”、“喜鹊登梅”、“雪中送炭”、“青花芙蓉”、“远山清水”、“望月山水”、“双喜临门”等。
磁州窑的花卉绘画采取了更加活泼创新的形式。它常将几个视觉美学因素组合一道，使其形成更加丰富的吉样寓意。如菊花有席片菊，铁锁边菊，黑叶菊、三根柱菊、松珍菊、钓菊、葱花菊、团菊。梅花则有五瓣梅、缠枝梅、青花梅花、鱼鳞梅花、竹叶别梅等。再比如竹蓝桃纹、博古纹、富贵边博古纹、梅花边博古纹，灯篓孔牡丹等纹饰即属此类，这些纹样多装饰在碗、盘、碟等日常生活用瓷上。
彭城磁州窑陶瓷画匠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他们在瓷器上还绘出大量的中国北方当地土生土长的花草纹饰，如鬼佛手，凤仙花、石榴花、打碗花、红桃、梨果、柿饼花、菜瓜纹、蝴蝶花、豆芽菜花等等。其中许多纹样装饰如豆芽菜，梨果、风仙花、打碗花及柿饼花等，均取材于华北平原与太行山交界地区独有的花卉野草。这类独具浓郁地方特色的纹样群，填补了过去官窑绘画艺术所空白的缺憾，丰富了中国陶瓷纹样装饰艺术，也成为北方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
总之，磁州窑陶瓷绘画艺术画技高超、题材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内涵，许多绘画技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值得我们深人研究。
日本瓷器的艺术特色
日本是一个由群岛组成的岛国，瓷土资源匮乏，因此，陶瓷品种主要为陶质材料制作的陶器。现在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瓷器的艺术特色”。
目前日本传统瓷器生产有有田及九谷两处。九谷烧瓷器的历史可以追述到1655年。日本江户时代。加贺之藩大圣寺藩的第一代藩主前田利志，以从其藩属内九谷村金山发现了磁土矿为契机。派遣其原在金山炼金的后藤才次郎前往肥前有田学习制瓷技术。后来引进技术开始在九谷建窑，生产瓷器。从此，九谷窑诞生。
到1730年，不知何因九谷窑曾经一度停烧，原因迄今不明。后来将这一时期生产的瓷器称之为“古九谷瓷”。古九谷瓷器由于造型气势恢弘，彩绘纹样富丽等特色，被誉为日本彩绘瓷器的代表。古九谷瓷废窑之后80年，春日山窑在金泽诞生。这样进入了一个九谷瓷器再次复兴的时代。形成了春日山窑流行不木风；吉田屋窑倡导恢复古九谷瓷风格；官本窑则以红彩精细描画见长；永乐窑则草创出金斓手手瓷器等流派。
进入明治时代之后，陶艺家九谷庄三的彩色金澜手瓷器名气日盛。同时，大量的日本九谷瓷器开始出口到欧洲各国。今天的九谷瓷秉承各个时代的彩绘传统技艺，精益求精，进入一个新的辉煌时期。
九谷烧瓷器艺术风格高雅、技艺独特，它非常善于采用金、银等华贵的装饰材料进行装饰或绘画。装饰技法有红彩、金彩、绿彩、银彩等种类。现代九谷瓷器，在色彩种类方面更加用色大胆，色彩扩展到红、黄、绿、褐、紫、金、银等色。
红彩彩绘。多在瓷胎上涂红色，然后描绘人物纹样。有时与青花彩绘结合一起。金彩。在金色上涂红抹绿，然后彩绘纹样。表现出昂贵、绚烂的气氛。
九谷烧银彩作品。釉面下发出闪闪的银箔光彩，是九谷烧银彩技法的精髓。在整件上将作品先涂抹一层黑色墨底，然后彩绘以淡青、淡樱等纹样。在几何形图案上柔和的银彩中显露出作品的品格与个性，可以体现出一种寂静感，具有一种深厚的情趣。
九谷烧彩瓷艺术，善于从古代文化艺术精髓中汲取营养。绘画作品内容丰富。有花鸟、山水、风景等内容；有鱼纹、鹤、神灵等寓意吉祥的题材；也有人物、儿童；还有松、竹、梅、菊等纹样。也有的陶艺家深受中国古代竹林七贤等中国文化影响，描绘中国风格的图案。许多绘画艺人，绘画技法娴熟、老道。绘画作品一丝不苟、精工细描。他们将对生活的美好追求与祝愿，完美地注入进瓷器绘画作品中。
九谷瓷器彩绘特色
九谷彩绘瓷器首先由彩绘师在瓷器胎上以笔勾画出纹样轮廓，如同古代的水墨画一样，色彩要求有浓淡、阴阳区别。图案使用蓝、红、紫色。颜料的调配与调制非常重要，在彩绘之前必须将各种色料进行研磨、调制、调配好。未了烧制出好的色彩，陶艺师需要花费好长时间，对色料做试烧。因此而保证了九谷瓷器艺术作品具有色彩艳丽、丰富与悦目等特色。
在调色完成后，再进行添色。在彩绘之后，让其充分干燥，然后入窑在800-1000℃内的窑炉中进行彩烧。图案上的色料随着温度升高逐渐熔入釉上。形成玻璃釉面上的透明膜。同时呈现出严厉的色泽。形成九谷烧厚重、丰富、艳丽等独特的彩瓷风格。目前已经形成了古九谷风、饭田屋风、永乐风、庄三风、吉田屋风、釉里金彩、釉彩、银彩、金彩、深绿等艺术装饰品种。
古九谷瓷器的装饰风格为：一般图案使用蓝、黄、紫色，以花草山水为主。历史上有木米、仁清、乾山等三位名家，对九谷瓷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饭田屋艺术流派：
深受古代竹林七贤等中国文化影响，生动地描绘中国风俗图案。在以红色细线描绘出的画面上再随处作金彩彩绘。
永乐流派：
在金色上以红涂满整个器皿，然后以金色描绘图案表现豪华的风格花、鸟、鱼、虫纹样均一笔构成。
庄三风流派：
出现于明治时期。吸收了从古九谷到复兴时期的所有技法，人物山水画表现了彩色金镧中的细致、绚烂等气氛。
吉田屋流派：
在继承古九谷基础上，不使用红色。但多使用黄、绿、紫、深蓝等色，因此作品风格异常凝重。
釉里金彩：
首先在瓷器上贴金或涂以金粉，然后施透明釉，经过烧制即可。釉里金彩通过透明釉面，好象金色在泛起，形成一种深厚的色泽。
釉彩装饰：
为九谷烧传统技法。颜色主要使用绿、黄、红、紫、深蓝色等进行彩绘。有时通过两种以上的色彩绘画。在彩绘方面表现出微妙变化。
银彩装饰：
在银箔上涂上透明釉色，或是颜色釉。银彩坚牢，不会掉落与生锈。釉子使银彩浮起，使画面格调显得富丽、华贵、柔和。
深绿彩装饰：
是九谷烧一大特征。在具有透明感的深蓝色、绿色、黄色的下面绘出纹样。如描绘通过树缝洒落下的阳光及闪烁着灿烂光芒的太阳，均以金色表现出来。
总之，日本九谷瓷器艺术是世界名瓷的一大品种，风格独特、华贵富丽，具有很高的观赏性。我们应该重视对其了解、研究和借鉴。其中一些装饰技法以及艺术特色可供我们开发新产品时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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