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器气泡鉴别。
这是一尊别具特色的青花梅瓶，八边形的瓶身上绘着四条白龙，在以青花绘成的海水于火焰中升腾而起。繁缛的花纹与龙身留白的简洁使主体纹饰更加突出，体现了元代青花瓷器中非常有特色的表现方式。瓶肩部的云肩纹内，绘着象征富贵与吉祥的凤穿牡丹和麒麟穿牡丹的图样。近足处的如意云头纹里也画满了牡丹花叶。此瓶虽然纹饰布局繁密，但是主次分明，很有元代青花瓷庄重、饱满的感觉。
元青花海水白龙纹八方梅瓶
有着“苍狼白鹿”祖先起源传说的蒙古族，对白色与蓝色有着特殊的热爱。“苍”是苍天的颜色——蓝色，蒙古人尊天敬祖，因而重的就是天的颜色。而在蒙古族早期信奉的萨满教里，白色则是善的象征，就像我们所见到的元代忽必烈画像，穿着的是白色衣服。因此，同样拥有蓝色与白色的青花瓷在元代异军突起，得到了特殊的宠爱。梅瓶的八边形称作“八方”，不仅体现了后来崇尚藏传佛教的蒙古族对于八方世界的思想，也体现了蒙古人在迁徙生活中保留的习惯，八边形的器物显然要比圆形更易于携带与固定。瓶身上的云肩纹也是元青花中比较常见的装饰题材，它的范本是帝王仪卫服饰上的云肩，《元史·舆服志》里说：“云肩，制如四垂云，青缘，黄罗五色，嵌金为之。”指的就是如垂云一般的披肩。至于云肩纹里的麒麟图案，更是作为一种祥瑞而受到贵族们的喜爱，在元代的瓷器纹样中频频出现，后来甚至成为皇家专用纹样。
元代的景德镇因为青花瓷而重放光芒，烧制成熟的元青花源源不断地随着对外贸易输送到伊朗、土耳其、印度、菲律宾、日本等地，青花瓷也成为了以后中国瓷器的主流产品。我们还不能确定元青花所使用的青花钴料的确切产地，但是，发色鲜艳、浓重处泛黑色疵点，并闪着金属般光泽的元青花用“明艳洒脱”四字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元朝蒙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这尊梅瓶，崇尚蓝白的他们将青花瓷做得如此浑厚朴实。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成吉思汗驰骋疆场的大气磅礴，正是在那个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才能造就出如此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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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
在扬州的博物馆内有一件中国绝无仅有的镇馆之宝，一束光晕集中在展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耀眼夺目。
一个瓷瓶，它的全名是：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
梅瓶是宋朝出现的一种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瓷器瓶子，开始的时候作为盛器，后来因为口沿极小，刚好为插梅枝所用，遂被称作为“梅瓶”。
此霁蓝釉白龙纹梅瓶通体施霁蓝釉，高43.5厘米，口径5.5厘米，最大腹径25.3厘米，底径14厘米。从整体上看，主体纹饰白龙和火焰宝珠与辅助纹饰四朵火焰形云相映成趣；云龙、宝珠施青白釉，两种釉色对比鲜明、强烈，好似威武、雄壮、悍猛的巨龙叱咤于万里蓝天之中，装饰效果极佳，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是充分反映元代景德镇窑高超制瓷水准的代表性精品。
这件价值连城的“元代祭兰白龙纹梅瓶”，其曾经的主人是扬州轻工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先生，这件国宝本是他家祖传之物。1976年地震震情紧张，因担心梅瓶在地震中遭到破坏，朱立恒瞒着妈妈和哥哥来到扬州市文物商店，当时收购人粗略验瓶后开价16元，最后以18元成交。
这个梅瓶传到朱立恒这一辈应当已是第六代，传说他的祖上几代都曾在朝廷做官，从宫中得到梅瓶后一直视其为家传之宝，每年只在年三十晚上才将梅瓶的画像挂在屋内瞻仰，事后又匆匆收封。朱立恒清楚记得，1945年他家住江都时，曾有人以18石米作为交换向他母亲收购梅瓶，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还是被他的母亲拒绝了。文ge时期，他的母亲为保护梅瓶不被抢夺破坏，还用黑墨汁把瓶上的白龙纹遮蔽起来，用棉布包裹着藏于床下。
扬州市文物商店收下这件梅瓶后，由于对元代瓷器缺乏研究，所以误定此瓶为清代瓷器，长期置于店内并未给予重视。
一次，上海市外贸公司的一位对古代瓷器颇有研究的工作人员来扬州，见到此瓶后对年代问题提出了异议。由此，受到冷遇的蓝釉白龙纹梅瓶开始引起扬州文物商店及中国古陶瓷学术界的关注。
1978年，北京举行“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扬州的这件霁蓝釉白龙纹梅瓶首次亮相，引发了国内众多博物馆的极大关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博物馆纷纷向扬州文物商店表示了想收藏此瓶的愿望。扬州博物馆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捷足先登，以3000元价格购得了这一宝瓶。嗣后，扬州博物馆邀请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南京博物院王志敏先生两位古陶瓷专家前来鉴定，两人一致确定此瓶为江西景德镇窑元代蓝釉瓷器精品，最终，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评定为国宝级文物。
香港一位收藏家欲以3.4亿人民币收购，巴黎出了40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日本出了3亿美元的价格，但均未能如愿。
这样的梅瓶全世界有多少？
元代蓝釉产品传世十分稀少，全世界仅存12件左右，而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更是稀有。据冯先铭先生说，国内外保存的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仅见三件，其中一件收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另一件收藏于北京颐和园管理处，而扬州博物馆的这件梅瓶比前两件均高出约十厘米，而且北京和巴黎的两件梅瓶都有瑕疵，北京的瓶身有裂痕，巴黎的龙头部分烧制时有瑕疵，只有扬州的这一件器型最大、且又完美无损。好多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件令人叹为观止的国宝当年开价16元，18元成交，后又从3000元飙升至3.4亿、40亿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朱家是亏大了，而更多的人则对朱立恒先生及其家人充满了敬意，因为他们将如此一件精美的文物留在了扬州，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骄傲。
不管是瓷器采购还是瓷器收藏，都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高超的制瓷技艺。
雍正青花海水云龙纹石榴尊
雍正时期的青花瓷，一改康熙青花的挺拔、遒劲风格，代之以柔媚、俊秀，无论造型纹饰；无不贴合其“文雅精细”的审美情趣，而如“淡描青花”一种，秀雅之至，可谓雍正“恬淡”艺术心境之最佳折射。
此类青花海水云龙纹亦受乾隆皇帝钟爱，遂命烧造相类瓷品。初视，两朝所制几近无二，然细观，便得个中迥异。较之乾隆纹样，雍正所绘游龙更显强健威猛，所衬波涛海水，汹涌澎湃；而乾隆海水则趋向形式化，一成不变。
雍正此类青花器，乾隆器盘壁纹饰则以逆时针方向转动四十五度，且所绘舒卷瑞云亦略显统一单调。而雍正风格，自由灵动，含蓄婉丽，大异于乾隆，可见二人品味之别。
石榴尊复烧自雍正，以“多子多孙，榴开百子”之寓意，象征家族血脉之延续兴旺，备受皇帝喜爱，乃成清代官窑之典型器。纵观各朝之石榴尊，以雍正之造型最为秀致。本品胎骨精细，白釉温润致密。特别是瓶形端庄优美，短颈，滑肩，圆鼓腹，圈足。器形隽秀典雅，浑圆稳重，新颖别致，独具一格。
整器施青花料，颈部描绘倒蕉叶纹，外壁绘龙纹翻腾飞舞于江崖海水之上，龙纹饱满而富有弹性，张牙舞爪，扭转腾挪，威武生动。青花发色浓妍泛紫，沉厚浓郁，运笔刚劲有力，气势挺健，底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雍正 青花海水云龙纹石榴尊 尺寸：
口径：5.8cm
高：13.2cm
足径：6.5cm
明代宣德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观赏
明代青花瓷器是其时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
洪武时期 既有元代风格，又开辟新样，出现出过渡时期的独特风格。玉壶春瓶及执壶由元代的瘦长器体而演变为粗硕丰圆，大尊、双耳瓶、墩碗、军持、盏托及折沿、菱花口大盘类，均古朴庄严，也有更加秀气圆润的盘、碗。其装饰工艺，器内阳文印花，外壁以青花装饰，是为元代枢府窑及元青花武艺的继承。南京明故宫御带河和北京的元、明宫殿遗址，于1964年、1984年出土了大批残瓷，表明此时有青花云龙盘，外壁青花，里壁模印云龙纹饰，盘心画有长脚形快意云纹 3朵。厥后的永乐、宣德以致正德、嘉靖时均相沿这一装饰，但洪武时快意形云的云尾较长，显得飘洒流通。
宣德青花瓷较多新样，如石榴式尊、兽耳四方折角八棱瓶、贯耳瓶、盒、匜、豆、盂、爵、花盆、文具、笔管、龙柄凤首流壶、天球、梅瓶、龙缸、罐、出戟盖罐、炉、钵、花瓶、厚胎大碗与骰盔等。此时所制的大盘比永乐时多。有一种86厘米之特大盘，绘以九龙海水，为此中之最。景德镇御器厂遗址也曾出土了各式瓶、盆、缸、盘，大器许多，补充了传世品之缺。中型器以收口、折沿与菱花口为常见，在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 750件宣德青花器中就占50%以上，只有2件书款。
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
样图
明 宣德 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
摆设品
高18厘米、口径15.7厘米、足径7.8厘米
碗撇口，深腹，丰底，高足中空外撇。通体青斑纹饰，内口沿绘海水纹，碗心为团龙纹，外口沿下青花横书“宣德年制”四字楷书款，外壁绘波浪涛天的海水之上飞奔的行龙，模样形状威猛强健，有翻江倒海之势，气魄磅礴，足柄为江芽海水纹。
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烧制的窑口及年代
定窑以白瓷而名，饶窑以彩瓷而名，因此按照一般陶瓷史和一般标型学常识来看，扬州梅瓶非景德镇莫属，不可能与定窑“有染”。然而，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恰恰是有悖于一般陶瓷史和标型学常理，一般陶瓷史认为，青花、釉里红瓷器都是由元代景德镇“创烧”，但是，文献明确记载，定窑早在北宋初年就因成功地烧制青花、铜红釉瓷器而誉满天下，景德镇烧制这两类瓷器，是“效仿”定窑而始，所以，要想弄清扬州梅瓶归属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定窑烧制的历史情况以及定饶之间的关系。
定窑为五大名窑之一，但在五大名窑当中，定窑却因其特殊地位而为其他任何一个窑口所无法比拟。其一，烧制历史久远，“称雄”南北达几个世纪，五大名窑除定窑之外，皆为“短祚”，各窑的烧制历史都不过只有几十年，唯有定窑，如果连同明清时还在为朝廷烧制酒缸的历史在内，其烧造历史超过千年以上，是五大名窑当中唯一的千古名窑。而且自五代起，定窑已为名窑，入宋之始即为贡瓷窑，至元代不衰，在南北窑群当中为名窑长达五百年之久，这更为汝窑等所无法比拟。正因为长期处于陶瓷烧制的实践当中，定窑创烧出数十个品种，并且将中国传统的胎体装饰工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为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窑口，包括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在内，所无法比拟。因此，连冯先铭先生也说:“我们不能不对定窑工匠的艺术才能表示由衷的惊叹！”定窑因烧制历史长久，留下了大量关于其烧造情况的文献，这是认识定窑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
其二，定窑不同于汝窑等只烧单一品种的窑口，而是同邻近的磁州窑一样，以生产多种产品闻名于世，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花瓷窑”。定窑花瓷并非是指印花、刻花之意，而是指颜色釉瓷或彩瓷，古称“色器”。早在北宋初期，除白瓷之外，定窑就有黑定、紫定、绿定、黄定等各色品种，可见花瓷实际上是指各类彩瓷而言。从北宋元祐年始，定窑烧制发生了转化，不再是以烧制白瓷为主，而是大量生产花瓷，苏轼《试院煎茶》诗就是关于这一问题较早的证据，其中曰:“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花瓷者，参差驳杂之状，意指各类彩瓷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这里的“花瓷”同“红玉”相照应，确证“花”实为彩色之意。南宋以后，定窑烧制更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主要以生产花瓷为主，南宋佚名诗人对此有诗曰:“古定从来数十样，东京乔位最为良。近来粉色不太好，旧者多是不圆全。”粉色，粉红色之意，这说明南宋时定窑烧制的彩瓷已不下几十个品种，这也为苏轼关于花瓷之说作出了最为可靠的脚注。由于定窑所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古文献因此出现了“北定”和“南定”这一分期分类的说法。明田艺衡《留青日札》曰:“定窑，定州今真定府，似象窑，色有竹丝刷纹者曰‘北定’。‘南定’有花者，出南渡后。”说明无论北定还是南定，都在真定府之内，可见那种关于南定是景德镇烧制的说法不仅是属误解，还不免已成为笑话，因此不论。
由于在瓷器制作和装饰工艺方面善于创新和变革，定窑成为一个掌握多种技能的窑口，为南北窑群视为“宋器”也是“元器”的典范，是中国陶瓷史上影响最大而又最为深远的瓷窑，其所创造的覆烧法，几乎遍及全国，就是例证。从白瓷烧制方面看，北宋初期，定窑极有可能是以曲阳为中心，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向外扩展，因定州一带的天然环境，形成庞大的定窑窑群。大约至北宋中期，定窑已形成跨越河北，联系山西、河南地区的“定窑系”。定窑烧制，也因此为景德镇仿效，对景德镇影响也最大，以至于出现了南定是在景德镇烧制这样的误解。从客观来看，定窑烧制是带动了景德镇窑的生产，从另一方面看，由于饶窑仿定窑，也使二窑烧制出现了难以分彼此的实际情形，这正是定饶不分的原因所在。
从彩瓷烧制的情况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定窑烧制影响巨大，历史长达几个世纪。彩瓷烧制，首先来说，定窑对北方邻国韩国、朝鲜瓷器生产有直接影响，以著名的高丽镶嵌瓷为例，其“上有白花朵儿者”或黑花者，无一例外地都能从仿定窑工艺问题上得到明确的印证。这是对北方及邻国瓷器烧制影响情况的显例。从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的烧制情况来看，文献有明确的记载，这两类产品并非是元代景德镇“创烧”，而是定窑领军，饶窑步其后，而且在宋代至元代这四百多年间，在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烧制上，景德镇窑仿定窑烧制不曾间断过。明初时定窑停烧，景德镇官窑烧制更是以定窑为范本。早在北宋初期限，定窑就因烧制铜红釉、青花瓷器闻名天下，因此也为景德镇效仿，二窑甚至还为这两种产品引发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元蒋祈《陶记》云:“其(景德镇)视真定红瓷……相竞奇矣。”结果如何？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比定州红瓷尤鲜。”说明宋代景德镇在铜红釉瓷器上超越定窑。青花瓷情况如何？史有定论，清朱琰《陶说》援引明曹昭《格古要论》云:“饶州御土窑，色白花青，较定少次。”饶州御土是对北宋真宗景德年饶窑的专称，说明这时饶窑的青花瓷烧制还略逊于定窑。通过文献可识，宋元时期，定、饶二窑都以烧制白瓷为主，同时又兼烧钴蓝、铜红瓷器，并且是饶窑仿效定窑烧制，但因二窑窑址目前均未发现，因此也是一直为学界所困惑的问题。
朱元璋建朝，视鞑靼为异端，故在制度的建立上多以宋朝为鉴，所以在瓷器的烧制上也全面恢复前一朝“宋器”这一汉文化传统。从史学考古的实际看，“北虏南倭”问题是有明一代不曾间断的边患，所以，明初青花瓷烧制不可能是“在元代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可以从明王朝于洪武二年在景德镇建官窑问题上得到明证。官窑制度是为服务于朝制而建，并且也为朝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朱元璋在景德镇建官窑，很大成分上是为其在南京建宫提供建筑用瓷，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以釉里红、青花瓷为其官窑的主流产品，也可以为史学考古所揭示，而根本不可能是受什么伊斯兰文化影响，这也有违于一般常识问题。事实上，明初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在景德镇所出现的复兴，都是直接以宋器也是定瓷为范本，直到宣德时期，其铜制宣德炉器形也是仿自“定器”，而绝无“元器”这一说法，也为明证。我们如果以定窑的印花瓷器纹饰图案同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官窑产品相互对照，就不难看出定饶二窑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越是往前，风格就越是接近。明朝官窑烧制的复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宋代定窑青花瓷，釉里红瓷器的概貌，因此从历史的联系和窑与窑之间的联系情况看，这仍然是对宋元以来所形成的饶窑仿定窑这一传统的延续。
文献是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而且在窑址未被发现之前，其权威性谁也无法取代，如果以实际与文献相脱离，陶瓷鉴定势必会失去方向。事实也正是如此。文献关于定窑烧制钴蓝、铜红产品以及定饶不分的情况如属可靠，肯定会留有证据。按说，窑址未发现之前，具备鲜明定窑特征的扬州梅瓶，理应成为这方面“双重证据”的范例，并且因此而成为陶瓷鉴定和考古史上一段圆满的佳话才是。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并不是难题，也没什么难度。可是，一件典型的南宋定窑产品，却被认为是元代景德镇产品，由于在断窑口问题出现失误，断代上也发生了问题。因此，为说明扬州梅瓶究竟归属定还是饶这一问题，我们却不得不为之提供相关证据。定、饶不分的相关证据
古陶瓷鉴定，归根结底，在于客观地反映实物烧制的真实情况。然而，定、饶不分，由来已久，扬州梅瓶并非个例，根据笔者访查和资料调查情况看，国内外定、饶不分的实际例证不少于三千件，因此不能不说情况严重。关于定窑烧制问题，最近几年有两件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一件是河北井陉窑的发现，为定窑及其“定窑系”烧制问题增添了新的认识，另一件是《中国文物报》关于出土定窑烧制青白瓷产品作过连续报道，其中2006年就两次以彩版图文并茂，大篇幅对相关情况作出详尽说明，因为一般陶瓷史和建国以来，关于这一问题还不曾见有报道，因此无疑是定窑问题的重大发现。笔者正是按照这一线索，三年多来赴国内十几个省，果然初步了解到大量定、饶不分情况的证据，而且发现这还是一个与古代漕运史相关的问题。目前，尤其是在所谓“元青花”问题当中，正因为定、饶不分，还带来宋元不分甚至是宋明不分的实际情况，也使得宋元青花的联系在考古和鉴定上都失去了方向。定、饶不分，由来已久，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澄清的认识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不便作出解释，这里仅略举两个相关证据，可对定、饶不分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以期能使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更为分明。
霁蓝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这件内壁印花龙纹、内底刻花云纹盘，内施霁蓝釉，外施褐釉，金属镶口，直径为16厘米，现藏于英国大维德博物馆，被定为“元代”景德镇产品，这里先按景德镇窑分析。首先，从窑址情况看，类似的蓝釉印花产品，概无一例。从传世品看，元代或洪武时的青花、釉里红盘类多见，但与这件蓝釉盘造型相似的器物，至今不见一例，如果有类似的说法，肯定属于误解。其次，这件盘镶金属扣，说明它为覆烧产品，元代景德镇颜色釉瓷器当中，这一情况绝无可能。可以说明，这件蓝釉盘无论是从造型或其他方面来看，都与景德镇窑毫无干系。
再按定窑情况看。从造型和装饰工艺方面看，这件蓝釉盘是定窑印花瓷器当中最常见的器物，如果施以白釉，视其为典型的定窑扣器，谁都不会有怀疑，只是因为施以蓝釉才发生了误会。其实，类似于这种内蓝外褐“二色”装饰手法，是两宋时期北方窑口极为常见的装饰手法，景德镇则无这一情形。从釉层和发色情况看，蓝釉釉层薄厚不一，发色蓝中泛紫，并且色分“阴阳”，反衬出白色的印花纹。需要说明，这种蓝白相间或黑白相间、红白相间，是定窑颜色釉印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景德镇窑印花瓷器不会有这一情况。总之，这件蓝釉盘从造型与装饰工艺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定窑烧制相符，其外部特征也多与扬州梅瓶相类，并且也为南宋产品，是扬州梅瓶归属问题的可靠证据。
红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这件红釉盘的造型、装饰手法、尺寸大小都与上述蓝釉盘同类，只是颜色为单一的红釉，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按理说，这件红釉盘已无需作分析，只需归其类即可，但是，因为只要提起铜红釉瓷器，人们自然就会将之与景德镇相联系，而此件红釉盘正好为反证，因此值得按景德镇窑稍作分析。首先从窑址看，目前能够确定为明洪武以前的红釉器，实际上只有一件侈口碗，如果说这一件红釉盘是元代产品，其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因此作为早期景德镇颜色釉产品的鉴定，还无法确认，只能结合釉里红情况一起来看。大致来说，景德镇铜红产品，近元代多为鲜红，近洪武多为暗红，近永、宣多为宝石红，这件红釉盘的发色，同景德镇无论是哪个朝代的产品都靠不上。这件红釉盘的釉面，因烧制玻化程度差，给人一种烧成粘度大的感觉，尤其是盘的外壁，上部釉层薄，发色浅淡，色呈鲜红，下部釉层厚，颜色呈深红，上下结合来看，出现明显的“阴阳”二色，即聚釉现象。另外，盘内红地与花纹出现明显的红白相间的情况，这都是景德镇窑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这件红釉盘为扣器，说明它是覆烧产品，北京故宫、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有一件同类瓷器，为正烧器物，可证明这一点，还说明这三件红釉盘都是定窑产品，而且是历史上著名的红定当中的一种产品。这也是定饶不分使陶瓷鉴定失去方向的一个显例。
我们再将蓝釉盘、红釉盘同扬州梅瓶相互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三件瓷器虽然颜色不同，但其造型、工艺、釉面特征却无一不与定窑烧制情况相符，令人大有“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之感，亦所谓物以类聚，而与饶窑烧制判然有别；定、饶之分，泾渭分明。既然这三件瓷器都与饶窑烧制无关，为什么一定要视其为景德镇产品呢？
乾隆粉彩描金开光花卉八仙人物八方瓶
道教八仙，俗称“八洞神仙”，“上洞八仙”，清朝列为中八仙，即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仙图为元代早期道教兴盛之反映。金元之际，在蒙元统治者的扶持下，道教出现兴盛局面，形成了北方以全真道为代表，南方以正一道为中心的格局。
元代统治者对道教十分尊崇，尤以争取利用全真道最为突出，其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更被奉为国师。至元六年（公元1269），忽必烈诏封全真道所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五祖为“真君”，即全真教的北五祖祖师。由是，八仙传说于此际广为流传开来。
此对大瓶给人以端庄浑厚之感，纹饰绘画异常精美且寓意吉祥。此瓶塑型八面，于瓶腹处分别八开光绘八仙人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在民间有口皆碑，世代相传，乃正义与善良的化身。
只见碧波之上，驾雾腾云，八仙人物各自手持法器，尽管神态各异，但都慈眉善目、生动传神，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仙风道骨呈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使人观后仿佛置身于其中，遨游于天上仙境般，有飘飘欲仙之感。
画面中汉钟离袒腹举捧还魂扇；李铁拐拄杖紧握仙葫芦；蓝采和宽衣洒带挑花篮；韩湘子凝神远望吹横笛；曹国舅高抬绰板；张果老谨抱鱼鼓；吕洞宾负剑直身；何仙姑轻盈持莲，画面布局饱满，充满喜庆气氛，纹饰描绘笔触细腻精湛，尤其细若游丝的青花云纹颇见功力，众仙神情精妙，仙风道骨尽显无遗。
整器层次清晰、胎质洁白细腻、纹饰色彩艳丽，人物刻画生动形象、寓意吉祥有“天人合一”的意境。八仙分别代表了“男、女、老、少、富、贵、平、贱，”由于八仙均为凡人得道，在民间为百姓驱灾疗病，逢凶化吉，因此深受平常百姓爱戴，皇廷贵胄也深爱有加，故成为民间及官方多用之绘画题材，实为乾隆中期官瓷中之珍品。
乾隆 粉彩描金开光花卉八仙人物八方瓶 尺寸：
口径：17X17cm
高：48.1cm
足径：16.8X16.8cm
青花花卉纹八方烛台(明)
明永乐青花花卉纹八方烛台
高38.5cm，口径9.0cm，足径23.5cm。
烛台为八方式，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烛插，下层为台座，两者均为束腰八方形，中层为连柱，形状如酒盅倒扣。通体青花装饰。烛插由上到下分别描绘蕉叶纹、回纹、变形莲瓣纹。连柱饰有锦纹及缠枝花纹。台座面饰海水纹和莲瓣纹各一周，外壁八面绘八组各式缠枝花卉。足内施白釉。底心无釉。
此八角烛台仿自阿拉伯铜器，结构复杂，装饰华美。绘制纹样使用的青料为进口钴料，即所谓的“苏泥勃青”，青花色泽浓艳，有晕散感。
烛台出现的历史很早，远在三国、两晋时期，随着制瓷工艺的发展，瓷烛台随之出现，如三国时的羊形烛台、两晋时的骑兽人烛台等。南北朝时盛行莲花状烛台。隋、唐时的烛台底座刻划精美的花纹。到了明代盛行八方烛台，烛台上有的置蜡烛形插柱，造型美观大方，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元青花梅瓶特征举例
该元代青花梅瓶通高34厘米，口径5.6厘米，肩径22厘米，底径12.2厘米，重约4公斤。该器平口，短颈，丰肩，腹下部明显收敛，胎内壁有一圈接痕，用手细摸，仍有一种凸凹之感。胎骨呈灰白色，致密坚硬，釉色白中闪青，光滑圆润，晶莹锃亮。青花料采用进口苏泥勃青，深入胎骨，细匀柔和，稍现晕化，青花发色蓝中带灰。浅底足，呈斜削状，砂底。纹饰分为肩上部杂宝纹，肩部为莲纹，腹部为盛开的牡丹花叶纹，对称工整，远近相生，胫部为卷草纹与变形莲瓣纹相隔，整个画面显得十分雍容华贵。
笔者对有关元代青花梅瓶的特征有所了解，现介绍一二，供收藏爱好者参考。造型：较凝重硕大，气派雄浑，呈上大下小，丰肩敛足，显得有些不大稳定之状；釉色：白釉闪青、厚薄不太均匀，手摸有泪痕、棕眼以及有分段拼接而成的感觉；胎骨：胎重而厚，呈灰白色，含有杂质，多砂胎底，同时因含铁量高，露胎处多呈现火石红；青花：多用进口苏泥勃青原料，其色相翠蓝，或多或少带有点灰色或紫色味道，色彩较晕淡；纹饰：除龙凤纹外，大多是折枝花叶纹、串枝花纹、如意莲瓣纹、八宝花纹，叶子多为葫芦形，花瓣多双勾，而且较大且尖。
元青花流传于世较少，收藏者在市场上可能会碰到各种“元青花”，要把好鉴定这一关。
明宣德官窑青花海水云龙纹高足碗瓷器特点
宣德时期青花瓷以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著称于世，其烧造技术达到了中国青花瓷的巅峰。而宣德青花海水云龙高足碗就是其代表的器形之一，明初朝廷曾下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带有龙凤纹样的瓷器，并禁止民窑烧制。此器形制别致，秀美典雅，青花色泽浓重艳丽，绘制精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明宣德官窑的典型器，除绘海水龙纹，尚有缠枝花卉作装饰。今天样子收藏介绍一下宣德青花海水云龙纹高足碗。
宣德青花极其精雅古朴，用料有浓淡，墨势浑然而庄重明，《景德镇陶录》评价宣窑瓷器有“诸料悉精，青花最贵”之说，其艺术成就被称为“开一代未有之奇”。
宣德青花海水云龙高足碗胎质洁白细腻，白釉泛青，碗壁呈半透明状。高足碗又称“靶碗”，用作供器，也称作“佛碗”。高足碗烧制始于元代，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大量烧制，在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流行，浓、淡青花相互辉映，衬托主题纹样，耀眼醒目，图案产生立体感和真实感，使青花瓷更具有艺术风韵，具有中国画的水墨韵味，同时反映出景德镇窑娴熟地运用青料来烧造不同色调的青花瓷，使青花瓷的制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明宣德青花海水云龙高足碗
明宣德青花海水云龙高足碗通高10.5厘米、口径15.8厘米。撇口，弧腹，高足中空。内壁印两条暗龙纹。外壁以浅淡的海水纹衬托色泽浓重的游龙，足柄绘浅淡的海水烘托浓艳的寿山，对比强烈。碗心书青花“大明宣德年制”双圈楷书款。工艺精湛，标志着宣德时期对青花料的控制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明宣德青花海水云龙高足碗
明宣德青花海水云龙高足碗高10.7厘米 口径15.5厘米 足径4.7厘米。碗撇口，弧腹，下置中空高足。器饰青花纹样，主题纹饰以淡笔描绘海水，重笔绘行龙纹，海水汹涌澎湃，双龙腾越于海面，形象矫健威猛，生动活泼。器内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明宣德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
明宣德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高18厘米、口径15.7厘米、足径7.8厘米。碗撇口，深腹，丰底，高足中空外撇。通体青花纹饰，内口沿绘海水纹，碗心为团龙纹，外口沿下青花横书“宣德年制”四字楷书款，外壁绘波浪涛天的海水之上飞奔的行龙，神态威猛矫健，有翻江倒海之势，气势磅礴，足柄为江芽海水纹。
龙纹是明清官窑瓷器典型装饰纹样之一，形态多样，有云龙纹、穿花龙、赶珠龙、莲池龙、海水龙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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