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秘色瓷器。
2001年3月11日上午，杭州西湖南岸藏有佛螺髻发舍利的雷峰塔地宫即将被开启，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热切期待“秘色瓷”的出现，因为建成此塔而掩闭地宫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值吴越国烧制“秘色瓷”的巅峰时期，所以翘望雷峰塔地宫出土“秘色瓷”甚符情理。然地宫挖尽却未见“秘色瓷”的倩影，于是留给人们一个永远的遗憾。其实，这个遗憾多少与14年前在陕西扶风法门寺藏有佛指骨舍利的唐代真身宝塔地宫发现“秘色瓷”有关。那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地宫完好地保存着唐懿宗（859～873年在位）所供奉的13件越窑青瓷，刻于石碑上的衣物账称之为“瓷秘色”。这批瓷器的造型分碗、盘、碟三类，属日常生活用具，制作精细，施釉均匀，釉色大多呈纯正的青色，几乎不见二次氧化现象。同时出土的一件唐代越窑青瓷净瓶，虽未录入衣物账，但其做工和釉层的滋润感绝不在“瓷秘色”碗、盘、碟之下。从造型和胎釉特征看，这14件越窑青瓷分明产于慈溪上林湖。法门寺唐代“秘色瓷”和衣物账碑的出土，不仅证实了“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及唐代越窑瓷器被列为土贡项目的记载，而且也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秘色”、“越窑”之名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佐证，此外还令人一睹了“秘色瓷”的超卓的烧制工艺。浙江临安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秘色瓷”所呈现的则是另一种面貌。该墓出土了越窑青瓷25件，器型有熏炉、罂、灯、碗、罐、坛、粉盒、油盒等。熏炉通高66厘米，由盖、炉和座三部分组成，通体施青釉，釉下绘褐彩云纹，因焙烧温度的差异，故炉与座的釉基本脱落。罂通高66.5厘米，盖和器身的釉下饰褐彩云纹，施釉均匀，釉色泛黄。灯口径为37.2厘米，高24.4厘米，釉下布满褐彩云纹和莲花纹，釉呈青黄色。这三件形体硕大、装饰瑰异的青瓷，堪称唐代“秘色瓷”之最了。其制作工本远远超过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值得一提的是，偏黄的釉色不是有意追求的效果，而是由烧窑时未能避免的氧化气氛造成的，因为是造型、装饰特殊的定烧品，没有挑选的余地，所以便被带着遗憾纳入生活、携入冥界。水邱氏是五代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的母亲，卒于天复元年（901年），此时钱镠已被朝廷任命为镇海、镇东节度使，毫无疑问，越窑的“秘色瓷”生产必定在其监控之中，虽然水邱氏的身份不及“臣”，然从“秘色瓷”的享用权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足为奇的。有意思的是，与水邱氏合葬的钱镠之父钱宽的墓中出土了19件白瓷，大多铭“官”、“新官”款，青瓷只有３件，而水邱氏墓中尽管亦随葬了17件白瓷，但数量少于青瓷，这一方面说明晚唐时“秘色瓷”的审美价值尚未被世人普遍认知，另一方面则昭示了“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的审美价值取向。
到了吴越钱氏在东南一隅设立小朝廷的时候，“秘色瓷”才在人们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吴越国王钱元瓘在位时非常重视“秘色瓷”生产，他曾向后唐朝廷进贡了“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这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用黄金装饰的“秘色瓷”，而且一次进贡的数量多达200件。由此可知，在钱元瓘统治时期，“秘色瓷”生产出现了质的飞跃。作为吴越国王，钱元瓘在“秘色瓷”的使用上并没有亏待自己，他死后随葬了10多件“秘色瓷”，造型有罂、注子、套盘、洗、碟、器盖等，其中，残高29.5厘米的罂，器身装饰二条呈浅浮雕状的龙，动态强烈，威猛无比，刚出土时，龙身还见有镏金的痕迹，可以想见，此罂制成时器身的双龙曾金光四射、异常耀眼，其华丽、珍贵的程度，在迄今所见的“秘色瓷”中还未有能与之比肩的。史籍记载吴越国进贡的越窑瓷器，有的为“金釦”或“釦金”。《说文解字》云：“釦，金饰器口。”从发现的实物看，所谓“金釦”或“釦金”是在器物的口沿上用黄金镶边。而镏金显然是一种更高级的装饰方法。据记载，仅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弘俶在位时就向北宋朝廷进贡了“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14万多件乃贡瓷的总数，“金银饰陶器”所占的比例当很小，但不知“金银饰”除了用金银镶边外，是否还包括镏金？若无，那么钱元瓘在“秘色瓷”的使用等级上可算是“僭越”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用来形容钱氏家族享用“秘色瓷”，诚不为过。杭州施家山钱元瓘次妃吴汉月的墓中曾出土过数件“秘色瓷”。而临安钱元瓘妻子马氏的墓中随葬的“秘色瓷”竟多达20余件，器型有罐、盆、注子、碗、唾壶、套盘、粉盒、盘、杯、茶托等，这批“秘色瓷”大多制作精致，釉色青莹滋润，基本没有二次氧化现象，可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媲美。临安板桥钱氏贵族墓出土的11件“秘色瓷”，造型有罂、钵、罐、洗、釜、碗等。罂高50.7厘米，最大腹径为31.5厘米，器身以褐彩云纹等作装饰，釉层匀净，呈纯正的青色。像这样造型高大、器形规整、装饰精美、釉质清纯的青瓷器，在五代“秘色瓷”中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钵、釜等器物的制作工艺均很精湛，釉的呈色亦反映出焙烧技术非同一般。有一件釉色偏黄的双耳罐，在一侧耳下刻有清晰可辨的“官”字，它印证了《余姚县志》的“唐宋时置官监窑”之记载，也显示了五代吴越国王室贵族对“秘色瓷”的重视程度。苏州七子山发现的一座五代墓，据考证墓主为钱氏贵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有碗、洗、罐、套盘等，其中，碗的口沿用金镶边，套盘不仅数量多达9件，而且做工与钱元瓘墓所出相比，亦在伯仲之间。
吴越国烧制“秘色瓷”的历史至钱弘俶统治时开始进入巅峰期，我将北宋立国到吴越国灭亡的18年称为越窑制瓷业的“极盛期”，这一时期，吴越国因进贡和外销的需要，将受官府监控的制瓷作坊扩展到了上林湖以外的地区，在上虞的窑寺前就曾设立了“官窑三十六所”。这些窑的产品风格与上林湖窑基本一致——胎体轻巧，釉质清亮，装饰繁缛而精细，盛行刻划花。宋太祖、太宗两朝的《供奉录》所载钱弘俶进贡的14万多件“金银饰陶器”，大部分器物的造型、胎釉、装饰特征应与窑址遗存的残瓷相类。虽然历史的尘埃无情地湮没了当年贡入朝廷的数以万计的“秘色瓷”，但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盘、碗、套盘，使人终于窥见了钱弘俶进贡的“秘色瓷”的庐山真面目。这类青瓷制作精巧，釉层晶莹，饰有龙、云鹤、水波等线条流畅的刻划纹，其所显露的正是吴越晚期“秘色瓷”的典型风貌。wWW.tAOci52.CoM
出土资料表明，贡入朝廷的“秘色瓷”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而吴越统治者自己倒是常常在窑场定制一些形体高大、装饰瑰丽、用途特殊的极品“秘色瓷”。从晚唐至北宋，“秘色瓷”的总体风格一直处于与世推移的嬗变之中，在它们身上烙有最鲜明的时代审美意识的印记。所有这些，对深入研究“秘色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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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色窑址 秘色瓷
即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的浙江余桃上林湖越窑。秘色之名始见于晚唐徐寅的《贡余秘色茶盏诗》，唐人对此未加注释；南宋赵德麟《侯鲭录》释为：“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
简介
所谓"秘色"，据宋人解释是：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控制了越窑窑场，命令这些瓷窑专烧供奉用的瓷器，庶民不得使用，所以叫"秘色瓷"。如赵麟在《候鲭录》中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立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谓之秘色"。但有人认为，"秘色"并非神秘之"秘"，也不是统治阶级所专有的意思，而是当时人们对青瓷那种色样之统称，就像晋代称青瓷为缥瓷一样。而日本的古陶瓷研究者认为：秘色即翡色，秘与翡乃一音之转。
关于秘色瓷的质地和色泽，清人说是"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从出土的典型的秘色瓷看，其质地细腻原料的处理精细，多呈灰或浅灰色。胎壁较薄，表面光滑，器型规整，施釉均匀。从釉色来说，五代早期仍以黄为主，滋润光泽，呈半透明状；但青绿的比重较晚唐有所增加。其后便以青绿为主，黄色则不多见。
秘色瓷在法门寺地宫未开启之前的今人眼里，一直是个谜。人们只是从记载中知道它是皇家专用之物，由“越窑”特别烧制，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是秘不外传的，其色彩只能从唐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描写中去想象。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瓷碗、瓷盘、瓷碟，从“地宫宝物帐碑文”中得知，原来它们就是“秘色瓷”!这些秘色瓷色泽绿黄，晶莹润泽，尤其是其中两个银棱秘色瓷碗，高7厘米，口径23．7厘米，碗口为五瓣葵花形，斜壁，平底，内土黄色釉，外黑色漆皮，贴金双鸟和银白团花五朵，非常精美。这才让今人一睹秘色瓷的风采。地宫中发现的13件宫廷专用瓷——秘色瓷，是世界上发现有碑文记载证实的最早、最精美的宫廷瓷器。
这些秘色瓷器的发现在我国陶瓷史考古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为鉴定秘色瓷的时代和特点提供了标准器。
历史
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系古越族人居信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
“秘色瓷”涵义的诠释
唐五代是越窑空前繁荣的时期，窑匠们以其神奇精妙的构思和炉火纯青的技艺，烧制出无数造型别致、装饰靡丽、釉质青润的瓷器，备受朝野青睐。唐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将越窑青瓷的釉比作“千峰翠色”。五代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诗，则用“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华丽的辞藻来褒誉之。当这些工巧匠和文人雅士悄然退入历史帷幕时，随之带走了“秘色”的真实含义，留给后人的只有好坏不可再造的越瓷精品和聚讼纷纭的“秘色”之谜。
“秘色”一名最早出现于晚唐，遗憾的是陆龟蒙以及徐夤的诗都只是用比喻、跨张的笔触对“秘色”瓷器进行描述，而未涉及“秘色”的本义。由于吴越钱氏大规模烧造和进贡“秘色瓷”，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民间普遍认为“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日秘色。”但宋代有不少文人对“秘色”始于吴越的说法提出异义。赵令畤的《侯鲭录》在记录民间关于“秘色瓷”的传说后，引用了陆龟蒙的诗，借以说明“唐时已有秘色瓷，非自钱氏始”。曾慥的《高斋漫录》、叶寘的《垣斋笔衡》、嘉泰《会稽志》等书，均持相同看法。扶风法门寺唐代“秘色瓷”的出土及唐代越窑墓志罐上“贡窑”的铭文，为宋代的那场争论画上了句号。然而，实质性的问题并未解决。
明清时，关于“秘色”涵义的辨论迭起。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云：越窑“至吴越有国日愈精，臣庶不得用，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制器者姓，或云柴窑世宗时始进御云”。清人朱琰《陶说》记载：“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至语云，金棱含实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而王蜀亦取以报梁耶。”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在谈及“秘色瓷”时指出：“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后又记述道：“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另是一窑，固不始于钱氏，而特贡或始于钱氏。以禁臣庶用，故唐氏又谓蜀王不当有不知秘字。亦不必因贡御而言，若以钱贡为秘，则徐夤秘盏诗亦标贡字，是唐亦尝贡，何不指唐所进御云秘，岂以唐虽贡不禁臣庶用，而吴越有禁故称秘耶？《肆考》又载，秘色至明始绝。可见以瓷色言为是。”综观各种记载，关于“秘色”的解释可归纳为两点：（１）“秘色”为“秘密之色”；（２）“秘色”为瓷器的名称或越窑青瓷的颜色。
关于“秘色”的解释，与客观情况相悖。首先，现已查明烧造“秘色瓷”的窑场广布于宁、绍等地，这些窑虽在官方监督下烧制部分贡瓷，但仍以生产商品瓷为主，其性质属民窑，故无“秘密”可言。其次，从古文献的描述和出土实物看，“秘色瓷”就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五代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句“陶盛行我得贡吾君”表明，瓷器出窑时，在挑选出进贡用的瓷器后，便可出售。考古资料证实，除了钱氏贵族墓随葬的灯、熏炉、罂等大件特制品外，其他类型的“秘色瓷”不仅行销南北各地，而且还从海路运往亚、非各国。近年来，在彭湖岛发现了大批五代至北宋早期的越瓷精品，这为“秘色瓷”的外销，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宏观上讲，将大量越瓷用于商口贸易，是吴越钱氏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可见“秘密”亦无从谈起。再者，唐代越瓷是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普遍拥有的日常用品，骚人墨客曾用大量诗文加以赞美。南龟蒙的诗在越器前标“秘色”二字，又说它是越窑所产，这说明“秘色”只是一个带文学色彩的形容词。如果说这种世人皆可睹可用的越瓷属于“秘密”之物，那岂不违反逻辑？
【陶瓷文化】秘色瓷
越窑青瓷中的特殊品种。“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以后在有关杂史、诗文、笔记中屡有出现。如五代徐夤诗《贡余秘色条盏》、宋人曾造的《高斋漫录》、周辉的《清波杂志》、赵令畤的《侯鲭录》、顾文荐的《负喧杂录》、叶寘的《坦斋笔衡》、庄季裕的《鸡肋篇》、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由于记述不—，后人对“秘色”一词的理解产生分歧，莫衷一是。随着陶瓷考古的不断深入，今人对秘色瓷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中有14件越窑青瓷，同出的刊刻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称这类瓷器为“瓷秘色”，遂揭开了“秘色瓷”的真面目。这批瓷器中有一件青釉八棱瓶，其造型、釉色与1956年西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淑尊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八棱瓶相似。195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查浙江省慈溪县上林湖越窑遗址时，曾采集到同类八棱瓶残片、由此可推断、秘色瓷始烧于唐咸通年间，其产地为上林湖越窑，在唐代系指越窑青瓷中的精品。至于五代吴越国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来看，应为专供贵族、官僚使用，由官府监制的越窑贡品。宋中期以后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分析，泛指类似越窑的青瓷。（见下图）
秘色瓷的起源与发展
秘色瓷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是南海最大沿岸国。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有一条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就从海上丝路起点之一的明州港（今宁波）出发至广州，再由广州远销世界各地。因此，近些年的考古工作中，在台湾澎湖、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埃及等地都发现了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尤其是神秘的“秘色瓷”，不断引发人们的关注。
“秘色瓷”是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越窑的产品，以类冰似玉的釉色和精致优雅的造型受到了皇家青睐，成为历史上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御用瓷器，并且被赋予了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名字“秘色瓷”。
“秘色瓷”一词最早出现在晚唐诗歌中。唐陆龟蒙对其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咏。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在给后梁开国皇帝朱温的致谢信中称赞对方信物中的越窑秘色瓷器“秘色抱青瓷之响”……这些诗情画意的描述勾起后人对秘色越器的种种遐想和神往。宋代关于秘色瓷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的说法更为其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北宋以后，“秘色瓷”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它的理解也莫衷一是。明清文献如《格古要论》《长物志》和《饮流斋说瓷》等，对越窑的描述仅仅是转述传闻而已。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陕西法门寺真身宝塔西半部轰然倒塌，十三件“秘色瓷”得以告别漫长的幽居岁月，重见天日，方解开了“秘色瓷”的千古之谜。现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一件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越窑五瓣葵口秘色瓷盘”（见图），便一展“秘色瓷”的风采——造型圆润饱满，像一朵盛开的莲花；釉色碧绿澄澈，如一泓盈盈秋水。
深藏在法门寺地宫的“秘色瓷”，覆盖着历史的尘埃。这还得从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说起。相传，笃信佛教的印度阿育王为弘扬佛法，将释迦牟尼的佛骨舍利分为八万四千份，派僧众信徒散施各国，中国得到十九份，法门寺佛骨舍利就是其中之一。唐人认为开启塔门、供养佛骨能带来国泰民安，唐历代皇帝对此深信不疑，从唐高宗李治开始，形成了每三十年开启一次法门寺塔、迎取佛骨舍利入宫供养的惯例。每一次迎佛骨活动都十分隆重，尤以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举办的最后一次最为盛大。咸通时期皇室贵胄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是此时的李唐王朝外有边患、内有藩镇割据，岌岌可危。身患重病的唐懿宗将大唐江山的希望寄托于佛祖护佑，他不顾众臣反对决定迎回法门寺佛骨。咸通十四年四月八日，长安盛况空前，法门寺佛骨在威严的禁军兵仗导引下抵京。迎佛大道上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钟鼓琴瑟，万乐齐鸣；彩楼林立，竞为侈靡……不过供奉在宫中的佛骨并没能庇佑唐懿宗，他在迎佛的当年就一命呜呼。公元874年正月，刚刚即位的僖宗将佛骨匆匆送回法门寺、安置于塔下地宫，包括越窑“秘色瓷”在内的诸多供养物就此在地宫内尘封了千年。
法门寺中的十三件“秘色瓷”，其釉色并非都是“千峰翠色”，而是有青、有黄，这曾让人感到困惑不解。“秘色瓷”究竟是什么含义？对此，一直有两种主要的不同看法：一是主张秘色瓷是“臣庶不得使用”的御用品，北宋末南宋初的曾慥，以及南宋周煇等均持此观点。二是认为“秘色”专指一种青色，这以清朱琰的《陶说》和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为代表。然而，考古发掘显示，秘色瓷除了在皇家墓葬里有发现，在一般官僚阶层的墓中也有发现，甚至大量用于海外贸易，并且其釉色不统一，由此可见这两种说法都有不正确和不完善之处。
那“秘色瓷”到底是怎样的瓷器？目前出土的“秘色瓷”，都制作得简洁典雅，胎质坚密纯净，釉层滋润而不透明，说明越窑青瓷工艺从材料选择、成型到烧成温度的控制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所以能够生产出质量和艺术水准极高的“秘色瓷”。“秘”在古文献中常作“祕”，有“珍奇、罕见”之意，而“秘色瓷”的“色”字常见于唐代文献，作“等级”讲。综合考究，“秘色瓷”应该是指越窑青瓷中的高档产品。
唐朝中期，饮茶之风盛行，越窑青瓷因其釉色便于烘托出茶色的碧绿而受到人们的青睐。陆羽曾把越窑青瓷与当时各大窑口所产瓷器作比较，得出茶瓯以越窑青瓷为最佳的结论。由于越窑青瓷高超的技艺和社会声望，为满足皇家奢华生活的需要，九世纪初朝廷率先在上林湖设置“贡窑”烧制“秘色瓷”。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秘色瓷”进入宫廷，同金银珠宝等奢侈品一起成为唐代皇家的御用珍品。
五代时期，吴越国钱氏政权控制了“贡窑”，“秘色瓷”生产兴旺。由于上林湖“贡窑”的产量不能满足需求，钱氏政权又在鄞县、上虞设置“贡窑”，生产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秘色瓷”。吴越国归宋后，鄞县东钱湖和上虞窑寺前的“贡窑”仍在生产宫廷用瓷，是“秘色瓷”生产的鼎盛期。北宋晚期，随着皇家审美情趣的转移，汝窑逐渐替代越窑烧制宫廷用瓷，“秘色瓷”的生产逐渐衰落。
从兴至衰的几百年间，“秘色瓷”作为皇家、达官以及文人墨客追求的奢侈品，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它那湖水般的绿色、富于异域风情的造型，处处彰显着唐人的浪漫情怀，赋予青瓷诗一般的意境，把青瓷艺术推上了高峰，还成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代言人”。它见证了晚唐统治者的奢靡和颓废，也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艰辛和繁荣。今天，漫步上林湖滨，恍若可见瓷片浸润在碧绿的湖水中，如明月春水、如薄冰绿云……汇聚着山水灵气的“秘色瓷”，与中国的青瓷文化一样一脉长流。
秘色瓷图片及价格
秘色瓷是中国古代越窑名窑中进行朝廷供奉的一种特制的瓷器，简称为“秘瓷”。釉色以及制作工艺那是尤为的保密，独特的釉色瓷就是在其釉中加入了药粉的配方，烧制出的瓷器成色较为的稳定，除了皇室的成员之外，其他任何人是没有权利进行使用的。对于见过秘色瓷的人对于它的形容都是美轮美奂、无与伦比的美丽来形容它，可以说它就是千年瓷器研究不透的谜。秘色瓷的特殊就是在于其釉料的生产以及瓷器的外表“如冰”、“似玉”的艺术效果，釉层特别的薄，釉层与胎体之间的结合尤为的牢固，因此成名。
秘色瓷除了配方较为的独特之外，其瓷土、釉色、温度都决定了它最后的成品。秘色瓷釉中相当部分的氧化铁被还原，釉色呈现为较为纯净的青色，而还原气氛较弱的，则呈现为青中泛黄的色调。瓷土的提炼可以达到“玻璃化程度”，专门粉碎、淘洗、腐化、捏练等工艺的过程都是经过层层检验通过的。
釉色上的提纯，主要是除去了釉料中的则是，并且改良了之前的施釉方式，进行了通体施釉以及支钉架器的方法；秘色瓷的烧造是不同直接接触炉火的，通过釉水来进行密封，通过对于炉温的控制，使其呈现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
作为皇家专供的瓷器，除了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同时还具备非常强的实用性功能，两者之间进行了较好的融合。
“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是来形容秘色瓷的质地及色泽的，从其出土的典型秘色瓷上看，质地细腻的原料以及处理工艺的精湛，其色泽呈现为灰或浅灰色，器型较为的规整，光润度较高。
从五代早期上看，虽是以黄色为主，滋润度以及光润度较高，呈现为半透明状，而青绿的比重则是在晚唐时期进行了大量的烧制，黄色烧制量逐渐的减少。对于秘色瓷的造型装饰前期较为的简单，主要是根据皇室对于工匠师的要求进行烧制，有刻花、划花、人物、动物、花卉、鱼虫等出现，内容较为的丰富以及工艺较为的精湛。
作为越窑中专供于皇室的秘色瓷，在其质地以及光润度、色泽的工艺上成就较高，在纹饰造型上看，将生活以及想象进行了完美的融合。烧制量较少，是平民百姓无法得到或亲眼目睹的，足以可见它的地位之高。现今出土的秘色瓷保存较为的完整，以及花纹贴金花鸟等出现仍是非常好的成色，足以可见它的工艺之高。
古代“秘色瓷”之谜剖析
在越窑空前繁荣的晚唐时期，一位孤傲不仕、倜傥不羁的雅士陆龟蒙以《秘色越器》一诗尽情讴歌了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此诗用卓异的笔触为越窑扬起了一面鲜艳的大旗，同时亦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秘色”之谜。五代人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对余姚上林湖（今属慈溪）出产的“秘色茶盏”赞美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氵贲。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徐夤的生花妙笔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秘色”在五代人的头脑中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换言之，“秘色”成为谜，是五代以后的事。
由于五代吴越国钱氏统治者曾用大量的越窑青瓷向中原朝廷进贡，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在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年）吴越国纳土归宋后，世人普遍认为“越上礻必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礻必色”。显而易见，在宋人的心目中“秘色”是与钱氏供奉划等号的。然而，也有一些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赵令畤的《侯鲭录》云：“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这条记载指出“秘色”出现于唐代，否定了“秘色”与五代吴越钱氏进贡的因果关系，但未触及“秘色”的含义。嘉泰《会稽志》则说：“越州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作之，臣庶不得辄用，故云秘色。按陆鲁望集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钱氏为始。”此记述的最后结论虽与《侯鲭录》相同，然它并没有将“秘色”与进贡直接挂钩，也就是说，“秘色瓷”的使用者除了中原统治者外，还包括吴越国王。嘉泰《会稽志》是南宋时期的一部内容可靠、资料翔实的方志，所以它关于“秘色瓷器”的记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在谈论“礻必色”时所得出的结论与前面两部书相同，不过，它认为“礻必色窑器”出现的原因是“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叶 的《垣斋笔衡》所述与《负暄杂录》基本一致。在宋人有关“秘色”的论述中，当数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最为怪谲，该书云：“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唐陆龟蒙有进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传杯。则知始于江南与钱王皆非也。” “李王”即唐朝帝王，“钱王”为五代吴越国王。赵彦卫的论述将青瓷器、唐朝帝王与“秘色”联系在一起，又引用陆龟蒙的诗以说明“秘色”并不创始于江南以及五代吴越国王。这句话不啻隐语——它隐含的结论是：“秘色”创始于唐朝，产地在北方。《云麓漫钞》的这条记载存在明显的错误：（１）陆龟蒙诗的题目并未标“进”字；（２）该书的作者对“越窑”的所在地一无所知。可见，寡闻和臆想导致赵彦卫的判断出现了偏差。此外，曾忄造的《高斋漫录》等书均述及“秘色瓷”，其文字与《侯鲭录》大同小异。
综观宋人有关“秘色瓷”的记载，可以归纳出这样六点：（１）虽然世人普遍认为“秘色瓷”是吴越钱氏烧造并专用于进贡的瓷器，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秘色瓷”出现于唐代，故不是五代吴越钱氏所烧贡瓷的专名；（２）“秘色瓷”的使用者包括中原帝王和吴越等方国的统治者；（３）各书在指明唐代已有“秘色”的同时，没有述及它的本义；（４）《侯鲭录》中“今之秘色瓷器”的提法，暗示了五代吴越国烧制的“秘色瓷”有部分流传至宋代，当时不难见到；（５）陆龟蒙诗里的“中宵”或作“中霄”，“斗遗杯”或作“斗传杯”，“好向”或作“如向”，这说明此诗在宋代已广为传抄，并被作为“秘色”之名的本源；（６）宋人引用的陆龟蒙诗之标题中均没有“秘色”二字，这表明，此诗当时已家喻户晓，故各书作者在引用时有意省略了“秘色”二字，否则“唐时已有秘色”的结论就不能成立。
“秘色瓷”现身长沙
面似男像的“秘色瓷”观音坐像11月15日晚，长沙市八一路。记者像往常一样来到湖南省收藏协会文物鉴定中心专家黄念曾的家里。在闲聊的不经意间，敲门声响了：神秘的人物，神秘的古瓷，神秘的鉴定，神秘的展现！男观音神秘展现来人无语，红绸子包着的是一件青铜器般的人物坐像。“观音面似男像，颜色青灰，缨络纹，瓷体未开片，未脱釉。底胎灰白，越窑青瓷无疑！”黄念曾细看坐像自语，来人坐下抽烟，无语。“不是唐代的，就是五代的，因为宋以后观音逐渐变成女像。”黄念曾兴奋地说，“宋代青瓷颜色青灰中开始偏绿带黄，这个观音青灰色，最迟也是五代，甚至就是‘秘色瓷’！”他放下瓷器，转身小跑到卧室，拿来一个笔记本，取出一张小卡片。“你看，这是温州博物馆的那个龙泉窑的观音，太像了，坐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温州的已经丰满流润起来，明显开始女性化了。”
千年才破的谜题“1991年就听说新出了‘秘色瓷’，但一直无缘见到。”黄念曾用惊异的目光盯着来者，来人回答：“祖传下来的！”从黄念曾与来人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秘色瓷”的一般知识。相传最迟是五代十国时，位于杭州的钱氏吴越国专为宫廷烧造了一种青瓷，“臣庶不得使用”，因其釉色秘而不宣而得名“秘色瓷”。后人只能从诗文里领略它的风姿，但“秘色瓷”究竟秘在何处，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缺乏实物证实。直到１９８７年，陕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中出土了唐懿宗用来供奉释迦真身舍利的一批精美供器，同时出土了记录这些器物名称的石刻物帐。据此物帐，专家们断定该地宫出土的１６件青瓷就是传说中的“秘色瓷”，从而破解了“秘色瓷”的谜底。至今不解的色惑“与后来宋代的五大名窑相比较，越窑‘秘色瓷’不但年份更早，而且数量更少”，黄念曾说除陕西法门寺出土了１６件“秘色瓷”外，国内外各大小博物馆均未有“秘色瓷”器物藏品。“这个观音还变色，冬天全部青灰色，夏天青灰中偏黄绿。”来人说。“对！这正是‘秘色瓷’最大的特征，不过至于为什么变色，直到现在还没有公认的研究成果”。黄念曾肯定地说，“像这样的观音菩萨塑像千年难见！值得好好珍藏下去！”事后，黄念曾对记者说，“这件‘秘色瓷’在国内交流价格不会下于１００万。”
越窑贡品秘色瓷（一）
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系古越族人居住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
唐代中期，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此后，品质愈发晶莹的越窑备受文人雅士推崇，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的赞誉。晚唐起，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千古绝唱的“秘色瓷”称谓。
越窑品种十分丰富，有碗、壶、瓶、罐、盒、罂和雕塑等。同类器皿又有多种制式。以碗为例，分圆口、花口。圆口碗以斜壁呈45度的浅身敞口多见，据考证，当时主要用于喝茶，所以也叫茶盏。花口碗则有四瓣、六瓣等。上博展厅的晚唐越窑海棠式大碗就是花口碗中的佼佼者，因为器大规整，釉色青黄和造型酷似四瓣海棠花而显名贵。壶又是一种特色器，形状分盘口、直口、喇叭口，壶身有圆腹、瓜楞形腹、椭圆形腹等。唐代执壶最明显的特点是短直流、小曲柄、体态饱满。晚唐至五代，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体喜作成瓜果形。宋时则形体轻盈秀长，尤其流和柄，几乎高于壶口。细辨这一时期的碗、壶、水盂等造型变化，可发现一些小规律：花口或瓜楞体呈四瓣通常为唐，五瓣系唐末五代，六瓣属宋；直、短流的壶为唐，曲流或长曲流为五代或宋；平底足器物的年代相对较早，玉璧形底足多数属唐中晚期之物，唐末五代出现了玉环形浅圈足，宋代圈足相对见高见窄。另外，由于叠烧法世袭沿用，鼎盛时期的部分越窑产品依然在器内可见到支烧痕，比如上博晚唐越窑海棠式花口大碗的碗内心就有支钉痕16个。这说明，唐末五代的越窑叠烧器皿未必都属粗瓷，收集时当多一份细心。
越窑烧瓷历史悠久，底蕴十足。最让人梦寐萦绕的是名传久远的秘色瓷。何谓秘色，史说纷纭：艾色；艾青色；色似烟岚。至于秘色瓷，唐代诗人陆龟蒙最早提及，却没作具体交代。宋代赵德麟在《侯鲭录》中虽有“今人秘色瓷器，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的记载，只比五代“秘色为吴越国钱氏王朝专用瓷”的史录略详尽一点，但仍显含糊笼统。千余年来，对传闻沸沸扬扬的秘色瓷后世人不乏寻找，终因不得要领，以致相见不相识。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的地宫内出土了14件越窑青瓷，在同时出土的《衣物帐》册上意外发现这批青瓷被注明为秘色瓷，才使天下大白。这14件秘色瓷大多呈青绿色，部分是青灰色和青黄色。原来，神乎其神的艾色、艾青色就是越窑司空见惯的基本色调，而秘色瓷的外观除多些花俏外，似乎还缺少些想当然该有的奇诡、新意和让人心颤的恢宏。
秘色瓷，或许因为有太多的扑朔迷离，或者是为了太多的赞不绝口，在已往的1100年里，人们不得不久久怀有一饱眼福的奢望。地藏物的忽然呈现，不知逆反心理使然还是秘色瓷之秘潜藏得实在太深，眼前之物不止今人感到平淡，甚或有一种被愚蒙的感觉。一位坦诚的专家直言道：“也可以说法门寺的所谓秘色瓷可能有出自唐代鼎窑者。希望考古工作者，多方采集标本探索之。”
流散物的启示
八棱短颈瓶是笔者幸获的一件五代末越窑产品。同类器见镇江市博物馆有一件，被定名为“五代·越窑八棱盖瓶”，系当地在1980年于宋墓发现的越窑珍品，同时还见诸于其它图册刊录，或称瓶，或称罐，也有的称之为秘色瓷。本文的这件八棱短颈瓶失盖，高14.3厘米，短颈、直口、耸肩、浅圈足，肩塑蛙头状小系。口沿与底边各饰浅刻单线一周，腹体八棱的两侧又竖刻长弧线，整体棱角分明，朴中见秀。此瓶除足端无釉露出致密的浅色灰胎外，通体满釉，釉面晶亮莹澈，色泽青绿温润。这些特点较符合五代上林湖窑体貌。上林湖越窑以质地细密、灰色胎壁较薄著称，上乘之作不仅形体规整轻巧，平静的釉质与胎骨还结合得十分紧密。五代时，素面与刻划工艺并用使器物更具艺术性和趣味性。这件棱形瓶的外观在此基础上又别具特色：极薄的釉面虽不见开片，偏带有几丝撩人遐想的牛毛纹；色虽青绿，却又夹些许灰调，并在上下体间微含色泽的交融。尤其让人惊叹的是瓶体的八方直壁仅0.2厘米厚。由此反映出的玲珑秀巧和精工细作，可与一些明清时期的精品媲美。
上林湖产品代表了越窑工艺的最高水平，史籍记载唐末、五代和北宋“唐民不得用”的贡瓷就出在这里。明嘉靖《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并引宋《谈荟》“吴越时越瓷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对秘色瓷的产地和含义作了诠注。现在，法门寺地宫内的出土物及帐册上的文字已揭开了秘色与秘色瓷的面貌，也为今人寻找地面上的秘色瓷提供了依据。可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对秘色瓷的“秘”，陶瓷学界仍未取得一致见解，也不见秘色瓷标准器之研究报告问世。然而历史留下的文字线索颇显清晰，也有助于判断。如：
《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924年记载：宝大元年九月使钱询贡（后）唐……秘色瓷器……
《十国春秋·吴越文穆王世家》935年：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后）唐……全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宋会要·蕃荑》973年：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浚进……全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
《宋会要·蕃荑》976年：开宝九年六月一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
《宋史·吴越钱氏》976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太宗即位，……性贡……金银扣器五百事
《宋会要·蕃荑》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钱性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十事。
由上不难窥见，同为吴越钱氏王朝贡瓷的越窑瓷，实际上档次分明，或者说品级森严：有通言瓷器和秘色瓷器的越窑器；有简称金扣瓷器的贡瓷；还有直呼全名的全棱秘色瓷器。金扣是一种以金、银包口嵌底或贴面的越瓷，全棱则指盖与身带棱带角或器物通体有角有棱者。无疑这给秘色瓷的定性多了一条佐证。以上数据还可推算出秘色瓷的数量大约占越窑贡品总数不足百分之一，这又是一条线索，即所谓“越瓷愈精，谓之秘色”的精稀程度。从中还可以发现，全棱器、金扣瓷不仅少，还应该是王牌秘色瓷。这样说的另一条理由不很复杂，因为，吴越国为求政治庇护，向有实力的大国进贡越窑青瓷的本身已说明了越瓷地位，而在史籍上能被道明全称的器物，则肯定是一方保平安一方求实惠的交易双方均能视作物有所值者。这一点很重要，在当时是国与国之间权其轻重的政治行为，于今日则是不能忽视的学术内容之一。
综观越窑八棱短颈瓶，当有理由相信，它的薄胎薄釉、棱形体状及釉质的玻化程度将给秘色瓷的研究带来重要信息。特别是它可观的存世量，短颈八棱瓶目前发现已有3-5件，长颈八棱瓶北京故宫就有2件，足以保证，要不了太久时间，人们一定能从这些古遗存物上截获秘色瓷的全部奥妙。
法门寺秘色瓷带来的困惑
已见天日的地宫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献给佛祖的珍贵物品，其中的八棱长颈瓶和二件银棱碗显然是具有典型意味的秘色瓷，而且堪当标准器。
八棱长颈瓶陈放于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坎上，当时，“瓶内装有佛教五彩宝珠29颗，口上置一颗大的水晶宝珠覆盖”。据法门寺博物馆韩金科馆长考证，“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荼罗坛场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没有被纳入地宫《衣物帐》内。但从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圆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来看，上博研究员陆明华认为“法门寺八棱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规整，釉色清亮，其制作达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我们可以确认，这件八棱长颈瓶造型新颖，形态稳健，釉色晶莹，在碟、碗、盘圆器中不愧为供养重器。
另13件置于地宫中室并用纸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帐》注明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
银棱碗，据考证亦即史载上的“金扣瓷”。这二件银棱碗因年月侵蚀，出土时部分银棱已显剥落，并让人们一目了然它那釉色偏黄的本相。所谓“银棱”，实际上是裹在碗口与圈足上的一层薄薄银箔，此二碗，因碗壁上例外地贴以五朵用金箔和银箔镂刻成金鸟银花的团花纹图案愈显华贵别致。瓷器上采用“髹漆金银平脱”技法作装饰，系汇合古代漆器工艺和唐代金属的“金银平脱”工艺在瓷器上的一种创举，也是目前仅见的绝品。它的制作远比金属件或漆器上的艰难：须在碗壁上将两种互不亲和的物质反复髹漆粘接，直至把金银图案与釉面坚固贴牢，再经修平、推光、研磨等多道工序方成。由于制作难度大又不易保存，髹漆金银瓷器的发现为史说填补了空白。但美中不足，由于二口银棱碗目前仍处在研究和重点保护阶段，实物和图录均未能与公众见面。
遗憾的是，法门寺佛门魂宝自亮相后，代表越窑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特别二口银棱碗，其泛黄的釉色，让行家里手皱眉摇头：“从银棱漆金平脱碗银棱的脱落处，可以看到，其釉面偏黄，说明当时秘色瓷烧造过程中仍有不足，对此两件秘色瓷采取其他的装饰方法补救”。一度给人无限憧憬的秘色瓷，又以弱还原气氛所特有的青黄面目，让人们沮丧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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