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窑瓷器。
同一单词往往具多义性，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只要联系上下文，一般不会搞错。但有时也会出现误会，之所以如此，一般是由于互相之间没有达成默契，即没有形成所谓的约定俗成。比如“官窑”二字，可能是瓷学著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了，然而仔细阅读不同作者的文字，可以发现每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同一语境中所表达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使用时内涵也会有所出入。稍作总结，可以发现这个词起码有以下四种意思：一是泛指古代所有为皇室乃至官府烧制陶、瓷器的窑场，实际上把历代贡窑都圈划了进去。如从这一概念出发，所谓“官窑”起码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据有关报道，岳州窑曾出土南北朝时的“太官”字铭瓷片和“官”字款匣钵，而落“官”字的瓷器通常属贡窑，这在瓷学界基本已成共识 ；二是仅指生产资料所有权归皇室所有的官办瓷器窑场，不仅与所有权属民间，但烧制御瓷的“贡窑”划清界限，也区别于另—些同样是官办的烧制建筑用材、陶器的“官窑”，相当于明清人概念中的御器厂或御窑、御厂。如实指的话，除了明清景德镇珠山范围内的那个“官窑”外，历史上真正称得上这一概念的，只有北宋徽宗时的那个“自置窑烧造”的“汴京窑”及南奔后“袭故京遗制”的杭州“修内司窑”、“乌龟山窑”；第三是仅指御器厂内的窑炉，如《浮梁县志》云：“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虽然宋人已将官办窑场包括作坊和窑炉两大部分 简称为“官窑”，但因明代景德镇的生产体制往往是作坊与窑炉分开经营除嘉靖之前的御厂和少数兼有作坊和窑炉的业主完全是“囵烧”外，嘉靖时部分“厂坯”和相当部分民用器都采取“搭烧”法，而康熙以后，所有“厂坯”都实行“官搭民烧”，即官器在民设窑炉内焙烧的制度 ，为了有所区分，所以当时“官窑”一词仅指官设窑炉《江西大志》云：“陶窑，官五十八座” ，而称官办作坊为“御器厂”、“御厂”；第四层意思实际是“官窑器”三字的简称。由于指向有别，这就难免造成交流时的彼此误会。比如景德镇至正型元青花，有专家说它们属官窑，是基于它们与元代官用瓷器枢府瓷同出一窑，且发现有五爪龙纹；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应属民窑，理由是这些产品并非全供官用有“至正十一年”象耳瓶上的铭文为证 ，即便有部分产品属御用之器，也只是属贡瓷性质。其实前者的立论前提是把贡窑也划入官窑范畴，属广义，后者则比较纯粹，属狭义。近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瓷学家们正在尝试将“官窑”这个词统一用法，如有专家主张干脆单独列出“御窑”这一概念，以区别于贡窑及地方“官窑”，但又有人认为“官窑”之“官”本来就不是指一般官府，而是“官家”、“官人”之“官”，再说宋人早就称“自置窑烧造”的皇家窑场为“官窑”，我们何必再节外生枝呢﹖实际上，究竟是用“贡窑”对应“官窑”，还是用“官窑”对应“御窑”都不重要，只要达成默契即可，重要的是瓷学界在超越经验主义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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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瓷、官用瓷、贡瓷的区别
南宋龙泉粉青瓶
秘色瓷瓶
建阳窑兔毫碗
五代耀州青釉碗
五代定窑“官”字款碗
官用瓷，作为官方使用瓷器的描述，并不是第一次，但作为陶瓷的一个门类概念的提出，还是第一次。官用瓷是指宫廷或官府指定或定制的窑厂精工细作而成的瓷器，并由官方出资收购，多为宫廷及官僚使用的瓷器，残次品也可出售或供给官僚或贵族，如越窑、邢窑、耀州窑等。与官窑的区别是官窑由宫廷建设并派专人管理，生产瓷器多为宫廷所用，不作为商品出售，残次品通常销毁，生产可不计成本，如宋修内司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贡瓷是指地方或属国进贡给朝廷或上级官府的精品瓷器。与官用瓷不同的是贡瓷是地方为进贡而特地制作的精品瓷器，不是官府指定或定制，贡瓷是作为礼品的形式送给上级，不是上级出资定购，时间上也有不确定性。这三者的主要区别：官窑是官方出资兴建与管理的;官用瓷是官方定制购买的;贡瓷是进献送礼的。有时即使官窑时代的产生，也同时存在着官用瓷和贡瓷，如宋代越窑、耀州窑等，明代龙泉窑与钧窑、磁州窑等。那么怎样确认官窑瓷、官用瓷和贡瓷这三个品种的质量呢?通常官窑瓷因为官方建设烧造，精益求精，又不惜工本，质量要求非常高，陶瓷能工巧匠云集，从整体上保障了官窑的质量。不仅材料优良，工艺也十分精湛，且很少流入民间，只有皇帝赏赐部下，偶尔才会流入民间及随葬。
官用瓷器通常都是出于宫廷或官员、官府的需要，选定在当时比较成熟或有名的窑口中烧制需要的品种。在质量上有较严格的要求，甚至原材料、工艺也有很高的要求，如五代耀州窑的黑胎支烧器、柴窑的白胎器、龙泉粉青黑胎器等皆反映这一特点。但整体质量略逊同期官窑。
贡瓷通常是以优良窑口定烧或特制瓷器中选出精品作为进贡的礼品。一般情况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不仅技术要求高，材质也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些，如唐五代越窑、邢窑、磁州窑，甚至上世纪60—70年代的毛瓷也属这类。
明代张应登的《游滏水鼓山记》碑曾记载：“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而且《大明会典》中也有：“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于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筒。”由此可知：宫廷官府用瓷当时不仅限于官窑，其不是陈设器及直接使用的食器外，其他官用瓷如酒坛、酒缸，因其用量大，对其质量自然也不会一概要求严格。比较有名的窑场，一样能承担烧制宫廷及官府需要的瓷器，钧窑的花盆、磁州窑的酒坛、龙泉的大盘，无疑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这类瓷器皆属官用器的范畴，自然官用瓷也存在质量的优劣，但优劣体现在功能和品种上。如直接使用的碗盘、食具、供器等会很精致。其他大件产品如盛酒、酱油、醋等坛瓶类，质量自然难以与小件生活器皿相比。
官用瓷与贡瓷上的确认，在考古中多以款识与铭文题记为主要参考。如建阳的“进盏、供御”、邢窑、定窑的“盈”“官”字款，耀州窑的“官”字款等。其他如辽代上京窑、宋湖田窑、唐五代越窑等都出现官字款。还有直接写有官府或官用器器具之名，如元代“枢府”、辽金“上京”之类款识题记，特别是五代、宋、辽、金等官僚贵族墓葬出土这类官用器，皆能说明这一问题。
官用瓷器从其属性而言及考古资料发现，最早应该在新石器时代即产生了。从大量的新石器考古陶器来看，质量有着明显的高低之分，像相当于夏文化的“夏家店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发现质量非常精湛的彩陶、黑皮陶及磨光陶、白陶。甚至更为精湛的镶嵌美石等的陶器。当进入青铜器、漆器、金银器的时代后，陶瓷显然难与其比肩，但到了魏晋唐时，宫廷与官府渐渐重视起来。到了宋代，中国陶瓷焕发了灿烂的艺术光彩，享誉世界。贡瓷官用瓷官窑瓷无疑引领着陶瓷发展的最高科技成就。
本文所列的官用瓷及窑口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历代的官用瓷及窑口。还有相当多的官用瓷等待我们研究和开发。像景德镇枢府瓷、辽上京林东窑、四川乐山西坝窑变釉瓷、青羊宫与彭县窑、山西法华瓷等都曾给官府烧造过瓷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广阔，也是我国陶瓷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浅谈漳窑瓷
“漳窑”严格来说是与“漳州窑”有区别的。“漳州窑”泛指漳州地区各处古窑址所生产的各种青花、色釉、五彩等瓷器。而“漳窑”瓷如清末所著《闽产录异》云：“漳窑、漳州，明中叶始制的色米色器，其纹出冰裂。旧漳琢器虽不及德化，然犹可玩。惟退央处略黝，越数年黝处又复洁净。近制者釉水、胎地俱松。”所以说“白釉米色器，纹如冰裂”是“漳窑”瓷的显著特征。
“漳窑”窑址是在近二十年才被发现和确认的，早在明、清时期的白瓷中，“漳窑”瓷就与“德化窑”和广东“潮州窑”同享盛誉。由于三者地域较近，产品和工艺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不少收藏家和学者把“漳窑”的器物划分到“德化窑”和“潮州窑”中。随着窑址的发现和对窑址瓷片的研究，以及对传世品观察对比，其虽也属漳州地区窑口，但造型古拙，线条优美，层次多变，釉色润泽，格调典雅。特别是釉色白中泛黄或呈米黄色，釉面普遍开冰裂纹，形成纵横交错、妙如天成的浅细片纹装饰。其典型之处不同于漳州地区其它窑口，也不同于“德化窑”和“潮州窑”的器物。所以按明、清文人所著，称之为“漳窑”瓷当之无愧。
“漳窑”瓷器烧制温度大部分是在９００℃—１２００℃中温烧制而成，主要生产是在明、清时期。早期胎质细密厚实，手感沉重，烧结成度较好，施釉较厚，釉层莹润有玉质感，后期胎质粗松，有少量肉眼可视气孔，胎薄体轻，施釉较薄，但釉层玻化度高，“漳窑”瓷器带有款识的器物较少，款识一般落在器底或腹面，常见的有釉上书写，釉下模印和刻划几种，内容有纪年、寄托、花押古语、商号、工匠款和供养款等。
我收藏有一件清早期的“漳窑”释迦牟尼佛瓷塑像，全高４３厘米，莲花瓣底座，底座呈圆型，直径１６厘米。佛双眉微睁，两耳下垂，慈眉善目。胸前有一“万”字结，体态雍容，衣服褶皱感强，线条流畅飘逸，似有动感，栩栩如生。佛像的每一部分都塑造的十分传神，惟妙惟肖，胎质坚细厚重，釉色呈浅米黄色，釉面润泽，布满细水的交错冰裂纹，佛像背后有“福圣”二字椭园形款，此塑像不失为一件“漳窑”精品。
我还见到由“漳窑”研究专家林俊先生收藏的一件明末清初的暗刻人物纹盘口尊“漳窑”瓷器。其高５１．８厘米，口径２０厘米、足径１．９厘米，盘口圆唇，短颈微束，孤腹向下缓收，圈足双刀斜削平切。盘口外壁拍印浅细枝花草纹，颈肩部压印上仰蕉叶纹。器腹刻划戏曲“西厢记”中人物图案纹。图案题材与刻法符合顺治一朝特征。釉色白中泛黄，开细小纹片，釉面肥润。
这瓶造型大器端庄，线条流畅纤细，纹样清晰。从口沿至腹下，釉下刻划工力深厚，是以古戏人物纹装饰瓷器的佳作。
总之，“漳窑”瓷器在单色釉中，运用了拍英刻英堆贴、透雕、镂雕、彩绘等多种工艺和艺术手段，突出了其产品的层次，烧结成度较好，施釉较厚，釉层莹润有玉质感，后期胎质粗松，有少量肉眼可视气孔，胎薄体轻，施釉较薄，但釉层玻化度高。“漳窑”瓷器带有款识的器物较少，款识一般落在器底或腹面，常见的有釉上书写，釉下模印和刻划几种。内容有纪年、寄托、花押古语、商号，工匠款和供养款等。
总之，“漳窑”瓷器在单色釉中，运用了拍英刻英堆贴、透雕、镂雕、彩绘等多种工艺和艺术手段，突出了其产品的层次变化和动感，使其形貌丰富多彩，更趋完美，在中国古代各窑中独树一帜，存在和流传了近三个世纪，当时上贡朝延，运销东南亚极为风光。如今“漳窑”器物，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已成为诸多鉴赏家和收藏家珍视的藏品之一。随着人们对“漳窑”瓷的不断研究和认识，今后它的升值和影响空间还会更大。
浅谈明、清官窑瓷器的款式
款（瓷器上的文字标志）的称呼借自青铜器。款被瓷器借用来称呼器物身上的文字标志。
一、 帝王年号款：
明、清官窑瓷器上的款式主要是帝王年号款，明永乐年间始见，其后明、清两代绝大多数王朝（明代洪武、正统、景泰、天顺、泰昌、天启、崇祯，清顺治八朝除外）的官窑器上都书有此类款。永乐时期的完整器-青花压手杯、白釉高足杯--上仅见四字篆书款（在内底心）。另外，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有"永乐元年"、"永乐肆年"楷书款残瓶。宣德官窑器绝大多数有帝王年号款。六字一行楷款（又称匾额款）多用于青花琢器，六字二行、三行双圈楷款多见于圆器，四字篆书款多见于孔雀绿釉、天青釉高足碗，四字楷书、六字竖行楷款极少。成化官窑，斗彩器多六字二行方框楷款，其它品种多六字二行双圈楷款，高足碗多六字一行楷款。弘治朝多六字双圈楷款。正德朝多六字、四字双圈楷款。嘉靖朝大器上多见六字一行楷款，其余多六字二行双圈楷款。隆庆年间多见六字二行双圈楷款，与其它朝不同的是，其官窑帝王年号款多大明隆庆年造"，而其它朝代一律用"大明某某年制"。万历朝的官窑款与嘉靖朝的大同小异。清代康、雍、乾官窑的款式，除明代已有的款式外，康熙朝还见六字三行楷款，有带双圈和不带双圈两种；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朝多见六字篆书款，咸丰朝至宣统朝为六字二行无双圈楷款。款的书写材料，明代绝大多数用青花，清代康、雍、乾三朝，大多数也用青花，但珐琅彩瓷多用料彩，乾隆朝以后，粉彩器多用红彩，其余品种一般用青花，素三彩器也有用紫彩书写的，少数为印款。
二、 花押款：
花押款是在器物（多见碗、盘）的底部所绘的纹样。绘花押款的官窑器极少见，永乐官窑于青花金彩鸳鸯纹碗的圈足内见轮花形花押款。
三、 堂名款：
堂名是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本来堂名大多是表明祖上是某地郡望世族，后来文人雅士多借堂名抒发志向。官窑堂名款较少，有"愼德堂制"（清道光帝的堂名款）、"体和殿制"、"大雅斋"（清光绪朝慈禧的堂名款）等。
四、 铭文款：
铭文款是为说明器物的制作意图、为画配诗、言志而书于器物上的文字。
五、 吉语款：
吉语款多书于碗、盘内壁，如"金玉满堂"、"佛日常明"、"万寿无疆"等。
六、 用途款：
为表明器物的用途而书写的款，极少见。
七、 伪托款：
伪托款指因崇尚前朝器物而在后朝器物上书写的并不是有意以假乱真的摹仿前朝器物的帝王年号款，官窑器的伪托款相对较少见。
浅谈唐代长沙窑瓷器
中国的瓷器太多，每一种拿出来都是精品存在，都有无数人追捧、收藏。然而，在这些瓷器当中，也有一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存在，比如唐代长沙窑瓷器。说到唐代，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时代，文化繁盛，科技进步，此时的大唐人不仅生活富裕，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更加丰富。
在这个时期，制瓷工艺不仅有了更好的发展，且进一步提升，带来很多变化。唐代瓷器是在青瓷、白瓷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它的精细程度让后人赞叹，也让当时的人痴迷。在唐朝时期，不仅有各种美轮美奂的瓷器，更有南青北白的瓷窑系统，而长沙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出现的，犹如一匹黑马，冲进大唐制瓷工艺的领域。
从陶瓷行业来分析，最早的陶瓷其实就是起源于湖南，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它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还走出了国门，成为很多国际友人追捧的对象。在唐代时期，瓷器制作窑系众多，南方以浙江越窑为代表，北边以河北邢窑为代表，这种格局在当时十分出名，甚至对后世产生影响。
唐代长沙窑并不是非常有名气的窑口，它在当时的名气并不大，直到宋朝之后才慢慢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大窑系。至于唐代长沙窑瓷器是什么时候开始烧制的？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从之前的考古记录可以发现，唐代长沙窑瓷器最早的落款是元和，为唐宪宗时期的瓷器，后来还有唐穆宗的会昌、唐宣宗的大和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平，唐明宗时期的天成，这些都死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唐明宗时期的唐代长沙窑瓷器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也是发展最鼎盛的。
唐代长沙窑瓷器的胎质有两种，一种是陶胎，一种是瓷胎，这两种形成的产品系列达到70多种，除了日常用品之外，还有一些儿童玩具和雕塑，造型多样，惟妙惟肖，非常有趣。不仅如此，唐代长沙窑瓷器的造型非常小巧，珠圆饱满非常受人喜爱。
唐代长沙窑瓷器的主要特色是釉下多彩装饰，它分为图案、绘画以及书法三种。大部分图案都是褐绿或者是蓝色连珠纹，少数是大朵莲花。绘画纹饰多以花草为主，书法则是唐代长沙窑瓷器的首创，在当时非常出名。唐代长沙窑瓷器的书法以诗歌和警世格言居多，字体结构严谨，文体隽丽。除了汉字之外，在唐代长沙窑瓷器中还能看到阿拉伯文，是当时专门为阿拉伯人或者是伊斯兰教外商制作的。
唐代长沙窑瓷器价格参考：
1:明长沙窑系龙柄执壶，尺寸：高21厘米，估价：RMB 100,000 ~ 120,000，成交价： RMB 92,000 ，成交时间：2018.06.30，拍卖公司：北京中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春季拍卖会。
口沿微侈，圆腹平底。肩部置短流、双系和曲柄。腹部写“酒”字，胎呈灰白色，质地坚硬，除底外通体施青中泛黄色釉，釉色均匀稳定，釉面开细碎纹片。彰显古朴意味。长沙窑为唐代重要瓷窑之一，地处今湖南省长沙北郊铜官镇及书堂乡石渚瓦渣坪一带。始烧于中唐，盛于晚唐，至五代以后渐衰。长沙窑装饰方法多样，有贴塑、印花、划花、文字、绘画、点彩等，是釉下彩装饰工艺的发源地，并成功创烧了釉下铜红彩，是釉里红的鼻祖，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长沙窑器型繁多，除常见的碗、盘、碟、壶、罐外，文房用品、瓷枕、烛台也多见，并有净瓶、炉、佛像等佛教用品和笛、鼓等乐器发现。
2:唐长沙窑绿彩盖盒，尺寸：口径8.3厘米，估价：HKD 40,000 ~ 60,000，成交价： HKD 51,525 ，成交时间：2014.11.27，拍卖公司：宝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秋季拍卖会。
3:唐长沙窑青黄釉葫芦形执壶，尺寸：高19厘米，估价：HKD 20,000 ~ 40,000，成交价： HKD 47,500 ，成交时间：2018.10.04，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10月拍卖会。
4:唐长沙窑铜红釉红绿彩小枕，尺寸：长16.2厘米，估价：RMB 20,000 ，成交价： RMB 42,560 ，成交时间：2010.09.19，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四季（第69期）2010金秋拍卖会。
5:唐长沙窑彩绘鸬鹚纹执壶，尺寸：高19.5厘米；口径8.5厘米，估价：RMB 25,000 ，成交价： RMB 34,500 ，成交时间：2016.12.11，拍卖公司：浙江佳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6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赏析：壶盘口，束颈，丰肩，腹壁斜直，平底。肩置八棱形流，对称处横向安三条形曲柄。与流、柄成十字形的颈、肩之间置一对三条形系，壶身呈瓜棱状，平底。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略显灰黄。壶身青釉下褐、绿两色彩绘生动的鸬鹚纹、图案线条流畅，鸬鹚炯炯有神，气宇非凡，站立于花卉丛中。流有老磕，但不影响欣赏，其器型规整，是件不可多得的唐代长沙窑瓷器珍品。
6:明长沙窑“镇国茶瓶”执壶，尺寸：高21厘米，估价：RMB 30,000 ~ 50,000，成交价： RMB 34,500 ，成交时间：2018.06.30，拍卖公司：北京中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春季拍卖会。
执壶，樽酒之用。以诗歌为饰是长沙窑装饰的重要特征，这件壶绘有花卉纹，壶口沿外翻，粗颈短流，背部装有一执手。瓜棱形腹，平底。以褐彩在流下腹部题写题有“镇国茶瓶”四字，极为珍稀。长沙窑之所以能独树一帜的，成为中国彩瓷之路的源头和重要的彩瓷外销地的，据瓷库中国网专家分析的，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我国历史上其他名窑所不具备的特点的。长沙窑在世界陶瓷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它的贡献是发明了釉下多彩技术的，此后的，陶瓷才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面貌的，以前都是“南青北白”单一色调的。因此的，国外专家指出：“在中国陶瓷史上的，这是装饰技法上发生的划时代的变化”的。此外的，长沙窑所出土的文物形象地反映了唐朝时期的生活的，折射出那个年代的光芒的，如诗的、画及对外关系都有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物以稀为贵”的，长沙窑作为唐代独具特色的民间釉下彩陶瓷美术工艺品的，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长沙铜官窑除了墓葬和窑藏中出土比较完整的器物外的，窑址中有些虽残损不全的，但却极为罕见的绘画的、雕塑和异国图文等珍贵资料的，同样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的。
7:五代长沙窑褐彩双系罐，尺寸：高16CM，估价：RMB 25,000 ~ 35,000，成交价： RMB 28,000 ，成交时间：2010.12.08，拍卖公司：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0冬季拍卖会。
整件器物形体大方，修胎规整，釉层莹润光滑；为衬托出彩料的成色，器物胎上涂有一层化妆土，起到了增强胎体的致密度和增加瓷胎白度的作用，是一件难得的五代长沙窑珍品。
8:宋长沙窑青釉褐斑水滴及白釉菊瓣盘，尺寸：盘10.3厘米，估价：HKD 10,000 ~ 15,000，成交价： HKD 21,250 ，成交时间：2018.05.31，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5月拍卖会。
御窑
康熙时．刑部它女刘伴队源．佯行人，尝于一坊：谷帕rj《膝王阎序》一首．／4心经》‘部．了厕崭然。供奉内迂．王佯连数百．
制式极性，所消姻窖秆处也。赵伯盼《棕巢余识＞ 按．庆景德
小始肖镇尸浮梁西乡。固名景襟。以卒砌．运造瓷器，足为御窑
之始。正本定本路总管监陶．然皆时作时铝。汉武二[上午，始
外窑烧造解京，仑御厂一所．官窑二7·楔。白后一代，岁为常供，
有请问之，增甘市山二[。座．分：十：作。
御窑也称官窑，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浮梁磁局”，到1911年清朝覆亡，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江西景德镇也由此拥有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景德镇地下也因此存有大量因禁绝流入民间而被就地掩埋的古碎瓷，成为中国目前品类最完整、年代最可靠、信息最丰富的官窑遗址和“地下瓷都”。
（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窑始于宋代，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
御窑遗址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
4月11日，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榜上有名，为瓷都千年庆典献上了一份最贵重的礼物。这是继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瑞昌铜岭矿冶遗址、丰城洪州窑窑址、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进贤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之后，我省又一个获此殊荣的考古项目。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是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和《文物天地》共同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考古工作评选活动。今年的评选，首先是从71项全国重要考古发现中筛选出15项，然后邀请各考古单位到北京现场进行学术报告，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考古发现的内涵与意义，现场为评委和听众答疑。通过专家的投票，辽宁牛河梁遗址、郑州大师古姑夏代城址、陕西眉县扬家村青铜器窖藏、山东临沂 洗砚池晋墓、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等获得2003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次对御窑遗址考古发掘是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考古研究所三家联合主持的。这是对御窑遗址的第一次主动性考古发掘。考古发掘的明代早中期瓷器出土地点和层次明确，组合关系清楚，它的资料价值是传世品所无法替代的。其中不少品种，为以往考古资料和传世品所不见，是极为珍贵的佳作。
浅谈官窑、汝窑及哥窑瓷器的特征
这三个窑不属于一系，但它们是“名窑林立”阶段的重要品种，因为影响巨大，所以专门列出。官窑产品以生活用品和陈设用器为主。宋代官窑主要器物有碗、盘、碟、洗、瓶、炉、尊、及仿周、汉时期青铜壶等式样的瓷器。 汝窑的仿伪品自宋元起各朝皆有，特点是：胎多为注浆模制，胎壁较厚，胎色偏白，迎光看并无真品能见的微红色……
（1）官窑：“官窑”的基本含义是皇家、官方营建，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场。不计工本，以最好的材料，最好的窑制，工艺最精良的工匠烧制。
产品不具有商品性质（在特殊情况下，也有宫廷选择之后出售、外销、赏赐等），仅供宫廷使用，严禁民间使用。官窑虽然只为满足最高统治者的糜费，但都促使中国制瓷业之精益求精。明洪武以后直到清代“官窑”，与早年“官窑”性质有一些区别。“官窑”的起源一般认为可追溯到唐、五代，如唐代“秘色瓷”之“秘”，如五代吴越钱氏宫廷垄断越窑精品生产，使之成为自己的官窑。据文献记载，北宋时，朝廷在汴京设置官窑，史称北宋官窑。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其产品就是“汝窑”亦不无道理。南宋时，建立修内司和效坛下官窑。北宋官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至今尚未确认，一说近年发现的杭州老虎洞窑可能就是修内司窑。因为官窑产品民窑不得仿烧，所以有的专家认为官窑不会形成窑系，而且它的烧制技术密不外传，烧造过一批瓷器后，瓷窑要被毁弃。生产状况亦是严格守密，所以文献笔记中罕有详细记载。其实，官窑技术中明显受越窑“秘色瓷”，耀窑五代产品，钧窑、汝窑、龙泉窑工艺的影响，只是提纯，担高罢了。
官窑产品以生活用品和陈设用器为主。宋代官窑主要器物有碗、盘、碟、洗、瓶、炉、尊、及仿周、汉时期青铜壶等式样的瓷器。早期釉色有粉青、青灰，青黄等，晚期采用厚釉工艺，追求釉色的玉质感，在素烧过的坯胎上反复施釉，裹足支烧，在器底部留下细小支钉痕。有的周身布满冰裂纹，口足呈紫色。宋代官窑的贯耳瓶，直口，细长颈，鼓腹下足。一般认为，杭州乌龟山窑址即为郊坛下官窑，又有人认为杭州老虎洞窑为修内司官窑。
所谓“传世官窑器”的特点，胎质细腻坚致，器壁薄，胎色黑或紫褐；釉色有天青、粉青、月白、油灰、绿、米黄色，釉层肥腴莹润，玉质感很强，釉面有各种开片；器型有碗、盘、碟、洗、盏托、直颈瓶等，还有仿古铜、玉器样式的瓷器。
官窑器的仿伪，自宋元以龙泉产品的高档化，就搞得十分复杂化，有的已难以定夺。从明代的仿品看，一般胎色较白，即便是仿紫褐色胎也是在白色瓷胎外面深色使然。清代大量仿烧，雍正朝工艺之高，甚到连乾隆皇帝都不辨真伪。近现代有一种深色胎，但质地粗糙，是机器制作而非手工制品。仿品的釉层都不似原件那样肥厚滋润，变得较薄，有的还趋于透明，釉面的开片极不自然。官窑瓷器固有的支钉痕往往不见，仿品做成无包釉支烧者，支烧痕圆正而不自然。造型上往往出怪民品种，基本上失去了宋代特有的秀美，而显得粗笨。
仿伪官窑的地点主要在景德镇，近年也扩大到河南、陕西、浙江等地。
（2）汝窑：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又称青龙寺），烧造时间约是北宋神宗到徽宗（公元1068-1125年）时期，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
汝窑器物胎较薄，但细腻、坚致，色如香灰，迎光可见微微红色，坯修得相当精细、规整。釉以天青色为主，还有天蓝、粉青、豆青、葱绿等色，釉面匀净较薄，开片可分牛毛纹、柳叶纹、鱼籽纹、蟹爪纹等。器型有盘、碟、洗、瓶、尊、碗、盏托、水仙盆等，盘、碟、洗、碗多为圈足外卷，多采用满釉裹足支烧，足底心有三至五个细小的支烧痕。盘和洗的数量最多，盘有花口、敞口、圆口、敛口等。汝窑盘敞口，斜壁，圈足，淡青色釉，釉面有细碎开片，采用满釉支烧（图1-54）。瓶有棒槌瓶、长颈瓶、长颈撇口瓶。尊有三足尊、出戟尊，还有六瓣花口的盏托和椭圆形的水仙盆。汝窑器以素面为主，个别有纹饰的有铭文“奉华”、“蔡”两种。
汝窑的仿伪品自宋元起各朝皆有，特点是：胎多为注浆模制，胎壁较厚，胎色偏白，迎光看并无真品能见的微红色。釉色清澈透明，有贼光，无真品那样的肥厚釉和釉面的珍珠状开片，而呈现直线网状开片，造型不够大方，有过大或过小器皿。汝器中常有五代耀窑素面器、钧窑器等混入，需要严加鉴定。另外，汝窑与官窑器有的也难以区分。汝窑仿制地区曾集中于景德镇，近年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仿烧。
（3）哥窑：哥窑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特色是釉面布满碎片纹，又称“百圾碎”。
“哥窑”器以其高贵的器类，新民的造型，变废为奇的创制，从宋代起即引起人们激赏，由此还衍生出一些神话传说。然而，哥窑烧制的确切时代、地点、哥窑的性质，它与官窑的关系等等，都成为古瓷研究中诱人的谜团。至于龙泉地区哥窑瓷器的特征是：灰白色胎，胎质粗糙，胎壁较薄；施浅灰色青釉，釉层较厚，釉较透明而有玻璃光泽；釉面的开片大小相错，深浅有致，形成所谓“文武片”；又因为窑内作用加人工染色，形成“金丝铁线”，及品类繁多的名目，一般都具有“紫口铁足”。用匣钵装烧，内置垫饼或垫圈，垫烧工具的质地很细腻。传世哥窑器中，还有铁骨胎、深灰胎、土黄色胎，胎壁较厚；釉色有炒米黄色，浅炒米黄色，不透明 ，其光泽如人面上微汗沁出。器型有鱼耳炉、三足炉、乳丁炉、贯耳瓶、直颈瓶、穿带瓶、胆瓶、五足洗、碗、小罐、花盆、仿古觯等。南宋哥窑的灰白釉四瓣口洗，深灰色胎，施灰白釉，釉面开片，呈“金丝铁线”。花口，深腹，釉及底，底有四个小支钉。 #p#分页标题#e#
仿伪哥瓷从明代起大量出现，以明代优秀产品以及清前三朝产品为代表，其新异、逼真程度往往使鉴定家 十分为难。一般来看，仿品胎色偏白，有的釉面有贼光，有的釉层过透亮，也有的失透,缺乏生气。仿品的釉面开片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工填色，易于识别。真品的开片呈现一种自右上向左下的自然走势，而仿品的开片，紊乱而无规律。仿品的足部常常上宽下狭，恰与真品相反，有的在器足上涂黑褐色釉做出假“铁足”。手感偏重或偏轻。真品多为小件器，而防伪者有大器。有的用着油污来作旧。
民国前仿烧地点以景德镇为主，据说日本也有仿烧。近年来几乎全国都有防伪，产品数量巨大，各地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产品的优劣程度差异极大。
浅谈明代乐平窑瓷器
江西的制瓷业历史悠久，史籍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可见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生产陶瓷了。宋景德元年（1004年），宫廷诏令烧制御瓷，底款皆署“景德年制”，景德镇由此得名。元至明清历代皇帝都派官员到景德镇监制宫廷用瓷，设瓷局、置御窑，景德镇成为中外驰名的瓷都。除了景德镇官窑以外，江西各地还散布着许多民窑窑场。主要的民窑窑址除景德镇窑外，还有洪州窑、白舍窑、七里镇窑、乐平窑、吉州窑、白浒窑、丰城窑、赣州窑、南丰窑等。
1962年在乐平县城东5公里的窑上家翥山脚下，经勘查发现５处堆积，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乐平窑为一处明代民窑窑址，以烧青花瓷为主。该窑的发现，与《乐平县志》所记载的“在县城东十里窑上华家，有窑址古迹”相吻合。乐平境内还发现有唐至元瓷窑，唐烧青釉，宋、元烧青、白瓷釉。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景德镇爆发窑工反抗运动，遂在江西乐平烧制青花瓷器。乐平距景德镇很近，烧制的青花瓷在器型、纹饰、款识等方面与景德镇民窑产品相似，惟质量略为逊色。
该窑的烧造年代在明嘉靖前后。所烧青花瓷器分粗细两种，粗者胎质厚重，釉汁呈蓝灰色，青花色调较淡；细者胎质白而薄，釉色晶莹，青花色调清新明晰。常见的器型有碗、盘、高足杯、盒、罐、折沿盘等，其中青花碗最具特色，碗心有“福”、“寿”、“善”、“光”等字样，碗底有“万福攸同”、“富贵佳器”、“长命富贵”、“长春”之类的吉祥语款，或“大明年造”等款铭。由于其胎质难敌景德镇窑的品质，只好在工艺上煞费心思。乐平窑器型比较复杂，如罐多做出花棱状，以弥补胎土粗糙的缺陷。明代民窑青花瓷画工娴熟，民间匠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器身进行装饰。纹样有人物、花鸟、团螭、奔马、云鹤、兔、鱼、蟹、海螺、牡丹、菊花、折枝和缠枝花卉、云纹、八卦、变形梵文等。
笔者所见的乐平窑青花罐，器身多为花棱花口、方棱方口、多棱随形口，浑圆罐极少。多数胎质粗松、釉料发色浅淡，也有胎细釉润的。人物纹饰主要是道教题材，如八仙故事、炼丹方士等；另有反映当时世俗社会的高士、官绅、童子、行人等，仕女纹较少。明代民窑青花瓷器的纹饰丰富，画工纯熟。人物表情生动，神仙或高士的衣冠迎风飘逸，这是典型的明嘉靖、万历时期的画法。如四分花棱形青花人物花鸟纹椭圆罐，胎质比景德镇窑的产品粗糙，但制胎工艺复杂，画面图案丰富，采用平涂技法，画工随意。颈部竖道为简体的蕉叶纹，肩部绘鱼鳞纹地四花卉开光。正反两面开光处绘端坐戴冠人物，表情丰富，若有所思。两侧面开光处绘花鸟纹，画风质朴，反映出民间艺人的审美标准。底部竖行青花方款“玉堂佳器”，青花发色灰蓝，釉面青白闪灰，这是多数乐平窑产品的特点。另外这件同器型的官绅人物纹罐，通体线条勾绘，这是明嘉靖、万历时期流行的画法。此窑除了粗胎器以外，还有一种胎质细腻洁白、釉色晶莹凝润的，青花色调清新明晰，较之前者发色艳丽。八分花棱形青花狮鹿纹圆罐就是此类产品。颈部花卉纹，肩部勾连如意云头纹，器身绘飞奔而行的狮、鹿等走兽，中间以“壬”字形云纹相隔，兽纹下绘江涯海水，胫部为简化莲瓣纹。底部竖行青花方款“富贵佳器”。乐平窑中这种细胎青花瓷，品质上接近景德镇民窑产品，只是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上略有差异，胎体也略厚一些。
江西的道教文化特别悠久深厚，天师道世袭相传长达六十多代，迄今绵延近两千年。南昌西山、樟树阁皂山、上饶三清山、萍乡武功山、南城麻姑山等都是著名的道教胜地。江西的龙虎山是公认的道教祖庭。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由于皇帝痴迷道教，官窑瓷器中出现了许多以道教神仙纹饰为主题的瓷器，民窑纷纷效仿，距景德镇极近的乐平窑受到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它的许多产品都装饰有神仙人物、道教符咒等图案，有些表现道士炼丹的真实场面。如青花炼丹道士纹葵口盘，正面施青白釉，青花发色浅淡，为国产的平等青料。背面为绿釉，盘底圈足内敛。釉面温润如玉，保存完好，十分难得。此盘所绘主题是初秋月夜，一道人在院中炼丹的情景。道人着单衣、缠绑腿、赤双足。微风吹动，衣衫飘逸。这种风中人物形象也是明嘉靖、万历时期的画法。方凳上放一葫芦瓶，瓶中盛有还在冒烟的刚炼好的丹药，道人左手持一芭蕉扇，扇着葫芦瓶。画工娴熟，情节生动，既是一件完美的明代民窑藏品，更是研究明代道教文化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种正面青花，背后施单色釉，圈足内敛的盘，是明代正德年间的典型器，官、民窑均有生产。使用国产青料和当地瓷土，是乐平窑的另一个特点。因为民窑瓷器均为供应大众市场的日用瓷，所用原料是计算成本的，只有使用当地原料生产才符合大众的消费水平。
乐平窑瓷器是江西地区明代民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没有被收藏者和研究者所重视。原因是：一、景德镇御器场官窑瓷器，制作精良，皇家御用，社会影响很大，势必削弱对该地区民窑瓷器的关注程度。二、景德镇除了官窑瓷场以外，还有民窑产品，瓷土和青料比乐平窑细腻，乐平窑是“民间土窑”，所以没有受到关注。
在艺术品市场上，明代官窑是天价名品，非大众藏友所能触及，而民窑产品相对较多，价位较低。乐平窑只出自明代嘉靖、万历两朝，该窑于后代停烧，数量也很有限。在艺术风格上，与景德镇官民窑相似，即使收藏者遇见乐平窑的瓷器，藏家也会把其当作景德镇镇的民窑收藏，加之人们对其缺乏认识，所以价位不高。但如果认识了乐平窑，对其艺术特性有了了解，这对普通藏者而言，投资乐平窑无疑是一个机会。
长沙窑、铜官窑、潭州窑
大凡一个古陶瓷窑口的命名，古有旧名则援用其名，如岳州窑、越窑、邢窑等；没有旧名，则根据窑址所在地的名字重新命名，如河南的扒村窑等。长沙窑窑址在古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窑址名称，所以窑址的名称只能根据地名来设定了。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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