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对缝。
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乾隆年间粉彩描金帆船纹大碗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瓷
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康熙年间五彩瑞兽纹瓜棱执壶 蔡子谔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大学文学院、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著有《视觉思维的主体空间》《毛泽东与美学》《磁州窑审美文化研究》《原动力的潜层开掘》《沙飞传》《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美学风格论》《中国服饰美学史》等20余部学术专著。曾荣获第十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度国家优秀艺术图书奖，全国第五届优秀报告文学奖，以及河北省第三届、第五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奖，河北省第六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文艺振兴奖等多项国家和省政府奖；另有百余篇论文在《文艺研究》等学术理论刊物上发表。
中国艺术能影响世界吗？这是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呢？倘说是中国艺术曾经或正在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某些艺术，或许是更加贴切或允当的说法吧？我们认为，影响世界，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显然，中国艺术曾经或正在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某些艺术，是一种狭义的读解。那么，超出了“艺术”的范畴，影响到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或曰客观世界、主观世界，那便是名副其实的“影响世界”——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读解了。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瓷器，在某些国家的某一时代，竟与人的生命等值，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德国的德累斯顿博物馆便是一个至今尚存的历史见证。一般说来，那些与技术文化结合得较为紧密的中国艺术文化，它们对于世界的影响，比那些较为单纯的中国艺术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往往都要来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更加易于触及并施加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乃至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活即精神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影响世界”了。“中国”在英语中之所以被称为“China”即瓷器，无疑是因为中国瓷器文化在世界产生了既广且深的巨大影响，并得到了举世公认的缘故。
一、中国瓷器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
17世纪后叶，中国曾向欧美出口大量的纹章瓷。纹章瓷通常指带有欧洲诸国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或曰纹章的，根据欧美市场的特殊需要而大批量特制的中国瓷器。绘制有这种特殊标志的瓷器，在欧洲具有广阔的市场。
17世纪后期，法国宰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在广东订制了大批带有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他还委托法国商人在江西用景德镇瓷制造他们夫妻俩的瓷塑像，表现路易十四和夫人身穿中国丝绸织锦做成的中国式服装载歌载舞的情景。此后纹章瓷便在欧美等地盛行起来。如俄国彼得大帝也在中国订造瓷器，绘制双鹰国徽，直到现在中国的故宫(微博)博物院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烧造的有俄国国徽的彩瓷。有些美国商人还要求订制绘有美国船舶、雄鹰等装饰和图案，以适应美国市场的需求。曾经有许多墨西哥人来我国订制绘有自己家族标志徽记或勋章图案的成套餐具或茶具。至今在墨西哥人中间，仍有不少人保存着这些瓷器，作为传世之宝。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因此，千百年来，收藏、展示中国瓷器成为各国皇室豪门的最大爱好。华盛顿和杰弗逊两位美国总统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瓷器餐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有一个收藏中国瓷器的瓷宫；波兰王约翰有一个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中国厅；德国的一些宫殿如恩斯巴赫、夏洛腾堡等，以收藏中国瓷器著称；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中国瓷器，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陈列各种瓷器；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皇宫里，陈列着许多中国瓷器中的珍品和景泰蓝；瑞典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宫”；在苏丹的宫殿里，自15世纪就一直使用中国瓷器做餐具，并特别建造一座名为“中国哈奈”的建筑以收藏这些珍品；另有约一万多件中国精美瓷器的宏富收藏，其中青花瓷器约三千件，现陈列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创造者塞拉格利奥的大厨房里；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美丽的塔纳湖中，有一座马里岛，岛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老教堂，在这个教堂里，保存着一个精美的中国明代瓷坛，被视为镇堂之宝，瓷坛内保存着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
10世纪时建立埃及的统治者特别喜爱收藏中国瓷器，特别是埃及国王萨拉丁。他闻名于欧洲，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赫赫战功和辉煌政绩，还由于他在他所统治的地区内逐渐形成了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集散地或曰中转站。如此竟使一些欧洲人误认为埃及所转销的中国瓷器，是萨拉丁统治下的埃及特产，一度曾称中国瓷器为“萨拉丁”。
1574年，菲律宾各酋长为了向西班牙国王表示忠诚，赠送了“珍宝、黄金、丝绸、瓷器、大陶瓷及其他贵重的东西”。
欧洲的某些君主对中国青花瓷器迷恋到如痴如醉的程度，在有关的法令中甚至规定了瓷具制作的用色。如18世纪法国的一项法令规定，制造商只能制作特定的瓷具，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禁止使用任何其他颜色，特别是将瓷器涂上金色。土耳其国家博物馆(微博)收藏了我国宋代的青花瓷盘，每逢有国宾来访，总统接待贵宾时，才将这些瓷盘摆在接待室里，以示对国宾的敬意。
这些由世界各国的国王或总统等皇室贵胄或则根据他们的特殊要求绘制的如国徽之类章纹的中国瓷器，或则收藏等等，无疑具有彰明较著的政治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二、中国瓷器曾在某些国家具有“货币”职能，可与人的“生命”等值
奥古斯特二世曾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而且对各国社会生活乃至经济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菲律宾社会生活中，拥有中国瓷器的数量往往成为衡量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瓷器还成为金银的等价物，在市面上流通，还可以用来作借贷的抵押品和缴纳法庭罚金的“货币”。
1717年4月19日世界外交史上发生了奇闻：奥古斯特二世与邻国普鲁士国王达成一项交换协议，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这批瓷器中有18只选型各异、釉彩纷呈的大型花瓶，世称“近卫花瓶”，至今仍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内。这是中国瓷器具有与人的“生命”等值的一个例证。
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族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若男人对妇女有非礼行为，则须用瓷器赔偿损失。部落之间、家庭之间发生械斗，和解时以中国瓷器作为赔偿。一般是一条人命索赔一只瓷瓮。在这里，中国瓷器同样具有了“人的生命”一般的珍贵价值。中国瓷器还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在菲律宾人的婚礼生活中，瓷器也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新郎给新娘的聘金全部或部分是瓷器。在社会交往中，瓷器是一种珍贵礼品。在17、18世纪，拉美一些国家赋予中国瓷器货币的职能，向政府交纳税金时可用中国瓷器。中国瓷器是加里曼丹的土著居民家庭财产的标志，瓷瓮可以用做嫁女的妆奁，也可以充当罚款，还可以用以抵押借贷。总之，在加里曼丹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中国瓷器也多方面地具有了货币的职能。
唯其如此，使一些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种专门将一些贵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与中国瓷器所具有货币职能及其与贵金属等值的特殊价值属性，而被这些国家的民众格外珍视是密不可分的。
三、中国瓷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方式
在东南亚、西亚，是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瓷器作为一种日用品，特别是作为饮食器皿，在欧亚非美四大洲传播，美化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日常饮食、宫廷宴会具有了一种文明风范，甚至改变了一些民族和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在东南亚、西亚，是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中国瓷器对印度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饮食文化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以前，中国的瓷器还没有出口到印度时，印度的一些地区的人们吃饭时十分简单，地上铺上一张芭蕉叶，再将食物放在叶子上，用手抓着吃，基本没有什么餐具。但是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特别是中国瓷器不断从海上运来，使印度人改变了生活习俗，他们吃饭时也用起了桌子，在桌子上摆着用以盛食物的陶瓷器具。
从18世纪开始，中国的瓷器开始在欧洲有了极大的市场。有人统计，在18世纪的100年间，从中国输入到欧洲的瓷器达到了6000万件以上，有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和青白瓷等。这种大规模的进口，真正改变了欧洲许多家庭的生活，过去的餐具一下子就被中国瓷器代替了。特别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日用品革命”浪潮，将法国所有贵金属银器熔化充作国用，以中国瓷器代替，对中国瓷器得以在民间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18世纪，欧洲成了中国瓷器外销的主要市场，中国瓷器源源不绝地进入欧洲、拉丁美洲。
中国瓷器成了欧洲千家万户民宅室内喜爱陈设的装饰品。如在荷兰，民居中的壁炉上、器物的托座上，就喜爱安放中国瓷器装饰点缀，舰艇的玻璃橱中，也摆放着中国瓷器。特别是饮茶习惯在英国等国成为时尚后，瓷器成为欧洲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各个阶层的家庭都普遍使用了中国瓷器。中国瓷器融入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中国瓷器丰富和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
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人们普遍认为，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对逝者最美好的纪念、慰藉和祝愿。
中国瓷器大量输往世界各国，不仅给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物质文明，而且中国瓷器中所蕴涵的中华文化意蕴，也渗透到了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文化之中，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艺术带来很大的影响。如在菲律宾民间故事中，把中国瓷器人格化、动物化，瓷器成为民间故事的重要题材。一些非基督教地区，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瓮”、“会呻吟哭泣的陶瓮”等传说。中国瓷器在菲律宾人的文化生活中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中国瓷器还被运用到各种宗教和民俗活动中。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往往用中国瓷器装饰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门道的拱腹等。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佛塔附近，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发现了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他认为，“这些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陶瓷都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
在非洲东部那些淳朴的居民心目中，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精美瓷器，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用品，还逐渐具有某种宗教和精神寄托的内涵。在他们看来，这些瓷器常常象征着幸福、吉祥、如意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即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节期七天，祭拜活动由女巫主持，前六天杀牛祭瓮，用饭和酒饲瓮，全村人在女巫的率领下舞蹈念咒驱鬼；第七天晚上，狂欢一夜，节日方为告终。有些地方，瓷器还是坟场碑碣不可或缺的饰物。在肯尼亚和东非其他地区的沿海一带，有许多风格比较独特的坟墓，每座坟墓前大都有用高达数米的石柱制成的墓碑，墓碑的造型多种多样，有圆形的、四角形的，也有六角或八角形的。但是，无论形状差异有多大，每座墓碑上都镶有中国瓷器来作装饰，几乎无一例外，有的墓碑顶端还冠以一只中国的瓷罐。卡拉塔甘居民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身上；沙捞越米莱纳居民用大小瓷盘、瓷罐和器皿陪葬，其作用与中国陪葬的各种器物和俑颇为相类。沙捞越戴燕居民的墓有巨大的木柱，上面嵌有陶瓷碗；肯尼亚沿海各地，在五六米高的墓碑顶上安置着中国瓷瓶。墓碑上瓷器大多是青花瓷，基本上是15至17世纪中国景德镇等地的产品。瓷器上的花纹种类繁多，有花草、树木、水果、鱼虫、鸟兽麒麟，还有蔓草花和万宝图案等。用中国瓷器来装饰墓碑，已经成为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因当地人们普遍认为，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对逝者最美好的纪念、慰藉和祝愿。由此可见，中国瓷器文化已深深地融入他们的民俗文化之中了。
中国瓷器在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地位。如菲律宾的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瓷盘、瓷瓮等瓷器。在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盛装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在这种场合，谁要是拿不出进口的中国瓷器，便会受到轻视。缅甸和菲律宾人经常把精美的中国瓷器埋在地下，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取出来使用。印尼的一些地方用瓷碗作乐器。坦桑尼亚的阿拉伯苏丹王墓地，由于有四个中国明代青花碗镶嵌于碑上，已被当做坦桑尼亚珍贵文物备加呵护，文化部特派专人看管守护。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瓷器在海外的崇隆地位和受到怎样的珍视。
一如前述，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置于中国明代瓷坛中永存——他给予了中国瓷器至高至尊的宠荣，中国瓷器也给予了辞世后的他最静谧、最舒适的一个“美穴”。
上述一切，都表明中国瓷器已极大地丰富和广泛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方方面面的精神生活。
五、中国瓷器影响世界的广义读解
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
南宋初期，一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的木质船失事沉没于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被命名为“南海一号”。1987年，“南海一号”被发现，但因技术及资金问题而延迟研究。2007年12月21日，“南海一号”古沉船起吊。2011年4月，“南海一号”完成第二次试发掘。“南海一号”的发掘与研究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国陶瓷史提供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图为考古队员正在对“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等文物进行分类。
综上所述，作为与技术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文化之一的中国瓷器，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政治文明的材料表明：政治的表现形式往往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而国徽、军徽和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代表一定阶级执政的国家、政党、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徽章或曰纹章，无疑是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的一种鲜明的标志和象征。按照国王如俄国彼得大帝和法国路易十四的旨意将俄国双鹰国徽和法国军徽等纹章图案绘制在中国瓷器上，本身便是一种政治行为。绘有国徽、军徽等纹章图案的中国瓷器，或则作为装饰瓷器用于陈设，或则作为餐饮瓷器用于国宴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扬国威和制造庄重、威严的政治气氛的作用。此外，国家国王、总统或者其他皇室贵胄对于大量精美中国瓷器的收藏，便有了与庶民百姓对于中国瓷器的喜尚和收藏大为不同的意义。这些闳富丰赡的收藏，表示了国王、总统或其他皇室成员，他们个人具有崇尚文明、追求高雅的修养和兴致。同时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对于其国力强盛的一种炫耀，这便具有了政治的意蕴。此外，127件中国瓷器与600名御林军将士的交换，无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特殊的外交。在这特殊的外交中，中国瓷器显示了它远较人的“生命”还要昂贵的特殊价值。还有，埃及国王萨拉丁将自己统辖的领地发展成为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巨大市场，极大地改变或曰影响着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因此，使埃及国王萨拉丁获得了即便是赫赫战功和奕奕政绩都无法企及的巨大国际声誉。
至于在欧洲瓷器工业兴起之后，某些君主国家在政府有关法令中，规定了瓷具的形制及“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是用政府行为强制性地保护和保持中国瓷器如青花独具的艺术特色和审美魅力的举措。
藉中国瓷器与金银财宝的馈赠，菲律宾各酋长向殖民地宗主国表示忠诚，也算是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外交或国事活动。在这样的特殊外交和国事活动中的中国瓷器，虽然未能改变殖民地国家的屈辱地位，或许却避免了熊熊烽燧的燃起，它影响当地政治局势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瓷器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经济生活。这种深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所具有的“货币”职能上，这便决定了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中国瓷器可以成为男方娶新娘的聘礼，或女方嫁女儿的妆奁，可以成为借贷的抵押物，可以用以代替法院判处的赔偿金和罚款，可以代替向政府交纳的税金，乃至用以借贷的抵押物。由于它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特殊“货币”职能，使得有些国家出现了专门将一些贵重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国瓷器的装饰手工业，同时表明了它与贵重金属同样具有昂贵的价值。在那样的历史时期和国度里，中国瓷器的广泛充当货币的职能完全可以与贵重金属相埒，甚而至于，在特殊的情况下超越了货币乃至贵金属诸如金、银的昂贵价值，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的生命的偿还物，从而使械斗的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中国瓷器在世界某些国家和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价值，竟然使货币和诸如金、银之类的贵重金属自叹弗如。中国瓷器被当做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和特殊象征，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各国制瓷工业的影响可谓是极其巨大和深远的。首先从时间上说，9世纪中期，阿拉伯便仿制成功了盛装香料的中国式瓷坛，到1795年——即19世纪的曙光即将照临世界时，西班牙建成的“中国瓷厂”为止，前后经历了十个世纪即千余年的漫长时间。倘以时间论，有中亚的阿拉伯率先制成了中国式瓷坛，其后又有波斯将伊斯兰陶器和中国瓷器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波斯陶器。继阿拉伯之后的10世纪后半叶，高丽也能仿制宋代越州窑、耀州窑的青瓷，其后东南亚的泰国、越南也烧制出了与元代磁州窑相类的瓷品。11世纪位于非洲的埃及烧制出可以乱真的中国瓷器。嗣后，16世纪，意大利人开始仿造中国瓷器。17世纪，制瓷技术传到荷兰，然后又传到法、德等国。法国的内维尔、卢昂等城市兴起了制瓷业，德国的制瓷业首先在纽伦堡等地发展。18世纪初，德国先后生产出红色瓷器、无釉硬质瓷器和彩瓷，在1714年举行的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的彩瓷大受欢迎。制瓷业成为产地所在地的萨克森诸侯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1744年，俄国彼得格勒附近的尼瓦地方，创设了俄国第一个挂釉描花瓷器厂。1755年丹麦建立了瓷厂。1768年，英国人在博屋建立了一座全部使用仿造中国广州制瓷设备的“广州瓷厂”。1795年，西班牙国王也建立了一座“中国瓷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瓷器工艺美术或曰瓷器艺术文化，其对世界影响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可谓是罕有其匹的。17世纪后半叶，欧洲英、法、德、俄诸国对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的热衷仿造，兴起了以中国瓷器装饰艺术装修的“瓷屋”、“瓷厅”和“瓷宫”，不仅推波助澜地导致欧洲近代崇尚中国之风的盛行，也为制瓷工业的极大发展开创了更加广阔的灿烂前景。物质生产的变革以及存在形态的改变，引起了意识形态的变革，以至于使得世界许多国家在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和审美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的影响之深刻，莫过于使东南亚、西亚某些国家的饮食文化走向文明。如印度的芭蕉叶铺地、置食物于蕉叶上以手抓食的生活状态，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之际，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运来，才使得他们坐在了桌旁，用中国瓷器盛饭菜用餐。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做饮食工具的近于蒙昧状态的饮食文化。中国瓷器使得印度及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的饮食文化受到文明之光照耀的同时，也大大美化或曰提升了欧洲餐饮文化的高雅品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以中国瓷器代替贵金属银质器皿的“日用品革命”，使中国瓷器进入法国乃至欧洲国家的千家万户，并改变着他们多方面应用和使用瓷器的生活方式，使得瓷器文化最大限度地影响着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的物质生活方式或者物质文明。
中国瓷器极大地丰富和影响了世界人民的精神生活，首先表现在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方面。其一，是中国瓷器大量运用于伊斯兰教的教会建筑方面：如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和门道的拱腹等处，均镶嵌有中国烧制的精美瓷质饰物。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传授宗教知识的礼拜寺。祭坛乃供奉“至清至真”、“原有独尊”的真主和供品，并受穆斯林顶礼膜拜的圣坛，中国瓷器摆放或镶嵌于祭坛等处，表明了中国瓷品在穆斯林心目中圣洁而崇高的地位。其二，中国瓷器如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塔附近被发现，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佛塔俗称宝塔，亦称浮屠。初建塔用于供奉佛舍利。佛舍利相传为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击之不坏，焚之不燋，或有光明神验，佛教徒奉为至宝，故建塔供奉。后亦泛指高僧死后烧剩的骨烬。此处还用于供奉佛像、收藏佛经等。供品为祭祀时列置佛陀之前的花果时馐等物品的统称。由此可知供奉于佛塔或曰浮屠前的供品，与供奉佛陀无异。中国瓷器在这里不是作为盛放花果时馐的容器，而是作为供品本身来供奉于佛前，其在佛教徒看来，无疑是最圣洁、最珍贵的礼佛之物，其崇隆地位，较之穆斯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瓷器对于宗教文化的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即于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皆要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在“圣瓮节”中，将“瓮”当做“神”或“圣”来礼拜，基本属于拜物教范畴。拜物教是原始社会中最早的宗教信仰之一，其特征为将某些东西当做神灵来崇拜。拜物教在古代就已产生，并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直至现在，它在某些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的居民群落中仍然存在。将“瓮”当做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相信通过对它们的祈祷、礼拜和祭献，即可获得“瓮”溢仓满即五谷丰登的嘉惠和庇佑。“圣瓮节”中的“圣瓮”，已被加里曼丹的土著民供奉为“神圣”了，较之伊斯兰教和佛教信徒对于中国瓷器的崇尚，可谓更胜一筹。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祛灾禳邪、祈福降瑞的“拜物教”多已嬗变、演绎为民俗了。
此外，肯尼亚和东非及其他沿海地区，在墓碑上镶嵌中国瓷器以为装饰，几乎无一例外。另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的遗体之上，或用于陪葬，这都可算作当地民俗文化中的丧葬习俗，表现了对死者灵魂的祷祝：将美好的祝愿寄予他们，让他们在另一个冥冥世界，也能享用精美而华贵的中国瓷器。享用中国瓷器以及中国瓷器给他们带来的福祉和吉祥，大抵是肯尼亚、卡拉塔甘、沙捞越以及东非一些土著居民心中的一个美好愿望，甚而是他们的一个理想或曰审美理想。他们对于中国瓷器，寄予了多么纯洁而美好的情愫啊！
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中国瓷器——而且是进口的真正中国瓷器。这既属民俗文化活动，也属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坦桑尼亚文化部派专人看管守护墓碑上镶嵌的中国明代青花碗，表明其已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受到了该国文化部的极大重视。
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一些尚处于原始状态或曰蒙昧状态地区的土著居民，将中国瓷器当做“神灵”来崇拜，如“圣瓮节”等这样的民俗风习的客观存在，必然要导致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在世界的一些国家，如在菲律宾的民间故事中，中国瓷器被人格化、动物化了，成了这些民间文学中的主角；在一些非基督教国家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瓷”、“会呻吟哭泣的陶瓷”——这是在“人格化”的基础上，更增加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以曲折地表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此外，在一些欧洲国家掀起广泛仿造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时，中国瓷器和丝绸上的纹饰，曾经成为一些欧洲国家建筑师藉以发挥自己想象和联想进行创作的“蓝图”。总之，美轮美奂、流光溢彩的中国瓷器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成了他们驰骋想象的理想翅膀和抒发情感的钟爱载体。中国瓷器，栩栩如生地“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诸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是怎么以不争的事实，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或曰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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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对菲律宾的影响
追溯中国的制瓷业可至东汉时期，鼎盛于明清。而中国继“丝绸”之路后开辟的第二条对外贸易路线便称之为“瓷路”，自此开启了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中国“瓷路”对菲律宾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中国“瓷路”的开通与繁荣将菲律宾推向了世界经济舞台。自8世纪末起，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瓷器输出以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出产的碗和瓮为主，如越窑的青瓷等，贸易对象国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南亚、西亚、非洲等国。此时海上主要的交通路线之一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磁灶青瓷等。在上述两个阶段，尚处于“史前”社会的菲律宾已成为“瓷路”的中转站和消费地。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前，菲律宾鲜有历史文献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进行记载，故被称为“史前”社会，而中国瓷器则成为众多菲国历史学家鉴别和考证“史前”历史的重要依据。“中菲贸易始于北宋初年（公元10世纪），1225年赵汝适《诸蕃志》里对各种瓷器于12至13世纪输入三、四十个国家有很详细的述叙。菲律宾有7个岛屿如麻逸、三屿（今巴拉望附近）、巴拉望等被列举在内。1359年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里除有记载麻逸与三屿外，尚提到菲律宾其他岛屿如苏鲁、棉兰佬等。菲“史前”社会的中菲贸易还处于原始的以物易物状态。菲土著社会崇尚厚葬，因而菲律宾发现的90%的唐、宋、元瓷器多为墓葬出土物。而明代瓷器一般是“出水”文物，这是因为，西班牙殖民后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才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收藏在菲律宾的中国瓷器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三个阶段，也是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福建德化白瓷等。海上“瓷路”的一条即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17世纪后期，中国的白银流入主要来自中国与菲律宾(马尼拉)贸易。西班牙殖民初期，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地物产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西班牙海军将领利雅实比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就称殖民当局能从当地所得的“唯有肉桂而已”。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在欧、美及南洋各国久负盛名。菲律宾殖民当局唯有从事对华转口贸易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1574年，两艘马尼拉大帆船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标志着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1575年，西班牙殖民者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福建漳州，旨在与中国缔结商约。
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线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历时240年之久。菲律宾马尼拉一跃而成为世界贸易链上重要的一环。生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其日用消费品也需要中国供给，其中包括瓷器消费。菲国立博物馆复原了一套“圣地亚哥”号沉船中西班牙商人使用的餐具，其中除刀叉、酒杯为银器和玻璃器皿外，其余的盘、碗、酒壶及水壶均为中国青花瓷。可见瓷器在菲律宾已由“史前”社会财富地位的象征转变为当时高档日用品。1595—1603年间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
收藏在菲律宾的中国瓷器
其次，中国“瓷路”之于菲律宾社会生活的深远意义，主要表现在这些遗失的中国陶瓷文化在菲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第一，中国瓷器是权贵阶层的“图腾”之一。从出土瓷器的墓葬主人身份多为“史前”部落的酋长或贵族阶层，这说明中国瓷器在当时作为一种“祭祀品”存在，是社会等级与财富的象征；第二，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栗建安先生提到了著名的“古塔收藏”。美国考古学家古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菲进行考古挖掘，将出土文物整理收藏，其中中国瓷器所占比重较大。目前，研究人员就“古塔收藏”来研究菲土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研究人员认为“古塔收藏”中的福建漳州瓷碎片在菲土著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第三、中国瓷器启迪并带动了本地制陶业。菲国立博物馆陈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菲陶，其造型、图饰与同期出土的中国瓷器颇为相似。马塞罗先生认为：“不同质地的器物之间的模仿极为普遍，如铁器模仿陶器、玻璃器皿模仿瓷器等等。菲陶制品的造型和工艺的创作灵感主要源于中国瓷器，但其工艺粗糙、造型艺术简单朴实。”第四，中国瓷器承载并传递了东方华夏文明的信息，促进了国际间文化交流。“圣地亚哥”沉船出水的一系列宋景德镇青花瓷盘上多饰以惟妙惟肖的神鹿，图饰均为三维立体图案，小鹿神态恬静，跃跃欲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千年为苍鹿，二千年为玄鹿。故鹿乃中国道家所言的长寿之灵物，生活在传说中的东海仙岛上。中国瓷匠将本土道家思想蕴含在外销瓷中以弘扬四海。
时值今日，中国瓷器文化在菲律宾社会继续发挥着何种作用？首先，中国瓷器帮助现今菲律宾人记载“史前”的历史。西班牙统治时代以前，菲律宾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文献。因此，考古学家无法通过文献来判断土著墓葬所属年代，而随葬瓷器便是帮助断代的最可靠的依据。其次，中国瓷器在帮助菲律宾人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的同时，帮助他们找回了民族认同感。作者采访了菲律宾有名的瓷器收藏家林章教授，他所藏中国瓷器多达万余件，历史跨度从唐代至现代。作者问及林先生收藏瓷器的初衷时，他感慨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菲律宾民族的血液，我只想证明在西班牙殖民者以前，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菲瓷器贸易就是见证。”第三，中国古代瓷器作为艺术瑰宝具有较好的收藏价值与鉴赏价值。菲律宾著名的三大瓷器收藏家都是地地道道的菲律宾人，他们不会中文，却极为崇尚中国瓷器，不仅收藏，还举办展览，与世人分享中国古代瓷器的魅力。第四，中国古代瓷器是中菲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碑文。
中国陶瓷对世界制瓷技术和工艺的影响
自古以来的海上贸易、出口和赏赐的物品主要有纺织品和陶瓷，因而许多学者把这条通往海外贸易的航道称之为海上 “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自唐以来，丝绸的出口量虽然没有减少，但“陶瓷器”则显得越来越多，而且对欧美各国的瓷器工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发明陶瓷的历史要比欧洲早1 700多年。
在18世纪，欧洲人仍然在苦苦地寻觅着瓷器制造的秘密，诚如英国人简·迪维斯在其所著《欧洲瓷器史》一书中所言：“几乎整个18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而中国，早在东汉时期便已破译了这个秘密。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其远航归国之后写作于1298年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向欧洲人展现了一个瓷器发明之国——中国的迷人面貌，此书较为详尽地记载了中国瓷器及其制作方法。自从马可，波罗带来最早的关于中国瓷器制造的实用资料以后，人们显然认为，瓷器同样是用制造其他陶瓷材料的原料及其技术来制作的。马可·波罗的记载，对欧洲人制造瓷器具有启发作用。
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真正制品的出现，是1712年来景德镇并在此生活了七年之久的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将景德镇制胎、施釉、烧成的技艺传递给欧洲之后，才启迪了那时正在茫然中探索着的欧洲人并使他们豁然开朗，简，迪维斯在他的《欧洲瓷器史·试图揭开瓷器制作之秘》一章中坦诚道：“从中国本身的情报，其中包括在中国的耶稣传教士佩雷，佛郎哥，泽维尔，昂特雷科莱于1712年寄到巴黎的来信，鼓舞了从事这项试验的人，这位牧师在信中描述了景德镇工厂瓷器的制作。”
日本制瓷工业的发展与明代中期五良太浦（汉名吴祥瑞）来瓷都景德镇向中国的陶瓷技师学习五年之后返回日本（1513年）开窑烧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肥前的有田附近和奈良附近的鹿脊山开窑烧制的瓷器在展示着这一历史的风采。“奈良三彩”是中国的唐三彩传到日本后，日本匠师仿造而成的，日本陶瓷学术界称之为日本“最初真正独特风格的施釉陶器产生的划时代的事件”。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日本人加藤四郎到中国福建学习制造技术，为时约五年，归国之后在尾张濑户制造黑釉瓷器，烧制成功，后来日本人称瓷器为“濑户物”，并尊加藤四郎为日本的“陶祖”。
在8至9世纪，波斯陶工仿造传到波斯的唐三彩而制成华丽的“多彩釉陶器”，又名“波斯三彩”——一种在红褐色的坯体表面敷挂一层白色化妆土后，用绿釉和黄褐釉涂饰于其上，或点绘几何纹、花卉等图案，焙烧时釉色流动交融，烧成后光彩斑斓，颇似唐三彩的瓷器，后来的“波斯青花”——一种白釉蓝彩陶器，也是仿中国青花而成的。
中国陶瓷制造技术，同样启迪、影响了非洲的陶瓷技术发展，古代埃及最大的制陶业中心，位于开罗南郊的福斯塔遗址出土的六七十万块陶瓷碎片中，其中70%-80%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在输入中国唐三彩之后（公元9至10世纪），福斯塔陶工模仿唐三彩而烧出多彩纹陶器和多彩线纹陶器，中国白瓷传人后，他们仿烧出白釉陶器，11世纪后，随着中国青瓷、青白瓷（影青瓷）和青花瓷的输入，他们又仿烧出造型和纹样完全类似的瓷质仿制品。
陶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表现的内容与其发展同期相处的社会文化前景是分不开的。随着汉末期佛教文化的传人，到了隋唐时期，佛教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人们的人生观受到佛教“众生平等、精神不灭、生死轮回”等思想的影响，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的渗入，丰富了陶瓷的表现内容，先后出现的一些“陶俑如来、观音、罗汉、天王、菩萨、达摩”等陶雕作品。各类陶瓷器皿的装饰纹样也丰富多彩，如“莲花图”“宝相花”“缠枝莲图纹”等，这些陶瓷文化的发展对中国陶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佛教思想对陶瓷文化的渗入，使陶瓷渐渐摆脱了其单一的实用性功能，而转向陈设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了陶瓷文化的发展。当时制作的唐三彩工艺彩陶代表了陶瓷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中国陶瓷技术的创造和发明，不仅推动了本国陶瓷制造技术的日益提高，而且促进了世界各国陶瓷制造技术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中国对人类的又一伟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
中国陶瓷对西方的影响
陶瓷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在西晋，甚至更早的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盛唐时期，中国的陶瓷已能大量生产，并成为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东销日本、朝鲜，西销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成为各地人民喜爱的实用艺术品。唐代外销的产品，除了绚丽多姿的“唐三彩”陶器外，主要是南方的越窑系青瓷和北方的邢窑系白瓷。到了宋元时期，航海事业也迅速发展，中国陶瓷是海洋贸易中重要的商品之一，其贸易范围也远超过唐代，西线海运可达地中海、红海及东非海岸一带。又自北宋以来，中国海舶都用陶瓷作为压舱物。当时的贸易瓷，大多为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其中一部分通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等地，转口贸易全欧洲。在元明时期，首先受到西方世界欢迎的是青花陶瓷。最初，青花瓷的产地仅景德镇一地，只销往南洋和近东一带，但到了明代，其制作和销售有了极大的扩展。明永乐、宜德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队带出去许多陶瓷，扩大了中国陶瓷在世界的影响和销售。明代后期，中国陶瓷传到了欧洲大陆，其高雅的艺术风格与精湛的制作技术，吸引了那些自诩为物质文明的欧洲上流社会人士，皇家的书室厅堂、王公贵族的婚诞庆典场所，中国的青花瓷被列为上品。新航路的开闢，使欧洲成为拥有大量中国陶瓷的地区。由于消费者的喜爱，大批西方商人乃直接到中国订购、定烧陶瓷。欧洲国家的上流社会，以收藏中国陶瓷为荣，甚至法王路易十六亦不惜代价收购，今日的凡尔赛宫裡，还保存着许多明清时期精美的中国陶瓷。自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商人率先与中国进行直接的陶瓷贸易以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而来，后来各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使这种贸易更为扩大且直接。因此，中国陶瓷传过了欧洲，后来又转口运到美洲，再扩大到澳洲。在宋代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制作陶瓷的国家；此后，制作技术先传至朝鲜，才有更多的国家开始生产陶瓷。甚至在十六世纪物质文明丰富的欧洲，也只能生产陶器，后来虽渐渐地学会了烧瓷，但只是一些火候不高的软质陶瓷。直到西元1710年左右，德国人试烧成功第一件硬质陶瓷，欧洲才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陶瓷。
中国青花瓷对伊斯兰地区影响深远
19世纪阿拉伯地区六角型青花瓷砖大凡熟悉古代伊斯兰地区生活习惯的人都知道，当地对白地蓝花陶瓷中需求最迫切、最大量的，既非陶瓷日用品(当地主要使用金属器具)，也非陈设用瓷(当地主要是游牧民族)，而是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用陶瓷。将白底蓝花的壁砖用作建筑物的墙面镶嵌，从古到今，一直都覆盖着所有伊斯兰地区的皇宫、清真寺、经学院、市政建筑，直至宅舍陵墓的外墙、内殿、天花穹顶和廊柱，以体现伊斯兰的圣洁和高尚。单是土耳其一座伊斯坦布尔城，就有超过一千座清真寺，可以想见，伊斯兰地区对这类白地蓝花的陶瓷砖有着多么巨大的需求了。据曾到过土耳其考察元青花的蒋奇栖女士提供的资料说明：中东蕴藏丰富的钴矿，早在公元758年的阿巴西时代，该地区就有用钴料进行釉下彩绘的青花陶，到公元9世纪，萨马拉和巴士拉成为制陶业中心，并为清真寺烧制青花陶砖作墙面装饰。以后，青花陶便在伊朗、北非、埃及和叙利亚相继出现。元代在纺织品方面，也引进来自波斯的织金锦缎“纳石失”和来自中亚的丝织品“撒答刺欺”进行仿制。自此，那种将“波斯蓝”和“中国瓷”相结合的青花瓷砖以及中国产的波斯风格锦缎丝织品，就成了伊斯兰地区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由于它们深深地融入到伊斯兰地区的社会经济、宗教和生活当中，因而并未因中国后来的改朝换代嘎然而止，反而因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及1405年永乐帝重启对外贸易而一直延续到宣德朝。因而，我们今天对“至正型”青花的定义，实可以跨越元代到明初这一时限。在对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发掘中，就发现有宣德朝烧制的青花瓷砖残件；而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金钱锦纹瓷砖，就是采用进口“苏青”绘制，具有铁锈斑、橘皮纹、绘制精美、发色蓝艳这些“至正型”青花的特征。中国元代及明初的青花瓷对伊斯兰地区日后的青花绘制影响深远。中国社科院马文宽先生在《中国瓷器与土耳其陶器的相互影响》一文中说：“奥斯曼土耳其仿制中国瓷器最主要表现在纹饰上……这种仿制对象有些是同时代的，但更多是仿元和早明青花的纹饰，最早出现在壁砖上。”无独有偶，作者也见过19世纪阿拉伯地区一些六角型青花瓷砖纹饰有我国元代及早明特有的螺丝状叶子。
元代社会生活对陶瓷造型及装饰的影响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蒙古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及信仰与汉族有很大的不同。忽必烈即位后积极推行“汉法”，全面“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从忽必烈开始才有了元这一国号，在此以前则称为大蒙古国，但由于大蒙古国与元朝一脉相连，使大蒙古国成为元朝必要的组成部分。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206年算起，到1368年明军攻克元朝首都大都，元灭亡为止，总共162年。而元代自建都至灭亡也仅仅90年时间，元代陶瓷的发展在我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却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在造型、纹饰以及烧成等制瓷工艺方面，都为后代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分析元代瓷器的造型首先要从元朝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找根源，一般来说器物的造型与物质生活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图案纹饰与审美信仰等精神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一、元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成就了元代瓷器中某些特殊的造型及种类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元代统治者是游牧民族，尽管在陶瓷生产上继承汉制，继续生产宋金时期的许多传统造型，但在各种器物的造型上进行了改进，以更加适应蒙古族人的生活习惯。
蒙古人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南宋使臣说：“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出使蒙古的西方教士说：“他们的小孩刚刚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骑马和驾驭马，并骑在马上飞跑，同时大人就把适合他们身材的弓给他们，叫他们射箭。”儿童如此妇女亦习惯于马上生活“年轻姑娘们和妇女们骑马并在马上飞跑，同男人一样敏捷，男人们和妇女们都能忍受长途骑马”（卡宾尼《蒙古史》）由此可见蒙古族不但成年男子、而且妇女和儿童都以弓马为生，这种马背上的生活使他们迫切需要可以随身携带的日用器具。此种演变尽管建都之后开始了定居生活，但这种骑马的习惯一直保留。在辽金时代就已出现的皮囊壶造型，此时开始演变。1963年北京市崇文区元墓出土的一件元青白釉多棱壶，壶体完全仿制草原民族常用的皮革制奶茶壶造型，就连皮箍上的铆钉状装饰也都仿制出来了。与此壶造型基本相似的器物，在菲律宾伊梅尔达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首创的高足碗和高足杯，是为了适应蒙古人特殊的生活需要，因为它的高把便于端拿，适于马上民族饮奶及酒，故又称“马上杯”。
另外，在草原地区还发现了不少元代瓷瓶。在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出土了钧窑镂空座瓶，乌兰察布盟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土城子出土的元代黑釉四系酒瓶高43cm，瓶上还阴刻着“葡萄酒瓶”铭文。酗酒是元代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酗酒既在汉人中存在，也存在于蒙古族中，但主要发生在蒙古人中间。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前往燕京的南宋使臣说：“鞑人之俗，主人执盘盏以劝客，客饮若少留涓滴，则主人更不接盏，见人饮尽乃喜……终日必大醉而罢。”蒙古人原来喝马奶酒，后来与其他民族接触，才学会喝粮食酒和果实酒（主要是葡萄酒）。蒙古人酿酒以马奶酒和葡萄酒为主，汉人以粮食酒为主。元代从域外传入阿剌吉酒的制作方法，即蒸馏酒，很快便流传开来，阿剌吉酒的酒精成分很高更易醉人，助长了当时的酗酒风气。由此可见，出土“葡萄酒瓶”绝对不是偶然的。这种酗酒之风似乎也给元代器皿发达的盖系作出了解释，元代的大罐及梅瓶出土时通常是带盖的，梅瓶的盖子分双层，内层起到塞子的作用，外层起到盖子的作用，有的盖内还有一个较长的口子，使它能与瓶口部牢牢的套住，这些做法仅有一个解释，就是为了防止储存的酒挥发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的许多器皿都是为了饮酒而设的。
二、元朝特殊佛教信仰对元瓷装饰的点滴影响
元朝历代皇帝对于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保护政策，但对佛教最为重视，佛教产生于印度，在汉代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佛教中有很多宗派。汉族聚居区有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净土宗，以禅宗的势力最盛，但禅宗又分临济、曹洞等支派。藏族聚居地区当时称为吐蕃地区，流行藏传佛教，内部教派林立，势力较大的有萨迦派、宁玛派等，忽必烈尊奉萨迦派，这一派的领袖八思巴被封为帝师，成为全国佛教界的首脑。古代佛教信徒主要是汉族，蒙古族进入中原后很多人也信奉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
元代景德镇窑所产青花" target="_blank">元青花中多处可见宗教色彩的纹样。有些是在容器的肩部装饰有八吉祥，如法轮、海螺、宝伞、胜利幢、妙莲、宝瓶、双鱼、吉祥节，和杂宝如火珠、犀角、祥云、珊瑚、方胜、灵芝、宝杵等，这些纹样都画在变形过的莲瓣中。这些带有佛教色彩的纹样，如八吉祥为来源于佛教前吉祥供器。祥云纹、莲瓣纹及缀珠纹等，也可在藏传佛教的寺院中找到事物依据。杂宝中的许多纹样未见详考，但与元代的佛道供器和佛道礼仪有关。如宝杵又称“金刚宝杵”，就是以印度兵器为范本所做的佛教法器，除了这些与佛教有关的图案外，青花瓷上依然可见到八思巴文及梵文。
龙泉窑" target="_blank">元代龙泉窑也与景德镇青花装饰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元龙泉窑青釉印花盘，盘心花朵间印一个八思巴纹。目前在龙泉大窑、岭脚、绿绕口、丽水县宝定、庆竹县竹口等窑址均发现印有八思巴文字的碗、盘等物。据考察，这些八思巴文有十几种之多。除龙泉窑外，元代瓷州窑，器物上也曾出现八思巴纹。这些印有八思巴纹字的瓷器在元代竟然也曾漂洋过海，在红海沿岸的一个中世纪港口——苏丹境内爱皮丹遗址内，曾发现一片青瓷上面印有八思巴纹。
三、出口国的生活习俗决定外销元瓷的造型与纹饰
元代陶瓷生产除了供应元代统治者及劳动人民的需要同时还有一大部分是为了外销的需要，是为了适应异域人民生活的需要。
元代朝廷对于海外贸易非常重视。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至易泊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以十五分取一……至元十四年（1227年），立市舶司提挖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利。双抽者蕃货也、单抽者土货也。”可见元对于国货出口与洋货进口是区别对待的。虽无保护关税之名，却有奖励出口之实。
在元朝的对外贸易中，瓷器出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所记，当时出口的陶瓷品种有：青瓷、青白花瓷（青花）、青白瓷（影青）、粗碗瓷器等数种。其中元代景德镇窑瓷器外销的针对性最强，而且青花瓷在元代主要是用于外销的。据国外出土的报告看来，菲律宾发现的大量中国瓷器中，没有一件来自华北任何一窑，而以来自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窑口居多。相反的，在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元代瓷器中，却未见有一件青花瓷器。而一些器型高大，采用进口钴料，绘画纹饰繁密的青花瓷，是专门销往西亚信奉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另一些器型矮小，采用国产钴料，绘画纹饰简洁的青花瓷，则是销往东南亚地区的。元青花中器型高大、丰富的大瓶、大罐、大碗、大盘等与前代的造型装饰及图案风格完全不同，那些具有多层次的装饰构图，明显的具有伊斯兰风格。元青花大盘上的图案与十四世纪早期伊斯兰器皿或陶器上的图案完全类同。元青花以大盘居多，这与中西亚地区及东南亚围坐在一起吃抓饭的饮食习惯有关。明代马欢撰《瀛涯胜览》中说西城国人用大盘盛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时则以大盘盛姜黄色带香味之饭肴，置于地上，众人以手撮而食之。另据《瀛涯胜览》（爪哇条）记载东南亚地区“国人用大盘盛饭，坐卧无床凳，吃食无匙筋。男妇以槟榔叶，聚蜊灰不绝口。欲吃饭时，先将水漱出槟榔扎渣，就洗两手干净围坐，用盘满成其饭。”这足以说明元青花是为了适应外销地的人们生活习惯的需要。
元代陶瓷在无数汉代及少数民族工匠的努力下，即继承了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突破，不仅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代瓷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禅宗思想对南宋吉州窑瓷器装饰的影响
禅宗对吉州窑存在影响的观点，最早是蒋玄怡先生提出来的。欧阳希君也指出吉州窑木叶盏与禅茶一道有关。在向刘新园先生的多次讨教中，他也反复强调禅宗与吉州窑的关系。禅宗对唐宋以来的文学、书画以及哲学等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早已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那么，禅宗是否对中国古陶瓷产生过影响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课题。
桑叶盏 口径15.3厘米 杨永德伉俪藏
桑叶盏 口径10.5厘米 1996年江西上饶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氏墓出土
桑叶盏 观叶楼藏
桑叶盏 观叶楼藏
众所周知，江西是禅宗五宗七派的共同发源地，禅宗文化已成为江西历史文化的重要基因。宋代江西文学的空前繁荣，就与士大夫普遍流行的禅悦之风密切相关。不仅如此，禅宗的影响还渗透到了手工业领域，众多禅宗寺庙包围之中的江西吉州窑便是典型一例。宋代的江西，吉州境内禅宗寺庙最多，其中庐陵29座、泰和25座。
蕴涵禅理的桑叶
吉州窑瓷器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产品，恐怕非木叶盏莫属。木叶盏内外壁均施黑釉，按造型可分斗笠盏、束口弧壁盏和深腹盏三种。斗笠盏腹壁斜直、口径略大，观叶楼和杨永德伉俪有此类收藏；束口弧壁盏腹壁较深、口径略小，观叶楼藏木叶盏和江西上饶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氏墓出土木叶盏，即属此类；深腹盏是吉州窑最为流行的器型，观叶楼即有此类收藏。
桑叶盏 口径14.4厘米 日本《特别展中の陶瓷》收录 日本私人藏品
木叶盏按装饰可分三叶盏和单叶盏两类。日本私人藏吉州窑瓷器中有一件特殊的三叶盏，其盏心木叶旁，竟装饰一条栩栩如生的蚕。盏中木叶边缘有锯齿，木叶一侧有明显裂痕，具典型幼树桑叶特征。类似的盏，瑞士Baur艺术馆和美国芝加哥美术馆也有收藏。
吉州窑单叶盏，木叶的形态或舒展、或卷曲、或折叠，极尽变化之能事。关于木叶之种类，学界主要有桑叶和菩提叶两种观点。菩提树与桑树虽同属桑科，两者叶片形状亦较为接近，但菩提叶细长似尾的叶端及光滑的叶边缘与桑叶显著不同。菩提树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广东、云南等地，江西并不适宜其生长。而吉州窑所在地江西，南宋时为盛产蚕桑之地。另据仿烧吉州窑瓷器经验丰富的廖光荣先生相告，经过他的多次试烧证实，只有桑叶才能烧出南宋吉州窑木叶特有的米黄色和清晰叶脉，这应与桑叶中富含锌、铁、铜、锰、钙等微量元素有关。由上可知，吉州窑木叶盏之木叶，应属桑叶无疑。
至于为何吉州窑制作木叶盏采用桑叶，南宋诗人陈与义“柏树解说法，桑叶能通禅”的诗句提供了找出最终答案的线索。众所周知，吉州窑盏的主要功能是饮茶。从唐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始，饮茶遂被纳入佛门清规，并逐渐形成一套庄重的寺院茶礼。唐末五代，“饭后三碗茶”已成为吉州禅寺普遍流行的“和尚家风”。宋代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二载僧人问吉州资福如宝禅师：“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茶与禅的关系已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至南宋时，禅茶在整个社会的渗透与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禅茶文化的美学境界，茶器美学品格的提升也不例外，吉州窑桑叶盏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而“能通禅”的桑叶盏的设计，或有可能就是禅僧或参禅的士人所为。永和镇吉州窑即处于诸多禅寺包围之中，本觉寺更与窑场完全融为一体。此外，窑址中还发现“本觉”“慧”“太平”“弟子蒋子通”等寺院定烧的标本。由此可知，吉州窑工与禅寺交往甚密，其瓷业生产极易受到禅僧需求和审美的影响。当然，充满禅趣的桑叶盏的烧制，最终离不开窑工的反复实践才能成功。
不过，从吉州窑三叶盏与晚唐五代漏花木叶纹枕风格相似的情况，也不排除其同时受了唐代木叶装饰的启发。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吉州窑单叶盏装饰的多为枯死、残破的桑叶。这种装饰于静穆漆黑釉面上的残叶，不仅其装饰意境极富禅趣，而且与著名的禅宗公案——“体露金风”所蕴涵的禅理也颇为相合。公案载，有僧问云门禅师：“树凋叶落时如何？”云门曰：“体露金风”(《五灯会元》卷十五)。本则公案借“树凋叶落”，暗喻妄念、烦恼已断的清纯心境。而“体露金风”，则好比历经苦行的禅者，在脱却身心的一切烦恼妄想之后，进入真空无我的“身心脱落”之境。由此看来，吉州窑盏上看似残破的桑叶，其中却蕴涵着深刻的禅理。宋白杨法顺禅师“金风体露复何言？大道从来绝变迁。一叶飘空天似水，临川人唤渡头船”一诗，给了本则公案一个绝佳的注解。其中“一叶飘空天似水”一句，颇能契合吉州窑桑叶盏盛满茶水后倒映天空给人的视觉感受。
桑叶盏 口径15.1厘米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
花中禅友——薝葡
吉州窑瓷器中，有一类人们习称的剪纸漏花梅花纹盏。此类盏外壁多施黑釉，造型分斗笠盏和弧壁盏两种。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杨永德伉俪均有此类收藏。刘新园先生认为，此类盏中所谓“梅花”，实为花中禅友——薝葡(卜)。薝葡，原产印度，释迦牟尼成道时，其背后即有此花。宋人所称之薝葡，已非印度所产，而是中国化的薝葡，又称栀子花，花瓣六出，与五瓣梅花明显不同。吉州窑薝葡装饰尚有海外所见梅瓶、罐等器类。
类似吉州窑盏的薝葡装饰，最早见于唐代缬染印花绢上。新疆阿斯塔纳墓葬中至少见有两种类型的缬染薝葡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大傩图》中人物衣饰上也有薝葡图案。
唐宋以来薝葡纹的流行，均与禅宗的影响有关。从唐王维《六祖慧能禅师碑铭》“林是旃檀，更无杂树。花惟薝卜，不嗅余香”可知，薝葡在禅林中的地位之高。南宋王十朋(1112～1171年)《薝蔔》“禅友何时到，远从毗舍园，妙香通鼻观，应悟佛根源”一诗，更将其直呼为“禅友”。南宋诗人董嗣杲《栀子花》中又有“芳林园里谁曾赏，薝卜坊中自可禅。明艳倚娇攒六出，净香乘烈袅孤妍”之句，诗中不仅点明栀子花即“明艳倚娇攒六出”的薝葡，而且同样可看出薝葡与禅的密切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与吉州窑隔江相望的净居寺及“禅林清规”发祥地百丈寺，均出土了薝葡盏残片。据刘新园先生相告，净居寺出土的薝葡纹盏由寺中严首和尚提供。百丈寺与薝葡纹盏残片伴出的瓷片中有墨书“众寮”，可知出土瓷片之地为“众僧依止之寮舍也”。这些都是禅宗文化影响吉州窑瓷器生产的重要证据。
釉绘与禅宗墨戏
观叶楼藏品中，有两件釉绘梅梢月纹黑釉盏。两盏之梅月，虽逸笔草草，却颇具朴拙传神之妙，呈现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意境，与禅宗墨戏的代表——南宋参禅画家梁楷的减笔画有着共通的笔墨神韵。其中一盏的梅月之上，复施一层薄薄的淡褐色釉，呈现出一番夜色朦胧的梅月景致。这一技法，竟与梁楷《疏柳寒鸦图》以晕染的淡墨来烘托萧瑟冬季中雾霭的手法惊人相似。禅宗墨戏遵循“以意为主”的创作理念，“简淡”便成为禅僧乃至参禅士人所追寻的最高艺术境界。吉州窑这一绘画风格的形成，当与南宋禅宗墨戏的影响密切相关。
此外，梅月题材本身，最初也是禅宗影响下的产物，如“墨梅”便起于禅宗内部的墨戏。在禅宗绘画中，墨梅甚为流行，以此参禅的僧人甚多。
吉州窑瓷器中，还有一类以随性挥洒的釉彩线条，或以手指随意弹洒形成的釉斑为装饰的黑釉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以及观叶楼、两庆书屋等均有此类收藏，造型有盏、花口瓶、罐、三足炉等。此类装饰手法在唐代花瓷上已有应用，其在吉州窑茶盏上的再度流行，应与当地深厚的禅宗文化传统有关。禅宗以“无所矫饰，浑然天成”为至高境界，这一观念已广泛融入唐宋以来的寺庙建筑、园林、诗词、书画艺术之中，与禅僧生活关系至为密切的茶盏，更易受其影响。吉州窑随性挥洒的釉彩线条，与梁楷简笔人物画中的线条有着共通的禅趣；而率性十足的釉斑，也与禅宗审美生动活泼的气韵颇为相投。值得注意的是，在川草堂收藏一件吉州窑黑釉描金山水诗文碗残器，以描金绘山水、明月，内壁书唐船子和尚德诚禅师(820～858年)《归棹歌》“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之句，这是禅宗影响吉州窑装饰的又一重要证据。
禅茶之盏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吉州窑茶盏的大量生产，是顺应宋代斗茶风习的产物，或与当时流行的点茶法有关。但细加考虑，却并非如此。吉州窑茶盏中，除桑叶盏等少数为黑釉外，多数盏的内壁黑釉之上还施加了一层棕褐色的窑变面釉，并辅以漏花、釉绘等为饰。这类盏的色泽或装饰，显然都不符合斗茶“茶色白，宜黑盏”的要求。而且，吉州窑茶盏内多有形色各异的装饰，用其盛用斗茶和点茶之乳浊状茶汤，茶盏中的图案便显得有些多余。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吉州窑盏心带有图案茶盏的流行，应与草茶在江南禅寺和民间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饮茶方式的改变有关。
草茶早在北宋时期的江浙、江西就已盛行。欧阳修(1007～1073年)《归田录》云：“蜡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1034～1038年)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据滕军女士对北宋沈括《本朝茶法》嘉祐六年(1061年)榷茶统计的考察发现，几乎当年所有产茶区都有草茶生产。随着草茶的普及，饮茶方式也有所改变，北宋已有将草茶直接煎饮的方式。而且，近年陕西蓝田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家族墓地出土的铜渣斗与钵上有完整茶叶的残留，为北方地区煎饮草茶提供了直接证据。
宋室南迁后，草茶更是盛行一时。从南宋大量歌咏煎煮草茶的诗词中可明显感受到这一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杨万里(1127～1206年)诗中有“茶瓯影里见山光”(《寄题肖邦怀步芳园》)和“古松将影入茶瓯”(《颜几圣招游裴园》)之句。因点饮和斗茶的茶汤均为乳状，不可能有自然景物的倒影，故知杨万里所吟咏的茶，一定是煎煮的透明茶汤。盛以这样的茶汤，图案形色各异的吉州窑茶盏才能展现其独特的风韵。
煎饮草茶方式的流行与普及，寺院禅茶的推动功不可没。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十八载：“品官蜡茶草茶各，玖品三斤，捌品以上陆斤，僧道草茶壹斤。”可知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已出现“僧道草茶”的专用称谓，说明草茶已成为僧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从记载也可看出，蜡茶主要还是各级官员的专享，而草茶伴随着新的煎饮方式的流行也为各级官员所接受。
综上所考可知，南宋时，以煎饮方式为特色的草茶，已成为寺院禅茶之主流，并逐渐被士人阶层和大众所接纳。如果说建窑黑釉盏是因适宜团茶之斗茶、点饮方式而流行的话，那么吉州窑各式带有图案茶盏的风行，则是为适应新兴禅茶要求茶汤透明的煎饮方式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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