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云南，彩云之南。这是天空赋予它的称谓。当光影交错，时光轮回数千年，我们发现，天空给了这片净土以彩云，而大地却也给了这片土地以恩赐，这就是各色泥土。千年陶土就诞生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它幻化出各种精美亦古朴的陶器。
千年以来，古人在云南纵横起伏的山、蜿蜒曲折的沟渠河流边，茂密的森林里，码起了一垄垄长龙一样的窑口，他们顺着山势搭建起了龙窑。在这龙窑里烧制出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瓷器。 据考古发现，目前云南已发现的窑址约10多处，共有龙窑30多处，每处窑址旁均有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堆积。其中，已正式发掘的仅玉溪窑一处，其他未发掘的窑址有7处：红河州的建水窑、禄丰县的罗川窑和白龙井窑、昆明的灰土窑、玉溪的易门窑、大理的洱源窑、凤仪窑、丽江的永胜窑。在这些窑中，规模最大、产量最大的要数玉溪窑和建水窑。 建水窑位于建水县城北1公里的碗窑村，分布在碗窑村北后山坡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现存旧窑、湖广窑、潘家窑、洪家窑等瓷片堆积区，占地4000多平方米。相传宋代，碗窑村就开始烧造瓷器。后来窑业兴旺，加之兼烧陶器，碗窑村便发展为上、中下3窑，成为滇南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时光流转，如今龙窑的全貌已被破坏，窑旁堆积的大量瓷片和窑渣只能说明其曾经的辉煌。从考古调查发现判断，建水窑主要烧制青釉瓷器、青釉印花和划花瓷器，也烧制青釉青花瓷器。 玉溪窑是唯一一座博物馆正式发掘的窑口，共有3处龙窑，约属元末明初，有古窑和龙窑两处。华宁窑的窑址位于县城城郊，原突起上新建了现代化的陶瓷厂，所以已无法看清窑址的面貌，仅在瓷厂的围墙边挖了约3平方米的探方，发现了许多瓷片。从出土标本和探方的地层关系看，专家判断华宁窑的烧制时间可能为明中期，主要生产青釉瓷器和青花瓷器。至清中期，华宁窑仿烧河南钧窑瓷器，釉色以月白、灰青和红釉为主，器型有瓶、罐、炉、钵，产量较大，成为云南当地普遍使用的日用陶瓷。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它成熟于元代的景德镇，而云南则是在明代开始大量涌现出青花瓷器。至明朝中期，云南的青花瓷器达到了鼎盛时期。景德镇、浙江、云南被称为中国古青花瓷器的三大产地。 明末清初，云南建水发现了五色陶土，开始生产紫陶，至清康熙年间建水紫陶的名声越来越大，以至之后与江苏宜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列中国四大名陶。 建水紫陶在全国闻名时，云南各地区、各民族的陶瓷工艺的发展也方兴未艾。华宁釉陶、西双版纳慢轮傣陶、香格里拉尼西黑陶、丽江纳西族金沙陶、大理鹤庆瓦猫，形成了现代的云南陶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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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中华名窑-哥窑
相传宋代龙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哥者称哥窑，为宋代名窑之一。窑名最早见于明初宣德年间的《宣德鼎彝谱》一书，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名故也，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极碎"；《处州府志》又载："从其兄其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极碎，亦冠绝当世"，曹昭《格古要论》，"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中关于"哥窑的记载，哥窑，宋代所烧，本龙泉琉田窑，处州人章姓兄弟分造，兄各生一，当时别其所陶，曰哥窑。土脉细紫，质颇薄，色青浓淡不一。有紫铁足，多断纹隐裂如鱼子。釉惟米色、粉青两种，汁纯粹者贵，唐代《肆考》云：古哥窑器，质之隐纹如龟子，古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碎器纹则大小块碎。古哥器色好者类官，亦号百极碎，今但辨隐纹耳，又云汁釉究不如官窑。"
清代《南窑笔记》"哥窑"条记载："即名章窑，出杭州大观之后，章姓兄弟，处州人也，业陶，窃做于修内寺，故釉色仿佛官窑。纹片粗硬，隐以墨漆，独成一宗釉色，亦肥厚，有粉青、月白、淡牙色数种。又有深米色者为弟窑，不堪珍贵。
间有溪南窑、商山窑仿佛花边，俱露本骨，亦好。
今之做哥窑者，用女儿岭釉加椹子石未，间有可观，铁骨则加以粗料配其黑色。
由此，哥窑铁足，釉面莹润多断纹，风格特征近类南宋官窑。哥窑器以纹片着称，其中多为黑黄相交，俗称金丝铁线。
关于金丝铁线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但老大技高一筹，烧出"紫口铁足"的青瓷，一时名满天下，其声名传至皇帝，龙颜大悦，钦定指名要章生一为其烧造青瓷。老二心眼小，心生妒意，趁其兄不注意，把粘土扔进了章生一的釉缸中，老大用掺了粘土的釉施在坯上，烧成后一开窑，他惊呆了，满窑的瓷器的表面的釉面全都开裂了，裂纹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曲有直，且形状各异，有的象鱼子，有的象柳叶，有的象蟹爪。他欲器无泪，痛定思痛之后，他重新振作精神，他泡了一杯茶，把浓浓的茶水涂在瓷器上，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又把墨汁涂上去，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这样，不经意中形成"金丝铁线"。
传世哥窑器的主要特征：
其一，哥窑釉属无光釉，犹如"酥油"般的光泽，色调丰富多彩，有米黄、粉青、奶白诸色。
其二、"金丝铁线"的纹样，哥窑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迭犹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俗成百圾碎"或"龟子纹"），以"金丝铁线"为典型，即较粗琉的黑色裂纹交织着细密的红、黄色裂纹。
其三、"聚沫攒珠"般的釉中气泡，哥窑器通常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犹如"聚沫攒珠"般的美韵，这是辨别真假哥窑器的一个传统的方法。
其四、"紫口铁足"的风致，哥窑器坯体大都是紫黑色或棕黄色，器皿口部口边缘釉薄处由于隐纹露出胎色而呈黄褐色，同时在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由此，可以概括出故有"紫口铁足"之说，这也是区别真假哥窑器的传统方法之一。
哥窑釉质纯粹浓厚，不甚莹澈，釉内多有气泡，如珠隐现，故通称"聚沫攒珠"。釉色宝光内蕴，润泽如酥。纹片多种多样，以纹道而称之有鳝鱼纹、黑蓝纹、浅黄纹、鱼子纹；以纹形而称之有纲形纹、梅花纹、细碎纹、大小格纹、冰裂纹等，总名为百极碎。哥窑器物传世的以各式瓶、炉、洗、盘、碗、罐为常见。但哥窑窑址仍未确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之一。
古陶瓷文化的瑰宝——“汉三彩”
在中国“三彩”家族中，尤以“唐三彩”釉陶艺术最有代表性，它以其富丽堂皇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艺术为世人赞叹。但中国最早的“三彩”釉陶雏形诞生于汉代，它是在制作低温铅釉陶器技术广泛运用并不断成熟基础上，从单色釉品种演化创新出来的。
在汉代，我们的祖先就已掌握了铅釉陶的烧制技术，制作这种低温釉陶，是用陶土作胎体，用含铜﹑铁等元素矿物质作釉的着色剂，经过700℃的温度烧制而成。由于釉里加入的元素不同以及炉温的变化影响，器釉色窑变呈现出翠绿色﹑酱黄色﹑橘黄色﹑深褐色﹑黑灰色等颜色。釉内掺入大量的铅做助熔剂，使釉陶表面平整光滑，釉层清澈透明，色泽悦目，富有极强的装饰效果。中国汉代时这种铅釉陶作为明器烧制十分普遍，大多陶器釉色单一，在已经发现的这种铅釉陶器中，现代人们习惯将绿色釉陶叫做“汉绿釉”，把黄色釉陶称为“汉黄釉”。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釉陶器出现绿﹑黄两种釉色在一件器物上，经纬分明地各占一半的情况。最为罕见的是绿﹑黄﹑褐等釉色以线条或斑点的形式出现在一件陶器上，使这个器物的釉色呈现出多种色彩的装饰效果，这就是最早的“三彩”釉陶——“汉三彩”。“汉三彩”的出现，打破了原先釉陶色彩单一的局面，是汉代陶艺大师对釉色装饰艺术的大胆创新，是艺术品位和风格的升华。“汉三彩”为以后“唐三彩”的成功烧制奠定了基础。
从直观上判断“汉三彩”，其主要特征为：在同一件釉陶上，出现绿﹑黄以及两种以上釉色交融、混合过渡、互浸浊色，这些色彩的分布给人以“三彩”或“多彩”的感觉。
另外，“汉三彩”、“唐三彩”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其主要表现在：
一﹑同为陶釉，胎质属性相同，都为陶土制作。
二﹑釉质基本属性相同，同为含铅低温釉。
三﹑烧制工艺大体一致，无重大差异。
四﹑使用目的一致，主要为随葬明器。
五﹑装饰目的相同，即通过匠人有意识施釉，使其窑变出多种色彩于一体，以达到美化装饰器物的直观效果。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汉三彩”还带着初始时期的风味，釉色的品种变化还无法与釉色斑斓﹑色彩丰富的“唐三彩”相比。
在民间收藏日趋蓬勃发展的今天，汉代先人给我们留下的“汉三彩”实物越来越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我们无理由漠视“汉三彩”的存在，而应该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用客观﹑公正的研讨氛围，来发掘和光大“汉三彩”这个祖国古陶瓷文化中的瑰宝。
陶瓷文化鉴赏-中华名窑-越窑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座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陪葬品）两类。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越窑青瓷在初唐时胎质灰白而松，釉色呈青黄色。晚唐时胎质细腻致密，胎骨精细而轻盈，釉质腴润匀净如玉，釉色为黄或青中含黄，无纹片，普遍使用素地垂直划纹的装饰方法。另有一种在器物上堆贴花卉、人物、鱼兽等的方法，器物常见的有碗、盘、水盂、罐、盒等，特色器如瓷砚、执壶、瓷罂等，尤其是口唇不卷、底卷而浅腹的越瓷瓯，风靡一时，成为文人墨客的歌咏对象。
中国陶瓷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缩影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陶瓷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文化中璀璨的花朵。其中丰富的陶瓷艺术作品遗存更折射出一种文化的光辉。中国陶瓷既是历史的物证，蕴藏着中华民族卓绝超凡的才智华彩，又以“有意味的形式”显视着时代的心灵世界，折射出东方文明的神光异彩。
中国陶瓷漫漫历程，似行云流水，纽结着天、地、人共时运动。思想史的演化，儒、道、佛的升沉，经济的荣衰都为中国陶瓷体系的建构，起到了推进、催化、阻碍的作用，可以说中国陶瓷艺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的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缩影。
中国陶瓷以其精巧多姿的造型、绚丽多彩的纹饰和缤纷的色彩记述着中国文明的进程。这种文明的进程仍然在独具一帜地延续着，时刻昭示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存在于文化的观念之中。然而正是这种观念影响着中国陶瓷艺术的精神风貌和形式特征。从整体上看，中国陶瓷艺术注重人生，长于伦理；强调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学思想；体现了圆满与中和之美。
注重人生，长于伦理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国古代哲人，艺术家讲道理，重视从心灵中去体验。这种从内心体验善的精神，极容易与艺术的情志与心境相通。其哲学意蕴核心是“仁爱”，孔子提出“仁”学说。“仁”既是一个伦理范畴，也是一个美学范畴，是人的哲学与美学的升华。“仁”是语义也可以反映这点。《说文解字》曰：“仁，幸，从人，从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仁，内也，非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仁”的本质，表明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多一点爱心，少一点争斗，同心同德，这是力量的源泉。同时还贯穿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肯定了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在人与物之间高扬人在主体意识，正是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熏陶下，中国陶瓷不断探索新材质和新工艺，以丰富艺术表现手段，象“和合三仙”、“将相和”、“喜神”等就常作为瓷雕创作题材。众多的瓷雕形象都表现得喜气洋洋，像大肚罗汉、五子罗汉，就显得一团和气，观音瓷雕，无不显得慈祥。八仙中，没有一人是悲悲凄凄，在“群仙会”中洋溢着喜庆、祥瑞和超脱。这些题材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思想。在陶瓷作品中,有许多祥瑞材的作品,如福、禄、寿三个题材。以及凤凰（百鸟之王，象征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和鹤（象征长寿和气节），竹（竹与祝谐音，寓意百岁志喜，百岁安寿）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人是最为可贵的，人应该追求和享受幸福、和睦、康宁；人是高贵的、智慧的、能动的，他应该支配和利用外景事物而不是相反被外界事物支配，他应该是永远保持一种进取状态和“上下求索”的精神，以不断发现美，创造美，进而享受美的快乐。并在此过程中，保持自尊和节操。由此可见，在审美活动的发生与审美境界的他构问题上，中国陶瓷艺术极为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通过审美活动所构筑的境界是真正属于人的符合人的理想本性的。
中国陶瓷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融进了中国人对宇宙和生活的特殊体悟，即“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根源性的一个观念。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中国古代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道德论和宇宙论的基本图式。《老子》中讲“人法地，地法天，无法道，道法自然”。又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种。老子认为天下事物是由道中产生的，而道则是本乎自然，也就是有一定规律的。人创造器物是效法道的，不言而喻也就是效法自然。这种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学中“观物取象”的命题的扩大延伸。《考工记》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季节气候，地理环境，材料的自然美感，人工的巧作这四因素才能创造出精良的器物，天时，地气，材美，工巧这四者的相合，就是自然因素（“天”）与人为因素（“人”）的相合。中国陶瓷艺术的“自然”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这种“自然”是自然现象的直接表现。在陶瓷艺术中有着直接的反映。使用天然粘土制成的陶器便是这样的特点。龙山文化在蛋壳黑陶是普遍的易熔粘土经过精细的淘洗、陈腐和揉练并以高超的技术轮制而成，形成刚健挺拔的造型，刻划镂空的装饰以及“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铁”的整体效果，是原始时代艺术设计将天然的工巧和人工的创造融为一体的一个重大突破。明清时期的紫砂陶也是“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产物。紫砂泥料具有天然的特质（砂质、光质、色质）。表面均匀地布满了一种隆起的砂状小颗粒，这是因为紫砂混料烧成后，部分石英颗粒未被熔化而自然形成肌理效果，呈现出一种内敛的光泽。紫砂泥由于含铁量高，烧成后外观呈现紫红色，有时还产生紫砂、大青、墨绿等。陶艺家们从自然物象中体会到宇宙自然的韵律，他们逐渐意识到怎样的形式美化器物，才能使器物与自己的心灵相通，才能体现自己的情感。这种追求主体身心节律与对象自然节律之间的契合协调， 将陶瓷看作“自然”与人的契合的向外延伸，身与物化，从自然造化中吸收营养的美学思想，不断赋予器物以生命，这种创作是一种本性冲动，是一种对美的向往的必然表现，同时也是对生活的真情体悟。这不仅是简单事物，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从审美的角度看，中国陶瓷艺术体现了圆满与中和之美。中国古典美学讲究圆整、圆融、圆妙、圆成等，禅宗认为“物我同根”，“物我为一”追求心物同园，“以园为美”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了中国美学自我生命与宇宙生命统一的审美特性。《礼记》提出“中和”一说昭示了儒家的审美理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可知在孔子看来，“中和”是最高的美德，同时，“中和”也概括了一种极具东方色彩的思维方式，即守持未发之情那种无所偏奇、无所乖戾的状态，达到各自不同事物的协调整合，在对立两极之间取恰到好处的中点，肯定事物的变化发展，但将其限囿在不失中正的限度之中。是中陶瓷造型的变化，是在把握整体和谐中的变化，是在追求圆满效果中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中国人对中和之类的美学精神的体现。中和之“和”，意味着不同质的配合，并不完全是某种具体手法或样式的“相同”和“相加”，不是把同质因素组合在一起。还有相反或相成之“和”清浊、大小、短长、刚柔、迟速、出入、疏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是中国陶瓷造型艺术常常能别出心裁变化自如的深层原因。中国陶瓷造型不断地革新却又没有走向极端。从美学风格看，中国陶瓷雕塑以崇高为特色，如以“兵马俑”为代表的陶俑，我们生活中的陶瓷器物和工艺陶瓷造型，主要体现的是优美，追求美感效果是中和之美，尤其以静态美为基调。器物造型连贯和谐，上下呼应对昭，左右对称均衡，形体变化适度，主次关系明确，比例匀称，细部精确，求静不求动，求正不求奇，平稳、平实、蕴蓄着深厚的韵味。具体来讲中国陶瓷造型，是自由曲线，逶迤曲折，刚柔相间，变化无穷。
总之，中国陶瓷艺术是一种包含着多重文化意蕴和多维价值要素的文化现象，中国陶瓷以其特殊的方式不断延展着人类前进的足迹，通过一个个，一代代的陶瓷器物，把人类智慧和文化意蕴“固化”并世代相承，从这个角度讲，陶瓷艺术是人类的另一种生命符号。它以独特方式提供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信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以注重心性长于伦理，强调天人合一，以及中和之美作为自己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能为现代人走出自我心性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理性启迪。这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依然是世界意义的一个根本体现。因此，我们坚信在国际化、社会化、科技化、人性化日益兴盛的当代社会，从文化的视点探讨中国陶瓷艺术，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文化精神，必将以其特有的思想精华，继续启迪和烛照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创造，从而为21世纪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
《中华文脉：中国陶瓷艺术》丛书出版 树立陶瓷文化专著新标杆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图书《中华文脉：中国陶瓷艺术》丛书已由黑龙江出版集团所属黑龙江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新网哈尔滨4月17日电(商亮张锦韬记者刘锡菊)17日，记者从黑龙江出版集团获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图书《中华文脉：中国陶瓷艺术》丛书已由黑龙江出版集团所属黑龙江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丛书图文并茂、系统全面地记述了各种陶瓷品类的发展概况、原料特性、工艺技术、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等，填补了陶瓷理论研究的诸多空白。
该套丛书规模宏大，共20卷，总计达1000万字，堪称中国陶瓷文化研究著作中的集大成者。
陶瓷艺术是中国的国粹，但迄今为止，中国陶瓷艺术领域的高水平论著寥若晨星。以往的陶瓷类图书大多以图片为主，侧重于阐述陶瓷的文物考古、收藏鉴定、原料配制、成型技法、装饰方法、烧成工艺等方面内容。而《中华文脉：中国陶瓷艺术》则更多地关注陶瓷的人文和社会意义，注重在深刻理解陶瓷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加强对陶瓷文化的理论探索。丛书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郑宁教授担任主编，有力保障了丛书的学术品质。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夫也教授指出，《中华文脉：中国陶瓷艺术》“从大文化的角度入手，从分析每一时代、每一地域陶瓷艺术的创作者和使用者的相互关系入手，解析其产生发展社会基础，进而揭示出中国陶瓷艺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品类中所隐含的技术、艺术、社会、历史、人文等多方面的文化特征。”他表示，该书的出版将对中国陶瓷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也为广大陶瓷艺术爱好者、创作者以及收藏者进一步了解和欣赏中国陶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