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府瓷器鉴别。
元代枢府瓷碗
元代(1271~1368年)景德镇生产的一种卵白釉瓷器。它是在宋代青白釉瓷器成就的基础上烧成的，这种瓷器为白胎，部分制品胎体较薄、大多数厚薄适中，比宋青白瓷略厚，胎质细密坚实；釉质比较细腻、比宋青白釉加厚，像鹅蛋青一样、失透光润，人称卵白釉。
由于在印花纹饰中多出现“枢府”字样，人称“枢府窑器”或“枢府瓷”，烧制这类瓷器的瓷窑为“枢府窑”。元政府设枢密院，主掌军事机密、边防及宫廷禁卫等事务；战争时设行枢密院，掌一方军政。有“枢府”字样的青白瓷应为元朝官府如枢密院定烧的瓷器。现已判明，景德镇湖田窑区是烧造枢府瓷器的窑场。枢府类型的青白瓷质量高低不等，纹饰也是有的复杂严谨，有的简单，有的甚至没有花纹。枢府类型的瓷器在元代宫廷各类用瓷中占第一位，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枢府釉瓷器数量很大，全国各地元代墓葬、窑藏，海外各国，包括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都大量存在，可见这类瓷器不只限于元中央官府一级使用，在民间使用也很广泛。
枢府釉瓷器以碗、盘、高足碗、杯、长颈瓶等器物为多，如侈口、折腰、小圈足碗很为人们称道。装饰花纹以精美的印花缠枝花卉为主，还有刻花、划花，尖瘦莲瓣、水波纹、水波游鱼等纹饰，堆贴梅花、联珠纹、画金彩、红绿彩(即元五彩)等装饰比较稀少。枢府瓷器到明初还在生产，南京地区一些明初墓中有发现，大约在明中期停止生产。元枢府瓷器的烧制是元瓷工艺提高的表现，为明初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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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瓶的源流与演变
梅瓶是中国古瓷中常见的一种造型，是对小口、短颈、丰肩、窄胫一类造型瓷瓶的统称。梅瓶的近足处微外撇，形成了修长优美的S形曲线，因而受到人们长久喜爱，其造型还远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除了有大量梅瓶实物保存下来，在古代绘画和雕塑里也有一些反映古人使用梅瓶的场景，这些图象对我们准确认识梅瓶用途、造型演变很有帮助，也是鉴定古瓷的重要参照。下面就梅瓶的历史演变加以阐述，希望对藏友们提高鉴藏知识能够有所俾益。
一、梅瓶的称谓与用途
“梅瓶”这一雅称，直到清末《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其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较为可信，该书解释为：“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最早的梅瓶出现在宋代，最初用途可不是用来插花和欣赏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金代白地黑花梅瓶，分别在瓶腹写有“清沽美酒”与“醉香酒海”，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明代唐寅绘制的《饮中八仙图》，被认为临摹自北宋赵公麟的作品。画面描绘了李白、贺之章、张旭等八人坐于松林间畅饮，一名侍童正把梅瓶中的酒倒在酒缸里。这些都说明梅瓶最初的用途是一种储酒、储水用具。辽宁叶茂法库台辽墓中出土有鸡腿瓶，江西瑞昌发现的南宋淳佑十年（1251年）墓中，墓主的头部顶端也放置有一对磁州窑梅瓶，南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梅瓶，说明辽宋时期的梅瓶主要用途为实用贮酒具，但有时也被用作陪葬品。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云以酒器，书云就一经或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可装酒一斗、名为“酒经”的小口修腹瓷瓶，很可能就是宋代人对梅瓶的称谓，因此宋代的梅瓶也可称作“经瓶”。到了元明时期，从古人的诗文分析，此时的梅瓶可能被称为酒“樽”、“”酒瓶。
二、梅瓶的前身——鸡腿瓶
北宋以前的陶瓷器中，并无梅瓶造型，唐代仅有接近梅瓶的白釉瓶（上海博物馆和故宫都有收藏，形体较矮，都施有化妆土，应为北方地区烧造），与我们后代所说的带有S形曲线的梅瓶造型有一定差异。
梅瓶的出现与辽国契丹族有着重要关系。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唐代就与北方汉族多有交往，《辽史》称“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为了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仿照革囊创烧出便于携带的陶瓷提梁壶（俗称 “马镫壶”、“鸡冠壶”）。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这种鸡腿瓶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梅瓶的雏形之作。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运，辽墓壁画中还有表现契丹人运输鸡腿瓶的画面。鸡腿瓶口小、胫细、腹长，用绳索捆绑后背运很方便，倒梯形造型使绳扣越勒越紧，确实很适合契丹人游牧射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需要。
张家口市宣化县曾发掘辽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墓，在后室南壁壁画中描绘有两个捧有酒壶、酒杯的男侍者。画面上画有三只平行摆放的青绿色梅瓶， 瓶口附盖（也有学者认为反映以泥封口），应该表现的是瓷制梅瓶。有意思的是，这三只梅瓶放置在低矮木几上，木几上开有三个圆口，梅瓶刚好卡放在木几上，这幅画面说明在北宋时期，造型修长、小底的瓷梅瓶由于重心较高，使用中应该是放在这种木架上，由于体积较大，这种长腹大梅瓶还上不了餐桌。1999 年，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入藏了一套辽代彩绘壁画木椁，也描绘有木桌下置一矮几，桌上放有带温碗的注子、深腹碗等酒具，矮几描绘有罩布，上面也放有三只带盖的长腹梅瓶，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上梅瓶的足部比较模糊，看不出矮几是否有开口，但这则壁画与宣化张世卿墓互为佐证，证明了这种矮几是辽代梅瓶的放置用具。
1999年3月，宣化下八里村的村民在进行春灌时，在已发掘过的张世卿墓东南约50米处耕地里，发现了奇怪的渗水现象，河北省文物研究接报后展开钻探，先后探出9座古墓并予以清理，发现这里是张世卿一族的墓地。其中7号墓出土有墓志，显示墓主张文藻和张世卿为同宗近支，文藻为长辈，属叔侄关系，张文藻与妻子合葬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墓中出土物包括了2件绿釉鸡腿瓶，口径6、底径6.5、高21厘米，造型作小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平底，通身施有绿釉，瓶身较一般辽代鸡腿瓶矮，应视为梅瓶造型。出土时，瓶口部用石灰封闭，瓶内尚存留有枣红色的液体。张文藻墓中也保留有题材丰富的壁画，基本占满了整个墓壁，主要为反映墓主人生活为内容的风俗画，包括散乐图、对弈图等。前室东壁上描绘有“童嬉图”，主要为有关茶道的内容，画面中木桌上放有一只短腹小口梅瓶，桌下的矮几上放有腹部修长的鸡腿瓶，考虑到墓中出土的两只绿釉鸡腿瓶在造型上与传统梅瓶已比较接近，瓶中盛有枣红色液体，墓中壁画描绘的鸡腿瓶也应是用作装酒，并且从壁画可知，当时的梅瓶已分长腹、短腹两种，短腹梅瓶已可摆放在桌上了。
辽代梅瓶有茶叶沫釉和白釉剔粉、白釉划花、白釉剔粉填黑等种类，装饰图案多为牡丹纹。造型上，有继承契丹传统造型的鸡腿瓶，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乾二年田”款茶叶沫釉梅瓶，高64.9、腹径24.3、口径8.4厘米，作平底，底足无釉，“乾二”应当是指辽乾统二年（1102），“田”字应为制作工匠的姓氏；而图3展示的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而烧造的剔刻花填彩梅瓶。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猴头沟乡是辽代缸瓦窑所在地，北京故宫的刘毅先生曾在《关于梅瓶历史沿革的探讨》一文中提及，他在缸瓦窑考察时，见到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说明赤峰缸瓦窑为是辽代梅瓶的一处重要产地。
三、宋金时期的梅瓶
鸡腿瓶传入北宋后，北方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在宋代南、北方民窑中多有生产，而少见于宋代的官、汝等官办瓷窑，说明梅瓶作为盛装实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较多保留了契丹鸡腿瓶的痕迹，形体修长而秀丽，瓶口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绳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镇生产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窑等地烧造梅瓶，其高度明显低于北方梅瓶，容积缩小，腹径较大，显得矮而胖，造型上显得比较小巧，反映了当时大江南北不同窑区的产品有一定地域特点。除了陶瓷器中出现梅瓶外，宋代的金银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发现过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350多件，其中有10件银制梅瓶，均为锤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纹梅瓶、凤鸟纹梅瓶等，有些还附有银制瓶盖，从出土金碗上有“绍熙改元”纪年看，这批窖藏金银器为南宋中期产品，少量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产品，类似的宋代银制梅瓶在国内博物馆还有收藏，说明了宋代梅瓶的质材已从陶瓷扩大到到金属制品。
宋代北方生产的梅瓶以耀州窑刻花梅瓶为代表。这件青瓷刻花梅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口径7.5、足径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长，瓶腹无接胎痕迹，说明系一次拉坯成型，显示了耀州窑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由于长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窑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一种吐噜瓶，造型上看如同将长腹梅瓶截去下半部，这种瓶型在北方名为吐噜瓶，据说因酒从瓶中倒时发出“吐噜”响声而得名。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扒村窑、鹤壁集、登封窑诸窑都烧造刻花梅瓶。
1951年，考古部门在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发掘了宋代墓群，其中一号墓年代为北宋元符2年，墓室内壁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技法描绘生活场景，其中墓前室西壁表现了墓主人夫妇饮宴画面，居中的方桌上摆有注子、带托盏杯，墓主夫妻二人袖手坐于桌旁，两边有三位侍女和一名男侍分别捧着唾壶、果盘，在桌下描绘了一只梅瓶，放置在束腰方座上。从桌上摆放酒具看，这只梅瓶的用途也应是盛酒具，考虑到辽张世卿墓描绘的梅瓶被插放在开孔的木座上，白沙宋墓壁画表现的梅瓶比北宋梅瓶实物要短一些，是否可解释为束腰高方座可能也开有圆形开孔，梅瓶足部同样被插放在圆槽中，这样一来，放在木座上的梅瓶感觉瓶身矮了一些。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徐涛先生告知笔者，他们在陕北作馆藏文物鉴定时，很多市县都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黑釉梅瓶，说明梅瓶在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使用量较大。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0多件造型近似的黑釉梅瓶，其中一件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天威军官瓶”，这种粗瓷梅瓶就是北宋北方装运水、酒之用，水是行军的必需补给，而酒则可以鼓舞士气。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七记载，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一入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至于为何酒瓶被称作 “峞”， 赵彦卫考证说“范参政致能说，雁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按此记载，峞（wēi）与罍（léi）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产生了讹传。南宋初期统领抗金主力部队的将帅大部分为陕北人，韩世忠等陕北籍主将的亲信部队被称为“背峞军”（即为主帅背酒瓶的亲军），显示了北方军旅中使用陶瓷梅瓶的遗风。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同样表现出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此时的北方梅瓶继承了粗犷的风格，以磁州窑和扒村窑烧造的白地黑花梅瓶、黑釉梅瓶为代表，同时期的西夏灵武窑也烧制有剔刻花梅瓶。宋金时期河北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梅瓶以绘画为特色。金代磁州窑烧制有一种黑瓷弦纹梅瓶，造型上接近辽鸡腿瓶的样式，装饰简单，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字样，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怀仁窑调查时，还发现有凸凹弦纹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酒都司使”，说明亦为金代梅瓶，较多保留了辽代鸡腿瓶的遗韵。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件金代梅瓶，代表器为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款梅瓶和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纹“正八”款梅瓶。黑地白花“正八“款梅瓶在绘画处填有白色化妆土，瓶身旋修痕比较明显，瓶腹两侧分别描绘竖向龙纹，并在一条龙下部书写“正八”两字，“正八”两字可能来源自佛教“八正道”、“八部众”（即天龙八部）观念。
南宋梅瓶标准器下面几件可为代表：是南宋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釉刻花梅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口径4.3、底径 9.4、高31.8厘米，肩部装饰以流畅的刻花缠枝莲纹，辅以浅细篦纹模拟水波，如同随着微风摇曳的满塘莲荷，莲花水波与淡雅的影青釉相互映衬，给人满目清新之感。1991年9月，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过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瓷器985件，也包括青白釉梅瓶8件，其中的青白釉刻花梅瓶还带有浅杯形的瓷盖。图 12是一件南宋龙泉窑带盖青瓷梅瓶，口径5.9、底径7.3、，通高28.5厘米，胎色灰白，釉色青雅，釉面润泽晶莹，底部露胎，通体装饰了凹凸弦纹，线条流畅优美。这件梅瓶1979年出土于浙江松阳县庆元元年墓葬（1195年），现藏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图13则是南宋吉州窑烧造的黑釉刻花梅瓶，通高21.2，口径4.8、底径6.6厘米，1972年江西吉州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它的底径明显增大，在腹部两侧装饰以剔刻折枝梅花，刀法细劲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金代和南宋时，还出现一种口部稍大的新样式梅瓶。这种大口梅瓶在耀州窑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曾有烧造，窑址中发掘出土过多件。这种北宋晚期开始出现的大口长腹梅瓶，造型上看应是自小口梅瓶改进而来，其装酒量有所减少，高度较北宋时降低，口部与底部尺寸均增大，放置时应不必依赖于支架，也便于使用提子一次打出一斤、半斤的酒来，是对梅瓶造型的一种改进。四川广元大足石刻中保留有南宋石刻地狱图，雕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其中一幅雕刻为劝饮图，图旁镌刻有《大藏经》文：“世尊告诸比丘饮酒者入地狱”，画面上一男子手捧带托盘的酒碗劝饮，身后的女子抱持一大口梅瓶。从大足石刻劝酒图可知，南宋时这种大口梅瓶在南方地区也有烧造，用途亦是装酒用具。
元代磁州窑瓷器
元代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甘肃等地都烧磁州窑类瓷器，产量很高，有的相当精美。元代磁州窑瓷器的胎体厚重，略显粗糙，多灰黄色，施白色化妆土、釉面白中闪灰黄，有的欠精细光润，黑彩多闪黄褐色。装饰以素白瓷、白釉黑花为主。元磁州窑白釉黑花瓷上有的还加有淡红褐色彩，这是宋、金磁州窑所没有的。另外，宋代出现的在黑彩上划纹饰的装饰方法，元代也有，一般用于在鱼、龙身上划鳞片或在雁、凤身上划羽毛。也有黑釉铁锈花、白釉黑花瓷上又罩低温孔雀蓝釉的，后者由于温度较低，釉面极易剥落。白釉绘黑花瓷器纹饰常见的有龙凤、云雁、鱼藻、卷云、花卉、婴戏、人物故事、花乌、诗句等等。
元磁州窑瓷器的器型较大，多碗、盘、罐、瓶、枕、盆、玉壶春瓶、高足碗等。其中盘、碗、罐、盆、瓶的圈足很厚，底足无釉，旋削不平整，底心都留有鸡心凸起及旋削中工具突然离开后的痕迹。元磁州窑的罐一般最宽处在上腹部，下腹部急收，底很小，给人以站立不稳的感觉。瓶的口、底一般较小，腹大，呈橄榄形，具有辽、金遗风，只是略显矮胖，颈肩之间多有柳叶形四系。瓷枕比宋、金时期的长，多绘人物故事，有的瓷枕底有“张家造”、“古相张家造"等戳印款。“古相张家造”是元代独有的戳印款，宋、金时没有。元大都出土的磁州窑白釉黑花方扁壶，小口，圆唇，溜肩，肩有四系，底足为长方形，正面绘云龙纹，背面绘云凤、细部用锐器勾划，两侧绘卷草纹，纹饰潦草豪放。
元代青花瓷器与元代戏曲
在传世与出土的元青花瓷器中，除一批绘有飞禽瑞兽、花卉莲池等构图严密、笔法工整，且体量颇大的制品甚为精美外，另有一类绘有人物故事图的器皿同样美轮美奂。据考，元青花瓷器上的这类人物故事图主要表现元代杂剧中的某个剧情，带有此类装饰的器皿传世数量远较前一类少，目前已发表的十余件作品，除部分国内收藏外，大多流散在世界各地。
元青花罐（尉迟恭单鞭救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元青花罐（三顾茅庐）英国裴格瑟斯基金会收藏
元代是蒙古人先后吞灭了西夏、金，又经过长达四十年的对南宋战争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尽管有元一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元世祖忽必烈乃至其后的几任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的措施，使中原地区在遭受战争重创之后的几十年里经济有所发展，社会趋于稳定，继而出现了“自中统至今五六年里，外侮内叛继继不绝，然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廪初定，钞法初行，国用粗足，官吏逆转，政事更新”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蒙元政府是外来的，进入中原地区后，要顾及的方面很多，这就使得有元一朝不仅未能像其他朝代在礼乐制度上取得强有力的控制，相反创造了一个宜于戏曲繁荣生长的、比较理想、比较宽松自由的人文条件。再加上建元后的几十年里科举废除，大批文人投入戏曲创作，于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作家与作品，开启了中国戏曲创作繁荣昌盛的局面。据元《录鬼簿》、元末明初《续录鬼簿》、明洪武《太和正音谱》等有关著作的记载，元代杂剧作家有近百人、作品有近千部之多，元代杂剧的兴盛由此可知一斑。遗憾的是其中大部分只是剧目名称，完整的剧本则不多。
元代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主要取材于当时盛行的戏曲，特别是杂剧，从目前能收集到的作品看，故事内容主要有以下几则：
1.萧何月下追韩信图，1950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东善桥观音山明洪武二十五年沐英墓出土的梅瓶上绘有此图，瓶高44.1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13厘米，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器腹绘一幅“萧何月下追韩信”图。《萧何月夜追韩信》故事以《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信传》为原型，讲述楚汉时期韩信先后投奔项梁、项羽乃至刘邦，都不被重用，继而愤然离去。萧何闻此消息，夤夜追回韩信，说服刘邦重用他，最终成就帝王之业的故事。萧何、韩信故事的雏形始见于唐宋话本，元代全相平话《前汉书》中虽有“汉王南过栈道，于褒州仗着萧何三箭之功，举信一人之德”之句，但没有具体的描述。收录在《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中的，由元金仁杰编写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则有此情节，戏剧第二折主要表演萧何在追赶上韩信后，两人一起登上艄公小船离去的情景。瓷器梅瓶上绘画的萧何、韩信、艄公正是剧中追韩信故事中登场的三人物。相同的是，除青花梅瓶上有萧何月夜追韩信图外，元磁州窑五彩瓷枕上也有相同题材的图案，两件制品上的萧何、韩信形象基本一致，只是后者制品上的韩信骑在马上而已，两件器皿上的纹样显然都是根据杂剧剧情绘画的。
2.尉迟恭单鞭救主图，广西横县博物馆收藏的1980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农科所主楼西侧工地出土的元青花罐及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绘有此图，前者高30厘米、口径22厘米、足径19.5厘米，后者高27.8厘米。两件罐的画面都抓住单雄信杀败唐将，欲追赶秦王李世民，尉迟恭策马单鞭救主离去的主题绘画的，但两罐的人物姿态及辅助纹样有所不同。如广西横县罐图案中的唐太宗作徐鞭向左回首状，前有一对凤凰引路，尉迟恭扬鞭紧随其后，一侧有两骑马交战的将士与两持械士卒。美国波士顿罐图案中的尉迟恭，紧随在唐太宗后作扬鞭保驾状，尉迟恭身后还有一位双手擎印有“唐太宗”三字旗帜的士兵，少两位持兵器的士卒。《旧唐书》卷六十八中有关于李世民因从猎于榆窠，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更率骑兵与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略，获排矟兵六千人的记载。此事迹至宋元编为杂剧，且有不同作家编写故事侧重面不同的剧本，目前见于著录的至少有三种，一为《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收录在《孤本元明杂剧》中，作者阕名，现有存本；二为《尉迟恭三夺槊》，收录在《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为尚仲贤所作，现有存本；三为《尉迟恭单鞭夺槊》，此剧较为复杂，各本《录鬼簿》失载此目，但《元曲选目》、《曲录》皆以此本与《尉迟恭三夺槊》混为一剧，今传有关汉卿、尚仲贤等人撰写的剧本。杂剧作者在编写同类题材故事时，一般多会在史实的基础上根据各人不同的戏曲思路修改情节，故事内容大同小异、剧目名称稍加变化的现象在元代杂剧中普遍存在。《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杂剧的主要脉络即是依据史实而来的，具体情节则作了改动，表现唐初立之时，各路反王争立为帝，相互混战，唐太宗率军前来克伏洛阳叛军王世充时，与军师徐懋功二人私赏洛阳，恰遇单雄信，被其追杀，危急之际， 尉迟恭接信前来救驾，单鞭击伤单雄信，救出唐太宗。瓷罐上尉迟恭单鞭救主的场景与剧情大致相同，只是上述杂剧中表演救驾李世民时，除了尉迟恭与单雄信交战外，没有其他将领出场，而且唐太宗是一人先回营，尉迟恭战胜单雄信后再折还的，与上述两瓷罐上两军将领交战，尉迟恭紧随唐太宗身后回营的情景有别，而此两罐的画面又有一定的差异，表明两罐纹样应该是根据内容相类似的不同剧本的剧情绘画的。
3.蒙恬将军图，1956年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出土的玉壶春瓶上有此画面，瓶高29.5厘米、口径8.4厘米、足径9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瓶腹上的蒙恬将军头戴翎冠，身披甲袍，足蹬长靴，左手扶椅，右手前伸，似在审讯一名被抓的官吏。身后一士兵披甲悬剑，双手握一杆书有“蒙恬将军”四字的大旗。蒙恬前方一名持弓武士，似作禀报军情状。武士身后一短衣束带裹腿的士卒正按着那名跪伏于地的官吏。《史记·蒙恬列传》中有关于“秦已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记载，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秦并六国》中有以此事迹写成的故事，有关这一题材的杂剧目前则不见传本，但有研究者根据瓶中人物的穿着，特别是头戴的翎冠，指出“此瓶故事取材于《秦并六国》中的一个情节，人物穿戴则本于当日的戏曲服装”，如蒙恬将军的插翎之冠，“又见于元杂剧武将的形象描写”。据此可以认为，玉壶春瓶上的图案应该是依照当时流行的与戏曲相关的图案绘画的。
4.昭君出塞图，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罐与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南大街131号军分区窖藏出土的高足杯上绘有此图，前者高28.4厘米，后者高8.9厘米，口径7.7厘米、足径4厘米。元代有多出表现昭君的杂剧，遗憾的是许多剧本没有流传下来，如关汉卿的《汉元帝哭昭君》未见传本；吴昌龄《夜月走昭君》未见传本，张时起的《昭君出塞》亦未见传本，有传本的仅见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秋宫》。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青花罐上的“昭君出塞”图画面宽阔，以山石、苍松、芭蕉、柳树等将三组人物既分又合地连成一体：三名骑在马上的女子为一组，其中一头梳高髻，身着汉服，怀抱琵琶的女子是王昭君，左右各随行一穿胡服的女子；六名男子分成二组，分别是迎亲的匈奴使节和汉朝送亲的人员，画面再现了杂剧表演的场景。高足杯不能像罐那样以卷画的形式表现剧中的场景，但采用了局部画像手法，将剧中昭君怀抱琵琶骑马离故土的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千载琵琶作胡语”的悲愁神情用青料绘画得入木三分。
5.周亚夫细柳营图，日本松冈美术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绘有此图，另据有关书籍披露，曾有一位日本人也收藏过一件周亚夫细柳营图青花罐，此罐后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者高27.2厘米，后者高22.1厘米。周亚夫执法如山、治军严谨的精神被后人所推崇，其事迹被编成戏曲广泛流传，特别是元代，有多出关于“周亚夫细柳营”的杂剧。然目前见于著录的主要有郑光祖的《周亚夫细柳营》与王廷秀的《周亚夫屯细柳营》，惜均无传本。然此两件罐的画面则可补剧本失缺的遗憾，两罐的主题内容完全相同，均表现汉文帝亲赴细柳劳军不得入，只能按辔徐行至营的情景，但两罐人物的具体绘画有所不同，毁于二次世界大战罐上的汉文帝衣衫上有织绣，旁为相随的牵马士卒，周亚夫端坐帐内，形象威武；另一件罐上的汉文帝衣服上没有刺绣，一官员相随其左，周亚夫戎装坐于帐内。两件罐上部分人物衣饰与“萧何夜月追韩信”梅瓶及“蒙恬将军”玉壶春瓶中人物相同，显然多是根据当时戏剧表演时的流行服饰绘画的。
6.三顾茅庐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带盖梅瓶和英国裴格瑟斯基金会收藏的元青花罐上均有此图，前者通高38.6厘米，后者高27.6厘米。元代也有不少表演诸葛亮故事的杂剧，如《诸葛亮秋风五丈原》、《诸葛亮军屯五丈原》、《诸葛亮隔江斗智》、《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挂印气张飞》、《诸葛亮石伐陆逊》等，其中有的有流传本，有的只存剧目，涉及上述史迹的传本仅见一处，为王晔编写的《卧龙岗》，惜只有剧名，未见传本。瓷器上的“三顾茅庐”图绘画得相当精彩，梅瓶上的诸葛亮神情悠然地坐在茅庐内看书，头梳双髻的童子在庭院里扫地，另一侧刘备居前躬身施礼，关羽拱手作揖、张飞紧随其后，画面构图与《三国志平话》中插图相类，但人物形象不尽相同，特别是瓶图中关羽的扇形长胡子就是当时舞台表演时戴的假胡子，十分夸张，关、张两人的插翎之冠也与杂剧中的装束相同，与插图本明显不同。罐中画面绘画得相当精湛，诸葛亮端坐在山石上，侧身聆听家童的报信，其旁立一双手捧书的书童，篱笆外，身着织绣长袍的刘备躬身拜谒，关羽回首作阻止张飞吆喝状，与《三国志平话》中书写的“先生并关张直入道院，至茅庐前施礼，诸葛贪顾其书，张飞怒曰：‘我主是汉朝十七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今折腰茅庵之前，故慢我主’。云长镇威而喝之”的情节一致。但画面人物衣饰线条飘逸，神情刻画生动逼真，远较平话中的插图精美，显然不是以平话的插图为粉本，而应与当时流行的杂剧画本相关。
7.江州司马青衫泪图，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法特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梅瓶与日本德川家旧藏，现为日本松冈美术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分别绘有此剧不同剧情的画面。梅瓶高35.6厘米、口径5.5厘米；罐高26.7厘米。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此罐梅瓶上所绘图案多被视为是《西厢记》中崔莺莺之母拷问红娘的画面剧情，然有研究者认为，红娘身为丫鬟，老夫人在拷问她时，她不可能像瓶上所绘仕女那样掩面而立，而应该像明人木刻插图中所表现的“拷红”画面那样，红娘总是跪地对着崔母申辩的，因此梅瓶罐上所绘肯定应该不是《西厢记》，而可能应是元代马致远所撰《江州司马青衫泪》中的场景中第二折的情节。
接下来有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问题是，元代制瓷工匠在青花瓷器上绘画的这些故事图时不可能事先将不同剧本的剧情记在脑子里然后默画出来，而应是与元代浮梁瓷局所烧制的官窑器一样是依照粉本绘画的。浮梁瓷局的粉本是由将作院下属的画局提供的观点已有研究者进行过探讨，并得到了大多数研究人员的首肯，那么人物故事图的粉本是由谁提供的呢？开始笔者以为应该是根据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建安李氏刊本《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与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本《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上图下文)一类小说的插图绘画的，然仔细对照后发现，尽管《平话五种》的插图要比《三分事略》的细腻，人物形象也较之生动，但仍不如瓷器人物图生动，人物的衣褶线条更不如瓷器的流畅自如，可见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应该另有摹本。上文论述可以证实，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多与杂剧有关，那么景德镇制瓷工匠用作画稿的也应该与杂剧有关。1980年，中国书店在一部《通志》的书皮中发现了元代(亦有认为是元末明初)刊本《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卷五面，间有插图一幅半，表明元代确实存在根据戏曲剧情雕刻的版画。相同的是在整理出版1908至1909年被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掠取的约5000件西夏-元时期的写本刻本文献和约2000件古代绘画、雕塑、织绣、器物等美术品时发现了数件与金元戏曲有关的资料，一是元刻本，为未染麻纸，墨色偏淡，由于时代久远，麻纸已损，但依稀能观察到图案的刻线繁复而流畅，表明元代有相当精细的版画。二是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北曲杂剧即是受之影响形成的，表明在元杂剧之前已有戏曲刻本的存在。三是《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和《关公图》，如果说前两个发现可以表明元代已有将戏曲人物故事雕刻成版画的事例，那么后两幅木刻版画的发现，可以成为探讨元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是否有粉本，粉本出何处的重要依据。俄国学者萨玛秀克在《十二至十四世纪黑水城汉藏佛教绘画》一文中对此作了颇为深入的研究，针对《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其文中称之为《四美图》)指出“没有或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是把四个人同时写进去的。这幅版画的一系列特点都让人想到，它定是某个文学原型的再现，须要在戏曲作品中去寻找”。同时她以明代戏剧《四艳记》为例，认为“四个美人命运的戏剧作品，有同时写在一个剧本中的……四幕剧，名为《四艳记》，是已经失传的剧本，也是我们推测这幅版画的素材由来”。针对版画的制作年代，有一些学者视之为金代作品，但萨玛秀克不持金代说，认为“说这幅《四美图》是属于晚一点的年代——元代也是合适的，因为正是十三至十四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萨玛秀克的观点与中国戏曲、版画的发展更吻合。另一幅《义勇武安王》图(其文中称之为《关公像》)中的人物形态、服饰、神情，及四周陪衬的书有“关”字的大旗与松针、松树枝干等刻画，与青花瓷器的绘画风格完全一致，特别是关羽，三缕美髯，浓眉大耳，束袖长袍，幞头长靴，双拳紧握、双脚斜蹬，神情威武地端坐在椅子上，那装束、那姿态与戏曲舞台形象如同一辙。此《关公像》的制作风格与《四美图》接近， 两件作品的时代自然相同，元代作品的可信性很强，它们的出现，使得《通志》书皮中发现的一幅半戏曲插图(其中一幅为“孙飞虎升帐”，另半幅标目无存)不再是孤例。尤值得一提的是两幅画面均有题款，前幅上部偏左一侧印“平阳姬家雕印”，后幅左侧上部有“平阳府徐家印”，都出自山西平阳的雕版印刷匠之手，只是出于不同工匠之手而已。据查，平阳是古代，特别是元代戏剧活动最活跃的地区，而且也是元代印刷业的中心，此处留存有不少与戏曲有关的文物古迹，此两幅版画虽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但其是当时从平阳制作后流传出去的作品。由于这两幅版画的尺寸很大，其高多在70厘米以上，因此有人分析它们应该是某一戏剧上演时用来宣传的招贴画，但也有人认为当是年画更合适， 有的干脆说是招贴年画，然不管是招贴画还是年画，抑或其他，图中内容取材于戏剧这一点是相同的，同时从刻印的水平看，这两幅雕版印刷画远较元代建安李氏、虞氏的小说插图要高。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应该是以类似黑水城出土的由平阳工匠特为戏曲制作的印刷画为粉本的。这类通过雕版后再印刷的纸张画便于携带，从北方平阳流传到南方景德镇是十分方便的。景德镇制瓷工匠在以雕版印刷画为粉本作画时，既抓住了版画注重人物神情姿态刻画的特点，又保留了版画上山石剔刻的犀利风格，使元代瓷器上出现了与其他青花纹样别样风格的画面。从而，不仅填补了元代戏曲版画数量的不足，而且也使部分失传杂剧的剧情通过瓷器画面保存了下来。这些精湛作品的问世，表明元代景德镇窑的彩绘工艺已达到了其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元代瓷器之青花概况
著名的元青花有几次出土概况。一次是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了一批瓷器，总共有11件，其中有6件元青花，件件是国宝。第二次比较重要的大规模出土是1983年，江西高安的窖藏，有18件元青花，包括“六艺”梅瓶，是迄今为止元青花最大的一次发现。当时对瓷器的认知还不是那么深刻，元青花出土后没有立刻受到重视，没想到它是一个轰动世界的发现。再有就是解放初期，南京沐英墓里出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元青花。沐英是明朝大将，他的墓里出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人物纹的元青花梅瓶，重要的国宝，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元青花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里大概有几百件。比较多的地方是土耳其的托布卡比宫，有大量元青花，精美至极，都是当年作为礼品或者商品运至托布卡比宫的，至今都在那里。元青花工艺品的特点与我们想象的有一点不同，它是模制，所以八方瓶、六方瓶、扁壶特别多。为什么要模制呢？首先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事先把模子做好，把胎压在里头成型，省事儿。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要用瓷器仿制波斯的金属器，拿瓷土直接捏成金属器的样子比较难，一定要有模子，有标准。比如首都博物馆藏的元青花凤首扁壶，完全是一个金属壶的样子。
元青花上多画牡丹。牡丹是少数民族最推崇的花卉，在辽、金、西夏、元代瓷器中，都被大量绘制。它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的，就是它代表了富贵，都是知道富贵花，再有一个少数民族它她们的心胸都比较开阔，所以他对那种小型的花卉都不那么感兴趣，所以少数民族喜欢牡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跟他的生存环境和状况有关。
元青花被社会关注就是近些年的事，研究它不过才五十多年的时间。当研究成果公布于世，全世界公认元青花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创造时，社会才给予关注。清朝初年，人们都认为青花瓷是明朝永宣时期的，后来才发现有相当一批东西早于明朝，元朝就有了，尤其见到了至正型元青花大瓶。
元代青花瓷器
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成功地烧制出青花瓷器。中国国内现存各地传世、出土的元代青花瓷有100多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元代青花瓷有200多件。
元代中、晚期青花瓷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多为小件器物，胎体轻薄，不甚精细，多为青白、乳白半透明或影青釉。青花的颜色灰暗迷蒙，纹饰稀疏但奔放洒脱，有的可以说相当潦草，常见器物有高足杯、碗、盘、香炉、小罐、蒜头瓶、玉壶春瓶等，多为日常生活用品，这类青花瓷器当时生产数量有限，属民用瓷。
另外一类青花瓷器，以大件器物为多，其共同特点是大器者胎体厚重，小件轻薄，色白致密，透明釉白中闪青，青花颜色浓艳鲜亮，色浓处有黑褐色斑点。该类器做工精良，纹饰层次多，有的甚至多达10来层，画得很满，但繁而不乱，层与层之间留一周空白，器底端两层之间无空白，每层纹饰内容之间没什么关系，如经常在缠枝菊、蕉叶、缠枝莲、缠枝牡丹之间夹杂云凤、云龙、杂宝、海水江芽等，将毫不相干的纹饰组合在一件器物上。这类瓷器国内传世品极少，墓葬出土也不多见，绝大多数是窖藏出土。估计是由于当时发生了某些突然变故，在不便随身携带的情况下，埋于地下保存的。
元代钧窑瓷器
元朝统治时期，北方定窑、耀州窑已经走向衰落，钧窑和磁州窑则继续发展。元代钧窑系的烧造中心仍是河南禹县。这时期钧瓷的影响比宋朝还大，烧钧瓷的窑口在河南广有分布，河北、山西也有，形成了一个钧窑体系。
和宋、金不同的是，元钧瓷的胎体更厚，更粗糙、疏松，有砂粒及砂眼，胎体颜色深灰或土黄。胎釉结合不如宋钧紧密，釉面略粗，有大气泡和棕眼。颜色一般是月白色或蓝灰色，个别器物上有紫红色彩斑，是人工有意涂抹而不是釉中所含铜元素在高温中的自然晕散。釉厚，自然垂流多不到底，底足无釉，露深黄色或浅褐色胎。元钧瓷一般光素无纹，炉、罐、瓶等立器有的模印贴花或堆塑纹饰，纹饰模糊不清。
元钧瓷常见有盘、碗、罐、炉、瓶、盆等。碗多敛口，收腹，小圈足，底足心有旋削残留的鸡心凸起。炉多直口或浅盘口，直颈，鼓腹，有三个小尖足或兽足，有的有鍪耳。与宋代钧窑瓷器相比，元代钧窑瓷器流传后世的数量较多，但其价值与宋钧却相差很大，主要是因为元钧瓷胎质粗松，釉色僵硬，存世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