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房瓷器。
清光绪高心田浅绛六方印盒
印盒，亦称印奁，是存放印泥的文房用具，形状多样，大小不一，以扁圆形多见。其材质有铜、瓷、玛瑙、象牙、玉等，以瓷质最佳。前人曾有“印色池，唯瓷器最宜。若瓦器，耗油。铜锡有锈。玉与水晶及烧料俱有潮湿之弊，大害印色。近有以石为之，亦不适用”的说法。传世品中已有唐代印盒，宋代的官、哥、定、越等名窑均烧造过印盒。现在藏市中的唐宋印盒已非常稀少，以清代传世品多见。在2009年的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一件来自日本私人收藏的“元代黑漆嵌螺钿文会图印盒”的成交价达到了962万港元的惊人天价，这使得投资者对于这种文房小器的投资前景更加看好。
清代瓷印盒最为普及，器型也较丰富，或圆或方，分为大小两种，宫廷用具一般较大，民间则较小。品种有青花、五彩、斗彩、粉彩、颜色釉、浅绛彩等。这其中，尤以康熙豇豆红、洒蓝釉及乾隆仿雕漆印盒最为著名。清中晚期雕瓷兴起，雕瓷印盒曾一度盛行。
印盒因属文房器，所以制作一般都很精良，适合把玩观瞻，深受文人及藏家追捧。近几年市场行情也是一路上扬。笔者酷爱小巧文气的印盒，珍藏有一些晚清粉彩、青花、名人浅绛彩和颜色釉印盒，其中最为笔者喜欢的是一件“清光绪高心田浅绛六方印盒”，此印盒可谓于方寸之间呈万千气象，画面构图疏密得当，山水花鸟交辉，画工细腻传神。画面近处山峦突兀、庙宇掩映、一叶扁舟、水波浩渺；远处树木葱茏、层林尽染；侧面则鸟语花香、生机盎然，当是胎釉彩中精良的观赏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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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哥窑
关于哥窑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明代《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由于柴窑被传为五代所烧，故后世只列五大名窑，即官、哥、汝、定、钧。
作为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历来受到收藏家、鉴赏家、考古学家等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对哥窑的课题研究从未间断且方兴未艾。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充实，对哥窑的认识已渐趋清晰。然而，由于缺乏同代文献，且后代文献常是一鳞半爪，零零碎碎，有的还互相矛盾，目前仍无法揭开层层面纱，呈现它的真实面目。虽然数十年来与哥窑相关的考古实物资料不断增多，并且也依据这些实物资料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在惊喜之后，蓦然回首，人们发现，这些实物资料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往往与文献记述无法对应，有些甚至南辕北辙。因此，哥窑问题依然迷雾重重。
哥窑恰如一颗色彩绚丽光芒四射的夜明珠，人们只能远望它耀眼的光环，而无法目睹它真实的风采。
与哥窑相关的文字最早见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孔齐的《至正直记》：“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一般认为，这里指的哥哥洞窑和哥哥窑即为哥窑，“绝类古官窑”也正与以后的文献描述的哥窑特征相符。其后明代《宣德鼎彝谱》说：“马祖之神供奉狮首马蹄炉，仿宋哥窑款式，炉高五寸六分……”，此文多处提到“仿宋哥窑款式”，因此哥窑被认为是宋代的名窑是顺理成章的。
现今发现的真正论及哥窑最早的文献当推明代陆深《春风堂随笔》：“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陆深，字子渊，上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卒于嘉靖二十三年（1545年）。文中明确了哥窑烧造于龙泉的琉田，琉田今名大窑，为龙泉窑的中心产区。然而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高濂的《遵生八笺》又有别论：“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二窑烧造种种未易，悉举例可见，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哥窑质之隐纹如鱼子，但汁料不如官料佳耳……”，文中“取土俱在此地”已将哥窑产地定为杭州。这一前一后的两种说法，是明代文献中最典型的关于哥窑的“产地说”。
明末和清代，论及哥窑的文献越来越多，但多为抄录诠释前人著作的产物，沿袭《春风堂随笔》和《遵生八笺》之说。然而对于哥窑器物特征的描述倒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晰。综合各类文献资料，哥窑的特征为：胎色黑褐，釉层冰裂，釉色多为粉青或灰青。由于胎色较黑及高温下器物口沿釉汁流泻而隐显胎色，故有紫口铁足之说；釉层开片有粗有细，较细者谓之“百圾碎”。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人们在浙江龙泉的大窑和溪口找到了生产类似器物的窑址。其产品为黑胎开片，釉色以粉青和灰青为主，单色纹线，应为入土所致，用垫饼垫烧。上述特征及烧造年代均与文献所述完全相符。至此，宋代五大名窑的哥窑已成定论，其烧造年代为南宋中晚期，产地为浙江龙泉。
然而，不久后人们发现了一类与哥窑特征相符的，而与龙泉产的哥窑特征有别的器物。此类器物亦为黑胎开片，紫口铁足，但其釉色多为炒米黄，亦有灰青；纹线为黑黄相间，俗称“金丝铁线”；用支钉支烧，器型亦不同。由于此类器物仅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等有少量收藏，而不见于墓葬出土，故被称为“传世哥窑”，而称龙泉所产为“龙泉哥窑”。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对传世哥窑进行深入研究，但由于传世哥窑的窑址无踪可觅，对其性质及年代一时难有定论。一种观点认为，传世哥窑应为文献所述南宋修内司官窑。
其理由是，根据南宋顾之荐《负暄杂录》所述理解，修内司官窑产品质量优于郊坛下官窑，但修内司官窑至今无影无踪，更无从知晓其产品面目，而现有实物资料仅有传世哥窑质量似乎优于郊坛下，因此传世哥窑当为修内司官窑。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传世哥窑其实就是元代孔齐《至正直记》所述的哥哥洞窑，其年代应为元代。至此，传世哥窑仍是一团迷雾，但一般认为，其年代并非宋代，而是元代。
与此同时，人们对龙泉哥窑和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深入研究后发现，两者无论从窑炉结构、制瓷工艺、烧造方法还是产品的胎、釉、器型等均基本一致。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皇朝，哥窑作为民窑完全按照官窑的方式生产与官窑相同的产品是不可能的，即使仿造一件御器也要充军杀头的。于是，就有了“龙泉仿官”和“龙泉官窑”之说。所谓“龙泉仿官”，说的是官僚贵族羡慕皇室用瓷，私下派人烧造以供自己需要。其实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难道官僚贵族就不怕杀头吗？因此“龙泉仿官”立论不久即被基本否定，代替它的是“龙泉官窑”。
1996年9月，在杭州老虎洞发现一处窑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8年5月至12月和1999年10月至2001年3月分两次对该窑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取大量器物残件、瓷片和窑具。经深入研究，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宋代地层中的遗物应为文献所指的“修内司官窑”，而元代地层中的遗物是“传世哥窑”，后者是仿造前者的，“传世哥窑”的实质是南宋灭亡后仿官的产品。也有专家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即《至正直记》所述的“哥哥洞窑”。至此，可以基本确定，传世哥窑是元代的产物，绝非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哥窑。
由于原来被认为哥窑的龙泉黑胎开片瓷被认为是“龙泉仿官”和“龙泉官窑”，宋代似乎就不存在哥窑，文献关于哥窑的记述被认为是以讹传讹。然而，仔细研究和分析，就会发觉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关键在于“龙泉官窑”和杭州郊坛下官窑孰先孰后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由于“龙泉官窑”的立论建立在“龙泉仿官”的基础上，认为仿官是不可能的，却又与官窑相一致，自然是官窑，并认为杭州郊坛下不能满足朝廷之需，再在龙泉烧造以充不足。
这一观点很自然地派生出杭州郊坛下官窑早于龙泉官窑的定论。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无足够的考古资料证明这一观点，并由此还引发出种种疑团：郊坛下不能满足朝廷之需，为什么不就地扩充、就近扩充，而要到千里之外的龙泉建窑烧造？宋室南渡带来了北方工匠，他们惯于圆窑用煤烧造，何以能在杭州建立龙窑用柴烧造？文献关于哥窑的论述难道一定都是空穴来风吗？哥不能仿官，但官却可以仿哥，各朝各代的官窑都建立在民窑的基础上，难道就不存在官仿哥的可能吗？宋室南渡，皇帝漂泊13年，这期间南渡窑工在何处生存？如何生存？是吃皇粮还是自谋出路？这些疑问最终都聚焦在龙泉最初的黑胎开片瓷的年代和性质上，也就是说龙泉最初的黑胎开片瓷会不会是皇帝颠沛流离的十余年中北方工匠和龙泉窑工技艺结合的产物？这类产品是否可能属于民窑性质？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事物情理上分析，这是完全可能的。在皇帝四处逃窜命且不保的十余年中，朝廷无力照管南渡窑工，他们或者被安顿在某处，或者不得不自谋出路。
无论如何，当时制瓷业已相当出名的龙泉是他们的首选去处。在这长长的十余年中，他们与当地窑工一起，融合了南北的制瓷技艺，用当地的原料、燃料、窑炉和烧造方法，烧制出一种类似汝窑胎骨的，器型与汝窑产品相似的，但釉层与汝窑明显有别的黑胎开片瓷，并逐渐在上流社会和文人雅士中产生影响，打造出一种名为“哥窑”的品牌。这期间，皇室贵族用瓷或许也取之于此，但其性质并非官窑而应属于民窑。待朝廷安定，将这类瓷器定为官窑，然后召集窑工到杭州，筑窑烧制，确定为南宋官窑。
因此，宋代哥窑的存在是可能的，官仿哥也是可能的。这一点在论及南宋官窑的文献中也能找到蛛丝马迹，如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的“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其中即隐含官仿哥之意。然而，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可能，如果这种可能成立，那么文献的记载以及关于官、哥的一些疑问都将迎刃而解，并顺理成章。但要证实这种可能是否确实存在，尚需足够的证据。相信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完善和科学测试手段的不断完备，哥窑问题最终能得到彻底解决。
虽然哥窑还笼罩着层层的面纱，但其名称和特征却被多数鉴赏者、收藏者所接受，并一直沿用。元、明、清各朝仿哥窑的产品屡见不鲜，其数量和质量均以景德镇为最，其产品走向多为皇室和达官贵人，世界各著名博物馆多有收藏。从20世纪50年代起，哥窑作为传统产品由龙泉各制瓷厂家开发生产，大量上市，远销世界各地，走入寻常百姓人家。
紫砂文房雅玩
文房雅玩，指文人书房中的书画用品和陈设用品，有笔筒、笔架、砚台、镇纸、水注、帽筒、印盒、书筒及仿曰铜裔奋皿等。
文房雅玩的历史，在紫砂门类中几与紫砂壶同步，史籍记载明清大家们皆有涉猎：“时大彬、陈用卿、陈仲美、徐友泉辈，踵事增华，并制为菊合、花樽、十锦杯、香盘之等物，精美美绝伦”，“陈鸣远手制茶具雅玩，余所见不下数十种，如梅根笔架之类”，“厂盒宣炉留款识，香奁药碗生氤氳”等。故宫博物院藏有陈鸣远的“仿商爵”即为一例。
宜兴紫砂工艺厂曾在1979年前后开始创制仿青铜器皿，撷取了自商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造型七件，组成一套，有爵、簋、鬲、鼎、酒壶等，并荣获1980年度全国陶瓷美术设计评比二等奖；以后又陆续生产了青铜酒杯、对狮，镇纸用的青铜龙、犀牛、大象等。
紫砂文玩中的砚台，别具风味。从材质上说，紫砂砚与澄泥砚相类似，历代艺人多有制作，然传世之作鲜见；近代亦有喜好而为之者，均未有突出成绩。紫砂砚有光货砚台，不作雕饰，以线条圆润、挺括见长，砚面平整如砥，发墨效果好，有紫砂造壶施艺特点。有些紫砂砚并不发墨，供赏不供用。现在也有在紫砂泥中添加研磨材料，使其砚台既有紫砂材质，又具端砚发墨、润笔，不吸水的优点。
文房雅玩中的笔筒、书画筒，也是紫砂艺人常见的作品。笔筒多以装饰见长，其历史逊于壶、瓶，如“贴梔子花树段笔筒”，以贴花技艺见长，花形正背如生，叶干生机盎然；“松干浮雕笔筒”，浮雕技艺浑然天成，不见斧凿之痕。“泥绘雪江待渡图”笔海 爿 ，精湛，笔海的茶墨色大面积空白，吕旭出寒水与天际一色的艺术效果，远处山峦间蓬居宛在，一位披着蓑衣的渔夫正从远处驾舟来迎，将文人画的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文人书房摆玩的趣味协调。
清代朱石楳有“竹节印盒”存世，紫砂印泥盒较瓷质印泥盒多了几分凝重和装饰意味。
当代紫砂大师汪寅仙、徐汉呆、徐秀呆诸豕均有文具作品，制作之精湛，不逊古人。
紫砂壁挂壁饰，亦是文房雅玩中的一种悬挂物件，是在不同的紫砂器形上，主要以陶刻手段来实现装饰的艺术品。成品供墙壁悬挂装饰，或案头陈设欣赏之用，品种有挂屏、屏风、陶联、挂盘、陶碟等。
紫砂挂盘和紫砂字屏，也是通过铭刻体现不同书法的韵味。画盘、画碟、画板，是以装饰画面为主的另一种艺术形式，完全是作观赏和陈设之用。画面多为山水，如“四大、黄山风云”等；陶刻以线条为主，因为刻线后再填以石绿等色能显出艺术效果，若刻泼墨写意，则不易显出层次。这类线刻风光山水，因粗细、疏密及画面布局的不同要求，常会出现国画技法，如斧劈、披麻等皴法效果。这类画盘画碟的形制一般也不大。
画龙点睛说印盒
中国瓷器的釉彩始于单色釉，最初的单色釉便是白釉瓷，在北朝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和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出土的白瓷已经可以用白净莹润来形容了。到了唐代河北邢窑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南青（越窑）北白（邢窑）的格局形成了。那时的白釉瓷已经被茶圣陆羽称誉为“类银类雪”。后来的青釉、黑釉，到了明代的黄釉、清代的红釉、蓝釉，争奇斗艳，相映成辉。
单色釉因其素雅淡净，为收藏者所喜好，尤其是文人。一位玩瓷的资深藏家告诉我，赏瓷的最高境界在乎单色釉，任何其他色彩的涂抹都是多余的，唯有单色釉下的暗刻花，似有似无，既不失单色釉的素雅，又有图案画意可供养眼品赏，可谓雅上加雅。一般明清单色釉下的暗刻花，都以严谨工整的线条勾画出云水纹和龙凤图案出现，给人一种大器稳重的感觉，和单色釉相组合，产生珠联璧合的完美感。尤其出现在薄胎瓷上的暗刻花，光照下更是剔透玲珑，精美无比。正因为此，市场上已很少见这类单色釉暗刻花的瓷器。
前年我去杭州古玩市场，在一个店主的橱窗里见到一只白釉印盒，款式上看应该是清末的文房用品，近看发现印盒盖上留有两点芝麻大小的青花点，心想可能是当时的窑工在落“乾隆年制”的寄托款时不慎碰到的。可拿到手上一看，釉下一条苍龙腾云驾雾，首尾摆动，龙须飘逸，而两点芝麻大小的青花正是龙的两只眼睛，可说是形象地诠释了晋代王浮《神异记》中张僧繇画龙而不点睛，说点睛后龙就飞去，旁人不信，硬请他点上，顿时雷电破壁，龙腾飞而去。这样一个画龙点睛的典故，后人常以此形容文章经高手修改后达到的意境。作为文房用品的印盒上饰以画龙点睛图案，正是激励文人写文章时要追求神来之笔，切忌平淡无奇。白釉云龙纹暗刻花，本已高雅上品，再饰以两点青花作点睛之笔，不但构思完美，新意迭出，而且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常常拿在手上不肯释下。瓷器制作如同做文章，经得起反复阅读和经得起反复赏玩，其中都有一个刻意和构思。画家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和古人所说的绘画要“怪出新意”，其道理都是一样的。
那天我拿着这只印盒，我知道撞上了一件好东西，问店主多少价，他回答500元，我即刻付钱。友人问我何不还价，我说这样的东西再还价可亏了这只印盒。直到今天这只印盒摆放在我的书房里，是我常常上手的一件东西。
春意盎然的瓷花觚 拍出1152万港元
一件清乾隆唐英制青花缠枝莲纹花觚日前在香港苏富比春季大拍上亮相，得到了不少藏家的追捧，最终以1152万港元成交。在本次拍卖会上，有多件“花觚”造型的瓷器付拍，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清雍正粉彩浮雕花鸟纹六方花觚以2272万港元的高价成交，另一件明成化青花折枝番莲“八宝”纹出戟花觚成交价也高达1376万港元。可见，“花觚”这种器型很受藏家的青睐。
觚是中国古代盛行于商代和西周的一种酒器，用青铜制成，口作喇叭形，细腰，高足，腹部和足部各有四条棱角。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花觚就是仿青铜器造型的一种瓷器形式，常用作陈设瓷或用来插花。瓷制花觚始见于元，主要流行于明嘉靖、万历至清乾隆时期。早期的花觚人们通常把它描述为“尊”。常见的有五彩花觚和青花花觚两种。装饰题材有人物故事、民间传说、缠枝花卉或花鸟等。
花觚的时代特征十分明显，明代的花觚主要是三段式的，上面是喇叭口，中间是鼓腹，下部是凤尾，器型古朴典雅。我们常见的明代花觚以五彩最为贵重。一般都呈现出文饰繁密，层次分明，色彩艳丽，风格硬朗的特点。清代花觚造型各时期略有不同，康熙时所制花觚体重，口面坡度大，中段细腰突出；雍正时的多加工边瓣、乳钉等装饰；乾隆时器型规整雅丽；到嘉庆时期，前期基本上是乾隆瓷的继续，后期则在制瓷的质量方面显然有所减退，在器型方面基本上保持了乾隆时的传统。
温酒盖罐也可以意趣盎然
第一件：粉彩瓶一对，31厘米。请专家鉴定是否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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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青花罐，高20cm 。请专家帮忙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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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花瓶，高19cm。清代时期，是不是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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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青花杯，老师帮我看一下新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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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件：温酒盖罐，高10.5cm。请专家鉴定， 谢谢。
下面公布《手机鉴宝》app瓷器专家的鉴定结果：
第一件粉彩瓶一对：真
此对粉彩瓶传世包浆自然，用彩及纹饰绘工时代风格明显，釉面温润，为民国时期制品。
第二件青花罐：假
此龙纹青花罐青花呈色漂浮，造型无古韵，纹饰绘工有现代感，为现代仿古工艺品。
第三件花瓶：真
此内府款龙纹青花锥把瓶青花呈色沉稳，釉面温润，纹饰绘工时代风格明显，为晚清时期制品。
第四件青花杯：真
造型舒展，青花呈色沉稳，釉面温润，为道光本朝时期制品。
第五件温酒盖罐：真
此花鸟纹彩绘温酒盖罐传世包浆自然，用彩及纹饰绘工时代风格明显，为上一个世纪70~80年代制品。
略谈浅绛彩瓷绘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整个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冲击，官窑瓷器的生产日渐没落，官窑制度也有所改变。
用粉彩在瓷器上作画传统的说法始于康熙，盛行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虽有精作，也无所创新。同治年间粉彩只是在加厚、加重，以所谓重工重彩追求古彩之效果，所绘图案多是传统笔意笔法，许多作品却显呆板，题材也是花鸟、翎毛、人物、走兽、博古居多，很难见绘画艺术价值高之作品。
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王凤池及程门之子程言、程荣等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改变了这种画匠式的绘画方式，以浅绛彩的绘画形式开创了清末民初陶瓷绘画艺术之路。
浅绛原是元代文人画家黄公望创造的一种以水墨勾画、以淡赭石渲染而成的山水画。陶瓷界所说的“浅绛”借国画术语，是指晚清流行的一种以浓淡相间的墨色釉上彩料，在白瓷上绘制花纹，再染上淡赭和极少数的水绿、草绿与淡蓝等彩，经低温烧成，使其瓷上纹饰与纸绢上之浅绛画近似的一种制品。不过其题材已不局限于山水，尚有人物、花鸟、走兽之类。
这种浅绛彩画法，“赭色微黄画里春，墨青墨绿染精神。”尤其对写意山水画达到所想象的意境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清末的浅绛彩，得益于瓷板烧造的成功。瓷板的烧造因其复杂的过程，历经了从明代创始，清中早期的烧制，乾隆、嘉庆的发展（尺寸大小），直到道光、同治时成熟，大而平，尺寸可达45×35厘米以上，有了这样大而平的瓷板，文人画家可以在不受器物造型，图样图稿的限制下自由作画。
由于彩料在釉面上绘制的，已难象青花料直接在瓷胎上作画时追求到的可渲染的水墨画的技法效果，陶艺家们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方法，以浅绛彩，不用玻璃白打底的方法直接在瓷器或瓷板上作画，以浅绛的淡雅无艳，在山水人物绘画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清末民初时期，大批的江西本阜或外籍文人学士涌往景德镇，创作了大量浅绛绘画作品。
浅绛彩的绘瓷方式，因不用含有氧化铅、氧化硅、氧化砷的玻璃白打底，使色彩无玻璃质感，也无堆粉的刻意立体效果，不用大红大绿等浓艳色彩使传统的中国画风格，得到更加彻底的表现，这种绘画方式，使众多的文人画家能够在陶瓷器物上自由发挥，主观创作有了自主的空间，就陶瓷绘画而言，也确是创造了这个时期的很多艺术珍品。
在中国陶瓷历史上，分水青花和浅绛彩虽产生于不同的时期，不尽相同的社会背景下，但从陶瓷绘画角度上讲，确是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在官窑生产处于垂败的情势下，民间艺人、文人画家的作品都创造了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成为一种艺术作品的主流。两种绘画方式，一是采用绘画中的水墨画法，二是采用绘画中浅绛画法，这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多被失意文人学士采用的方法。对于浅绛彩现象的研究将使我们发现更多的有艺术价值的陶瓷作品。
略谈宣德官窑青花瓷盘
青花瓷最早产生于唐代，元代景德镇烧制青花瓷技术日趋成熟，到明代宣德时期青花瓷在烧造技术上达到了高峰，以至于陶瓷界有“青花首推宣德”的说法。宣德青花瓷造型秀美，器型多样，主要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如碗、盘、罐等，其中盘极雅致华贵。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宣德青花盘的基本特点。
（1）在用料上，宣德青花瓷盘用元代剩下的进口料或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苏泥麻青”料，中文译为玻璃蓝，以上两种料实为一种料，同出于一个产地，其特点是色泽浓艳，凝重；在盘上青料浓厚的部分有自然形成的铁锈疤痕，下凹深入胎骨；另一类，发色稍淡，雅致，且无“铁锈疤”，可能是较优质的国产和进口料的混和料，但此类较少；宣德青花瓷盘釉汁均净，地釉泛青；以上是宣德青花瓷在青料上的重要特征。
（2）在造型上，宣德青花瓷盘大小悬殊，主要为生活用具，如日常的餐具（小盘）、盛大宴会（大盘）、陈列工艺品等，敦实古拙，造型隽永，看上去圆浑柔和，有厚重感，手感较永乐稍重，盘的内壁与底交接处，手感粗糙，有凹棱，俗称“月亮底”；圈足内墙根一周和“月亮底”部釉稍厚，为淡绿色；大盘为沙底，小盘为釉底，见窑红；但总的来看宣德青花瓷盘在造型上不甚讲究。
（3）在纹饰上，宣德青花瓷以纹饰取胜，画笔分实笔和勾勒渲染两种，实笔多为细线条，勾勒渲染多为粗线条和纹饰，线条流畅，纹路清晰，有一气呵成感，纹饰画得十分规矩，从不出边线，主要纹样是缠枝和折枝花卉。如莲花、牡丹、山茶、枇杷、灵芝；香草龙常口衔灵芝，尾做卷为草状；海水习翼龙，龙纹见四爪，但传世品中不见四爪龙纹盘，多见三爪龙，还经常出现一只拖着长翎的绶鸟正在啄食枇杷的图案，意境幽深另外宣德青花瓷盘将绘画艺术成功地运用于瓷盘之上，以写意为主，图案画的很满，纹饰繁密，纹样工整，线条往往会出现浓淡不一的笔触，有自然的晕散现象；龙嘴翘如猪嘴，须上翻，身变粗；宣德青花盘中心画犀牛望月或一条鱼；莲花多为双边莲瓣。
（4）在落款上，宣德青花瓷盘无一例外全部有款，出土器物中早期为四字篆款，晚期全部有帝王年号款，为“大明宣德年制”，盘为釉底的常底心书款，盘为砂底的落款于肩部、侧面或折沿下，款分无边框六字一行楷书款和有边框六字一行楷书款两种，款以“?”字为多，个别用“造”；“德”字中“四”与“心”紧靠，中间无一横；“?”字中“衣”的横边不超过“?”，“衣”字第四划的勾与第五划的撇不相连。鉴定时应注意分辩。
略谈南宋龙泉青瓷的艺术成就
浙江是青瓷的主要产地，历史悠久，基础深厚，技术比较先进。龙泉窑自创始以来，便直接继承了唐、五代越窑的优良传统，经过北宋中期以后又向前迈进一步。到了南宋，龙泉广大的制瓷工人，总汇了浙江历代生产技术的丰富经验，充分发挥了青瓷的优点。同时，又善于吸取官窑的薄胎厚釉的技术，精益求精，为龙泉窑的成就作出新的贡献。
值得注意是，不论继承原有传统或吸取官窑的经验，都不以照样仿制为满足，而是通过集体的智慧，以革新和创造的精神不断改进：由灰胎改为白胎，又扩充了黑胎品种；由厚重的普及用瓷，发展为精美的高级用瓷；由薄釉改为厚釉，创烧出脍炙人口的粉青和梅子青的釉色，并且突破了前代形制的局限，树立了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使浙江青瓷发生了质的飞跃，远非前代所可相比。
南宋龙泉窑的突出成就，表现在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两方面：
工艺上的成就和艺术上的成就，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截然分割的。如果没有工艺上的成就，即使没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也无所施其技。工艺的改进，必然也同时要求艺术的提高，才能相得益彰。
龙泉窑在南宋烧造出白胎和黑胎两种类型的精美瓷（过去文献把白胎青瓷称为弟窑，黑胎青瓷称为哥窑），两者都是以薄胎厚釉为它的主要特色。但是，从调查发掘的情况证明，南宋龙泉窑的广大窑场，几乎全以生产白胎青瓷为主，占当时总产量的９５%左右，是龙泉制瓷工业的主流。而黑胎青瓷仅见于大窑和溪口的部分窑址中，数量较少。它既不见于南宋之前，又绝迹于南宋以后，看不出它的前后发展线索。可以认为是适应当时官方订货而特制的一部分仿效官窑的产品。
南宋龙泉窑自从掌握了薄胎厚釉技术，给浙江青瓷开辟了重大发展的新局面。以大窑为例，不论白胎或黑胎的精美产品，都是胎骨细薄，釉层丰厚，色佳制精，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制作特色。因为胎薄釉厚，才能充分发扬南方青瓷精巧秀致的风格，提高它的艺术性。如果仅停留在所谓“士质厚重，极耐摩弄，不易茅蔑”的水平上，那么，它的价值就有很大局限。龙泉窑推广了薄胎厚釉技术，烧制一些胎薄质坚，玲珑端巧，美观适用的青瓷，要使之制造时不损裂，烧成后不变形，非具有高度的技术不可。南宋的手工艺品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粗朴厚重的东西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被淘汰了，代之而兴的是轻巧适用，精工细作的制品，这正反映了当时工艺技巧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提高。龙泉青瓷同样是体现了它的时代要求，突破了历代的工艺水平，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
这时施釉方法经过改进，釉层显著增厚，使铁还原的着色效果达到完美的境界。唐、五代的越窑青瓷，施釉仍以薄挂为主，釉层多在1毫米以下，故釉色较淡，青、黄不一。惟有南宋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产品，充分掌握了厚釉技术，在器物的断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经过多次敷釉的工序，有些釉层比胎骨更厚些，所以釉色晶莹青翠给人一种纯洁愉快的美感。它的优点归纳起来大约有：１．不起浮光，沉着柔和；２．色泽青翠，浑厚滋润；３．内外均匀，精致细腻；４．釉汁固着，极少流动．所谓“叩其声，铿铿如金；视其色，温温如玉。”南宋龙泉青瓷可以当之无愧。
将南宋龙泉青瓷和其它各窑互相比较，更可以进一步了解它的特色：我国古代瓷器尚青，诸如越窑、瓯窑、婺州窑、寿州窑、岳州窑、耀州窑、汝窑、湘湖窑以及北宋官窑、南宋郊坛窑等等，无不以釉色青翠著称。从现存实物考察，属于南方青瓷系统的如越窑，一般釉色较暗，接近艾青色，瓯窑的缥瓷，则以色淡为主，青中闪白；婺州、岳州、寿州的青瓷，釉色多黄褐，且斑驳不纯；至于北方青瓷系统的耀州窑、临汝窑，釉薄而透明，以黄绿色居多；北宋汝窑，制作很精，但釉色闪蓝，呈淡天青色，别具一格；两宋官窑虽有美丽的粉青釉，与龙泉黑釉青瓷相似，但都有开片，尚未能克服釉与胎之间膨胀系数的差异。只有南宋龙泉窑的白胎青瓷，釉色晶莹如玉，无论在科学或艺术的要求上，均可称上品。
至于艺术上的成就，具体地从它的造型和纹饰的优美风格中表现出来：
龙泉窑自从发展了薄胎厚釉技术，随之而来的便出现一系列与之适应的新的造型和装饰手法，使青瓷的美化效果与工艺特点密切结合。造型的巧拙，直接左右青瓷的艺术价值。南宋龙泉瓷的器形，很讲究各部分的比例、结构和线条的变化，以精致简练的技巧，严格认真的制作态度，向小而精方面发展。这时大型的器物不多，一般盘、碗之类的日用品，很少超过３０厘米直径。随着南宋经济、文化的发达，瓷器的使用范围更加宽广，不仅限于日常饮食用具，在一定程度上还作为美化生活艺术品。因而它的产品种类显著增加，形式也更为优美完备。
这时龙泉青瓷的造型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从传统造型中继承下来，加以推陈出新，如葵瓣口的碗、盘、洗，如撇口小底碗、莲叶盘、莲瓣碗等，形式比前更轻巧，制作较前进步；一种是仿古铜、古玉的形制，受官窑影响，与官窑产品有很多相同的特征，如觚式瓶、觯式瓶、琮式瓶、贯耳瓶、鬲炉、鼎炉、奁形炉等，都是作为高级陈设用瓷，以满足宫廷的需要；还有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它创造了不少新的造型，表现了龙泉青瓷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如优美的凤耳瓶、鱼耳瓶，端巧的石榴瓶，著名的龙虎瓶，形式新奇的大吉瓶、塔式瓶，富于变化的贴花双鱼洗、双鱼盘，轻盈精致的荷叶碗、莲蓬碗，设计巧妙的桃式洗、琮式壶，浑厚庄重的的内折口莲瓣钵，小巧玲珑的各式鸟食罐，实用美观的莲瓣盖罐，以及船式砚滴，雄鸡香薰，三足花囊（这两件造型及釉色均很精美，原藏故宫，现在台湾。）等等，这样丰富多彩的青瓷器，标志着南宋龙泉窑在造型方面，确已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
不仿分析一下瓶类的造型，便可以知道它的变化巧妙的和独创的才能。例如：凤耳瓶或鱼耳瓶、螭耳瓶，它的基本造型是简腹、直颈、暗圈足，肩部与颈部交界处成一道倾斜的转折面，全体显得单纯、挺秀，均由直线构成。如果仅从这些来看，自然觉得比较平凡无奇。但它却运用了动物的题材塑成双耳，以生动优美的凤头、双鱼、蟠螭等形象，装饰在瓶颈两边，使动静相生，曲直有致，增加了它的艺术魅力，成为龙泉青瓷的特有形式。又如，同是弦纹瓶，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长颈、盘口、腹部扁圆，下有圈足，颈部凸起粗弦纹二周，腹径最宽处也有凸弦纹一周，整体表现出安定稳重和明朗大方的特点；而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弦纹环耳瓶，则腹部较深，颈部较短，颈、肩、腹三者之间无明显的分界，由一条曲线连结组成，在颈部饰着双环耳，与通体的细弦纹相配，器形便显得柔和丰腴。两者的处理手法各不相同，而都各有特点，一刚、一柔，并皆佳妙。
采用瓜果和花卉的形态来设计器形，又是南宋龙泉青瓷另一特色，如荷叶盘、莲蓬碗、桃洗、菱花盘、葫芦瓶、白菜瓶、海棠瓶、瓜式壶、莲花式和橄榄式鸟食罐等，广泛运用自然界植物的题材，赋予青瓷优美活泼的造型，突破几何形曲直线规律的束缚，扩大瓷器的造型领域，从生活中来，并用于生活中去。例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南宋桃式洗，器形是一个半剖的桃子，近蒂处还有一片桃叶紧贴在口沿一边，它不同于如实的摹仿，而带有浓厚的装饰风格，同时也很适合于该器的用途。所谓“模范端巧”，不仅体现在“匠工得法，方圆大小皆中规矩”，更在于能在规矩之中创造新意。反映了龙泉制瓷匠师们的艺术才能。
在纹饰方面，南宋龙泉青瓷的艺术手法，也是很值得重视的。一切瓷器的纹饰，必须根据它的胎质、釉色和造型等特点进行艺术加工，目的是为了加强器物的美感。历代优秀的匠师无不刻意研究，运用各种不同的技法，使纹饰与工艺要求和美化要求尽可能取得统一，而不是为装饰而装饰。所以各朝代的瓷器因质料、制法和造型的不同，纹饰也随之各异。纹饰的繁、简或有、无，不能作为评价瓷器的准则。例如：唐代越窑的纹饰，以简见长；而五代越窑的纹饰，则以繁取胜；宋代汝、官、哥、钧等名窑，大多不加任何纹饰，仍不失其艺术价值。反之，不考虑胎、釉和器形特点而滥施纹饰，不但画蛇添足，而且也达不到美化要求，导致设计的失败。
龙泉青瓷到了南宋，装饰上的主要优点在于充分结合薄胎厚釉技术和精致轻巧的造型，运用最简练的艺术手法，创造了新的风格。过去的刻划花和篦纹已渐次淘汰，新兴的堆贴花、浮雕和弦纹得到广泛的采用。为了使纹饰玲珑凸出，不为厚釉所掩，就不能沿用凹下的线条构成的划花和篦纹或近于平面的花纹，而必须改用与凹线和平面相反的方法来解决厚釉与纹饰之间的矛盾。因此，这时的纹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凸起于器胎和表面。它既不会使薄胎有破裂之虞，又可使纹饰在厚釉层中易于显露。且因胎面与纹饰有了一个空间距离，釉层烧成后积聚的厚度就不一样，形成了所谓“出筋”的现象，很自然地出现釉色的浓淡变化。
从南宋的遗物来看，龙泉青瓷的纹饰种类虽不甚多，但是装饰得却恰到好处。那些弦纹瓶只利用几道距离不等的弦纹，便给器形增加了变化，丰富了它的节奏感。又如在碗上饰着一周浮雕的莲瓣纹，玲珑饱满，和器形浑成一体。或者在盘、洗中间贴着模印的双鱼，掩映于青翠的釉层中，生动活泼，引人喜爱。至于在桃洗上仅装饰一片桃叶，就能加强桃子形象的特征。这些纹饰精练简洁，没有多余的堆砌，出色地发挥了装饰美的作用。它不象汝窑和官窑，专注重造型、器物多属素面；又不象元、明的龙泉窑满堆纹饰，琐碎迫塞，多而不精。而是造型与纹饰同时并重，配合巧妙，大方自然，所用的花纹都是些平凡习见的题材，却能获得不平凡的艺术效果。
过去有些人把龙泉青瓷有无开片，是否紫口铁足或原砂底，来评定它的价值。甚至把它说成是青瓷的艺术特点。这是不对的。紫口铁足和原砂底，是因为胎质不同，在烧成中露胎部分所呈现的颜色，它与装饰无关，也不产生美化作用。况且开片和紫口铁足，在两宋官窑中早已存在，不是龙泉青瓷独有的风格。
南宋龙泉青瓷，已经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取得辉煌的成就，它的品种形式之丰富，造型、纹饰和釉色之精美，是青瓷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它有许多优点：如深厚的民族传统，鲜明的地方特色，大胆革新创造的精神，认真的制作态度和熟练的艺术技巧等，它以优秀的风格，完美的产品，博得中外的赞扬，享有很高的评价，它的这些优点，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当然，南宋龙泉青瓷也存在一定的缺点，例如：窑室构造不够完善，一切都靠手工操作，火候控制不匀，釉色很难稳定，粉青、梅子青、炒米黄、茶褐、墨绿等釉色同时并存，餐具、茶具，釉色无法配套。而且成品率低，变形、开裂、缩釉、粘釉、气泡、串烟等现象，仍相当普遍。还有一部分过于细薄的器物，只供欣赏，易于损坏，实用性较差。又因薄胎的关系，不适宜制造大型产品，在用途上不够宽广。但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不过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它的成就无疑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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