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陶瓷是一种工艺美术，也是一种民俗艺术，民俗文化，因此，它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民俗文化特色，广泛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世态人情和我国人民的审美观念、审美价值、审美情趣与审美追求。我国人民有一个好传统，不管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处境，都热爱生活，追求幸福、和谐、吉祥。因而，表现喜庆、幸福的祥瑞题材，自古及今，一直是陶瓷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和一个基本的文化特征。祥瑞题材，主要围绕着“福、禄、寿、喜、和合、吉祥如意”等内容而展开。因此，在选择题材表现寓意时，经常选用如下一些事物：珍禽类，经常选用凤凰（百鸟之王，象征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凤凰相偕喻爱情），白鹤（有清高、纯洁、长寿之喻），白头翁，喜鹊，鸳鸯，雄鹰（159）；名花类，经常选用（160）牡丹（百花之王，象征富贵繁荣）、芙蓉（象征雍容华贵），莲花，梅花，菊花（161）；在芳草类中，经常选用兰草（有香祖之喻、兰孙贵子），灵芝（象征延年益寿）竹木类中，松（象征长寿、气节），竹（竹与祝同音，寓意百岁志喜、百寿安康），天竹（喻天祝，寓意天祝平安、天祝升平）；在瑞果类中，（162）常用桃子（常称寿桃，象征寿）、（163）石榴（象征福，有榴开百子之说）；在异兽类中，常选用（164）、（165）龙（王、权威、吉祥的象征）、狮（狮与师、诗同音，象征权势和诗书传家）、鹿（鹿禄同音）；在鱼藻类中，喜用鲤鱼（鲤与礼同音，鱼与裕谐音，寓意腾达、富裕）、鳜鱼（鳜与贵音），另外，这种祥瑞题材在约定俗成中，形成了一整套特有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纹样体系。如莲生贵子（166）（婴儿抱莲花）、福寿双全（蝙蝠寿字）、竹报平安（小儿放爆竹）、吉祥如意（小儿骑白象执如意）、喜上眉梢（梅花喜鹊）、福在眼前（蝙蝠、喜鹊）、六合同春（鹿鹤、梅花）、麒麟送子（小儿骑麒麟）、连年有余（莲花、鱼）（167）、（168）、五子登科（五小儿）（169）、天官赐福（天宫、蝙蝠）、五福捧寿（五蝙蝠围寿字）、多福多寿（一群蝙蝠、堆桃）、福、寿（老人骑鹿持桃）（170）、麻姑献寿（麻姑担桃篮）（171）、鱼跳龙门（172）、丹凤朝阳（凤凰、太阳）、龙凤呈祥（龙、凤）。
祥瑞意识的产生，也是很久远的事了。早在商周时代，就有凤凰的造型出现于殷商玉器上。传说，当商纣王将亡、周文王将兴之时，人们用凤凰将临表示贤王要临世的美好愿望，“凤鸣于西周岐山”的记载，便是这种传说的反映。
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单位的社会并以此为基础结成相应的故乡。因此，企求光宗耀祖、门庭昌盛、富贵荣华便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在祥瑞题材中有许多这样的内容。祥瑞题材的产生，与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有着密切关系。像某些云气纹样和鱼纹等的出现，与对大自然的颂赞有着密切关系。祥禽瑞兽的出现，也是我们人民抚爱万物、与万物同其节奏的一种反映。
祥瑞题材的产生就是一种民族心理的表现，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和民族哲学。对中国民族心理和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哲学。儒家是讲天人合一的，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亲和的关系，赋于花、鸟、虫、鱼、兽等以祥瑞寓意，便是这种亲和关系的表现。
另外，象瑞鸟（173）、哪吒闹海（174）、龙舟（175）、女寿星（176）等，在瓷都景德镇也是经常表现的题材陶瓷艺术还广泛地关注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以及广袤的大自然，并有非常鲜明的贴近现实、亲和自然的理性品格。
所以，要欣赏陶瓷艺术，就需要了解中国的哲学、宗教和民族心理，也要有一定的文化、音乐、舞蹈等艺术修养。否则，是很难把握住陶瓷艺术的审美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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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与绘画、书法
1、陶瓷文化与绘画
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外。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晴”，着重形象的刻划和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兼工带写，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陶瓷艺术无一例外地要遵循。传统派是如此，学院派也毫不例外。
绘画性的彩绘作品是这样，即使是陶瓷雕塑作品也和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著名陶瓷雕塑艺术家刘远长，对中国绘画与陶瓷雕塑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他在《学习瓷雕古装人物的体会》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物画特别是工笔重彩人物画，对意境、形象、动态、衣纹都有严格的要求。既写实又夸张；既要求逼真，又讲究装饰性。传统人物瓷雕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学习中国人物画对于古装人物瓷雕有着直接的影响。应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它们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古装人物瓷雕也是如此，石湾‘公仔’的传神、古朴和苍劲，德化瓷塑观音的慈祥端庄、衣纹流畅婉转，以及景德镇瓷塑色彩斑斓、富丽堂皇、造型简练、富于装饰性等等，都是传统的中国画中吸取了营养”。他还结合其创作，具体谈了他从国画中汲取了哪些营养，“我创作的《文成公主》瓷雕，文静典雅，脸型圆润（成鸭蛋形），发饰细腻，衣纹简练而又流畅，都吸收了中国人物画的营养。而瓷雕诸葛亮，又类似国画中兼工带写，着重了形象刻划，前额开阔，仪态自然，眉宇间表现出思虑远谋，而衣纹都是寥寥几下，借用了国画的‘钉头鼠尾描’”。
我们知道，线条、无论是对于国画，还是陶瓷雕塑以及书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著名陶瓷雕塑家、周国桢先生对泥条盘筑工艺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论述。他在《本土意识的崛起――谈泥条盘筑陶艺》一文中写道：“近来，我运用古老的盘筑工艺创作动物雕塑作品，深有体会：泥条盘筑不仅可以作为成型手段，而且它的立体线条比绘画艺术中的平面线条有更广阔的表现余地。因此，我在成型中非但舍不得抹去那凸现的线条，反而要设法发掘它潜在的表现力。这是我自然要综合借鉴中国画等门类中的线条的表现力”、“盘筑工艺的基本语汇是以线造型，但表现对象的形体上不能满足整齐划一的线条排列。要讲究线条的对比变化，例如粗细、长短、疏密、虚实、浓淡、穿插、扭结，从而产生线条的节奏韵律。有的线条可以淡化，形成块面。这样形成了线面的二层对比，互为映衬，互为突出，犹如水墨画中的黑白关系，有时还要在线与线之间、线与面之间的适当位置上，加上一些圆点，以示提神或补缺，或者产生装饰性的效果（有的还同时起到加强外壁的支撑点的作用），这样，又形成了点线面的三层对比关系，交相辉映。”
古陶瓷与水文化
水是人类共同的资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古人制作陶瓷，其目的是用来汲水盛水。古人对水的崇拜，烛照反映在中国古陶瓷器装饰上，便形成了内涵复杂的水文化。
陶瓷器上的水纹装饰，表现水流动形态的，称为水波纹、波浪纹或波状纹等；表现水漩涡的，称为漩涡纹或涡纹；而表现海水波涛的，则称之为海水纹或海涛纹。水波纹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早期河姆渡文化陶器上为刻划水波纹，中晚期马家窑文化彩陶器上为彩绘水波纹。工匠们在划绘水波纹时，凭藉平时对水的观察和印象，随兴而至，线条流畅优美，构图丰富变化，富有艺术感染力。商周的硬陶器、战国秦汉的彩陶和原始青瓷上，水波纹成为主要装饰。东汉至西晋青瓷上，仍流行水波纹。惟独东晋南北朝青瓷器上不见水波纹，为弦纹和时兴佛教的莲瓣纹所取代。也许受人类活动范围和视野的影响，此前古陶器上的水纹装饰，所模拟的是与先民活动相关的江河湖泊塘中之水，与后来的海水纹在气势上还逊色一大截。隋代起，又重现水波纹，欲寻觅先人情怀，崇尚古朴，作为古陶瓷器边饰出现。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与海外贸易的兴起，宋人的眼光穿越到海外，宋人的胸怀盛装了波涛汹涌的海水，其情愫表现在瓷器上，便有了宋代吉州窑瓷器上的白地褐彩海水纹，景德镇影青瓷中的海水婴戏纹，定窑瓷器上的海水游鱼纹，耀州窑器上的落花海水纹。那模印、刻划、彩绘的海水，波涛汹涌、惊涛拍浪，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以至于今人模仿造假时，所刻绘的海水纹均无法再现宋人海水纹的那种神韵，显得死板呆滞，成为绝响。元、明、清瓷器上的海水纹屡见不鲜，白龙、绿龙、青花龙在海涛迭起的托衬下，气势夺人，表现了盛世的张狂、帝王的威严、征服者的得意。
陶瓷器纹饰中的江河水演化为海水，鱼蜕变为龙，工艺上的刻划、彩绘、模印、拍印，构成一道水文化的风景线，足让后人观赏个够，研究个透，赚得瓷友藏友尽白头。
陶瓷文化：伤残与古陶瓷鉴定
陶瓷是易碎物品，古陶瓷在长期的使用和流传过程中，由于人为原因或其他外力作用，在一些器物上会出现破损、磕伤、缺碴、暴釉、毛边、冲线、鸡爪等伤残或伤痕。伤残对于器物的收藏价值虽然有一定影响，但是由于这些伤残大多数都是在使用和流传过程中留下的，伤残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痕迹，因而伤残对于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依据器物的伤残进行鉴定，首先要辨别是老伤残还是新伤残。一般而言，带有老伤的器物，一般都有一定的年代。老伤残是在使用和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伤残部位的形状较自然，伤残边缘处的棱角较钝，残缺部位露出的胎质较老旧，伤残处多数沉积有一层自然污垢。老的毛口、毛边、暴釉的露胎处或釉面棕眼内一般都有颜色较深的污垢。老的鸡爪和冲线的线条里，一般有深浅不一的自然积垢或沁色。老器物伤残处的污垢，是经历多年逐渐形成的，因而显得自然、深沉，有一定层次感。
新伤残，即产生时间不久的伤残，可分为老器新伤和新器新伤两种情况。老器新伤，一般是由于保存不当或其它人为原因而造成的对老器物的新破坏，虽然对收藏价值有一定影响，但还是属于真品之列。新器新伤，即新仿器物上的伤残，除少数是在搬运或销售过程中由于操作不慎而产生的外，多数新器新伤都是人为故意做出的，即“自残作伪”，这是因为带伤残的器物一般不容易引起怀疑。新仿品自残作伪的方法有多种，如将器物口沿或底足敲破一块（有的再用胶水粘好）；用硬物撞击新仿瓷，使之产生裂痕；将器物的口部截掉然后磨平，或将圈足磨去一段；将器物敲出大的裂纹，或敲成几块，然后用锔钉方法修复；用锉刀在器物口沿人为做出剥釉现象等。
一般而言，自残作伪的伤残在形态上可能显得不自然，伤残太整齐或太规则，仔细观察有时能看到敲击时的着力点或工具痕迹。新伤残的棱角一般较锋利，伤口处露出的胎质也较新鲜，冲线等裂纹内无积垢或沁色。有的伤残经过涂抹脏物做旧，但污垢的颜色、深浅较一致，这与老伤上的自然污垢有明显区别。新伤残处的污垢一般浮在表面，容易清洗干净，清洗后即露出新鲜的胎质；老伤残的污垢一般深入胎骨，不易清洗干净，清洗之后露出的胎质仍然十分老旧。有的新裂纹、冲线采用染色的方法做出积垢和沁色，但颜色、深浅一致，与老裂纹和冲线相比缺乏浓淡、层次变化。
用锔钉方法修复的新伤残器，由于采用的是新锔钉，锔钉的腐蚀程度一般较轻，铁锈一般为黄褐色，锈色漂浮较湿润（图1）；而老器物的锔钉，铁锈一般为黑褐色且受腐蚀程度较重，锈色深沉较干燥（图2）。也有的伤残器采用铜锔钉，与铁锔钉同理，老的锔钉铜锈自然，氧化程度较深，而新锔钉的铜锈漂浮不自然，氧化程度低。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有的新仿品，采用从老器物上取下来的老锔钉进行作伪，在鉴定时需谨慎辨别。
以前认为鸡爪纹不易仿制，带鸡爪纹的器物一般都老，因为如果采用撞击方法，如果力度掌握不好，很容易把整个器物都弄坏。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仿制鸡爪纹的技术已经得到突破，除采用撞击方法外，采用玻璃刀也可以在器物内外刻出鸡爪纹。
收藏界历来有“瓷器带毛，不值分毫”的说法。对于器物的瑕疵和伤残，古玩商们总是采用各种方法加以掩盖或修复，因而器物是否带有伤残、是否经过修复，也是古陶瓷鉴定的一项重要内容。器物上的较大伤残，一般较明显，很容易发现；器物上的细小伤残，一般不明显，需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也有的明显的伤残经过掩盖或修复后，看起来会变得不明显。除了仔细观察外，对于冲线、裂痕等伤残，比较有效的方法是敲击器物听声音。关于陶瓷的声音，古代文献中有诸如“声如磬”、“声音清越”、“声音悠扬”、“声如击木”等描述，说明古人已经注意到声音在古陶瓷鉴定中的作用。器物的声音，与胎、釉、烧成火候等因素有关，不同窑口的器物由于胎、釉的成分、厚薄和烧成火候不同，在声音方面必然存在一定差别，但是由于声音是一种感觉，缺乏固定标准，因而对于鉴定器物的新老和窑口不具有操作意义。敲击听声音的作用，仅限于检测陶瓷器物是否带有冲线、裂痕或大块缺肉等伤残。一般而言，完整器的声音，听起来圆转清脆，余音较长；伤残器的声音，听起来有突然断裂、停顿感，缺乏流畅感和完整性，伤残较重的器物在敲击时还会发出破声。
古陶瓷伤残器的修复，最常用的方法是将伤残处覆盖起来。一般是用石膏等材料填补器物的残缺部位，恢复器物的原有形状和纹饰，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加工，使修复后的器物在釉色、纹饰、质感和自然旧貌等方面，尽量达到完好无损的效果。由于采用了喷枪和透明的仿瓷漆，如果色彩调制较好，这种修复器，不经仔细观察，一般不容易发现破绽。鉴别这类修复器，需要仔细观察釉色是否一致，转换观察的角度察看釉面的反光是否相同，花纹是否有残缺；用手摸釉面，感觉是否有局部釉层厚薄不同的情况，由于修补过的地方和未修补的地方热的传导度不一样，未修补的地方一般比较凉，而修补过地方凉的感觉不会太明显，因而在用手摸时能感觉出来。鉴定修补器，还有一个方法是用强光透视。经过修复的部位，由于使用的材料与瓷器的胎、釉有本质区别，用聚光电筒近距离照射，通过观察透过光线的强弱、均匀度和反光情况，可以发现器物的修补情况。此外，由于瓷器在修补时一般会采用仿瓷漆或其他涂料，这类材料的硬度与瓷器的釉存在差别，用硬物或指甲刮划时可以感觉出来；同时修补处的沾水情况与瓷器表面也不一样，将修补器的表面打湿后，可以发现修补处一般不沾水。如果是有冲线、缺肉等较大的伤残，可以通过敲声音将其鉴别出来。也有的高档修复器采用了补配复窑的技术，鉴定起来难度更大些。
除修复外，伤残器的常见作伪手法还有磨口、截口、接口、镶底、改件、磨底、磨耳、磨嘴、补彩、补釉等。这些作伪手法，只要在鉴定时仔细观察均不难识别。
随着收藏观念的转变，伤残器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进行古陶瓷收藏时，不能因器物带有伤残而一概舍弃。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许多博物馆的藏品中均有部分堪称国宝的重要伤残器（图3—图6）。伤残器和残片不仅是学习入门和研究的实物标本，同时还具有很高的收藏、鉴赏价值。在完整器日渐难觅的情况，伤残古瓷逐渐受到收藏者的青睐，近年来的市场走势表明，伤残器也具有很强的保值、升值潜力。
陶瓷与中国文化
陶瓷的文化性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大自然、文化、习俗、哲学、观念，而且在于它所反映的方式。它是一种立体的民族文化载体，或者说是一种静止的民族文化舞蹈。这是由陶瓷的特性决定的。一件件作品，无论题材如何，风格如何，都像一个个音符，在跳动着，在弹奏着，合成陶瓷文化的旋律。这些旋律，有的激越，有的深沉，有的热情，有的理智，有的色彩缤纷，有的本色自然，构成一部无与伦比的摄人心魄的中国陶瓷文化大型交响乐曲!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一的陶瓷文化，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以活生生的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的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意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 。
新石器时期彩陶中的陶塑作品，记录着先民生存的愿望。那陶塑的猪、牛、狗，模仿着打猎而来或者豢养而食的动物形象，演示着与大自然搏斗的酷烈，表达着文明的演化与发展。摩娑这些与实物逼真无二的作品，想象着先民的困惑、喜悦和奋争，那在洪荒、野蛮中奔突与呼叫的景象，撼人心魄。
陶塑奇迹秦兵马俑，那刚毅肃然的将军，那牵缰提弓、凝神待命的骑士，那披坚执锐、横眉怒目的步兵，那持弓待发、目光正视前方的射手，以及那风神骁骏、横空出世的战马，共同组成的方阵，张扬着力量，张扬着神勇，令人回想起那硝烟四起的金戈铁马的战国时代，想象着秦国军队那种风卷残云、吞吐日月、横扫大江南北的军威。它尽管是一个军阵，但它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形象地记录着那个时期的历史。
汉代经济得到恢复，社会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呈现出与秦代不同的时代特征。陶塑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其场景的塑造，都不像秦代陶塑那样注重写实，力求形态的逼真和细节的刻划，而是注重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精神内涵，注重传神之处的刻划，不拘细节的真实，强调动势和表情语汇在形象塑造中的作用，表现出一种豪放雄迈、飞扬流动的美学格调，而这正是汉代的时代审美特征。
"唐三彩"所表现的那种激扬慷慨、瑰丽多姿、壮阔奇纵、恢宏雄俊的格调，正是唐代那种国威远播、辉煌壮丽、热情焕发的时代之音的生动再现，宋代陶瓷艺术的俊丽清新，正是那个时代审美习尚、哲学观念的反映，明清时期的斑斓与柔丽，是社会生活与审美观念使然（熊廖《陶瓷美学与中国民族的审美特征》），改革开放以后的雄俊、奔放也是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观念、生活综合作用的结果。
所以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历史，一部形象的中国民族文化史。
景德镇陶瓷是中国陶瓷的杰出代表，它本身是一部中华民族与民族心理的缩影，是中华民族文化观念、民族心理、文化现象的反映!
陶瓷台灯，文化与艺术的结合
独领风骚的陶瓷文化
中国陶瓷文化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大自然、文化、习俗、哲学、观念，而且在于它所反映的方式。它是一种立体的民族文化载体，或者说是一种静止的民族文化舞蹈。这是由陶瓷的特性决定的。一件件陶瓷产品，无论题材如何，风格如何，都像一个个音符，在跳动着，在弹奏着，合成陶瓷文化的旋律。这些旋律，有的激越，有的深沉，有的热情，有的理智，有的色彩缤纷，有的本色自然，构成一部无与伦比的摄人心魄的中国陶瓷文化大型交响乐曲!
在生活节奏繁忙的今天，忙忙碌碌了一整天，回到家中已是疲惫不堪，这时，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上网？看电视？我想您可能没有这个精力了。这个时候，您最需要的是坐在台灯下，或看书，或写日记，记录一天的心情，拂去心灵的灰尘。 如果有这样一款温馨明亮、高档精致的陶瓷工艺台灯放在你的书桌前，你会不会流连忘返，宁愿沉醉在其温婉的灯光中不愿醒来。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一的陶瓷文化，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以活生生的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的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意气的艺术形象，仿佛在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一盏陶瓷台灯，点亮的不仅是一个角落，一个房间。它点亮的是一个故事，一个心灵，一种启迪。
台灯，作为家居装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特别能体现家的温馨。那些长年累月千篇一律的老式台灯，非旦不能给我们带来温暖，有时还会让我们本来就已经烦燥不安的心情更加郁闷。然而，爱好创意的你，又怎么能被这毫无创意的台灯所束缚，所以，拥有一盏陶瓷台灯会是您最佳的选择，因为陶瓷工艺台灯是台灯中，最具有艺术典范，最能给人以抚慰的灯饰。在寒冷的冬夜，一盏散发着温情的陶瓷小台灯，能让您感受的家的浓浓味道。当陶瓷台灯开启的时候，空间变得静谧，散发出的清纯让人无法释怀。淡淡的光晕照耀居室，一份安静，一份祥和，一份健康，一份美好，暖暖地传递到您的心间。
【陶瓷文化】长沙窑陶瓷的鉴赏与鉴定
湖南长沙窑又名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时间延续300多年。其烧制出来的瓷器品种丰富，美观精致，实用性强。这些瓷器在青釉下加绘彩色花纹，冲破唐以前单色青釉一统天下的局面，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长沙窑是我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为唐以后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彩瓷工艺的骄傲。
现在古玩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仿制的长沙窑瓷器，不经意间藏家就会“走眼”，如何才能在购买之前做出准确的判断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根据长沙窑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鉴定
长沙窑釉下彩绘有两种。一是用彩色直接在坯胎上作画，然后加盖一层青釉在上，入窑高温煅烧而成。二是先在坯胎上刻划出花纹，在其上施彩色，然后罩上青釉，最后入窑烧成。彩绘的色彩，常见有褐色、绿色、粉蓝色、褐绿色或白色等。长沙窑胎釉特征明显体现在初唐时产品胎质较粗糙，欠坚硬，呈暗红色，有微微灰黄灰青色，釉层显薄，釉色青中发黄，有姜黄色倾向。唐中后期，胎色基本为深灰色或浅灰色，胎质较前坚硬精细，胎和釉粘结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瓷化程度已相当高。长沙窑的胎体，一般是粗厚的，和同时代的邢窑胎骨相比，相差很明显。釉色主要是青色釉，除此还有白釉和褐色釉等。青色釉中又分为青黄色和青绿色两种。釉质精细莹润，观察釉面可见表面布满无色细碎片，它细密、均匀、柔和分布，这也是真品的特征。釉的表面往往是不均匀的，一个器物中可见釉层厚薄不匀现象。
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呈红色的器物长沙窑出土有十几件，纹饰有花奔、禽鸟、动物、龙纹。长沙窑以诗词作装饰的也很多。
长沙窑瓷器在质地的致密和成型的精巧程度都逊于越窑青瓷和邢窑、定窑白瓷，因而价格就便宜许多。比如同时代的一件长沙窑壶只标价“五文”钱(高19厘米)，浙江出土的一件越窑盘口壶上刻“价直一千文”(高47.9厘米)，两件瓷壶大小相差不到3倍，价格相差却达200倍，因而在当时，物美价廉的长沙窑成为畅销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从长沙窑陶瓷的纹饰来鉴定
长沙窑属于青瓷体系，其装饰手法多样，有刻花、划花、镂刻、堆塑、印花、贴花、绘花等。绘花最富创造性，在釉上和釉下绘出各种花纹。这种釉上彩绘不是在烧好的有白釉的瓷胎上绘彩，而是将釉施在坯胎上，待釉阴干之后，直接在上面作彩画，入窑煅烧，一次性完成。这种釉上彩绘一般是绘彩云、彩山、彩带、彩斑、彩树叶等纹饰，这种彩绘，由于彩、釉交融在一起，所以显得自然、生动、流畅，有水墨画淋漓尽致的生气。
彩绘的纹饰常见有几何纹，如四方形、六方形、菱形、圆形等。还有云带纹、山峰纹之类，这种纹饰多用点彩而成，有的还绘成各种飞鸟、游龙、走兽、鱼纹、花卉、人物等。这些绘画，用笔简练，自然洒脱，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天地。长沙窑把绘画、剪纸，雕塑等工艺都运用于陶瓷的装饰中。其次，有些产品反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内涵，由于出口到西亚等地，因而就有一些椰枣等异国风格的装饰。还有一些产品中甚至出现了金色卷发女郎、异国情侣等西方人物形象。此外，还有反映马球等运动场景的纹饰。另外，一些哲学格言、民间谚语也在长沙窑产品中有出现。
长沙窑花鸟画造型雅拙生动，逼真夸张。其造型来源现实生活，取于自然，对客观形象有细致的观察与深刻体会，画出来的物体不是简单地描摹，而是在描摹的基础上大胆取舍、提炼、夸张、变形。卓尔不凡的釉下彩绘艺术完全是写意的、游戏的笔墨，这种简约粗犷的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
长沙窑釉下彩绘装饰纹样的运用具有独创性，山水、人物、花鸟大都是湘江两岸极平常的景物，窑工随手拈来，画上器具立即变得生动而有趣，既是湘江两岸自然风情的写照，也是窑工那种生存智能与意趣的遗存，表现了一种率真、质朴的美感。
模印、帖花也是长沙窑特有的风格。模印是往往先刻划需要的花纹，制成模子，有的是用刻有花纹的模子直接拍打在器物的坯胎上面，现出图案；有的是在薄泥片上压印出花纹，然后再施青釉，图案常有飞凤、飞鸟、飞雁、花蝶、狮子、走鹿、双鱼、武士等等。这些图案构图简洁，线条粗细得体，均匀有力，没有繁杂多余，呆板堆砌之感。
在泥坯上作画，如同在生宣上行笔，有渗透渗开的效果。陶泥、釉彩在烧制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效果，往往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视觉惊喜。长沙窑釉下彩绘艺术大都先用铜红铁线勾勒，再用大笔蘸铜绿等色渲染完成，强调笔情墨趣。
长沙窑作品用笔潇洒豪迈，完全是书法技巧的运笔，力透窑坯，遒劲奔放，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窑工对深一层生命形象的构想。
文化与产业论坛召开
景德镇市陶瓷文化与产业论坛近日在学院学术报告厅召开，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放，主办单位之一的泰豪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秦锡麟等出席了论坛。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博导、文化学专家王能宪，台湾海畅法蓝瓷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立恒，著名陶瓷营销专家汪光武，“景德镇学”首倡者陈雨前做客论坛，以文化为背景，聚焦不断拓展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对如何立足陶瓷文化资源，振兴陶瓷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做了一次科学的探讨与研究。
李放说，陶瓷是我国的伟大发明，陶瓷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景德镇，不仅创造了美轮美奂的陶瓷精品，而且孕育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形成了“汇各地良工之精华、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独特文化现象。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体现了景德镇人创新不辍、兼容开放、和美圆融的品质和精神。如何传承并且弘扬这些优秀的陶瓷文化，使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促进景德镇科学发展、和谐兴市具有积极的意义。此次论坛既是瓷博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又是一次在理论上对陶瓷文化与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和探讨。通过这样的探讨，进一步开阔人们的视野和思路，提高人们对陶瓷文化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引导产业不断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水平、做大陶瓷经济总量。同时，也会不断扩大陶瓷文化对当代社会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提高陶瓷文化的传播效应，提升瓷都景德镇的城市魅力。
论坛上，对话专家就“景德镇传统文化、景德镇优劣势、怎样突破文化创意、把做大做强”进行了探讨和交流，让与会者对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陈雨前说：“发展历史悠久，素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闻名。我们不要简单把陶瓷成品看为文化，其实工艺、技术、器形、装饰等也表现为文化。”王能宪说：“景德镇有3个宝库。大量埋藏在地下的古窑遗址；至今仍活跃在陶瓷产区的老艺人、老艺术家；大量的文献资料。”汪光武说：“历史文化优势明显，没有人会怀疑景德镇该不该做陶瓷，只有怎么去做的问题。”长久以来，正因为景德镇有自己的优势，习惯让别人找上门，没有主动走出去，不懂得“通路”的概念。景德镇的很多资源都没有被正视，就是因为对“通路”把握不准。在谈到的出路问题时，汪光武说：“景德镇应该把生产高档日用瓷、精品陈设美术瓷作为产区定位，政府招商应该把好关，讲究质量和数量，树立1～2个样板工程。”景德镇要发展陶瓷工业，必须正视艺术优势、教育优势、艺术大师优势，学会走出去。对创新、发展的问题，专家提出，将艺术大师与产业相结合将会带动产业的发展，让艺术生活化、社会化。历史文化优势明显，对怎样做好本地陶瓷，专家说：“现在我们只有以产业为支撑，文化才会发展。”专家表示，发展要靠自身与政府。景德镇可以成立半官方半民间的陶瓷协会，在本地注册区域品牌，定位精品、限量生产，树立高档品牌形象。政府负责做产业规划，考虑如何将历史文化、陶瓷艺术嫁接到商品上。对政府招商把好关，讲究质量和数量，树立样板工程，带动其他企业聚集，从而带动整个产区的发展。
长沙窑陶瓷艺术与湘楚文化
长沙窑器具敦实的造型、写意般的釉下装饰图案是对楚地民风生动活泼的反映。其装饰题材体现了湖湘人平和、朴实，热爱生活的特征，书法装饰和伊斯兰图案则反映了对现实的关注，装饰中的佛教文化形象又表现出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这两个特征表现出长沙窑陶瓷器具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的精神之美。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大致兴起于唐代中期，于五代逐渐衰落。唐代时，我国瓷器已大量外销，外销陶瓷品种多样，除邢窑白瓷、越窑青瓷以及三彩陶之外，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瓷器亦可谓独树一帜。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吸收三彩陶以及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釉下彩工艺，成为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长沙窑的陶瓷艺术受着诸多文化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是其根基。长沙窑是楚人的智慧结晶，是湘楚大地培育的艺术之花。楚地的环境、文化与湘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得长沙窑在唐代陶瓷业繁荣的时期形成了不同于其它瓷窑的风格特征。“长沙窑陶瓷器中数量最多的产品是碗、碟与壶”，从这些饮食器具与众不同的造型和装饰中可以感受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湘民独特的性格特点。
一、敦实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壶的数量很多。其造型都很丰满，大都壶颈偏短，壶腹体量偏大，因此形体给人感觉偏胖；壶的底足直径大都较长，器形更显敦实。有一部分为溜肩椭腹壶，更显挺拔。罐的口径长，只略短于底径，器形像中间略鼓起的圆筒，尤显庄重大方；有些罐的腹部直径大于器身的高度，更显浑圆结实。长沙窑出土的瓶与壶的造型难以区别，都是同样的敦实圆浑。但出土的文物中有自名为“瓶”者，其中长颈大盘口瓶的口径只略短于腹部直径和底径，与其它窑的瓶类造型不同，同时期的越窑的秘色瓶则多有长颈小口，显得修长俊俏，温润秀美。可以看出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代表性的壶、罐、瓶类等器具造型敦实，有一种阳刚之美。
长沙窑器具的装饰以独具特色的青色釉下彩绘花纹饰最为出名。其内容有人物、走兽、花草、几何抽象图案。长沙窑的釉下彩装饰以线描为主，其用笔和设色已有一定的规范性，主要可分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铁线式，多用于褐彩白描，线条灵活，犹如铁线一般遒劲有力。
第二种为棉线式，以粗线条做没骨画，大多数呈绿色。这种线条有如浸水绒线，其软如绵。
第三种为复合式线条，即铁线式和棉线式两种线条配合使用，它是长沙窑釉下彩绘中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勾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条描绘细部，比如动物的眼、嘴、羽毛，植物的叶脉等等。线条刚柔相济，色彩对比协调。若是写意画的装饰图案，则用笔洒脱肯定，线条变化莫测，像草书一样潇洒率性，如行云流水般，与器形的弧线相互映衬。
长沙窑的器具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细腻中不失洒脱之美，深深根植于楚文化当中。秦汉以后，楚地凭借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宽松的文化环境，成为南学的摇篮，禅宗的温床，理学的中心和新学的基地。正是在这种楚文化的影响下，才出现了长沙窑器具圆浑饱满的造型与写意般的装饰图案。特别是其装饰图案，构图多流转回旋之态，线条兼凝重与轻盈之美，是楚文化精神内涵的生动反映。
二、质朴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的产品不属于高档瓷。胎质一般不够精细，或含有细砂；虽然胎壁轻薄，但内壁往往残留凹凸不平的工具痕。而且，其烧成温度不高，没有达到真正的瓷化程度。长沙窑出土的壶具的流部大都为棱柱形，这些棱形不是很规范，棱边宽窄不一，多少不定，以八棱形最多，也有九棱、十棱或多至十二棱，据推测棱边是以快刀信手削出。长沙窑碗碟的圈足制作一般比较粗放，底沿往往有明显的刀削痕，孔心顺手旋挖而不正圆，甚至歪斜作桃子形。与长沙窑相比，同时期邢窑和越窑的器具造型更为端庄，底足也很规整。长沙窑器具不规则而严谨的造型，虽然略显随意，却让人感觉自然畅快，有一种清新的质朴之风。
长沙窑的陶瓷产品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产品物美价廉。长沙窑瓷能在既不如邢窑瓷器之白，又不如越窑瓷器之坚的劣势局面下，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它的价格定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长沙窑的陶瓷器具不属于宫廷用的高档瓷器，主要是用于外销和国内广大百姓使用，所以其器具的造型和装饰呈现出浓厚的民间风韵，反映了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沙窑陶瓷器具的质朴生动之美，是湘楚大地的淳朴民风、生机蓬勃的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反映。长沙窑的陶瓷器具就像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湖湘人一样，具备了平和、朴实、憨厚的品格。
三、体现文化背景的精神特征
以书法作为装饰，是长沙窑瓷器制作上的又一特点。长沙窑瓷器上收录的大部分诗歌、格言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古佚诗和谚语。有反映商人经济生活的，反映做客的，反映男女感情的，反映求学科考的，都是对世俗生活的集中体现。
长沙窑器具装饰上还有一种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釉下点彩装饰，以及釉下彩绘的图案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的波斯人。这些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应用，反映了湘楚文化有一种开放的气度，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只要可取，湘楚人民都加以吸收。
对现实的关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难看出楚人对生活的热爱。巫学是楚人的传统文化，“巫学不是今人所讲的装神弄鬼，它是一种原生态的学术”，其中有原始科学、原始艺术、原始哲学，当然也有巫术、巫法。原始科学中有天文、历象、算术、地理、医药等，这表明关注生活、执着于现世、富有创造性，是楚文化的重要特点。
长沙窑器具上的釉下彩绘外，还有模印贴花。在模印贴花装饰中出现了佛教形象，是湘楚文化对佛教文化吸收的反映。莲花，是佛教圣花，它象征佛教教义的纯洁高雅。在长沙窑的模印贴花中有很多莲花造型，特别是在有的模印贴花中莲花内还有孩童形象，据推测“不仅与吉祥语‘连生贵子’有关，而且很有可能是象征‘莲花佛陀’”。除此之外，模印贴花中还出现了佛教人物纹饰造型、佛塔模印贴花，以及观音菩萨的坐骑鱼龙——摩羯等。
长沙窑作品的书法装饰中还出现了一些为佛教教义作宣传的诗歌，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还有“念念催年促，由（犹）如少水渔，劝诸行过众，修学香无余”等。
长沙窑器具装饰中出现的佛教文化的形象，表现了湘楚文化深受道家玄学以及佛教文化的影响。湘楚文化崇尚道学，早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在北方盛行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时候，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主要是楚地，则盛行老子的道教学说。西来的佛学主要借助玄学，实现佛教的中国化，有一种说法叫“老子化胡”。
湘楚人民不仅有对物质的要求，还有对精神的追求。楚地的人才自古便有两极发育的趋向，蕴育出了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哲学家。春秋时期，楚庄王有着“三年不飞，飞则冲天 ；三年不鸣，鸣则惊人”的雄心壮志。在哲学上则有老子、庄子这样的思想家和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所以，湘楚大地才蕴育出了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精神之美的长沙窑陶瓷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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