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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南宋龙泉青瓷的艺术成就

略谈南宋龙泉青瓷的艺术成就

南宋龙泉窑瓷器鉴别 南宋的瓷器怎么鉴别 艺术瓷砖

2020-07-11

南宋龙泉窑瓷器鉴别。

浙江是青瓷的主要产地,历史悠久,基础深厚,技术比较先进。龙泉窑自创始以来,便直接继承了唐、五代越窑的优良传统,经过北宋中期以后又向前迈进一步。到了南宋,龙泉广大的制瓷工人,总汇了浙江历代生产技术的丰富经验,充分发挥了青瓷的优点。同时,又善于吸取官窑的薄胎厚釉的技术,精益求精,为龙泉窑的成就作出新的贡献。

值得注意是,不论继承原有传统或吸取官窑的经验,都不以照样仿制为满足,而是通过集体的智慧,以革新和创造的精神不断改进:由灰胎改为白胎,又扩充了黑胎品种;由厚重的普及用瓷,发展为精美的高级用瓷;由薄釉改为厚釉,创烧出脍炙人口的粉青和梅子青的釉色,并且突破了前代形制的局限,树立了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使浙江青瓷发生了质的飞跃,远非前代所可相比。

南宋龙泉窑的突出成就,表现在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两方面:

工艺上的成就和艺术上的成就,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截然分割的。如果没有工艺上的成就,即使没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也无所施其技。工艺的改进,必然也同时要求艺术的提高,才能相得益彰。

龙泉窑在南宋烧造出白胎和黑胎两种类型的精美瓷(过去文献把白胎青瓷称为弟窑,黑胎青瓷称为哥窑),两者都是以薄胎厚釉为它的主要特色。但是,从调查发掘的情况证明,南宋龙泉窑的广大窑场,几乎全以生产白胎青瓷为主,占当时总产量的95%左右,是龙泉制瓷工业的主流。而黑胎青瓷仅见于大窑和溪口的部分窑址中,数量较少。它既不见于南宋之前,又绝迹于南宋以后,看不出它的前后发展线索。可以认为是适应当时官方订货而特制的一部分仿效官窑的产品。

南宋龙泉窑自从掌握了薄胎厚釉技术,给浙江青瓷开辟了重大发展的新局面。以大窑为例,不论白胎或黑胎的精美产品,都是胎骨细薄,釉层丰厚,色佳制精,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制作特色。因为胎薄釉厚,才能充分发扬南方青瓷精巧秀致的风格,提高它的艺术性。如果仅停留在所谓“士质厚重,极耐摩弄,不易茅蔑”的水平上,那么,它的价值就有很大局限。龙泉窑推广了薄胎厚釉技术,烧制一些胎薄质坚,玲珑端巧,美观适用的青瓷,要使之制造时不损裂,烧成后不变形,非具有高度的技术不可。南宋的手工艺品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粗朴厚重的东西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被淘汰了,代之而兴的是轻巧适用,精工细作的制品,这正反映了当时工艺技巧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提高。龙泉青瓷同样是体现了它的时代要求,突破了历代的工艺水平,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

这时施釉方法经过改进,釉层显著增厚,使铁还原的着色效果达到完美的境界。唐、五代的越窑青瓷,施釉仍以薄挂为主,釉层多在1毫米以下,故釉色较淡,青、黄不一。惟有南宋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产品,充分掌握了厚釉技术,在器物的断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经过多次敷釉的工序,有些釉层比胎骨更厚些,所以釉色晶莹青翠给人一种纯洁愉快的美感。它的优点归纳起来大约有:1.不起浮光,沉着柔和;2.色泽青翠,浑厚滋润;3.内外均匀,精致细腻;4.釉汁固着,极少流动.所谓“叩其声,铿铿如金;视其色,温温如玉。”南宋龙泉青瓷可以当之无愧。

将南宋龙泉青瓷和其它各窑互相比较,更可以进一步了解它的特色:我国古代瓷器尚青,诸如越窑、瓯窑、婺州窑、寿州窑、岳州窑、耀州窑、汝窑、湘湖窑以及北宋官窑、南宋郊坛窑等等,无不以釉色青翠著称。从现存实物考察,属于南方青瓷系统的如越窑,一般釉色较暗,接近艾青色,瓯窑的缥瓷,则以色淡为主,青中闪白;婺州、岳州、寿州的青瓷,釉色多黄褐,且斑驳不纯;至于北方青瓷系统的耀州窑、临汝窑,釉薄而透明,以黄绿色居多;北宋汝窑,制作很精,但釉色闪蓝,呈淡天青色,别具一格;两宋官窑虽有美丽的粉青釉,与龙泉黑釉青瓷相似,但都有开片,尚未能克服釉与胎之间膨胀系数的差异。只有南宋龙泉窑的白胎青瓷,釉色晶莹如玉,无论在科学或艺术的要求上,均可称上品。

至于艺术上的成就,具体地从它的造型和纹饰的优美风格中表现出来:

龙泉窑自从发展了薄胎厚釉技术,随之而来的便出现一系列与之适应的新的造型和装饰手法,使青瓷的美化效果与工艺特点密切结合。造型的巧拙,直接左右青瓷的艺术价值。南宋龙泉瓷的器形,很讲究各部分的比例、结构和线条的变化,以精致简练的技巧,严格认真的制作态度,向小而精方面发展。这时大型的器物不多,一般盘、碗之类的日用品,很少超过30厘米直径。随着南宋经济、文化的发达,瓷器的使用范围更加宽广,不仅限于日常饮食用具,在一定程度上还作为美化生活艺术品。因而它的产品种类显著增加,形式也更为优美完备。

这时龙泉青瓷的造型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从传统造型中继承下来,加以推陈出新,如葵瓣口的碗、盘、洗,如撇口小底碗、莲叶盘、莲瓣碗等,形式比前更轻巧,制作较前进步;一种是仿古铜、古玉的形制,受官窑影响,与官窑产品有很多相同的特征,如觚式瓶、觯式瓶、琮式瓶、贯耳瓶、鬲炉、鼎炉、奁形炉等,都是作为高级陈设用瓷,以满足宫廷的需要;还有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它创造了不少新的造型,表现了龙泉青瓷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如优美的凤耳瓶、鱼耳瓶,端巧的石榴瓶,著名的龙虎瓶,形式新奇的大吉瓶、塔式瓶,富于变化的贴花双鱼洗、双鱼盘,轻盈精致的荷叶碗、莲蓬碗,设计巧妙的桃式洗、琮式壶,浑厚庄重的的内折口莲瓣钵,小巧玲珑的各式鸟食罐,实用美观的莲瓣盖罐,以及船式砚滴,雄鸡香薰,三足花囊(这两件造型及釉色均很精美,原藏故宫,现在台湾。)等等,这样丰富多彩的青瓷器,标志着南宋龙泉窑在造型方面,确已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

不仿分析一下瓶类的造型,便可以知道它的变化巧妙的和独创的才能。例如:凤耳瓶或鱼耳瓶、螭耳瓶,它的基本造型是简腹、直颈、暗圈足,肩部与颈部交界处成一道倾斜的转折面,全体显得单纯、挺秀,均由直线构成。如果仅从这些来看,自然觉得比较平凡无奇。但它却运用了动物的题材塑成双耳,以生动优美的凤头、双鱼、蟠螭等形象,装饰在瓶颈两边,使动静相生,曲直有致,增加了它的艺术魅力,成为龙泉青瓷的特有形式。又如,同是弦纹瓶,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长颈、盘口、腹部扁圆,下有圈足,颈部凸起粗弦纹二周,腹径最宽处也有凸弦纹一周,整体表现出安定稳重和明朗大方的特点;而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弦纹环耳瓶,则腹部较深,颈部较短,颈、肩、腹三者之间无明显的分界,由一条曲线连结组成,在颈部饰着双环耳,与通体的细弦纹相配,器形便显得柔和丰腴。两者的处理手法各不相同,而都各有特点,一刚、一柔,并皆佳妙。

采用瓜果和花卉的形态来设计器形,又是南宋龙泉青瓷另一特色,如荷叶盘、莲蓬碗、桃洗、菱花盘、葫芦瓶、白菜瓶、海棠瓶、瓜式壶、莲花式和橄榄式鸟食罐等,广泛运用自然界植物的题材,赋予青瓷优美活泼的造型,突破几何形曲直线规律的束缚,扩大瓷器的造型领域,从生活中来,并用于生活中去。例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南宋桃式洗,器形是一个半剖的桃子,近蒂处还有一片桃叶紧贴在口沿一边,它不同于如实的摹仿,而带有浓厚的装饰风格,同时也很适合于该器的用途。所谓“模范端巧”,不仅体现在“匠工得法,方圆大小皆中规矩”,更在于能在规矩之中创造新意。反映了龙泉制瓷匠师们的艺术才能。

在纹饰方面,南宋龙泉青瓷的艺术手法,也是很值得重视的。一切瓷器的纹饰,必须根据它的胎质、釉色和造型等特点进行艺术加工,目的是为了加强器物的美感。历代优秀的匠师无不刻意研究,运用各种不同的技法,使纹饰与工艺要求和美化要求尽可能取得统一,而不是为装饰而装饰。所以各朝代的瓷器因质料、制法和造型的不同,纹饰也随之各异。纹饰的繁、简或有、无,不能作为评价瓷器的准则。例如:唐代越窑的纹饰,以简见长;而五代越窑的纹饰,则以繁取胜;宋代汝、官、哥、钧等名窑,大多不加任何纹饰,仍不失其艺术价值。反之,不考虑胎、釉和器形特点而滥施纹饰,不但画蛇添足,而且也达不到美化要求,导致设计的失败。

龙泉青瓷到了南宋,装饰上的主要优点在于充分结合薄胎厚釉技术和精致轻巧的造型,运用最简练的艺术手法,创造了新的风格。过去的刻划花和篦纹已渐次淘汰,新兴的堆贴花、浮雕和弦纹得到广泛的采用。为了使纹饰玲珑凸出,不为厚釉所掩,就不能沿用凹下的线条构成的划花和篦纹或近于平面的花纹,而必须改用与凹线和平面相反的方法来解决厚釉与纹饰之间的矛盾。因此,这时的纹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凸起于器胎和表面。它既不会使薄胎有破裂之虞,又可使纹饰在厚釉层中易于显露。且因胎面与纹饰有了一个空间距离,釉层烧成后积聚的厚度就不一样,形成了所谓“出筋”的现象,很自然地出现釉色的浓淡变化。

从南宋的遗物来看,龙泉青瓷的纹饰种类虽不甚多,但是装饰得却恰到好处。那些弦纹瓶只利用几道距离不等的弦纹,便给器形增加了变化,丰富了它的节奏感。又如在碗上饰着一周浮雕的莲瓣纹,玲珑饱满,和器形浑成一体。或者在盘、洗中间贴着模印的双鱼,掩映于青翠的釉层中,生动活泼,引人喜爱。至于在桃洗上仅装饰一片桃叶,就能加强桃子形象的特征。这些纹饰精练简洁,没有多余的堆砌,出色地发挥了装饰美的作用。它不象汝窑和官窑,专注重造型、器物多属素面;又不象元、明的龙泉窑满堆纹饰,琐碎迫塞,多而不精。而是造型与纹饰同时并重,配合巧妙,大方自然,所用的花纹都是些平凡习见的题材,却能获得不平凡的艺术效果。

过去有些人把龙泉青瓷有无开片,是否紫口铁足或原砂底,来评定它的价值。甚至把它说成是青瓷的艺术特点。这是不对的。紫口铁足和原砂底,是因为胎质不同,在烧成中露胎部分所呈现的颜色,它与装饰无关,也不产生美化作用。况且开片和紫口铁足,在两宋官窑中早已存在,不是龙泉青瓷独有的风格。

南宋龙泉青瓷,已经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取得辉煌的成就,它的品种形式之丰富,造型、纹饰和釉色之精美,是青瓷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它有许多优点:如深厚的民族传统,鲜明的地方特色,大胆革新创造的精神,认真的制作态度和熟练的艺术技巧等,它以优秀的风格,完美的产品,博得中外的赞扬,享有很高的评价,它的这些优点,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当然,南宋龙泉青瓷也存在一定的缺点,例如:窑室构造不够完善,一切都靠手工操作,火候控制不匀,釉色很难稳定,粉青、梅子青、炒米黄、茶褐、墨绿等釉色同时并存,餐具、茶具,釉色无法配套。而且成品率低,变形、开裂、缩釉、粘釉、气泡、串烟等现象,仍相当普遍。还有一部分过于细薄的器物,只供欣赏,易于损坏,实用性较差。又因薄胎的关系,不适宜制造大型产品,在用途上不够宽广。但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不过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它的成就无疑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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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及之我见


龙泉窑青瓷以其青翠如玉的釉色闻名于世,目前还未见到宋代以前记载龙泉青瓷的文献。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王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似乎告诉我们龙泉青瓷早在五代就已被宫廷所青睐。上世纪90年代杭州南宋皇宫遗址大量出土南宋龙泉窑青瓷残片无可置疑地确定了龙泉窑的地位,元大都、南京、北京等皇家遗址都大量出土宋、元、明龙泉青瓷残器,足以说明龙泉窑贡瓷从五代到明早期从未间断,以满足于当时最高统治皇朝的需求。

对于南宋时期在龙泉是否设置过官窑,在古陶瓷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曾有观点认为“南宋龙泉溪口窑黑胎青瓷与南宋杭州郊坛下官窑无论是造型和釉色难分伯仲,最大的区别是郊坛下官窑多数有支钉垫烧,而龙泉溪口窑是没有支钉烧制的”。我不知道这位学者对龙泉窑了解有多少,至少他没有见到过宋龙泉支钉烧,其实南宋龙泉溪口和大窑都曾采用支钉垫烧法,而且不但有黑胎支钉烧,也有白胎支钉垫烧。

笔者收集了一些出自于龙泉窑址和杭州工地的南宋龙泉黑胎青瓷和支钉烧标本,这类龙泉黑胎青瓷做工之精致比之郊坛下官窑毫不逊色,有的精美度比宋官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胎釉特征为薄胎厚釉,紫口铁足,还有土黄与砖红足是窑温欠烧或过烧形成的,釉色有翠青、粉青、天青、米黄、灰青,多数开冰裂纹、鱼子纹,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百圾碎相似。

支钉烧法早在唐代四川邛窑就已出现,五代耀州窑也有支钉烧法,北宋汝窑更是把支钉烧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细如芝麻,精致无比,南宋官窑继承了北宋官窑和汝窑的支钉烧法,而龙泉窑的支钉烧法显然是受宋皇室南迁的影响,在南宋前期的龙泉大窑就发现过白胎支钉烧的碗底,此碗底足外撇,六枚支钉垫烧,从削足技法看明显有北宋遗风。从制瓷技术工艺角度上看,支钉烧法是不利于成型的,应该说垫饼支烧更能提高制作成型技术。为什么当时龙泉窑工弃易用难呢?这些支钉烧制的龙泉仅仅是为了仿制官窑或汝窑吗?显然不是,况且龙泉支钉烧法不会晚于南宋官窑。我国一些著名陶瓷学者通过现代科学数据分析龙泉黑胎青瓷与传世哥窑的化学成分相差悬殊,由此推断龙泉哥弟窑之说纯属传说。龙泉这批精美绝伦的黑胎青瓷被否定哥窑后又有仿官窑新说,目前大多数古陶瓷学者都普遍认为龙泉黑胎青瓷是仿南宋郊坛下官窑。可是问题又来了,目前尚无人把龙泉黑胎青瓷和郊坛下官窑用现代科学手段分析其正确年代,如果龙泉黑胎青瓷早于郊坛下官窑,那么仿郊坛官之说的可靠性也不复存在,如果是同处一个年代你又凭什么说是龙泉窑仿烧郊坛下官窑呢?

况且龙泉窑址从五代北宋至元明的堆积层从未断过,而郊坛下官窑只不过是宋皇室南迁后才建造的,如果龙泉青瓷排除仿官可能性,那么它是哥窑吗?根据杭州老虎洞窑址考察结果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科学测定,老虎洞窑址元代地层中出土的青瓷与传世哥窑的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相同。这结果印证了元人孔齐《静斋至正直记》载“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辩”’,恰巧说明了元代老虎洞窑是仿官之作,也可以推测文献上记载的宋哥窑就是龙泉黑胎类青瓷,而老虎洞元代仿官之作因历史上的战乱和古人的错误认识渐渐演绎成哥窑。其实李辉炳先生早年就提出,考古学者在龙泉窑址发掘的黑胎青瓷的特征与文献记载的哥窑是一致的。本来哥窑的面目已水落石出,可就是因为所谓的传世哥窑为老虎洞元代仿官的历史错误定位给哥窑蒙上一层面纱,使哥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反而真正历史上宋代龙泉烧造的哥窑一直被世界各地博物馆定为宋官窑,清官旧藏定为南宋官窑的至少有部分是典型的龙泉烧造,于是乎北宋官窑、郊坛下官窑、哥窑、修内司官窑、龙泉黑胎青瓷,完全混淆在一起难辨是非。

有学者提出,最早谈及哥窑的是明宣德三年的《宣德鼎彝谱》,后来嘉靖时郎瑛所著的《七修类稿续编》载:“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唯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多断文,号曰百圾碎。”清光绪《龙泉县志》及《燕闲清赏》、《博物要览》等文献都提到哥窑,但是没有发现宋元文献提及哥窑,于是便否定哥窑是宋代的,这种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宋元文献尚未发现有关哥窑记载,但并不等于宋代没有哥窑。我想明代《龙泉县志》记载哥弟窑之说绝非是空穴来风,因古人编撰的县志往往最忠于前人之作,宋元明清相互继承,只可惜至今尚未发现宋元《龙泉县志》,也使历史上的宋哥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陈万里先生是我国陶瓷考古界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并把窑址实地考察与现代科学和书本知识相结合研究的开创者,他曾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当时交通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共八次去实地考察龙泉古窑址,这种对龙泉古瓷钻研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他在1941年9月19日的日记上这样写到“此次来龙,曾听某估(估当时是指古董商人)说龙泉古窑址出来黑胎物品,到了上海,专销几位研究古瓷的外国人,就说是杭州乌龟山出来的东西,并且说得煞有介事的,哪一处地方出土,出土的情形是怎样,当然还要编造一串假事实,于是一件龙泉黑胎物就可以冒牌出卖它一个高价。事情既然是这样,所以龙泉的黑胎,虽说是有了这样的幸运,其实可惜了龙泉的真价值,而竟戴上了毫不相干的乌龟山官窑的高帽子。”

看到这里,我深感惆怅,因为陈列各国博物馆的很多龙泉黑胎青瓷至今还戴着杭州官窑的帽子,在学术界龙泉黑胎又戴上“仿官”之名称,大窑烧造的一批精细南宋龙泉又出现“杭窑”之说,现在龙泉哥窑之说又变得虚无缥缈,究竟龙泉黑胎瓷器的真正面目和地位在哪里?相信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以及考古界的努力,历史总会澄清龙泉窑黑胎青瓷的真实面目!

龙泉青瓷的艺术特色及文化内涵


古代崇尚青瓷,对白瓷不很重视,认为白瓷太刺眼,锋芒毕露,而青瓷温柔敦厚,委婉含蓄,能变幻出许许多多不同感觉的青绿釉色,既体现闲散淡远的自然美,又符合中庸、中和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教思想。龙泉青瓷不但具备了青瓷所共有的为世人广泛接纳的秉性,而且从南末中晚期起,以先后创烧出粉青、梅子青等不同凡响的釉色而独树一帜。这些釉色主要是釉料的改进而出现的,由传统的石灰釉改变为石灰一碱釉,使釉料的高温性能大大改善,多层施釉或釉层加厚后,高温中不流泻,釉层丰厚滋润,釉色温柔动人,仿佛用翡翠雕琢而成,这就是所谓的“类玉”。对于玉,中国的传统文化赋予它独特含义。《荀子·法行》里有孔子论玉的—段话:“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儒教思想以玉喻示了人的许多美德,玉因此历来被十分重视,诚如民国时古玩家赵汝珍先生所云:“古代视玉之重,几乎物可与争衡,用玉之广亦无物可以拟举,凡国家重要典信无不以玉为之,重要典礼无不以玉成之。社会人文庶民活动往往以玉为中心,故国家玺印、祭礼乡宴,朝会征聘、盟誓歃血、乐器律器、男女发饰服饰、男人冠饰带饰、女人耳饰腕饰、文房用器、酒器、食器、饮器、佩饰、笏版等无一而不用玉。”类玉的龙泉青瓷自然深受古人的欢迎,其器形及功用大量涉及玉器的文化、艺术、习俗乃至宗教、政治等范畴。在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龙泉青瓷因为有翡翠般的釉色,人们便像珍爱翡翠那样珍爱它,而这种人见人爱的东西据说是用泥巴烧制而成,更让人感到伟大而不可思议。在伊斯兰教,也就是回教人眼里,青绿色正是他们崇尚的吉祥颜色,如同中国人以红色为吉祥色,过年过节挂红彩、发红包,他们以青色彩带装点家居,分送青包。因此,龙泉青瓷被伊斯兰教认为是吉祥物,其钟爱的程度可想而知。

龙泉窑在南宋中晚期出现过一类黑胎开片瓷器,其特点是胎黑色或褐色,胎质较疏松,釉色有粉青、灰青、蟹壳青等,釉层丰厚,常由多次施釉素烧,然后一次烧成;釉面冰裂多为几何形,极碎者称“百圾碎”,另有鱼子纹等,偶有象形图案。器物口沿呈紫色,足部露胎处呈铁色,即所谓“紫口铁足”。紫口有两种形式,一种口沿满釉,烧制时受到高温后口沿釉薄,映出胎骨颜色,另一种为了叠烧, 口沿一圈刮釉呈芒口,出现紫口。此类产品以造型、釉色及釉面开片取胜,因为开片难以人为控制,裂痕无意而自然,可谓天工造就,每件器物开片不一,绝无雷同,更符合自然美的审美观念,因此格外珍贵。

白胎类产品露胎处呈橙红色(俗称“朱砂胎”或“朱砂底”,为龙泉青瓷又一特色。这种现像由烧成后冷却阶段经二次氧化造成。青翠的釉色,配上橙红的底足或露胎图形,产生了一种赏心悦目的效果,因此,自南宋中晚期起,尤其在元代,运用露胎的作品屡见不鲜,人物塑像的脸、手、足等,盘类器物内底贴饰云、鹤、龙、花卉等,装饰独显神韵。

龙泉青瓷的纹饰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它既充满了历代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时代信息,又是各时期审美观念、艺术情趣等诸领域的曲折反映。通过纹饰,能隐约窥测历史的痕迹;通过对历史与纹饰关系的理解,对器物时代进行鉴别。

龙泉青瓷纹饰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宗教题材,如受佛教影响的莲瓣纹、八吉祥、万字纹等。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影响很大,莲瓣纹在南朝时已在青瓷纹饰中相当流行,并常盛不衰,在器物的外壁用刻、划、雕、印等手法饰以仰莲或覆莲在历代龙泉青瓷中十分常见,八吉祥、万字纹在元代时有所见。又如受道教影响的八卦、八仙、神仙等,也于元代起开始较多出现。

植物题材,主要为花草、瓜果等,如莲瓣、莲花、牡丹、梅、兰、竹、菊、桃、葵、菱、芙蓉、芍药、蕉叶、蔓草、灵芝、葡萄、石榴、枇杷、牵牛花等。一些花卉图形在元代前已出现,而大多数元代起较为流行。

动物题材。如龙、虎、鸡、狗、凤、鹤、鱼、龟、鹿、羊、鸟、昆虫等。鸡、狗等在北宋时被捏塑成瓶类盖钮已出现,龙、虎在南宋时被堆塑在瓶的肩部成为特有器形龙虎瓶,凤、鱼等则在南宋前期就被配以云、水、花、草纹等刻划在盘、碗等器物上。大多动物题材纹饰从元代前开始流行,至元代达到了高峰,像内底贴饰鱼纹的双鱼洗就是元代典型器形。

人物题材。多出现在明代的产品中,这与明代崇尚理学有关。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历史人物故事碗,即在碗的内壁印上几组人物,每组为一个故事,有些在人物图形旁还印上说明文字,如“孔子泣颜回”,另一类是戏曲人物瓶,即在瓶体一周贴饰数个戏曲人物造型。

文字题材。一类是纪事、纪年的铭文,如“天下太平元丰三年闰九月十五圆日愿烧”铭文双耳盖瓶,“大清顺治八年制”铭文青釉刻花瓶。另一类是窑名印记或吉祥语,一般用印戳印在碗、盘、高足杯类器物的内底,如“项宅正窑”、“刘”、“张”、“顾氏”、“早攀仙柱”、“日高”、“吉昌”,有些与图形搭配组合,如在“福”字旁印饰鹿纹,以寓福禄双全。还有一类即蒙古八思巴文,大多为百家姓氏与吉祥语,有八思巴文单独使用的,也有与汉字搭配组合的。八思巴文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正式颁行,是元朝政府强制推行的新文字,但受到极大阻力,饰有八思巴文的瓷器,目前发现除龙泉窑产品外,只有福建德化屈斗官窑产品。

根据划分的标准不同,尚可分吉祥类、寓教类等。一般来说,龙泉青瓷纹饰可谓纹必有意,意必吉祥。龙凤的至尊吉祥,鱼虫花草的祥和安宁,鸟兽之和谐,铺兽之庄严,松鹤之长寿,牡丹之富贵,莲荷出污泥而不染,兰之清雅,菊之高洁,以及福禄寿禧、金玉满堂,无不寄托了窑工美好的祝愿与向往。从发展历程来看,龙泉窑南宋重造型,重釉色,元代起重纹饰;器物造型早期较高大,南宋时端巧稳重,元代起渐趋高大,明代后日渐瘦长。

南宋龙泉溪口窑炉


今年春天,我重访浙江龙泉窑,到离龙泉大窑村不远处的溪口窑考察。溪口村有大麻、墩头、坳头等窑址,我还捡到那种黑胎青釉俗称“铁骨”的瓷片,

当地人谓曰“夹心饼干”,在杭州老虎洞修内史窑,我见过类似的瓷片。釉色以粉青为主,有的似碧波,有的如翠玉。其特征为“紫口铁足”和自然开片,产品流溢着一种古朴而奇特的审美意趣。

当地朋友将一尊溪口窑鼎式炉残器相赠,说是早年在此拾得,供我作研究之用。回沪后我请上海博物馆蒋道银先生将其精心修复,人们得以看到此器物的原貌。炉高7厘米,直径9厘米,葵口平撇,三足鼎式炉,颈部自然收束,瓜棱形腹,里外通体施青釉,釉面有不规则的开片,呈半透明状,玻璃质感很强,足底露胎,釉与胎的连接处,留有褐色边痕。香炉造型典雅高贵,尽显风流,应为南宋时期的遗物。

名闻世界的龙泉青瓷,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被收藏家追捧。我知道龙泉还有溪口窑,是看了中国古陶瓷先驱陈万里先生龙泉考察报告,引起我的关注,里面写到了溪口窑。在1938年9月,陈万里第二次赴溪口调查,认为此处系古代龙泉烧瓷精华所集。他在笔记中指出:“溪口大麻之有窑,原为典籍所不载,我于民国二十三年发现以后,曾将所获碎片与同好者商讨,并于浙江文献展览会上陈列之,于是湖滨骨董贾客,始知大麻二字,其黠者因此遂能道及溪口大麻,历历如数家珍。”陈万里认为:此地“颇多仿自铜器之式样,其为沿袭两宋官窑之作风,昭然可见,此实为龙泉造瓷中之黄金时代。”从陈万里的笔记中,我们看得出溪口窑在龙泉具有崇高的地位。陈万里甚至一度认为这里就是哥窑的产地,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放弃。

“绍兴和议”后,江南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南宋朝廷则偏安于江南一隅,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不仅祭祀、陈设、饮食需要大量瓷器,而且不少瓷器用于赏赐。北方窑工“随驾南来”,纷纷涌入浙江,集中在龙泉窑的各个窑场从事瓷业生产,为龙泉生产官器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资源。溪口黑胎青瓷无论是产品种类、器形设计、工艺特色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均受到北宋中原诸多名窑的影响,其中受到汝窑影响最深。这类黑胎青瓷很可能是出自北方窑工之手,可以说是北宋汝窑青瓷在龙泉的延续。

陈万里当年无法确定哥窑产地的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来自各地的古董商发现龙泉窑址后,使遗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据一些老农回忆,当时中外古董商纷至沓来,云集溪口一带,雇用当地农民对窑址进行大肆挖掘,并廉价收购所掘遗物,遗址已被翻了几遍,其破坏程度之严重可想而知。我见过当地人收藏的一些哥窑瓷片,同传世器物十分相似。但是单凭几片碎瓷残件,无法判断是否就是哥窑遗址。遭遇到当年陈万里同样的困惑。

在此烧造宫廷用瓷是毫无疑问的,离这里不远处发现明代官器遗址。这里出土的陈设品许多是仿商周秦汉青铜器及玉器造型,受到赵氏帝王倡导的复古风气的影响。这尊溪口窑鼎式炉,让我浮想联翩,这类黑胎厚釉青瓷真是“袭故京遗制”而生产的吗?南宋龙泉窑同杭州修内司官窑存在何种内在联系?我们期待着考古发掘提供新证据。

龙泉青瓷的特点


中心窑场在浙江龙泉县的大窑和金村。这是浙江西南部一个瓷窑体系,在龙泉、遂昌、青田、云和、丽水等处都有类似的窑址,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生产能力很强的瓷窑体系。这里宋代属处州,故又称其作品为处器、处州瓷。生产时间从北宋至明代。明朝嘉靖万历以后逐渐衰落。

龙泉青瓷生产最发达的时期是宋元时期,产量很大,无论内销或是外销,无论在陆路交通线上还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国家和地区都发现很多,其他各窑无法和它相比。

龙泉青瓷的特点。北宋龙泉青瓷的特点是玻璃质釉,釉层薄,釉色为绿色,比较清淡,灰白胎,质地较粗,胎体厚重,造型古拙,口沿很薄,弧度较大的部位很厚,底部和口沿的厚薄相差四至五倍,因为原料加工不细,没有羼入改进瓷土性能的物料,焙烧时容易变形,工匠在制作时就在承受压力最大的地方增大厚度,所以造型厚重。南宋龙泉青瓷发现有“姚宅富位”铭文的瓷盘,这是用瓷人家订烧的标记,说明当时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订货。这个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器物除日用器皿如盘、碗、瓶、罐等类以外,还有室内陈设所需的艺术品,如祭器、仿青铜器、仿古玉器等。造型多样,质量比北宋精致考究,线条洗练,制作规整,结构合理,有灰白胎和铁骨胎两种。釉色有梅子青、粉青、月白、蟹壳青、鹅皮黄等。由于多次施釉,釉层厚,莹润光洁,有美玉般的质感。

明代《浙江通志》等文献记载,相传在龙泉地区有章氏兄弟擅长烧瓷,其兄名章生一,弟名章生二。弟弟章生二以生产青瓷为主,平时所说的龙泉青瓷也称弟窑。把哥哥章生一生产青釉开片瓷称为哥窑。这实际是误传。龙泉县境内根本就不存在章生一、章生二办窑的任何遗迹,也就是说在龙泉窑系中没有特别的哥窑和弟窑之分。只是龙泉青瓷部分窑场,在南宋和元朝时期受官窑的影响,生产出一种品位较高的青瓷。有的为浅灰胎,有少数为黑褐色的铁骨胎。胎体薄而致密,器边(如口沿、圈足底)隐露胎色。釉面开大小相错的冰裂纹,大片者色深,呈铁褐色,小片者色浅,呈金黄色,人们称为“金丝铁线”纹。这类作品在部分作坊中生产,而生产这类作品的作坊,仍然是以生产龙泉青瓷为主。人们将这种有“金丝铁线”纹的瓷器称为哥窑。哥窑瓷器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被后人列入宋瓷的五大名窑中。目前学术界对哥窑存在与否、窑址在何处意见不一,尚需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中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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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龙泉青瓷


龙泉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浙闽赣边境。在这片山清水秀、物华天宝的绿色大地上,不仅拥有全国领先的生态,更有悠久独特灿烂的文化传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的龙泉人民创造了辉煌的龙泉青瓷文化和龙泉宝剑文化。龙泉青瓷和龙泉宝剑成为中国两大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让龙泉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正如著名地理学家陈桥驿所说的“在全省,甚至在全国,龙泉都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县份”。

龙泉青瓷始于三国两晋,经10世纪前期的五代至北宋初具规模,南宋进入鼎盛时期。龙泉窑是我国历史上烧制时间最长、窑场分布最广、产量最大的窑系。龙泉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柔润而卓越不凡。龙泉青瓷产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釉面开片的黑胎青瓷,称“哥窑”,与官、汝、定、钧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一种是白胎和朱砂胎青瓷,称为“弟窑”。龙泉青瓷历代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并从宋代开始以主角的身份参与开拓了漫长的世界“陶瓷之路”,远销亚、非、欧等地的43个国家和地区,因而国际各大博物馆、文物收藏家均以拥有龙泉古青瓷为荣。到了明朝中后期开始,龙泉青瓷逐步走向衰落,到解放前几乎断烧。1957年,周恩来总理作出了“要恢复祖国历史名窑生产,尤其要恢复龙泉窑和汝窑生产”的指示。从此,龙泉青瓷踏上了一条复兴之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龙泉青瓷不仅得以恢复,并得到历史性的复兴。随着先进科技的引进和传统工艺的不断挖掘,现代龙泉青瓷展示会挺进杭州,入驻上海,亮相北京,承办了全国第七届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活动,在全国刮起一股收藏龙泉青瓷的“龙卷风”。现代龙泉青瓷继承了古代产品特色,并开拓创新,历年来在各类全国性评比中屡屡夺魁,其精品被誉为“国宝”,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和收藏,并为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提供礼品。2006年,龙泉青瓷烧制技艺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并涌现出了徐朝兴、毛正聪、夏侯文、张绍斌等4位国家级青瓷大师和9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为进一步弘扬龙泉青瓷文化,做大做强龙泉青瓷产业,龙泉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中兴龙泉青瓷”的奋斗目标:一是龙泉青瓷艺术水准创历史新高,追步哥窑、媲美章生、赶超宋元,成为当代中国青瓷艺术中心;二是龙泉青瓷产业化程度创历史新高,日用瓷、包装瓷、工业瓷短腿补长,百花齐放,成为浙江最大、国内知名的青瓷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三是龙泉青瓷知名度创历史新高,龙泉的瓷文化和青瓷精品走向世界,扬名中外,成为国际重要艺术品拍卖机构追捧的宠儿,包括大窑在内的青瓷探秘游,成为黄金旅游线,龙泉青瓷成为龙泉、浙江乃至中国对外开放的一张真正金名片。

今年是周总理指示恢复龙泉青瓷生产50周年和与龙泉青瓷结下不解之缘的陈万里先生诞辰115周年。为此,我们决定在2007年11月15日-18日承办第二届中国龙泉青瓷·龙泉宝剑节。从龙泉青瓷高峰论坛、龙泉青瓷城奠基到五大名窑大师陶艺展、青瓷之光成就展,涵盖了高层次、高水准、高要求的庆典节会内容,将是一次汇聚专业高端人士智慧、吸引中外陶艺爱好者眼球的盛大节会。

我们必将迎来中兴龙泉青瓷的新时代。(本文作者为中共龙泉市委书记)

龙泉青瓷的复兴之路


龙泉青瓷的复兴之路龙泉青瓷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南朝时期,龙泉汉族劳动人民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婺窑、瓯窑的制瓷经验,开始烧制青瓷。在南宋时烧制出了晶莹如玉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标志着龙泉青瓷达到了颠峰,青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赏之让人心情畅然。从宋元至当代,跨越千年,龙泉青瓷经历了一个从鼎盛、消失、苏醒,到发展、复兴的历程,龙泉青瓷的千年窑火,在当代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龙泉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以生产青瓷著称,庞大古代窑址支撑起了著名的龙泉窑。据考证,青瓷的诞生始于汉代,瓷器质量以浙江的越窑为最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浙江丽水地区陆续发掘一批三国两晋时期的古墓,墓内出土的瓷器与越窑瓷器略有差别,被推测为龙泉窑早期的产品,龙泉青瓷源于五代越窑“秘色瓷”的历史由此向前推进了600多年。宋元之际,龙泉弟窑青瓷的烧制进入鼎盛时期,经过历代窑工的智慧和技巧,这里烧制出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青瓷,青瓷“绚烂之极,复归平淡”的审美境界正符合宋代美学思想,客观上也促进了宋代青瓷的发展。南宋时龙泉烧制出晶莹如玉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更是让龙泉青瓷的发展达到顶峰,前后辉煌了数百年。除此以外,青瓷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瓷器爱好者的喜爱。但是,到了明中后期,随着皇室品位的改变,龙泉青瓷逐步走向衰落,到20世纪初,龙泉青瓷窑火几乎完全熄灭,曾经窑火通明的窑址群已荒废为一片荒丘,只留下遍地的碎瓷片。1957年,周恩来总理作出了“要恢复祖国历史名窑生产,尤其要恢复龙泉窑和汝窑生产”的指示。从此,龙泉青瓷踏上了复兴之路,由8位专家组成仿古小组,在1958年春天点燃了恢复龙泉青瓷的第一炉窑火。改革开放以来,龙泉青瓷不仅得以恢复,并得到历史性的复兴。2006年,龙泉青瓷烧制技艺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9月30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成为迄今为止陶瓷类唯一一个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陶瓷技艺。在这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促动之下,当代龙泉青瓷迎来了黄金发展阶段。2013年,龙泉青瓷全年产值超过12亿元,而且以年均22%的量增长。当代龙泉青瓷展开有力的探索,不仅在烧制技艺方面有所发展,在艺术创造上更是结合当代审美趣味,具有当下文化特征,风貌更富有时代感,创造出当代的青瓷,这是其取得成绩的关键。在有些方面,当代龙泉青瓷已远远超越了古代。首先,在材料方面,“过去的原材料没有当代这么细腻,当代青瓷在原材料和釉色的处理方面都胜于过去,烧制出的当代青瓷更细腻、温润,更近似于玉质,改变了瓷器的整个面貌。”从烧制方面来说,过去柴窑烧制温度不均匀,现在用液化气炉烧制,受热均匀,能精确达到烧制温度和要求。此外,青瓷的造型和器型也在不断变化,更符合当代人的需求和使用。龙泉青瓷已经进入又一个巅峰期,无论是科技水平、艺术水准、工艺能力还是创新理念,较之古代都具备了更加完美的基础,甚至个别领域已经大大超越了古人。现在龙泉青瓷已走向全面复兴之路。整个青瓷产业注重分级式的发展:一方面大力发展大众消费市场,以高品质的生活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日常需要,价格不高,但品种众多。另一方面是发展高端工艺品收藏市场,主要为了满足当代人工艺品收藏与投资需求,让青瓷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此外,龙泉青瓷还与绍兴老酒、洋河酒、四特酒、五粮液、牛栏山、茅台等名酒品牌合作,大量为其提供精品瓷器酒瓶。“出现专门大量生产餐具、茶具的专业化大型企业,产量不断增加,市场越来越成熟。高端艺术品、大众化的生活消费品、包装类的批量化的产品各占青瓷的30%。”经过几代人50多年的努力,现代龙泉青瓷在继承和仿古的基础上,更有新的突破,成功研究出紫铜色釉、高温黑色釉、虎斑色釉等釉色。在装饰工艺上,开发出青瓷薄胎、青瓷玲珑、青瓷釉下彩、哥弟窑结合等形式。千年古瓷重新焕发光彩,将青瓷的烧造质量和品种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具有创造性的龙泉青瓷从拉坯到烧成,都是纯手工制作,且是个人单独完成,就配方而言,人各一方,具有很强的个性化,是创造性的艺术品。涌现出了徐朝兴、毛正聪、夏侯文、张绍斌4位国家级青瓷大师和9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现在世界各著名的历史博物馆大都有龙泉青瓷陈列专柜,许多收藏家、鉴赏家更是对龙泉青瓷情有独钟。在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珍藏的中国古代陶瓷数量多达1.2万余件,其中,龙泉青瓷占据大多数。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皮宫收藏的龙泉窑青瓷精品有1300件之多。故宫博物院为龙泉窑瓷器收藏重镇,藏品多达800余件。而随着当代龙泉青瓷技术和艺术水准的不断提升,尤其在列入世界级非遗名录之后,当代龙泉青瓷被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机构陈列和收藏,受到博物馆机构的广泛关注。当代龙泉青瓷不仅继承传统青瓷艺术,而且在材料创新、釉色、设计、造型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工艺和技术都在提高,不断有当代的审美融入,将自然、典雅的龙泉青瓷艺术推向了更高境界。龙泉青瓷工艺技术和造型题材的不断创新,使当代龙泉青瓷更富有观赏性,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和收藏价值。青瓷发展秉承以史为根、以德为先、以艺为魂、以质为重的理念。龙泉青瓷虽然发展较晚,但其规范化的运作,已使得龙泉青瓷成为几大名窑中恢复得较好的。

龙泉青瓷的发展历史


在英文中“CHINA”(瓷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代名词,可想而知中国的陶瓷文化在世人眼中占据了何等独特而至尊的地位。古代陶瓷是随着社会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工艺美术,从古至今产生了无数的绝世精品,而瓷中之母当数青瓷。

我国青瓷烧制技术源远流长,浙江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自商周时期原始青瓷到东汉以来的成熟青瓷,晋代的“缥瓷”,唐越窑的“秘色瓷”,直到龙泉青瓷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从早期青瓷的青黄、淡黄到后来的纯青等色,浓艳浅淡,但都无不以青为尚。青瓷有“雨过天青”之雅,有阿拉伯人称“海洋绿”之幽,更有“类玉”、“类冰”之青质,兼得苍天、青山、绿水、碧玉之万般灵秀。龙泉窑青瓷就是诸多青瓷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龙泉青瓷是我国制瓷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窑系,窑址在今浙江西南部山区。龙泉青瓷肇始于三国,兴起于北宋,在南宋到元达到鼎盛,明代中晚期后开始衰落,其生产历史长达1600多年。作品主要以釉色吸引人,是最著名的颜色釉瓷器品种。施釉往往多次,釉较厚,玻璃光感很强。龙泉窑的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白中泛青。釉层柔和无开片,足底露胎处呈赭红色,俗称“朱砂底”。驰名中外的龙泉窑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釉质晶莹的青玉,其色调可与翡翠媲美,达中国古代青色最佳的境界。按照叶英挺的理论,龙泉青瓷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五代到北宋早期、北宋后期到南宋、元明。

龙泉青瓷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五代到北宋早期

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石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是瓯江的重要发源地,所以不仅为制瓷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而且还为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水路运输便利,自然条件十分优越。

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利用本土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和瓯窑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制作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但是,到五代和北宋,吴越国的统治者为了俯首称臣,每年向中原君主供上不计其数的“秘色瓷”,以示修好。如此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泉窑便以担负这样一个“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当时,龙泉窑业初具规模,烧制青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加上越窑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得以迅速提高。

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器皆为淡青色釉瓷,胎骨多为灰白色,少数灰黑色。胎壁薄而坚硬,质地坚实、细密。虽然龙泉的地理位置偏僻,但境内有瓯江流经其间,载重货船可以从龙泉县城沿江而下直达温州港,水上交通的开发,使龙泉窑系绵延数百公里,甚至影响到闽北的窑口,在这范围内生产的瓷器都是龙泉窑的风格。龙泉窑的制瓷作坊大多数建造在河流或溪沟两旁的山麓上。窑匠们在山的缓坡上建龙窑,窑旁小块平地造作坊和住宅,窑和作坊连在一起,布局合理,操作方便;山上有树木,附近有瓷石矿,生产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方便;附近的溪水与河流,既可为作坊提供工业用水,又可通过船筏等水上运输工具将产品运往销售地。

从五代到北宋中期,龙泉一跃成为江南第一名窑。那些被无数人所吟咏赞叹的“秘色瓷”,也正是龙泉青瓷演绎它美仑美奂传奇的开始。

北宋后期到南宋

南宋可谓龙泉窑的黄金时期,青瓷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而北方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争所破坏,瓯窑和越窑也相继衰落。到南宋晚期,由于北方制瓷技术的传入,龙泉窑结合南艺北技,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

这一时期,龙泉窑出现了一种碧玉般的厚釉瓷,这种厚釉瓷分黑胎和白胎两类。同时,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对外贸易,于是龙泉青瓷就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成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对外贸易产生的大量需求带动了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烧制技术质量不断提高。

南宋末期,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粉青和梅子青的烧制成功,巧夺天工,在我国瓷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粉青、梅子青是公认的青瓷釉色的巅峰,它不仅意味着龙泉窑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本身也包含了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南宋龙泉窑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传承古代青铜器演变而来的,如尊式瓶、鼎式炉等。人们在审视这些玲珑隽秀的南宋龙泉窑青瓷时不免要发出惊叹,它们身上带着太多官窑器的影子。官窑作为一种垄断,绝对不允许民间仿制,龙泉青瓷与官窑器的相似恰好说明了它受到了官窑器的影响。虽然现在尚未找到南宋龙泉设立官窑的明确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宫廷很可能派遣了技术人员和官僚在龙泉等地监制“贡器”。

元明

或许元代统治者欣赏不了那种精致细腻的艺术,但瓷器仍然是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点缀。元代的龙泉窑依然为宫廷和贵族烧制瓷器,龙泉窑出现的八思巴文瓷器,便是一个力证。元代的龙泉窑瓷器在风格上更是焕然一新。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远销国外。

1975—1977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1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元后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此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釉层减薄,器皿釉色青中泛黄,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

而明代龙泉窑青瓷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残片中仍可看出元代器物的影子。比如其烧制工艺就延续了元后期底足包釉,用垫盘等支烧的方法。而且元代为明代龙泉官窑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尤其是一些器型硕大者,对于烧制技术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些大件瓷器的烧成可能与元代窑制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元代龙泉窑的窑型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与宋代窑制无异,只在长度上略有缩短。据目前掌握的发掘资料,北宋龙窑有长达80米以上的,元代龙窑则缩短了长度。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到了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此后,青花瓷兴起,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龙泉窑窑口纷纷倒闭,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但是,明代龙泉窑也有精品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如果将这些瓷器联系起来看,会发现有一类瓷器在形神上竟是如此的统一:直径达60多厘米的大盘,直径达40多厘米的墩碗……精美绝伦的刻花纹饰是一种华贵富丽的姿态,而刻花与釉色融为一体的效果更可谓“羚羊挂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这些都是普通的龙泉窑民窑器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对照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不禁豁然开朗,两者在造型纹饰上的不谋而合正昭示着这类龙泉窑青瓷器的正统身份。

到了清朝,龙泉窑窑场所剩无几,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灿烂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但是,大明处州龙泉官窑,这个被历史遗忘湮没了很久的奇迹终究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被拨开尘土,重见天日。

龙泉青瓷的现代进行时

建国以后,在恢复中国名窑的号召下,由浙江省政府组织国内专家,对龙泉窑青瓷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开发,使龙泉青瓷工艺得以完整地恢复。于是,濒临失传的青瓷制作工艺再次得到了发展。

龙泉窑青瓷由于时间的推移,由民间日常生活必需品一跃而成为艺术品,引起了新一波的收藏热潮。现代的龙泉青瓷忠实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在继承和仿古的基础上,更有新的突破,研究成功紫铜色釉、高温黑色釉、虎斑色釉、赫色釉、茶叶末色釉、乌金釉和天青釉等。工艺美术设计装饰上,有“青瓷薄胎”、“青瓷玲珑”、“青瓷釉下彩”、“象形开片”、“文武开片”、“青白结合”、“哥弟窑结合”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龙泉青瓷的发祥地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龙泉青瓷工艺大师。龙泉青瓷泰斗徐朝兴大师便是其中久负盛名的一位。2005年6月4日,在北京和平宾馆和平宫举行的中工美春季瓷器杂项拍卖会上,徐朝兴的五管瓶以70万元的高价卖出,创下了有史以来现代陶瓷艺术品的单件最高价。徐大师的另外两件力作灰釉水波碗、刻花牡丹瓶也分别拍出了17万元、10万元的高价。虽是仿古之作,但凝聚了当代的最新工艺,青瓷釉色与宋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徐朝兴大师13岁拜青瓷老艺人李怀德为师学艺,五十年来勤耕不辍。他是青瓷界在全国历届陶瓷作品评比中获奖最多的陶瓷大师,曾获全国陶瓷设计评比金、银奖等数十项,作品多次被指定为国家级礼品,并被中南海紫光阁及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宝收藏和陈列。

另一位龙泉青瓷名家毛正聪大师也在五十多年的陶艺生涯中与青瓷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曾有人评价毛正聪用他的一头银发换来了龙泉青瓷的“千峰翠色”。在首都北京紫光阁总理接见厅正上方,陈设着两件龙泉青瓷精品:龙泉哥窑大挂盘、龙泉哥窑紫光瓶。这两件被专家称为“当代国宝”的陶瓷作品,设计者正是毛正聪。2005年10月31日,在杭州世贸中心举行的“中工美”杭州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毛正聪的三件作品经过多番竞价,全部以超出最高估价的竞拍价格成交,作品“皇后壶”拍出了39万元的高价,一举成为本次拍卖会当代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拍卖成交价格榜首。此外,毛大师的青瓷作品每年都应邀赴海外展览,已拥有众多的欣赏者和收藏者。

与此同时,张绍斌、卢伟孙、毛松林、夏侯文等现代工艺大师的作品也将龙泉青瓷带入了一个新境界。他们创作的龙泉青瓷作品在品质、工艺、造型等诸方面都已经超越了南宋古青瓷,成为新时代的名瓷。正是徐朝兴、毛正聪等一代大师用自己的心血为这一传统名瓷的振兴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向全世界展示了“雪拉同”的独特艺术魅力。

龙泉青瓷蜚声海内外,不愧为中华民族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中国瓷器史上一颗燦烁的“瓷国明珠”。

龙泉青瓷的真品特点


龙泉窑属于宋代的六大窑系之一,从三国两晋时期就开始了烧制的过程,直到清朝时期才结束,生产瓷器的时间长达一千六百多年,凭借着烧制青瓷而闻名于世界。在北宋早期的烧制其瓷器风格主要受到了越窑、婺州窑的影响,具有着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呈淡青色、釉层较薄的特征,大多的瓷器呈粉青色,到南宋时期则呈现为葱青色,瓷釉较厚但其润度较高,在其瓷器的外部也没有刻画的出现。

一、龙泉窑的烧制工艺特色

从龙泉窑的烧制工艺特色上看,存在较大区别,但在其釉层、胎质、装饰上有了显著的进步。

北宋时期,其釉层较薄、透明度较高、光泽度较强的特点。早期的烧制胎薄且成色较白,加以淡青釉为装饰,这一时期烧制的器物类型主要是以盘、碗、壶这类的家用实用为主、发展到中期时,则是其釉色也青黄色为主,出现了刻花、波浪、团花等纹饰。

南宋时期,开始使用石灰碱釉来进行烧制。具有着釉层较厚、胎色白,在烧制器物的种类上也更加的丰富,有八卦炉、盆、五管瓶等各种各样的类型出现、从它的装饰上来看,主要是以刻划花为主,碗、盘器底纹较厚,也有着“s”形纹饰的出现。

元朝时期龙泉窑所烧制的瓷器造型高大、胎体较厚重。釉色上来看,青中泛黄、纹饰更加的多样化,有云龙、飞鱼、梅、菊等各式各样的类型出现、装饰的方式更加的多样化,有划、印、贴、堆等多种方法的出现,使其瓷器种类更加的丰富多样。

发展到明朝时期,龙泉窑所烧制的瓷器走向了下坡路。其瓷器从胎质、釉色、光润度上来看,胎质较粗、釉色薄且透明、光泽度也较强,加入了新型的竹节进行了瓷器的装饰,在纹饰上也加入了故事以及等有着良好寓意象征的词进行装饰。

二、龙泉窑所烧制出的瓷器参差不一

从造型上看,器物的大小不一、粗细不一,宋代一般较为的矮小且轮廓鲜明,但是明朝时期所烧制的瓷器线条感不够流畅且造型较为呆板。

从其胎体上看,宋代的瓷器胎土为白色中略带灰色、较为的轻便、单薄、而明朝时期的龙泉窑烧制出的瓷器较为的厚重、胎色灰黄。

从其釉色上看,釉层中含有气泡,分布大且不均匀,宋代釉层较厚、呈青翠色,光泽较为的柔和,而明朝时期的龙泉窑则透明度较好、光泽度较强。

可见,虽然都是一个窑系生产的瓷器,但是在其制作工艺以及细节的把握上都有着较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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