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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青花的发现与研究

宋青花的发现与研究

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青花瓷器的鉴别 古代瓷器研究

2020-07-11

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青花是一种釉下钴蓝彩,是在瓷胎上以钴料着色,然后施透明釉,在高温中一次性烧成的釉下彩绘瓷,因为钴料在高温中烧成后呈现出蓝色,所以称为“青花”。

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于元代,但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唐青花的存在,已被目前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在墓葬、城址以及海底沉船中均发现有唐青花,此外一些民间收藏家也收集有唐青花的标本或完整器。更为重要的是,在河南巩县窑的窑址中找到了烧制唐青花的窑炉。学术界对唐青花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存在不同的认识与观点,但在许多方面已经达成共识。

宋代青花,虽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但是目前却存在较多的争议。因为实物材料太少,许多著作和论文对宋青花的表述都比较简略,也有的学者对宋青花的存在持否定意见。比如有学者认为,浙江金沙塔和绍兴环翠塔宋代塔基内出土的青花瓷片的年代被提早了,“不能简单地说,有唐青花,必然有宋青花,有元青花”,“因为历史发展有很大的偶然性,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作为一种技艺,完全可能中断失传,完全可能在沉寂几个世纪之后,重新被发明。”1此外,绝大多数民间收藏者也对宋青花的存在持否定态度,一提宋青花,多数人即条件反射式地称“臆造品”。那么,宋代是否存在青花呢?

一、考古发掘出土的宋青花及其他年代可靠的宋青花

研究宋青花必须以可靠的实物材料为依据。虽然目前有许多民间收藏者都声称自己发现了宋青花,但这些所谓的“宋青花”大多数并不可靠,有的把明清时期的偏窑青花当作宋青花,更有甚者把一些新仿、臆造的器物当成所谓的宋青花,并撰文引经据典地加以考证,这类文章在近年的网络与相关收藏杂志屡见不鲜。解放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宋青花材料,以及目前发现的年代可靠的宋青花,主要有以下一些:

1、1957年2月在浙江龙泉县城南金沙塔基下层夯土中出土13块青花的残片,经拼凑,属于3件碗的口、腹部残片。青花绘于器物内、外两壁,题材有盛开的菊花和复线圆圈纹等,青花呈蓝黑色或灰蓝色。在拆塔时,发现部分塔砖上模印有“太平兴国二年”1977年 的文字。青花瓷碗的碎片出在夯土层中,说明它们的制作年代不会晚于北宋初的太平兴国二年。

2、1970年秋在浙江绍兴翠环塔基下1米深处的夯土中出土一块青花翻口碗的腹部残片青花发色呈淡淡的蓝青色口沿饰弦纹外腹部为放射性斜线纹里外施影青釉胎质细腻洁白塔基中所出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3、1973年,北京市文物局赵光林在日本东京达仁堂古玩店见到一件南宋青花瓶,高33厘米,长颈、鼓腹、砂底,有火石红斑,两侧塑有鱼形耳,正面腹部直书“隆兴”二字,背面画一小树,下饰花草纹,釉色泛青,表明是一件含钴量低而含铁量高的青花器。

4、2003年9~11月,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重庆市巫山县胡家包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一座北宋墓(M4)中出土1件青花瓷碗,同时出土的还有谷仓罐,骨簪及铜钱等遗物10余件。钱文有“五铢”、“货泉”、“开元通宝”、“熙宁重宝”、“咸丰元宝”、“元丰通宝”、“皇宋通宝”等。最晚的铜钱年号均不晚于北宋。青花瓷碗,高5.2、口径13.2、底径5.5厘米。敞口外撇,圆唇弧腹,平底加矮圈足。内壁绘3圈青花圆圈,内底有一字符,外壁饰花草,用笔随意,青花蓝中略泛灰黑。从随葬品判断,该墓是一座北宋晚期墓葬。

5、2004年6月,在浙江余杭区仓前镇八字坟宋代墓葬群的4号墓腰坑发掘出土1件带盖青花小罐,出土时里面藏着两枚北宋“嘉佑元宝”小平钱。同时出土的还有两只青瓷碗、一个硬陶罐。宋代带盖青花小罐高5.3厘米,直径6.5厘米,口径4厘米,小罐上四朵盛开的菊花古朴优美,冰裂纹自然舒展。从图片上看,这件青花罐发色纯正,釉面光洁,已经属于成熟的青花瓷器。

6、2005年3~4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对故城县李家庄村宋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宋代地层中发现了1片青花枕面残片。白釉泛黄,釉下施化妆土,瓷胎颜色偏红,瓷质疏松,表面以线条勾勒出珍珠地衬云彩轮廓的蓝彩图案。

7、据《中国青花瓷》一书介绍:近年在江西景德镇郊区发现大批宋代的瓷器碎片,其中有一些瓷碗的底部带有草书海字形的图案,碗外边缘有波浪纹。纹饰呈色晦暗,为带一点青味的灰黑色。在距景德镇三十里的南市、宁村一带,这类青花瓷片更多。

8、据李辉柄先生介绍,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宋哥窑大碗,碗底中心用青花钻料在釉下书“宝用”二字。另据王荣增介绍,20世纪30年代国家古物陈列所展出的两件“宋哥窑葵瓣口盘”,两器底足内部都写有“宝用”二字,字体仿铜器铭文,当时的陶瓷研究者一致认为字迹呈色属青花。该二器后已被运往台湾。此外,据某收藏家提供的信息,他收藏的一件宋代官窑瓷器的底部用青料书写一“官”字,青花发色呈蓝黑色,青花有晕散。

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物都证明宋青花确实是存在的。根据这些宋青花实物材料,我们发现宋青花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宋青花的胎质一般较粗,多数为灰白色胎,也有少数胎色洁白,胎质细腻。底釉有影青、白色泛黄、淡青色釉等,真正纯正的白釉很少。器物烧成质量普遍不高,除杭州宋墓出土的宋青花罐较精美外,其余均较粗糙。

2、青花发色多数都为蓝黑色或蓝灰色,有的甚至带一些黑色,青花呈色不够鲜艳。浙江宋代塔基出土的宋青花,经化学元素分析,使用的青花色料为含氧化锰很高的国产钴料。其他地方发现的宋青花,从它们的呈色特点来看,应该也是包含较多杂质的国产钴料。宋青花既有釉下彩,也有釉上彩,釉上青花大多有晕散现象。

3、宋青花的纹饰主要有菊花、牡丹、花草纹、树木、圆圈纹、波浪纹和文字等,纹饰简单,仅在少数器物上有比较复杂的纹饰。纹饰题材内容单一,远不及元明清时期的青花丰富,尚未发现有人物、动物、山水等题材的宋青花。

4、宋青花基本都是实用器物,目前发现的造型有瓶、罐、碗、盘、枕等,其中既有碗、罐类小型器物,也有高达30多厘米的瓶等大件器物。

二、宋青花相关问题探讨

有的学者以宋青花发现的数量少,烧成的质量不高,而对宋青花提出质疑。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在《青花瓷器的起始年代》一文中,将“青花”定义为:“白地蓝花瓷器的专用名称。具体说,就是以钴料在白瓷素坯上描绘纹饰,再罩以透明釉,于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并提出青花瓷应具备五个要素,即高温烧成的素肌玉骨的白瓷胎;高温透明的白釉;青花原料为氧化钴;用毛笔以氧化钴在素瓷胎上描绘纹饰;在绘好纹饰的胎体上施釉,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李先生认为,“唐青花的胎质、胎色、釉色及青花的流散现象等等,与青花瓷器所要具备的条件还相差甚远。尽管青花的呈色剂是氧化钴,……虽然使用笔描绘出花纹图案,然而,青花均出现流散现象,这无疑证明它是釉上彩,而不是釉下彩。因此‘唐青花’的命名是不妥的。”浙江两处塔基出土的宋青花瓷,“审视青花的呈色,明显地具有晕散的特点,可见是釉上彩。”李先生进一步得出结论,“据青花瓷器的科学概念而论,唐宋时代均无青花。”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起源与发展的问题,青花瓷器也不例外。宋青花属于青花瓷器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胎、釉、青花用料、纹饰内容、烧成质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原始性。正如商周时期的原始瓷,虽然在胎、釉、制作工艺和烧成温度等方面与成熟的瓷器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它已经属于瓷器的范畴,与陶器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唐宋时期的青花,我们不能以成熟青花的标准来进行评判,更不能以其发展不成熟,烧成质量不高,发现数量少而否认它们的存在。其实,即使是明清时期的青花,其中有的产品质量也不高,青花发色灰暗不纯正的情况较常见。元明清时期的青花瓷,一般来说是釉下彩,但也有部分是釉上青花,即先在器物上施透明釉,再用钴料在釉上绘画,然后在高温中一次性烧成。釉上青花在景德镇窑址和一些地方民窑中都有发现。因此,以部分宋青花是釉上彩而将其否定,同样缺乏充分的理由。

虽然烧制宋青花的窑址目前尚未找到,但是出土和传世的宋青花仍然为我们提供一些探索其产地的信息。浙江宋代塔基出土的宋青花,经化学元素分析,证明其钴料来源于浙江省江山县。浙江龙泉金沙塔基出土的北宋青花瓷胎与北宋龙泉金村碗残器和南宋龙泉窑黄釉洗残器瓷胎很接近,并且与龙泉县石层、毛家山、源底、木岱口地区的瓷土组成很接近。从北宋青花胎质与龙泉地区瓷胎和原料相近及青花色料与当地所产钴土矿相近两点,可以断定该处发掘的北宋青花瓷样品应属浙江产品,而且制瓷原料很可能是用龙泉当地的瓷石原料。杭州宋墓出土的青花盖罐,其产地可能也是在浙江地区。此外,器物底部用青料书写文字的宋代哥窑和官窑,也是浙江地区的产品。至于新发现的“宋元祐三年”款识的青花瓶,如果瓶上的文字“崇德厂”是指宋代崇德县,那么其产地也属于浙江地区。除浙江地区外,景德镇也是宋青花的产地之一,在景德镇郊区发现有较多的宋青花瓷片。此外,河北故城县李家庄村宋金遗址出土的宋青花残枕瓷片,从珍珠地纹饰、胎釉特征看,应是北方地区磁州窑系产品。宋青花的产地,除以上比较确定的地区,可能还有其他的地区也生产宋青花。比如重庆巫山县宋墓出土的青花碗,其产地就值得进一步研究。联系到新发现的“宋元祐三年”青花瓶,也是发现于重庆,如果其上的“崇德厂”不是指浙江崇德,而是另有所指,那么重庆地区也可能是宋青花的产地之一。总之,目前发现的宋青花在胎釉、装饰和产品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的产地不同。宋青花的产地有多个,这是肯定的。

关于宋青花与唐青花、元青花的关系,是宋青花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从目前发现的实物来看,宋青花的年代虽然在唐青花之后,但是它们之间在青花用料、烧制工艺、纹饰内容、产品风格等方面,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用钴料作呈色剂在瓷器上烧制出蓝色花纹。唐青花的生产规模较大,有的甚至远销海外。唐青花产品主要出自是河南巩县窑,属于北方窑系。宋青花主要发现于南方,产地主要为浙江和江西。从瓷器质量而言,宋青花中虽然有部分质量较高、纹饰复杂的器物,但其多数的烧制质量较差,纹饰简单,在工艺上并不比唐青花进步。宋青花与元青花之间在胎釉、青料和纹饰等方面,差别明显,看不出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它们之间没有实质性的渊源关系。虽然宋青花与唐青花、元青花之间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宋青花却在我国瓷器釉下钴蓝彩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宋青花保存了唐青花烧制钴蓝彩的技术火种,并在两宋三百年间加以发展和创新。元代成熟的青花瓷的出现,就是在宋青花的基础上进行技术革命和创新而发明的。如果没有宋青花,那么成熟的青花瓷出现的年代也许会推迟很多年。

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物都证明宋青花确实是存在的。宋青花虽然与唐青花、元青花之间虽然没有窑系关系上的渊源关系,但它们在技术上却有继承与发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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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传世宋钧”的秘密


禹州因钧瓷而名盛,钧瓷因钧台窑内宋钧官窑遗址而名正。

郑州南行约80公里,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禹州市。这里曾经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都城。因此,禹州市又被称为“华夏第一都”。

禹州城北,颍水河畔,古钧台旁,青砖红墙,琉璃金瓦,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这里便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传世宋钧诞生地——宋钧官窑遗址。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它以古朴端庄的造型,严密冷峻的装饰,清化幽玄的窑变,五彩斑斓,光彩夺目,争芳斗艳,独树一帜。一经出世,便以其高洁澄明,清新泼辣的美感,纯洁洒脱的文人气质,备受达官贵人的喜爱。

北宋徽宗时期,钧瓷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徽宗下令设立了专门为皇宫烧制珍品的“官窑”,并把钧瓷列入皇室的“御用珍品”,规定民间不得使用。而位于禹州市城北的宋官窑遗址,正是当年为皇室烧制珍品的地方。

史料记载,每年皇室要从官窑精选36件珍品,对于剩余的产品要全部打烂,分别深埋于5个大坑之中,防止有人把打烂的瓷器碎片重新恢复。而负责此项工作的是朝廷的四品大员,由此足见宋徽宗对钧瓷的钟爱。也正因为此,便有了“莫道世间黄金贵,不如钧瓷一把泥”之说。

由于宋徽宗对钧瓷酷爱有加,下令钧瓷不得做随葬用品,致使宋钧流传下来的微乎其微。目前,只在北京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有少量收藏,被称为“传世宋钧”。

然而,在禹州市钧台宋官窑遗址未发现之前,“传世宋钧”产于何地,却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

寻找传世宋钧诞生地的活动,始于1955年。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轻工业部恢复钧瓷生产。为了掌握钧瓷的艺术特征,了解钧瓷的着色机理,国家成立了专家组对禹州市的各个钧窑遗址进行了历时10年的拉网式调查。至1964年,专家组在禹州共发现了96处古窑遗址,采集到从北宋早期至元代的钧瓷残片上千万枚。然而,这些残片釉色多为天青、天蓝,带有红紫斑的并不多见。尤其是没有发现类似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通体红紫、瓷片刻有子码的盆、奁、尊、洗等传世宋钧残片。

宋钧官窑究竟在哪里?禹州市是传世宋钧的诞生地吗?正当专家、学者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关于一位古玩商人的传说让专家、学者们眼前一亮,兴奋不已。这位古玩商名叫王梦兰,家住禹州市西大街。据说,他存有大量传世宋钧的残片,且价值不菲。

专家组找到了王梦兰,他一语惊人:“传世宋钧的烧造窑口就在县城东北隅的‘古钧台’旁!”

他告诉专家组,过去日军侵华时曾派人问过,国民党政府也来人追问过,但他都没有说。现在该是钧瓷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为此他才毫无保留地把这一秘密告诉了专家组。

按照王梦兰的指点,专家组对钧台古窑址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发现了古窑址和大量窑具,拾到碎片100多枚,带有数码的5枚。经北京古瓷专家鉴定,他们一致认为,钧台窑的钧瓷残片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传世宋钧属同一类型。为钧瓷研究倾注大量心血的著名专家陈万里获知此事后,一夜未眠,他高兴地称赞专家组“找到了钧瓷的真正‘老家’”。

1975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对钧台窑进行了全面钻探和重点发掘,终于证实钧台古窑是北宋钧官窑无疑。传世宋钧正是在这里千锤百炼,浴火重生,被精挑细选,送入皇宫的。

鉴于宋钧官窑遗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1988年国务院将其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埋地下、沉睡1000多年的古钧瓷窑址重又焕发出青春的魅力。如今,这里已经建立起了东西1100米,南北350米,总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保护区,成立了禹州市钧瓷研究所和钧官窑遗址博物馆,2004年还被河南省旅游局命名为“AAA”级旅游景点,形成了集研究、博览、旅游、休闲等为一体的优美景点,成为来豫客人了解河南、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

宋钧官窑遗址的建筑风格以仿宋为主。整体布局以发掘出的宋钧官窑“双火膛窑”为中线,分为中院、东院和西院。院内共有宋钧官窑遗址、钧官窑址博物馆、钧艺坊(为游人提供制作技术场所)、钧瓷生产工艺流程、钧陶艺广场、中国钧瓷展览厅、现代钧瓷艺术展览厅等景观。

沿中线所建的主要景观依次是遗址门楼、遗址保护房和中国钧瓷展览厅。遗址门楼是钧台钧窑遗址一座三层仿古阁楼式建筑,总长14米,宽8米,高13.5米,门前成八字展开,右方竖一25米高的锦旗。既体现了遗址的古朴久远,又体现了官窑的威严与正统。

遗址保护房分别建在1号双火膛窑上和7号倒焰窑上。钧官窑1号窑炉为长方形双乳状火膛窑炉,造型结构特殊,极为少见。此窑坐南向北,其结构可分为窑门、观火孔、火膛、窑室、烟囱、窑道等,它揭示了古人如何在烧柴的情况下,使窑内温度达1200多摄氏度的奥秘,极具研究价值。

井陉窑的发现和研究


历史文献有许多关于井陉窑的记载。如《乾隆正定府志·卷十二物产》:"……正定府产瓷器,缸坛之属也,明时充贡出井陉。"《大明会典·工部十四》:"洪武廿六年定,凡烧造贡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起取人匠入京……凡在京烧造,天顺三年题准,琉璃窑瓷缸,十年一次烧造。旧例,缸土、釉土派行真定府。"再早的记载如《金史·地理志》《河北西路》"真定府。产瓷器、铜铁。""有丹粉场、乌梨。"尽管关于井陉窑的文献记载有许多,但井陉窑的窑址却未真正发现,1973年,冯先铭先生发表了《志书中一批有待调查的瓷窑》,将井陉窑排在了61个有待寻找的瓷窑址的首位。

一九八九年十月,河北省文物局抽调全省业务人员对太行山东簏县市进行文物复查(文物研究所孟凡峰先生负责井陉县地下文物的补查)。考古队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了井陉窑的三处窑址。自八九年至今,又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三次调查,共发现九处窑区,包括东关、河东坡、东窑岭、梅庄、南秀林、冯家沟,南陉、北陉、南防口,共三大片,面积超过一百六十万平方米。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于1993年,1998年1999年对井陉窑及相关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于1996年发现金代印花模子,1999年出土三瓮元代瓷器窖藏。通过调查、发掘和征集,发现和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包括矸子井、澄浆池、作坊、窑炉、墓葬和众多窑具和瓷器。

通过这几年的调查和发掘,对井陉窑有了初步的认识。发现的井陉窑历时七百年,包括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几个时期。与其他窗口相较,井陉窑有其独特的魅力。在其烧造历史中,均以烧制白瓷为主,绛釉、黑褐釉、黑釉瓷次之,也见有少量的天目釉、绿釉、黄釉器。白釉无论时代早晚,细瓷均为纯白,中粗瓷则白中泛青,到晚期(元代)则呈浅豆青色。装饰方面所见标本自晚唐开始使用点彩,宋代出现划花,刻花和印花,金代印花大盛。器形以各式的碗盘为主,其次为钵、盂、瓶、壶、尊、罐、盒、盆、炉、灯、枕、建筑构件及人物、动物小塑玩具等。所见瓷枕最具特色,装饰有划花、印花、剔花等,以戳印加划花之奔鹿、奔牛、卧鹿、立鹿、对鹿及宫女图枕等为代表性产品。此外,在第一次发掘中,五代层中还出土有代官字款的细白瓷盒片,第二次发掘中发现了金粉装饰的白瓷盘。在发现琉璃构件的同时也发现了烧制三彩器的线索。通过对井陉窑特征的确定,可以得知,山西的平定窑和盂县窑都属井陉窑系列。

井陉窑的兴起,繁荣及衰落有其自然原因也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隋代瓷器生产较南北朝有了非常大的发展,生产中心虽仍在南方,但已有了向北发展的趋势。井陉窑的始烧期正是在这个时段。在井陉县,随处可见制造瓷器用的矸子土,属于配料用的石英、长石以及釉土。含金属釉土矿,如铜、铝、铅、锌矿石等,当地均有出产,另外,遍山的森林,厚厚的煤层,丰富的水源更使得井陉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经过隋代的发展以后,到唐代,我国的白瓷制造已十分成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河北境内以邢窑、曲阳窑(定窑)、井陉窑最为突出。由于环境上的相对闭塞等原因,井陉窑在盛唐与宋代的经济大发展时期,被名气更大的其余两窑的光辉所掩没。井陉窑最出名的年代在金代。其产品由绵曼河及井陉驿路水陆两道东出井陉可达真定(正定),真定成为井陉窑最大的商品集散地,遂有"真定府产瓷器"真定瓷的记载,真定井陉窑产品运销全国,并远销国外,金代井陉窑的发达有其政治原因,因为井陉的战略地位重要,金人加强控制,使之比邢、定较早恢复了社会生产秩序,故而能在金初出现了它不曾有过的"繁庶倍昔"的景象。在这种社会安全的背景下,依托本已发达的陶瓷制造业,加之吸引了邢、定的工匠,使井陉窑率先发展起来。元代井陉窑开始衰落,这和南方景德镇瓷器制造业的兴起密切相关。

井陉窑产品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博物馆均有收藏。不过因为井陉窑发现和研究起步较晚,许多井陉窑的瓷器被认为是定窑器、磁州窑器物。比如周淑兰、胡美生编《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精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其中99-101、103页"宋定窑划花奔鹿、卧鹿、对鹿、奔牛枕";第199页"宋定窑戳印花枕";李秀珍、张慧《河北省博物馆馆藏陶瓷枕概述》(1992年第1期)图版二这8·12"宋磁州窑灰釉剔花瓷枕"、"宋磁州窑双鹿纹瓷枕"、"宋银锭形刻花瓷枕"等均为井陉窑产品。

2000年7至8月在廊坊安次区发现井径窑金代印花瓷片。2000年6月至8月在黄华大量金代井陉窑瓷器。 井陉窑作为河北省第四大名窑,其发现和研究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确定了一些(如戳印印花枕)典型井陉窑的器物,纠正了一批此前误定为磁州窑、定窑或邢窑产品的偏差,将推动北方白瓷发展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其次,井陉窑的发展和研究不仅使邢窑定窑关系的研究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中介,也使河北、山西即太行山左右两大地域的古代陶瓷业直接地联系到一起。再次,井陉窑的晚唐和金代两个盛烧期,在北方陶瓷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井陉窑在此阶段的研究,将增添此阶段陶瓷工艺发展的技术资料。井陉窑的发展很晚,研究才刚刚起步,所以它还有许多问题须要研究,进一步研究井陉窑的丰富内涵、确定井陉窑的创烧时间与源头是下一步工作重点。

目前,井陉窑的发掘、整理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

解读海外元青花发现与收藏


元代青花瓷在14世纪中及稍后通过贸易渠道输往西亚、南非、欧洲和东南亚等地。这些地区的元青花有传世藏品和出土物两类,其中传世品主要集中于西亚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博物馆和伊朗德黑兰的阿尔德比尔神庙,都是体形巨硕、青色鲜丽和绘制精美的大型至正型青花。与此相反,东南亚地区出土或传世的元代青花瓷大都属器型较小,纹饰简单的小型器,仅出土少量大型青花器的残片。20世纪以来,大量中国文物流散,见于英国、美国等地博物馆的元青花数量巨大,且多为至正型青花,包括作为断代标准的“至正十一年”铭象耳青花瓶。

伊朗藏品。伊朗德黑兰阿尔德比尔神庙是收藏中国元青花瓷的宝库。早在17世纪初,阿巴斯王将1600多件中国瓷奉献给神庙,这些盖上印章的华瓷中,有数十件极为精美的元青花。起初,阿尔德比尔神庙的神职人员并没有把这些元青花视若拱璧而珍藏。在1931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中,元和明代早期的青花瓷叠放于地上,如进入尚代开发的宝库。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波普曾对这些瓷器进行了研究识别,将一大批元青花瓷分离出来并作了披露。

日本是中国元青花的又一收藏大国,惟入藏时间、入藏方式尚待考证。据日本人三杉隆敏《中近东之中国瓷器》一书记录的27件元青花中,有大盘17件,大碗1件,梅瓶3件,大罐3件,扁瓶2件,葫芦瓶1件。除梅瓶和大罐外,尚有国内出土物中很少见的40-60厘米大盘和近40厘米的扁瓶。作为中国近邻,中国陶瓷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据20世纪70年代统计,日本近800出遗址发现过中国陶瓷,包括元代青花瓷。日本收藏有极为可观的完整、精美的大型元青花瓷。日本所藏元青花器型丰富,既可见到近年国内出土的玉壶春瓶、大罐等器物,又可见到西亚所藏大盘、扁壶和葫芦瓶。

土耳其收藏。土耳其托普卡帕博物馆又称托普卡帕宫博物馆,位于首都伊斯坦布尔。作为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点,伊斯坦布尔是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历史上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千百年来,土耳其王国的宫殿中收藏了1万多件的中国瓷器,其中有数十件大型元青花瓷,是世界上收藏元青花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博物馆。这些陈列于原皇宫大厨房的元代青花瓷有大盘、大罐、瓶、碗、壶等器型,有些残损的则用纯金加以修饰,更显豪华和瑰丽。在托普卡帕博物馆所藏39件元青花中,大盘19件,大碗4件,玉壶春瓶1件,罐4件,梅瓶5件,葫芦瓶3件,扁口瓶1件,扁瓶1件,另有残罐盖1件。

这些器物在国内出土物中很少见到。同样,近30年中国内出土的元青花托盏、执壶、高足杯等,在国外则几乎没有。另外,从装饰方法看,大盘上采用的模印、青地白花方法也少见于国内出土物,显然是因销售对象不同而分别生产的。

除日本外,英国、法国、美国、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国家博物馆都有数量可观的藏品。可以不用怀疑的是,元青花绝大部分藏于国家博物馆,海内外私人藏品的数量应是非常有限的。

在中国陶瓷收藏热潮推动下,元代青花瓷器成为海内外研究者和收藏家持久不衰的热点。因元青花的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和能够流通的有限数量,使其货币价值不断飚升。

1994年11月,香港苏富比拍卖的元青花“三顾茅庐”故事纹大罐以794万港元成交。

2003年9月16日,在美国纽约朵尔拍卖公司(Doyle New York )举行的“F. Gordon Morrill 所藏中国瓷器和贸易瓷专拍”中,元青花四系海水云龙纹扁瓶(高36.7厘米)以583.1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822万元)成交,14世纪青花云龙花卉纹大盘(直径48.7厘米)以168.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95万元)成交。

2005年7月12日,英国佳士得公司在伦敦拍卖会上拍出的元末明初青花“鬼谷出山”人物故事纹大罐(高27.5厘米,径宽33厘米)以1400万英镑(加佣金为1568.8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3亿元)成交,创中国瓷拍卖价格之最。这些成交记录为元青花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我国早期青花瓷研究有重大发现


新华网北京4月25日电(记者任忆)由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带队的赴土耳其陶瓷考察团近日满载而归。此次考察对我国早期青花瓷的产生、发展、原料、纹饰、造型、用途及在国外的地位等都有重大发现。

起始于元代的青花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品种。由于其在当时多用于出口,所以目前国内保存不多,精美器品更是少见。

据介绍,青花瓷美丽的蓝白色调是伊斯兰教民族最崇尚的色彩,在12至14世纪的中西亚地区,中国青花瓷器被历代伊斯兰统治者、各大小苏丹王奉为最珍贵的器物使用和收藏,因而这里成为青花瓷器主要的进口国。这些具有数百年历史、造型硕大、纹饰丰富的元、明两代青花瓷器,仅在土耳其就藏有数百件。然而,对这批稀世珍宝最有发言权的中国专家学者,却始终无缘与之见面。

这次由国内著名陶瓷史专家组成的考察团,对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及其文献、墓葬、民俗和古代仿制中国青花瓷遗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研究,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看到了许多想像不到的青花瓷极品,从中看出汉文化、土耳其文化和藏文化的融合和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尤其是中国瓷器对世界陶瓷生产的影响。(完).

世界各地元青花瓷的发现与收藏


中国从距今3000多年前出现原始瓷器以来,一直以青瓷为主。景德镇青花瓷生产以后,从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青花瓷才逐渐取代青瓷在中国瓷器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

距今半个世纪以来,在各个博物馆和收藏家的藏品以及世界各地遗址和中国国内窖藏、墓葬资料陆续发表后,对于元青花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研究主要集中在元青花的起源、所用钴料的产地、元青花瓷的类别、是否承认唐青花瓷和宋青花瓷的存在、元青花瓷的不同销售市场、元青花瓷的器型和图案内容以及元青花瓷和伊斯兰文化的相互影响等等。

世界各地的元青花收藏

完整的典型元青花瓷(即所谓的至正型元青花),应指纯净的透明釉和青花色泽鲜艳,图案花纹精细,不包括青白釉釉下青花及销售东南亚市场的那批青花色泽比较灰暗、图案较组的小罐之类和国内市场的一批小型日用器。最主要的公、私收藏大约如下:

1.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的收藏。目前已发表了40件, 无论从数量上说或从质量上看都是全世界第一大收藏。

2. 原伊朗阿特别尔寺(现在德黑兰)的收藏, 合计达32件。这是全世界中典型元青花瓷第二大收藏。

3. 中国大陆收藏的情况:

a. 1980年江西省高安市元代窖藏出土元青花瓷19件, 现藏高安市博物馆, 这可以说是全世界典型元青花瓷的第三大收藏, 其中高达47厘米的带盖龙纹高颈罐l件、带荷叶盖龙纹罐2件以及带盖梅瓶6件, 都是元青花瓷中不多见的。

b. 1954年河北省保定市发现元青花、青花釉里红瓷和蓝釉金彩器9件,现分别藏于河北省博物馆及北京故宫博物院。

c.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京元大都遗址陆续出土了一批青花器, 其中包括较多破残标本,现藏首都博物馆。

d. 近40年间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不少元代窖藏和零星元青花, 其中不乏佳器, 如1985年江苏省句容市城东房家坝元代窖藏出土的一对龙纹梅瓶和一件龙纹纹饰特别大的带荷叶盖罐是比较难得的。

e. 此外, 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南京市、辽宁省、镇江、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广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等博物馆以及安徽繁昌、江苏溧水等文物单位也有少量的出土品和传世品收藏。

4.香港葛氏天民楼收藏元青花瓷20件以上,既有典型的葵口、圆口大盘、最大直径达49厘米以上,也有带盖梅瓶、鱼藻罐、大碗、玉壶春瓶、高足杯、盖盒等等。葛氏天民楼的元青花收藏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元青花收藏。此外, 在香港等地私家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收藏,其中如金氏"静乐轩"的藏品等。台湾地区也有一些元青花瓷分散在各藏家、仅鸿禧美术馆己发表的元青花瓷就有50.4厘米高的高颈罐等6件。

5. 日本完整的元青花收藏主要在各公、私博物馆中, 如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出光美术馆、松冈美术馆、梅泽纪念馆、掬粹巧艺馆、MOA博物馆、户栗高颈罐、八角梅瓶、各类耀、梅瓶、玉壶春瓶及大盘、大碗等典型元青花器36件,可以说是日本的主要收藏了。

6. 英国典型元青花瓷主要集中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埃尔拔脱美术馆、伦敦大学大卫德基金会和牛津大学阿希莫林博物馆、剑桥大学Fitzwilliam博物馆等单位。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卫德基金会一对至正十-年的龙纹瓶。从数量上说, 大英博物馆发表的典型元青花有10件左右, 几乎是英国的最大收藏, 其中的带盖龙纹梅瓶、缠枝牡丹及杂宝灵兽高颈罐以及孔雀牡丹罐等都十分出色。维多利亚和埃尔拔脱美术馆的收藏虽然不及大英博物馆多, 但它的龙纹壶以及蓝釉留白飞鸟举世闻名。

至于牛津大学阿希莫林博物馆陈列的典型元青花瓷有6件之多,其高颈罐和竹石麒麟圆口大盘也是十分重要的。剑桥大学的Fitzwilliam博物馆收藏虽不多, 但它的龙纹带盖梅瓶、莲池鸳鸯大罐、缠枝莲大型器座及敞口高颈瓶,件件都是精品。

7. 美国的元青花除一些私人藏家和克利夫莱博物馆、哈佛大学萨格拉博物馆等博物馆有少数收藏外, 主要集中在波士顿美术馆、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早期以波士顿美术馆为最多,特别是戏曲故事图的大罐和梅瓶等,其中尤以《三国演义》三顾茅庐图的带盖梅瓶为著。

8. 欧洲其他国家元青花收藏的总量并不太多。如荷兰Napoli陶瓷博物馆的凤凰梅瓶十分著名。1987年11月5日至1988年2月15日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举办了一次瓷器展,展出了国家陶瓷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4件元青花大盘,其中一件最大的直径达60厘米。目前欧洲最大的中国陶瓷私人收藏"玫茵堂"发表的元青花器有9件之多。

9. 菲律宾的收藏。

a. 菲律宾多年来不断有元青花发现, 但有一部分已进入国际市场。

b.在14世纪运至菲律宾的元青花瓷似乎应该是菲律宾市场所需要的东西。

c. 菲律宾庄良女士和LARRY GOTUACO、ALLISONI DIEM 3位合编的《菲律宾发现的中国和越南青花瓷》一书,发表了菲律宾发现的主要元青花瓷,其中有多棱梅瓶、庭院莲池鸳鸯大盘(48.7厘米)、荷叶盖鱼藻大罐以及多件大盘、碗、玉壶春瓶、军持、高足碗、多穆壶、瓢形壶及执壶、小罐等。但从整体发现的情况看,不见蓝地白花装饰的技法、印花与青花并用的技法、满绘和图案形的装饰。大盘中不见用如意头开光装饰。图案花纹主要是鱼藻、花卉、飞凤、走兽,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庭院莲池的图案。

10. 印度尼西亚的发现和收藏。

印尼不同于非律宾,印尼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转口港,其元青花瓷除了供当地使用外,主要是转运到中东和非洲。在东爪哇,沙捞越南部、中部和Maluku的Halmahera岛等地多有元青花瓷出土,其中除了大量的非典型元青花的香料罐等小件器外,有极为精致的典型元青花瓷,如发现于Halmahera岛、现藏雅加达国家博物馆口径达46.5厘米的杂宝如意头开光大盘,发现于沙捞越南部、现为Adam Malik藏品的莲池盘和军持等。由于印尼发现的元青花瓷大部分归私人藏家,因此有相当数量流入国际市场,其中如现藏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的双龙纹扁瓶即是从印尼流入的。此外在东爪哇曾发现-片满绘莲花及典型葫芦形莲叶大盘残片,带有阿拉伯字母,它和原伊朗阿特别尔寺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萨格拉博物馆藏品中带有阿拉伯字的大盘相似。这说明他们都是为波斯定制的,上述日本出光美术馆所藏、发现于印尼的元青花扁瓶,也同样发现于伊朗的阿特别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更证实了印尼的转口地位。

此外,亚洲的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也有少量的收藏。

元青花瓷标本的重要发现

在世界范围内,元青花瓷标本的出土除了中国江西省景德镇古窑址和北京元大都遗址外,在埃及老开罗的Fustar遗址、叙利亚哈马和大片贫民窟以及红海沉船、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都有零星出土,其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印度老德里Tughlaq宫殿遗址、中国黑水城遗址、埃及福斯坦脱遗址和印度尼西亚爪哇王都遗址等几处。为了有助于对伊斯坦布尔元青花的对比研究,下面简述上述几处出土标本的概况:

1. 印度老德里位于印度德里直辖区, Tughlaq宫殿遗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元青花瓷标本的一次重要发现。这次发现72件标本, 其中44件青花盘、23件青花碗、5件青瓷。没有瓶、壶、罐之类的琢器,看来都是宫廷的食用器。

在装饰方法上有白地青花、蓝地留白、印花与青花相结合几种,最小盘直径24.2厘米,最大的52厘米。最大碗直径40.6厘米, 多数在26-30厘米间。

图案最多是莲池鸳鸯,此外鱼藻、束莲、多层次满绘花卉纹、杂宝纹、瓜果竹石芭蕉胖头、莲花双凤、莲池、瓜果竹石芭蕉麒麟、如意头开光花卉、庭院孔雀、如意头开光飞凤、菊花飞凤、莲花菱形开光菊及边饰杂宝纹和中东器物基本一致。

2.黑水城地处中国甘肃东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因接壤处,是元朝统治下的一个边陲要塞。1368年明洪武后为元朝的最后国都。1380年以后废弃。科兹洛夫于1908年发现此遗址。1909年、1926年又两次前往。所获书籍、钱币、佛画、雕塑外,有瓷片2000片左右,其中有500片青花瓷,现存冬宫博物馆。其中大量是碗的碎片,有的胎较薄,直径以15-20厘米为多,盘极少,只有8个,其中一件大盘残片直径达42厘米。装饰方法只有白地青花,而没有蓝地留白的装饰。图案主要有莲池鸳鸯、莲池图、字杵、折枝花卉、如意头开光花卉、松竹梅、三爪龙纹、飞凤等,总体看与中东的器物有差异,而整个风貌接近元大都的器类,这和当时蒙古王朝居住在边陲地区的上层人士用器相适应。也有学者提示黑水城大量元青花瓷标本的发现,是否可以推断元代青花瓷远销中东除了海上陶瓷之路外,可能还有一条由北京出发经过辽宁、黑水城、撤马尔罕至大马士革的陆路通道。

3. 埃及除了出土一些完整器外, 福斯坦脱遗址出土大量的元青花标本,在装饰上有白地青花、蓝地留白和压印印花和青花并用的手法, 图案基本上是中东常见的类型。

4.20世纪70年代前后, 叙利亚的哈马和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元青花标本, 同时在红海打捞的沉船上也有元青花瓷。

5.印度尼西亚出土了大量的元青花瓷标本, 特别是爪哇岛东部和沙捞越南部更甚, 其装饰有蓝地白花龙、蓝地留白、印花青花并用等手法,器型既有中东多见的大盘等,也有中东不见的小瓶、小碗、小罐和玉壶春瓶等。在图案以莲池、莲池鸳鸯、如意头开光花卉、杂宝、龙纹并有四爪龙、束莲等为多见。

我对元青花的几点看法

从前述全世界元青花瓷完整器收藏及标本出土概况,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的几点看法:

1.景德镇元青花的生产存在着面向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两类不同的品种。总的来说,可能为国外市场生产的优质品早于国内市场,特别是那类中东常见而少见于国内的大盘、大碗之类的器物。玉壶春瓶、小盘、小碗、高足杯、出戟觚、执壶、盖盒、盏托等可能是主要为国内市场生产,而另一类胎质粗糙、图案简单、青花色泽灰暗的小件香料罐是专为东南亚菲律宾等地所制。梅瓶、多棱瓶、扁壶、高颈罐、鱼藻罐等这类琢器则是国外、国内市场都曾发现的。

2.在图案方面看,国外、国内市场的产品也有所不同,主要区别是中东所见大盘的多层次满绘杂宝纹不见于国内,而国内市场多见戏曲人物故事图则不见于中东及东南亚的外销品。至于花卉、瓜果竹石、莲池鸳鸯、鱼藻及走兽和龙、凤纹等是国内、外市场都见的。值得特别注意,比较精致绘制的瓜果竹石走兽图及精细的庭院莲池鸳鸯和禽鸟图也不见于国内出土。

3. 在装饰手法上,中东多见的大盘的大面积蓝地留白和白地青花并用技法在国内器物上较少见。同样印度及中东器物上多见的阳纹印花与青花并用的技法也是国内市场器物所少见的。

4.综合上述各点,元代青花瓷的高质量的器物是外销瓷,而国内市场的器物的总体质量不如外销中东的器物。

这里有一个先外、后内的过程,我过去也从现存英国伦敦大卫德基金会的一对至正十-年瓶、新安海底沉船不见元青花瓷和上海至正年间任氏墓群不见元青花出发,推断景德镇元青花瓷的出现不应该早于14世纪30年代。现在看来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即远销中东的那批高质量元青花是否可能更早。至于新安海底沉船不见元青花,那是当时高丽、日本市场还没有青花瓷的需求,在日本福井、京都、冲绳与和歌山等地出土的标本也不见中东型的实物,而国内市场则可能在至正年间才开始盛行青花瓷。

托普卡比藏元青花撷英

托普卡比所藏的元青花共40件,在器型方而主要是大盘、大豌、葫芦瓶、八棱梅瓶、高颈瓶、扁壶、鱼藻罐等大件器,不见玉壶春瓶、僧帽壶、带座梅瓶、觚炉、小盘、小碗、高足碗、盏托、执壶等小件器。

装饰手法除了白地青花外,有蓝地留白和青花相结合、阳纹印花和青花相结合。

图案既有国内出土器中少见的通体满绘如意云肩纹结合杂宝的精致纹饰,也有竹石瓜果结合走兽的图案和国内少见的庭院莲池鸳鸯和庭院孔雀、庭院双雉等图,同样有国内多见的莲池图、莲池鸳鸯图、龙纹、凤纹和鱼藻图等,但不见国内多见的戏曲人物故事图。

托普卡比元青花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件:

1.蓝地白花麒麟飞雉双凤图。菱口大盘,直径41.5厘米。这是传世最大的一件蓝地留白盘, 其麒麟飞雉双凤的图案是仅见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英国大英博物、英国大卫德基金会、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均有圆口蓝地留白盘,但口径都在16厘米以下,而且图案都是龙纹。

2.牡丹纹葫芦瓶, 高达70厘米,如此大型葫芦瓶是世界仅有的一件。

3.多棱葫芦瓶2件, 高度均60.5厘米, 是传世最高的。

4.龙纹高颈瓶, 高度为44.5厘米。此类高颈瓶在国内并无发现, 目前所能见到与此类似的器物只有英国剑桥大学博物馆莲池鸳鸯开光图案元青花一件。

5.多棱梅瓶,高40.5厘米。青花色泽极为鲜艳,此类多棱梅瓶以河北省保定市窖藏出土的一对带盖龙纹梅瓶为最佳。日本松冈美术馆所藏高44.5厘米, 图案布局与伊斯坦布尔藏品相似, 菲律宾发现的一件底部的纹饰已改变为类似仰莲瓣纹,显然有一种从简趋向,此外,香港佳士德拍卖行于1994年5月曾拍卖-件,目前新加坡私人亦有收藏。

6.牡丹杂宝(高40厘米)及牡丹龙纹(高39.5厘米)高颈罐2件。此类高颈罐, 中东地区及中国国内均有发现, 如江西省高安窖藏出土有牡丹杂宝云龙纹带盖兽耳高颈罐(高47厘米)。

7.大盘12件,是仅次于伊朗阿特别尔寺原藏19件, 属全世界元代大盘的第二大收藏。其中口径达45厘米以上的有10件之多。最大口径48厘米的2件。最小口径41.5厘米1件。在12件盘中, 菱口盘8件,圆口盘4件。装饰手法有纯粹的白地青花, 也有蓝地留白和阳纹印花与青花并用。

总之元代景德镇应中东伊斯兰地区的需要制作了大批出口元青花,最明显的器物是大盘和大碗,其他也有大型葫芦瓶、扁壶等,但其图案花纹并非为中东地区特定的而是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

元青花的研究的现况如何?


霍布森和波谱拉开了元青花研究的序幕以后,在国外陆续对照验证了 200 多件馆藏的元青花。在国内也有少量出土进入馆藏。已经由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约有 300 件左右。此外,在实物发现上没有大的进展。也没有大的突破。因此,几十年来,人们都相信“元青花就那几百件”的观点。不敢突破,不敢相信另外还有元青花。目前,我国做为元青花的产地,还要组织人员出国到土耳其才能当面研究元青花。

这种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局面已经维持了五十年。即使新发现了元青花,人们也不敢相信。墙内开花墙外香,有些珍品国内不敢认,便很便宜地流向国外。等到国外宣布是真品后,又要花高价才能买回来。

元青花的发现和研究难以深入,悲剧一直在重演。民间到底有没有元青花,似乎是一个禁区,有人提出来有,就会受到嘲笑和冷落,唯有一些民间的藏家,学者,不信邪,一直在默默的搜集研究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起步,挖河修水库、筑路盖楼房,土方工程大批上马,加之各地盗墓猖獗,出土元青花颇有数量,但是拿给某些鉴定人员,往往不细看就说是假的,推出门外。有的按假的流出国门,有的在民间弃置无用。看到真东西被带上假货的帽子,不少识者愤慨疾呼:保护国宝!官方难以启动,民间人士在一些接触实际,思想开阔的专家学者的重视和支持下遂自发研究中国的元青花。

2004年11月在山东济南三仙堂宾馆召开了首届中国民间元青花藏品研讨会,一百余位专家、学者、藏家汇集一堂,向全国、全世界大声疾呼中国民间有元青花,值得重视,值得研究,掀起了中国民间元青花研究的热潮。目前正在向深入发展,随着第二届中国民间元青花研讨会的召开,必将推动我国元青花研究的新局面。

宋人与宋枕


中国古代有一种很少有人使用的枕头,式样简单,截一段圆木缀上小铃。枕在上面极不舒服,须小心翼翼,保持半睡半醒状态,意在小憩,避免沉睡过上。否则,枕攲动,人惊醒。此枕被文人赋予了一个极为美丽的名字:警枕。足见古人珍惜光阴用心良苦。

与此相反,有一句我们经常用的成语也与枕有关:高枕无忧。源出《战国策·魏一》:“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朝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两千多年前,古人对枕就有了这样深刻的理解。

古人使用的枕质地很多,不限于今人要求的柔软。用陶土堆塑成型,入窑高温烧成瓷枕,隋朝已见。唐以后,瓷枕渐多,至宋从质到量达到登峰造极。金元以后渐少渐衰,直至消亡。

谈瓷枕,离不开宋。笔者见过的宋枕磁州窑的为多。形容宋枕,得用许多话,简单地说,就是丰富。兽形枕中有龙枕、虎枕;人形枕中有孩儿枕、仕女枕;几何式样中有长方、八方、椭圆、银锭等;还有腰圆、鸡心、云头、花瓣等随意造型……

宋朝重商,商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国都东京(今开封)商贾云集,夜市不禁。于是,瓷枕中的名牌“张家造”应运而生。当然,还有“赵家造”、“王家造”等等。今天看来,千余年前宋人生产的瓷枕仍可谓美不胜收。一鹭鸶置身芦苇之中,双腿岔开,回首相望,用笔寥寥却生机一派;—孩童持竿垂钓,神情专注,几条小鱼欲咬欲溜,情趣盎然;两束卷草,丰满柔韧,舒展大方……

笔者陆续见过不少瓷枕,由于价昂,没有留下几个。瓷枕发展总的来说是年代越早尺寸越小。唐枕中常见不足一拃长的,人称脉枕,是否为中医号脉专用,待考。宋枕尺寸适宜,金元以后,尺寸加大,可达尺半,显得笨拙。瓷枕为生活用具,常随亡者下葬。因历史淘汰,罕有传世品。瓷枕为平民百姓所用,皇帝大概嫌硬,另有所枕。于是,瓷枕中透着一股市井气,说白一点是俗气。

这股俗气给后人带来宋人的情趣。宋人图安逸,不尚浮华,干不出唐人那等辉煌热烈的事来。两只鹌鹑,一行飞雁;顽童蹴鞠,赶鸭捉雀,无不流露宋人知足长乐的人生观。你可以完全想见宋人在人口增殖、物阜民丰之际,陶醉于这种“小家碧玉”的风范之中,自得其乐。

在瓷器中,再没有比文字装饰更能直接反映当时人的思想了。唐代的铜官窑(长沙窑)中,书写诗歌的不少,许多诗还可以在《全唐诗》中查到。显然,这与唐代诗歌盛兴有直接关系。而宋枕,却大量书写词曲。如:“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到头来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晚,病患过关,谁救得贪心汉。”一曲《朝天子》,把个枕头主人的失意和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烟波名利不如闲”,宋人有点看破红尘了,于是,大宋江山也就成全了赵佶(宋徽宗)这位国政庸碌无为、艺术却颇有造诣的皇帝。

枕头与人的关系太密切了,要睡觉难免先看枕头一眼。工匠们就利用这一眼,在枕面上写上“众中少语,无事早归”,写上“为争三寸气,白了少年头”,写上“过桥须下马,有路莫行船,未晚先寻宿,鸡鸣早看天”……写上许许多多通俗的格言,这些格言与宋人生死不离,生时指点迷津,死后警醒来世。这又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中国人“忍一刻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秉性,充满道家意味的风格。

宋人在忍与退中让出了半壁江山,国都由北南迁至临安(今杭州)。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和平共处”,委屈求全。采取守势的大宋王朝竟然也颤巍巍地度过了三百多年。

枕在宋瓷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它所拥有的天地记录着宋人的生活哲学。宋人对生活的寄托流露在酒肆茶馆,宋枕则装有宋人身心放松、与世无争的心态。追求琴棋书画,追求醉乡酒海,在风花雪月中高枕无忧,宋人的祈盼却不能永远保证“家国永安”(宋枕语)……

笔者藏有一文字装饰宋枕,虽略有残,但仍喜爱。枕为八方形,呈现腰圆状下弯,写字方向与枕垂直,这与一般文字枕有异。字虽竖写但须从左读起:“长江风送客,狐馆雨流人。”此枕颇值得玩味。内容为传统对联形式,长江对狐馆,专有名词对专有名词;风送客对雨流人,平仄对仗工整自然。上句明白无误,送客为来,但下句“狐馆”一词费解。雨流人的“流”与“留”通假,有“流连忘返”为证。狐字只有两解,一与狐狸有关,狐疑、狐臭、狐仙等等,另一解为姓氏。狐馆不论是什么馆,应与狐狸无关,否则谁还敢进入?那么,只剩一条路了,即狐姓人开设的馆。也许是茶馆酒馆、餐馆旅馆,当然也不排除是妓馆。反正是一个让客人驻足、狐老板收费赚钱的地方。这地方应该在长江沿岸,否则风怎么能送客于狐馆?这地方还应该常常霪雨绵绵,否则雨怎么能留住人?无论在长江的上游中游下游,都离这枕的产地磁州(今邯郸)很远。当时这类定烧的商品往返一趟并非易事,由此可见狐馆应该为当时当地的一大名馆,与长江去对也就不为过了。

狐老板作古已近千年,此枕是否陪他下葬还是陪他的亲属甚至客人下葬均未可知。但有一点不言而喻,瓷枕已被淘汰,现在博物馆内供学者研究,供观者欣赏。

宋朝有个著名的史学家叫司马光,他幼时聪慧,机敏过人,破缸救人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妇孺皆知,流传千古。成年后的司马光编纂了一部巨著《资治通鉴》,全书洋洋三百余卷,贯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至今仍是史学界重要的参考研究资料。可有一点恐怕鲜为人知,这部鸿篇巨制的编纂者,常睡警枕,就是那种十分不舒适又睡不踏实的枕头。

往事越千年。今人的枕已科学化了,讲究材料与质地,讲究舒适与合理。前面说过,瓷枕年代越近,体积就越大。按照这个思路,枕越做越大,如今的鸳鸯枕长尽可同床宽,看来也没逃出历史发展的趋向。其副产品——枕旁风当然刮得就更加情意绵绵,这一点却是有追求的宋人没能享受上的。

广东南雄建筑工地发现大型宋窑


广东南雄站前路附近的建筑工地近日发掘出大量陶碗、陶瓶和陶瓷碎片。中国古陶瓷协会专家郭惠雄19日在发掘现场向记者表示,可以肯定该处为宋代大型民窑。

站前路建筑工地位于南雄市区,据南雄市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该处正在修建一所学校和大型商场。记者19日一早前往工地,只见6、7台大型铲车正在工地上忙碌着。在工地一隅的小土坡上,随处可见大量的陶碗、陶瓷瓶、叠烧垫圈和陶瓷碎片夹杂在泥土中,其中一个陶瓷瓶完好无损地被记者一行挖掘出土。

中国古陶瓷协会专家郭惠雄对发掘出的陶碗、陶瓷瓶、陶瓷碎片和大量的叠烧垫圈进行了仔细甄别。他说:“挖掘出的大部分古陶瓷有着‘底脚平切’、‘口沿不施釉’等明显的宋代风格,从一些残片可看出正是宋代特有的‘影青釉’、‘酱褐釉’和‘莲瓣纹’。”

郭惠雄指着叠烧垫圈和匣钵告诉记者,使用垫圈和匣钵烧制陶瓷是宋窑特有的工艺。宋代烧制陶瓷时,将陶瓷产品放在垫圈或匣钵中,让产品与火隔离,起到保护作用。建筑工地上发现大量的叠烧垫圈和匣钵,可以证明该处是一个大型的宋代民窑。

郭惠雄称,站前路建筑工地发现的宋窑虽然是民窑,但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应该是广府人南迁过程中,江西一带的工匠带来的生产技术。建筑工地应停止施工,当地政府在保护现场的同时应立即上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申请考古队进行科学挖掘。

郭惠雄认为,新发现的宋窑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和文化价值,是广府人南迁文化的一个见证,从中或可了解宋代南雄地区陶瓷生产工艺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时南雄的对外贸易状况,或可证明南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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