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瓷器鉴别。
宜兴紫砂陶刻由来已久，元人蔡司沾《霁园丛话》里就有“奈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五文字”的记载，这是目前所知在紫砂器物上题刻词句的最早年代，但仅见诸记载，原物已佚，尚不知是刻于壶底还是壶身。据考证最初的镌刻大多位于壶底和壶盖的边沿而很少见于壶身，其内容也仅仅记载着作者的名号而已。稍后便有在砂壶身上题刻诗句的作品出现，绘画绝少。
明“供春壶”之前的紫砂陶刻是用竹尖刀在坯体未干时刻制的，其刀刻痕与现代意义上的陶刻味有明显区别，后发展成用专门的铁制刻刀在坯将干未干时镌刻。明清以来，宜兴紫砂名气大盛，紫砂壶以简括大方之形、淳朴典雅之色和安逸恬静之态深受文人学士关注，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来宜兴定制紫砂壶和文房玩具者甚众，如赵宦光、董其昌、顾元庆、郑板桥、吴大徵、任伯年等定制的壶器均署室斋名以传世。紫砂壶成为众多文人闲士品茗吟诗，风花雪月时的把玩物，其典雅、恬适、朴茂的风格正与文人澹泊、雅致、清丽的审美情趣相吻。
清末民初，宜兴紫砂产业大兴，宜兴紫砂陶商人始请本地书画名家参与紫砂陶刻，此时的陶刻装饰风格渐趋明朗，切壶切情的铭文款识减少，饰壶风格通常为壶身一面题词，一面绘画，诗文大致出自《茶经》或有关茶事的唐宋名句，画面多表现梅兰竹菊或简笔山水，也偶人物，笔意多仿石涛、八大、董其昌意。此时的陶刻刀法老到、技艺娴熟、构图谋篇程式化之中也见韵致和机趣。专事陶刻艺人逐渐增多，高手频现，有芦兰芳、陈懋生、陈研卿、沈端田、韩泰、邵云如等人，遂形成了当时的陶刻行业。商户在普通产品上镌刻简单的字域，视技艺高低而刻制不同档次产品，其价位自然也就不同，此时的陶刻品种已从紫砂壶发展到花盆、陶瓶、餐具及其它品种，内容也不限于书法和绘画，还包括图案等。值得一提的是，规模化生产的陶刻产品中，大量规范化的画面中产生了独特的民间装饰味，线条形式感强，刀法洗练等等。
宜兴陶刻发展至上世纪五十年初，尚有陈少亭、任淦庭等名艺人留世，他们的高足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毛国强等今已成为陶刻界的领军人物。又承金陵亚明、沪上唐云、王个移、京华韩美林诸大家的鼎力推助，几代艺人的探求和摸索，紫砂陶刻语言日趋丰富和成熟，形式风格已臻完美。再有大批民间爱好者的加盟，一时陶刻业红红火火，兴旺无比。近年收藏热带来紫砂热，因此陶刻艺术品也渐人佳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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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 (1368到1644年)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趋向没落，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的时期。从洪武帝创建大明到崇祯帝上吊殉国，明王朝经历了267年的兴衰。在此期间，手工业、商业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自唐宋以降，瓷器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到明代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为前代所不及。当时，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官窑日益繁荣，大量生产御用器皿和民用瓷器，以质量高、销路广，代表了明代制瓷水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有较为详细地描述。其产品以青花、五彩为主流，在元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将陶瓷艺术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地。
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革始于明。建国伊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以巩固政权，安定局面，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加强扶植手工业和工商业。洪武年间，太祖下旨仍沿用景德镇窑场为皇家御窑，承担宫廷御器和政府对内对外赐赠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烧造。洪武二年，建御窑二十座，专制御器，往往是“千里择一”，不计费用多寡，只求精品。《明史·食货志》中记载了朝廷派官督烧的情况，虽说此举劳民伤财，却在重压下着实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
永乐年间以出产“甜白釉”而著名。这种半脱胎瓷器胎壁极薄，釉面莹净。也叫“填白”，是指在白瓷上可填绘彩饰，以薄胎而有暗花者最为杰出。以后历朝皆有烧制，但都比不上永乐时期的产品，到清代亦有仿制，更非永乐甜白可比。这一时期比较有特点的器形是“压手杯”，敞口折腰，沙足滑底，一般在底部标有“大明永乐年制”或“永乐年制”字样，字体小篆。
到宣德年间，技术上又有所改进，据说御窑厂扩增至五十八座之多。这一时期所生产的青花瓷器，以胎釉精细而闻名，所用青花料主要从国外进口的“苏麻离青”。由于这种原料中含铁量较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色斑点，与浓艳的青蓝色相融一体，也使后世极难仿制。此外，宣德釉黑红在元代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所制釉里红鱼纹高足杯在当时就已盛名天下了。宣德瓷器的另一个特点是落款部位很多，不仅出现于底部，也有书写在口、肩、腰、足等部位的，因此有“宣德年款遍器身”之说。
明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时期，为另一个陶瓷史上的辉煌时期，在这短短三代五十六年当中，宫廷和民间艺术匠师们创造了一大批空前绝后的艺术珍品。《景德镇陶录》中记载着“成化以五彩上”，在以后相距不及百年的隆庆、万历几代，仿制成窑已成风气，地道的成化瓷器商品价值就以“万”计，可见其水平之高。
此一时期的青花用料以国产为主，指浙江、云南一带出产的“土青”，也有称“平等青”的。明五彩的形式有“斗彩”、“点彩”、“加彩”、“填彩”等等，大同小异，性质一样，都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完善了在素胎上直接施色釉的工艺，创制出素三彩，成为正德朝的著名品种。正德朝后期青花料使用进口“回青”，颜色纯正，价格昂贵，过于黄金。
嘉靖一朝的官窑瓷器，产量巨大，是明朝烧造量最大的一个时期。青花料是用进口料与国产“石子青”配合使用的，所以呈现出一种蓝中泛红紫的鲜艳色泽。由于铜红釉的烧成难度较大，自嘉靖朝起改用低温铁红，因此，这一时期的矾红制作极为发达。另外，当时的民窑制品已相当精细，出现了以仿宣德、成化窑器而著称的“崔公窑”。
隆庆朝年份较短，所以传世器物很少。延续嘉靖和前代旧制，继续使用“回青”料。器物造型更加丰富。
万历中期以后，进口回青料断绝，改用浙江出产的浙料，色彩沉静。彩瓷以青花五彩为主，图案花纹布满全器，效果华丽浓艳。民间窑更加发达，其产品精细程度可与官窑相比美，并大量远销至欧洲。
天启、崇祯时期，明朝统治急速走向衰落，御器厂的生产几近停止，今天很少见到官窑款的产品。此一时期民窑生产日益发达，以烧造青花瓷为主，装饰纹样丰富多彩，不受官窑式样规格化的束缚，写意山水、动物人物、诗词书法、几何图形等，造型活泼，画法随意。
在景德镇官窑以外，各地民窑也在蓬勃发展，如福建窑、江西横峰窑、广东广窑、浙江处窑、江苏瓯窑等等。其中以江苏所产的紫砂为最有特色。
紫砂这一品种的出现，上溯可能很早，各种说法不能一致。真正以紫砂壶的完整形象出现，是从明代正德朝以后。
紫砂壶的原料，产于江苏宜兴，分为紫泥、绿泥和红泥。五百年间，名家辈出，花色品种不断见新，工艺愈加精美，成为海内外著名的陶瓷品种。
紫砂壶的出现，与饮茶习惯的改变有很大关系。明人已不再时兴“斗茶”，改烹茶为沏茶，对茶具的要求相对提高。在实践中人们发现紫砂壶泡茶味道仪表隽永醇厚，而且壶体能吸收部分茶汁，使用愈常，泡出的茶味越好。加之陶质的紫砂壶无釉无彩，正适合文人雅士回归自然的审美情趣，从此便风行天下，制壶高手们也应运而生。
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被认为是紫砂早期鼎盛时期，供春（龚春）、时大彬、李仲芬、徐友泉等人为知名高手，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已经很珍贵，现存极少。这时的作品在造型上吸收了铜器的造型特点，并与当时的家具风格相一致。外形简洁、线条凝重、体积浑厚、比例协调，泥质颗粒较粗，更显质朴大方。
紫砂文化：宜兴紫砂陶刻的兴起和发展
任淦庭紫砂陶刻作品
宜兴紫砂陶刻由来已久，元人蔡司沾《霁园丛话》里就有“奈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五文字”的记载，这是目前所知在紫砂器物上题刻词句的最早年代，但仅见诸记载，原物已佚，尚不知是刻于壶底还是壶身。据考证最初的镌刻大多位于壶底和壶盖的边沿而很少见于壶身，其内容也仅仅记载着作者的名号而已。稍后便有在砂壶身上题刻诗句的作品出现，绘画绝少。明“供春壶”之前的紫砂陶刻是用竹尖刀(制陶工具)在坯体未干时刻制的，其刀刻痕与现代意义上的陶刻味有明显区别，后发展成用专门的铁制刻刀在坯将干未干时镌刻。明清以降，宜兴紫砂名气大盛，紫砂壶以简括大方之形、淳朴典雅之色和安逸恬静之态深受文人学士关注，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来宜兴定制紫砂壶和文房玩具者甚众，如赵宦光、董其昌、顾元庆、郑板桥、吴大徵、任伯年等定制的壶器均署室斋名以传世。紫砂壶成为众多文人闲士品茗吟诗，风花雪月时的把玩物，其典雅、恬适、朴茂的风格正与文人澹泊、雅致、清丽的审美情趣相吻。
紫砂壶镌刻题辞的盛行，推进了文人直接参与创作。有意识地将紫砂壶作为创作的载体者，当推清嘉庆年间的陈鸿寿(字曼生)。陈曼生是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不仅娴熟于金石书画，更是嗜壶成癖。他和杨彭年合作设计的紫砂壶，其色含蓄，其质温润，其形典雅，亦书亦画的陶刻艺术“切茶、切水、切壶、切情”，可谓美妙绝伦。由于陈曼生的倡导及一批金石书画家的参与，推动了紫砂陶刻的发展也大大提高了紫砂壶的品位。陈曼生留下的“曼生十八式”可称道艺结合的经典，后世奉为圭皋。曼生之后“壶随字贵、字随壶传”成了文人和匠师合作时共同认呵的审美标准。与曼生同时代的梅调鼎，曾在一款称砣款式的“秦权”壶上题铭：“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称来”，其文回味十足，其字遒劲有力，方寸之间便构成壶、字、意、情皆佳的绝妙之作。
清末民初，紫砂产业大兴，宜兴紫砂陶商人始请本地书画名家参与紫砂陶刻，此时的陶刻装饰风格渐趋明朗，切壶切情的铭文款识减少，饰壶风格通常为壶身一面题词，一面绘画，诗文大致出自《茶经》或有关茶事的唐宋名句，画面多表现梅兰竹菊或简笔山水，也偶人物，笔意多仿石涛、八大、董其昌意。此时的陶刻刀法老到、技艺娴熟、构陈懋生、陈研卿、沈端田、韩泰、邵云如等人，遂形成了当时的陶刻行业。商户在普通产品上镌刻简单的字域，视技艺高低而刻制不同档次产品，其价位自然也就不同，此时的陶刻品种已从紫砂壶发展到花盆、陶瓶、餐具及其它品种，内容也不限于书法和绘画，还包括任淦庭等名艺人留世，他们的高足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毛国强等今已成为陶刻界的领军人物。又承金陵亚明、沪上唐云、王个移、京华韩美林诸大家的鼎力推助，几代艺人的探求和摸索，紫砂陶刻语言日趋丰富和成熟，形式风格已臻完美。再有大批民间爱好者的加盟，一时陶刻业红红火火，兴旺无比。近年收藏热带来紫砂热，因此陶刻艺术也渐人佳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
元朝陶瓷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武力，灭宋灭金，入主中原，至1279年忽必烈率大军覆灭了汉族在南方的赵宋政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土地。元朝的统治只有九十余年，而且又连年混战，所以从整体上看，元代陶瓷业基本上承袭了前代旧制，除青花、釉里红等品种，没有太多发明。
但仅就江西景德镇陶瓷而言，情况却大不一样，元朝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一个原因是景德镇地处皖赣边区，受战争影响不大，社会经济状况较为安定；二是当地原料丰富，开挖使用较为便利，技艺上博采众长，产品制作精致，有“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美誉；三是因为宫廷重视，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一所管理陶瓷产业的机构──浮梁瓷局；再一个原因就是出口量增大，从另一个角度刺激，促进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
元代青花、釉里红的出现，使我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影响巨大而且流传深远。青花瓷器的真正全盛时期在明代，制造技术传播至近东、日本等到国，最后传到欧洲。
虽然青花瓷器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景德镇相关，但首先使用氧化钴为着色剂进行彩绘装饰，最早出现在近东。早在九世纪，米索不达米亚地区还生产了一种陶器，先在胎体上罩一层含有氧化锡不透明的白釉，再在釉面上用氧化钴做彩料绘制图案，使画面在入窑焙烧后呈现美丽的蓝色。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与其他品种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原料的不同，它所使用的是长石瓷土和长石釉料，经过高温烧制后坯釉结合良好，所描绘的图案体现得淋漓尽致。
据考古发现，早在唐代就已出现过用含有钴的蓝釉彩用来装饰，这到早期青花的出现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到元代，烧制青花瓷器的窑址有江西景德镇和吉州、云南玉溪、浙江江山等，其中产量和质量都以景德镇为最。景德镇地区是在当地宋代影青和卵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下彩绘的技术上和艺术上受到过磁州窑的影响。
为了发展瓷业，元代统治者实施了多种管理手段，除设立行政机构外，对具有一定技术的工匠也很重视，规定免去工匠的一切差科，对他们的技艺实行“世袭制”，既使生产专门化，又使得特殊技艺后继有人。
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特点是形态较大、胎体较厚、份量较重。装饰花纹所使用的青花料，有进口与国产两种。进口料颜色鲜蓝、艳丽，采用影青作面釉，所绘图案构图严谨、笔法工整、描绘细致。这类产品体积都比较大，系当时浮梁瓷局的高档产品，其器型豪放、青料浓重，总体风格气势磅礴。国产青料发灰较淡，一般施以乳浊的卵白釉，所绘图案构图疏朗，笔法淳朴，风格粗犷。这类产品大部分为小件产品，多为普通民窑所生产，目的也多为日用器皿。装饰纹样主要有松梅竹莲、龙凤鹤鹿、人物花鸟、卷草锦地等，此外，历史故事也风兴一事。
元政府意识到发展瓷业并积极对外贸易，对元朝经济有重要意义，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元政府建立相应的港口外销管理机构，鼓励对外贸易，使这一时期在瓷器的外销数量、质量等方面，较宋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和提高。在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些极为珍贵的元青花瓷器，代表着这一时期青花艺术的风格特点。随着瓷器的大量出口，促进了对外交流的发展，对一些国家的宫廷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文化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们普遍重视对这些元代瓷器的珍藏和陈列，让后人追忆过去的历史。在东非的伊斯兰教地区，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青瓷被镶嵌于宫殿、寺庙或其他纪念性建丽上，视同珠宝，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此外，元代景德镇创烧的另一著名产品为卵白釉器。这种产品亦称“枢府窑器”，相传是为元朝官府枢密院的定烧器，有些器物上有“枢府”字样，但烧制这类卵白釉瓷器的窑场还同时烧造青花瓷和黑釉瓷。卵白釉的特征是釉层较厚，呈失透状，色泽如鹅蛋白，它的出现为明代永乐甜白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出一艘元代沉船，载有中国瓷器近两万件，包括当时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官窑、钧窑以及景德镇等窑场的大量产品，成为考查元代各窑址产品情况的可靠实物佐证。
元代开始出现分室龙窑，这种窑依山而建，倾斜度为12──22度之间，长度近60m，宽2──3m，分窑室17间，这种分室龙泉窑为以后的阶梯窑打下了基础。这种窑炉的特征是装窑容量大，适合于多种坯釉同时烧成，在窑室的前、中、后部不同的窑温下放置不同的产品；这种窑适合以柴为燃料，升温快，冷却也快，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热量。元未明初，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葫芦型窑，之后演变为蛋形窑，这种窑形延续使用至今。
紫砂陶（图）
何谓紫砂陶
紫砂是中国宜兴特产的陶土。全世界皆有产陶土的地方，但是没有紫砂，因为此陶非彼陶。可以说紫砂是陶土的一个种类，只有在宜兴才有的。为什么称这里的陶土为「紫砂」呢？那是因为紫砂陶土制成的紫砂器，无论是黄、红、棕、黑、绿的本色，在其表面皆隐含着若有似无的紫光，使其具有质朴高雅的质感，故称为「紫砂」。
紫砂之所以称为「砂」，是因为紫砂的成品，具有特殊的粒子感。即使土质练得很细，在细腻的外表下，仍然看得见漂亮立体的粒子感。
紫砂的特色清明古雅，不上釉的表皮，在一千度到一千两百五十度之间的窑火里，烧炼出自然平和的质感。缤纷的色彩可变化出几十种的颜色，大致可分成紫、褐、红、黑、黄、绿的基本色系。它的颜色烧成之后，不会褪色。经过泡茶滋养后可呈现温润光和不炫的质感，与其它陶土混浊不清的色泽有很大的分野。
紫砂的原料经过科学的分析，其中含有氧化铁、氧化铝、氧化镁、氧化钾、氧化钠、氧化铅、氧化锰等化学成分，矿物组成的胎土属于高岭、石英、云母类型，适当的矿物、化学组合、颗粒配合，使得紫砂的成品吸水率小于百分之二，气孔率介于一般的陶器瓷器之间。紫砂的气孔分成闭口气孔和开口气孔两种，由于这种特殊的结构，使它有良好的透气性，茶水放在紫砂壶内，可几日而不馊。紫砂成品还有吐纳的特性，置久不用也会吸收空气中的尘埃，若拿来装油，则油味便积贮在胎土内，很难清除；泡茶则将茶味贮留下来。
紫砂壶的胎土遇热时（如用沸水里外淋过，胎土升温时），则气孔张开，将胎土内贮藏之物吐出来。贮存是茶，就会吐茶香；贮存是油，就会吐油；贮存的是尘垢，就会吐尘垢。通常这种替换作用是同时进行的。所以紫砂壶用来泡茶，泡茶的效果最好，也因为它的贮换功能，可使泡茶效果越来越好。
历代文献记载
紫砂见重于明清两代，可供参考的书目有︰
1.《阳羡茗壶系》 明 周伯高著。
2.《阳羡茗壶图谱》 明 周嘉胄著。
3.《阳羡名陶说》 清 张●堂著。
4.《阳羡名陶录》 清 吴槎客著。
5.《壶史》 清嘉庆年间 朱石梅著。
6.《阳羡砂壶考》 民国二十三年，张虹等人合编。
紫砂的记载自明代以来，多半未深入探讨，只以记录为主，对紫砂之特性，很少有详细的解说，对于紫砂艺术的著述，更是乏善可陈。基于保护国粹的愚心，只求中国之一宝，能在中国人手里发扬光大，而不是等外国人，善知中国之宝，趁我们自己无知未醒之际搜括空了，再回头向我们炫耀。所以将从古至今紫砂器，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书，以供大家参考。中国人的珍宝，必须要中国人自己懂得爱惜才行。
紫砂年代区域划分之依据
紫砂年代区域划分的依据，是以宜兴紫砂业的兴衰而定的。宜兴是紫砂的产地，紫砂业的兴衰当然是受时代兴衰的影响，而跟着上下起伏。大致可分为──
1.创始期
紫砂壶创始于明正德年间，相传在江苏宜兴东南四十里处，唐相陆希声山房故址有一金沙寺，金沙寺里某一僧人，闲时常与制陶缸者相处，取其陶土，加以抟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剖刮胎内使其中空，另外捏制壶嘴、壶钮、壶盖与壶体相接，跟随一般陶制品的窑烧成，人称金沙寺僧，他做壶喜欢用紫砂泥，常以指螺纹为标识。若金沙寺僧壶，只以指螺纹为标识，无款识印章，那么后世的人即使遇到他的传器，也无法辨认，所以金沙寺僧只能算是传说了。
开始在所制紫砂壶上署名号者据说是供春，所以又有人认为紫砂创制者是供春。供春是明代四川参政吴颐山的家僮。吴颐山常在金沙寺读书，供春在空暇时，偷学金沙寺僧取细土抟坯手捏，故壶身内外指螺纹隐现。这些也只能作为参考而已，因为现在所谓是供春制的供春壶，都存有疑点待清。
董翰是明万历时人，开始制造葵花式样。
赵梁万历时人，多作提梁式壶，可以说是提梁式壶的鼻祖。
元畅万历时人。
时鹏是时大彬之父，万历时人，与董翰、赵梁、元畅为当时四大名家，除了董翰重精巧外，其余三家多古拙。
李茂林，万历时人是紫砂小壶的鼻祖，虽说是小壶，明朝时的小壶其大小在现代来说应算是中型的壶。
从金沙寺僧开始到李茂林的这段时间，可称为是壶艺创始期，在这段时间因为烧制时，未装入匣钵内烧，而是与瓷器，而是与瓷器同窑，故难免会微沾釉泪。所以时大彬之前的这段时间，可称为壶艺创始期。
明朝著名四大紫砂名家大师
明代是紫砂茗壶的兴旺成熟期，名手辈出，代有精品。至今有实物遗存并有制作者记载的，当属明正德年间的紫砂壶名师供春，供春之壶，制品很少，留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自从供春树瘿壶问世以后，继起的名家有董翰、赵梁、元畅、时鹏，称为“四大家”
李仲芳制作的紫砂壶
四大家以后有李养心，号茂林，也是明万历时名艺人。他善于制作小圆壶，世称“名玩”。他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以“小圆壶李四老官”得名。起初，名家壶坯都附入缸窑烧造，没有用匣钵封闭起来，因而都“不免沾缸坦釉泪。”从李茂林开始，“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从而防治了紫砂壶的粘染釉泪。
相传供春曾经带过一个徒弟，他把制壶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这个徒弟叫时大彬。时大彬既继承了供春制壶地传统，又创造出自己地特色。他淘土为壶，有时杂以砂土，作品时见巧思，出人意外。他开始制作地时候还只是单纯地模仿供春，以大壶为主，后来和当时著名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等交往，突破了老师地樊篱而多做小壶，更加符合文人地美学趣味，因此当时就有“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这类推崇的诗句。时大彬也有两个徒弟叫徐友泉和李仲芳，都行大，因而又有“壶家妙手称三大”的说法。李仲芳，其艺术成就与师父不相上下。
紫砂茶具的制作，已经有简单朴素而渐趋文巧。李仲芳父主张复古，极力“督其敦古”；李仲芳是主张趋新，不同意敦古的意见。父子争论激励。据传，有次仲芳做好一把壶，急忙送到父亲面前问道：“老兄，这个如何？”从此，人们称仲芳壶为“老兄壶”。据文献记载，仲芳“后入金坛，卒以文巧相竟。”《阳羡茗壶赋》评论李仲芳有“仲芳骨胜而秀出刀镌”之语，可见其壶艺技法的精绝。至于徐友泉的作品，则又别具一格，他喜欢仿效古代瓷器尊罍的形制。造型式样较多，而且泥色也变化多端。文献上评论他的作品是“种种变异，别出心裁”。和上述“三大”同时或稍后的名手，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时英、陈俊卿、沈君用、陈用卿、陈仲美、陈和之、承从云、沈子澈、惠孟臣、陈子畦等人，争奇斗艳，壶式千姿百态，制作了许多超越古人的作品，都为人们所宝重喜欢。
明代的紫砂杯与紫砂壶，不但式样变化多端，壶形大小也很不相同。大体上说，明万历之前，好尚大壶；万历之后，壶形日渐缩小。时大彬自他游娄东和诸名士交接之后，才改作小壶。以后徐友泉诸家，更向这一方面推进，从“盈尺兮丰隆”转向“径寸而平柢”一途。明末清初更有陈子畦、惠孟臣都是“小壶精妙”、“各擅胜场”的名手。壶形由大而小，不得不承认决定于士大夫饮茶趣味和习惯的改变，逐步走进千家万户，集家居装饰、实用性、艺术性为一身，得到人们的喜爱。
元朝陶瓷文化
青花云龙玉壶春瓶 元朝时期 高29.8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9.9厘米
釉下彩技术，是在器物坯材上先用釉料绘出花纹，再上一层无色透明釉，然后高温烧制。彩色釉被覆盖在一层透明釉之下，故称为釉下彩或釉里彩。若在第一次所施釉中加入钴（Co）的成分，烧成的瓷器呈蓝青色，称为青花瓷，这种工艺在唐宋已使用，但不普遍。到了元代，则大量烧制青花瓷器，因釉料中含钴量的多少不等，加之火候亦有差异，故烧成品的颜色有深有浅。玉壶春瓶的器形前代就有，元代继续流行，但颈部缩短，腹部突出，圈足变矮以致近似于平底，增加了稳重感。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武力，灭宋灭金，入主中原，至1279年忽必烈率大军覆灭了汉族在南方的赵宋政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土地。元朝的统治只有九十余年，而且又连年混战，所以从整体上看，元代陶瓷业基本上承袭了前代旧制，除青花、釉里红等品种，没有太多发明。
但仅就江西景德镇而言，情况却大不一样，元朝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一个原因是景德镇地处皖赣边区，受战争影响不大，社会经济状况较为安定；二是当地原料丰富，开挖使用较为便利，技艺上博采众长，产品制作精致，有“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美誉；三是因为宫廷重视，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一所管理陶瓷产业的机构──浮梁瓷局；再一个原因就是出口量增大，从另一个角度刺激，促进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
元代青花、釉里红的出现，使我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影响巨大而且流传深远。青花瓷器的真正全盛时期在明代，制造技术传播至近东、日本等到国，最后传到欧洲。
虽然青花瓷器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景德镇相关，但首先使用氧化钴为着色剂进行彩绘装饰，最早出现在近东。早在九世纪，米索不达米亚地区还生产了一种陶器，先在胎体上罩一层含有氧化锡不透明的白釉，再在釉面上用氧化钴做彩料绘制图案，使画面在入窑焙烧后呈现美丽的蓝色。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与其他品种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原料的不同，它所使用的是长石瓷土和长石釉料，经过高温烧制后坯釉结合良好，所描绘的图案体现得淋漓尽致。
据考古发现，早在唐代就已出现过用含有钴的蓝釉彩用来装饰，这到早期青花的出现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到元代，烧制青花瓷器的窑址有江西景德镇和吉州、云南玉溪、浙江江山等，其中产量和质量都以景德镇为最。景德镇地区是在当地宋代影青和卵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下彩绘的技术上和艺术上受到过磁州窑的影响。
为了发展瓷业，元代统治者实施了多种管理手段，除设立行政机构外，对具有一定技术的工匠也很重视，规定免去工匠的一切差科，对他们的技艺实行“世袭制”，既使生产专门化，又使得特殊技艺后继有人。
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特点是形态较大、胎体较厚、份量较重。装饰花纹所使用的青花料，有进口与国产两种。进口料颜色鲜蓝、艳丽，采用影青作面釉，所绘图案构图严谨、笔法工整、描绘细致。这类产品体积都比较大，系当时浮梁瓷局的高档产品，其器型豪放、青料浓重，总体风格气势磅礴。国产青料发灰较淡，一般施以乳浊的卵白釉，所绘图案构图疏朗，笔法淳朴，风格粗犷。这类产品大部分为小件产品，多为普通民窑所生产，目的也多为日用器皿。装饰纹样主要有松梅竹莲、龙凤鹤鹿、人物花鸟、卷草锦地等，此外，历史故事也风兴一事。
元政府意识到发展瓷业并积极对外贸易，对元朝经济有重要意义，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元政府建立相应的港口外销管理机构，鼓励对外贸易，使这一时期在瓷器的外销数量、质量等方面，较宋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和提高。在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些极为珍贵的元青花瓷器，代表着这一时期青花艺术的风格特点。随着瓷器的大量出口，促进了对外交流的发展，对一些国家的宫廷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文化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们普遍重视对这些元代瓷器的珍藏和陈列，让后人追忆过去的历史。在东非的伊斯兰教地区，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青瓷被镶嵌于宫殿、寺庙或其他纪念性建丽上，视同珠宝，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此外，元代景德镇创烧的另一著名产品为卵白釉器。这种产品亦称“枢府窑器”，相传是为元朝官府枢密院的定烧器，有些器物上有“枢府”字样，但烧制这类卵白釉瓷器的窑场还同时烧造青花瓷和黑釉瓷。卵白釉的特征是釉层较厚，呈失透状，色泽如鹅蛋白，它的出现为明代永乐甜白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出一艘元代沉船，载有中国瓷器近两万件，包括当时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官窑、钧窑以及景德镇等窑场的大量产品，成为考查元代各窑址产品情况的可靠实物佐证。
元代开始出现分室龙窑，这种窑依山而建，倾斜度为12──22度之间，长度近60m，宽2──3m，分窑室17间，这种分室龙泉窑为以后的阶梯窑打下了基础。这种窑炉的特征是装窑容量大，适合于多种坯釉同时烧成，在窑室的前、中、后部不同的窑温下放置不同的产品；这种窑适合以柴为燃料，升温快，冷却也快，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热量。元未明初，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葫芦型窑，之后演变为蛋形窑，这种窑形延续使用至今。
紫砂文化：紫砂器茶文化一壶在手自泡饮
饮茶之风，盛于唐，兴于宋。唐代盛行烹茶，宋代流行点茶，所以当时用茶多为饼茶，制作过程十分复杂。茶的饮用方式制约茶器具的发展，因此茶器具的形制、质地与构成必然反映时代特征和差异。唐宋及以前，茶器具的使用多为陶瓷茶具与金属茶具，达官贵人甚至盛用金、银、铜制茶具，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力，表现了豪门竞奢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茶器具生产发展的进步以及茶器具在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茶器具的存在，是为了完成饮茶过程的礼仪风尚。用器的过程，即是茶的品饮过程，同时也是领受茶文化精神，内心深省民族传统意识的过程。唐宋时代繁复的茶器具，不但把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引向顶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中国茶的文化内涵推进狭窄的胡同。这样，从茶的品饮方式到茶器具的发展，也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演变，中国茶文化原精神又将得到新的飞跃。
茶事中使用紫砂的记述可见于蔡司沾《霁园从话》所记：“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孙高士即孙道明，号清隐，元代人，曾以其居名“且吃茶处”。
紫砂产于宜兴。宜兴周代称为荆邑，秦王政二十六年，改名阳羡。西晋阳羡名将周处的长子周玘，三兴义兵，晋怀帝为表障其功，改阳羡为义兴。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时，为避太宗赵光义讳，改称宜兴迄今沿用。宜兴所做茶器具的原料是当地独有的紫泥、本山绿泥、红泥三种，统称为紫砂泥。用紫砂泥制作的茶具也叫做紫砂器。紫砂器的创始，有文字的记载，始见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诗句：“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其次，欧阳修也有“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的诗句。虽然这里提到的“紫泥新品”、“紫瓯”不是后来意义的紫砂器，但是在1976年，宜兴丁蜀镇羊角山古窑址发掘出大量紫砂陶片，其断代时间为北宋中期，这也是紫砂器始于北宋时期的佐证。
初期的紫砂，出自何人之手，已不可考。但紫砂器真正兴起在明代中期，这些不但有实物遗存，而且还有较详实的文字记载。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对紫砂器的记载始见万历十五年许次纾的《茶疏》：“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随手所作，颇极精之。”其后，在各时期的茶书中对紫砂器的专门描述和记载陆续增多，并有系统阐述紫砂器的专著问世，明代周高起《阳羡名壶系》和清代吴骞《阳羡名陶录》是其中最著名的二种。
紫砂器兴起于宜兴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茶文化大环境陶冶下的突出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变革的必然产物。据考古表明，自母系氏族社会起，宜兴就有制陶业存世，并一直延续到唐、宋、元、明时期的大规模生产。明代初期，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连年战乱、泰世初平，为体恤民情、减轻贡役出发，下诏废除团茶，改制叶茶。朱元璋的这措施不但减轻了广大茶农为造团茶所付出的繁重苦役，也带动了整个茶文化系统的演变，茶的品饮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手撮茶叶、用壶冲饮，替代烹煎方式，由于茶具有了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茶事开始讲究器具。品茗本是生活中的物质享受，茶具的配合却蕴涵了人们对形体审美和对理趣的感受。
紫砂器造型形态完美、装饰纹样适合、内容健康向上，制作技巧精湛，且与诗书画及金石篆刻结合，雅俗共赏，使人把玩不厌，正好满足了茶文化时代变革的需要。也就是说，紫砂器受到人们珍视，在于它具有与品饮散茶相适应的物理特性和实用的艺术价值。近人南海“百壶山馆”主人李景康和顺德“碧山壶馆”主人张虹在其合著的《阳羡砂壶“茗壶为日用必需之品，阳羡砂制，端宜论茗，无铜锡之败味，无金银之奢靡，而善蕴茗香，适于实用，一也。名工代出，探古索奇，或仿商周，或摹汉魏，旁及花果，偶肖动物，或匠心独运，韵致怡人，几案陈之，令人意远，二也。历人文人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或镌以花卉，或锓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书法不群，别饶韵格，虽景德名瓷价逾钜万，然每出以匠工之手，响鲜文翰习观，乏斯雅趣也。”紫砂器的蕴香特征，至今没有任何物品能够替代。它的外形艺术创作，也至今不衰，仍然保持着蓬勃的创造力。
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几乎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各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给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派，百家争鸣，儒道释三家并存，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也给茶文化的发展起着原动力的影响。光从陆羽《茶经》汇录的茶史人物来看，也几乎全是儒道释三家的代表人物。但在三家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中，又以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并在茶文化体系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尤以柔静形成茶文化的主体思想特征。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社会问题急趋尖锐，难以解决，促使文化人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上寻求自我完善和解脱。同时，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王阳明倡导“心学”，反释家禅宗与道家清静溶于儒学之中，形成新儒学，强调个人内心修养。茶文化的柔静思想恰好与这种推崇中庸沿简、崇尚平朴自然、提倡内敛喜平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表现在对茶器具的追求上，紫砂器的自然古朴形象能够体现时代思潮与茶饮形式的融合。因此，大量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创作活动，推动了士人的购藏风尚，引导了紫砂技艺在艺术典雅情趣上的丰富与提高。
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制作活动，有着多种的形式，除了邀请大家艺匠特别制作外，大多文人是自己亲自设计外形，由艺人按“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紫砂器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在茶文化愈加广泛的传播中，紫砂器必然成为中华民族茶文化史上闪烁光芒的灿烂明珠。
谈一谈中国自明代起就开始盛行的仿古瓷现象
在中国古陶瓷中，历来就有后朝仿前朝的习惯。仿古瓷萌芽于宋代，形成于元代，成熟于明代，繁荣于清代。所谓仿古瓷，即是指仿其胎、釉彩、造型、纹饰或兼而有之。
历史上仿古瓷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四个时期：明代、清三代、清末至民国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仿古瓷主要分为两一类，一类是仿宋代五大名窑及龙泉窑等；一类是后朝仿前朝的官窑瓷。（注：俗称官仿官）清三代仿古瓷除沿袭明代的做法外，特别是官仿官或仿宋五大名窑之器都明确署有当朝铭文，在这个问题的做法还是比较诚实、厚道的。清末至民国时是仿古瓷生产的髙峰期，促使仿古瓷业髙速发展的原动力，是市场需求量的扩大以及海外来中国搜寻古瓷暴利行为的驱使。清光绪至民国时期的仿古瓷不但仿的精巧，工艺在某种程度上丝毫不亚于原作。而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物就有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人郭葆昌、孙赢州等人。
对于清末民国时期的仿古瓷，《饮流斋说瓷》是这样评价的：“盖彼时一朝有一朝之面目，而自有其特色。”“凡新仿之品，以光绪之朝为最多，袭历朝之形式，无所不仿。”“清末景市镇肆中陈设珍玩，于尊妻鼎彝之属，及宋元旧制皆有仿作，佳者几可乱真。”对于民国仿古瓷的工艺成就，日本人上田恭辅论：“今日之市场，大抵以摹仿品或后世乏伪造物……仍以青花、五彩、胭脂红等，尚有可观，其价格之便宜，殊堪惊异。”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近30年来，随着国内外收藏风气的盛行，仿古瓷在沉静了一段时间后又活跃起来。由于与古时的原材料相比，现在所用的釉彩料大多以化学原料配制，艳丽有余而韵味不足，加之拷贝绘图等诸多原因，使得仿古瓷的生产出现了畸型发展的趋势。近30年来，凡拍卖过的重要器物不出一个月就会在市场上见其身影，有的甚至连造型都被篡改了模样。如：鬼谷子大罐被改成了瓶或壶，这种拙劣的仿古瓷让人啼笑皆非。
事实表明：有利益需求就会有仿制品的出现，当今的仿古已完全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仿古理念，而是以赢取暴利为目的，投“收藏家”之所好而刻意加工生产的臆造品，作为投资艺术品收藏的人来说，认真学习历史与古陶瓷常识，对于识别真伪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综上所述，古代的仿古瓷是人们基于对前朝陶瓷艺术品所折射出的文化上的精神崇拜及对先民智慧的一种祟敬而仿制的，而近代乃至现代的仿古瓷则是以蠃利为目的而刻意仿造。两者之间在仿古的目的、意义上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因而两者的仿古瓷无论是在仿古的目的、意义、工艺等诸多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陶瓷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发展过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陶瓷经过厂20年的风雨坎坷路，已从“要我发展”进入了“我要发展”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陶瓷显然摆脱了“要我发展”的盲目发展行为，开始走上了“我要发展”的理性的发展道路。
20年来中国陶瓷的成就是巨大的，陶瓷古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彻底打破了国有陶瓷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陶瓷几平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10年前初步形成了国企、私营、合(外)资“三足鼎立”的局面。在私有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私营和外资陶瓷企业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并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陶瓷二次发展的生力军。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陶瓷企业的规模越做越大。20年前，中国陶瓷大多是工艺落后，设备陈旧的小型企业，家产一般在百万元上下，上千万元家产的陶瓷企业可成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而在今天，绝大多数企业的生产设备已“鸟枪换炮”，颇为现代化了。象样一些的企业家产均在亿元左右，数十亿元家产的陶瓷企业也并不罕见。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陶瓷彻底摒弃了“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经营观念。中国陶瓷已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大洋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基本完成了“回扣推销一广告促销一品牌战略一企业文化”的现代经营理念的发展全过程，实现了经营理念质的飞跃。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陶瓷产品出现了多元化、高档化和时装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欣喜景象。在中国陶瓷大发展的起步阶段，主要是解决市场供不应求的问题，尽管当时的产品规格和花色品种单一，但只要做得出来就能卖出去，而且能卖个好价钱。随着世界陶瓷交流的进一步广泛，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国陶瓷新品层出不穷，规格尺寸也越做越大。特别是近年来，抗菌陶瓷、环保陶瓷、防污陶瓷和健身陶瓷相继问世，令人眼花缭乱。这一切的一切充分表明，现代中国陶瓷确是不简单了。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先进的陶瓷技术装备国产化初露端倪。在中国陶瓷大发展的初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是必要和必需的，但正由于长时间的大量引进，从而全面抑杀了国产陶瓷技术装备的发展进程。想当初，全国各主要陶瓷户区都有自己的，一定规模的陶瓷机械制造厂，可如今还有几家健在?这不怨谁，其一是因为当时的国产装备确实不能适应现代建筑卫生陶瓷的生产需要。其二是因为在轰轰烈烈的大发展形势下，根本就来不及同步发展国产生产装备。时间不等人，抓机遇要紧。可喜的是佛山力泰企业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直致力于先进技术装备国产化的研制与生产，现不仅已陆续供应厂家使用，并有部分出口。力泰是先进技术装备国产化的代表和榜样，是曙光和希望。因为没有国产化，中国陶瓷的发展则始终受“洋人”的制约，也始终成为不了陶瓷强国。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陶瓷的成就是辉煌的，变化是巨大的，但在向世界陶瓷强国的挺进中，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第—、摸清中国陶瓷的家底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家建卫陶生产企业?全国墙地砖年总产量是多少平方米?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有的说是20亿平方米，有的说是25亿平方米，还有的说是30亿平方米，总之产量是一年比一年增多。因此，关于中国陶瓷的家底是多年的不解之谜。然而，家底不清又如何引导中国陶瓷的前进方向，又如何制定规划2l世纪中国陶瓷的宏伟蓝图?
第二、解决重复建设
应当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东南部地区陶瓷重复建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北部和西部地区仍在一个劲儿地大兴土木，兴办陶瓷企业，且雄心勃勃地要建成西部和北方的“瓷都”，并隆重举办“陶瓷艺术节”或“陶瓷文化节”来为重复建设推波助澜。要知道，衡量一个军事强国凭的不是车队士兵的数量，而是靠仅有的核威慑；一个体育大国也不是因为运动员多，而是靠夺金牌的项目，如美国依靠田径和游泳，中国依靠乒乓球和跳水等强项而成了体育大国。同理，衡量一个陶瓷强国也不是看你有多少陶瓷企业，而是强调企业的规模和质量，除了意大利、西班牙外，美国单凭美标公司，日本单凭东陶公司和伊奈公司同样成为一个世界陶瓷强国。笔者认为，在中国要彻底解决重复建设问题，可能首先要解决一个误导，即直至今日仍有一些人认为，陶瓷企业多了是好事，有利于中国陶瓷的竞争。但任何事物终将物极必反，重复建设最终将导致恶性竞争，并成为向世界陶瓷强国挺进的沉重累赘。
第三、克服形式主义
塑造企业优美形象已成为当前中国陶瓷的战略任务和工作重点，办公大楼建起来了，花草树木种起来了，企业标识设计了，IS09000认证门到手了，英特网也上了，因而造就了一批现代化的优秀陶瓷企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些陶瓷企业只重视外表的形式美，而忽视企业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确实有这样一些陶瓷企业，办公室装饰得富丽堂皇，各类证书及奖状挂满了荣誉室，楼道上，走廊内花团锦簇。可是生产区内粉尘满天飞，垃圾到处堆放，厕所里更是臭气熏天。有些企业从不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和职业教育，如遇生产急需添员就随便找些文化程度低的打工者。有的企业疏于工艺卫生，员工们将散落在地上的原料重新扫进压机成型。也许这些都是小事，都是企业综合素质的实在反映。其实用心提升企业的综合素质比塑造企业外形更重要，国际贸易是很看重这些枝关小节素质的。如美国有一商家欲与国内某陶瓷企业做生意，因为是第一次而不了解该陶瓷企业的情况，便发来一份传真调查表。调查山容详之又详、细而又细，多达100多项，并要逐一据实反馈给美商。其中内容就包括了员工职业培训，是否喝纯净水，厕所离工作场所多远，是否放置了消香剂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就是“洋人”的精明之处，从小处来考察—个企业的综合素质。很难令人相信，一家综合素质不高的陶瓷企业能生产出高质量的陶瓷产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