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鉴别。
粥罐，作为一种盛放米饭器皿名称的出现，始于200多年前的清朝康熙之时。康熙一朝是我国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当时以景德镇为主的制瓷业迅速发展，创造出许多新的形制，粥罐即是其中一种新的器型。由于粥罐画工精细、造型优美且使用方便，不仅作为实用器，还作为观赏器登堂入室，进入百姓之家。康熙时期所创制的粥罐器型一直沿用到清朝中晚期，至嘉庆时稍有变化。嘉庆时粥罐的器型至民国初年才渐行消失。现今传世的粥罐，康熙朝的为数不多，大多为嘉庆至民国这一期间的产品。
粥罐多系青花、五彩、粉彩、浅绛彩和洒蓝、豆青釉等品种。青花、粉彩、五彩、浅绛彩的图案丰富多彩，主要有缠枝牡丹、缠枝莲、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动物，以及博古、杂宝等图案。
现将所藏几件粥罐介绍于下：
清晚期青花人物粥罐
清晚期青花人物粥罐
高23厘米，直径21厘米。直口，折肩，底微收，圈足。肩两侧钻有一双对称圆孔，留作穿金属环用。盖顶上饰铜钮。肩饰几何纹，腹绘两开光婴戏图，开光间绘对称竹枝，盖绘梧桐、房屋。青花发色艳丽，人物生动传神。
清晚期青花缠枝莲粥罐
清晚期青花缠枝莲粥罐
高18睡米，直径17厘米。直口，折肩，直腹，圈足。颈绘蕉叶纹，肩饰云纹，腹绘缠枝莲，足饰蕉叶纹。造型优美，釉质如玉，青花发色纯正，浓淡相间，色彩分明，画工精细，自然流畅，莲花如生，枝叶有序，实为传神佳作。
清晚期青花鱼藻纹粥罐
清晚期青花鱼藻纹粥罐
高215厘米，直径19厘米。直口、圆肩，底略收，肩饰对称兽头铺首，穿铜环，盖饰造型生动的狮钮。器身和盖绘鱼藻纹，口颈处四面饰花卉纹，肩部和盖沿均饰留白勾云纹。青花发色浓艳，釉色纯净莹泽。所绘金鱼或仰游，或俯游，颇具动感，水藻纹自然舒展，如同随风浮于微波之上。
清晚期矾红粉彩海水龙纹粥罐
清晚期矾红粉彩海水龙纹粥罐
高14厘米，直径13厘米。直口、圆肩，圈足，底微收。肩饰对称兽头铺首，穿铜环，盖配狮钮。器身和盖面均绘矾红四爪飞龙、绿彩海水纹、水藻纹、火焰纹、蓝彩祥云、肩饰矾红连环蝙蝠纹，器底书红彩篆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款。此器画工精美，色彩浓艳，飞龙栩栩如生。
民国蓝狮子粥罐一对
民国蓝狮子粥罐一对
高12厘米，直径12厘米。直口、圆肩，底稍收，肩下饰对称双环。器身正面绘蓝色大小二狮和红色火焰纹。盖绘一蓝狮和红色火焰纹，饰兽钮。器身背面书“太师少保辛酉夏月源长作”，当为1921年景德镇瓷艺名家徐源长之作品。
粥罐，作为一种实用器皿，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之外，但作为一种艺术品陈设于案几或博古架上，也是种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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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青花粥罐 上演绎“苦肉计”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的名作，个中情节，经常被其他艺术类别沿用，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庶民品位引导工艺潮流，当时流行的木刻版画和青花瓷画互为影响。如图所示这件明崇祯青花“周瑜打黄盖图”粥罐，就是一个例证。
话说诸葛亮与周瑜定下火攻曹操水军大营的作战方案后，恰在此时，已投降曹操的荆州将领蔡和、蔡中兄弟，受曹操的派遣，来到周瑜大营诈降。心如明镜的周瑜将计就计，为了利用二蔡给曹操通报消息的机会，对曹操实行诈降计，周瑜与黄盖密谋了一出传唱千年的“苦肉计”。
周瑜召集诸将于大帐之中，黄盖当众“故意”打断将令。被“激怒”的周瑜随即喝令左右，将黄盖推出帐外斩首示众。在一众不明情况的文武大臣求情之下，周瑜这才松了口，将立即斩决改为重打100脊杖。黄盖被打了50脊杖已皮开肉绽，众官员见状再次苦苦求免，周瑜这才恨声不绝地退入帐中。
这只明崇祯青花粥罐，就生动地演绎了这个场景。只见黄盖上半身盔甲撩起，执杖兵士正欲挥杖抽打。只不过，周瑜和黄盖导演的双簧苦肉计，几乎瞒过了所有的文武官员。唯独一人心里清楚，他就是诸葛亮。
浓淡相宜的青花釉里红花蝶纹直颈瓶了解青花釉里红的前世今生
青花釉里红创烧于元代，明代早中期均有烧造，在发展中技艺不断提高，但色泽纯正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并不多见，直到清代雍正时，这种瓷器釉色烧制技术才趋于成熟，乾隆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器物呈色都很稳定，深浅浓淡互为补充，和谐统一，青花和釉里红虽均属于高温釉下彩，但二者性质不同，对窑内气氛的要求也有差异。将两者施于一件瓷器之上，并且要求红、蓝二色呈色纯正稳定，决非易事。
青花釉里红花蝶纹直颈瓶尺寸高39厘米、口径8厘米、足径12.6厘米瓶敞口，直颈，溜肩，鼓腹，圈足。瓶内壁施白釉，外壁于白地之上满饰青花釉里红花蝶纹，釉面莹润细腻，青花釉里红色泽纯正，纹饰绘众蝶纷飞于百花丛中，颇富自然情趣。口沿及底边饰青花下垂如意云头纹和焦叶纹各一周。圈足刮釉露胎，底部无款。
花草和蝴蝶都是同时用两种釉色，通过浓淡变化将画面表现的活灵活现，逼真耐看，这就是古人的艺术创举。
皇宫中瓷器将军罐—神秘将军罐的来历
宫中瓷器将军罐的来历：
最早在古代战乱时期，各大将军战死场，只有将军死后才能用将军罐装他的骨灰，而且都是亲定的，可想他是多么大的象征，后面就慢慢转变为观赏品了，将军罐它的价值就是应此而得名的。
明清时期罐器之一，其盖颇似将军的头盔，故而得名。将军罐始见于明嘉靖、万历年间，至清顺治之气基本定型，盛行于康熙朝。其器形体高大，各朝其形略有不同。常见品种为青花、五彩器，此外还有黄釉、茄皮紫釉、三彩等。
将军罐的器型出现于明末，明末的将军罐，器型较为矮、拙。到了清代顺治时期基本定型，造型为直口、短颈、丰肩、鼓腹。腹下部渐收，多为平底无釉，通体浑圆，器型高大。康熙时期，是将军罐广为流行的时期，这时的造型，将浑圆的罐体展肩提腹，拉长颈部，收紧圈足，使得将军罐的造型显得挺拔向上，气魄宏伟。由于将军罐的造型受人喜爱，因此不论是官窑还是民窑都大量地烧造，特别是民窑的制造，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为主，有戏曲人物、神话故事，这些题材纹饰比较繁缛，在小器物上很难展示，而高大的将军罐，则可以将这些题材全面地展示出来，深受广大百姓的认同。
最大罐器
河南商报报道:高2.4米，最大腹径1.3米的将军罐你见过吗?这可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郑州市桐柏路与航海路附近的帝湖花园广场，一对"巨型"青花将军罐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眼球。
将军罐表面光滑，上面绘有维摩传教图，顶部有个帽子似的盖子，盖子顶端蹲着一只小狮子。将军罐的主人汪先生来自景德镇，"一年多，我烧了14件就成了这一对，它脚小肚大，烧制过程中，很容易爆裂或变形"。
这对青花将军罐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将军罐，但它460万元的标价，让市民不敢问津。
冬瓜罐
古代的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有原因的，瓷器在中国发展几千年经典的瓷器造形就那么几种，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流传长久的瓷器不是器形优雅，就是瓷器有美好的寓意，寄托古人对生活美好的寓意，今天样子收藏说的冬瓜罐就是其中的一种器形。
明代是我国瓷罐发展的鼎盛时期，因为瓷罐与官相同的谐音，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瓶、尊，成为明代主流的器形。比如名永乐宣德的S头罐、壮罐、冬瓜罐；成化的天字罐；嘉靖的将军罐；崇祯的莲子罐等，都是跟达官贵人的官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兴隆一时，冬瓜罐最早出现在明代永乐年间，昙花一现，到了晚清时期才再度出现在众人视线，并因其造型及其特点成功笼络人心，一举成为晚清时期极为流行的器型。
冬瓜罐是罐的一种造型，因器身形似冬瓜而名，灌上一般配了一个瓜钮盖，造型非常优美，而我独爱那个小钮，让冬瓜罐整个器形优雅而不俗气，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将设计融入了生活，更好的体现了中国瓷器艺术美，这也是中国几百年瓷器让欧洲人喜欢的原因，因为那几百年中国艺术是最牛的，前无古人，至今也未被超越。
清道光朝新创器型，收口丰肩，器身呈高筒形，道光、咸丰时盖钮似宝珠，同治以后则呈烛焰式。
家里的针线罐竟是800岁的瓷盘
周道祥现场鉴宝
“这个东西不错。应该是辽金时期汝窑系的瓷器。是个小托盘。这个盘边磕损了一块有点可惜了。”昨天下午，秦淮古玩城收藏节迎来了“鉴宝”这个重头戏，著名文物鉴定家周道祥、王胜利、马建等坐镇现场，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内，100多位市民带着大包小包的“宝贝”前来鉴定，而每一个“宝贝”几乎都是左三层右三层地包裹着，可见主人对它们的重视程度。
鉴宝一开始，孙老先生带来的一个裂纹陶罐就让几位专家眼前一亮，而孙先生却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的。他告诉记者，“这些东西都是家传下来的，平时我也没怎么留意收藏。前段时间看新闻，看到故宫损坏的青釉葵瓣口盘，觉得花纹什么的和我家这个针线罐很像，所以今天就带来给专家看看。”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陶罐罐体和盖子保存得都相对比较完整。然而在仔细鉴定了之后，专家的话却让孙先生大吃一惊，“老先生，其实这个罐子和盖子并不是一套东西。”著名文物鉴定家周道祥先生称，这个陶罐是一个笔洗，时代应该是在清雍正到乾隆年间的；而那个“盖子”其实是个小托盘，时代更久远，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而且是汝窑系的制品。
这样的结果虽然让孙老先生开心不已，但遗憾的是，因为这个笔洗和托盘，在孙先生家中数十年，一直是当做针线罐使用，都有了轻微的损毁，托盘有了磕损，笔洗出现了裂纹。对此，周道祥也给藏友提了些建议。“家传的东西，一般都不错。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家传的宝贝很多时候会被忽视，依然在使用，造成进一步破损。我们也建议市民，尤其是一些老户人家，如果觉得东西传了很久，可找专家鉴定一下，以免造成这些宝贝的进一步损毁。毕竟这些古董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出现了清雍正、乾隆时期的笔洗，辽金时期的汝窑系托盘、清代的琴炉等好东西，但是整体来说，仿品、赝品依然占据了大多数，甚至有的藏家掏出十多件玉器，每件都是“现代工艺品”。对此，著名文物鉴定家王胜利表示，玉器是收藏市场上的一个重灾区，其仿品、赝品的数量是最多的。“建议市民要多去听听讲座，多了解一些收藏知识，在淘宝的时候最好能请懂行的朋友把把关。”
明嘉靖青花罐鉴定的九要点
我收藏有一只明嘉靖缠枝莲青花罐，罐高21厘米。青花罐釉色莹润，纹饰舒展，底足具有嘉靖民窑工艺特色。
鉴别嘉靖青花罐有9个要点，这9个要点正与赝品9个漏洞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嘉靖青花罐真品与赝品有9个不一样。
一是胎体及接胎状态不一样。真品胎体厚重，接胎很显露，尤其从器内壁可发现接胎处烧结不够坚致，表面有断裂现象。赝品胎体偏轻，接胎不太显露，接胎处烧结良好，没有断裂现象。
二是釉色不一样。真品釉色呈青白，抚摸光滑不涩手。赝品釉色偏青，抚摸涩手有贼光。
三是釉面状态不一样。真品釉面起伏不平，实际是手工拉胎造成。釉面常见缩釉，并有开片。赝品釉面平整，实际是现代制胎工艺造成。釉面少见缩釉点，不见开片。
四是施釉特征不一样。真品器里及器底常有漏釉。赝品不见漏釉。
五是纹饰特色不一样。真品纹饰舒展自然，多处青花溢出勾描线。譬如照片上一朵缠枝莲多达12处青花溢出莲瓣勾描线。赝品纹饰很呆板，少见青花溢出勾描线。
六是青花轮廓线不一样。真品青花轮廓线有模糊不清及晕散。赝品轮廓线清晰不见晕散。
七是底足胎釉结交处特征不一样。真品底足胎釉结交处都有一线橙黄色。赝品底足胎釉结交处没有一线橙黄色。
八是底足状态不一样。真品底足有自然磨损痕迹。赝品底足常有故意打破的缺损与人为做旧的磨痕。
九是青花罐整体感觉不一样。真品青花罐纹饰自然，造型古朴。青花罐流露出民窑那种自由奔放的生活气息与年深日久的苍老感。
赝品留下许多仿造的破绽，胎釉及纹饰整体没有真品青花罐那种自然古朴的效果，给人留下后仿瓷粗制滥造的感觉。
黄釉描金双耳罐
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 高31.6cm，口径18.8cm，底径17cm
生产时代： 弘治
生产窑口或产地： 景德镇窑
品种： 黄釉
陶瓷造型： 罐
说 明： 明弘治
罐直口，溜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口、肩之间置对称曲带形双耳，口、底大小相若。罐内施白釉，外施黄釉。罐身上下共有描金弦纹7道，双耳上各有青花线2条，下腹部相对的两面以金彩绘二牛。底素胎无釉。
此罐以舒缓的曲线构成丰满匀称的形体，体虽硕大，却无笨拙之感，古朴中透出俊秀之美。罐上所施黄釉色泽淡雅，浑然一色，描金弦纹熠熠生辉，装饰效果高贵典雅。
我国传统低温黄釉瓷器以明弘治时产品最负盛誉。由于弘治黄釉瓷器一般用“浇釉”的方法施釉，故有“浇黄”之称，又因其黄色浅淡娇嫩，故亦称“娇黄”。明代黄釉瓷器以盘、碗居多，黄釉描金罐唯弘治朝有。此类黄釉描金罐除置曲带式耳者外，尚有置兽耳者，也有不置耳的，均属宫廷祭祀用器。其传世品多属清宫旧藏。
景德镇出土蟋蟀罐的分期
公元１４２６年，２８岁的朱瞻基继父位登皇位，世号宣宗，遂改年号为宣德，九年零七个月后，宣宗病逝，宣德一朝随之结束。宣宗文治武功，延续了明王朝的兴盛，《明史》称其“蒸然有治平之象”，明史家盛赞仁、宣二朝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的文景之治。的确，宣德一朝确实为有明一代最为辉煌的时期，其官窑瓷器的烧制也代表了明代官窑烧制的极盛。直到今天，宣德官窑还代表明清官窑烧制的高品位。宣宗才干卓越，且有许多雅好，如“尤工绘事”，“留神词翰”，其中尤为人道的是“好促织之戏”。明《万历野获编》载：“今宣德蟋蟀罐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这里，沈德符说明宣德官窑蟋蟀罐在明代就已成为时人追捧的名品。
促织又名秋虫，古代俗称蟋蟀或蛐蛐。宣德蟋蟀罐是专为宣宗斗蟋蟀烧制的官窑虫具。明代养蟋蟀成风，袁宏道《促织志》有“京师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的记录，当属这一真情的写照。斗养蟋蟀既为时俗又为民俗，沈德符尤以善记万历以前的朝章典故而闻名，但他关于宣德蟋蟀罐的记录毕竟不属正史，其所记是否可靠，必须具备真实的证据。然而，北京故宫收藏宣德官窑瓷器八百七十余件，台北故宫收藏宣德官窑瓷器一千七百七十四件，如果连同国内外各博物馆的同类藏品包括在内，也还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却无一件宣德虫具。因此，不过就是在十几年前，人们关于宣德官窑虫具的情况还处于疑惑当中。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９３年，景德镇明御器厂先后出土经复原的宣德蟋蟀罐计二十余件图一 ，这不仅证实沈德符的记录真实可靠，且为一向少见的宣德官窑虫具提供了实物资料。所以，刘新园先生经潜心研究，从虫具的溯源入手，结合相关史学、器物学、类层学、绘画工艺等多种学科，对这一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探索总结，并出版了《明宣德官窑蟋蟀罐》这一专著。在这部书中，刘新园先生提出了古代关于“斗盆”与“养盆”之辨的问题，认为景德镇出土的这批蟋蟀罐是所谓“斗盆”而非“养盆”。
笔者多年从事史学及考古的学习研究，近十余年又热心于中国古陶瓷的学习研究，尤以元及明早期景德镇烧制为重点，且于明清时期的虫具情况饶有兴趣。１９９９年以来，笔者专往北京、景德镇观看展出的部分宣德虫具，并有机会向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的专家讨教相关问题。这些年又有机会接触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民间收藏，居然访见一件永乐斗盆图二 。尤其是多年以来，《中国文物报》重视古陶瓷科学，关注馆藏并充分运用其科学的物证以飨读者，同时又关照民间收藏并加以正确引导，推进专家同民间互动，笔者备受感召，故愿借贵报一角，就景德镇出土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定名问题提出个人看法，并就这批蟋蟀罐的分期问题提出商讨意见。不当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笔者访见的这件永乐盆，口径２３厘米，底径２１厘米，微呈底窄上宽式。该器连盖高１９．５厘米，不连盖高１１厘米，器壁与器盖皆绘二条衔花夔龙，器盖堆塑二龙戏珠，口与盖为子母式，底为平砂底，中心为一直径７厘米的微呈凹陷的釉圈，釉圈内阴刻花瓣式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官款。该器内壁只少量挂釉，内底中心部分不挂釉，可以认为是为防止蟋蟀斗咬时打滑而有意为之。而且，该器去盖后，其口径较阔大，形状似盆，便于观看蟋蟀斗咬，其年代可靠，又同前人的记录若合符契，故依据文献称其为“永乐盆。”景德镇出土的宣德鼓式蟋蟀罐，口径皆为１３厘米，高９厘米，形状不类于盆而类于罐图三 ，而且与文献所说的“蟋蟀罐”相符。这两件虫具形制不同，一为盆名，一为罐名，孰为斗盆，理当为先决问题。
古人从蟋蟀的捕捉、饲养直至斗咬，所用虫具种类繁多，且十分讲究。究其用途而言，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饲养用具，有关其名类情况文献记录颇详，却无“养盆”这一说法，故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另一类为斗咬用具；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器具就是斗盆。斗盆顾名思义，是古代专门用于观看蟋蟀斗咬的瓷质虫具，因其形状类于盆而名，亦名“盆栅”，俗称斗盆。一般认为，斗盆的出现是始于宋代，宋贾秋壑所辑《鼎新图像虫经》刊出“宣和盆”、“平章盆”式样图四 ，明确其为斗盆，并且为宋代皇室斗虫所用名品。明刘侗《促织志》云：“初斗，虫主各内乎比笼，身等、色相合，而内乎斗盆”。这里，刘侗不仅就斗盆的用途作出具体说明，而且还是较早的关于斗盆的说法。自宋代至于明清时期，斗盆的形制既相传承，又有所变化，而以皇室专用斗盆最具代表性。清朱从延辑《王孙监·盆栅各式》云：“初用绝大蛩盆，名曰斗盆。继用圆栅，以纸为之，如帽笼式。……后改为长栅，亦曰方栅”。这是关于民间所用斗盆的演变情况。可见，斗盆无论方形或圆形，都是体积较大便于观看蟋蟀斗咬的器具，因其形状似盆，故有是名。自宋代讫于明代，皇室所用斗盆一直为瓷质圆栅式，民国李大羽中辑《蟋蟀谱》除刊出宋内府盆、宣和盆、平章盆与《鼎新图像虫经》所刊宋代皇室斗盆式样相似之外，还顺序刊出“元至德盆”、“王府盆”以及明“永乐盆”、“宣德盆”式样，这是关于宋元明三朝皇室所用的斗盆的珍贵史料。图二 永乐盆就是一件这方面的实物资料。目前虽然尚不见宣德斗盆实物资料，但可以证明“宣德盆”在历史上实有其物，而宣德蟋蟀罐并非宣德斗盆。
尤其难得的是，《蟋蟀谱》还对明“永乐盆”、“宣德盆”的具体尺寸作了记录，说明“永乐盆”、“宣德盆”高三寸，罗元九寸。罗元就是今所说的直径。古代尺寸小于今所说的尺寸，如以文献同图二 实例相互考证，这件永乐盆的尺寸同文献记录相合，年代可靠，可以认为是文献所说的永乐斗盆，而景德镇出土的蟋蟀罐则与文献相去甚远，其为斗盆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刘新园先生所著《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刊出一幅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明嘉靖青花大罐图片，显示该罐外壁三童围一方桌，桌上放置一体积较大的圆盆，其中的一小儿正在以芡斗咬蟋蟀图五 。从其中的人物同器物的比例关系来看，这一圆盆明显大于宣德鼓式罐，因此刘新园先生称其为“大大的罐子”，即文献所说的明代圆栅式斗盆。这与景德镇出土的直径仅为１３厘米的宣德鼓式罐不合，而与图二 永乐盆相符，又证宣德鼓式罐不属斗盆。
１８８６年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刊出一幅清晚期时人斗蟋蟀的线图图六 ，图中许多人在围观一方形盆，其中一人正用长芡挑逗方盆内的蟋蟀。这个方盆应是文献所说的“方栅”式斗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群观看蟋蟀斗咬的人群身后的多宝格以及案几上，堆放着多个筒式罐，这些筒式罐与宣德鼓式罐如出一辙这一情况应当注意：方栅既然已被确定为斗盆无疑，多宝格及案几上堆放的那些筒式罐显然不可能是斗盆。同样，与筒式罐相似的宣德罐也不可能是斗盆。另外，从这幅图还可以看出，斗盆的使用只有一个，而蟋蟀罐的使用却需要多个。这说明，斗盆的使用数量极少，因此难见实物。这也正是景德镇虽然出土多个宣德蟋蟀罐，但不见一件宣德斗盆出土的原因所在。宣德蟋蟀罐成堆出土，这本身就说明其不会是斗盆。退一步说，无论这件永乐盆的真实情况如何，宣德鼓式罐也不可能是斗盆。
通过文献与实物图二 相互参证，可以认为这件永乐盆就是文献所说的圆栅式斗盆，目前虽然尚未见宣德斗盆实物，但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并非斗盆。
斗盆的情况已经明确，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是不是就可以归之于“养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古器物要想获得科学的定名，不能脱离相关史学的合理解释。从文献来看，古人饲养蟋蟀用具皆为陶制品，不用泥制或瓷制器具，并且绝无“养盆”这一说法。所谓养盆之名是民国以来近世京城一带人关于饲养蟋蟀用具的称谓，同古代所用器具的称谓毫不相干。那么，古人关于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及其定名情况如何﹖笔者以为，这正是刘侗所说的“比笼”，亦即文献所说的蟋蟀罐。
比，《说文》曰：“密也。二人为从，凡从为比”。意为比较、排选并兼珍藏之义。古代凡称笼之名，皆为竹编之属，随着历史的演进，其所用材质虽已为金丝银丝或瓷器取代，并非竹类，却仍沿旧名称笼。景德镇出土有著名的官窑虫具“宣德串”，亦名“过笼”，原因正在于此。比笼源于比匣，北宋时，人们以石匣贮藏参加斗咬的蟋蟀，凡斗咬之蟋蟀，须按身材大小，身体轻重是否相符，颜色是否相合等条件进行严格排选，合于上述条件才能被装入比匣，以备斗咬之用，故有“宝彼石匣，行伍武库”的说法。入明以来，比匣为瓷质蟋蟀罐所取代，俗称比笼或蟋蟀罐。刘侗关于这一情况作出具体说明，故曰：“初斗，虫主各内乎比笼，身等、色等合，而内乎斗盆。”这一做法直到清代还相传承，清陈昊《花镜》云：“初至斗所，凡有持促织而往者，各纳之于比笼。”其意是说，凡到蟋蟀斗场参加斗咬者，皆以比笼贮藏促织入场。可见，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就是文献所说的比笼，是贮存斗虫的专用器具，为斗具之一，也称蟋蟀罐。
还有一个相关问题。无论是从文献还是以实物图二 来看，皆暗含着一个历史的隐秘，即成祖朱棣与其孙朱瞻基都有促织之好，并且都留有专为其所用的官窑虫具。如果这一历史情况属实，景德镇御窑厂极有可能留下证据。事实也正是如此。景德镇出土的蟋蟀罐共分三式，其中式一为圆腹坐盖式，圈足边沿较窄，足内无款；式二为圆腹坐盖式，盖底与器底皆书“大明宣德年制”单行楷书款。简言之，式一为无款罐，式二为有款罐。上述两式蟋蟀罐皆于１９９３年出土于景德镇中华路，并且有明确可靠的类层关系可考，证明式一蟋蟀罐年代较早，而且同１９８２年永乐后期地层出土的瓷器品种接近，而式二蟋蟀罐的年代晚于式一蟋蟀罐。特别巧合的是，式一同式二蟋蟀罐各出土青花樱桃小鸟罐与青花瓜瓞纹罐，即每对罐分别由式一无款罐同式二有款罐组成。二者相互比较，式一无款罐青花发色浓重，有明显的晕散，这与永乐青花器少款、发色浓重等情况相符，而且有明确的类层关系为证据，应为永乐器无疑。式二蟋蟀罐发色浅淡，少有晕散，并且有明确的纪年款，为宣德器物无疑。文献有关于永乐盆、宣德盆的记载，景德镇则有明确的类层关系以及出土的实物为证，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式一无款罐应为永乐器，有款罐则为宣德器，而且证明朱棣与朱瞻基祖孙二人皆有促织之好的记录属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