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瓷砖。
杭州市老虎洞窑址的发现与发掘，是近年来陶瓷考古与研究的重要工作。根据已刊布的发掘简报，发掘者将窑址遗存的主要部分断为南宋时期[1]，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经过从分歧较大到逐渐统一的过程，学者们大体认同了老虎洞窑南宋时期的遗存就是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专为宫廷生产的“修内司官窑”或称为“内窑”[2]。因此，这项工作又引发了对宋代官窑研究的又一次高潮。然而，学者们多从文献对修内司位置的记述、官府从事窑业生产的机构、修内司官窑的烧制时间以及老虎洞窑出土器物与传世官窑器物外观比较等方面进行研究[3]，而少有从官窑的生产性质和特征方面加以分析。本文拟从南宋官窑生产的主要产品、宋代陶瓷礼器的生产及生产陶瓷礼器专门机构的发展情况，来分析老虎洞窑的发现给我们提供的深层内涵。
一、“修内司官窑”是一个以生产陶瓷礼器为主的御窑
“修内司官窑”乃后世收藏者的称谓，当时文献称为“内窑”。有关此窑最重要且最常被引用的文献材料，是元陶宗仪《辍耕录》中所引南宋人叶真《坦斋笔衡》的记载和《说郛》中所录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中的记载。两书的记载大同小异，现录文如下。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窑器条：“宋叶真《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4]
《负暄杂录》更明确说“袭徽宗遗制”[5]。关于邵成章，据考证其根本没有到过临安，此处所记应为邵谔之误[6]，这一观点现已被学者们普遍接受。关键是邵谔和他统领的邵局主要制作什么？《研北杂记》记：“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7]另外，《容斋笔记》也记载：“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主之，人呼为邵局，今浑仪乐器中，犹铸邵名。”[8]其他文献也记载邵谔曾参与制作浑仪[9]，同时还制作郊祀所用的车辂仪仗。《宋会要辑稿》载：“（绍兴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兵部侍郎程禹等言，将来郊祀大礼用国初大驾仪仗，扌总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除已有黄麾半仗二千四百二十二人……外，见阙金辂，象辂、革辂……有诏，车辂仪仗委工部尚（书）莫将，户部尚书张澄，同内侍邵谔制造。”[10]此间，邵谔的官职应为入内内侍省都知或都都知[11]，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被罢免[12]。说明邵局是以制作礼乐器为主，而且多是一些最重要的礼器。如果《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中所记载的“内窑“确由邵谔所建，则很有可能是以生产供朝廷礼仪话动使用的陶瓷质的祭器或礼器为等主。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指出修内司官司窑应是绍兴十六年前后在王晋锡的掌领下为官司府的祭祀活动烧造祭器的窑场[13]，笔者基本同意此观点。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北宋官窑还是‘修内司官司窑’，其创作都是为了满足宫廷尤其是帝王个人的玩好”[14]。这是值得商榷的，置身于南宋初年的历史环境，可知此观点并不符合实际。南宋初期，当草创阶段，即文献所说的“奉安”各种坛庙的时期，朝廷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完备各种制度和秩序，尤其是礼乐制度。这一点是当时宋朝君臣的共同认识，所谓“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庶羞不俞于牲拴，燕衣不俞于祭服”[15]，这是北宋大观二年议礼局的上言，并成为重要的制度。因此这条在南宋初年被臣僚们反复引述过[16]，以劝诫南宋初的统治者。可见，按固有的礼俗，宋朝的统治者在礼器、仪仗等项未备之时，是不会先去制作“个人玩好”的。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一一引《中兴礼书》的长篇记载中看出：“绍兴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礼部太常寺言给事中段拂劄子，奏：臣闻记礼者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家造祭器为先，盖祭以事神，器以藏礼；奉祀宗庙，足以隆孝飨……靖康以来郊禋庙飨器用之设未备……恭惟陛下钦崇祀事，垂意典章，凝土范金，制作高古……当及此时，鳌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庶几多寡宜有所依据，伏望圣慈更付礼官详加讨论。诏依。礼部太常寺今讨论、谨据周礼……（以下是具体的制度和数量）乞下礼器局照会增造。诏依。”可见，在绍兴年间，宋廷君臣上下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完备各种制度和相关的器物，尤其是在制作礼器上。赵构以康王在“靖康之变”后入继大统，建炎三年（1129年），在金兵的追袭下仓皇渡江，随后在杭州发生了“苗刘之变”，说明南宋政权之不稳定性。建立礼制，正是巩固自身统治权威的重要举措。所谓“南渡中兴，锐意修复，高宗尝谓辅臣曰：‘晋武平吴之后，上下不知有礼，旋致祸乱。周礼不秉，其何能国”[17]，一语道破其所虑。具体到器具上，遵循“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在祭器未修好之前，连日用器具和饮食器都不能制作，何谈“个人玩好”呢？事实上，官窑的机构，最初就是为制作礼器而建立的。
二、宋代陶瓷礼器的制作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宋代，礼器是否用陶瓷制作，其数量有多少。前引文献中提到，给事中段拂提出制作礼器当“凝土范金”，实际上指明制作礼器的材质是不同的，既有金属器，也有陶瓷质的。宋代使用陶瓷礼器的时间大体应在北宋中后期，宋《郊庙奉祀礼文》有“礼院仪注，庆历七年，礼院奏准修制郊庙祭器所状，……臣等参详古者祭天，器皆尚质，盖以极天下之物，无以称其德者，……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罍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薰秸，因天地自然之性”[18]，表明北宋仁宋庆历七年（1047年）新造的用于祭天的祭器中就有匏爵、瓦登、瓦罍等陶瓷质的礼器。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臣僚亦曾上言讨论礼器制度，再次下诏将部分礼器改用陶瓷制作，以符合“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的古礼。《宋朝仪注》载：“（元丰六年）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椫用白木，以素为质，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有龙杓，未合于礼意。请图丘方泽正配位所设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椫为杓。”[19]徽宗朝于大观元年（1107年）设议礼局[20]，对礼器的制度从遵从古制为目标的变革讨论颇多。《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六四~六五记：“（大观）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议礼局言……历代祟奉以为天地大祠。故牲以茧栗，席以 ，器以陶匏。其仪必与昊天上帝、皇地祗等。今太常祠感生帝神州地祗仪注，牲用茧栗，席用 ，已合古礼，而所用之器与宗庙同，则为非称。伏请自今祠感生帝神州地祗并用陶匏”。可见，徽宗时，在进行了有关礼制的大讨论以后，又指出祭祀感生帝神州地祗，也即祭地，也应使用陶礼器，确立了陶瓷礼器在祭天地和配享的祖先等重要礼仪活动中的地位。不过徽宗时期实际制作的陶瓷礼器的数量并不多，尤其是在大观年间颁行《宣和重修博古图》后，主要祭器，即所谓的“新成礼器”大部分应是用铜制作的[21]。
南宋初期，君臣在与金的作战局势稍稍平稳后，都不遗余力地大力重建礼制，不仅力图尽快恢复政和年间所订立的各种礼制，而且进一步讨论，采撷古制，又有所更张。绍兴十六年前后是礼制重建和变革的高潮。一个明证是《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记：“（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谕宰执曰，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卿等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既而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22]，内侍王晋锡充。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谕宰执曰，将来礼器造成，宜以制度颁示州县，俾之遵用，庶革舛误。先是，有诏讨论制造南郊大礼祭器，故有此宣谕。”[23]可见陶瓷礼器在经过反复讨论后成为祭祀活动中所用祭器的一类，成为定制，并颁下法式供地方的各种祭祀活动使用。从文献中也可见，南宋在进行明堂祭祀大典时，也是按此安排祭器的。明堂大礼包括了祭天地和宋室祖先，其中用到的陶瓷祭器大体可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八七记载了绍兴四年为了进行明堂祭祀大典而准备的祭器数量和名称，计用陶瓷祭器716件、铜器15件、竹木器6903件（套）及千余件铁祭器[24]，这是古代文献对明堂祭器相当详细的记载。而《中兴礼书》中还明确记录了绍兴十三年昊天上帝、皇地祗及太祖、太宗四位各自位前的祭器数量：“每位陶豆竹笾各一十二，陶 各二、俎案十二，血盘一，陶登二，币篚一，匏爵各坫三副，鉶鼎三，并柶牛羊豕鼎各一，陶著尊、壶尊、太尊、山尊、牺尊、象尊各二……”[25]可知明堂祭器包括了陶瓷、铜、铁和竹木等不同的材质，各种材质各具自身独特的功用。
南宋初年，以陶瓷祭器易铜祭器，经济上和时间、精力上的考虑无疑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应该说，直到绍兴十三年以前都是这样的[26]，而绍兴十四年以后，随着礼器局的成立[27]，君臣共同研讨各种礼仪的制作及礼器的样式、材质等，并认真加以制定、推行。《宋会要辑稿》礼一五之一九记：“（绍兴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入内内侍省东头号供奉官，睿思殿祗候王晋锡言，……今检测对御府博古图，指说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尊 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讨论制造。诏令段拂、王鈇讨论，同王晋锡制度。”至此，陶瓷祭器就成为礼仪行动中具有特别用途的一类祭器了，所谓“凝土为质，陶以为尊，贵本尚质，而已用于席 而报本，反始之意寓焉”[28]。终南宋一代，应一直使用陶瓷祭器。
三、宋代陶瓷祭器的生产机构及变迁
宋代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陶瓷生产机构，现在知道的有北宋官窑和南宋的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载只有《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中极其简略的一句，目前还没有考古材料和可靠的传世品与之对应。因此，我们从南宋的礼器生产和内窑开始讨论。
南宋初年，金人追逼，国用严重不足。加之北宋时制作的礼器，尤其是徽宗时期精研制作的大批“新成礼器”因“靖康之变”金人的浩劫，使“府库畜积，为之一空”[29]。随后，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奔袭高宗驻跸的扬州。仓皇逃跑的赵构一行将靖康之变幸存的并被运往扬州的各种礼器乃至祖宗神像、牌位“悉委弃之”[30]。两次事变，使北宋宫廷所用礼器丧失殆尽[31]，各种礼器均需重新建造。但因时处战乱之秋，因此在制作祭器方面是官府制样，下部分地方政府均摊制作。《中兴礼书》卷九十《昊天上帝一》载:“绍兴元年二月五日，礼部太常寺言韩肖胄奏，……今勘会行在并阙祭服等，今欲省简，每位用尊一，爵笾豆各一……所有祭祀礼料等物令所致州军置办。”[32]尽管这里说的是礼料的供应，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各种礼料、礼器的供应，应是随宜由所至地方政府或有生产条件的相关地方政府供给。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绍兴元年[33]、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器分别由两浙和江东路等下相应的地方机构制造，陶瓷祭器则由越州、余姚县烧造[34]。余姚县正是有着数百年发展历史的越窑的所在地，具有生产陶瓷祭器的能力和基础。但是，这种将事关国祚大礼所用器物随宜由地方州府制作的方式实出于不得已，南宋君臣亟盼早日改变。《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四年为筹备当年的明堂大礼而准备礼器，涉及祭器、祭服、乐器、牌位等，臣僚(太常寺丞詹公荐太常博士刘登)仍望按绍兴元年之制，下州军均摊制造。而高宗皇帝的批复是，除陶瓷祭器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外，其余均由官府机构文思院制造[35]。可见，对祭器的制作，从皇帝到礼官，都希望尽量由中央官府掌控的机构来制作。但由于文思院的请乞，除祭服、铜器由文思院制作外，余陶器由绍兴府、竹木器由临安府制作。
这样的情况在绍兴初的几年一直延续。仅以陶瓷祭器为例，绍兴元年、绍兴四年都是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根据《中兴礼书》的记载是下平江府烧造的[36]。然而，平江府自唐以来就不是重要的陶瓷器产地，至今的考古工作在平江府辖地内也未发现陶瓷窑址。或许《中兴礼书》关于绍兴十三年郊祀所用陶瓷祭器产地的记载有误。根据《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二O~二一的记载，明确了绍兴十三年郊祀大礼中不同事务的主办机构，而祭器是由临安府办集的[37]。除非这些祭器是在不同地区制作完成，然后集中到临安府，最后在郊祀大礼前由临安府统一办集。但无论如何，直至绍兴十四年礼器局成立以前，尽管数量逐年减少，郊祀祭器仍有相当部分是下地方当局制造的。尤其是陶瓷祭器，一直由地方机构烧造，即有学者所说的“南宋宫廷用瓷取给于州府一级的官窑”[38]，显然这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御窑’，或称为“内窑”的生产机构。
绍兴十四年，礼器局(亦称制造礼器局)成立。其后，对各种祭祀礼仪和器服进行了仔细研究，对北宋后期礼制进行恢复和按所谓周朝古礼制研究改造。《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载:“(绍兴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礼部言，准都省批送下制造礼器局申，……已降指挥讨论制造将来南郊大礼并前一日朝享太庙礼器，其圆坛正配位尊罍并豆并系陶器，内除太尊、太罍、牺罍、象罍、罍簋、尊依已降指挥各有该载数目，合行改造。所有其余合造陶器尊罍，窃虑将来大礼铺设与今来建造礼器不一，著尊、牺罍、象罍、壶罍、山尊、山罍各二十四，伏望朝廷指挥一样改造行施，后批送礼部看详，申尚书省，行下太常寺看详，欲依制造礼器局所申事理施行。诏依。”[39]这里所说的指挥，应是礼器局下辖的陶作长官，很有可能就是王晋锡。表明从这时期起，礼器不再由地方政府承制，而由中央机构制造，具体而言，就是由礼器局制造。礼器局不仅负责设计、制定礼器的样式，还直接负责制作宫廷祭祀所用的各种祭器，《宋会要辑稿》中有明确记载由礼器局增造礼器[40]。此外，礼器局还承制皇帝赏赐给臣僚家庙所用的祭器[41]。这些记载证明礼器局是一个兼具讨论制定礼器数量、形制和制造等多项功能的机构。
从文献记载可知，礼器局的负责人有段拂、王鈇和王晋锡[42]。其中段拂、王鈇掌礼制的议论和制定，而王晋锡则偏重于器物的制作[43]。王晋锡在绍兴十五年时的职掌是“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睿思殿祗候”，并“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与文献记载“置窑于修内司”颇可对应[44]。而此时邵谔之职应为入内内侍省都知或都都知[45]，可见王晋锡是邵谔的下属，很有可能是所谓“邵局”中的属员。如前所述，“邵局”应是一个主管制作礼器、乐器及浑仪等仪器的机构，王晋锡则可能专管礼器的制作。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两点：第一，如果“内窑”依文献所记是由邵谔掌领，应是由邵谔的下属王晋锡具体负责；第二，内容很可能建立在礼器局成立以后，是以生产陶瓷礼器为初始目的的窑场。换言之，内窑是为了提供郊祀大礼所用祭器而建立的。
关于礼器局，应特别注意的是，绍兴十六年进行郊祀大典所用的祭器与前此几次大典所用的祭器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是基本上重新制作了一遍[46]。此次制作的礼器的依据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政和年间徽宗赏赐给臣僚的所谓“新成礼器”，未被金人掠走并携于南宋境内的；第二类是根据《宣和博古图》的样本重新设计制作的；第三类是各官府机构收藏的古代青铜礼器，以这些器物为样本重新制作、替换。《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五年十月十四日，礼部太常寺状，……今检会政和六年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系礼制局制造，取旨以次给赐臣僚之家，令将逐色祭器内各取一件缴赴所在州军，限目下差人管理押赴寺，以凭照应讨论施行，用毕给还。付礼部依所申施行（按：此为第一类）。十一月四日礼部言……将来南郊应合用祭器并合仿博古图等祥制，专委官改造，伏乞朝廷说酌指挥施行（按：此为第二类）。”又载：“今来秘书省见管古器内有尊彝等，可以照应讨论，今欲乞降指挥于秘书省权行关备（借）”前件尊彝等，赴寺讨论，用铜铸造，事毕送纳（按：此为第三类）。”[47]足见其态度之认真，参校之详备，规模之大。此次修订基本改变了此前礼器的样制。这一阶段礼品局制作的礼器有陶瓷器、铜器、玉器、石器和竹木器[48]，是一项相当大的工程。对于这些精研制作的礼器，南宋君臣交口称赞，十分满意。《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载：“（绍兴）十六年十月十二日上御射殿，宰执进呈礼器，宰臣秦桧曰，考古制度极为精致。上曰所用皆足备，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城可喜也。于是监董官吏第一等各转两官……”此后又将这些礼器的样制下各地方州军，将地方的祭典用器也规范起来[49]。为些，制作礼器的人员都得到升迁，礼器局的主要负责人段拂得以位列宰执[50]。
礼器局并非一个常设机构，在完成了绍兴十六年礼器的改造和制作，制定出各种礼器的样制、规格等法式后，礼器局就被撤消了，至少文献中就不再提起礼器局了。礼器局被撤消的时间应在绍兴十八年段拂被罢官前后[51]。《中兴礼书》卷十记，绍兴十九太常寺在提及绍兴十六年的“陶洞竹木礼器”时就指“内有系当年礼器局已不存在了。此后每年祭祀和每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所用的礼器。就由某个固定的机构按已制定出的法式来制作和修缮，此机构隶属于临安府。《中兴礼书》卷十《郊祀祭器二》对此有详细记述，绍兴十九年原本令工部军器所添修祭器，后军器所表示铜器，竹木器可以添修，但陶瓷器“难以添修”，因此说：“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伏乞朝廷指挥，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后批造工部依所申施行。七月十一日都省批状，指挥太庙金玉铜祭器亦令临安府修正。”[52]看来，从此时起，所有郊祀祭器就都归监安府修造了，而不仅仅是陶瓷祭器。不过附属临安府的这个机构应是作为都城所在的专有机构，与一般州军制作礼器的机构应有所不同。而这个机构接管了由礼器局创立的“内窑”，内窑的性质依然是为政府举行的各种大礼生产祭器，至少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制作祭器。推测内窑的主要功能并没有因临安府的接管而改变。
综上所述，礼器局是绍兴十六年前后专门讨论、修订和制作礼器的机构，具体负责各种礼器制作的是内侍王晋锡，王晋锡又是邵谔的下属。因此，内窑是由王晋锡统领的，由礼器局统辖的专门生产陶瓷祭器的机构。其创建的时间应与礼器局大致相同，标志着礼器的制作从南宋初年下地方政府制作转变为由中央设立的专门机构进行生产。礼器局在完成了绍兴十六年郊祀大礼所用礼器的设计、制造后就被撤消了，内窑转变为临安府辖下的一个专门机构。
明确了内窑属于礼器局并以生产礼器为主的性质后，我们再来探讨《坦斋笔衡》关于“袭故京遗制”和《负暄杂录》关于“袭徽宗遗制”的记载。可以看到，礼器局的设立直接源自徽宗时期设立的“礼制局”，据《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礼制局条的记载，礼制局设立于政和二年(1112年)，与《坦斋笔衡》中“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相符。礼制局隶属于“编类御笔所”，负责“讨论古今宫室、车服、器用、冠昏、丧祭沿革制度”，其罢于宣和二年(1120年)[54]。同时，礼制局也承担礼器、礼服的制作，《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三记:“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礼制局言，太庙乞尽循周制，笾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群臣五庙三庙所用之器，以此为等降之数，从之。先是，诏造祭器颁赐宰执，下礼制局，故有是诏。十月二十七日，礼制局言，近奉诏讨论群臣家庙所有祭器，稽之典籍，参定其制，……诏礼制局制造，取旨给赐。”[55]礼制局还负责器服的制样和颁布，以统一州县礼仪活动所用的礼器[56]。
礼制局兼具制定礼器样式和制造礼器的功能，所以礼制局下设制造所，是其重要的附属机构，仅官员就有30余人，《宋史》卷三四八《黄葆光传》:“葆光言:‘如礼制局详议官至七员、检讨官至十六员，制造局(按:应为制造所)至三十余员，岂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57]可见制造所的人数多于详议官和检讨官，他们应是主持生产各类礼器的，如按每位官员掌领一种(一类)器服、车舆、乐器等项的作坊，礼制局下就有30余个作坊。由此我们知道，礼制局是徽宗时建立的一个讨论、制作各种礼器的机构。从这些记载看，高宗时的礼器局的性质与职能与礼制局何其相似。从前引文献可知，徽宗时制作的所谓“新成礼器’，中也包括了陶瓷的礼器。据此进一步推测，礼制局下属的制造所中应有一处窑作。或许，这就是我们寻找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所谓北宋官窑。反过来我们再看《坦斋笔衡》中“袭故京遗制”的记载就好理解了。原来“邵局”所属的“内窑”是承袭了北宋时礼制局下制造所中的生产陶瓷礼器的窑作。
至于礼制局建立之前陶瓷礼器的生产情况，目前所见文献记载的有关中央政府直接建立的窑作有东西八作司属下的广备作中的“青窑作”[58]。如果早期有陶瓷礼器的生产，则有可能是由此作负责生产。但是，这些造作既自己从事生产，同时还向其他地点的作坊派出监官和作头进行生产[59]，或许一些文献中所说的监窑官[60]就与青窑作的人员有关。不过，王安石变法后，推行“和买”，“和雇”政策后，八作司所属的部分制作就被废罢了[61]。其原先生产的器物，尤其是陶瓷器的供应，应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由官府向其订货的所谓贡窑生产，应该是官府制定样式[62]，然后向贡窑订制;第二种，由地方政府所掌控的一些地方官窑生产[63]。
从文献记载看，宋代还有一些可称为官窑的机构，如东西窑务[64]、河阴窑务等[65]，隶属于将作监。其中东西窑务的建立甚早，而且地在京师附近[66]，因此可能也被称为京窑务[67]。《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将作监条:“所隶官署十:修内司，……窑务，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瓶缶之器。”[68]目前考古发现的可能与窑务有关的遗迹仅有在北宋皇陵区发现的大型砖瓦窑场，其距北宋皇陵奉陵邑——永安县城仅一公里，在此处清理了13座砖瓦窑，出土了印有“定陵官”和“官”字的瓦件，这处窑场为皇陵服务的官窑性质是明确的，但未见生产器物[69]。因此，这些窑务从文献和考古材料看，似与陶瓷祭器的生产无涉，本文就不再讨论了。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的热情帮助，本文脱稿后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先生纠谬数处，谨致谢忱!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211工程二期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点基金项目(03JB780002)的资助。
秦大树(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副教授)
[l]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文物》2002年第10期，第4~31页。
[2]秦大树《杭州老虎洞窑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纪要》，《文物》2001年第8期，第93~96页。
[3]相关的研究中较重要的有:陆明华《两宋官窑有关问题研究》，施远、张东《宋代汝、官窑若干问题的研究》，汪庆正《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的重要发现及其相关诸问题》，并载于《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328~380页；王光尧《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对研究官、哥窑的启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第8~15页。
[4]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362页。
[5](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说郛》卷十八，涵芬楼本。
[6](清)朱琰撰、傅振伦译注《陶说译注》，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76页；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的商榷》，《考古与文物》l985年第6期，第105~106页。文中对邵成章和邵谔都有详细的考证。
[7](元)陆友《研北杂记》，万历秀水沈氏刻宝颜堂笈本。
[8](明)姚广孝等纂《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一，邵局条，引《容斋笔记》，中华书局影印残本，1959年，178册，第27页。下同。
[9](元)脱脱《宋史》卷八十一《律历志十四》:“绍兴十四年，太史局请制浑仪，……高宗曰:‘此阙典也，联已就宫中制造，范制虽小，可用窥测，日以晷度，夜以枢星为则，非久降出，第当广其尺寸尔。’于是命桧提举。时内侍邵谔善运思，专令主之，累年方成。”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第1922页。下同。
[1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舆服一之二一~二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52年版，下同。
[ll](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有三年春正月:“癸卯，户部侍郎张澄，入内内侍省都知邵愕并进秩一等，以车格仪卫毕工故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327册。下同。
[12]《宋会要辑稿》运历二之一八载:“(绍兴十四年)至是，命秦桧提举修制，其后委内侍邵谔专主之。后浑仪虽成，至绍兴三十二年谔亦罢职，遂以浑仪付太史局设焉。”
[13]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第8期，第47~54页。
[14]参见[3]施远、张东文。
[15]《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二。
[16]《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九、一一等。
[17]《宋史》卷九八《礼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24页。
[18]《永乐大典》卷五四五四引《郊庙奉祀礼文》，中华书局影印残本，60册，第17页。
[19](清)蒋廷锡编《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卷一五五《天地祀典部》汇考九之七引《宋朝仪注》，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图书集成铭版印书局铅印本。
[20]《宋史》卷九八《礼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23页。
[21]《宣和博古图》初修于大观初，重修于宣和五年(1123年)。关于此书的诸问题见王国维《书宣和博古图后》，载《观堂集林》卷十八，第917~919页。陈梦家遗稿、王世民整理《博古图考述》，《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1998年，第8~20页。关于新成礼器的用材，见《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记:（淳熙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杓尊俎爵坫筐洗，并以竹木为之，惟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以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请，乞凝土范金，磷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
[22]王，《宋会要辑稿》和《中兴礼书》并记此人为户部侍郎，但《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两次涉及此人均记做“王铁”(《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37~38页)，其中第37页所记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事为句后小字注释，因此书为钞本，字迹不清。李民举在引此段记载时误将“铁”字读为“ 钺”，被学者们广为转引，见[13]李民举文。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提举茶盐司条下记“户部侍郎王铁言”，校勘记对此人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根据王明清《挥录后录》卷一一的记载校改为“王”，笔者以为是可信的。
[23]关于此事，《中兴礼书》亦有基本相同的记载。(宋)礼部太常寺纂修、(清)徐松辑自《永乐大典》:《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谕宰执曰: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寻以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内侍王晋锡)。”《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清蒋氏宝彝堂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22册，第37页。下同。
[24]原文记:“绍兴四年四月六日……诏将来行明堂大礼，令有司条具合行礼仪闻奏。今具下项:一昨绍兴元年以明堂大礼为称，今来大礼欲依绍兴元年体例施行。一神位系设昊天上帝皇地配以太祖太宗皇帝共四位，并天皇大帝神州地已下从祀共七百六十七位，总计七百七十一位，并合用神位版，乞下工部指挥文思院计会大使局指说依数制造施行。一祭器共计七百七十一位，合用陶器豆六十只(并盖内十二只准备)磷十二只(并盖内四只准备)；簋十二只(并盖内四只准备)；尊五十只(内十只准备)，食五十只(内十只准备)，簠杓一百只，登四百三十二只(并盖内二十只准备)。铜器鼎二只(并盖)；……竹木器，笾一千八百只(内十只准备)……铁烛台八百一十六只……”
[25]《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35~36页。
[26]《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勘会国朝祖宗故事，遇大礼其所用祭器并依三礼图用竹木制造，至宣和年做博古图，改造新成礼器，内磷簋尊爵站豆盂洗用铜铸造，余用竹木，今来若并仿博古图样制改造，内铜器约九千二百余件，竹木一千余件。其铜约用三万余。若更制造准备值两祭器，委是功力浩大，窃虑制造不及，今看详欲乞先次将圆坛上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并今来所添从祀爵坫并依新成礼器仿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铜爵坫令建康府铸，其竹木祭器令临安府制造。”
[27]关于礼器局的建立，文献中并无明确的记载。但很多文献中提到段拂是礼器局长官。而《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和《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中都提及高宗在绍兴十四年令段拂、王和王晋锡等，作为“通晓礼器之人”，“董其事”，由此推测礼器局应成立于这一时期。
[28]此段是绍兴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给事中段拂等报告选定进呈的礼器，其后对每样礼器的形制、质料、重量和各部分的尺寸都有详细的描述。其中提到有些类器物原本为了俭省而易铜为陶，但后来在认真探讨了古礼制后，认为以陶制作更合礼意。但也有部分器物用铜代替陶瓷制造，表明在礼制正规化以后，部分为俭省而用陶瓷制造的礼器复用铜制造。见《中兴礼书》卷十《郊庙祭器二》，《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40~43页。
[29]事见《宋史》卷二三《钦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36页。
[30]事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0，建炎三年二月癸丑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25册，第302页。
[31]《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四~八五:“（绍兴元年）七月十二日，礼部言，(其御笔牌位及罩子、漆匣等相关用具)昨缘扬州渡江遗失，乞下所属疾速制造。从之。”
[32]《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135页。
[33]《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绍兴元年三月八日，太常寺少卿苏迟等言，堪会将来大礼合祭天地并配祖宗所有合用大乐祭器，乞令两浙江东路转运司取索所属州军县镇。……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242页。
[34]《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载:“(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同日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今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其从祀四百四十三位合用竹木祭器，已令临安府制造。”《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243页。
[35]《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七~八八载:“昨绍兴元年明堂大礼，绍兴府烧变制造殿上正配四位祭器，并文思院铸造到牛羊豕鼎等，昨绍兴府沿火烧毁不存。今来开坐到祭器名件，并合创造，乞令太常寺图画样制下两浙转运司，令所属州军均摊制造。所有陶器乞下绍兴府余姚县烧变，并乞于大礼前十六日起发赴太常寺送纳……诏，陶器令绍兴府余姚县烧变，余令文思院制造，余从之。”
[36]同[26]。
[37]原文为:“（叹绍兴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礼部太常寺言，将来郊祀大礼前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侑，今具合行事件下项: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二合，乞下入内内侍省，请降付太常寺。一合用祝文二首，乞下学士院，修撰书写进书讫，降付太常寺。一每位合用鹿脯一段，鹿五合，真蜡烛三条，法酒四升并合用缩酒，茅藉，祭器，席，拜褥，并行事官幕次等，乞下临安府排办及仪鸾司同共钉设。诏依。”
[38]李刚《南宋官窑断想》，《南方文物》1999年第2期，第71~75页。
[39]《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38~39页。
[40]《宋会要辑稿》礼一五之一九载:“(绍兴)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礼部太常寺言，给事中段拂奏，……依政和六年磷正郊庙礼器之数，于天地宗庙每神位前用笾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乞下礼器局增造。……并从之。”
[41]《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四载：“（绍兴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诏令礼器局造秦桧家庙祭器。”
[42]同[27]。
[43]《宋会要辑稿》礼一五之一九记:“(绍兴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睿思殿抵候王晋锡言，……今检对御府博古图，指说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尊食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讨论制造。诏令段拂、王 讨论，同王晋锡制造。”
[44]王晋锡之职见《宋会要辑稿补编》，第243页。尽管文献记载修内司是“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将作监条，中华书局标点本，3919)，但实际上在南宋时期也承制大量器具。《宋会要辑稿》职官三0之二记“（绍兴）三年正月十二日诏，修内司见造御前军器，其掌管官物使臣人吏等，并不许诸官司踏逐、指差、拘留截拦应副他处”。又三0之四记:（乾道）八年三月十三日诏，修内司自乾道元年四月至今将及七年，造纳过军器一百五十三万余件，并各精致……”其中御前军器就包括了许多仪仗用器，可见修内司同时制造一些礼器祭器也不是不可能的。
[45]同[11]。根据《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条记载:“入内内侍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
[46]关于绍兴十五年、十六年礼器局对各种礼器的改造，《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有详细的记载，不便一一列出。《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38~39页。
[47]《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37~38页。
[48]同[46]。
[49]《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谕宰执曰，将来礼器造成，宜以制度颁示州县，俾之遵用，庶革舛误。”《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38页。(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记:“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按:实为礼制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
[50]《宋史》卷三十《高宗纪三》:“(绍兴十七年)三月己卯，以翰林学士段拂参知政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66页。
[51]《宋史》卷三十《高宗纪三》:“(绍兴十八年)二月乙未，段拂罢，寻落职，兴国军居住。”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67页。
[52]《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44页。
[53]《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45页。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宋会要辑稿》礼一五之二一，绍兴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有关记载。
[54]《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礼制局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94页。
[55]这一情况在《中兴礼书》中也有记载。如正文所引《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载“今检会政和六年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系礼制局制造，取旨以次给赐臣僚之家”，见[47]。
[56]王应麟《玉海》卷56载:“宣和元年(1119年)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44册，第15~16页。另外，《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徽宗大观元年，议礼局言:‘太社、太学献官祝礼，皆以法服奉祠，至郡邑则用常服。’诏颁制度于州郡，然未明使制造。后政和间，始诏:州县冠服，形制诡异，令礼制局造样颁下转运司，转运司制以给州县焉。”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542页。
[57]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029页。按《宋史》的这段记载称“制造局”，但其他众多的文献都称“制造所”。如《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一“政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礼制局言近奉诏讨论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稽之典礼，参定其制，正一品，每笾豆各十有二，……诏，礼制局制造所制造，取旨给赐。”又舆服六之一六:“赵礼制局制造所迎道神霄飞云鼎。”（政和）七年七月诏，礼制(局)制造所太极飞云洞劫之鼎……”因此疑《宋史》所记误。
[58]《宋会要辑稿》职官三O之七载:“东西八作司，旧分两使，止一司。太平兴国二年分两司……天圣元年始分置官局，东司在安仁坊，西司在安定坊，勾当官各三人，以各司使副及内侍充。其八作曰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瓦作、竹作、砖作、井作。又有广备指挥主城之事，总二十一作，曰大木作、锯匠作……青窑作、窟子作，二坊领杂役广备四指挥，工匠三指挥。”这应是中央政府掌控的、明确制造瓷器的作坊。
[59]《宋会要辑稿》职官三O之八记:“（大中祥符六年二月诏，八作司）若差出向外监修，只将带逐色作头往彼，不得更抽工匠。”
[60](宋)吕本中，《官箴》载:“仁庙朝有为京西转运使者，一日见监窑官问:日所烧柴凡几灶?曰，十八九灶。曰，吾所见者十一灶，何也？窑官愕然。”百川学海本。
[61]《宋会要辑稿》职官三O之一四记:“神宗熙宁二年三月三司言，东西八作司监官旧六员，顷因霖雨，添差使臣八员。省司既已编排紧慢今作番次修造，则以自八作司正监官六员，准备专大将(使)(按:这里文字可能有问题，‘专’字疑衍，或有丢字)二十员，提点修造司官二员，分巡勾当。上件使臣欲乞两司各留两员，余并废罢。如后有大段修造，即自临时奏乞，下三班院选差。”
[62]宋代官府向各地的各种造作订货都要发样，史书的记载甚多。关于此问题学者们已多有讨论，见[13]；蔡玫芬《论“定窑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二期，1997年，第63~102页。
[63]《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七“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永兴军路安抚使董正封言，窃惟朝廷讲明祀事，颁降五礼规矩仪式具备，然而祠祭所用樽俎簠簋之类或有未应法式去处，如臣前任知郓州及今来永兴军释奠祭祀所用礼器一切损蔽及臣前任知杭州日，蒙朝廷降式样制造上件礼器，与今来逐处见用全然不同，恐失朝廷奉祀之意。望下有司彩画式样，降付逐路制造以供祭祀。贵上尊朝廷奉祀之礼意。诏送礼制局绘图颁降，令诸路州军依图样造。”
[64]《宋史》卷一八九《兵志三》厢兵条:“后苑御弓箭库……退材场、东西窑务、竹木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667页。
[65]河阴窑务的建立稍晚于东西窑务，约建于真宗时期。《宋史》卷三O九《谢德权传》:“（咸平）六年，命城新乐县，……未几，迁内殿崇班、提辖三司衙司。……建议废京师钱监，徙西窑务于河阴，大省劳费。”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166页。又《宋史》卷三二六《张君平传》:“谢德权荐君平河阴窖(窑)务，擢阁门祗候，管勾汴口。”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525页。
[66]《宋史》卷二七四《张延通传》:“(张)屿、(王)班并内臣王仁吉并杖脊，屿配流沙门岛，班许州，仁吉西窑务，时开宝二年(969年)也。”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355页。关于东西窑务的地点，参见[65]。另(宋)程俱《北山小集》卷二十八载:（太宗）因召三司使谓曰:‘联富有天下，岂虑少缺，但念耕织之苦，每事不欲枉费，卿等宜尽心。’又时东窑务请以退材供薪。诏使臣阅视择可为什物者作长床数百，分赐宰相、枢密、三司使。因谓李昉曰:‘山林之木取之甚费民力，反以供 ，亦可惜也。”，《四部丛刊》续编，集部。此事亦见于《宋史》卷一三二《食货志一》会计条。可见东窑务以柴为燃料，由于地在京师，缺少林木开采以供烧窑，因此请以其他机构用剩的退材为燃料。
[67]《宋史》卷二七五《张平传》:“在彭门日，郡吏有侮平者数辈，后悉被罪配京窑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405页。
[68]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19页。
[6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第七章，第二节，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3~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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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是我国陶瓷生产的繁盛时期,该时期的陶瓷生产,从种类、数目、品格角度而言都凌驾前代。北宋灭忘后，宋室南渡，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决定定都在临安，就是本日的杭州，开始重新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南宋。南宋的第一个天子赵构，其时21岁，正值青年。从宋室南迁以后，南边的民窑瓷器得以敏捷发展，这与政治上的迁移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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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位于今景德镇市东南湖田村。是中国宋、元两代各大制瓷规模最大，连续烧造时间最长、生产的瓷器最精致闻名的古代窑场。遗址生存的遗物非常丰富，历代古窑各处，有宋末的“马蹄窑”，明早中期的“葫芦窑”等。在该遗址上创建起来的湖田古窑址陈列馆，展示了在这里出土各种窑具和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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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边除景德镇以外，另有一个紧张的青瓷窑，龙泉窑。讲哥窑的时间讲过，哥哥叫章生一，弟弟叫章生二，弟弟烧的窑就是龙泉窑，也叫"弟窑"。但是这个名称现实上是不消的，只是书上有纪录，我们很少有人在生存中说我买了一个"弟窑"。我没有听一个人这么说过，就是我买了一个龙泉——龙泉窑。龙泉窑就是颜色黑白常青葱的，它是南边最紧张的青瓷。
十六世纪晚期，龙泉青瓷第一次运到欧洲的时间，欧洲人都没见过这么美丽的瓷器，全部人都惊呼，说怎么这么美丽。其时有纪录有什么呢？贵族利用如许的青瓷招待客人，办酒会完了得找专人看着盘子，要否则客人就把盘子揣走了，带着油都没有关系，揣在身上就揣跑了。以是，就可见其时商品的这个紧张性。那么其时法国上流社会在演一出戏，这出戏叫《牧羊女》，他谁人男主人公穿着一个青布长衫，这个男主人公就叫"塞拉同"。
他们说不出来这个颜色，以是他只好说，谁人瓷器太美丽，美丽得就跟塞拉同穿的衣服的颜色一样。提及来很罗嗦，以是就简化成"塞拉同"。到如今全天下公认的中国龙泉青瓷都有叫Celadon，翻译过来就是"塞拉同"。记着了这个词，听起来很怪。中国名字为什么叫个洋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龙泉的青瓷厥后就成了中国青瓷的一个代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大量地商业、私运到欧洲。欧洲的贵族都以拥有如许龙泉的青瓷为荣。
建窑
南边另有紧张的黑瓷，福建的建阳窑，也叫建窑。
建阳窑重要生产的东西就是品茗的茶盏。我们如今提及来就是一个茶碗，它在史书上纪录叫"乌泥窑"。什么叫"乌泥窑"？就是胎是黑的，特殊黑。黑瓷的生产重要跟宋代的饮茶风俗有直接的关系。
宋代的关于饮茶的记载非常多。其他文献好比诗歌里，词曲里也非常多。陶谷在《清异录》中有如许的纪录。他说，"闽中造成盏，斑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就是说这个闽中——那就是福建，我们说的建阳就在福建——它造茶盏。鹧鸪斑是什么呢？是一种鸟的羽毛。鹧鸪是一种鸟，它的羽毛上有许多斑点，非常美丽，茶盏就模拟了这种仿生的。仿生的茶盏是在建盏中非经常见，好比兔毫盏，像兔毛一样，兔毫嘛。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有如许的纪录。他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他就是说这个盏就是青玄色最好，有那种条状的所谓"兔毫"的为上。
吉州窑
吉州窑是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作为江南地域（江西吉安）一座环球著名的综合性瓷窑，它具有浓重的地方风格与汉民族艺术特色。吉州窑的丰富烧瓷，履历和名工巧匠对江西地域瓷业的发展进步，曾起过相称紧张的促进作用。吉州古窑兴于晚唐，盛于两宋，衰于元末，因地定名，因其时永和又为东昌县治，故又名东昌窑、永和窑。吉州窑产物精致丰富，尤以黑釉瓷（亦称天目釉瓷）产物著称，其“木叶天目”和“剪纸贴花天目”饮誉中外。
为陶瓷生产“添柴”潮州大力推行“安全标准”生产
4月13日，记者随广东省和潮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领导一起对“瓷都”潮州的制瓷企业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采访，记者发现，目前潮州的一些制瓷企业，都加入到了“安全标准”生产的行列中，使得一些不按照规定生产又存在安全隐患的陶瓷企业无生存之地。
在“安全标准”生产中，燃气窑炉地方标准生产就是潮州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标准之一，以前在潮州瓷器的烧制一般都是用煤或者用木材，这样不仅对资源产生了浪费，而且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节能降耗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而潮州提出的这个地方标准，刚好切合发展的需要，通过标准来限制企业环保生产和安全生产。
陶瓷生产无污染填补国内空白
在潮州兴业陶瓷有限公司参观时，记者采访了公司的郭总，他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公司就是根据潮州的地方标准对生产设备投入了近千万的资金进行改造，2000年开发研制了节能燃气炉，现在公司的瓷器全部是用天然气进行烧制，排放的废气在炉内就可以完全燃烧掉，对空气没有任何的污染，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潮州的质监部门也帮助企业提高了安全技术和节节能意识，制定了地方“安全标准”。产品的标准提高了，质量也相应提高，价格更是上了一个台阶，公司的产品目前都是出口国外。郭总说公司现在每年所消耗的燃气量减少了40%，而产品的销量也相应提高了40%，更重要的是，对环境没有任何的污染，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节能降耗”。
政府力量为陶瓷生产“添柴”
潮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局长告诉记者，目前潮州努力调整陶瓷产业结构，积极争创更多名牌产品。一是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陶瓷产品生产，产品质量达到国内同行先进水平。二是大力发展高技术陶瓷高附加值产品。三是精心组织陶瓷企业参加展会，多方寻找商机。潮州市除了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外，还组织他们参与中国国际饭店业博览会等。四是广泛发动有条件的陶瓷企业争创“名牌名标”并给予大力帮助，企业的产品达标以后，政府将适当给予奖励，对于有名牌产品的企业，在土地的使用上也给予适当的倾斜。
目前，由潮州市质监、科技、经贸、环保、发改委5个部门一起制定的《陶瓷企业节能降耗标准》正在积极的讨论中，争取今年上半年可以出台。这个标准的制定，给企业的节能降耗定了一个硬性的指标。产业升级换代，产品价格稳定，企业应变竞争的能力增强，使得产品在市场上立于优势位置。
在今后的日子里，政府将把“标准”逐步向中小企业推进，对于没有达标的企业将坚决取缔。
景德镇生肖陶瓷生产营销现状和出路的调查
现状：生肖瓷飞入寻常百姓家
2000年，景德镇玉风瓷厂首先开始制作生肖陶瓷产品，准确地为生肖陶瓷产品进行了市场定位，加上推出生肖陶瓷产品的时间较早，紧紧瞄准大众化消费，这条道路走得并不艰难，这个瓷厂的生肖陶瓷产品远销到广东、福建、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圈，销售一度十分火爆。
为谋求新的发展方向和突破点，从2002年开始。江西省陶瓷研究所开始制作雕塑生肖瓷。
江西省陶瓷研究所熊光群副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开始运营生产生肖陶瓷产品时，他们进行了一个营销策划。首先，邀请国家级大师设计生肖陶瓷产品样本，以国家级大师的名人效益实现生肖陶瓷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其次，对于生肖陶瓷产品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在市场价格和需求上，生肖陶瓷产品价格能适应普通消费者的需求，又有一定收藏价值，从而让生肖陶瓷产品能够走进千家万户。最后，在产品外包装上下功夫，制作出精美的手提盒包装方便携带和馈赠，以精美的彩印包装去提升生肖陶瓷产品的档次。
鼠年伊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熊钢如设计的生肖瓷雕《财神》、《恭禧》，姚永康教授设计的生肖瓷雕《欢天喜地》，陶瓷雎塑名家涂序生设计的生肖夜光挂盘《恭禧发财》、生肖尺二盘《天趣》彩盘和生肖瓷板画《天趣》，都以其造型活泼可爱、形态逼真生动、釉色丰富自然，而大受消费者的追捧。
据不完全统计，鼠年前夕，由大师们设计的生肖陶瓷产品，已经销售了近万件(套)。
据记者了解，景德镇生肖瓷的生产和销售，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一是摸索的阶段。如制作的生肖瓷产品符不符合市场化?能不能适应大众化的需求?一种陶瓷作品该生产多少套(件)合适?如何争取经销商来购买等?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付出学费后，终于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第二是经验积累阶段，把第一年的成功与不成功的案例进行总结。以产定销、以销促产，生产营销逐渐走上正轨。
第三是大展拳脚的阶段。通过历年来生产、营销经验的积累、市场的开拓，如今已经开发出许多新的、有较高附加值的陶瓷作品，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从此可以大胆放手一搏了。
分析：生肖瓷为何会受到青睐
中国以龙、蛇、虎、羊、猪、鼠等十二种动物作为生肖属相。每一种动物都有各自的寓意，比如。龙腾虎跃、马到成功、金猪报喜等，都是中国人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只要在陶瓷、玻璃、金属、木制等装饰工艺物品上，装饰或镶嵌上十二生肖中的一种动物，都能受到不同层次的消费者青睐。
博大精深、制瓷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技艺出神人化，这是全国其它产瓷区所不能媲美的，也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江西省陶瓷研究所所长刘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打出景德镇生肖陶瓷牌时，我们是借助了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金字招牌”，提高生肖陶瓷产品的知名度，当景德镇生肖陶瓷产品进入市场后，就获得了许多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喜爱，景德镇生肖陶瓷产品还有一个吸引广大消费者眼球的地方，就是由国家级大师或教授去设计和制作，精美的陶瓷产品加上响亮的名人效益，从而为景德镇的生肖陶瓷产品争取了更多的卖点。景德镇的生肖陶瓷产品。以价位适中，具有收藏价值，才能获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
据熊光群介绍，江西省陶瓷研究所制作的生肖陶瓷产品的价格波动不大。其中一种瓷雕产品的出厂价为140元左右。其它的品种价格比较适中，不会相差很大。
虽然生肖陶瓷产品从出厂到市场，其中间环节有经销商也有零售商，价格虽然会上升，但一般情况，上涨的幅度不会很大，都在大多数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消费范围之内。
记者随机对20位工薪阶层的消费者采访时，他们表示，由于陶瓷名家大师的原创作品价钱太昂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购买能力。而如果花上几百元钱去购买由陶瓷名家大师设计的生肖陶瓷产品，一年中，他们可能会买上一二件作为特色产品馈赠给远方的亲戚朋友，如有可能，也会收藏一二件陶瓷名家大师设计的生肖陶瓷产品。
声音：成本增加即将面临困境
如何规范生肖陶瓷产品市场，让消费者愿意去购买生肖陶瓷产品，也成为生产者、经销者的当务之急。
在市某陶瓷厂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在广东的一家商店内，一个金猪生肖陶瓷产品的市场售价为680元，而出厂价仅为100多元，而这家商店老板竟发誓说，他从经销商手中拿货的价格在500多元左右，只赚了100元，而店门费、水费、电费等各项开支打进去，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利润空间。
从王先生经历的这件事情可以说明，生肖陶瓷产品的销售渠道存在一定问题，从经销商到零售商的价格非常不透明，其中的价格暴利可想而知。
虽然景德镇生肖陶瓷产品，走进了市场，走上了批量生产甚至规模化生产的道路，但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物价上涨、工资上涨等因素。使得景德镇的许多生产厂家，在生产这种“日渐看好”的生肖陶瓷产品上举步艰难。
熊光群向记者直言，原来每瓶液化气的价格在380元，瓶左右，现在每瓶瓶装液化气需要420元/瓶。随着物价不断攀高，工人工资增加，使得陶瓷企业举步维艰。
“从这几年的情况看，生肖陶瓷产品的销售情况、业绩的好坏与十二生肖动物的喻意有密切联系，比如龙年、马年、金猪年，这些年的生肖属相的喻意非常好，销售形势也随之看好。”一位陶瓷经销商说：“去年是金猪年，生肖陶瓷产品的销售情况不错，但今年是鼠年，‘老鼠偷米、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影响了今年的生肖陶瓷的开发和营销。
观点：打好生肖牌弘扬瓷文化
“生肖瓷”已成为每年厂家使出的一手“招牌菜”，许多陶瓷厂家、私营作坊都在争抢，要从中分得一杯羹，为了避免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互相仿冒，申请版权保护陶瓷无疑是使生肖陶瓷产品不泛滥的一个好办法。
如果，有哪一家陶瓷厂家和私营作坊仿冒别人授权设计的生肖陶瓷产品，那么，一旦被发现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版权部门可以依法查办这些冒牌货。
据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生肖陶瓷各项投入比较大，一个生肖陶瓷产品至少要投5万元钱，包括彩印包装印刷费、原材料成本费用、工人工资费用等各项费用。使投资生肖陶瓷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风险。
有关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出面抑制燃气费用和物价过快上涨，适当提高产品出厂价格．减轻生产企业所面临的费用过快上涨的压力。
记者认为：生肖瓷在销售方法上，可借鉴日本礼品瓷的销售方法。日本礼品瓷售价在相关部门监督下，会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指导价格，有利于体现公平，有利于扩大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的不透明，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可在销售产品的证书上，标明该生肖陶瓷作品的市场指导价格，抑制个别销售商贪图暴利的行为。
生肖陶瓷销售要注意地域特点，比如说，香港、澳门的消费者喜欢大红大绿的生肖陶瓷产品，而北京、天津等地，比较喜欢沉着耐看的颜色。不论是大红大绿的颜色或沉着耐看的颜色，作为生肖陶瓷产品都要符合过年的喜庆气氛，所以，一般不宜采用青色或单色。从近几年情况看，红色、橙色、咖啡色等暖色调的颜色，利用色釉窑变产生丰富多彩的颜色，都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色彩。
作为市场化批量生产的生肖陶瓷产品，以市场为准绳成为了一种共识，即便是大师设计的作品，为了符合市场的需求，也要作局部更改。
刘远长大师设计的瓷雕鸡不喜欢在鸡的下颌部加鸡冠，但市场比较喜欢生活中的真实原貌，于是生产者又请刘大师重新加了两片鸡冠。张育贤大师笔下的寿桃，叶子处理很简练，但市场不太认可，根据市场反馈意见，又请张大师重新加了几片叶子上去。
打好这张生肖陶瓷文化牌看似简单，但有很多的门道。只要多观察、多试验、多创新，全方位大胆探索，大手笔精心策划。这张“牌”难打也不难打。
记者希望景德镇生肖陶瓷在鼠年发鼠财，明年发大财，为千年瓷都争光添彩，让进人千家万户，走向五湖四海。
瓷砖的生产工艺
什么是现代意义的瓷砖呢?给它下一个定义，瓷砖就是将黏土原料(主要成分为高岭土)与瘠性原料经过适当的配料、研磨、混合、压制、施釉、成型，并在高温焙烧情况下，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反应后形成的坚硬物质。了解瓷砖的生产工艺是为了对瓷砖的使用有更好的认识，因为瓷砖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几乎都与瓷砖的生产工艺有关。
接下来我们介绍瓷砖的生产工艺。
选料
原材料进仓要经过检验，主要包括取样、打饼试烧、物理性能检测、化学分析等步骤。原料验收员首先对新进仓的原材料取样，并检测样品水分，然后检测员将样品按程序进行制粉、打饼、试烧，并对试烧后样品的白度、强度、吸水率等物理性能进行检测。同时，化验员从制粉环节中抽取部分粉料进行化学分析，检测原料中各种化学成分量是否符合工厂的工艺技术要求。原料的检查是非常严格的，俗话说“生在原料”嘛。
首先，根据工艺配方单(包括加水量)对相应的原料进行称重配料(是按一定的比例)，然后将配好的原料加放球磨机研磨成浆。球磨机内按照工艺要求配好研磨介质——球石，目的是使各种形状、粗细不等的原料经研磨破碎后充分均匀混合，一方面能促进坯料在烧成过程中的物化反应，降低烧成温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原料中杂质的分离。
球磨后的泥浆经检测符合工艺质量要求后放入浆池中，途中要进行过筛除铁。过筛是为了除去球磨时没有磨细的粗颗粒和一些杂质。除铁是因为铁影响瓷砖的白度，而且会在瓷砖表面形成黑点、熔洞、杂质等缺陷，所以必须经过多道工序严格除铁。
泥浆经过过筛除铁后，要不断的搅拌均化，使泥浆组成更均匀，改善泥浆流动性能，增加后期制成的泥料的可塑性，提高坯体强度，减少成型、烧成时的开裂等。
均化后的泥浆经检测符合质量要求后，经高压雾化输送到喷雾塔，通过热风炉提供的热风干燥制成粉料颗粒。在喷雾造粒过程中，对粉料含水率的控制非常重要，粉料含水率的高低以及水分在粉料中分布的均匀程度，都将对压制成型操作和砖坯质量产生直接影响。
从喷雾塔出来的粉料，由于颗粒内外水分的差异，以及各部分粉料水分分布不均匀，还须输送到料仓进行陈腐，以促使粉料的水分分布更加均匀。粉料在料仓陈腐24小时之后，就基本完成了瓷砖生产之中的粉料制备环节，制备好的粉料将通过输送皮带送往下一道工序。
压制成型
制备好的粉料将被送入压机，通过模具布料后，再对其粉料施加一定压力，这样粉料就被压制成砖坯。需要注意的是，压制成砖坯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粉料质量要求以及压机的正确操作过程，否则会直接影响砖坯的质量。
目前我们国内的瓷砖生产企业的压机吨位一般都在7000吨以上，最大的压制力可以达到7800吨。自动压机越好，产品的致密度和平整度就越好。
干燥和印花
压制成型后，砖坯的强度很并，由于砖坯的水分含较高，要经过干燥程序把砖坯中的水分蒸发掉。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坯体强度，减少坯体损坏，避免废品进入印花和烧成工序，造成不必要的制造损失;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免含水率较高的砖坯入窑烧制时，由于水分剧烈蒸发导致坯体开裂。印花是在生产渗花抛光砖所需的流程。
烧成
砖坯干燥后入窑炉烧成。砖坯在进入窑炉前要先上底浆，主要是为了防止砖坯在窑炉煅烧的高温段处于软化状态时与辊棒的粘连。
进入窑炉高温煅烧，一般最高烧成温度不超过1250℃。目前，我们国内瓷砖生产企业的窑炉生产线长度基本达到200至300余米，能使瓷砖的烧成时间更加充分，烧成后的产品吸水率更低、砖面更光亮平整且细腻无针孔，进入窑炉高温煅烧，一般最高烧成温度不超过1250℃。目前，我们国内瓷砖生产企业的窑炉生产线长度基本达到200至300余米，能使瓷砖的烧成时间更加充分，烧成后的产品吸水率更低、砖面更光亮平整且细腻无针孔，而且坯体白度大大提升，即使经磨边后，坯层侧边也不会产生黑边现角，产品质量得到充分保证。而长度200米以下的窑炉生产线只能烧制小规格瓷砖，若烧制大规格瓷砖产品质量难以达到较高标准。
磨边、抛光
烧成后的瓷砖半成品要经过磨边、刮平、抛光、后磨边、风干等步骤，才能成为我们在展厅看到的一块块光亮平整的精美瓷砖。
在磨边工序中，最重要的是瓷砖的尺码和对角线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要标精度比较高，对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和抽检比例要求也很高。
在抛光工序中，抛光又分为粗抛、中抛、精抛三个步骤，也就是将用于抛光的磨块由粗到细排列，将经过铣平的瓷砖表面逐步研磨成具有光泽度并呈现出砖坯原有的纹理。需要说明的是，耐磨砖是不需要抛光的。
分级、打蜡、包装、入库
分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控制产品质量的关键部分。一些知名度比较高的瓷砖生产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把关非常严格，在每个生产车间都设有品质监理组，控制出厂前的产品质量。
最后对瓷砖表面和砖底的水分进行风干，以便于成品表面上蜡和成品分级检选、包装、入库。
内墙瓷片：工艺流程除了二次烧成技术外，其他的工序与瓷质砖(抛光砖)的生产工序基本相同。在二次烧成中，第一次烧叫素烧，在坯体干燥后就直接进行第一次烧;第二次烧叫釉烧，在第一次素烧后经过施釉和印花工序再一次入窑烧成。
二次烧成的产品不需要经过抛光和打蜡工序。
原料
仿古砖使用的原料与以前常见产品(如抛光砖)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基础粉料外，还增加了许多干粒料及特殊原料的应用，因此对原料加工和混合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成型
为了使古砖达到自然流畅的装饰效果，各种新型布料技术(如多管布料、二次布料、多色干粉布料等)和双压机技术都得到了应用，这些都是当代生产仿古砖的最先进技术，它不仅使产品保留的自然的状态，还使仿古砖以“另一类材料”的面孔出现。布料技术的发展使部分瓷砖不再需要经过印花工序，产品更具天然石材自然、多变的独特效果。
施釉和印花
施釉和印花是仿古砖生产的重要工序，生产中主要工艺控制点其他集中在施釉线上，很多仿古砖产品通过印花技术使表面的花色得到改善，提高其品味。前几年，仿古砖主要通运彩、磨釉产生花色不重复的效果，现在则趋向于用辊筒印花(包括比网辊筒和橡胶辊筒);在施釉线上，主要技术包括水刀式喷釉、云彩喷釉、磨釉、打点、挂沙、胶辊印花、干粉印花等。为了增强仿古砖的釉面防污、耐磨性能，通常还会在凹凸的仿石磨面上喷上一层耐磨的透明釉。这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使瓷砖的表面花纹随机变化，花色和品种多样，为取代天然材料的技术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烧成
烧成是陶瓷生产的心脏，为了将防古砖的产品吸水率控制在0.5%以下，达到完全玻化的状态，烧成温度已提高到1200℃以上。此外，为了使瓷砖达到特殊的装饰效果，除了一次烧成之外，二次烧、三次烧技术也在仿古砖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后期加工
对于传统的彩釉砖及水晶砖来说，产品经过烧成之后就可进入分选包装工序了，而在仿古砖的生产中，随着对砖面装饰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在瓷砖烧成工序之后有些还增加了后续加工工序，如釉面抛光采用柔抛、半抛、全抛的工艺，通过抛釉使砖面产生特殊的美学效果。另外，抛坯技术也被用于仿古砖的生产中，它主要是对素烧后的砖坯进行磨平，然后再进行二次烧成。经过这样处理的瓷砖不再需要经过施釉工序，砖坯在经过窑炉高温烧成后表面呈现类似亚光釉的光泽，具有施釉的效果，防污能力也提高了了，而且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另外，对瓷砖的表面采用特殊的腐蚀、喷砂等工艺进行后期加工处理，还可使仿古砖产生更多意想不到的独特装饰效果。
陶瓷生产中的废物利用
一、前言
由于陶瓷产品的脆性影响，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许多陶瓷产品因碎裂而成为废物，这不但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会影响环境卫生。而陶瓷垃圾永不可转化的性能给日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故此在陶瓷生产中利用陶瓷废物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陶瓷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分类应用
不少厂家对废品处理不是分类。而是统统地将其应用到铸造用的钢砂，或是普通粘土耐火砖中。这样应用虽然简单易行便于操作，但浪费了不少细瓷原料，减少了利用的价值，因而应将细瓷产品从废料中分离出来，清洗干净以后利用，将粗瓷产品粉碎成用于钢砂即可。细瓷产品的应用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在坯料中利用，一是在釉料中应用。
１、坯料中的利用。根据产品的性能不同，在坯料中的用量也不等，从１０～３０％，可根据情况而定。不同的配方加不同的量，但必须先进行试验，然后方可大批量生产。比如在利用粘土，莹石、长石三组份中，生产薄胎产品可用少量，在２０％以上。
以前我们总担心废瓷在坯料中会引起脆性断裂，降低陶瓷性能，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事产上废瓷颗粒在坯料中起到了一个好作用，在烧成过程中，坯料中的离子往往以它为核心形成晶体，晶须结构也因此而完整起来，这不仅有利于降低烧成温度和烧成时间，而且有利于提高陶瓷的性能，还能因利用废物而降低成本节约原料。经过测试，坯料中加入废料后，产品成本可以降低１０％左右。
２、釉料中的利用。在釉料中加入废瓷能促进釉料的玻化，但由于釉料的要求较高一般不宜过多掺入，在４～１５％之间比较好，不同的配料可以有不同的比例，但超过限度往往又会形成釉裂现象，给烧成带来一定的难度，因而不宜过多加入。在釉料加入时要比在坯料中加入的细度高，这样不易在玻化时产生过大的晶胞，引起脆性裂纹。
３、废玻璃的利用。废玻璃作为一种生活垃圾随处可见，将它利用到陶瓷生产中也是可行的。在釉料中加入废玻璃可以代替溶块，同时能减少莹石的量。废玻璃的量在１０～２０％之间比较合适，它也能促进玻化，使釉面的光洁度大大提高，而且能减小釉面与坯面之间的不同张力，减少剥釉现象发生。
在坯料中加入废玻璃看起来似乎有些浪费，但它对提高陶瓷性能大有益处。一般加入１０％的废玻璃就能改善陶瓷性能。废玻璃的加入能够在烧成中增加密实度，促进早烧结，减少晶相形成时间，并使其相结构稳定。由于经济效益原因，坯料中不易过多加入，一般不超过１０％为宜。
三、注意的问题
１、把好废瓷清洁关，减少杂质影响，不然会因利用了废品，节约了成本，但却造成了产品质量问题，形成更大的浪费。
２、废物利用不可贪多，应向有利于陶瓷性能方面控制，不可为了节约而影响陶瓷性能，造成产品质量下降，让消费者受害，最终危害了本企业的各项利益。
３、废物利用是一个无止境的课题。它与陶瓷生产一样重要，陶瓷工作者应把它的利用研究当做一项课题，分门别类，根据不同的成分研究，尤其是对于一些工业特种陶瓷废物利用的研究还在空白之中，更应加强。
结束语：２１世纪是光与电的世纪，人们关心的环保已成为一件大事，它可影响到一个产业的发展。因此为了陶业的兴旺就应更关注废物利用，形成一个无废物的洁净产业，这才是陶业发展的目标。否则我们必然会受到环境恶化的惩罚，给整个行业大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夹江陶瓷企业238条生产线7月恢复生产
汶川大地震重创了四川，有“西部瓷都”美誉的乐山市夹江县成为全省60个重灾区县之一，陶瓷业损毁严重。但是，震后第三天，坚强的夹江人民便开始恢复生产，截至6月26日，190多条陶瓷生产线已经全面恢复作业，预计到7月初238条生产线将全部投产。
目前，夹江县有陶瓷企业97家，生产线238条，生产能力达5亿平方米，占全国生产量的18%，陶瓷及配套产业年销售收入占夹江县税收的60%。此次地震，全县陶瓷企业的厂房、产品、设备均遭到损坏，直接损失达1.9亿元人民币。
地震后，夹江陶瓷企业积极恢复生产，一方面生产自救，恢复生产，尽快保时保质的向老客户交货，另外，积极组织人员对受损厂房、设备进行重建，保证全面投产。
瓷砖是灾区重建时不可或缺的建材，但夹江陶瓷企业在积极恢复生产的同时，不计成本上涨200%，承诺灾区买砖一律不涨价，即便是在供求相对紧张时，也会优先保障灾区重建需求，为灾区重建出力。
元代景瓷生产的创新
元代统治中国时间并不长，但从景德镇的制瓷历史看，元代却是一个创新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景瓷生产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是创制成功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
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釉色装饰贫乏，因此青花瓷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从各博物馆现存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看，制瓷工艺相当成熟，质量已达很高水平。
与青花同时，元代的景德镇瓷工还发明了釉里红瓷，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项目。釉里红瓷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纹饰在釉下呈现红色，烧制难度较大。此外，元代景德镇还烧成了红绿黄三彩瓷、卵白釉、铜红釉、霁青釉等 新品种，使景德镇瓷器装饰丰富多彩。
元代景瓷生产的另一创新是在工艺方面瓷土配方的改革。过去，瓷土原料配方单一，可塑性低，变形率高。元时，在景德镇东北部高岑村的山上发现了新瓷土，将这种瓷土与过去的瓷土配合，变一元配方为二元配方之后，由于增加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瓷器烧成中的变型率，使瓷器质量有显著提高，并且为制造大型器创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由于土出高岑，世界上就把这种瓷土统称作“高土岑”。高岑村也就成了“高岑土”的命名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278年） 朝庭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由于此事是朝庭官府机构枢密院所管，许多瓷器上标有“枢府”两字，釉呈卵白色，所以被称为卵白釉枢府器。这种瓷器胎体厚重，色白微青，光泽度好，比以前的青白瓷质量又有很大提高。
古今陶瓷生产工艺区别分析
古代的陶瓷制作完全依靠手工完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相对独特的工艺习惯，不同时期烧制的陶瓷器也就各具特色。今天小编就为您介绍一下古代陶瓷生产工艺。
古瓷泥料用水碓舂制或用石碾压制，故颗粒粗，烧成后胎质不够致密，孔隙多；现代泥料用机械粉碎，真空炼泥，烧成后胎质致密，几乎无孔隙。
器物成型工艺。古代陶瓷器的制作曾使用多种方法成形，如盘条法、模合法、拼接法、拉坯法等，但单论瓷器生产，除方形或多边形器用拼接法（俗称“镶器”）外，一般圆形器物无论大小高低皆常用拉坯法成形，直到近代才出现注浆成形法。因此，凡隋唐以后的圆形立件器物如酒壶、花瓶、尊、罐等若用模制法或注浆成形者，大抵皆为赝品。
修足工艺。古代瓷器中除立足器（如三足、四足鼎；三足、四足炉；多足砚）、汤勺等以外，一般圆器和琢器都要以器底同台面接触放置，这就出现了对底部的加工和修削，也就出现了平底、凹底、圈足等不同形状。由于社会审美意识和工艺技术的社会习惯性作用，历史上对古瓷足底的处理是有规律可寻的，这也就为我们鉴定古瓷的时代提供了一个方面的依据，使我们可以根据被鉴定物的器足特征进行有利于综合结论的鉴定。大体说来，唐代较早时期流行饼形足，中唐前后出现玉璧底，往后变为环形足，至唐末开始出现浅圈足。自五代开始圆器流行圈足，虽然高、低、厚、薄、尖、圆各有不同，但仍然可以找出带有时代性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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