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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御窑厂的协造老格

清代乾隆御窑厂的协造老格

清代瓷器鉴别 老瓷器刻字的鉴别 古代瓷器烧造

2020-07-17

清代瓷器鉴别。

清代御窑厂历经康熙和雍正,乾隆前期御窑厂瓷器烧造又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成功的因素除了御窑厂督陶方式的转变,选派了一位精瓷务、会管理的督陶官唐英之外,还与协造官老格的认真、勤奋以及通晓瓷务密不可分。

清初御窑厂由地方官员或朝廷官员担任督造,雍正后期,年希尧主持瓷务时开始固定由内务府直接派员督陶,乾隆前期形成了较为适用稳定的瓷务督理方式。以乾隆四十三年为界,下派的内务府官员任九江关使兼御窑厂的督陶官,四十三年以后改由地方官员任督陶官,以广饶九南道兼。协造则以乾隆五十一年为界,以前也由内务府派出,乾隆四十二年前开始每三年一任,后改为五年一任,前二年半为学习协造,后二年半为正协造。协造一般由内务府八品的低级官员催总担任。乾隆五十一年后,御窑厂的协造改为地方官员负责,不再由内务府派出。唐英认为:“协造之员即有监造之责,必得经久熟练,方知泥土、物料之性,火候、釉水之宜,始于瓷器有益,而钱粮亦不致靡费。”乾隆五十一年后改为地方官员负责,不再内务府派出。乾隆初年,唐英始任淮安关使兼管瓷务,后迁九江关使兼管瓷务,关务事务繁杂,不能常驻御厂,由于协造不力,制瓷不顺,质量明显下降,烧造数量减少。尤其是乾隆五年出现了运京的瓷器粗糙,釉色不好,还有残破,唐英受到了皇上的责备。究其主要原因是协造默尔森借口有病在身,不能尽守职责。因此,要顺利完成御窑厂的瓷器烧制,选任合适协造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乾隆六年内务府派出员外郎六十三替补协造。尽管六十三曾经在雍正年间任笔贴式协助过唐英督陶三年,熟悉窑厂,毕竟主管账目的笔贴式和全面负责的协造职责不同,六十三也不能胜任协造一职,不久调回。在协造屡选不适之时,乾隆六年十二月内务府总管海望派老格到厂担任协造。

老格刚来之时,瓷务陌生。唐英善善诱导,耐心启发,极力培养,老格则留心学习,细加体会,逐步熟悉。乾隆七年底唐英烧造瓷器还“得与监造之催总老格指点研究”。乾隆八年唐英则将“所有厂内应造瓷器,亦与老格逐件细加研究……”。老格开始充当起唐英的助手。不到三年时间老格就独当一面,承担起瓷器烧造监督之责。以后每当接到样件烧造新瓷时,唐英都要“与协造之催总老格谨遵核减各条内指驳之处,一概小心更改,务期较从前之花纹、釉水细致鲜艳”。此后上贡瓷器再也没有发生的误差。

乾隆十年老格任满一届,按例理应更换。唐英评价“老格在厂三年,为人安静,办事谨饬,不但烧造钱粮经手无误,而于造作事宜亦渐致娴熟,在窑厂实有裨益”。唐英认为以往督瓷协理的笔贴式是管理钱粮和购买物料,即记账算钱,而现在老格负协造之贵,管理瓷务是一项需要用心学习,细致观察,长期体验的事情,非任何人都可胜任。这时老格已成为唐英督陶的不可缺少的帮手,有能力完全承担起协造的责任。因此唐英奏请皇上延长老格协造任期,即获恩准。乾隆十三年老格任协造二届期满,唐英又在京面奏请仍将老格延留窑厂。

乾隆十五年初唐英调离赴广东就职,惠色接任而知瓷器甚少,除春秋两季开工和停工短时亲自去景德镇御窑厂巡查之外,厂务全交长年驻厂的老格具体管理,分发钱粮、采购物品、瓷器烧造、产品检验,直至瓷器的包装起运等都是老格一人独自主持,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御供任务。

乾隆十六年老格在厂十年,已满三届,早应调离。惠色明白,没有老格的协助,不能完成督烧瓷器使命,必须依靠老格协造。为此惠色奏请皇帝继续留用老格,除引用唐英赞扬老格誉词外,还更为详细列举了老格成绩。“凡制造御器,老格悉能敬谨办理,于钱粮并无贻误。即在厂工作不一,匠役众多,亦皆驾驭有方,俾各爱戴慑服,实属安静勤慎之员,若令仍在窑厂,于瓷务洵为有益”。惠色又为担心老格若不按例调离,恐会影响老格的官阶升迁,为了安抚老格,使其安心驻厂,故特别奏请给予只有八品职衔的老格提升,以示鼓励。虽然老格职衔并木改变,他仍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入瓷器的烧造之中。

乾隆十七年唐英从粤调回原职,继续督陶,“其窑厂瓷务及功用钱粮数目,必须奴才(唐英)眼同协造老格,照册逐项交盘收受”。这足见唐英对老格的信任和重用。乾隆二十一年唐英身患喉疾后,许多事情不能亲自处理,由老格全面承担瓷器烧造的责任。同年九月,尤拨世接替唐英,尤在督陶的三年中,只是按期赴厂稽查监造,仍以老格为协造烧制瓷器,亦由老格管理钱款,“将一年造过上、次各器工价以及例给协造老格养廉银,并一年所出平色,例给在厂办事人等辛金饭食各项用过实数,一并由老格查明造册……”乾隆二十四年舒善接任尤拨世之职。此时老格因在厂多年,制瓷有功,续任协造,已提为七品库掌。同时舒善特地上奏请求委派内务府造办处柏唐阿百岁来景德镇学习瓷器的烧造,预备顶替老格。竟不知御窑厂的事务繁杂,管理难度颇大,乾隆瓷器烧造高峰之时更是不易,柏唐阿百岁终究不能替换老格。

乾隆二十八年舒善的继任海福又一次上奏折挽留老格续任协造,对老格的能力、人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老格于一切烧造事宜俱经熟悉,且办事勤焕,约束有方……”特别指出老格年纪虽老,却精力未衰,可以胜任。而说在厂三年有余的柏唐阿百岁生病半年有余,无法工作,不能胜任协理,要求让柏唐阿百岁回京城休养,即使体愈也不要再来景德镇。不论默尔森,还是柏唐阿百岁,均以患病托词离任。实际上他们对瓷器的烧造既没兴趣,也不负责任,更不愿长期常驻窑厂,自然就无法胜任协造一职。

乾隆三十三年内务府郎中伊龄阿到任九江关使兼理陶务,前二任海福和舒善都因贪污库钱,或是私下变卖瓷器行为而遭查处。在御窑厂协造的老格虽自身干净,却未免牵连,因而受到责备。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初三日伊阿龄在奏折中称:“窑厂协造老格不能办事,”朱批:“照例饬令离任。”老格终于离开了协造烧瓷二十八年之久的景德镇。

老格离任以后,担任协造的先后有白子、广保、丰坤、延藩、连喜、德纯等,这些人当中无人能像老格那样忠心尽职,内务府派出的协造再难有作为,已经没有必要。乾隆“五十一年裁去驻厂协理官,命榷九江关使总理,岁巡视,以驻镇饶州同知景德巡枪司,共监造督运。”实行了五十年的内务府派员协造制度宣告结束或自行废除,此后又改变为地方官员协管。有迹象表明,乾隆后期御窑厂开始已呈现衰退之势,“景德镇厂署御窑,乾隆年间即已塌毁,数十年来均系附于民窑搭烧。”这既与督陶制度改变有关,更是与督陶官员的瓷务能力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老格在御窑厂协造瓷器竟达二十八年之久,历经唐英、惠色、尤拨世、舒善、海福和伊龄阿等督陶官,长官反复轮换,老格协理督陶常在不变。可以说老格是常驻景德镇时间最久的烧瓷官员。老格聪明能干,不辞辛苦,精于瓷务,办事有方,性情安静,为人实在,做事勤恳,服从调配,深得历届长宫的信任,历任皆委以重任,分担责任。在唐英督陶的近十多年中老格成为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一起创造了中国瓷器烧造的辉煌。唐英离去后的十余年中,老格全面管理瓷务,因此,乾隆瓷器辉煌的创造和时段的延续老格功不可没。老格是清代御窑瓷务的杰出人物,成绩卓著,本应在中国陶瓷史重重书写一笔,只是官阶低微,一直未被人们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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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御窑厂


明初,景德镇成立了御窑厂,宫廷瓷器开始注明皇帝的年款。

代表东方古老文化的瓷器,素有官窑、民窑之别。官窑,即官方创办的窑厂。封建社会的官窑是专为皇宫内院制造皇上用的瓷和皇帝赏赐臣僚的御瓷的御窑厂。

说到御窑厂,其来龙去脉应当是萌发于元初而兴于明清,绵延近七百多年。由于御窑厂的特权所在,历来荟萃着景德镇的陶艺精英和能工巧匠。它虽然专为皇帝烧制瓷器,而客观上则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瓷文化的奇珍异宝。除了不少流失于海外,至今尚有许多陶艺珍稀品为故宫博物院所珍藏,并向海内外游客作展示。

御窑厂是官窑的象征,是陶艺瑰宝的摇篮。历来,人们对御窑厂充满神秘感与好奇心。

一、元帝设浮梁瓷局

公元1271年,元帝国建立。蒙古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其服饰建筑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同样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之品。白瓷在蒙元统治时期的景德镇有很大的发展,优质的白瓷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所官窑———浮梁瓷局,专为元皇室烧造御用瓷器。应当说,这便是御窑厂的萌芽。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造出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瓷,其成就为后来明清两代御窑厂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自元代起就开始有了官窑。

二、洪武大帝建御窑

朱元璋推翻蒙元帝国,建立了大明王朝,却几乎全盘承袭了元代的匠籍制度。由于祭祀、赐赏、贸易的需要,明朝开国之初就在原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窑厂,世称“洪武官窑”。

洪武窑瓷器,土质细腻,胎体很薄,釉分青、白二色,以纯素者为佳。据记载,洪武窑有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等二十座。洪武年间军事上需要以瓷器换马匹用于战争,又要用瓷器扩大贸易和安抚邻邦。御窑厂烧出器型硕大的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大罐,素朴雄浑粗豪而不失民族文化风韵,形成了洪武官窑的独特风格。

三、戏说燕王红战袍

永乐为明成祖朱棣年号。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朱棣身穿鲜红的战袍指挥作战,威风凛凛,气势非凡。第二天清晨,士兵们发现朱棣的红战袍上的霜花自然凝结成了一条腾空飞舞的白龙,以为瑞祥之兆,士气大振,战果辉煌。1402年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御窑厂的技师们便依照燕王战袍的故事,设计烧制出鲜红甜白的龙纹瓷器,以表示对永乐皇帝的崇敬。而这种集鲜红与甜白于一体的瓷器,一时间成为永乐官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明代瓷器:御窑厂的诞生!


明 成化 斗彩鸡缸杯

在276年明代历史上,明宪宗朱见深往往被认为是一个不合格的皇帝与其先辈甚至子嗣相比,他都显得懦弱而无所作为。但也有史学家指出,他的一些优秀特质被人们所忽略了,比如至情至孝、喜好读书、热爱艺术、宽恕而近乎无为而治。在他所统治的成化年间,社会与文化艺术领域中的诸多变化推动明朝社会“从前期严肃冷酷到后期自由奔放的转型”。

明 宣德 宝石红釉僧帽壶

中国瓷器工艺的提升点

景德镇自五代以来就是中国最重要的瓷器生产中心之一,明初承元制继续在景德镇设瓷局,但尚无固定的御窑厂,官窑和民窑都为朝廷烧制瓷器。在永乐及宣德年间,宫廷瓷器在工艺上取得了非凡成就,红釉瓷、白瓷、青花瓷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峰。永乐甜白瓷、永乐鲜红釉、宣德祭红釉、永宣青花迄今仍是中国官窑瓷器中的珍品。宣宗登基后,开始在年号款前加上朝代,以强化皇权。同时,朝廷派人督造御用瓷器,御窑厂正式诞生,此举使中国传统的官窑制度变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官窑与御窑并存的机制。

明 宣德 祭红刻花莲瓣纹卤壶

由于专供皇室,皇帝对瓷器的干涉控制更强,御窑厂的技术和生产力不断提升。宣德青花发色蔚蓝苍翠线条间往往有晕散现象效果如同水墨画。宣德青花上那些花卉、鸟虫瓷绘与宋人花鸟风格上存在诸多类似,显示出同期宫廷画家和皇帝本人绘画“以宋为宗”的艺术取向。

明 宣德 霁青刻花莲瓣纹卤壶

在此背景下,宪宗朱见深的即位可以说是中国御窑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在他治下,景德镇御窑厂成为了唯一的御窑,垄断了御器生产。皇帝的支持促成了各地制瓷技术和工匠向景德镇的汇集,当地瓷器质量由此飞速提升,推动成化时期的瓷器制造达到了顶峰,诞生了著名的成化青花和成化斗彩。

明 宣德 娇黄盘

明代世风的变革与转折

明朝历史前后呈现出截然的反差,前期的严肃冷酷到后期的自由奔放令人印象深刻。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相信,导致这种转变的诸多关键因素正是发生在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这也是自“唐宋变革期”之后由宋至清900多年历史中意义非常的社会变革期。而成化时期正是这一变化的起点。

明 宣德 青花描红云龙纹合碗

从洪武到宣德,宫廷瓷器在材质、器型、纹饰方面的变迁,记录了一个严肃朴素的古典时代的逐渐远去。当蟋蟀罐、鸟食罐这些带有赏玩性特征的瓷器出现在宣德朝时,昭示着明代皇帝从重视外在事功到返回内心世界的转换,一个日益注重精致享受、倾心世俗趣味的新时代已经若隐若现。

明 永乐 翠青三系盖罐

然而,相比宣宗时代的允文允武,重视外在事功,宪宗朱见深显然更加注重内心世界的丰富,喜好世俗生活。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成化时期的瓷器似乎更具“现代性”。

明 永乐 青花花卉纹镂空花熏

终其一生,朱见深周旋于自我、家庭与王朝使命之间。他倦怠皇帝这个工作退而回到内心世界。他痴迷于艺术和情感,通往世俗化的生活,执著于一个普通人的爱好。

明 永乐 青花花卉纹洗

景德镇御窑厂的600年


古代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只是浮梁县治下的一个镇,并不具备构筑城墙的政治资本,即使它远较不远处的县城繁华百倍。令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是皇家瓷厂驻地的无比荣耀,明代御器厂、清代御窑厂均选址于珠山之巅、昌江之畔,所有的窑房与民居均以御厂墙根为中心,紧紧环绕,狭窄而密集的里弄形成环环相连的同心圆布局,即便再拥挤,这一大片成千上万镇民聚居的民房都断然不会在海拔上超越御厂围墙,以保证御厂始终处在俯视万民的优越姿态。

这座城市如同一只巨大的蜂巢,而御厂便如蜂王居住的神圣地方。虽然御厂绝不是皇宫,但却生产着皇家象征的御用瓷器,这也使得镇民们油然而生皇城根下的飘然感觉,也使得八方工匠趋之若鹜,即使不得不常常面对狐假虎威的督陶官员的征召、盘剥与压榨,但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生存似乎较其他地方更为容易,虽然,在很多时候,这只是看上去很美。

立墙

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区的大战,使明朝开国大帝朱元璋早在元末时期就应该对景德镇这一产瓷名地有着清楚的认识。镇守浮梁的朱元璋手下大将于光即在此地设有军窑,专烧军需陶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朱元璋建立起大明帝国时即着手开始御厂的建立,而不必等到其身后的洪武三十五年,也即建文四年。因而,在众多纷纭的明代御器厂建立时间的版本中,笔者还是倾向于洪武二年的,至少,即使没有御器厂之名,亦应有御器厂之实。

宋元时期,在浮梁县境内,景德镇只是众多生产瓷器的集镇之一,其声势实际上还不如湖田或湘湖等南河流域其他集镇,而自御厂立,浮梁县境内其他诸窑逐渐衰败并向景德镇转移和集中,可见皇家权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过,这种凝聚力只在明代中后期才逐渐形成,而从明早期来看,各地窑工完全处在观望状态,面对这样一个新生的皇权事物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窑工们避而惟恐不及,这座对小镇来说显得巨大的御器厂的建设是否涉及强拆事件不得而知,但强征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明《江西省大志·匠役》言:“上班匠,籍匠户例派,四年一班,赴南京工部,上纳班银一两八钱。遇蒙烧造,拘集各厂上工,自备工食。”这即是所谓的轮班匠制。对于散布于浮梁各地的窑工们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四年一轮的赴京上班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这是正班,到御器厂工作则并非正班,窑工们自然可以拒绝,然而“拘集”二字却分明地证实了官府血淋淋的强征事实。

不过,能“有幸”被强征者必是高匠,大约区区三百余名,明《江西省大志》记曰:“御器厂23作,有工匠334名。”但所有的窑工都有被强征到御器厂的概率,这种强迫劳动的手段确实令人不齿,因而至少在明代早期,并没有多少民窑斗胆聚集于御厂墙根下,处在极弱小的状态,湖田的窑火依然鼎盛。

御器厂的产品虽然仅供皇帝专用,绝非商品,但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却显得超强。尤其是在明早期,害怕民窑剽窃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至常以杀头令来明令禁止民窑生产某些产品,当然其本质目的是防止贱民们有辱皇家威仪。

明宣德早期,御器厂已库存了数量颇大的洪武、永乐时期的落选御瓷,不得不考虑处理事宜,督陶官丝毫不敢怠慢,打碎以后选择在平地仔细掩埋。此后,从宣德直至明中期,这一处理方式都得到延续,只是越来越显草率,明代中期时已混同于其他窑业垃圾之中,而明代晚期则几乎无迹可循,这表明在明代晚期出现了贪婪而大胆的变卖落选御瓷的行为。

晚明的嘉靖、万历二帝在位时间极长,但头脑显然与明早中期帝王相距甚远,有如此不精明的皇帝,御器厂出现集体侵吞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向御厂墙根聚集的窑工数量也突然猛增,嘉靖时期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众”,并出现了大型手工工场。这种非正常的增长,表明御器厂的督陶官员们及地方官员们已从单纯残暴的压迫和钳制转向官商勾结,甚至直接投资,而其间很可能也涉及到炒作房地产的行为。

晚明景德镇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以致“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这似乎是御器厂愿意看到的现象,既可趁乱敲诈勒索,更可将本应是御厂烧造的部分瓷器强迫转嫁到民窑中烧造,从而大发其财。由于晚明景德镇瓷器几乎垄断了国内外市场,民窑工场主们即使被大肆盘剥却依然能够获取丰厚利润,而即使是个体户亦能安然度日。

《醒世恒言》中即说到了这样一个小业主:“就其中单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坯,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俱能度日。”虽是虚拟,却极形象地表述了晚明景德镇小民的讨食生活。

官、工、商、民之间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使大家都能够相安,保持一种表面的繁荣,直到更为残暴贪婪的潘相的到来,这一切平衡瞬间被打破。

景德镇老瓷厂记忆:厂


上一辈的老瓷都人,谈起厂(以下简称景陶),都会清晰地记得景陶门前的运煤专用小铁路,每当满载着煤炭的小火车轰隆驶过,那之后的兴奋之情;还有景陶办公大楼的门楼,那是当时全市所有工业企业中最独特、最宏伟、最气派的一栋门楼,让不少瓷都人记忆犹新。

近日,记者来到景陶,那昔日象征着景陶曾经辉煌的大门,如今已经锈迹斑斑;曾经热闹非凡的厂房,已经空无一人……

建厂初期披荆斩棘

1958年9月1日,这一天对于每一个景陶人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这一天瓷器十二瓷厂、十五瓷厂、十六瓷厂合并为景德镇市建筑瓷厂。

谈及景陶的前身,现任景陶厂长杨景华滔滔不绝地介绍,景陶的前身是景德镇市第二陶瓷手工生产合作社(简称“二社”),而二社的前身又是余协圣瓷行,老板是人称“三尊大佛”的资本家余炳哲。

1950年10月余炳哲抽走转移大量资金,使生产停顿,瓷行于1951年5月关闭,瓷行93名工人要求资方老板发工资维持生活。当时工人代表与资方老板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老板同意付给工人“共同工资”,但“大佛”不肯“善哉”,未履行协议。于是工人联名上诉到市法院,经过法院裁判之后,将这些固定资产作为股金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恢复生产。

恢复生产之后二社逐渐发展,让工人们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征程,他们白天生产、晚上义务劳动,在资金不足以全部建设正规厂房时,他们挑来泥土、运来竹子搞基建,用竹片糊黄泥搭起一栋栋简易厂房。在1958年,这一年二社已有部分工人迁到毛家坡新厂房生产。新厂房的建成,告别了点多面广,迈出了厂房、设备、人员高度集中的关键一步,为今后的景陶奠定了基础。

发展期间充满曲折

只要熟悉景陶的人都知道,景陶主要出产工业陶瓷,其中三角牌釉面砖更是闻名中外。据景陶老职工回忆道,当年厂里生产的面砖,其特点吸水率适中,光洁度好,耐酸、耐碱性能强,使用周期长。

可景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冲击着每个角落,由于当时极左思潮干扰,瓷厂生产经营一落千丈,企业也是面目全非,运作十分艰难。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景陶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招收新工人,工人年龄面临着青黄不接,就在1973年,这一天下着雨,但是景陶的职工们却觉得这是一场喜雨,因为在这一天,景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迎接了158名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到来,这些都是各大院校高才生,他们的到来,及时地为景陶补充了新鲜血液。

据景陶书记常水根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是景陶最令人羡慕、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时期。这一时期,景陶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釉面砖生产量和质量节节上升,产量位居全国之冠八年之久。这一时期,釉面砖品种日益增多,全厂上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

“要知道,当年我们生产的三角牌釉面砖,出产上海、北京等地,都是免检产品,畅销到连找厂长批条子都买不到,当时时任厂长为了减少上门客户的纠缠,特意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剪贴了报纸上的一副“兔开尊口”的漫画,”常水根骄傲地说。

从景陶建厂初期开始,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后,当时的厂领导班子看准了市场对釉面砖需求不断增长的时机,“咬定青山不放松,”果断决策,让效益不高的日用陶瓷和工业瓷逐渐减产直至全面停产,进而举全厂之力来发展效益较高的釉面砖。

如何扩大釉面砖生产规模,经过商量之后,最好的选择是把工业瓷车间改造成釉面砖车间。但是改造的资金在那里?面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景陶人利用多种渠道寻求合作伙伴,在1981年至1982年,景陶在难以从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能力,采取这一变通的灵活措施,使景陶的釉面砖产量大增,一跃成为全国釉面砖产量第一的专业厂家。

不仅如此,在1980年至1987年,景陶釉面砖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整整八年,当时景陶头上一直戴着桂冠,光芒四射。“三角牌”产品在整个上世纪的80年代畅销美国、港澳、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是最受欢迎的建陶产品之一。

景陶人的创业精神

余昌铨1955年就进入景陶,直到1997年才退休,作为一名老景陶人,他有着景陶人艰苦朴实的创业精神。正如余昌铨的老伴常说的,“他就是块头木头疙瘩,笨。上班从未迟到过,就连我生孩子的时候也还在上班,从来都不知道请假这个两个字,天天就惦记着生产生产”。

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余昌铨依然深深地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时,工人们上下班全靠步行,要走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发出怨言。当时工厂搬到毛家坂时,这里还是比较荒芜的地方,工厂用竹片编成篱笆做围墙,厂里规定没有到上班时间是不开门的,来得早的人都老老实实在门外等候。当时有一个姓黄的工人家里没有闹钟,下半夜3时左右就起床,走到厂里还没有天亮,但他又不敢跨过篱笆进厂,只好在曹家岭灰棚子里休息一下,不小心睡着了,一觉醒来,到厂里已经迟到了,还受到了处罚。由此可见当年的纪律是多么的严格。

余昌铨在景陶一直都是从事匣钵工作,这项工作又苦又累,但是他丝毫都没有怨言,起早摸黑的一干就是40年,他说,“我们那时就把厂里当成了自己家,从来都没有迟到早退,一周就休息一天,休息时还要义务劳动半天;有时半夜刮风下雨,我会习惯性的跑到厂里去看匣钵是否被雨淋湿。”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匣钵40余年,但是余昌铨坚持下来,对他那个年代来说,只要认定了这门手艺,就会一直干下去。

回想起,以前厂里的辉煌,余昌铨自豪地说:“在80年代,我们厂是全市最好的一个厂,也是全市第一个有公交车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单位,当年6辆公交车停在厂门口,是多么的气派”。

景陶的蒸蒸日上,与干部和职工艰苦奋斗是离不开的。老职工老占告诉记者,当年他在厂里的时候,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工,都是一样的在生产线上辛勤的工作。现代剧《窑前战歌》就是以厂里一个职工老董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1976年的一天,烧练车间窑炉的烟道发生堵塞,烟道不疏通,瓷器要报废,老董得知此事之后,二话不说,钻进了烟道,硬是将堵塞烟道的匣屑。砖块一铲一铲掏出来,高温将老董的脸灼得青紫,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抢修行列,终于将烟道疏通了。

别看现在景陶厂生活区破旧不堪,生活区内公园,丝毫看不到绿意,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职工宿舍、子弟学校、保育院、职工医院、食堂、浴室、文化中心等设施应有尽有。生活区内花园不仅绿树成行,花草芬芳,花园内还有喷泉,环境优美。

“可是就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东等地区乡镇企业及其他性质的建陶企业的崛起,‘三角’牌受到猛烈的冲击,经济效益逐步下降,并出现经营亏损,景陶在1997年全面停产,目前景陶主要以出租方式将厂房、设备租给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多种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老占说。

景陶从辉煌鼎盛到退出市场,从部属国家大型二类企业到市属三类企业,它经历了五十余个春夏秋冬,这人生漫长的半个世纪,就好似流星在历史星空划过的一瞬间。在这期间虽没有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但一座座高耸的制粉喷雾干燥塔和一条条建筑卫生陶瓷生产作业线却是见证了景陶昔日的光辉,尽管如今这种辉煌已不再,但景陶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清代康熙御窑瓷器款识之我见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顺治朝御窑瓷器所见很少,康熙朝初期御窑瓷亦不多见。这也许是因为这时正是从明到清改朝换代的过渡时期,御用瓷器生产这类区区小事,不可能被顾及到。直到康熙18年之后,天下基本安定了,才出现了御窑瓷器发展的高潮,也就为清三代瓷业成为中国瓷器发展史的顶峰打下了基础。

康熙18年前的款识很少见,仅见有一种“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横排款。其熙字写法与现代写法相同(即熙),也叫古熙字,是历来各朝代沿用至今的写法。例如五彩山水纹碗活动底座上的青花款识属于此类(图一)。

康熙18年后,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御用瓷器有摔打跌破的可能,康熙帝认为朝廷称号被打成碎片是很不吉利的大事,故下令停止用康熙年号作款识。这是康熙中期(即康熙19~40年)御用瓷器款少的原因。但是,总得有个办法可以用来表示御用瓷器,因为从瓷器本身来说,有些民间定制瓷器(例如达官贵人家庭用瓷)的档次与水平并不见得低于御用瓷器。于是就采用划双圈作为御用瓷器款识的方法。也就是说,有双圈青花款识的,都应划属御窑瓷的范围内。

此外,在这一时期,御窑还烧制了许多仿明瓷,故有不少“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宣德年制”的仿明款识。

到了康熙40年——从康熙40年至康熙61年,算作康熙晚期,御窑瓷器质量大大提高,数量也成倍增长,此时才容许所以本朝款识。但仍有顾忌,仍然担心打碎底款的不祥预兆,所以便将“熙”字加一笔,改写成“熈”字(见图二)。这是汉字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熙”字的异体写法。今天所见的康熙御窑瓷有此款识的极多。

这一时期,除了“熙”字写法的变化外,康字的写法也不一样。六字双行款的康字下部一般是一竖直勾、一点一挑、一撇一捺。

四字款“康熙御制”出现在珐琅彩器上,一般有三种写法。一种是当康字下部为“水”字时,御字中间上部则首先是一撇,成为“午”字头的头两笔,下部是一个竖出头,最后一横写成一横提的正字(图三)。另一种是康字下部为一直勾,左边一点一挑、右边一撇一顿捺(或一点),御字中间上部则是一个“十”字,下部为一“正”字(图二)。还有一种是康字下面左边为一点一挑,右边为一撇一捺,御字与第二种写法一样(图四)。

总的所来, 康熙款识均为楷书,只有六字和四字款两种,尚未见到有篆体款的。

清代乾隆粉彩工艺的特点


粉彩瓷创烧于清代康熙晚期。它是在康熙五彩瓷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影响而发明的一种釉上彩工艺,由于色调淡雅和有粉润之美,故而称为“粉彩”。

粉彩的主要原料和施彩方法都是外来的。制作时,在烧好的素瓷上以玻璃白打底,用国画技法以彩绘画纹样,然后用低温炉火烧烤而成,当时的粉彩器均由景德镇窑烧造。

康熙皇帝是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位61年,为了总结借鉴明代兴亡的历史教训,于是他潜心研究汉文化,善于引进和采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康熙一朝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同样,在陶瓷生产上亦是日新月异,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康熙王朝新创了粉彩和珐琅彩绘瓷工艺。

在器物装饰上,康熙时为了突出图案的精美,就在器物的某一部位留出一种特定的形状,如扇形、圆形、菱形等,然后在其内饰以纹饰,这种表现手法俗称“开光”。

康熙时的粉彩制品,由于初创阶段,所以流传下来的官窑品甚少。当时器物的胎骨较厚,彩绘也简单,图案以云龙为主,画面上多有留白,于疏朗中见典雅,令人遐想。

乾隆时的粉彩甚为盛行,在彩瓷领域中,已取代了五彩,趋于主导地位。乾隆时期的器物以新、奇、巧而闻名,没有明代瓷器的大气典雅,没有康熙的古朴浑厚,也不如雍正的秀美雅致,而呈现出一种雍容华贵、玲珑精致的风格。

在工艺技巧上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造型上,别出心裁地创造了转心瓶、灯笼瓶、带托爵等。在装饰方面有仿漆器、石器、玉器、木器、竹器、山石等粉彩器物。往往在白瓷上又加绘一种色地,如绿色、黄色、蓝色、胭脂红、紫色等,引人入胜。

乾隆粉彩装饰的图案追求华丽繁缛的风格。题材内容广泛,在传统的花卉、禽鸟、山水、人物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寓意福禄寿、太平盛世、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很多纹饰运用谐音来表达吉祥的祝愿,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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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青花瓷器的特征


乾隆一朝六十年(1736—1795年),是清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古铜器考》一书称赞当时的制瓷业是“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制瓷业集我国历朝名窑之大成,制做了许多精巧无比的瓷器,不仅官窑成就显著,民营窑场也兴旺发达。此时,景德镇御窑厂规模庞大,在督陶官的管理下,每年烧造各种瓷器都在数十万以上,送入宫中,烧出的瓷器无论是工艺技巧还是装饰艺术都已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形容当时瓷器“至乾隆,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

乾隆青花仍是当时瓷器生产的主流,承袭康熙、雍正青花的特点,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提高,体现在制作技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从工艺制作上看,其胎体的成型、青料的绘制等等,每一道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精工细做,精益求精。

通过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青花瓷器整理和研究,综合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胎釉 胎体洁白细腻,瓷质坚密,胎壁比雍正青花略厚。釉面匀净,多数是青白釉,少量为粉白釉,光泽莹润。

二、青料 乾隆青花在清代素以“稳定、浑厚、沉着”而著称,使用国产上等浙料烧制。乾隆早期青花发色与雍正青花差别不大,许多青花瓷器的青料描绘上加重点染纹饰,有橘皮纹、晕散和黑色斑点,主要是仿明代永乐、宣德青花“苏泥勃青”的艺术效果。乾隆中晚期青花发色同样浓重艳丽,但晕散现象逐渐减少。乾隆青花也有一些淡描或纯蓝色的以及浆胎青花,但数量不多。

除了传统的白地青花外,乾隆青花还是派生出许多新品种,把原有的传统工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如青花红彩、青花加紫、青花胭脂彩、青花油红、青花斗彩、青花粉彩加金、青花描金、青花釉里红、黄地青花、哥釉青花、天蓝地青花、冬青釉青花、豆青地青花、哥釉青花加紫、冬青釉青花加紫、米色釉青花、蓝地青花加紫、蓝地白花、洒蓝地开光青花、仿木纹青花等。其中青花红彩、青花加紫、青花釉里红这三个品种传世较多。

三、造型 既有继承前朝康熙、雍正青花式样,也有仿制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式样,仿古铜器式样,外销式样,还有创新式样,造型千姿百态,应有尽有。主要是日常生活用瓷、陈设观赏瓷、文房用具等。整体讲究上下对称、规矩。由于创意追求精、奇、巧,所以浑厚古拙程度不如康熙青花柔媚、俊秀程度不如雍正青花,但在工艺技巧上远远超过了康、雍青花。

盘碗类:有圆口、敞口、花口、菱花口、板沿镂空、腰圆形、高足形,攒盘(9件)、暖盘、盖碗等。器足一般比雍正青花宽厚,足根有滚圆和矢状两种,前者居多,但不如雍正青花的足根圆滑。

文房用具类:笔筒分直口和敞口两种,尺寸上没有康熙、雍正两朝高大,形体要小。笔洗有瓜式、叶式、双耳三足小洗、竹节式、海棠花式,墨床有书卷式、方形委角、六方委角。盒类一般上下结合紧密。此外,还有笔架、笔舔、水盛。这些文房用具虽然尺寸不大、但制作很精巧。

瓶类:有玉壶春瓶、赏瓶、梅瓶(有带盖有不带盖两种),直颈部、长颈撇口瓶、棒槌瓶、盘口瓶、洗口瓶、蒜头瓶、胆式瓶、马蹄瓶、琮式瓶、灯笼式瓶,双连瓶(创新式样)、六连瓶、七孔瓶、天球瓶、转心瓶(腹部多有镂空)、四方委角瓶、葫芦瓶、三孔葫芦瓶、绶带耳葫芦扁瓶、天圆地方葫芦瓶、活环葫芦瓶(创新式样,既在瓶的束腰处有一圆环,可左右移动)、壁瓶、葫芦式壁瓶、双耳壁瓶、宝月瓶、双耳宝月瓶、蝠耳扁瓶、折角方瓶、贯耳瓶、贯耳六方瓶、出戟八方瓶、兽耳衔环方瓶、双耳大扁瓶、凤耳瓶、象首耳瓶、甘露瓶等。赏瓶和壁瓶在当时大量出现,壁瓶又叫挂瓶、轿瓶,造型多呈扁平状,背面有孔可穿系。乾隆青花的各式瓷瓶最大特点是往往在颈部加双耳,它使器形更中匀称完美。这种造型风格对嘉应以后各朝的瓷器制作有很大影响。

壶类:有各式茶壶,壶形较雍正时期的壶大,盖面多数隆起。还有执、僧帽壶、葫芦壶式两截壶、各种形状的小鼻烟壶等。

尊类:有双耳鹿头尊(因形似鹿头而得名)、兽耳衔环尊、鸠耳尊、贯耳大尊、敞口尊、灯笼尊、鱼篓尊、象耳尊、石榴尊、镂空交泰尊、三牺尊、包袱尊等等。尊胎体厚重,形体高大,造型古朴。

仿明代永乐青花式样的有:青花描金缠枝花纹碗。

仿明代宣德青花式样的人:青花锦纹壮罐、折枝花果纹执壶、人物图盘,后两种均六字篆书本朝官款“大清乾隆年制”。

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看,乾隆仿明永乐、宣德、成化青花在数量上和水平上明显不如雍正时期的仿品。

仿古铜器式样的有:爵杯、盉壶、炉、尊、花觚等。花觚造型普遍比雍正时期的高,较康熙时期的矮。

乾隆青花还有一些常见造型:小酒蛊、高足蛊、杯、双耳方杯、镗锣洗、格碟、盏托、三足盆托、渣斗、盆奁、八方奁、七孔花插、八方花插、书灯、双半圆几、钵缸、盖缸、兽耳圆花盆、蟋蟀罐、绣墩等。

总体上看,乾隆青花造型已达到无物不备的境地,秀巧的壁瓶、高雅的赏瓶、精湛的镂空转心瓶,以及成双成对的大型陈设瓷如瓶、尊等都非常华美壮观,小件器皿制作上有新意,大件器皿端庄古朴,华贵典雅。

四、纹饰 景德镇御窑厂多是按照朝廷送来的图样描绘,装饰风格以细致、繁缛、华丽为特色,反映民从生活内容的已少见。

乾青花最引人注目的缠枝莲、云龙、八宝纹大量出现。另外还有:荷莲纹、三果图、勾莲、折枝莲、把莲、缠枝牡丹、折枝桃、四季花卉、花蝶、花果、海石榴、九桃、云蝠、宝相花、朵花“寿”字、鱼藻、菊花蝴蝶、竹石、桃蝠、蕉叶、松竹梅、博古、梵文、诗句、过枝梅、鹊梅、鹭莲、芦雁、狮球纹、团鹤、穿花龙、穿花凤、穿花龙凤、松鼠葡萄纹等。

仿古铜器纹饰有:回纹、夔纹、兽面纹、饕餮纹等。多数是用在琢器上。

人物纹:有山水人物、柳下钓鱼、渔家乐、八仙过海、山水牧樵、人物楼阁、婴戏纹等。人物头部多采用渲染手法。

乾隆青花纹饰题材广泛,主要是以植物花卉为主,富丽繁密,细致精巧。每件器物都有多层图案装饰,有的多达数十层无论是写意还是变形,都画工严整细腻,纹饰清晰,排列整齐,具有图案画的效果。另外,经常看到一些盘、碗采取里外绘画的装饰手法,如青花里博古外折枝花盘、青花里外缠枝牡丹花碗、里青花垂云团花外浅蓝地盘、里青花缠枝宝相花外霁蓝盘等,这种装饰手法在晚清瓷器也常出现。在乾隆青花的纹饰中,吉祥图案增多也其特点之一,就是用各种动物或植物及物品的谐音,画出象征吉祥或祝福寓意的纹饰,如蝙蝠与“福”通,鱼与“余”通,松鹤表示长寿,鸳鸯表示成双成对等。可说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另外“山高水长”、“万寿无疆”等寓意长寿的文字也经常出现。

五、款识 乾隆青花多数是在器物底足内书写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极少见四字篆款和楷书款。高足盘、高足碗、双连、瓶一般是在足内写篆书六字横款。乾隆本朝官款字体紧凑工整、横平竖直,青花色调浓艳而又深沉,在鉴别真假乾隆青花瓷器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製”字下半部的“凹”一般呈“凹”样,即出头,这种写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仿明代款识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代年制”,“大明嘉靖年制”。

堂名款:比雍正青花的堂名款多。主要有“和晖堂制”、“旭华堂”、“百一山房”、“宁晋斋”、“澹宁斋”、“彩秀堂制”、“养和堂”、“彩华堂”、“浴砚书屋”、“志勤堂”、“庆目堂”、“忠信堂”、“彩润堂”等。堂名款主要书写属在盘、碗、碟等小件器皿上。

为了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乾隆青花瓷器,现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挑选出12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简要的介绍和赏析。

清代早中期御窑瓷器图片及价格


气韵——清代早中期御窑瓷器

4780

清雍正

青花缠枝莲纹小瓶

高 H 5.4

“大清雍正年制”款

RMB:20,000-30,000

4786

清雍正

斗彩竹石图盘一对

直径 D 20.6

“大清雍正年制”款

RMB:300,000-500,000

4791

清乾隆七年(1742 年)

粉彩折枝花卉纹十方碗

长 L 20

“乾隆七年(1742 年)旭华堂制”款

RMB:150,000-250,000

4792

清雍正

粉彩麻姑献寿图折沿洗

直径 D 40.3

带座

RMB:470,000-670,000

本品圆唇折沿,腹部微弧,平底,器型硕大而规整。洗胎质紧致,釉色洁白,通体以粉彩装饰,里心绘麻姑献寿图,画面中心麻姑侧坐于石凳之上,轻描弯黛,朱唇一点,高挽发髻,面容饱满,点画寥寥数笔便将其慈静淑德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麻姑粉裙绿褂,披羽氅,天衣绕袖而下,身侧花篮中鲜花盛放。对面梅鹿,衔灵芝而来,空中红蝠,是为灵福献瑞。背后山石皴染自然,青中点蓝。洗内壁绘金玉水藻,折沿上绘百蝶飞舞,外壁绘红蝠翱翔。

麻姑又称寿仙娘娘、虚寂冲应真人。据东晋葛洪《神仙传》记载,其修道于牟州东南姑馀山(今山东莱州市),东汉时应仙人王方平之召,降于蔡经家,年十八九,貌美,自谓“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故古时以麻姑喻高寿。又流传有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麻姑于绛珠河边以灵芝酿酒祝寿的故事,称之为“麻姑献寿”。本品所绘纹饰层次鲜明,布局饱满,内心所绘麻姑献寿、内壁之金玉满堂、折沿之多子多福、外壁之洪福齐天,可谓做到了瓷器纹饰“饰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装饰作用。且本品用彩丰富,描绘细腻,可说是尽扬雍正粉彩之长,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

4796

紫檀框嵌瓷仿铜胎画珐琅雉鸡牡丹图双面插屏

高 H 34

RMB:750,000-1,000,000

本品屏心镶嵌长方瓷板,背面以细砂垫烧,为典型乾隆朝瓷板制作工艺,正面绘制雉鸡牡丹图,画面右下山石嶙峋,雉鸡蹲伏于突出立峰之上,顾首相盼,尾羽描画细致,纤毫毕现。山石间隐有另一雉鸡,与前者遥遥相望,构图灵动巧妙。本品山石绘法与一般色块皴擦之法不同,以繁而不乱的墨彩线条表示山石嶙峋浓淡,十分独特。怪石之前一丛牡丹盛放,花瓣之层叠,花叶之相背,均绘制细腻,且与一般没骨花卉画法不同,无论花瓣还是花叶均有墨线勾边。山石后一树桃花斜生,画面右上斜插一枝玉兰,将画面构图布局得疏密有致。

本品在装饰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瓷板正面均以“玻璃白”打底,从而掩盖住原来的釉面,使整个作品的底色显得微微泛黄。此外瓷板所绘花卉不以没骨法为之,山石以墨线披麻代替皴擦。上述几个特点结合起来,从而使本品在视觉上颇似一件铜胎画珐琅作品。故宫博物院即藏有一件铜胎画珐琅雉鸡牡丹图瓶,其山石、牡丹、雉鸡以及玉兰等细节及整体构图均与本品相类。

铜胎画珐琅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画珐琅工艺,创制于康熙时期,由宫廷画师直接参与创作,是一种专属于宫廷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内廷造办处此后又相继发明了瓷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紫砂胎画珐琅等。瓷胎画珐琅由铜胎画珐琅发展而来,但在纹饰布局和绘制上均有差异,艺术风格也截然不同。到了乾隆时期,各种宫廷艺术门类均发展至鼎峰。在此时代背景下诞生的本品,以瓷绘表达铜胎画珐琅之艺术效果,即是对于制瓷技艺的彰显,亦是对于康熙时期创制铜胎画珐琅的一种追摹。插屏另一面为镜,周以上等紫檀料制屏框及座,选料考究,密度、油性极佳,牛毛纹、金星随处可见,框额更有水波曲转若漩涡者,实为难得。边框格角榫攒窄边,框边制为弧形。下屏座边角线条亦与边框呼应,绦环板中凸雕三如意云头,间以二弦纹相连,披水牙板亦为如意云头纹,不过将阳雕化为阴刻,纹饰相同,视觉效果却不同。四站牙板减地雕为勾连纹。三处纹饰各不相同,相互搭配却极为协调。

余韵——清代中晚期御窑瓷器

4748

清道光

粉彩过枝绣球花纹盘

直径 D 19

“大清道光年制”款、带旧包装

中国嘉德2012 年9 月17 日拍卖会第3808 号

RMB:120,000-220,000

4753

清同治

胭脂红地粉彩岁寒三友诗文蟋蟀罐、过笼、记分牌一套三件

直径 D 13、长 L 7.7、长 L 6.7

RMB:200,000-300,000

本品一套三件,其中养罐直壁,涩口,内挖圈足,盖圆形内凹,盖底则对应外凸。罐内壁施白釉,外壁及盖面施胭脂红釉,其上以粉彩绘岁寒三友图,背面海棠形开光内以墨彩书诗文“群芳摇落画凋残,惟有孤根耐岁寒。为道沧州深雪里,独留苍翠与君看。”其内容亦是咏赞三友,可与纹饰相呼应。盖内底绘太极双鱼图。过笼亦以胭脂红釉地,粉彩绘岁寒三友,背面海棠形开光内书“岁寒三友”。水牌正面施胭脂红釉,上以粉彩绘二龙戏珠图,背面施白釉,上绘格栏。

瓷制御窑蟋蟀罐早至宣德时期即以大量出现,由此可见宫廷中“促织戏”由来已久。清代王公贵族大多是嗜斗蟋蟀的能手,官府还有专门此事的官吏。《清宫词·养蟋蟀》诗云“宣窑厂盆戗金玉,方翅梅花选配工。每值御门归殿晚,便邀女伴斗秋虫。”生动描绘了清宫内斗蟋蟀的场景。

故宫博物院藏品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套清宫旧藏的同治胭脂红地粉彩岁寒三友诗文蟋蟀罐,其中大罐一件,直径18.5厘米,小罐十件,直径13厘米。大罐带钮,是为斗罐,小罐为养罐,并配有成套过笼和水牌。其中养罐、过笼及水牌均与本品相同,由此可知本品即为同治官窑,是为宫廷御用之物,成套保存,品相完好,流传至今,颇为难得。

4755

清道光

青花粉彩花神杯一对

直径 D 6

“大清道光年制”款

清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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