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瓷的瓷砖。
“直到现在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烧制配方仍然是绝密！”杨宗干称，瓷器釉下彩绘包括青花、釉里红和釉下五彩三个主要的品种；景德镇最多只能造出釉下三彩，是醴陵瓷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其所谓“五彩”，其实并非只有五种色彩，而是多彩、五彩缤纷的意思。醴陵瓷能成为中国名贵瓷器，主要得益于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就是清光绪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出任过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湘西凤凰人熊希龄。光绪３０年（１９０４年），熊希龄提出“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主张，并于次年与醴陵举人文俊铎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创办“湖南瓷业公司”，醴陵瓷因此迅速异军突起。１９１５年２月，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工程竣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举行了耗资１７００万美元的世界空前盛典——“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加博览会的湖南醴陵釉下彩瓷器，因瓷质细腻、画工精美、五彩缤纷、清雅明快而一举夺得此次赛会的最高金牌奖。自此，名不见经传的醴陵瓷器风靡于世。
“醴陵瓷有两段辉煌历史，第一段是熊希龄造就的，集中在１８９９－１９２５年；第二段是上个世纪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主要因为毛泽东及其缔造的红色政权而再次闪光”。杨宗干介绍，１９５５年醴陵成立陶瓷研究所，从乡下请出唯一健在的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传授釉下彩技艺，培训学徒，使得中断２０余年的釉下彩瓷器得到恢复。“两次辉煌中的瓷器都具有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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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罗庄陶瓷
陶瓷，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其后，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一集艺术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陶瓷制作技术，又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因此就有了世界"瓷国"之称。
在中国这座博大、高雅、渗透着亿万劳动人民血汗结晶的艺术殿堂里，陶瓷是一束瑰丽璀璨的艺术奇葩。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山东博山、河北唐山……都有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陶瓷名家名厂。然而，作为异军突起的山东省临沂市罗庄陶瓷，却以她自身的特殊优势，成为名扬中外的"鲁南瓷都"。
罗庄陶瓷，不仅是临沂陶瓷的代表，同时又是研究山东陶瓷和中国陶瓷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罗庄陶瓷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陶瓷的发展和起源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探索罗庄陶瓷的起源与发展，不能孤立地按地域分割来研究，而应将其置于中国陶瓷的研究之中。
关于中国陶瓷的发明和起源，近年来，一些历史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境内的先民们就在不同地域环境的生存条件下，先后开始了陶瓷的制造，并以江河流域为依托，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以黑陶工艺为显著特征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区，是一处独立发展的地域，它以山东境内北至潍坊，东至日照，西至曲阜和南至江苏淮河以北这一广大地区为轴心，呈四周扩散的态势。
大汶口文化以前的北辛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文化遗址。这时的制陶工艺颇具原始意味，火候较低，坯体较厚，手制痕迹十分明显，陶器造型也比较单调;但其中发现的两件陶器底部表面上印有规整的席纹，具有陶瓷起源的研究价值。其中一件陶盖鼎，虽然质地粗糙，装饰简朴，但对于器物造型起源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发。视其鼎身，无疑与某种自然形态相契合，明显带有模拟植物中的瓜类或动物中的头盖骨等特征。随着思维的发展，堆砌支架逐渐被随身粘撮的"鼎足"所代替，综合为鼎。这件充满稚拙之气的"陶盖鼎"，体现着模拟艺术与实用功能的统一，可以说是沂蒙陶瓷文化"物以致用"原则的启蒙之作。
以磨光黑陶器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大汶口文化的造型成就，使陶器形体美不断深化和演变，从而达到史前陶器造型艺术的高峰。早期典型龙山时期的陶器，以临沂大范庄出土的30多枚高柄镂空黑陶杯为代表。这种器物没有五彩，没有装饰，纯真天然，朴实无华。形态的继承、借鉴和革新创造在此得到溶融、纽结、演变，从而再生出一个新的仪态的风范。1980年4月，在临沂罗庄区湖西崖出土的黑陶高柄杯，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陶器。这一时期的陶瓷，其显著的特点是造型灵巧，胎质细腻，漆黑光竟，薄如蛋壳，故被命名为"蛋壳陶"。"蛋壳陶"已在沂蒙山区的10余处遗址出土，从发现的数量看，约占己发现的全国的文化遗址的半数以上。
沂蒙山区的制陶业，自北辛文化时期开始，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但不论其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制陶业始终是临沂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而这个支柱产业的发祥地，也始终以罗庄、付庄、朱陈、湖西崖等村镇为中心向周围辐射。这里的瓷器制品，是在制陶业的基础上创造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其起源之考究也有两种说法:一是"早期瓷器"形成于东汉时期;一说"原始瓷器"在商代就已出现。从临沂城西红埠寺发掘的古瓷窑址考证，远在西汉初年，临沂地区已开始了原始陶瓷的制作，至明、清，在临沂城南逐渐形成了以朱陈、湖西崖、罗庄、付庄等村镇为中心的手工业陶瓷作坊区。
临沂罗庄陶瓷源渊流长，除历史记载外，在罗庄周围的村镇中，不乏历史的证据。在罗庄区罗西乡的后黄土堰有瓷窑遗址一处，据考证就是在唐宋朝代兴建的。这里的地下一米处，就有碗、盆、罐等瓷器碎片，再往下挖，则有明显烧过的黑色土坯和破碎模具。同时，在村民李延训的宅基地西边，还有一个大头0.5米，小头埋在土里，具有25齿的大型石碌碡;在村民李德润家门左边，也有一个光滑的大石碌碡;在黄土堰村前，还有一个大白石碌碡。象这种奇大、特殊、带槽齿的大型石具，都是用来研磨陶瓷原料的。这里原是"商贾云集的陶市"，后来，历遭兵革之变，而变得荒无人烟了。
另据历史考证，临沂罗庄区盛庄镇王三岗村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就有灰砂陶、红陶、黑陶等多种陶器被发掘出土。到明清时，罗庄、湖西崖、付庄、朱陈已成为规模较大、作坊集中的陶瓷制作中心和集散地。这里所生产的缸、碗、罐、坛、盆、碟及砂壶、蒜臼等黑釉粗瓷产品享誉苏北、鲁南、皖北、豫东，成为这些地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为什么罗庄陶瓷几经磨难，却能够发展壮大，这是因为这里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此处汇集了一大批民间陶瓷艺人。早在明末清初，在躲避兵荒马乱、地震水灾的年代，一群身怀绝技的山西喜鹊村的窑工，纷纷投奔到这个遍地充满陶瓷原材料和燃料资源储量丰富的地方。其中有周姓、孙姓两家窑业大户也从外地迁来，就在罗庄以西的朱陈村落户扎根了。二是罗庄当地的陶瓷原材料和燃料资源，这在当时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据统计，以罗庄、朱陈等地为中心，就有大青矸、焦宝石、紫土、石英粉、瓷石、粘土、大青土、黄矸、黄药土等数十种陶瓷原料，再加上储量丰富、分布面广的地下煤炭资源，奠定了罗庄陶瓷业发展的坚实基矗但是，尽管罗庄一带具备陶瓷业发展的天然条件，但在战乱的年代，几经摧残，几经磨难，那些星罗棋布的私人陶瓷小作坊，怎能承受得起这天灾人祸?到临沂解放前夕，这里的私人作坊己纷纷倒闭，陶瓷厂家所剩无几。
罗庄陶瓷工业的发展，在解放前经历了曲折多难的道路。解放后，凭借罗庄陶瓷原材料、燃料资源丰富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陶瓷工业的发展和进步才逐步走上正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陶瓷工业的进展，使它走过了不少弯路。纵观解放后罗庄陶瓷近50年的沧桑巨变，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即1949年10月至1953年。这一阶段为恢复和重建阶段。上面谈到在罗庄解放前夕，当地的陶瓷厂家所剩无几。罗庄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以罗庄、付庄、朱陈、湖西崖为中心的陶瓷业，主要是碗、缸、罐、坛、盖、碟、茶壶、蒜臼等粗瓷黑瓷，以个体经营为主，迅速在这里建起来多家小型瓷厂瓷社，形成了星罗棋布、村村冒烟、家家作坊的新局面。第二个阶段:罗庄陶瓷的由粗变细、由黑变白的阶段。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罗庄建成一批陶瓷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主要以临沂瓷厂和临沂陶瓷一厂、二厂、三厂为主，各厂家纷纷进行由粗变细、由黑变白的陶瓷产品研制，并都以白粗瓷为主白细瓷为辅生产日用瓷，这是临沂罗庄陶瓷发展的第一次大飞跃。但这个阶段，生产活动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驴拉碾，脚踩泥，成型手拉坯，干燥靠太阳"，这正是当时手工劳动的真实写照。第三个阶段:自本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至70年代初，本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陶瓷生产由手工劳作变为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这是临沂罗庄陶瓷工业的第二次大飞跃。各陶瓷厂家所从事的原料粉碎、练泥和产品成型均实现了机械化，烧成也均由直焰窑改为机动隧道窑。这种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实现，不仅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也使劳动生产率得到几倍、十几倍的提高。第四个阶段: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10年时间，临沂罗庄陶瓷出现了第三次大飞跃，这就是陶瓷产品由单纯内销转变为内销外销并举，改变了陶瓷产品只能内销不能出口的局面。随着科技发展和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和运用，陶瓷产品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加，出口产品也由一般的杯、盘、碟等单件向餐具、茶具、酒具、工艺美术等成套产品发展，使临沂罗庄陶瓷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而且外销量逐年增加。第五个阶段:临沂罗庄陶瓷全面振兴、全面发展的阶段。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近20年的时间，罗庄陶瓷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从产品结构上讲，除杯、盘、碟、碗和餐具、茶具、酒具、烟具、工艺美术瓷等日用瓷产品外，以墙地砖为主的建筑陶瓷又异军突起，临沂罗庄陶瓷批发城成为全国少有的大型日用陶瓷和建筑陶瓷商品集散中心。从陶瓷厂家的数量看，市属临沂瓷厂和原临沂市陶瓷一厂、二厂、三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带动起了数十个初具规模的陶瓷厂家。从企业的性质来分，不仅有国有陶瓷企业，还有乡镇办、村办、个体办陶瓷企业，还有联合体和中外、中台、中港合资陶瓷企业。从营销角度分析，罗庄陶瓷产品不但满足国内客户，而且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东欧、香港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出口创汇大户。应当说，作为临沂罗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的陶瓷工业，在这个时期迎来了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的春天。
1994年12月17日，根据国务院131号文的批复，临沂撤地设市，设立了罗庄区。这是罗庄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自此，罗庄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沃土，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进人了新的发展历程。罗庄的陶瓷工业也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迎着初升的太阳，阔步跨人新的征程。
龙泉窑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泉窑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呢?朱伯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一书中曾将龙泉窑的发展归纳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魏晋和五代十国是开创时期，瓷窑少，生产时断时续，处于就地销售断断续续的生产阶段；北宋至南宋前期是发展期，瓷窑发展快，逐渐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南末后期至元代是鼎盛期，瓷窑迅速发展，青瓷质量大大提高，产品畅销国内外广大市场；明清是衰落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处境艰难，瓷窑不断地倒闭减少，至清代晚期结束。如果说这四个阶段勾勒出了龙泉窑发展历史的整个脉络，那么，龙泉窑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期则是连贯发展脉络的重点和要点。
一、第一辉煌期——五代到北宋早期
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土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居于瓯江—卜游，不仅具备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便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取瓯窑、婺州窑等周边窑场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但当时烧制的青瓷非常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这一状况到了五代和北宋早期，却出现了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龙泉窑青瓷的“迷惑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淡青釉瓷器。这种淡青釉瓷器，器形规整，釉面均匀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有些还经过刻划修饰，与粗糙的早期龙泉青瓷相比似乎缺少过渡，与后来著名的梅子青、粉青相比似乎也不存在承启关系，这在整个龙泉青瓷发展史上未免显得有些突兀，因而也成了一个“迷惑”。
据笔者实地考查证实，当时这类淡青釉的烧制地点主要是在龙泉金村一带。明代陆容《菽园杂汜》曾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汕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也叫“琉田”，即今大窑，是龙泉窑的传统制瓷中心。但笔者认为是先有金村后有大窑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大窑到目前为上还尚未发现有烧制淡青釉瓷器的迹象，而淡青釉瓷片在金村则随处可见。从这一点来看，金村制瓷在当时是很辉煌的，金村地狭靠河，因此初期时运输十分方便。后来制瓷业规模扩大，金村狭窄的地势便不适应当时的发展。而地势开阔的刘田离金村仅五华里，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制瓷业的新中心。
龙泉窑的突然兴起很可能和龙泉窑为宫廷烧造“贡品”有关。当时江南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钱氏王朝统治，钱氏王朝一直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略，于是瓷器成了重要的“贡品”。有关专家在考古搜集时曾找到这样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天福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吴越国是宗后晋的，据此推测，当时所烧的“官物”除了吴越国宫廷自用以外，很可能还向石敬瑭进贡。
当然，担任贡器烧造任务的主要是越窑，其贡器也称“秘色瓷”。秘色瓷起于晚唐，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使用，故曰“秘色”。龙泉窑也烧过“秘色瓷”，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庄绰一生大约经历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官，足迹遍及京西、淮南、两浙、福建、江西、荆湖和广南，交游甚广，见闻颇丰，其记载应比较可信。从这一点来看，“秘色瓷”的第二阶段是后来居上的龙泉窑青瓷产品。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进贡的瓷器数量很大，《宋史》卷四百八十列传世家二(吴越钱氏)“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俶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事”。又《宋会要》：“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朝，俶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当时贡奉北宋太宗的秘色瓷器达十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的贡瓷应该不是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而这样庞大的生产量也是越州窑所无力承担的。另一方面，越窑因为各方面原因而逐渐衰落，导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龙泉窑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越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传入龙泉，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龙泉窑以担负“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从北宋开始，龙泉窑逐渐取代越窑，一跃而为江南第一名窑。
第二辉煌期——北宋后期到南宋
龙泉窑在南宋的发展是跟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其制瓷技术传入到南方。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及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在我国瓷器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另一方面，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北宋时，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南宋政府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
从13世纪开始，龙泉窑出现了两大系列的精美产品：黑胎厚釉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黑胎厚釉青瓷的产品数量比较少，迄今只在龙泉大窑、溪口两地近十处窑址中发现这类瓷器，而且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同烧的，其中溪口瓦窑垟窑以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为主，其他瓷窑以烧白胎厚釉青瓷为主，兼烧一部分黑胎青瓷、黑胎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釉层开片，紫口铁足，有些器物还采用支钉垫烧。这些在龙泉窑青瓷的内部发展脉络中都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尤其裹足满釉支烧的工艺对于龙泉窑来说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工艺风格上的骤变显然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朝廷的干预。现在高科技测试也表明，龙泉窑的黑胎、开纹片青瓷、造型、纹片，以及化学组成和郊坛下官窑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此外，白胎厚釉青瓷的制作工艺也是承接南宋官窑的，但有创新，在胎釉配方上有些差异。与黑胎青瓷相比，白胎青瓷的釉层光滑细腻不开片，胎色洁白，釉色青翠有如碧玉，胜似翡翠。并且这两大系列瓷器还出现了一批仿南宋官窑器的器形，官窑器是不允许民间随意仿造的，仿官窑的出现不能简单地诠释为“仿制”。另外考古发掘也证明，南宋龙泉窑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都有大量出土。现在的大窑龙泉窑遗址还保留着南宋古道，遍布南宋窑址，在当地村民中还流传着种种关于南宋时的故事。这一切都似乎在述说着当时的龙泉窑与宫廷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宋皇朝拥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为什么还要派遣技术人员和官员在龙泉等地监烧“供器”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杭州本地的瓷土资源并不太理想，而古代制瓷业对地理环境和资源的依赖性是很强的、，从现在来看，南宋官窑器的胎质比较疏松，易破碎，还有开片，所谓“无片不成官”，开片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一大特点。但无论是冰裂纹也好，梅花片也好，美则美矣，却不实用，试想，将满是开片的瓷器当作日常生活用瓷不免存在卫生问题。相比之下，龙泉窑青瓷的胎质比较缜密坚硬，尤其是白胎厚釉青瓷，釉面光洁不开片，既美观又实用。
第三辉煌期——元到明早期
虽然龙泉窑熊熊的窑火曾一度遭受蒙古铁骑的践踏而熄灭，但入元后，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风格多样化，远销世界各地。
1979年为配合浙江省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兴建，浙江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龙泉县境内进行了普查，并在龙泉县东部安仁口地区发掘了元代窑址，为研究龙泉窑在这一时期生产情况和产品面貌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元代仍是龙泉窑的兴盛时期。元代产品除部分继承宋代传统以外，在器型和装饰上又有新创造，比如当时流行的露胎工艺。元代由于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瓷器大量出口，需求量激增。在这样的条件下，元代龙泉窑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1975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l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元代龙泉窑青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批大件器物的出现。这些大器胎质较厚，器形粗犷，釉色更加成熟凝重。元代龙泉窑的窑形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但在长度上略有短缩，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元代龙泉窑的繁荣为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详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明龙泉官窑器延续了元代的大器风范，将厚实雄浑的审美理念发挥到极致，之前往往将明初龙泉窑青瓷与元代龙泉青瓷混为一谈，或笼而统之断为“元末明初”，这也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两者的相承关系。从目前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批明初龙泉官窑青瓷碎片及结合传世完整器来看，明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无疑代表着龙泉窑瓷器烧造史上的最高水准。以刻花为例，明龙泉官窑青瓷主要以刻花为饰，精美绝伦，花纹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体的刻花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刻花是龙泉窑青瓷的传统装饰工艺之一，北宋时期的刻划花装饰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转向以釉色取胜。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是世之所好者，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盖。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这样玉质感的釉色和花纹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可以兼得了。明龙泉官窑器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从而使刻花装饰工艺取得了新的突破。
此外，明代早期的民窑器也有不少精品，明初龙泉窑的规模和数量也不容小觑，以往被忽视，还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龙泉窑历史上的三次辉煌都是与宫廷密切相关的，无论是生产“贡器”，还是设立官窑，都是促成成龙泉窑快速发展的最有力动因。因为在封建社会，宫廷的指令往往就是最高的社会动力，它对于一个瓷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陶瓷文化】什么叫"一次烧成"和"两次烧成"？
这两种方法都是瓷器烧成的方法。1、一次烧成法。就是将已经干燥的生坯掛釉以后（也有不掛釉的），装入窑内，进行一次烧成（也有叫本烧的），如景德镇的细瓷青花瓷，颜色釉（郎红，祭红，乌金等色釉瓷），青花玲珑等都是经一次烧成的。2、两次烧成法。有低火素烧和高火素烧两种。前者即用低温将已经干燥的生坯烧成，然后掛釉，再入窑用高温烧成。还有一种素烧是为了增加坯体的吸水性及其强度以便容易掛釉而不致于损坏（如有些薄胎瓷胎），只将生坯烧到700-960℃左右，也叫素烧。将素烧过的熟坯掛釉后，再装入窑内，按照一次烧成法进行烧成。世界各国硬质精细日用白瓷多采用此法。后者是先将坯高温素烧（1260-1280℃），再进行低温釉烧（950-1050℃），如日用精陶和骨灰瓷等多采用此法。
历史上的五大名窑和产区
瓷器源于我国，在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中，曾出现了闻名世界的五大名窑。
钧窑：宋代著名瓷窑。窑址在今河南禹州。其制品造型古朴、配釉复杂，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和奇妙韵味，被誉为中国“五大名窑”之首。
汝窑：宋代著名瓷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宋时属汝州，故名。其制品为青瓷，胎体较薄，胎质细腻，釉面有细小的纹片，被誉为“似玉、非玉，而胜玉”。
官窑：宋代北方著名瓷窑。宋时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明清景德镇官窑，常以帝王年号来命名，如：“宣德窑”、“成化窑”、“康熙窑”等。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
定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窑址在河北曲阳。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哥窑：宋代著名瓷窑。窑址在浙江龙泉。制品造型优雅有古韵，青釉浓厚青翠，色彩幽深，创出了粉青、梅子青等绝顶釉色，把青瓷之美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陶瓷艺术品目前主要产地
我国的陈设艺术品陶瓷，分陶和瓷两大类。
陶主要产地有：以紫砂壶和花盆著称的陶都江苏宜兴；以陶塑人物和动物造型见长的广东石湾；生产唐三彩的河南洛阳；生产黑釉陶罐的山西浑源；生产刻花陶器的四川荣昌。
瓷主要产地有：生产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四大传统名瓷的瓷都江西景德镇；以釉下五彩装饰美术瓷而闻名的湖南醴陵；生产雨点釉和创新刻瓷艺术的山东淄博；生产花釉和象牙瓷的河北邯郸；生产白瓷的福建德化；生产青瓷的浙江龙泉；生产釉上彩花瓷的广东潮州；生产仿南宋官窑艺术瓷的浙江萧山等。
窑分类
按燃烧的材料分
有柴窑、煤窑、重油窑、液化气窑、电窑等。古代烧制瓷器多为柴窑和煤窑，现在则多采用电窑和液化气窑。
按结构分
有灯窑、蹄窑等。
按地域分
有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建窑、巩县窑等。
按燃烧的方式分
有顺焰窑、横焰窑、倒焰窑等。
环保与安全：不能不提到的问题
有专家分析说，私人烧窑作坊的兴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回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它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陶瓷生产技术的创新，对提升人们对传统陶瓷文化的认识也很有益处。
但是专家也提醒说，开办私人烧窑作坊决不能盲目跟风，要冷静看待。首先，在我国陶瓷艺术品生产发展史上，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大批量生产陶瓷的记录，这一点与土资源和气候特点有关，而气候是制约东北地区陶瓷生产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攻克技术难关。还有，陶瓷生产对技术和技巧的要求非常高，纯手工制作的工艺比较复杂，陶瓷烧成率很低。总之陶瓷烧制的门槛很高，普通人最好不要轻易尝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般窑场的成品率很难达到40%。
当然，私人烧窑作坊还有更重要的两个问题必须重视，一个是环保问题，另一个是质量安全问题。
烧窑制瓷必须注意废气和废渣的排放问题，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否则将被执法部门依法取缔。
在产品质量方面，辽宁省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杜明华提醒说，陶瓷中的有害物质主要是铅和镉。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陶瓷产品中，铅、镉遇热或遇酸易溶出，长期使用会引起慢性中毒，给人体健康带来危害。因而私人烧窑作坊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按照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全国日用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检测标准，日用陶瓷主要检测项目有铅镉溶出量、吸水率、热稳定性等。每件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检测，要有质检报告，未经检验合格不得销售。如买到没有检验报告的产品，消费者有权退货，维护自己的权益。
湖南醴陵国宴瓷的诞生始末
国宴是国家领导人招待国家重要客人的宴会，国宴是国家领导人招待外宾，以及政府的名义外国援华人员，以及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人士的宴会。在中国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宴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国宴的规格积极高，当然政治影响也非常大。国宴用瓷器在新中国见过之处就受到了毛主席以及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今天说说新湖南醴陵国宴瓷的诞生始末。
继1952年建国瓷研制后，1960年初国家曾组织主要产瓷区景德镇、醴陵、唐山、福建、广东等地试制国宴瓷样品，并在1960年6月4日和6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两次大型鉴定会，通过鉴定对所送样品均不满意，要求继续试制。1961年2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当时国情决定各送样地区延缓国宴瓷的研制。1963年国内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庆节时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五千人的大型国宴，原有国宴瓷损坏不少，只得临时从北京各大宾馆、饭店借用，暴露了瓷器规格不一、杂乱无章不够用的问题，此事还惊动了几位副总理的关注。
由于湖南醴陵一直未间断国宴瓷试制，加之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一直使用由醴陵生产的蝴蝶兰胜利杯，就决定由醴陵负责国宴瓷设计生产，其他产瓷区也将历年设计上送的样品一一陈列供醴陵参考。1963年11月7日—8日，人民大会堂邀请在京著名美术家田世光（工艺画家）、周令钊（装饰画家）、雷圭元（中国工艺美院院长）、梅健鹰（中工美教授）、张正宇（舞台设计家）、张锷（北京美术馆副馆长）、吴镜汀（国画家）、杨亚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美术专家）及湖南省美协主席张一尊、副主席陈白一、湖南省工艺美术家李昌鄂等进行两天鉴定。11月10日又邀请湖南在京领导张际春、曾三、袁仼远、曹瑛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孟旭、文教办主任黄滨等进行鉴定，大会堂厨师、服务员、工作人员和北京饭店的厨师也参与鉴定并提了许多建议，最后选定国宴餐具、便宴餐具及茶具、烟具等54个规格品种35种装饰花面，集中全国各产瓷区送样的优点，其中绝大多数装饰花面选择醴陵设计。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推荐了编号139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图案作为国宴餐具图饰，此花面原系景德镇在“建国瓷”设计生产时由祝大年、施于人、高庄等设计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图案，当时编号139，此次生产国宴瓷决定改原青花为醴陵独创的釉下海蓝色。1963年11月醴陵陶研所50余人到艺术瓷厂参加国宴瓷研制，经过四十天奋战，完成了54个品种修改定型试制任务。1964年1月将所有品种配套成620件再次送人民大会堂审查鉴定，1月9日通过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组织的最后审查，1月10日经李富春副总理批准，国家经委向湖南省经委下达了《为庆祝国庆15周年，要求湖南醴陵瓷器公司制作国宴餐具、茶具12万件》的正式文件。随即，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董俊峰与艺术瓷厂（即群力瓷厂）副厂长吴铮签订了正式生产协议。从此艺术瓷厂开展了国宴瓷生产的大会战。在醴陵瓷器公司统一安排下，集中了优秀制瓷技术人员68人，生产工人388人，其中成型152人（注浆14人，手工拉坯92人，机械旋坯46人），釉下彩绘工人165人，其他工种熟练工人71人，几乎囊括了醴陵全部制瓷精英。湖南省轻工厅还抽调4名专业工艺美术设计人员参与国宴瓷花面设计，使花面设计人员总数达30人。共设计出56个花面，经层层筛选最后选中16个花面作为国宴瓷装饰图案。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亲自派车送陶研所所长李维善率技术人员赴怀化雪峰山考察，并运回世界上最好的制瓷原料大球泥。瓷土配方技术人员在原“三馆瓷”配方中加入大球泥，经多次试验，成功筛选出359号、371号两种坯料配方和与之相配的187号釉料配方，保证了这批瓷器烧成后胎质达到“白如玉、坚如铁、薄如纸、声如罄”的最高境界。陶研所陶梅春、李佑安等研制低温无铅色口釉获得成功并首用于国宴瓷的生产，使国宴瓷在安全无铅毒下口感更舒适。国宴瓷的生产者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终于在1964年8月底完成了国宴瓷生产任务。计有9大类、54个不同规格、16个不同花面装饰，计178367件，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
1964年是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被使花面设计人员总数达30人。共设计出56个花面，经层层筛选最后选中16个花面作为国宴瓷装饰图案。1964年是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被国家采用国宴瓷最多的一年。国宴瓷的生产不仅是湖南醴陵最大的任务，也是国内从未有过的国家用瓷大批量生产。人民大会堂管理处董俊峰处长和艺术家杨亚人同志亲自到国宴瓷生产地查看并指导国宴瓷生产情况。据《群力瓷厂志》记载：1964年1月15日，人民大会堂管理处马振峰和湖南醴陵瓷器公司吴铮在北京就生产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在协议书上签字，即8大项目、44种，总数量为165350件，金额194440元。与后面实际交货数不同。据笔者考证，这两者并不矛盾，一个是实际完成交货数，另一个是协议数。按当时的国情，协议数是必须完成的国家任务底线，而实际交货数是可以突破并还会受到国家表彰鼓励的行为。据当时具体指导此项工作的醴陵陶研所所长李维善统计表明：当年8月醴陵完成任务实际交货数为178367件，分别是：
（1）6000人宴会准备的国宴餐具18个规格，釉下海蓝色缠 枝牡丹纹（即139花面）装饰，计104255件。
（2）便宴餐具18个规格（16个与国宴品种同），釉下深蓝色边花图案装饰，共6917件。
（3）高级便饭餐具17个规格（6个与国宴同），釉下深蓝色边花图案装饰，共计490件。
（4）茶具4种12个规格，分别为釉下竹子、兰草、松树、荷花、牡丹、梅花、枫叶、菖兰八种花面装饰，共52585件。
（5）胜利杯带托2个规格，分别为釉下竹子、松树、蝴蝶花、枫叶四种花面装饰，共计4000件。
（6）烟灰缸5种，共计3470件。
（7）长四方形烟盘1种400件。
（8）扣碗（蓝边）1种6000件。
（9）糖缸、奶罐各一种250件。
以上九大类，54个不同规格、16个不同花面装饰，计178367件。
参加国宴瓷试制和生产的主要负责人员和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有：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艺术瓷厂厂长巢丰鑫、副厂长吴铮、刘绍才负责管理和组织。陶瓷研究所罗正顺、邹高玉、李维善、张复森、李万香、姚道德负责原配方研制；艺术瓷厂工程师梁六奎、技术科科长刘金尧负责生产成型工艺，还有陶瓷研究所梁明仁，艺术瓷厂韩建国、李雪钦、梁雪棠、杨海明等分别负责成型刁削、旋坯、注浆、制模等各种工作。
瓷器公司技术科烧成工程师王盛开负责烧成工艺。
陶瓷研究所工程师林家湖、设计人员邓文科，艺术瓷厂设计人员丁华汉、唐汉初负责花面设计和釉下颜料调配。前后参加国宴瓷花面设计和颜色调配的还有陶瓷研究所的吴寿祺、李丕雄、熊声贵、邓景渊、王德和、佘华、罗修玉、温月斌；艺术瓷厂李小年、曾学福、张际云、吴景林、易炳萱、刘继纯；国光瓷厂工程师汤清海；长沙工美设计师李昌鄂等。
陶瓷研究所李丕雄、刘声远、彭宣杨等承担了釉下贴花纸的研究和国宴瓷需要的大小批量贴花纸的生产。陶瓷研究所李建升、王亿成、陶梅春、彭荣华、李跃安、周发桂、李仁义等承担了全部釉下颜料和色口釉的研制与生产。佘华、罗修玉、温月斌；艺术瓷厂李小年、曾学福、张际云、吴景林、易炳萱、刘继纯；国光瓷厂工程师汤清海；长沙工美设计师李昌鄂等。
陶瓷研究所李丕雄、刘声远、彭宣杨等承担了釉下贴花纸的研究和国宴瓷需要的大小批量贴花纸的生产。
陶瓷研究所李建升、王亿成、陶梅春、彭荣华、李跃安、周发桂、李仁义等承担了全部釉下颜料和色口釉的研制与生产。
艺术瓷厂杨大均、徐能文承担了釉下颜料统一配色及管理。
此次国宴瓷虽器型、花面不同，但统一采用“湖南醴陵”方章款，不仅数量、器型多，花面装饰简洁明快，色彩优美，而且胎质洁白如玉，深受中央国家机关青睐。不少单位和有涉外接待任务的宾馆饭店纷纷赴醴陵订购瓷器，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家庭也是这批国宴瓷和随后二十多年间醴陵为人民大会堂补送的国宴瓷的使用者。以139花面国宴瓷为例，此类国宴瓷曾被毛主席选用，作为他的生活瓷，韶山毛泽东遗物馆中还藏有不同时期这种纹饰的餐具20余件。毛主席70岁生日宴请陈永贵、董家耕、邢燕子时使用的是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餐具。周总理宴请外宾时也常使用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餐具。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也使用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胜利杯。1988年在全囯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使用釉下蓝彩139烟灰缸。
继醴陵1964年生产第一批国宴瓷后，几乎每年都要为人民大会堂生产国宴瓷以弥补耗损，这些历年补送的国宴瓷我们称之为国宴补充瓷，与首批国宴瓷相比瓷质较接近，都采用大球泥配方，只是底款根据时间不同而变化，“文革”中采用“环球款”，上世纪70年代初改用“中国醴陵”，80年代初用“醴陵群力”方款，80年代中期用棕色双凤款，90年代以后用带注册商标标志的蓝色双凤底款。从80年代中后期始，大球泥开采殆尽，国宴瓷坯料配方也作相应调整，瓷质较以前差距逐渐加大，到上世纪末普遍采用广东潮州泥配方，瓷质白度和透明度改进很大，但润泽度和玉质感却无法与原国宴瓷相比。国宴瓷花面从设计至今已近五十年，有些仍被人民大会堂采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的胜利杯器型和花面至今仍是原醴陵生产国宴瓷时设计的，仍由湖南醴陵生产供给，也仍被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国宴瓷特别是早期国宴瓷已成为新中国陶瓷收藏新宠。
紫砂陶历史上首位著名的女艺人
首位紫砂女艺人和风卷葵的故事
“风卷葵”，相传为清嘉庆年间著名女艺人杨凤年所创制，传世品现藏宜兴陶瓷博物馆。造型以仿真象生类风卷锦葵为形。图案规则生动，曲线顺和流畅，形态自然逼真，整体端庄大度，风格古朴雅致。流卷葵叶，钮饰葵干，把以葵茎枝叶扭曲延伸，与壶身、壶盖所饰筋、纹、叶、茎协调和谐，器形手工艺砂味十足，韵味浓厚，为当今壶界所公认的传统经典之作。
清朝嘉庆年间，宜兴蜀山有个名叫杨凤年的小姑娘，非常喜欢种花。她家后院里，种的花卉有上百种，一年四季花开不绝，其中有棵锦葵，开的花金灿灿、黄澄澄，很是好看。
杨凤年有个哥哥叫杨彭年，做紫砂壶简练大方，浑朴雅致，精巧玲珑，而且他善于配泥，做出的茶壶色泽古朴，显粒均匀，古色古香。
这兄妹二人虽然情同手足，可是“艺不传女”是个老规矩，杨彭年从来不肯把技术教给妹妹。杨凤年以为哥哥是为了自己好，不叫自己将来做泥巴生活，吃泥巴饭，受泥巴苦，所以也不怎么在意。
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杨凤年想到作业坊拿把喷壶去后院浇花，刚跨进门，就被哥哥轰了出来。杨凤年气愤地说：“我又不是外人，为何连门都不能进？”杨彭年斥责道：“女人就是不能进作业坊，这是规矩，从今后不准你再跨进来！”杨凤年受了这样的训斥，伤心地哭了。哭了一阵，心想：“女人也是人，我偏不信女人学不会做茶壶，你不把技艺教给我，我偏要自己学本领！”
主意一定，杨凤年就拿些泥料到花园中，整天捏来捏去学做茶壶。一年、两年、三年，从打泥片学起，慢慢地会做大路货了。只是老照着现成的式样做，总觉得自己没有真本事。她想：我非要做一把别人没有做过的新式样出来！可是究竟做什么式样的茶壶呢？她想啊想啊，想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人也瘦了。
那年秋天，刮了几天几夜大风，把花园中的花草吹得倒的倒，断的断，散瓣的散瓣。杨凤年独自坐在花园中只顾想自己的心事，天凉了也不晓得添衣服，花倒了也不晓得扶持，就那么痴呆呆地坐在那里。
这个辰光的杨凤年，头脑理想到什么样的茶壶，眼面前就出现什么样的茶壶：松段、梅桩、佛手、莲花……可是每一种念头都被她推翻，因为不是被别人做过了，就是做出来自己不满意。杨凤年想着想着，忽然看到面前的一枝花干上顶着一把茶壶。心里不觉奇怪，这茶壶式样倒没见过，怎会长在花干上？她把眼睛睁大，定神一看：啊！这不是一朵锦葵花吗？只见锦葵花在狂风中不停地摇动，被风吹歪了又挺起来，吹歪了又挺起来，花瓣被吹得卷拢来，再卷拢来，但始终不散。再看看四周被摧残的花草，杨凤年不禁赞叹道：“风狂炼精神，好一朵锦葵花！”她心里霍地一亮，随即决定按狂风中锦葵的形象做一把茶壶。
她站在那里，围着锦葵花左看右看，看了整整三天三夜，看到睁眼，闭眼不见别的，只见一朵锦葵花的时候，就开始做茶壶。一连做了七七四十九天，紫砂茶壶终于做成了。她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风卷葵”。
杨凤年做好茶壶，生怕哥哥作梗不让烧，就暗地里托人装到窑里。等到开窑出货，没有哪一个行家不说这把茶壶手工精细，心裁独出的。消息传到杨彭年耳朵里，杨彭年哪里肯相信？等到茶壶送上门来，杨彭年捧起茶壶一看，吃了一惊：“啊！我妹妹做的？好手艺！好手艺！”
因为妹妹这把壶的好，杨彭年对杨凤年再也不保密了，兄妹两人在一起做起茶壶来。从此，杨凤年勤学苦练，练好功夫，配合哥哥做壶，成了紫砂陶历史上首位著名的女艺人。
“淄博陶瓷”抽检开始 两次不合格撤销资格
为迎接今年陶瓷博览会，淄博市陶瓷行业协会、市质监局从7月中旬开始到8月中旬，对“淄博陶瓷当代国窑”地域品牌领导小组授权使用的“淄博陶瓷当代国窑”地域品牌“淄博陶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企业产品进行质量抽样检测，按规定，如产品抽查两次不合格将撤销其使用资格。
根据《“淄博陶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规定，“淄博陶瓷当代国窑”地域品牌“淄博陶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权使用期限为两年，按照要求，该市质监局、市陶瓷行业协会将对使用“淄博陶瓷当代国窑”地域品牌的企业定期组织抽查，如产品抽查两次不合格者，将在新闻媒体公布抽检结果，撤销其使用资格。
据了解，此次抽查涉及到的企业是淄博华光陶瓷、山东硅苑科技、淄博华洋陶瓷、山东泰山瓷业、山东福泰陶瓷、山东国华陶瓷、淄博金马陶瓷、淄博华浩陶瓷、淄博鲁玉陶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以上抽样检测的9家企业产品，已全部送达国家陶瓷与耐火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开始全面检测，检测结果将在今年淄博陶博会“淄博陶瓷当代国窑”展上进行公布。另外也将对申报“淄博陶瓷当代国窑”地域品牌“淄博陶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企业产品进行质量抽样检测。
中国古代瓷器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
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乾隆年间粉彩描金帆船纹大碗
作为中国工艺美术代表的陶瓷器，在某些国家的某一时代，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甚至与人的生命等值。“中国”在英语中之所以被称为“China”即瓷器，无疑是因为中国瓷器文化在世界产生了既广且深的巨大影响，并得到举世公认的缘故。
中国瓷器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17世纪后半叶，中国曾向欧美出口大量的纹章瓷。纹章瓷通常指带有欧洲诸国贵族、军团、团体、公司等特殊标志或曰纹章的，根据特殊需要而大批量特制的中国瓷器。约始于明代。1974年英国出版的《中国纹章瓷》中，收集纹章瓷2000件左右。据瑞典统计，有300多家贵族曾到中国定烧过纹章瓷。
腹部直径24cm，高42cm，唇口稍外卷，短束颈，丰肩，鼓腹，腹下内收。近足处外撇，浅圈足，品相完好，为清代梅瓶样式。瓷胎产自景德镇，似无釉，旋坯痕清晰可见。
小知识：瑞典纹章瓷简介
17世纪后期，法国宰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在广东订制了大批带有军徽、甲胄、纹章图案的瓷器，他还委托法国商人在江西用景德镇瓷制造他们夫妻俩的瓷塑像，表现路易十四和夫人身穿中国丝绸织锦做成的中国式服装载歌载舞的情景。此后纹章瓷便在欧美等地盛行起来。俄国彼得大帝也在中国订造瓷器，绘制双鹰国徽，直到现在中国的故宫(微博)博物院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烧造的有俄国国徽的彩瓷。曾经有许多墨西哥人来我国订制绘有自己家族标志徽记或勋章图案的成套餐具或茶具。至今在墨西哥人中间，仍有不少人保存着这些瓷器，作为传世之宝。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因此，千百年来，收藏、展示中国瓷器成为各国皇室豪门的最大爱好。华盛顿和杰弗逊两位美国总统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瓷器餐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有一个收藏中国瓷器的瓷宫；波兰王约翰有一个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中国厅；德国的一些宫殿，如恩斯巴赫、夏洛腾堡等，以收藏中国瓷器著称；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中国瓷器，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陈列各种瓷器；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皇宫里，陈列着许多中国瓷器中的珍品和景泰蓝；瑞典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宫”；在苏丹的宫殿里，自15世纪就一直使用中国瓷器做餐具，并特别建造一座名为“中国哈奈”的建筑以收藏这些珍品；在东非埃塞俄比亚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老教堂，在这个教堂里，保存着一个精美的中国明代瓷坛，被视为镇堂之宝，瓷坛内保存着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
欧洲的某些君主对中国青花瓷器迷恋到如痴如醉的程度，在有关的法令中甚至规定了瓷具制作的用色。土耳其国家博物馆收藏了我国宋代的青花瓷盘，每逢有国宾来访，总统接待贵宾时，才将这些瓷盘摆在接待室里，以示对国宾的敬意。
这些由世界各国的国王或总统等皇室贵胄或则根据他们的特殊要求绘制的如国徽之类章纹的中国瓷器，或则收藏等等，无疑具有彰明较著的政治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在一些国家具有货币职能，可与人的“生命”等值
中国瓷器对各国社会生活乃至经济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菲律宾，拥有中国瓷器的数量往往成为衡量个人财产、名誉声望、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瓷器还成为金银的等价物，在市面上流通，还可以用来作借贷的抵押品和缴纳法庭罚金的“货币”。
1717年4月19日世界外交史上发生了奇闻：奥古斯特二世与邻国普鲁士国王达成一项交换协议，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这批瓷器中有18只选型各异、釉彩纷呈的大型花瓶，世称“近卫花瓶”，至今仍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内。这是中国瓷器具有与人的“生命”等值的一个例证。
元代青花瓷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藏
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族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若男人对妇女有非礼行为，则须用瓷器赔偿损失。部落之间、家庭之间发生械斗，和解时以中国瓷器作为赔偿。一般是一条人命索赔一只瓷瓮。在这里，中国瓷器同样具有了“人的生命”一般的珍贵价值。中国瓷器还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菲律宾新郎给新娘的聘金全部或部分是瓷器。在17、18世纪，拉美一些国家赋予中国瓷器货币的职能，向政府缴纳税金时可用中国瓷器。
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方式
瓷器作为一种日用品，特别是作为饮食器皿，在欧亚非美四大洲传播，美化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日常饮食、宫廷宴会具有了一种文明风范，甚至改变了一些民族和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
中国瓷器对印度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饮食文化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以前，中国的瓷器还没有出口到印度时，印度人吃饭时十分简单，地上铺上一张芭蕉叶，再将食物放在叶子上，用手抓着吃，基本没有什么餐具。但是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特别是中国瓷器不断从海上运来，使印度人改变了生活习俗，他们吃饭时也用起了桌子，在桌子上摆着盛食物的陶瓷器具。
从18世纪开始，中国的瓷器开始在欧洲有了极大的市场。有人统计，在18世纪的100年间，从中国输入到欧洲的瓷器达到了6000万件以上，有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和青白瓷等。这种大规模的进口，真正改变了欧洲许多家庭的生活，过去的餐具一下子就被中国瓷器代替了。
中国瓷器成了欧洲千家万户民宅室内喜爱陈设的装饰品。如在荷兰，民居中的壁炉上、器物的托座上，就喜爱安放中国瓷器装饰点缀，舰艇的玻璃橱中，也摆放着中国瓷器。特别是饮茶习惯在英国等国成为时尚后，瓷器成为欧洲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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