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瓷器。
中国的成熟青瓷到底出现东汉以后还是东汉以前？4月2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德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在德清经济开发区龙胜村发掘了一处距今二千多年的战国时期窑址，经考证认为，这里的成熟青瓷要比上虞市的小仙坛窑早600年，也就是说，中国成熟青瓷的起源，可以往前推600年。
据介绍，去年10月到今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德清博物馆一起，在德清县龙胜村东山自然村亭子桥，揭露出7条窑炉遗迹，出土了大量仿青铜器形的原始青瓷礼器和乐器，以及形式多样的各类窑具。
发掘资料表明，这是一处战国时期为越国王室与上层贵族烧造高档次生活和丧葬用瓷的窑场，是一处越国时期的“官窑”，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官窑”遗址。TaOci52.COM
“经过漫长岁月的变迁，现在还能找到德清亭子桥这样年代如此久远，窑床密度如此之高的窑址，在国内是十分罕见的。”亭子桥窑址考古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陈元甫表示，礼器和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有贵族才能使用，在以往发现的诸多原始青瓷窑址中，都是烧造一般的碗、盘等日常生活用品，烧造高档次仿青铜原始青瓷礼器、乐器的窑场，这是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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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之源·德清窑
一、德清窑旧识
有关德清窑的记载最早见诸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小山富士夫所著《支那青瓷史稿》，其中将德清古窑[1]与余姚上林湖等窑一起归入越窑系列。1956年5月，浙江省文管会汪济英等人对德清焦山窑址开展了调查和试掘，并同时发现记录了戴家山、城山两处相同类型窑址，在经过将采集的瓷器标本和各式窑具与越窑产品横向比较后，发表了《德清窑调查散记》一文，得出德清窑的年代在东晋以后[2]的结论，为“德清窑”概念最早提出的学术报告。197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伯谦等在余杭县大陆果园、馒头山发现了两处德清窑窑址，打破了德清窑仅在德清地区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德清窑在古窑址考古区系类型学中“窑系”的文化概念，因此，一般认为德清窑的范围是：以德清为中心，包括余杭、湖州等地的浙北地区。只可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二十多年里，德清窑相关考古除了余杭两处窑址外，几乎没有新的发现和突破。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将德清窑定义为“德清窑是黑瓷和青瓷兼烧的窑场，以生产黑瓷为主”、“德清窑的烧造历史并不长，从东晋开始到南朝初期结束，共一百多年”。
二、考古调查新发现
随着近几十年来两次大型文物普查和省内外考古部门进行的多次专题性调查及考古发掘，发现各时期窑址100多处，其中夏商至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窑址70余处，东汉至隋唐时期瓷窑址20余处，为德清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丰富了德清窑的外延和内涵。其中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窑址列举如下：
1、商代南山窑址
南山窑址(原称老鼠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北约20公里的湖州青山乡老鼠山，窑址所在小山海拔仅16米，地处东苕溪畔。2010年3月至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窑址遗迹现象较为丰富，共揭露窑炉3条，出土大量原始瓷标本，以及部分可能作为窑具使用的器物。原始瓷标本以豆为主，兼有一定数量的簋、尊、盆、盘、钵、盂等器物，多数器物胎质较为细腻坚致，但瓷胎中仍含有一定数量的杂质，施釉痕迹明显，釉层极薄，呈色不均匀。发掘资料表明，南山窑址是商代一处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场，最早可到商代早期。窑址地层堆积丰富、窑炉保存完整、产品瓷土作胎、人工施釉痕迹明显、器物演变序列清晰，是目前已发掘最早的原始瓷窑址。[3](图1，图2)
2、商代水洞坞窑址
水洞坞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胜村东山自然村水洞坞，亭子桥窑址北侧，与亭子桥窑址同属一个山体。窑址呈东西向分布于山体之上，南北宽约20米，东西长约50米，地面标本分布面积约1000平方米，原生堆积厚约0.3-0.5米，采集的标本有盅式碗、瓦楞纹碗残片，器物均施青釉，器形规整、胎质坚致，呈灰白色。该窑址在2009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博物馆展开的古窑址调查中首次发现，并进行了局部试掘。表土以下是战国时期窑址的堆积层，以下被叠压的是商代的窑址堆积和一处商代龙窑遗迹。从商代地层出土的遗物来看，这是一处以烧造印纹硬陶为主，兼烧少量原始瓷的商代窑炉遗址。印纹硬陶以罐类为主，外表拍印云雷纹，印纹浅而繁密，少数印纹陶的表面有透明的薄釉。原始瓷有少量的高把豆，外表施淡青釉，釉层很薄。为德清县首次发现的商代原始青瓷窑址，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图3)
3、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火烧山窑址
火烧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是一处西周至春秋时期烧造原始青瓷的古窑址。该窑址于1984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分布面积约2000平方米。2007年3月至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900平方米，揭露窑床3条、灰坑10多个。揭露的窑炉遗迹清晰可见，是我国迄今已经发现的最早烧制原始青瓷的窑炉遗迹。出土器物绝大多数为原始瓷器，另有少量窑具。原始瓷器产品丰富，以碗为主，包括盘、罐、盂、钵、器盖以及仿青铜器的鼎、卣、簋等。纹饰也多种多样，有与同期青铜器相似的云雷纹、勾连纹、水波纹、S形纹、锥齿纹、绞索状纹等。装饰手法采用刻画、模印、堆贴等。大部分产品釉色佳，器形规整，部分器物装饰纹样复杂。火烧山窑址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原始瓷窑址，揭露了属于龙窑的窑床遗迹，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空白，同时也为德清新市皇坟堆[4]、三合塔山[5]和苏南、浙北古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的出产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6]
火烧山窑址原始瓷地层堆积
4、战国时期的亭子桥窑址
亭子桥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胜村东山自然村北亭子桥，窑址主要分布于山体东侧，面积约1000平方米，采集的标本有碗、罐、鼓座、句鑃残件等，器型丰富，产品类型较多，是战国时期一处非常重要的原始青瓷窑址。该窑址于1986年被发现，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德清县博物馆，对该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中共揭露出7条窑炉遗迹，出土大量仿青铜器器形的原始青瓷礼器和乐器，以及形式多样的各类窑具。揭露的7条窑炉遗迹均建在小山缓坡上，平面呈长条形，系富有南方地区特色的龙窑。出土产品标本主要是原始青瓷，兼极少量印纹硬陶器。原始青瓷器的器形除了一般的日用器如：盘、碗、杯、盂、盅、盒等外，主要为大量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礼器器形有盆形鼎、盂形鼎、豆、盆、三足盆、盘、三足盘、提梁壶、提梁盉、镂孔长颈瓶、尊、簋、罍、罐、三足壶、鉴等，乐器器形有甬钟、錞于、句鑃、三足缶、悬铃和悬鼓座。这些器物，形式大小与青铜器相仿，造型规整，制作精良，纹饰精美，胎质细腻坚致，釉面匀净明亮，产品质量已达成熟青瓷的水平。发掘成果证明该窑址是一处战国时期越国地区主要烧造高档次仿青铜原始青瓷礼器与乐器的窑址，它的发掘，为这些年江浙地区战国时期古墓葬，如无锡鸿山贵族墓[7]、德清梁山战国墓等中出土的一大批仿青铜原始瓷礼器与乐器找到了明确的产地和窑口。[8]
亭子桥窑址发掘现场
5、东汉时期的青山坞窑址
青山坞窑址位于德清县三合乡宝塔山村青山坞内，村委西侧50米的山坡上。地面标本散落区域东西长60米，南北长50米，总分布面积约3000平方米，尚保留龙窑遗迹，堆积中包含大量的残器、窑具和红烧土。2010年期间曾对该窑址进行过试掘，采集的遗物主要有瓷器和原始瓷器两类。两者造型纹饰基本一致，瓷器质地坚致、胎釉结合严密，胎色呈青灰色、灰白色，釉色有青、青黄、青绿、以及少量的酱褐釉、黑釉。原始瓷胎的烧结程度差、釉层脱落，与瓷器差距较大。两者比例约为瓷器占30%，原始瓷占70%。器形主要有罍、壶、罐、钟、碗等，纹饰有水波纹、弦纹、网纹、方格填圈纹、菱形纹、窗棂纹、窗帘纹、蝶形纹、指甲纹、梳齿纹等。产品特征与慈禧上林湖、上虞小仙坛、帐子山，以及江苏宜兴丁蜀镇等地的汉代窑址所出一致。该窑址是德清境内一处具有代表性的东汉窑址，对于研究本地区及相关地区古窑址和德清窑的始建、发展、流变有重要价值。
东汉青瓷瓿残片
6、东晋至南朝时期的小马山窑址
小马山窑址属德清窑东晋南朝时期代表性窑址，位于德清县乾元镇南门小马山上，1959年浙江文管会首次发现了该窑址。1982年德清县人民政府公布小马山窑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德清县博物馆配合基本建设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据后期清理简报详细描述，小马山窑址主要烧造青瓷和黑瓷两种产品，出土器物以青釉瓷器为主，约占80%，黑釉瓷器仅占20%。器型有鸡首壶、盘口壶、碗、罐、三足砚、盘等，胎质一般较粗疏，夹杂有较多细砂，胎色较深，施釉不及底。青釉均施化妆土，釉面光洁，釉色厚重，常见点彩装饰。黑釉不施化妆土，釉层厚，釉厚处呈黑色。[9]
东晋青黑瓷鸡首壶残件
7、隋唐时期的墅元头、前山等窑址
墅元头窑址位于德清县洛舍镇三家村，现为省级文保单位。产品有青瓷、黑瓷两种，主要器形有碗、盘、罐、盘口壶、鸡首壶、盘口四系瓶、高足碗、砚等。前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洛舍镇砂村村章家桥前山东坡，属隋唐时期德清窑窑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堆积厚达1.5米，规模较大。2009年7月中旬至9月上旬，为配合正在建设的杭宁高铁建设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县博物馆联合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出窑炉遗迹4处，其中一号龙窑保存相对完整，长40米，宽度达4.7米，是浙江已经发掘的历代古窑址中宽度最大的一处。遗物堆积丰富，器形有碗、盘、灯、罐、注壶、枕等，器物施青、黑两种釉，胎呈灰褐色，窑具有筒形柱、垫饼、垫珠等。[10]
唐代黑瓷注壶残件
三、德清窑的重新认识
1、烧造年代
德清县境内宅前窑址[11]、前山窑址两处唐代德清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青釉、黑釉日用器，晚期还出现了青釉褐彩产品。考古成果表明，德清窑在唐代中晚期仍在烧造大量瓷器，由此可认为德清窑的下限应延长至唐代晚期，而不仅仅是东晋——南朝时期。此外，德清及湖州南部东苕溪流域近几年考古调查新发现的数十处商周时期窑址，分布之密集，产品质量之高，制作工艺之精良，证明了当时德清及周边地区制瓷手工业之发达，极大影响着东汉时期德清窑、乃至浙江东汉青瓷的形成，可以说是中国青瓷产生发展的渊源，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2、产品构成
传统陶瓷材料将德清窑定义为以烧造黑瓷为主，德清窑也以黑釉产品而闻名，然而通过最新德清小马山窑址、余杭石马斗窑址的发掘成果表明，出土标本数量上青瓷占绝对优势，黑瓷所占比例不足20%。另外青山坞汉代窑址、墅元头隋唐窑址、宅前隋唐窑址等处采集的大量标本也均以青瓷为主，只有少量的黑瓷产品。所以可确定，德清窑自东汉至隋唐时期兼烧青釉和黑釉产品，以烧造青瓷为主，产品数量的20%约为黑瓷产品。
3、地位意义
德清窑从发现命名，到各时期德清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以及最近几年有关德清窑起源的原始瓷窑址群的发掘研究，上下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这期间德清窑的定义得到了扩充和更新。尤其是近几年德清及湖州南部大量原始瓷窑址的发现发掘，更是证明了德清的古窑业创烧自夏商，历经两周、汉、六朝，直至唐宋。中间虽有零星缺环，但整个德清陶瓷的烧造历史源流还是完整，连绵不断的。原始瓷窑址群的发现无疑为研究德清窑系的渊源、发展、演变和德清窑系的区域范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佐证。正如第一届瓷之源学术研讨会总结所述：“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的商周时期窑区，无论是从生产时间、窑址规模，还是窑址产品种类、产品质量等方面，都是独一无二、一枝独秀，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瓷器的源头。[12]”高度评价了德清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德清窑是我国又一自成体系、历史悠久的瓷窑体系[13]，是我国青瓷之源，是中国陶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日]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瓷史稿[M]。日本东京：东京文中堂，1943.
[2]汪扬。德清窑调查散记[J]。文物，1957(10)。
[3]郑建明，陈元甫，沈岳明，陈云，朱建明，陈锦文。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N].中国文物报，2011-01-14.
[4]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青瓷——兼谈原始青瓷生产和使用中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2(4)。
[5]朱建明。浙江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J]。东南文化，2000(3)。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7]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鸿山越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8]陈元甫，郑建明，周建忠，费胜成。浙江德清发现战国时期越国“官窑”[N].中国文物报，2008-04-16.
[9]周建忠。德清小马山窑址清理简报[J]。东方博物，2008(26)。
[10]朱建明。探索中国瓷之源——德清窑[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191.
[11]浙江省文物局。浙江文物年鉴[J],2000.
[12]郑建明，陈元甫，周建忠。瓷之源学术研讨会纪要[J]。文物，2008(9)。
[13]朱伯谦。浙江瓷业的新发现与探索[C].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5年郑州年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唐代潮州外销青瓷的起源与发展
潮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中国瓷都”。潮州陶瓷源远流长，其产品在中国陶瓷中独具—格，深受世人喜爱，饮誉海外。作者近十多年来，从开发工地收集到晋唐时期潮州青釉瓷器，经请教有关专家、学者和翻阅有关资料，试论唐代潮州青瓷出口外销的问题。
潮州处于中国大陆的东南端，韩江又直接流向南海，水运交通方便。唐代潮州地方人烟稀少，但窑场，窑地规模较大，有北关古窑群和南关古窑群盛产青釉日用瓷器，这些瓷器不仅当地自用，主要还是供出口外销。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对外贸易的瓷器自唐宋以来，畅销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宋史·食货志》记载，“开宝四年(971)置市舶司于广州、杭州和宁波，凡大食(阿拉伯半岛)，左逻(马来西亚)，安南(越南)，泰国、新加坡、三佛齐(巨港)诸番并通贸易，以金、银、铅、锡、杂色帛、瓷器、檀香等对换药品、犀角、珊瑚、琥珀、珠宝、镔铁、皮革、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苏木等物。”所记的我国“瓷器”对外输出贸易，虽然没有指明瓷器的品种和产地或窑口，但是可以确认包括“潮州青瓷”在内的瓷器，其数量也不少。在《中国陶瓷》史书上记载：“唐代广东与东 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等一些国家，贸易往来极为频繁，潮州、梅县、廉江、遂溪等地烧造的青瓷已成为出口的重要商品。”
近年来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苏丹等国，也出土了不少唐代中国广东陶片陶器，说明广东潮州在唐代及五代时，陶瓷曾经大量外销。由此可以证实，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非常繁荣，“潮州青瓷”也在此时已经畅销世界各地。唐代潮州陶瓷的烧制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和大规模的生产，产品种类之多，何去何从?《中国陶瓷》一书中记载：“晚唐时期，朝廷设置广州、后置泉州、交州及扬州舶司、管理纳税机构后同世界各地通商，其中以广州最盛”。当时潮州陶 瓷及商品出口只有二个渠道，一须经广州检验纳税，路途较远，增加成本费用。二是经福建泉州检验纳税，陆路交通阻塞不通，水路虽较接近泉州可运输出口，但费用也高。除部分瓷器经上述两地检验出口外，从韩江直通大海，船只可便利地通往世界各国，节省成本费用。潮州地处韩江三角洲，唐朝韩愈贬潮时，尚有鳄患，可知当时潮州离海为“零距离”，可直接装货上船销往世界各地。古时北关有“埠头”、“埠尾”的叫法，是上货卸货的地方，潮州有“陶瓷换高丽(参)”的俗语。
唐代时期大量的青瓷器就从这里销往世界各地，节省了大量的交通费用，提高了运输效率。自“贞观之治”至“安史教乱”这段时期，由于避逃官府的检验纳税，大量的内地、外地商客在这里建窑烧制，后发展到府城外的南关窑群，现在韩江沿边的唐代陶瓷堆积层便是有力的佐证。古时潮州府的北阁佛灯前之龙湫宝塔，前沿江边这一带地方很热闹，沿韩江边原来都是旧破的商店遗址至青天白日前的“伯公庙”、“妈祖庙”一带地方古时是热闹的埠市，上连兴梅及福建，下通大海至世界各地。这应该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中一道分支线的始发港码头。
唐代广东潮州烧制的日用陶瓷，以青釉为主。碗型一般敞口平底，素面，莲花纹，莲花瓣，菊花纹，潮州唐代北关古窑出土的种类壶、碗，都是平底、附 盖、带把、短流口，容易提，罐有二耳，三耳，四耳罐，有些器型还粘附人物环坛一周或捏成水波纹环罐一周，具有地方的民俗特色，这些“宝珠坛”、“骨灰罐” 的装饰正好迎合唐代时期的佛教意识，使潮州陶瓷走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佛教圣地。海上“丝绸之路”可通往许多海洋国家。先谈一谈一衣带水的日本，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唐代“开元盛世”时期，中日互派高僧传教学法，在日本法隆寺，收藏的中国青釉四耳壶，镰仑市博多县、琉球群岛等遗址也出土了中国唐代青瓷的遗物陶片陶器。奈良正历寺古墓出土的青瓷深钵，岐阜县鹈饲村出土的青瓷碗，土云市出土的青瓷盘等器物便是有力的佐证。日本古陶瓷专家三上次南曾针对这个历史阶段 指出，“中国输出的陶瓷—福建和广东瓷窑的制品占一半以上”。在邻国的安南(越南)西贡市多处发现我国唐代青瓷器。在泰国，新加坡以及渤泥等国也出土有我国青瓷，特别在土耳其的伊期坦布尔博物院藏有我国瓷品1万多件，其中就有潮州唐代时期的青瓷。在印度和波斯湾沿岸的巴士拉，埃及的福斯塔特也发现了青瓷 碎片瓷器，笔者到过10多个国家，曾到过泰国的巴堤雅市参观，在那里的一家博物院就发现了潮州唐代的青釉罐和青釉玉壁底碗，盘，茶垫等青瓷器皿。
我国已故的古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陶瓷史略》一书中记载，6、7世纪时，我国的青釉器就由我国的海船或经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到印度、波斯，并 由波斯到达埃及、新西兰，以至非洲的东部与北部，甚至通过地中海，远至海牙，曾有新西兰学者艾黎参观潮州古瓷展品之后，激动地说：“我在国外看到好多古瓷 器，原来它的老家就在这里。”我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国家级权威人士耿宝昌先生曾先后二次到潮州，鉴赏唐代北关窑出土的瓷器，对一件青釉四花瓣口玉壁底 碗色面，旋釉均匀，开片裂纹，晶莹似玉，在阳光下照射出道道金色光线的景象，连声赞誉称：“这是唐代潮州窑的代表作。”
由此可见，潮州制陶瓷不只是在宋代就臻于鼎盛时期，就能一下子规模宏大，更应该是在承接唐代的烧制技艺基础上发展的起来的，唐代潮州也是制瓷的盛产地和出口贸易地，由于后期潮州陶瓷的不断发展壮大，有“水东窑”、“南门窑”，大埔窑“饶贵缶”，“枋溪缶”的窑址的众多名称出现，因窑口之多而忘却了 唐代的“青瓷”叫法。
唐代青瓷凤头龙柄壶
唐代是我国瓷器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当越窑青瓷进入唐代，形成了庞大的规模，建立了青瓷体系后，地域范围也大幅度地扩大，故当时有“南青北白”的说法，在中国瓷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青瓷凤头龙柄壶，就是唐代的一种创新的特有产品。所谓凤头龙柄壶，因壶的上端为凤头形，柄为龙形，故名。溯其来源，它是吸收了波斯金属凤头图演绎而来的。烧制有白釉、青釉及三彩等，其造型新颖，设计巧妙、装饰丰富，工艺也较复杂，为青瓷中之罕见之珍品。
无论从该壶的造型、纹饰、釉色等方面看，笔者认为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造型上，通过壶的顶端塑一凤头盖和尖嘴流、合而成为像一只亭亭玉立的凤鸟，而把柄又塑成龙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龙凤艺术，栩栩如生，饶有神韵，真是巧夺天工，匠心独具；二是纹饰，通过联珠纹的装饰，使人会联想到它是受着波斯萨珊王朝各种金银工艺常用的图案所影响，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三是釉色，青绿中略泛黄色，具有一种古朴淳厚的玉质感。因此这件青瓷凤头龙柄壶，堪称为唐代瓷器中的瑰宝，无怪乎受到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至于如何鉴别其真伪，概括地说，真品纹饰，立体感强，仿品模糊，且无立体感；真品有凤头盖，仿品则无盖；真品为青瓷，仿品多为五彩；真品圈足呈现“八”字形，上敛下撇，呈喇叭形，仿品多为直圈足或饼形足。
龙泉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
中国是世界陶瓷大国，也是陶瓷的发祥地。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名窑众多。龙泉烧制青瓷是从南北朝开始，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吸取越窑、瓯窑、婺窑的制瓷经验，逐步发展，形成规模，至宋代崛起，后来居上，形成了庞大的、独具特色的龙泉窑系，成为举世闻名的历史名窑。决定龙泉青瓷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地位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窑业历史最长
龙泉窑业初创于唐末五代时期（其窑业历史则可上溯更早），发展于北宋，兴盛于宋元至明代前期，衰萎于明晚期，延续至清末，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尚有一批瓷匠烧制仿宋元青瓷器。20世纪50年代后，龙泉青瓷在政府的支持下，重新跨入发展振兴的新时期。龙泉窑前后延续一千五百余年，其气脉始终未断，以“窑系”的概念去界定和考察，中国境内的各个历史名窑，没有一个名窑的延续烧制时间可与龙泉窑相比。二、窑系范围最大 迄今为止，全国发现很多属于龙泉窑系的窑址，浙江省内分布在龙泉、庆元、云和、景宁、遂昌、松阳、丽水、缙云、青田、武义、永嘉、文成、泰顺等县，而龙泉境内有近400 处；福建省分布在松溪、浦城、莆田、仙游等地；江西省分布于吉州、洪州、弋阳、乐平等地；广东省有53 处窑址；湖北省、湖南省也有一些窑场。甚至日本、韩国、埃及、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都有仿制龙泉宋元青瓷窑址。近几年经多次古窑址调查，龙泉窑五代至北宋早期的窑址有26 处，北宋中晚期至南宋早期有242 处，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有330 处，元末明初有280处，明中期有223 处，明晚期有160 处，清中早期有70 余处，清晚期有11 处，民国时期有20处。三、产品质量最优 在五代、北宋初期的开创阶段，龙泉窑就吸收了越窑的生产经验，能够制作出可供吴越国王钱氏进贡的“秘色”瓷。到北宋中期，在北方名窑的影响下，龙泉窑改进工艺技术，窑业扩大、产品增加。南宋，龙泉青瓷在胎质和釉色技艺上进行了突破性的改进，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新产品：一种是白胎厚釉青瓷，突出一个“青”字，产生了粉青、梅子青瓷器，称为“弟窑”或“龙泉窑”青瓷，这类青瓷釉色浑厚华滋、润如凝脂、青比美玉、釉面无纹片；另一种产品薄胎厚釉，胎黑色，釉面布满各种形式的开片，紫口铁足，显古朴典雅之审美效果，称为“哥窑”。清《龙泉县志》称：“凡瓷器之出于生二窑（弟窑）者，极其晶莹、纯粹、无瑕，如美玉然。今人家鲜存者，或一瓶一钵，动博数十金。厥兄章生一所主之窑（哥窑），其器皆浅白断纹，号百圾碎，亦冠绝当世，今人家藏者尤为难得……”南宋龙泉青瓷通过胎釉配制的技术改进，形成了薄胎厚釉的鲜明特色，在造型和开片方面诠释了精致端巧、简练大方、古雅明净的美学创造，许多器品甚至不作纹饰，完全以釉色和造型取胜。南宋龙泉青瓷不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吸取官窑的经验，都不以照样仿制为满足，而是以革新和创造精神进行不断改进创新，最终登上青瓷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的巅峰。四、世界影响最大 龙泉青瓷发展到宋元至明代前期，数百年内，大量地运销世界各国。在日本、伊朗、土耳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朝鲜半岛、巴基斯坦、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泰国、越南、伊拉克等国的国家博物馆中都陈列着大量的龙泉青瓷。16世纪龙泉青瓷传到欧洲，身价竟和黄金一样贵重。欧洲萨克森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特地建了一座宫殿，珍藏中国青瓷，其邻国普鲁士王威廉的妃子也珍藏有大量瓷器，公元1717年4月19日，双方经外交谈判，达成协议，萨克森国王以600名强壮士兵换来普鲁士的127件中国瓷，其中有龙泉青瓷花瓶。欧洲各国文献均称龙泉青瓷为“雪拉同”。在非洲和欧洲，埃及的开罗等地发掘出来的龙泉窑青瓷碎片堆积如山，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墓葬、宫殿及清真寺的装饰中都有大量的龙泉青瓷，以炫耀墓主人和皇室寺院的豪富和权威。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是一座以收藏、研究亚洲文化的博物馆，以收藏瓷器闻名，有历代中国陶瓷一万余件，其中有大量龙泉青瓷，如晋代龙泉产的鸡首壶。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博物馆、德国的卡赛尔朗博物馆和德累斯顿博物馆、俄罗斯莫斯科国家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以及瑞典、葡萄牙、比利时、丹麦、挪威、波兰等欧洲各国的博物馆中都可见到宋元时期的龙泉青瓷。在美洲，美国各地博物馆都有龙泉青瓷精品。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陈列了一个展厅的中国陶瓷，其中一半是龙泉青瓷。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旧王宫国立博物馆，有两个展柜都是北宋到明代前期的龙泉窑精品。1976 年，在韩国新安海底打捞的元代沉船中，有中国瓷器一万多件，其中龙泉青瓷有6425件，占53.1%。2006 年9 月20 日，在福建平潭出水的600 年前的明代沉船上，也有不少完整美丽的龙泉青瓷。 2007 年12 月22 日，轰动一时的中央电视台直播了“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全过程，800 年前的沉船上就有无数件精美的龙泉青瓷。龙泉青瓷的大量外销，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对世界各地的陶瓷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诚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所述：“一千多年以来，就是这个县份，以它品质优异的大量青瓷器，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换回了巨额财富，赢得了莫大的荣誉…… 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龙泉青瓷开拓出来的。”正因为龙泉青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所以一千多年来始终得到世界的推崇和认同。2009 年9月30 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目前“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库中唯一的一项陶瓷类项目，龙泉青瓷实至名归地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沉睡海底千年的越窑青瓷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出浮雕碗水莲叶 由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形成很早，最早的记载是法显在公元414年乘商船经过印尼的爪哇到印度取经。到七、八世纪，佛教徒经印尼航向印度朝圣取经更加频繁，当时的爪哇及苏门答腊也成为佛教徒中途休整的活动中心。义净法师在671年12月从中国到达苏门答腊南部的室利佛逝，并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此攻读梵文，室利佛逝的统治者派船送他到印度收集、译读佛经，前后15年光景。686年，义净返回室利佛逝，并在那儿住了五六年才回国。当时室利佛逝王国的首都叫旧港，位于穆希河边，是当地政治和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佛教精神据点和研究中心。“室利佛逝”在梵文中是光荣胜利的意思。室利佛逝王朝在7世纪崛起。到了14世纪逐渐衰微。随后迎来了满者伯夷王朝，开始伊斯兰化，除了保持印度教信仰的巴厘岛以外，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被纳入伊斯兰教的范围之内。
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贞元年间，中国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中南半岛东海岸南航，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南端，再沿着印度西海岸航行，到达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溯底格里斯河，到达大食帝国首都巴格达。如果从乌剌国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尔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
唐初，佛教故乡印度对中国信徒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僧人搭乘商船西行朝圣者众多。商船一般从广州、交州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柯陵、末罗瑜等国，再进入印度洋，直抵印度。而来自阿拉伯及波斯湾诸国的商船也是这样，由印度洋经过印尼的室利佛逝驶往广州进行商贸活动。因此，海上丝路几乎是以室利佛逝，即今苏门答腊的巨港为交接站，这里成了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因而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他所撰《岭外代答》里说：“三佛齐国(室利佛逝)在南海之中，储蓄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爪哇)诸国，西自大食(阿拉伯)，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
唐宋元以来，陶瓷是中国大宗出口产品，当时邢窑、定窑、长沙及越窑等产品都非常出名，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南宋中后期，泉州对外发展的势头赶上并逐渐超过了广州。元朝末年，泉州发生十年外族叛乱，百业凋疲，海上贸易停顿，泉舶从此不再出海，中介商、波斯人、阿拉伯人也不再来，泉州港就此没落，代之而兴的是漳州的月港。
月港即今福建省龙海县的海澄，居民一向依海为生，以舟为田，从事南海贸易。虽然明太祖实施海禁，但由于月港地处边隅，朝廷鞭长莫及，在成化、弘治之际，海外贸易已相当繁荣。中国商船继续涌向爪哇西部的下港进行贸易，龙牙门(今凌牙群岛)更成为中国和南海之南、苏门答腊岛东部、爪哇诸岛屿之间海上航路的枢纽。
《东西洋考》记载，商船从月港出洋，南航经广东南澳岛、交趾洋、新州港、赤九山、昆仑山、东西竺再取长腰屿(今廖内民丹岛)，经龙雅大山(凌牙岛)、彭加山抵詹卑及旧港(即室利佛逝)，然后借季候风穿越马六甲海峡驶往印度及中东诸国。
其实，自中国与中东诸国通过海运进行贸易以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不论从扬州、广州、泉州还是月港，基本上是配合了季候风的方向，遵循这条航线经印尼往中东而去。
唐代黑石号沉船中的越窑青瓷
1998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南端的彭加山岛附近名为勿里洞岛周围的海域，有一群印尼渔夫潜水采集海参，无意中踩到一堆瓷碗。从此在这片原本平淡宁静的海床上掀起一股探海热潮。
印尼政府当时委托德国一家探海公司进行勘查与发掘，找到一条深陷海泥、保留得很好的沉船，从船上起获一批湖南长沙窑瓷器、邢窑白瓷、白釉绿彩瓷及数百件越窑青瓷。其中长沙窑褐釉碗上最早的署款是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正是唐敬宗李湛在位时期的丙午年间烧造。根据考古研究，这是一条来自阿拉伯的商船，其龙骨长15.3米，船身约20～22米长，而船身的木板结构全用椰壳纤维缝合，其工艺技术是典型的中东方式。
从沉船的地点看，这只商船可能是由广州出航，经海南岛、越南、勿里洞兜了一圈抵达苏门答腊的旧港即当时室利佛逝的国都，再北上马六甲海峡，往印度及中东而去，却不幸在勿里洞海湾触礁沉没。
沉船上的中国瓷器，当时是要运送至中东伊斯兰诸国。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广大伊斯兰教徒的需要，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上的纹饰带着伊斯兰教的风格，有些书有阿拉伯经文，有些绘有中东风格的人物图像、植物及抽象几何图形。但也有许多纹饰与佛教典故息息相关。特别是越窑青瓷的瓷碗、水注、酒壶、熏炉等器物，更是带有浓浓的佛教色彩，说明这艘船中途也在印尼的室利佛逝及中爪哇一带进行贸易，为当时佛教盛行的旧港提供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商品。
越窑青瓷的佛教色彩
在印尼出水的这一批越窑青瓷，有很多是类似陕西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这些瓷器都是手工精细，烧造良好的越瓷，不但釉色温润，更显现出那种“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碧玉光泽。
船上有许多雕花镂空的熏炉，造型精美。这些熏炉是禅宗佛教僧侣在诵经念佛时使用的一种供具，应是流行大乘佛教的室利佛逝子民们争相拥有的器物。
一件修长的椭圆形双鱼罐，上雕一对鲤鱼，也蕴涵佛教色彩。其他的盘、碗、碟、盖、盒等都仔细刻绘带佛教象征意义的荷花。即使在几个少见的四系壶的壶身，也雕刻了精细的荷花纹饰。
唐代饮茶风气盛行，这个船上也找到不少注壶，这些注壶及许多深底碗都是茶具。在唐时，茶叶并不经过烘焙发酵的过程，而是碾成茶粉，与热水搅和入碗而饮。
有两件特大号的海棠碗(高10.5厘米，一件直径33.0厘米，另一件直径22.3厘米)及唾壶(高20.9厘米，直径30.7厘米)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是为迎合室利佛逝的印尼人喜欢用大型器具进食而制。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的越窑青瓷
2004年2月，一支比利时海底勘测团队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了一条五代时期的沉船，沉船深埋海底，离水面有52～57米之深，使得挖掘工作困难重重。大批潜水员经过22000次潜水作业，直到2005年10月才把沉睡在水底1000多年的中国陶瓷、金银器、玻璃器及宝石等带上水面。我有幸受邀前往参与鉴定工作。
这条沉船的龙骨长24米，船身长30米，宽12米。从船的遗骸造型，可以看出这是一条8世纪在印尼海域间穿行的贸易船，船身配有两个狭长的帆，是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它从大型海船上运送货品，进行物物交换的生意。沉船里除了有几百件定窑白瓷，还起获了超过10万件越窑青瓷器，其中有9万多件碗碟、200多件执壶及不少形制多样的器皿，如水盂、套盒、熏炉等。
我们在这大量的越窑青瓷器物里发现了一个周身凸雕莲瓣的大碗，底足上刻了“戊辰徐记造”的字样。这戊辰年就是公元968年，正处于五代末期吴越国钱氏王朝时期。钱氏王朝烧造瓷器以进奉宋皇室，以求吴越国能免被征讨而继续生存。
井里汶沉船中越窑青瓷的纹饰
井里汶沉船中的越窑青瓷，不管是碗盘、盖盒、水盂、执壶、四系罐或盏托，纹饰变化多端，都洋溢着浓郁的佛教风格。
纹饰中浮雕莲瓣纹占了不少，而且刻工玲珑，曲凸有致。其他如以细线描刻双雁、双蝉、双鹦鹉、龙纹及荷花的纹饰也为数不少，都是寺院里常见的纹饰。有一个大盘，遍体布满莲叶的纹脉，正中站着一只乌龟，正是文献中所说“龟千岁，游于莲叶之上焉”，是祝人长寿的含义。其中有几件罕见的越窑器介绍如下：
鹿形盖盒。在打捞工作完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意外地捞起了一个很精致的鹿形盖盒，真是如获至宝。这件器物虽小(约8厘米长，5厘米高)，但做工细巧，盒子形状如一只伏卧的鹿。盒盖为鹿身造型，鹿弯首修舔毫毛，一支鹿角尚完好。而盒身则是鹿的下半身，鹿腿交叉相叠，明晰可辨。这样的鹿形盖盒在越窑瓷器中系首见。我认为这可能出自《鹿王本生》里九色鹿的传说，说是释迦牟尼前生是一只九色鹿，他救了一个落水将要淹死的人而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
摩羯塑件。是一个巨型摩羯鱼塑件，尾巴后翘，鱼头仰天，形象生动。长14厘米，高约34厘米，看似作油灯之用。鱼鳞及鳍纹凹凸嶙峋，鱼头结构从眼到腮都交代清楚，绝不含糊。摩羯鱼的形象源自印度教，后成为佛教中的经典动物，以摩羯大鱼来比喻菩萨，寓意以爱念缚住众生，不到圆寂成佛终不放舍。摩羯鱼也是水神，常在海里游逡，拯救将沉之船。
苏门答腊巨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的穆希河出水的摩羯灯(图片来源：《收藏》杂志)
我们在印尼国家博物馆(微博)看到同样的一个五代越窑摩羯灯，而远在荷兰利瓦登市的毕临色夫博物馆也展示有同样的摩羯灯。原来印尼曾经被荷兰统治了300年，直到20世纪中期才摆脱荷兰的统治，所以荷兰博物馆的许多藏品都来自印尼。
不久前，我们在苏门答腊巨港，也就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看见了几件在穆希河里出水的摩羯鱼油灯，证明当时作为佛教象征的摩羯鱼在此地颇受崇佛民众供奉。在中爪哇，世界奇迹之一的佛教圣地婆罗浮屠的七层楼的寺院，每层梯阶都雕有摩羯的石像，取其神圣之意。
八角大执壶。高20厘米，完整无损，长流弯柄。引人注目的是在壶身的8个折面上，精巧地雕刻有八仙人物，云气袅绕，蛮有趣味。八仙故事的产生起于唐宋而完成于元时，老百姓参拜八仙借以求仙赐福，避祸安身。与室利佛逝民众求佛保护的愿望相一致。
笔者曾受新加坡圣淘沙集团之邀，帮助鉴定黑石号沉船打捞的唐代长沙窑、越窑青瓷等。得知黑石号沉船是一只阿拉伯制造的船，即断定这是来自中东的商人到中国扬州等地购货的船只。因为许多瓷器的纹饰都是伊斯兰教的风格，甚至3件完整的青花瓷也绘上椰枣纹和菱形框子的伊斯兰教纹饰。
当时我最感奇怪的是，许多长沙窑瓷器以及几乎所有的越窑青瓷都绘有佛教纹饰及字样。后来才明白，在商言商，阿拉伯人认定这艘商船会顺着风势航行到印尼的室利佛逝，打算将这些绘有佛教纹饰的器物在那儿出售，换取香料及其他产品。
2004年在中爪哇井里汶出水的10世纪沉船，被鉴定是航行于印尼诸岛的接驳船。船上装载的大量越窑青瓷是为供应给室利佛逝及中爪哇的民众使用。后来我们在婆罗浮屠的佛塔石雕中也看到许多这样的印尼船的图像，船上坐有人，还捧着这些中国瓷器。可见越窑青瓷与室利佛逝等国的佛教渊源有多么深厚。而越窑青瓷直到如今还相继在室利佛逝的旧都穆希河里不断被发现，更反映了越窑1000多年来的历史辉煌。
唐瓷将瓷器史推前几百年
最近，位于大学路与文昌路交会路口东北侧的原邗江县政府考古发掘现场，已出现不少唐宋瓷片及疑似唐代“黄泥墩”的遗迹。近日，扬州唐城遗址文物保管所、唐城遗址博物馆建馆30周年，在此间举行的报告会上，中国社科院和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认为，扬州唐代遗址、文物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唐城青花瓷的发现，将中国瓷器历史推前几百年。
在扬师院里挖出唐城
扬州文物局副局长顾风介绍，扬州考古工作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日本学者安藤更生在扬州考察古代城址，写出了《唐宋扬州城的研究》。
江苏省原考古学会理事长，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研究员，著名六朝、隋唐考古专家罗宗真，于上世纪70年代主持了扬州唐城考古工作。报告会上，罗宗真回忆说，原扬州师范学院在一项工程的建设中发现了文物，哪知就此揭开了唐代扬州的神秘面纱，“没有想到地下埋藏这么丰富。”直至1978年，考古实物史料证明并充实了唐代扬州的记载。
唐代扬州经济超首都
罗宗真介绍，当时发现唐代扬州城市范围的线索后，再通过蜀冈上的文化层堆积，考古队员对唐代扬州城的范围、格局有了了解。其次，在现在的汶河路一条线上，还发现了古河道、古桥梁和船舶，这与文献记载相符。特别是桥的遗迹有7米宽、30米长，桥下有护桩，桥下结构清晰。罗宗真称，这座桥的规模这么大，当时就有人猜想，这座桥是不是二十四桥之一呢？此外，桥旁边还有两条用于运输的船，虽然毁坏得很严重，但还是可以看出轮廓。
那3年里，原扬州师范学院和江苏农学院还发现了唐代手工业的作坊遗址、手工艺成品和半成品、炉灶和冶炼金属渣等，可见唐代扬州手工业非常发达。考古中还发现了大量用动物的骨头、蚌壳雕刻的手工艺品，制作非常精细，且史料无记载。这些文物的出土，说明唐代扬州手工业已成为支柱产业，补充了文献的不足。考古实物材料证实扬州当时非常繁荣，经济地位甚至超过当时的首都。
瓷器史推前了几百年
最近，考古队在原邗江县政府工地发现不少瓷片。罗宗真回忆，当时在12个探方里出土了15万片瓷片，几乎全国各个窑口的瓷器都有，还有很多新品种，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文献也无记载。最重要的是出土了唐三彩双鱼瓶，非常精美，是国家一级文物。
罗宗真认为，考古工地上挖出了全国各地的瓷器，可见当时这些瓷器不仅是为了满足地方官员和人民的生活需要，更是为了商业需要。
罗宗真感叹：“扬州唐代青花瓷的发现，也将中国瓷器的历史向前推了几百年。”此前，人们一直认为瓷器最早出现于宋代。当第一片唐代青花瓷片出现时，大家都觉得好奇。后来随着大量甚至完整瓷器的发现，人们开始怀疑了。经过化学分析、测定，最终证实这些瓷器是唐代的。罗宗真提出，扬州的底层里有这么多瓷片，值得好好研究瓷器的发展史。
此外，原师范学院还发现了佛教寺庙的遗迹，寺庙结构与现在的大明寺和日本的奈良寺布局非常相像。鉴真东渡日本，可见扬州佛教寺庙在国外影响之大。
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和扬州市文化局联合组成扬州唐城考古队，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专家蒋忠义作为实际主持人。他在扬州工作十几年，已把挖掘成果写成了书，2010年7月将面世。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唐城扬州城市建筑分布已基本清楚，城门也已找到，现在面临的是挖掘唐城遗址全部内涵的问题。
600年前，中国瓷器怎样走遍全世界
中国被誉为瓷之国，这一发明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丰富的艺术享受和极大的生活便利，英语国度的同胞们灵机一动，索性用“瓷器”当成了中国的名字——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常识。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瓷器是怎样走遍世界的呢？近日，一场名为“大元帆影”的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展在浙江展览馆武林馆区拉开帷幕，600多年前的元代，中国瓷器跨越茫茫太平洋，开展着繁忙又井然有序的瓷器外销贸易。我国成熟的制瓷技艺对周边诸国影响深远，越窑青瓷、龙泉青瓷等是当时广受欢迎的外销名瓷。从水路出发的运输路径，是我国古代瓷器外销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水路可分为东南亚和西亚、东非两路。
百花尊 邹艳常釉下五彩工笔汾水满花工艺作品 百花齐放
绵长的海岸线，给我国的海外贸易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唐代起，朝廷相继在广州、明州（即宁波）、泉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其中明州是对日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唐代商人李隣德在公元八四二年（唐会昌二年）冒风浪之险由明州启航驶往日本，这是我国民间对日本贸易的最早记载。从那以后，年年增多。公元947年，吴越王钱佐委托商人蒋衮把一批包括越窑青瓷在内的土特产和信件带往日本送给有关官员。公元954年，钱弘俶委派商人蒋承勋代表吴越国，致书并馈赠礼物给日本政府。
宋代，中国瓷器大量地运销到国外。到了南宋，由于疆土日蹙，朝廷财政困难，国外贸易已成为国库的重要收入，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甚至还远销到了东非沿岸国家。
此次展出的龙泉青瓷，恰好处于中国对日贸易的繁盛期，据船上的资料记载，这艘不幸沉没于高丽新安（新韩国新安）商船的目的地正是日本，购买者则是日本的寺庙。茫茫大海葬送了原本可以满载而归的商人们，将精美的瓷器埋葬在了历史的风尘中，幸好现代的勘测技术挽救了这批历史文物，让它们穿越时空，在时隔600多年之后，重新焕发了光彩。
福建泉州是宋元时期瓷器外销不可忽视的重要港口。宋元时期以泉州为出发点的海上贸易通道，主要分为三种不同的路线。
第一条，东向航线。从福建泉州出发，途径台湾，作为消费点和中转站，折向日本、菲律宾等地。第二条，北向航线，同样从泉州港出发，行进至明州一带，短暂停留后，继续东北航线驶向日本诸岛。第三条，南向航线，这是最远也最为复杂的路线。由泉州出发，向南航行，有的船只或选择在广州稍作停留，然后出发至菲律宾、越南，继续航行至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等各地港口。再经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南部港口或直接向西航行，经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阿拉伯海、波斯湾沿岸的港口城市，继而分散到非洲、中东等地。
埃及发现了不少中国陶瓷碎片，尤其是开罗近郊的福斯塔特遗址，大量的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元代青花瓷，长沙窑青瓷等碎片共达一万余片被陆续发现。
不仅仅是周边亚非两洲国家，当时中国瓷器已然远销欧洲，昂贵的价格使之成为奢侈品，尤其是艺术品类陶瓷，仅在贵族官僚家使用。那么，这些瓷器又是怎样运达遥远的欧洲呢？
唐、宋时，中国瓷器的欧洲贸易主要操纵在阿拉伯人手里。通过波斯、埃及等国流传至欧洲的瓷器，因路程遥远、数量稀少而身价百倍，被当成无价之宝收藏起来，有的还用金银镶嵌，这期间留下了不少关于各国王公贵族们热爱中国瓷器的传说故事。
直到热衷于航海的葡萄牙人率先开始和中国打交道，瓷器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这时是公元16世纪初期。此后，随着明清时代和欧洲诸国的交 流逐步推进，强大的利润使得各国直接建立公司与中国展开瓷器贸易。就像现在欧美诸国的时尚风行一样，当时的中国瓷器带动了一股“中国风”，外销瓷热潮来临了。
随着瓷器的外销，我国的制瓷技术也随之外传。不少国家试图学习中国先进的制瓷技术，制造本国的瓷器。在这一方面，朝鲜是步调最快的，他们于公元918年在康津设窑，开始烧造瓷器。以中国越窑青瓷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了富有高丽特色的青瓷。而日本则在奈良时代（公元八至九世纪）引进我国的烧窑技术，烧出了质量很高的“奈良三彩”釉陶。埃及人大约在法特米王朝（公元969至1171年）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并取得成就。15世纪，阿拉伯人把制瓷方法传到意大利，为欧洲制瓷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陶瓷文化：德清原始青瓷，考古泰斗很兴奋
在故宫博物院一间十分古朴的会议室内，专家云集，团团而坐，气氛热烈。德清原始青瓷及窑址研究中许多成果及探索性问题成了专家热议的话题。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图左三)教授兴奋地说，今天的研讨会非常难得，可谓中国古瓷器研究的高峰会议。他表示，德清及周边地区发掘出可以追溯到二里岗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值得深入探究。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图左二)说，早期，考古工作者发现一些做工比较粗糙的青瓷器物，以为是近代人粗制滥造的瓷器，当时他就认为这不可能是近现代瓷器。后来原始青瓷的面纱渐渐被揭开，成了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对原始青瓷源头的探索一直是个迷，德清原始青瓷和瓷窑的发现向瓷之源探索迈进了一大步。他相信德清还有更多新的发现。
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北大教授李伯谦(图左一)说，原始青瓷研究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比如，原始青瓷最早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年代？为什么它在战国达到高峰后，在秦、西汉衰落，东汉又兴起？德清亭子桥发掘的原始青瓷代表了当时原始青瓷制作的最高水平，它是不是就是当时的越窑？德清及周边地区已经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原始青瓷，令人兴奋，这说明那里的原始青瓷烧造年代可能更早。应该在德清地区作进一步野外发掘，那里有可能会发现更有价值的窑址，这是突破瓷之源研究的关键。
其他专家也对德清原始青瓷及窑址作了热烈的讨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瓷之源课题组组长郑建明在德清及周边地区野外考古已近四年，他说，为探索瓷之源我们走遍了古瓷窑最集中的东苕溪中段，目前已发现了109座从商至战国的瓷窑，这其中有100座在德清境内。这样高密度高规格的窑址群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怎么评价也不为过，这证明德清曾经是我国古代的制瓷中心，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个瓷都。
与会专家提出，德清古窑址群可以成为国宝，目前应该注重保护，将来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原始青瓷的风采
原始瓷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我国商、周时代。大家一致认为，原始瓷器属于瓷器生产的早期和低级阶段，它和东汉以后的成熟瓷器相比，烧成温度偏低，胎体比较高，釉层薄而且容易剥落，制作工艺比较原始。当我有幸看到这件战国早期极为罕见的原始青瓷双耳罐（见图），它那优美的造型、极为工整的制作技艺、晶莹剔透如玉般的釉面，都勾起我探秘的本能。这件战国原始青瓷，直口、丰肩、腹鼓圆，平底。体型硕大。胎色灰白，釉色青中泛黄，釉面厚薄均匀。肩饰双系，并刻划数组瓦沟纹和阴刻弦纹。瓦沟纹的深度、宽度异常的一致，平行排列，线条刚劲有力，朴素大方。人们除了从它特有的造型和制作工艺特征上解读这件精美绝伦的战国瓷器可能为某贵族墓葬出土外，似乎对其更深的文化内涵难以破解。人们始终难以理解的是，早在战国就会有这样高水准的器物，况其烧成温度和胎体的烧结度并不亚于后来的东汉成熟瓷器。
我们知道，原始瓷器是在选料和制陶的技术十分进步成熟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原始瓷和陶器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原始瓷器用瓷石做坯料，其中氧化硅和氧化铝的含量较高，通过高温烧制后，提高了坯体的机械强度，原始瓷胎多数呈灰白色或淡黄色。
（2）原始瓷的烧成温度较高，极大多数已在800℃以上或1000℃以下。胎质松软，发展到战国晚期烧结温度高达1200℃左右，胎壁烧结坚硬，不渗水，品质已接近于近代瓷器。
原始青瓷双耳罐
（3）原始瓷表面施釉，有光泽，透明洁净，便于洗涤。已经开始使用氧化钙作为助熔剂，它能使釉的熔融温度降低，在较低的温度中玻化。釉不仅能使原始瓷器表面光滑，不易污染，而且能为制品增添色彩。
原始瓷釉料中因含有氧化铁，所以釉呈青、青黄和褐色等。从无釉到有釉，是陶瓷工艺中的一项巨大进步，为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工艺模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