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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陶瓷美之谜

解读陶瓷美之谜

美陶瓷砖 美家美瓷砖 美缝瓷砖

2020-07-22

美陶瓷砖。

陶瓷美,美在何处?造型优雅,釉色莹润,彩色好,绘得精,所以就美,这些说法都对,但还不够全面。我们所说的“美”,不单是要悦目还要赏心,就是说,一件美的陶瓷,看着它,我们不单感到愉悦,而且会因之而感动。

陶瓷是属于工艺美术范畴的东西,有古老的遗留,也有新时代的制品,姑勿论新旧,只要能乐人动人,就美。并非是所有的陶瓷器具都能乐人动人,陶瓷不像被称为“纯艺术”的音乐、绘画那样,作者的主观愿望与情绪较容易融入作品中去,因此能相对容易把握创作成果。陶瓷就不同,往往是陶艺家充满创作激情,把作品原稿完成了,进窑烧制时心情是忐忑不安。开窑时,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或发现烧成品与自己的愿望相距太远,更有甚者,所有的心血都化为乌有,这种沮丧是可想而知的。一件好作品出来了,再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鉴藏、摩挲而能完好无损,这又添进了无数人的情志,作品社会美的价值因此得到提升。至于那些制作工艺复杂、成型和装饰难度大的制品所体现的材质美和艺术美的水平就更高。例如7月6日举行的广州嘉德夏季拍卖会瓷器工艺品专场上,编号为695号的《清代青花开光山水人物纹方瓶》(估价:8万-10万元),瓶高50.7厘米,瓶体由四层镶接而成,高足外撇,腹部外圆弧,肩颈部内圆弧,直颈方唇沿,总体没有歪斜现象。正方瓶的接合好处理,因为只需要大小相同的几片泥板直线粘合起来就成,此瓶则有内外圆弧的不同粘合,而又要组成一个规整的瓶体,这就必然要费一番脑筋和功夫,其成型工艺用“高超”二字来形容是不为过的。瓶上装饰手法丰富多样,有平面开光、锦地开光,有图案化的也有写生纹样,纹样层次鲜明,主题画面深远开阔。外壁翻腾的江牙海水与肩颈部锦地开光花果一动一静,令审美心情因此有了张弛开合。青花色调沉稳,绘画线条清晰流丽,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手法都充分表现出多样性的统一和对比的和谐。

左图:素三彩刻博古福寿纹瓶

编号为638号的《清代素三彩雕博古福寿纹瓶》(估价:12万-15万元)表现的却是另一种艺术风格。瓶高42厘米,底刻篆书“乾隆年制”款。瓶盘口、丰肩、长腹、圈足外撇。口沿刻连续回纹,颈部变体蕉叶纹,肩部夔龙纹,最精彩的是腹部在满地回纹上前后刻仿古青铜器孟姜敦纹,左右刻福字。敦(读音对)是先秦时期一种青铜器(也有木制者),用以盛黍稷等食物,也是古时盟会所用的器具(敦盛食,盘盛血)。瓶上这个敦放置在长寿台座上,圈足、曲折龙纹,广腹、回字地上有兽面纹,双龙耳,肩上是折线纹,颈部有图案纹样,有盖,盖上“孟姜敦”三字。胫部是二方连续双勾云纹,下有曲线纹,足上是连续回字纹。纹上贴饰再刻纹,所以是纹上有纹,细细看来竟有多达三四重者。说起来好像繁冗得很,要想真正感受到它这种由极为纯熟的工艺技巧造就而成的魅力,你是非得要静下心来认真去玩味。素三彩的“三”并非说只有三种颜色,通常只是不施用红色,它本身就是雅而不俗的釉彩。此瓶施釉很独到,就以腹部来说,大面积的褐黄色地上是紫色(敦)、紫色上是绿(兽面)和白(足上的龙)。胫上绿色的双勾云下的曲线是以白、蓝、紫为一组上釉。所以虽然釉色并不多,但由于配衬得当,产生了节奏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图:青花开光山水人物纹方瓶

在陶瓷美术装饰方面,一般来说,我们会把以上器物的装饰手法划归胎体装饰一类,当然还有别的手法,绘画就是很主要的一种,其最高成就则体现在景德镇彩瓷上。历代绘瓷艺师都有自己特殊的贡献。晚清时期的浅绛彩瓷一派和20世纪前期的珠山八友是景德镇现代彩瓷的前导。现代景德镇绘瓷名手林立,已故的章鉴和吴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章鉴是1959年被景德镇市人民政府首批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的绘瓷名家,擅绘人物瓷像和薄胎瓷件。他的瓷像画用笔精细,设色巧到。他绘制的《斯大林》3尺6寸瓷板像是我国政府赠送给斯大林70寿辰的礼品。他所绘制的许多皮灯、各式薄胎花瓶和碗、挂盘精品都已被国内外公私珍藏。编号为703的《粉彩双面叠绘游鱼纹薄胎花口碗》(口径20厘米,估价:15万-18万元),是他的又一杰作。薄胎瓷是景德镇特种工艺瓷之一,制作薄胎瓷的工艺要求极高,特别是修坯,要将几毫米的粗胎精修到差不多像蛋壳那样薄而厚度均匀,难度非常大,少一刀则厚,多一刀即破,这个碗是花口,就更不好修,修好的坯还要上釉烧成,这是又一道难关,然后才是绘画。章鉴在这个碗的内外壁上画了六尾三三对向而游的金鱼,每一条金鱼的颜色和动态都不一样,用色丰实,有质感有层次,把传统的绘瓷技法与西洋绘画技法很好地结合起来。更为叫绝的是举碗向光而望,你会看到六尾金鱼是内外叠绘的,这就如著名的苏州双面绣一样,看不到线头也看不到收针。碗的内外口沿、内底心和足边用蓝料绘画非常精细的图案纹饰,以金封边。这个把多种工艺技法调融在一起、又吸取西方艺术养分的作品,集三绝于一身———修坯、瓷绘、叠绘,实在是为人之所难为也。所以评家说:“双面瓷画许多人都尝试画过,但都画不好,只有章鉴画得最完美。”吴康的作品自成一派,他的艺术成就最高体现在瓷上肖像画。瓷上肖像画始于清末民初,初创时期是依样画葫芦,匠气极浓。吴康以开拓的精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改进和革新,创造性地把绘瓷材料、技法和烧成工艺与西洋绘画、摄影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早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他就已经试制成功彩色瓷板画像,此后他接连创新出人工底片晒花瓷像、粉彩瓷像等,为瓷像艺术开拓了更多的表现形式。由于长期细心的观察和揣摩,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所以吴康的瓷上肖像画,能很好把握住描绘对象的外形和内质,在用色方面是丰富、多变、自如,画像因此形神俱佳。编号为698号的《吉卜赛女郎》(估价:15万-18万)是吴康的一幅力作。这件瓷板画高58厘米、宽38厘米,是吴康瓷上肖像画艺术水平的最好表现。此画色彩明艳,过渡自然柔和,画中的吉卜赛女郎体态婀娜、肌肤粉嫩,奔放热情地翩翩起舞,一袭黑中泛红的长裙轻软曳地,裙下露出金黄色的舞鞋。这幅以中国陶瓷工艺绘制成的带有鲜明西方油画韵味的人物瓷像是很美的,它值得我们永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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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之谜_陶瓷知识


古陶瓷器物中的不解之谜多不胜数,让古陶瓷学家既如痴如醉,又伤透了脑筋。在所有的古陶之谜中,元青花之谜恐怕是最令人不可思议和费解的。一者,为元青花正名的,不是我们这个号称瓷器起源的国家,却是外国人,而且得出了一个个令国人目瞪口呆、改写青花瓷历史的结论:元代就有成熟的精美青花器。

元青花神秘之处还不仅于此。紧接着是一系列的谜团:那些精美雄浑的元青花大器,何以绝大部分远涉重洋、成批成批地出现在土耳其、伊朗?为何泱泱瓷器大国的皇宫里竟然拿不出几品大件元青花宝物?难道皇帝贵族不喜欢这种被称作元青花的玩艺儿?收藏在伊朗、土耳其博物馆的那些硕大无比的大盘、大尊、大罐,那层次重叠、繁而不乱、充满中西传统的艺术青花绘画,究竟是出自外国人之手,还是景德镇的陶工之杰作?为何在景德镇至今找不到这种厚重元青花的残件标本?其窑址究竟在哪里?还有元青花以及明初永宣的那种湛蓝湛蓝、有下凹锡光、凝聚不散的被称作“苏麻离青”的钴料,真的是郑和下西洋从外国进口的?或是本国就有?如果是郑和下西洋购回,一个拥有丰富瓷土和钴资源的国家,真的需要远渡重洋专购一种进口钴料,而又是谁提供这种钴料线索的呢?既然外国有这种“苏麻离青”原料,为何他们生产不出青花?还有一个谁都难以解释的问题,为何宣德时期都用这种进口料,而此朝之后,它突然间消失得那么彻底?即便是用完了,难道就再也“进口”不到了?

当然,作为一般的古陶瓷收藏者,对这些“谜”大可不必去计较。然而,只有到这些古瓷之谜被破解之日,才能标志着古陶瓷历史文化的延续和时代的进步。

破解古代陶瓷“魔壶”之谜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陕西省宾县在对一段废旧的城墙进行维修改造时,一件不太引人注目的瓷壶在古城墙下被挖出。当将这个不起眼的瓷壶清洗干净后,在场的古陶瓷专家对这件造型别致、装饰精细的古瓷壶感到十分惊讶。

这是因为:

它表面润泽有光,壶呈圆形,有盖却不能打开;

它全身雕刻有花纹,造型生动而又逼真;

它腹饰缠枝牡丹丰满华贵颇具立体感;

说它是壶,可又不知应该从何处把水灌入壶内。

面对这样一件让人费解的器物,专家们暂且把它称做魔壶。

魔壶·美

像所有的出土文物一样,魔壶通体带有一种神秘、沧桑、悠远的美。它强烈地吸引人的目光和注意力,不管是远观还是近赏,这只壶都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魔壶的外观呈现出灰白色,淡淡的釉色中带有些微青灰色,润泽有光。

壶的提梁是半圆形,好似一只飞翔中的凤凰,轻轻地落在了带有莲花的壶盖上。壶嘴出水处却似一只狮子张开的大口,其造型生动逼真,连狮子的牙齿都清晰可见。壶的腹部雕有缠枝牡丹,雕工精细颇具立体感。壶的底座上还装饰有精美的莲花纹饰。

从陶瓷工艺的角度看,魔壶胎体坚固,质地细腻,整体造型丰满华贵。特别是,这只壶用“凤凰”做提梁,以“狮口”做壶嘴,壶身缠绕有富贵牡丹,这不由不让人联想到凤凰为鸟中之王,狮子为兽中之王,牡丹为花中之王,集“三王”的灵气、霸气、美艳于一身,看来此瓷壶决非等闲之物!那么,它到底是作何用途的呢?

魔壶·谜

当专家们观赏了魔壶的美之后,发现了一些“谜”。这些谜曾让当今的专家们一度百思不得其解。

谜1:这个精美的器物,如果是一个壶,无论是用来盛水还是用来盛酒,它总应该有一个入口吧。可此壶虽然有“盖”,但壶盖与壶身设计制作为一体,根本无法打开。古人总不可能将酒或水从壶嘴注入再倒出来吧。

谜2: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壶的底座有一个梅花似的小孔,这是干什么用的呢?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这是除壶嘴外惟一能进入壶的内部的通道。于是专家试着将水顺着梅花孔注入壶内,这时水并没有从壶嘴流出来。可是令专家没有想到的是:将壶身正过来以后,水也并没有从壶底的梅花孔泄露出来,如果此时将壶身轻轻倾斜,水反而能从壶嘴正常的流出。

这是一只什么壶?在这只神秘的壶中到底藏有什么样“暗道机关”呢?

魔壶·智慧

为了解开魔壶的秘密,专家们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魔壶进行了X光“透视”。于是,他们领略了古人的智慧,感知了先人的伟大。

通过魔壶的剖面图,专家看到壶里面有两个导管,以此可以判断出,魔壶实际上是一只倒流壶。倒流壶是一种可以把液体从壶底注入,并从壶嘴正常倒出的壶。是根据物理学中的“连通器液面等高”的原理做成的。这个原理是:连通器中只有一种液体,且液体不流动时,各容器中的液面总保持相平。

因此,魔壶之所以没有可以掀开的壶盖,却在壶底留有一个神秘梅花形孔洞的谜就迎刃而解了。

据史料记载,这种壶在我国的唐宋时期就已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倒流壶的制作水平越来越高,后来还可以被做成具有多个内胆的,可以从一只壶内倒出不同液体的形式。由此看来,很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先们就已经了解和会运用这个液面等高的原理了。

可是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古人又是用什么方法制作出倒流壶的呢?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和现场示范,原来倒流壶在制作过程中也是要“倒”着作。需要先用陶泥拉出壶形;再将准备好的导管放进壶胎内部,然后再将成型壶口封上,进炉烧制。

就是这个烧制陶瓷的窑炉,当时的陶瓷工匠也掌握了先进技术。根据考古分析,在唐代,耀州窑的烧窑温度就已经达到了1310℃。能达到这样一种高温主要归功于一种窑顶完全封闭的马蹄窑。这种窑的先进之处在于,当火从火塘升起后先到窑顶,因为窑顶是封闭的,火只能沿着窑床往下运动。这样在火焰从窑底到窑顶的运动过程中,就可以对窑内的产品进行均匀烧制。最后的火从底部烟道排除。

由于倒流壶没有可掀开的盖,因此比起现在生活中我们常用的壶,密封的更严实,灰尘不能落入壶内,也就更卫生。好多外国人在参观了倒流壶后钦佩地说:一千多年前,你们老祖先就知道密封和讲卫生,真了不起。

其实倒流壶的“玄机”并不完全在这里,它的出现,展示了古人在陶瓷作品的设计、制造、烧制等各个环节上具有的先进工艺和高超水平。 

魔壶·人生启迪

关于这种壶的叫法,现在有好几种,比如倒流壶、倒灌壶、倒装壶等等。实际上它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给我们现代人一个启示。这就是倒流壶在利用了一个科学原理制成后,同时还说明了一个生活哲理。这就是:倒既正,正是倒,倒的终点为正,正的终点为倒。这样一个看起来匪夷所思道理,其实就是告诉众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不要超越限度。

通过对壶的花纹、雕刻技法以及过去在耀州出土的古陶瓷的对比研究后,专家确认,这个精美的陶瓷壶是耀州陶瓷发展之初的作品。

在我国的五代时期,现在的陕西省铜川市一带被称为京兆华原。从那时起,当地就开始生产陶瓷,被称为耀州陶瓷。到了宋代,耀州已有11万户工匠烧窑作瓷。耀州窑与宋代的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享有同样的声誉。它的青瓷釉色光洁明亮,胎体玲珑多变,是我国古瓷艺苑中一朵绚丽的奇葩。元代后期,耀州窑一跃成为西北地区的瓷业基地和最大的烧造区。明清时期,耀州的陶瓷业达到鼎盛,炉火昼夜不熄,故有“炉山不夜”之称。

如今这个被称为国宝的倒流壶,作为铜川市的荣誉象征,永远镶嵌在了这块土地上。如果有机会,希望你能亲临铜川,一睹“魔壶”的风采。

长沙蓝釉器之谜


在铜釉中如果渗有高分量的磷酸盐,而氧化铝的成份又低,那在高温烧成后表面釉色总泛上青蓝的色调,而过去还当这是钴料烧成的。长沙窑像中国其它瓷器,常就地采用漫山遍野的凤尾草作为釉料,凤尾草含氧化钙,又带有磷酸盐,在烧成后铜釉的纹饰便带松石绿的色层。

含氧化钙多的釉水也称石灰釉,在高温中烧成透明的松石绿表层,但石灰釉在高温中的黏度低,容易流淌,因此不好控制。在这种乳浊白釉中加入铜釉,高温烧成便更容易烧成蓝釉,与铜绿相辉映而成松石绿或孔雀绿。但由于釉的流淌强而不易成色,这就说明了长沙窑的蓝釉器为数不多。蓝色的形成并不是釉料所致,而其实是一种光线反射的蓝,这种蓝釉器常被误认为火度不够的畸形产物,但这类变态的器物因为稀有及美丽,却为收藏家所钟爱。

在蓝釉中的乳浊物是磷酸盐造成,在冷却过程中磷会把釉中的钙与硅分隔成不可相熔的两层玻化物,却又胶化成一体的“玻璃中的玻璃”,这种现象在陶瓷科技上又称为“液——液分相釉”。对长沙窑器来说,这两种液相中,一为氧化钙,是相连成连续性的液浆,而另一液相则为氧化硅,是包含在钙的液浆中的无数孤立颗粒。这些小颗粒都很微细,直径不到0.08微米(um),比光波中蓝光的波长(0.4-0.5微米um)还细,由于光波中的干涉作用,便析出一股短波光谱中的蓝色的光,使得长沙窑器的釉中泛蓝而看似蓝色的颜料。这种原理就像列理(Rayleigh Scattering)散射现象。天空的蓝,就是因阳光在透过大气层的水蒸气分子时,由于这些分子微粒细小,而阳光以大角度散射到地面的光线,根据列理定律,常以短波长的光谱为最有效,也就是蓝光那一端,因此天空常呈现一片蔚蓝。

上述这种长沙窑器的液——液分相釉具有特定的化学组成范围,主要特点是含硅多,含铝少,而磷含量也比较高,在烧成后以较慢的冷却速度降温,会分离成两个成份不同,互不混溶的液相,其中一相以无数孤立小液滴形成分散于另一个连续性的液浆里(就好像油和水,互不交溶,但一摇晃,油便在水中散成孤立的颗粒状)。孤立小液滴的大小一般小于0.2微米(1000微米=1毫米),因此波长更短的蓝光容易受到散射。中国历代高温釉中有不少属于液—液分相釉,例如长沙窑、钧窑、龙泉、天目及吉州窑,都带有明显乳浊感和蓝色乳光现象。钧窑的天青釉就是典型的乳光釉。

在陶瓷科技分析上也把这种蓝釉乳光的现象称为窑变。窑变釉的产生则建立于液——液分相的成功。因窑变产生蓝光须具备以下条件:

1)釉层要厚;

2)适度温度烧成后慢速冷却;

3)乳浊相(由磷酸盐化鲜而成)诱发液——液分相;

4)在分相液中的孤立小液滴必须小于1微米,而釉中多硅少铝。

长沙窑的纹饰,只有在烧造时符合这四个条件,才能转蓝,而且蓝光都集中在厚釉的地方。

如果提高烧成温度或加快冷却时间,釉中的分相小液滴逐渐回熔,孤立相和连续相合而为一,分相釉变成了透明釉,那就不再泛出蓝光了。

蓝色常令人联想起深不可测的大海,而对长居沙漠之中的中东人来说,蓝色的大海令他们心驰神往,因此他们对蓝色情有独钟。长沙的窑工抓住了中东顾客的心理,因此尽量烧造蓝釉的器物以作竞销。最出名的例子便是一个执壶,由蓝色与褐色的联珠纹串成连绵不断的圆圈,颇似波斯地毯的构图。很明显,烧造蓝釉器是窑工们以窑变法尝试烧造成的。所以蓝釉器应当被珍赏而不该当成烧造失败的废品。

破译马家窑彩陶之谜


马家窑文化实在是令人惊叹。它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重要的文化,也是中华文明之源。我钟情于马家窑彩陶,喜欢它的雄健、粗犷和充满神秘的色彩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激情。在我眼中马家窑彩陶是雄性的,而相对精细的瓷器则是雌性。因此,当我踏上诞生马家窑文化的古老而神圣的土地时,心中非常激动。在那里与同行的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王志安会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一座小山包上,年代约为距今4000—5000年。走进村庄,看见院落的门牌上写着:马家窑xx号。登上褐黄色的小山坡,有一块“马家窑遗址”石碑立在道旁。我们考察了先民烧窑的遗迹,在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看到窑场、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碟等。那残窑的灰层中,散落着红陶黑纹的碎片、兽骨、石斧,佐证了先民们创造的文明。我偶尔拾起几块红陶残片,虽然被黄土湮没了几千年,但残片上黑的图案依然清晰明畅,让人爱不释手。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我到过西藏、新疆、内蒙、四川等地考察;处处感受到马家窑文化的辐射,他是大中华大地的主流文化。

一、安特生其人其事

马家窑是安特生发现的。安特生来中国之前,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受北洋政府的邀请,来中国帮助寻找铁矿和煤矿。但后来他迷上了考古。他最早调查了北京周口店的化石,这是后来发现“北京人头骨化石”的前奏。1921年4月他在河南仰韶村调查矿物时,发现彩陶片和石器,从而发现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仰韶文化。

1923年,安特生认为中国更早的古文化应在黄河上游。他从河南出发,沿黄河走到兰州之后,四处寻找,终于从一个卖烟渣的商民的货摊上,找到了一件装着烟渣的破旧彩陶罐。悉知商民所带彩陶器来自临洮,他立即赶到临洮,当时兰州到临洮还没有汽车,于是他就独自骑马沿洮河而行,不辞辛劳,苦苦追寻,足迹踏遍了临洮的许多地方,终于在离县城以南10公里的洮河西岸马家窑村发现了中国境内的一种新文化。安特生把它命名为马家窑文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学者顾颉刚、裴文中等专程考察马家窑等遗址,从而确定了“马家窑文化”在中国远古文化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在发现马家窑遗址后,安特生逆洮河而上,在衙下集发现了寺洼文化,然后顺洮河而下在辛店发现了辛店文化。在临洮,安特生考察发掘半年多才回到北京。第二年他又来到甘肃,继续考察发掘马家窑文化的工作。他的学识渊博,考古经验丰富,不久在广河县的半山村又发现了半山文化;向西进入青海,在湟水流域发现了马厂文化。安特生把马家窑彩陶、半山彩陶、马厂彩陶都划归马家窑文化范畴。可以说安特生对马家窑文化的发现,是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贡献,可是,过去却一直把他视作为文化特务,并以盗窃中国文物等罪名加以否定。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1924年对安特生来说是难忘的,他完成了在甘肃、青海两地对马家窑文化的考察工作,发表了甘肃考古笔记,使马家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享誉世界,让马家窑文化走进了世界古文化的神圣殿堂。当年曾参与发掘的魏廉清老人听过安特生的报告,在报告中安特生要他们热爱家乡,保护好马家窑遗存。后来安特生从收购彩陶中带走了一部分,其余大部分彩陶留在临洮县城洋人巷基督教教堂内。解放后部分彩陶交于教育文化部门,所剩彩陶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破”掉。安特生带走彩陶是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回到瑞典后继续研究,出任远东博物馆馆长,并将这部分彩陶捐赠该博物馆,至今仍在那里展出。

最近,在瑞典东方博物馆新发现了胡适写给安特生的亲笔信,可见安特生与胡适的交往甚密。胡适对安特生在中国学术的巨大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对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充满了敬仰。

二、八卦锅起源涡旋纹

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八卦充满了神秘感,后人也为之津津乐道。到了马家窑遗址,看到彩陶上令人震撼的涡旋纹,我顿悟八卦的创始人伏羲可能受到了马家窑文化的影响。《周易》是周文王被囚时依据伏羲八卦演绎而成文王八卦,并进一部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的。易经是我国经书之首,是一部用阴阳学说揭示和描述宇宙内在本原规律的书,我年轻时读过,颇感费解。韩国国旗也是八卦图案,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大。

在马家窑文化遗址,我看到山上有不少被洪水冲刷的痕迹,不远处日夜奔流的洮河依旧汹涌澎湃,生生不息。先民对滔滔江水充满着崇拜和敬畏,于是就把这种真切的感受描绘在彩陶上。恩格斯指出:人类蒙昧时代的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就是渔猎生产。远古文明几乎无一例外傍水而生,水波形状的几何纹样在世界各地早期文明中都可以找到。我看了数百件纹饰各异的马家窑彩陶,特别是面对一大批富有激情的涡旋纹彩陶罐,它那流畅自然的线条,仿佛会产生流动的节奏和韵律,让人感到有无数的涡纹在眼前周而复始地旋转,好似八卦的旋纹,我突然来了灵感,先民在有限的空间里产生出无限的循环,这多富有创造力与想象力啊。我兴奋地对身旁的王志安会长说道:“啊,原来八卦起源于马家窑,这真是上苍赐我的见识。”我为自己的意外发现而欣喜不已。随行的朋友都对此说赞不绝口,并予以认同。

伏羲的年代在马家窑文化之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距今约8000年的紫红色彩陶,图案上不少符号竟与比它晚一千多年的西安半坡彩陶符号基本相同,可见彩陶文化年代跨度较大。先贤伏羲演绎八卦时,很可能受到涡旋纹彩陶的启发。伏羲演绎八卦之地里这里并不远,位于甘肃天山市北20公里的卦台山。山上有伏羲创绘八卦的画卦台,那里山峦屏翠,渭水环流。渭河中心有滩地数处,形似太极图样。河滩交界有一大石,不方不圆,似桂如笋,外实中虚,如画太极,名分心石。八卦来源:“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进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当地还有老子提笔点太极的美丽传说。在临洮城东的东山,有一座巍峨挺拔的建筑叫“风台”,相传为道家创始人老子升天处。老子叫李耳,他做过周朝管理图书典籍的官员,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的哲学家,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界公认的中国第一位文化名人:老子西出大散关后,在渭水、洮水一带传道寻根,最后在东山的超然亭“飞升”。洮河东岸有座太极山,阴阳交错,与“太极图”十分相像,这可能是巧夺天工大自然的造化给予老子以感悟。这一古老的传说似乎同八卦的起源有一定的联系。

三、蛙纹应是女娲身

马家窑生产红黑相间的蛙纹彩陶,红彩的着色剂主要是铁元素,可能用赭石作原料;黑彩的着色元素主要是铁和锰等。矿物颜料的特点为经久不褪,让数千年前的彩陶至今艳丽如故。对于彩陶上的蛙纹,我过去一直认为可能是出于先民对青蛙的崇拜,或与当时水患严重有关。青蛙是两栖动物,能在水中生,会在地里长,出入自由。青蛙产卵量大,繁殖能力强,这与先民企盼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的理念是一致的。毛泽东《咏蛙》诗云:“独坐池塘如虎距,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先民们大胆地使用极其抽象的图案,似“人”似“蛙”,来表情达意。寄托理想和希望,实属高明。我在当地考察时,看到过造型各异的“蛙纹”彩陶,有不少器物上绘有人头浮雕,眼睛、耳朵、鼻嘴等十分清晰,这恐怕与青蛙并无直接联系。先民的用意究竟是什么?我再苦苦思索,猜测“蛙”与“娲”同音,这是否与女娲补天的故事相关呢?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早已在民间流传。在一次洪水吞没举世人群的过程中,只有伏羲与女娲侥幸脱险,于是结为夫妻,人类才免于灭绝。后世人庆幸人类因之得以繁衍永续,便称伏羲女娲为人类始祖名字的典籍有:《楚辞?天问》、《山海经?大荒西经》。这些都是战国或秦汉时代的论著。女娲和伏羲二名并称,始于西汉《淮南子?览冥篇》。相传女娲和伏羲一样,亦出生于成纪,凤姓,人首蛇身或人首龙身,以蛇或龙为图腾。天水民间传说,伏羲与女娲成婚的地点,在现在的天水市北道区中滩乡西十二华里处玉钟峡内。还有一种说法,说玉钟峡在今秦安县城北七里处。

兰州人早将“蛙纹”通称为“神人纹”。这个“神人”很可能就是原始部落领袖女娲。甘肃博物馆编辑的《黄河彩陶》一书中将“蛙纹”彩陶,均以“神人纹”命之,这比较符合科学事实。“神人纹”身上长了很多善于游泳的“手”,发展到后来,先民的崇拜对象需要更多功能:不仅能够战胜水,还要能上天,能腾空而起。龙的雏形出行就在“神人纹”基础上产生了,我们在当地看到的彩陶上的原始龙纹图案就是最好的见证。

四、舞盆留原始巫术

临近甘肃的青海乐都县柳湾彩陶博物馆已落成,新型的建筑像白色的圆柱顶着一个彩陶盆。陶盆上正是大通县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盆上的图案,共三组五个女子手拉手,他们整齐地侧着头,踏着统一的步伐,辫子甩向一侧,尾巴似的飘带一起甩向一侧,静止的画面上展现了节奏和动感,在清澈的河边整齐划一地踏歌起舞。先民们是欢庆谷物的丰收,抑或是在祝贺出征的胜利,一般学者都这么认为。

经过反复思索,我以为这恐怕与今天轻松浪漫的舞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我看来更像是在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在举行原始巫术,这应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巫,祝也。祝祭主赞辞者。”在西藏实地考察时,我看到那里至今仍保留着原始巫舞,巫师装扮成神的模样,充当与神沟通的使者,在祭祀中手舞之,足蹈之,以取悦神灵。舞者还不断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以吓退妖魔,祈求平安。由此我联想到今人对舞蹈纹彩陶盆的认识,可能只在表层而已。

舞蹈纹彩陶盆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泥质红陶,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敛口,卷唇,画面舞者动作协调,踏着音乐节拍,舞姿轻盈,神态生动,优美,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物图画之一。这件陶器的纹饰,画师是经过精心构思的,表现了在五千年前的黄河边就有了类似的精神活动。先民面对某些自然现象或者对自然力不理解或不可抗拒时,往往会归咎于神鬼的作用。古代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周书?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舞雩(古代求雨一种仪式)。”《尚书?益稷》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先民将自己打扮成各种野兽的样子,击打着石质乐器,跳着原始宗教巫舞。原始巫舞内涵极其丰富;有演习图腾崇拜;有向上苍袒露心迹;有祈求人口繁盛;有求神保佑来年风调雨顺;更有祈求驱赶魔鬼等。人们从更广阔的内涵加以推测都不为过。原始画家对生活的感受是深刻的,其表现技巧也是高超的,他以虔诚的心灵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表达了先民的愿望。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马家窑文化是一支与仰韶文化关系相当密切并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一种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相当发达,尤其是彩陶出土的数量之多和彩陶花纹之繁缛,是其它新石器时代彩陶无法比拟的,在造型和彩绘上又有独自的地方特色。今天所见的马家窑彩陶,都不是传世之品,都来源墓葬,而且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它是后代对去世的先辈的陪葬品,是虔诚之物,神秘之物,神圣之物。在绘制这些彩陶时,先民们必是怀着极其严肃的心情操作的。他们所画的每一笔线条,都不是随意之作,而是寄托着他们的情思,表达着他们的理念。他们绘制的图案,反映着当时社会现实和基本思潮,并有着某种传承关系。

我国西部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历史悠久的彩陶为特征,从距今约8000年历史的最早彩陶的发现,彩陶经过了仰韶、马家窑、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漫长的文化岁月,延续了5000多年,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

解读蒙娜丽莎陶瓷文化设计理念


“蒙娜丽莎”代表着一种不可言喻的美丽,她永恒的微笑,是世界艺术宝库中最永恒的镜头,更是西方古典油画艺术的划时代作品。作为一个陶瓷品牌,它似乎注定与美丽有着解不开的缘。在深圳,无论是在市场占有率还是品牌知名度上,蒙娜丽莎陶瓷都位居前列。品牌的定位,在开始之初就不同凡响,它是艺术与生活的升华。经过设计师与企业的充分沟通,最终达成蒙娜丽莎一致的风格定位:现代艺术时尚+西方新古典主义。

现代室内设计与家居设计正推崇一种简约的时尚,意在提倡一种美,一种艺术,一种境界。对设计师而言,用尽浑身解数,挖掘从传统到前卫的多种设计形式,把本来简单的空间,包装起来,成为另外一种简单,冠以美名“简约”。

如何让瓷砖扮演更具深度和文化涵量的展示角色,成为设计的重点。蒙娜丽莎瓷砖具有现代的简约风格与新古典主义完美融合的特点,材质的采用粗犷而有质感,使瓷砖的华丽外表中增添历史的古朴而清新的气质展露无遗,自然、艺术、生活,在这里融洽无间。

解读高丽青瓷


高丽青瓷大约产生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尔后在发展中曾两度达到鼎盛,即前期的翡色青瓷和后来的镶嵌青瓷。

高丽青瓷属宫廷和贵族用瓷。 就历史而言,是指公元918年至公元1394年高丽王朝统治的这470余年时期的青瓷。早期的高丽青瓷是一种灰青釉系的青瓷,这时期的青瓷尚属泥釉系粗青瓷。10世纪晚期,其青瓷釉色呈深绿色调,有时出现黄褐色。大约至11世纪中晚期,高丽青瓷发展到高峰时期,其胎、釉都经过了精选,质量较高。这一时期的高丽青瓷大都仿效宋瓷,其纹样及造型忠实地沿袭了越窑、定窑、耀州窑,以及后来的汝窑、龙泉窑的风格。

12世纪上半叶至中晚期的80年期间,高丽青瓷出现了第二次鼎盛,产生了具有其强烈民族风格的高丽镶嵌青瓷。镶嵌青瓷,是指这类青瓷在釉下有黑白两色作装饰的镶嵌图纹。其装饰方法是先在胎上划出图样,再在所刻槽内填入黑白两色土酱,入窑初烧后,再在素烧的半成品器物之上施青釉经高温烧成。一般认为,这种技法来自高丽金属嵌银丝的习惯,特别是镶嵌的纹样,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而形成其独特的民族形式。为了突出镶嵌的技法,青釉的透明度有所提高,同时也多显冰裂纹,而且从此与中国古越窑、耀州窑、汝窑、定窑的青瓷相去甚远,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风格。

但是,这种情况时间并不长久,大约自13世纪初起,高丽青瓷的质量每况愈下,纹样过于单调粗糙,曾经普遍流行的云鹤纹、薄柳纹也极为简略,有是仅仅是薄柳,且釉质也大不如从前。

镶嵌青瓷的同时,高丽青瓷当中还有以氧化铁为着色颜料绘制或剔划为装饰工艺的产品,人们称其谓高丽青瓷铁绘或铁彩器。

高丽青瓷,包括镶嵌青瓷、青瓷铁锈花器在内,胎体厚薄适中,且胎体特别轻,这一点为任何仿品所无法企及的。

高丽青瓷的釉色比较接近于龙泉青瓷,以粉青和翡色为主调,但釉质大不相同,其釉质釉面呈两种情况,一种为光亮莹润,一般少有开片;另一种为木光,如青瓷龟形壶,釉面无光泽,并有细小纹片。

高丽镶嵌青瓷的釉质及釉色与青瓷也有明显区别。其一,镶嵌青瓷的釉色以粉青或绿中泛黄为主调。其二,镶嵌青瓷的透明度较青瓷为高,这样有利于突出其黑白相间的纹饰,并且有明显的细小开片。

高丽青瓷及镶嵌青瓷采用垫烧法或支烧法,其垫烧器物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粘砂,粘砂又多为白色砂粒。其支烧器物,支钉粗大,支钉痕多呈三角状,并呈现出硅结晶状,支钉枚数多为3至4枚。

高丽镶嵌青瓷,其黑白花纹装饰之处,以手抚摸,有轻微的凹凸不平感。另外,镶嵌青瓷,其黑色为浓重的墨色,可用"黑又亮"三字概括。 这种黑色也为任何仿品所不能及的。

古瓷修复之谜


有机会造访上海博物馆的人们,可能会因为凝神注视玻璃罩内那些古代艺术品而被其流淌出的精美绝伦所窒息。特别是当他们被告知,这些积聚了中国历代工匠们毕生心血烧制出来的绝世名瓷,曾经是那么的脆弱不堪,要么粉身碎骨,要么残缺不全,不免让人弃之可惜,视之心痛。

这一切,没有比古瓷修复大师蒋道银先生再了然于胸的了。

“基于对时间和空间玄学的沉思,中国陶瓷的绘画、造型和釉彩无不充满了出世的空灵感,尽管那些画面的内容是在描绘尘世的生活。”当我和蒋先生面对面地坐在他那间并不宽阔的工作室里,兴趣盎然地聊起摆满工作台的那些残片时,他告诉我说,“中国的窑工们总是力求能创造出超越王朝兴衰的永恒艺术品,但他们无法与时间抗衡,只能一任亲手创制的旷代精品一再经历人世间的沧海桑田,留下太多的遗憾。”

相貌普通的蒋道银先生迄今为止已经修复了500多件曾经残破的——但目前有些已经价值连城——古代陶瓷,从良渚文化扁足陶鼎到南宋官窑,从元青花玉壶春瓶到明青花龙云大缸,从唐彩绘陶仕女俑到徐秀堂紫砂艺雕螃蟹。有人说,他修复了古代窑工们的心血和智慧,但我以为,如果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讲,他修复的应该是曾经缺失的中国古代陶瓷史。

事实上,正是因为资料的严重匮乏,使我们接下来的故事无法从神奇的陶瓷器修复技术的起源开始说起了。不过,还是有人做出了比较大胆的推测,说既然早期的陶瓷器修复工艺曾流传于民间社会,那么这种绝技就应该象许多神奇的传说一样,其历史必然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以前,比如秦汉时期。在仅仅二三十年以前的西部农村地区,仍然可以在乡村间或见到一种古老的锯接技艺——一种用铜、铁等制成的两头带钩的锔子将破碎的陶瓷片相拼合的方法——和用虫胶、糯米等天然黏接剂黏合的“老法子”。有意思的是,张艺谋还曾经在他的名作《我的父亲母亲》里用这种技艺修补好了女主人公破碎了的碗(当然还有她伤透了的心)。

瓷器仿古在宋、清两代一度掀起过高潮。但当时的仿造,是出于对前朝器物的崇敬,是光明磊落的仿造,让人一眼看出来路,或者在底足上写明“大清仿明成化”等字样,这样的“仿”,不失为一种再创造,可以推动这个时期的工艺发展。而以攫取暴利为目的的瓷器作伪则是对“规矩”的破坏,是对艺术收藏的破坏。1930至1940年代,许多古董商都暗中聘请修复艺人用化学材料修复陶瓷,使修复后的瓷器几可乱真,从而以某朝某代的“珍品”为名寻找附庸风雅却不识货的买家。据说当年在上海滩活跃的以此为业者有些至今还健在。

瓷器的修复方法一般有两种:博物馆修复法和隐藏修复法。博物馆修复法不完全掩盖损伤痕迹,是严肃收藏家们最理想的方法。隐藏修复法则试图完全消除任何损伤的痕迹。亚洲的收藏家通常用截然相反的材料进行修复,比如,他们会用金色的漆来填补破裂线,这样修复的痕迹就成为这件瓷器本身的一个特征。

根据我的了解,目前中国从事古陶瓷修复的高手不过200多人,而在中国文物收藏占半壁江山的上海,真正从事古陶瓷修复的仅二、三十人,其中被称为古陶瓷修复“大家”的也就区区几个而已。这其中,又公推蒋道银为“第一人”。据他的朋友介绍说,早年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舞美设计时积累下来的绘画、造型经验使蒋道银在几十年的古陶瓷修复生涯中获益良多。

元青花之谜


古陶瓷器物中的不解之谜多不胜数,让古陶瓷学家既如痴如醉,又伤透了脑筋。在所有的古陶之谜中,元青花之谜恐怕是最令人不可思议和费解的。一者,为元青花正名的,不是我们这个号称瓷器起源的国家,却是外国人,而且得出了一个个令国人目瞪口呆、改写青花瓷历史的结论:元代就有成熟的精美青花器。

元青花神秘之处还不仅于此。紧接着是一系列的谜团:那些精美雄浑的元青花大器,何以绝大部分远涉重洋、成批成批地出现在土耳其、伊朗?为何泱泱瓷器大国的皇宫里竟然拿不出几品大件元青花宝物?难道皇帝贵族不喜欢这种被称作元青花的玩艺儿?收藏在伊朗、土耳其博物馆的那些硕大无比的大盘、大尊、大罐,那层次重叠、繁而不乱、充满中西传统的艺术青花绘画,究竟是出自外国人之手,还是景德镇的陶工之杰作?为何在景德镇至今找不到这种厚重元青花的残件标本?其窑址究竟在哪里?还有元青花以及明初永宣的那种湛蓝湛蓝、有下凹锡光、凝聚不散的被称作“苏麻离青”的钴料,真的是郑和下西洋从外国进口的?或是本国就有?如果是郑和下西洋购回,一个拥有丰富瓷土和钴资源的国家,真的需要远渡重洋专购一种进口钴料,而又是谁提供这种钴料线索的呢?既然外国有这种“苏麻离青”原料,为何他们生产不出青花?还有一个谁都难以解释的问题,为何宣德时期都用这种进口料,而此朝之后,它突然间消失得那么彻底?即便是用完了,难道就再也“进口”不到了?

当然,作为一般的古陶瓷收藏者,对这些“谜”大可不必去计较。然而,只有到这些古瓷之谜被破解之日,才能标志着古陶瓷历史文化的延续和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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