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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再现北宋贵族精致生活

考古再现北宋贵族精致生活

北宋汝窑瓷器鉴别 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怎样鉴别北宋汝窖瓷器

2020-07-24

北宋汝窑瓷器鉴别。

吕大临家族墓

虽然吕氏家族墓地多数墓葬被盗,但出土的随葬器物种类仍十分丰富,共有700余件组,有瓷、陶、石、铁、铜、锡、银、金、漆及珠贝类等。其中,瓷器数量多而品相好,以耀窑产品居主流,兼有景德镇湖田窑、定窑、建窑的产品。石器以当地骊山石打造,做工精细,主要为餐具、茶具、香具等。除此之外,文房用具中各类砚台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其中有带铭文的歙砚、豆绿色俏红边的贺兰石砚、鱼肚白的澄泥砚等。另外还有女子使用的各类闺阁用具,如脂粉盒、发簪等。

这些精致考究的生活用具,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态,也彰显着蓝田吕氏家族书香门第的家族传统。古墓白茶“复活”千年茶艺“这是北宋时期珍贵的白茶,深受宋徽宗的喜爱。”主持考古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蕴说,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北宋时期吕大临家族墓园出土了一批铜、瓷、石等材质的茶具,个别茶具上还残存着数十枚绿茶,部分茶叶仍呈翠绿色,而铜钵与渣斗的成对出现等,更为“复活”中国人的千年茶艺提供了重要资料。

记者在文物保护室看到,在一件铜钵的底部上附着一小撮绿茶叶呈风干状,大约有20根,清晰可辨,极为罕见。与铜钵配套的是一件口侈腹小的铜渣斗,其内壁上仍能看到一些附着的茶叶。

据介绍,铜钵与渣斗出土时扣在一起,属于两件套。除铜钵底部湿附着有绿茶之外,在渣斗的宽沿与腹壁上还有残茶流淌的白色痕迹。张蕴说:“墓园出土了数十件主要用途为茶具的渣斗,分为陶、瓷、石、铜等材质,可谓十分讲究。

中国古代人在唐宋时期一般是沫茶吃,按“茶圣”陆羽的说法叫做煮茶,即古人常说的吃茶。而这次出土的保存较好的绿茶叶,表明其时喝茶的方式不仅仅是沫茶。张蕴认为,从在吕氏家族墓看,当时有两个系列的饮茶用具,一个是常说的沫茶,是需要碾碎了喝的,另外一种就是沏茶的系列,它很接近于现代沏茶方法。出土茶托盏曾是时尚物件

此前,考古学家在宝鸡法门寺的唐代地宫中曾经出土过一套皇帝捐献的茶具,其中茶炉、茶磨、茶筛子等一应俱全。

张蕴介绍说:“我们这次出的茶托盏较多很讲究,来源名窑有耀州窑、建窑、定窑等,虽然没有出煮水的炉子,但出土了茶炉所用的碳铲、火筷子等,造型都很精致,都有攒花。当时在沫茶系列里是以这个建窑的托盏最为名贵,贵族或高级知识分子里边最为流行,谁家里如有一个建窑的金毫或银毫盏的话,就属于非常讲究档次了,那是士大夫们优雅精致生活的象征。”

专家称,古人喝茶十分讲究,除了茶具讲究之外,有时还需要沐浴、焚香,随性书画。吕氏家族墓出土的香具、文具等,都应是有讲究的。它从一个侧面,让我们领略到了古人仆从侍候沐香饮茶时书画人生的精致生活片断。银质化妆盒存留胭脂

考古学家在吕氏家族墓地还发现一件核桃大小精巧玲珑的银质化妆盒,盒内存留暗红色物质。经中国科技大学实验中心检测鉴定,为女子使用的胭脂。

胭脂,又写作燕脂、燕支、焉支等,一种红色染料,古代妇女用以涂脸颊或嘴唇。史书说,“美人妆,面既施粉,复以燕支晕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可见胭脂对妇女面部化妆的重要。

胭脂在中国殷商时期就有了。《中华古今注》上说,胭脂盖起自纣,以红兰花汁凝为脂,为燕国所产,故名燕脂。有的史书上还说,那时称作燕支,是因为燕地妇女采用燕支山上生长的红兰花叶汁做成一种红色染料而得名。现今甘肃永昌县与山丹县之间,还有燕支山或叫焉支山的。据说,匈奴在汉武帝时,失去祁连、燕支山后,民间流传着一首歌,其中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匈奴王的妻子叫“阏氏”,也就是燕支,意思是他们的妻子可爱得就像燕支花,艳丽动人。因此有人认为涂胭脂的习俗有可能始自匈奴人,后来又传给汉族妇女。

胭脂盒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宋代更是盛极一时。

抚摸这些历尽岁月沧桑的胭脂盒,依然飘荡着沁人的芳香,多少岁月挥之不去,多少红颜白发随风而逝。这盒中胭粉抚摸过多少桃花脸?这小小的盒儿又装过多少杨柳风?如今已无人懂,活在历史中的只有她们唇红齿白,娇艳欲滴,她们的花容月色,冷若冰霜,偶尔回头一笑,心神迷醉,倾城倾国!精致白瓷身份成谜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瓷器均为餐饮具,以铜川耀州窑青釉瓷为主。其中刻花碗和盘、缠枝牡丹纹梅瓶、牡丹纹渣斗、刻花盖碗、素面套装酒壶与花口温酒樽、素面套盖瓷盒皆做工精到,造型别致,釉色晶莹细腻,设内外双重盖,内盖又为两件组合而成,根据需要既可全部打开又能只提揭中心小盖钮取物,更好地起到封闭作用。特别是套装酒具的出土,印征了耀州窑生产的花口樽还有与酒壶配套使用的功能。

属景德镇湖田窑青白釉瓷的器物虽然不多,但品相好、造型佳。如瓜棱腹执壶圆唇、高领、鼓腹、平底,执手与短流对生肩上,盖钮生动,盖沿与执手端各有小贯耳以穿绳连接,其构思缜密周到,加之浑厚的外观造型、剔透细腻似自然天成的青白釉色,使其在众多出土瓷器中格外醒目。另一件素面香熏做工精细,附以巧妙的构思更显出影青瓷具的玲珑晶莹。福建烧制的黑釉茶具以其庄重华美的釉色在宋代上流社会中非常流行,此次出土的金银兔毫茶盏皆为建窑代表产品。河北定窑产品以餐具碗、碟、储物瓷盒居多,还有一批窑口出处尚待研究的餐具,其精到的制作工艺、端庄典雅的外形、均匀细腻的釉色均属白瓷的上乘之作,而出处之谜更增添了美丽外表的神秘色彩。为何少见金银器

出土器物中金银器很少,有素面金簪一枚,造型简捷质朴,应当是男子束发所用;錾花妆盒一件,大如胡桃,精巧玲珑,盖面錾刻大朵牡丹,下衬鱼子纹,应属女子随身携带之物。

张蕴说,出土的这么多文物中主要是瓷器。唐代是金银器多,但到了宋代,随葬金银器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宋代可能讲究更雅致的一些东西。所以在闺阁用具里,妇女的装饰品非常少见。作为这样一个大家族,有这么多女性墓主,却没有特明显的很精美的装饰,可能吕家的家教非常严格,是比较讲究朴素、低调的一个家族。

除了出土的文物精致讲究外,张蕴发现,这片家族墓地也是经吕家人精心挑选的。

张蕴说,墓地坐北向南,能充分地接受阳光。另外,土层非常深厚,且土质很坚硬,适合于营造比较深的墓葬,为他们建造土洞墓室提供了一个先天条件。另外,墓地背靠骊山,面对灞水,依山傍水,这在风水学上非常好。水是财气,在墓地的两边,又有两条灞河的支流把墓地环绕起来。当地人到现在还说吕家选的这个墓地有“二龙戏珠”之势。

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应该是张蕴退休前的最后一个田野发掘工地。“这个一千多年前显赫家族的墓地中有着太多精美宝贵的文物需要仔细整理,也还有不少的谜团等待人们进一步破解。”张蕴说,田野发掘工作的完成意味着另一个工作的开始,就是通过文物的整理,揭示北宋时期吕氏家族及他们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真实生活状态。

扩展阅读

老瓷片再现残缺美


清代瓷片摆件

明代胡人骑马图吊坠

红木嵌钧瓷屏风

人们收藏瓷器,大多追求完整器,老瓷片一般作为标本来学习和研究。不过,记者走访发现,近些年来老瓷片也不甘寂寞,化身为各式各样精美的装饰品,让我们的生活更具艺术气息。

当老瓷片遇上建筑

当人们走进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大门,首先便会被整整一面墙的老瓷片所吸引。据馆长何飞介绍,这些都是唐代鲁山段店窑的瓷片,“镶嵌在墙上,既有装饰作用,打造博物馆的独特风格,又能体现河南的陶瓷文化,是一种文化推广和展示。”

河南省陶瓷文化研究会会员敬勤俭先生的“商都魂古陶瓷标本收藏馆”,也把老瓷片的装饰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小院的墙壁上,镶着各个年代、不同窑口的瓷片,让这个坐落在老胡同里的收藏馆更添一丝古朴的韵味。

敬勤俭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博物馆、会所等,都喜欢把老瓷片融入建筑设计中。普通的老瓷片价格不高,却比很多昂贵的现代材料更有装饰性,也更具文化底蕴。”

残缺美,也入画

在大象陶瓷博物馆,记者还注意到茶室里两幅古色古香的“画”。凑近一看,精美的实木画框里,原来是两个大瓷盘的盘底,上面绘有人物故事,画工精细,颇具美感。何飞介绍道:“这两个磁州窑系人物盘,一个元代,一个明初,是我多年前收来的,因为残缺,价格较低。后来我看盘底的图案很不错,就给它们加了框,挂在墙上就像挂了老画似的,效果挺好。”

这个妙招并不算何飞的“独创”,记者在国香茶城的“鲲鹏茶器”,也看到了几幅加了画框的盘底、罐盖等。店主李鲲鹏告诉记者:“我们在景德镇收老瓷片,有时候会发现一些面积较大、图案较好的盘底,它们不像完整器那样可以配个架子摆在桌上欣赏和收藏,有人就想到这个办法,把它们放入画框做成‘瓷画’,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除了这些“瓷画”,记者还曾在中州古玩城见过一件嵌着数十片宋代钧瓷片的红木屏风,十分独特。据了解,2005年北京华辰拍卖会上,也出现过一套嵌有宋代钧瓷碎片的楠木四条屏,估价为12万至22万元。

河南省陶瓷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张保庆介绍,“把钧瓷老瓷片镶嵌在木质屏风上收藏,从明清时期就有,现在也有人做,这是钧瓷的一个特色。主要是因为宋代钧瓷完整器鲜有,连瓷片都不多,素有‘钧瓷一片值千金’的说法,人们十分珍视,便有了把钧瓷片做成屏风的传统。其他种类的瓷片,倒是很少做成屏风。”

瓷片饰品的人文之美

除了装饰家居环境,老瓷片也能做成项链、胸针、戒指、耳坠等饰品,给佩戴者增添一份古典美。记者曾在北京南锣鼓巷的多家银器店见过包银的瓷片吊坠、戒面,前几日,记者走访郑州市场时,也发现了这样的饰品。

这些老瓷片饰品价位从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店家介绍,“价位主要是根据年代、画工、完整度、内容题材、官窑或民窑等来决定。瓷片饰品以景德镇的为主,因为画工、题材比较好;也有河南的钧瓷、汝瓷、绞胎瓷等,钧瓷变幻莫测的釉色很漂亮,汝瓷则清雅如玉,很受人们欢迎。”

店内顾客李小姐告诉记者:“我一直很喜欢老瓷片饰品,感觉它比黄金、珠宝饰品更有内涵。5年前,我就在外地买过一个青花瓷片项链坠,当时郑州还没几家卖老瓷片饰品,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

宝石蕴含的是天地精华,瓷片体现的是人文之美。每件瓷片都是凝聚了古人智慧、独一无二的手工作品,它们带给人的,不只是装饰和点缀,更是修养和灵气。

德国精致陶瓷娃娃


陶瓷娃娃英文名“porcelaindoll”,表情丰富,神态逼真,或坐或站,或笑或哭,或生气或喜笑颜开;仪态万方,风情万种:或诙谐逗趣,或天真可爱,或自然清新,或端庄高贵,或古典雍容;衣着端庄,婉转风流,不同的着装设计风格体现出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和化平凡为神奇的灵感。

陶瓷娃娃原产于德国,距今已经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在国外,特别是欧美国家,陶瓷娃娃是传统的馈赠、收藏佳品,有一大批陶瓷娃娃的收藏爱好者。

所谓陶瓷娃娃,仅仅头、手、脚为陶瓷,并不是意义上的全部陶瓷构成。最近国内也出现了用高档塑胶件代替陶瓷件,避免陶瓷易碎的毛病,也避免了塑胶易老化、肤色不逼真的问题。它的身体是棉花,外面还跟人一样,穿上各种各样的衣服,娃娃的衣服设计,是整个娃娃的灵魂,设计师把所有的心血都融入其中。

陶瓷娃娃肤色逼真,造型动人。馈赠他人,多一份心的交流,人文关怀;收藏于卧室客厅,更显主人不同凡响的品位;以娃娃会友,更多自然的雅趣;送给孩子,培养其丰富的感知爱的能力。陶瓷娃娃确实是不多见的上佳工艺礼品。

中国开放后,陶瓷娃娃的生产中心转移到中国,并产生了一大批大型外贸企业和生产骨干。目前国内的陶瓷娃娃不外乎这样两种风格:维多利亚款式,讲究古典、豪华;休闲款式,讲究轻松自然,平淡朴实,更贴近生活。

北宋官窑的鉴别


1、汝窑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

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

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言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瓷窑的分布情况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官窑来源于民窑,从这个逻辑上讲,在汴京建立之前,理应有个民窑的存在。否则,这种“汴京官窑”青瓷便成了无源之水。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解决北宋官窑遗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考古证实,清凉寺遗址的部分发掘品与传世汝窑瓷相同,官汝窑器的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基本为淡天青色。色调稳定,釉面滋润而不甚光亮。釉层开细小纹片并伴有冰裂纹,因裹足支烧。器底留有芝麻大小不等的支烧痕,制作十分精致。在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民汝窑器,经研究,当时官汝窑烧造前的遗存。这证明了先“命”汝州烧青窑器,后“自”置官窑的历史事实。

南宋官窑的发掘为研究北宋官窑的源头提供了珍贵资料。南宋官窑的发掘者认为:“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受浙江制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而是根据汝窑的技术而生产的,所以,从胎、釉配方,胎色、器形、釉层不透明、开裂和用支烧等,都与汝窑官窑相似。”可见,文献上的“袭故京遗制”是袭官汝窑而不是袭所谓的“忭镜官窑”。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宫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证,即可得出官汝窑即时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的结论。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汝窑产品的特征为: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呈淡青色。并注重釉色的典雅,以开纹片为美,不讲究刻划花的装饰,个别器物仅仅装饰一道或几道弦纹。造型大多模仿古代青铜器的样式烧造,古朴而端重。制作精细,盘、碗、洗等均采用裹足满釉支钉烧法,圈足卷曲外撇,器底留有细小如芝麻大小的支钉烧痕迹。

关于官汝窑烧造的时间可作如下推断:《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指明了官汝窑的上限在政和(1111—-1118年)年间。又据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宣和和奉使高丽图经》内记有“汝州新窑器”之说,证明官汝窑建立距宣和六年不会太久。而后便是靖康之乱。故而笼统言之,官汝窑的烧造史是上起政和年间至北宋灭亡的10余年间。

2、钧窑

官钧窑是继官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考古工作者据“花石纲”史料及有关方志记载,结合宫中传世的钧窑瓷器,对其产地今河南禹县进行过多次调查。1965年,终于在禹县城北门内的八卦洞发现了古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在造型、釉色方面均与宫中传世钧窑瓷相同。从而证实了禹县窑址即是北宋官钧窑遗址。

北宋后期,在苏、杭设置“造作局”,以应皇室之需,竞相制作各种奢华奇巧玩物。尔后,有设“应奉局”搜罗各种珍贵的花石树木,运作汴京,史称“花石纲”。徽宗根据《周礼》记载,大兴土木,凿池引泉,修建殿阁楼台。庭院满目嘉花名木,室内陈设奇花异石,并建“寿山艮岳”。为了种植奇花异草和制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县建立了官钧窑,以烧制陈设用瓷。

官钧窑自民间择选能工巧匠,烧制各种宫廷陈设用瓷。如花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等,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称最。质地优良,制作精细。其中的玫瑰紫花盆、月白釉出戟尊均为宫中收藏官钧窑中的精品,这类官钧窑瓷器的底部分刻有“一”至“十”的编号字样,标明每类器物有自大到小的10种型号。官钧窑出窑后皆遴选入宫,臣民难得获得,故罕见墓葬出土。北宋灭亡,官钧窑废弃后民窑承其余绪继续延烧,生产民间用瓷。所以后来墓葬出土的钧瓷,都是民间瓷窑的产品。

官钧窑遗址发掘证明,官钧窑瓷器为两次烧成。即在器物成型后,坯体先要经过、一次素烧,然后施釉,再次入窑烧造。因为钧釉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艺术釉,须以多次分层挂釉,比一般瓷釉为厚。若坯胎强度松软,不经素烧,即挂釉烧造,会造成废品迭出。素烧还可以在施釉以前剔出不合格的坯胎,素烧有高温与低温两种。官钧铀成于高温,因此,钧游要求胎体的强度较高,经过高温素烧,可使胎釉强度一致。从而,达到提高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目的

陶瓷与考古有什么关系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陶瓷古国,陶瓷与考古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历代古陶瓷在国外特别引人注目,身价不凡。有些极有价值的中国古陶瓷珍品,在国外著名的博物馆收藏被视为价值连城的珍宝;近几年国际上掀起一股“中国古陶瓷热”的浪潮,一九七七年在南朝鲜新安海底中打捞的一万二千多件中国古陶瓷,轰动了世界,许多考古学家如获至宝,仔细地研究了从新安海中打捞的确认为元代的中国陶瓷,发表了许多论文,从打捞出的陶瓷器皿发现许多问题,特别是使人们更加了解元代贸易陶瓷的性质和作用,并对当时东亚陶瓷贸易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凭据。

瓷都景德镇的古陶瓷闻名世界,一九八二年在轻工业部和中国硅酸盐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上,来自澳大利亚、德、日、英、美等国的学者和专家在上海开完会后,风尘仆仆专程来到景德镇陶瓷馆参观,他们对古瓷陈列室看得特别仔细,日本的著名陶瓷专家三上次男,英国政治活动家、考古学家艾惕思等学者为了一块古瓷盘的考证,几乎蹲在地上研究了半天……他们试图通过研究中国古瓷来研究中国历史及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

凭借陶瓷帮助考古有很多长处,陶瓷有一个特点,它与丝绸、书稿等不同,书稿、丝绸容易腐烂不易保存,而陶瓷器都是永久性的,陶瓷器就是打破了,也还有碎片存在,有碎片就有考证的一线希望。有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名叫惠勒,他说:“十世纪以后的坦噶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就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因为一九五五年前后许多考古学家在那里做过考古调查,曾发现在五六十处古代遗址中都有中国瓷器。也有些非洲国家的古代遗址的时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就是《作为古代中外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说明我国瓷器对研究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历史的重要性。

古陶瓷在我国考古学上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物,只要我们掌握了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规律,了解到各个时期瓷器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各时期的陶瓷制品的造型、装饰、釉色等,它就能帮助我们断定遗址和墓葬时代,从而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些遗址和墓葬,没有具体的年代记载可寻,在这种情况下,陶瓷器就普得特别重要了。因为每个遗址与墓葬出土文物一般说来陶瓷器是很多的,就是对一些具体年代的墓葬,也就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如墓是否完整,有没有破坏过,是否有晚期墓葬的混入,如果早期墓葬发现较晚的陶瓷器,说明该墓可能混进了其它较晚的墓葬,也可能是盗墓的人带进去的等等。

对于有些古陶瓷的造型特征,年代的考证,也便于我们考古学者认识和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情和其它许多问题。如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的秦始皇陵中宏伟壮观的秦俑群,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这些数以千计的兵马俑组成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它说明我国古代丧葬制度是阶级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秦始皇地上王国的地下的再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而且为我们研究秦代烧陶技术和雕塑艺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陶瓷是外交史上友谊的纽带。我国陶瓷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声望。远在唐代中国瓷器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与海路销售海外,传播到世界各国,所以人们在今天研究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历史时,陶瓷器也是一个重要的友好象征。因为历史上的交往,中国的古陶瓷在外国出土以后,必定给我们留下了考古学上的特证。日本陶瓷考古家三上次男先生在他的著作《陶瓷之路》里提到“陶瓷”在这方面的作用时说:“总之,陶瓷是跨越中世纪东西世界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一座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我国陶瓷历史十分悠久,古陶瓷、古窑址和其它文物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更要十分珍惜和爱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

清代外销瓷:西方宫廷贵族收藏至爱


瓷器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此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由于瓷器制作技术在中国的各种发明中工序最为复杂,难度最大,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仿制中国的其它发明均以成功,却还不能在欧洲手工工场中烧制出可以同中国瓷相媲美的同类产品,因此只能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瓷器也一度笑傲欧洲,独步世界,垄断了欧洲的工艺瓷与日用瓷市场,精美的瓷器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7—18世界的欧洲,英文中国“china”成为了瓷器“porcelain”的代名词,中国就是瓷器,瓷器就是中国。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国古陶瓷经历了自汉唐以来南青北白,宋代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单色釉;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以及至元青花瓷为代表的釉下彩;金、元时期红绿彩为代表的釉上彩;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等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等陶瓷装饰艺术形式逐步发展,陶瓷工艺技术不断改进,取得巨大成就后,陶瓷工艺技术和陶瓷装饰艺术都达到成熟自如的清代产生的。清代陶瓷在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在装饰技法上的不断创新,不仅将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制作技艺达到顶峰,还发明了粉彩、古彩以及为适应欧洲市场需求产生的广彩等陶瓷新品种。从康熙二十三年起,清朝的统治在南方稳固后,重新开始对外贸易,允许欧洲各国商船前来广州,中国瓷器恢复大规模出口。中国外销瓷重返欧洲市场后,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喜爱。随着瓷器出口的增加,欧洲国家的绘画、图案、手工艺也传入中国,不少欧洲的画家也被富豪派遣到广州,设计并指导瓷器的设计。也有一些广东的艺术家依然跟随欧洲商船,飘洋过海,出国学习西洋艺术。清代外销瓷是在中西贸易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和喜好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彩绘瓷。它既保留了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如:吉祥图案、花卉、传说故事、戏剧人物等,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如西洋宗教传说等,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外销瓷中甚至有描绘中国和欧洲海运码头、商行场景、中西交往等题材,清代外销瓷不仅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题材,在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技法中也做足了文章,而且在各种技法之间自由搭配组合,产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形式。如青花粉彩、镂空粉彩、贴塑粉彩……清代外销瓷的细分品种在百种以上,超越历代,也超越清代官窑和内销民窑的品种。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以赞美诗的语言称颂中西文化交流:“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和最发达的文明(欧洲)仿佛今天汇集在一起——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过上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清代外销瓷正是东西方伟大文明相汇集、相交流、相融合的产物和杰出范例。

中国瓷器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国外最畅销的产品,除当时海上交通发达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东方民族色彩的瓷器,作为餐饮器具不仅可以代替简陋的木器、陶器和昂贵的金属器,同时也作为艺术品,被皇家贵族陈设在宫殿、厅堂,用来显示其高贵富有的身份。当时在世界各国上层社会里,无不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进入17世纪,欧洲皇室和宫廷开始兴起中国瓷器之风。路易十四特意在凡尔赛宫修建了一座瓷宫,不惜重金大量收购在中国景德镇订烧的青花、五彩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其夫人曼德侬,由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特命人将他们夫妇的画像送往中国景德镇,烧制在五彩瓷器盘上,这件瓷盘至今保留在葡萄牙。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收藏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普遍收到欧洲各国人们的喜爱。西班牙马德里城的皇宫和何郎龙茨宫,设有瓷器陈列室,国王腓力二世收藏的中国瓷器约有3000余件。大量收藏中国瓷器成为当时英国、德国上层贵族社会流行的风气,宫殿内摆满了中国陶瓷。这些闻名世界,被西方宫廷贵族、上层社会视若珍宝,竞相购藏的中国瓷器,就是清代的外销瓷。20世纪之前,西方对中国所有美誉都是针对通过贸易而来的大量舶来品——中国外销瓷的,17世纪末以后,尤其是针对清代外销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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