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文化。
“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宜兴紫砂是民族文化的奇葩，更是最有分量的宜兴城市“名片”。近年来，紫砂艺术、紫砂文化越来越被社会所认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如何使传承千年的紫砂文化能在陶都大地上薪火相传，乃至在未来更加光芒四射，成为我市许多专业人士及爱陶之人的关注。前不久，市陶瓷行业协会就我市紫砂陶瓷工艺传承的问题专门作了一次问卷调查，向102名学习紫砂工艺的学员提出了15个相关问题，问卷调查的结果虽然有很多局限性，也并非十分科学，但却从中透出了一些新的信息，能更多地让我们引发对紫砂工艺传承的思考。
调查选题：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一个人进行学习的内在动力。正确而远大的学习动机往往能激发一个人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在这份调查问卷中，第一部分就提出了对学习紫砂工艺动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学习紫砂陶工艺?”同时，设置A、B、C、D、E五个启发性的提问，即：A：找只饭碗头，当作就业，解决温饱；B：*紫砂陶工艺发家致富奔小康；C：继承传统技艺，为紫砂业发展作贡献；D：成名成家，名扬海内外，无限风光；E：热爱传统工艺，兴趣所至、好玩。
在接受调查的102人中，有83人选择了C，即继承传统工艺，为紫砂业发展作贡献，占被调查人的82％以上，占绝大多数。这表明大多数学员学习紫砂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们想通过自身努力学习，来传承传统紫砂工艺，为紫砂事业发展锦上添花。调查中只有5人选择了A，7人选择了B，说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习紫砂工艺并不是简单地为了找只饭碗、当作就业，也不想仅*紫砂业发家致富奔小康。选择E的有7人，说明兴趣也是学习传统技艺的动力，热爱一门工艺，没有兴趣是不行的，俗话说，兴趣使然，有兴趣就觉得好玩。在被调查人中选择D的为零，这说明，成名成家很艰辛，名扬海内外也不容易，要想风光，必须先下苦功，先打基础。
行家点评：第一方面问题的调查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紫砂学艺之路比较辛苦，在艰辛的学艺道路上，只有树立良好的学习动机，做到不怕苦、不畏难、坐好冷板凳、练好基本功，不浮躁、不跟风、耐得住寂寞、铸就人生品格，这样才能继承好传统技艺，为紫砂业发展作出贡献。
调查选题：合格紫砂人
紫砂事业的繁荣离不开紫砂人。问卷的第二方面提出了“怎样做一名合格的紫砂人?”同样设置了A、B、C、D、E五个启发性的提问，即：A：认真学艺，不懈努力，专业上有所成就；B：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C：立足于文化紫砂，打造诚信紫砂，做个诚信紫砂人；D：学习老一辈紫砂艺人，做一个德艺双馨的陶艺家；E：*媒体炒作，想方设法包装自己，未见名作，先当“名人”，找枪手做壶，打自己的印章，不择手段赚钞票。
被调查的102人中，选择B的有66人，占被调查人的65％以上，这说明，在“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百舸争流”的紫砂产业发展中，“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已成为多数人心目中一名合格紫砂人的标杆。而在五个选项中，E项无人选择，这说明大家都不愿做图一时之私利，图一时之风光的“害群之马”。另外被调查者中还有7人选择了A、9人选择了C、20人选择了D，选择D的人占了被调查人的20％，这说明老一辈的紫砂人在年轻一代中还有相当的影响力，民间工艺，代代传承，老一辈艺人不仅为我们的传统技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做人树立了榜样。
行家点评：紫砂既是宜兴的一张城市“名片”，就必须当作文化来做，必须做精做优。打造文化紫砂，弘扬传统文化，落脚点还是紫砂人，紫砂人应当自强更应自尊，要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同时也应不断提高艺德修养，做壶先做人，技艺要好，艺德更要好，只有这样宜兴紫砂才能越发光彩夺目。
调查选题：发展形势
调查问卷的第三个问题是：“对当前的紫砂业看法如何?”也同样设置了A、B、C、D、E五个启发性的提问，即：A：形势很好，而且能持续较长时间；B：形势较好，但要头脑冷静，好好把握引导；C：形势一般，需要各方面的工作；D：形势不乐观，令人担忧，需加大管理力度；E：形势很糟糕，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从业者要有危机感。
选择A的8人，占调查人的8％，选择B的56人，占被调查人的55％以上，这说明，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紫砂业形势较好，但要头脑冷静，好好把握引导。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安定，文化潮涌动，社会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宣传推介宜兴紫砂陶，电视专题片、网络等等，使爱壶者队伍不断扩大，玩壶者大增。但被调查人也清醒地认识到，繁荣的紫砂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材质因使用化工原料而引起玩壶人的怀疑；手工壶与模型壶孰优孰劣而引起爱壶人的困惑；名人作品请工手代劳而引起玩壶人极度不满；低档产品泛滥、廉价兜售而使爱紫砂群体的信心锐减；紫砂从业人员技术职称之混乱，叫人无所适从等等。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23人选择了D，认为形势不容乐观，需加大管理力度。
行家点评：应该说，宜兴紫砂集体工厂的经营模式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已经走到尽头，传统的民间工艺几十年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民间，这是本质的要求，也是符合民间工艺品的属性要求。原本个性化张扬的工艺品彻底开放，并让其搞活，让其张扬，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负面东西。就目前来看，宜兴紫砂形势总的来说还是好的，宜兴紫砂声誉来之不易，我们应十分珍惜。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紫砂业的发展确实还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最难做到的是行业自律，而行业自律又取决于从业者的自律。因此，面对问题我们就必须理性思考，趋利避害，正确引导，促其健康发展。而作为紫砂陶瓷的从业者，更应不断提高文化教育修养，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同时，也应不断提高艺德修养，做壶先做人，技艺要高，艺德更要好，这样才能对宜兴紫砂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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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瓷文化之鼎文化的发展历史
我国香炉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鼎”。我国古代青铜鼎有烹煮肉食、祭祀等用途，祖先倾其所有，向天祈福，让神灵祖宗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国家平安，但这同今人所见的香炉还是两码事。笔者收藏的200余尊古代陶瓷香炉，可以看出祭祀文化发展的轨迹。
“日照香炉生紫烟”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千古流传，作品描写庐山香炉峰上，初日映照，紫烟氤氲，瀑布高挂，飞流奔腾，展示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在人们的生活习惯上认为香炉最大的功能，便是一件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其实香炉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妙意境。灵性的香炉赋予人们更多的生命灵性，它穿越时光隧道，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发生关系，逐渐改变自己的面貌，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儒佛道三位一体形成华夏文化主流。魏晋时，人们以老庄解释佛教，东晋以后佛学又与玄学趋于合流，深为士大夫们所欣赏。直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独立地位连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响一并如日中天，特别是禅宗初祖达摩东渡来华，中国禅宗由此肇始。各地造佛修寺蔚然成风，作为祭祀礼器的香炉已被普遍使用。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香炉起源于何时，尚未有定论，我在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时，在祖国各地考察，注意香炉资料的收集和实物的寻觅。我认为西汉早期的熏炉很可能是香炉的前身。西汉后期，熏炉数量骤增，仅广州地区发现的200多座汉墓中竟有一半墓葬出土有熏炉。
东汉越窑褐釉香熏，它造型生动，质朴自然，不带托盘。这尊香熏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可以自由开启，上半部由三层含苞欲放的莲花瓣图案构成，每排莲花有十一瓣，抽象成三角形状，每个花瓣上刻有大小不等的花茎，十分清晰。盖顶饰有一精美的小鸟，亭亭玉立，眺望远方，下半部为圆柱形空心支柱。德-化-陶-瓷-总-站
晋代越窑青釉提炉，已同传统的香炉十分接近，也是三足鼎立，但有一造型优雅的把手，上面还有旋纹工，做工精巧，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南北朝洪州窑香炉，釉色呈青黄色，为五只足，粗壮结实，稳稳地站立托盘上，完整无缺。
说到盛唐，自然会联想到脍炙人口的唐三彩。唐三彩香炉比较少见，露胎为粉红色，黄绿褐彩绘组合，釉自然往下流淌，五爪老虎足，显得沉稳雄健。拿在手里忽发奇想：当一个民族进入高度成熟、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阶段，浑身洋溢着蓬勃朝气和高度自信，就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形式去表达、去寄托、去宣泄、去张扬自己高昂甚至亢奋的精神和情绪，唐三彩正是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大唐气魄。字串4
宋代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好复古，重视旧礼器。三足鼎式香炉是北宋复古的产物，由于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的大量出土，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考古图》，所收铜器210件，玉器13件。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这在宋以前是没有的，为后世文物研究开了先河，也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香炉出现在大宋帝王的内庭，而一些小型香炉则成为文人把玩之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为后世所仿制。宋耀州窑香炉，它是受到越窑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炉唇边较宽，釉色青润自然，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誉。南宋龙泉书房梅子青香炉，精巧典雅，三足鼎立，炉身有三条线纹，足底有褐色。
元代香炉不脱宋代风尚，数量与品种繁多，以中小型香炉为主。湖田窑青白釉双耳三足香炉，炉敞口直颈，鼓腹平底丰满，肩两侧贴塑一对长方形立耳，足根部有明显的压印兽面纹，通体施青白釉，胎质坚硬腻白，釉色滋润而不透明。
明代瓷炉大多数香炉以青花瓷为主，明嘉靖青花香炉，也出现了色彩斑斓的五彩瓷，明宣德皇帝自己本身是天分很高的艺术家，对色彩十分敏感，五彩、斗彩瓷得到空前发展。
明万历五彩人物三足香炉：万历五彩器制作到了鼎盛期，它的特点为胎体厚重，釉面乳白莹润。三幅开光图案装饰效果极佳，老翁身着外套颜色分别为绛红色、淡黄色和草绿色，神情泰然，须眉飘逸，或埋头读书，或低头沉思，或伏案挥毫。颈部有“大明万历年制”款。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以“孝”治天下，康熙时期祭祀风气盛行，乾隆时期成为社会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景德镇一代名师巧匠，以其聪明才智，将瓷器制作推向历史的高峰。清乾隆豆青釉双耳三足炉，瓷质精细，釉色肥厚，里外满釉，光润匀净，如脂似玉，双耳自然连结，高雅之中不失秀逸。底有“大清乾隆年制”青釉款。
古代文人雅士把焚香与烹茶、插花、挂画并列为四艺，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我们在先人使用过的香炉中上一炷清香，想到多少先人曾虔诚地在此炉前点香祈福，给人心灵带来慰藉，它的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了。
中国古代陶瓷文化之宋代名瓷汝窑文化
名瓷汝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南宋叶真《坦斋笔衡》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说明汝窑在接受宫廷的任务，烧造汝官窑器，使北方青瓷的技术成为全国之冠。在制瓷工艺上开创了香灰色胎，超过了以前南方所有的青瓷，在烧成工艺上，采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成的支钉痕，其细小而规整的程度绝无仅有，汝窑主要依靠釉中所含少量铁份，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纯正的天青色，使汝窑釉面开裂纹片成为一种装饰，使在烧成过程中无意识的缺陷（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而产生的缺陷）变成了有意识的装饰。
由上可知，汝窑采用了南方越窑的釉色，同时又吸收定窑的印花技术，创造了印花青瓷的特殊风格，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汝窑产品土质细腻，胎骨坚硬，釉色润泽，釉中含玛瑙末，产生特殊色泽，其色有卵白、天青、粉青、豆青、虾青、虾青中往往微带黄色，还有葱绿和天蓝等。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称誉。釉屋莹厚，有如堆脂，视如碧玉，扣声如馨，釉面沙眼显露了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花。汝瓷的烧制，以小支钉满釉支烧。由于为宫廷烧制时限很短，产量有限，流传很少，南宋时已“近尤难得”。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曾说过“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得尽善美也。”汝州一带民间也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口碑广为流传。
目前，传世汝官窑器物不足百件，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英国达维德基金会以及美国、日本、香港等私人收藏家手中。
由于文献记载不详，遗址出土甚少，汝官窑口在何处？汝窑之谜一直困扰着中国古陶瓷研究人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寻找汝窑，直到80年代才在河南省宝丰县发现。经过中央和河南地方文物考古工作者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找到了为北宋宫廷烧造的御用汝瓷的窑口。
从1987年开始，由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试掘，首次发现了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从而使这一重大历史悬案有了答案。到目前为止，对汝窑址已进行了五次发掘，发掘品中除了与原世品中相同的完整器和碎片外，还出土一些传世品中见不到的新器形，如镂空香炉，乳钉器及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等，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传世汝窑器鉴定与鉴赏提拱了可行的实物依据及新资料。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相信汝窑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汝窑的高超技艺，不仅为宫中禁烧，更由于要求严格，产量有限，为一般人所难得，所以到南宋时，就已“近尤难得。”为了不断满足宋皇室的需求，继汝窑之后，又在北宋京都汴梁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当然，大观政和间在京都置窑烧造的官窑器，也离不开汝州工匠们熟练的技巧，所以北京故宫物院收藏汝窑三足洗与北宋官窑的冲耳足炉，两者釉色极相似，风格也类同。
北宋末年，宋金对峙，金人南侵，北宋灭亡。宋皇南迁至临安后，仍在郊坛下设官窑烧造瓷器，史称南宋官窑，当然，南宋官窑更直接受到北宋官窑的直接影响，其中部分来自北方的制瓷匠师。随着北宋南迁到达临安，制瓷匠师也将原有的汝瓷与北宋官窑的烧造技术带到了南方，加上当地制瓷原料和条件，使南宋官窑更加兴旺发达起来。所以，北宋汝窑、汴京官窑与南宋官窑，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各有千秋，并有发展与创新。由于汝窑以玛瑙为釉，形成特殊色泽，还以香灰胎满釉裹足支烧，为其它窑所不及，更受到北宋皇宫的偏爱与赞赏，因而汝瓷成为“名瓷之首，汝窑为魁”，得以流芳百世。
中国古代陶瓷历史文化之隋唐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白瓷双腹龙柄传瓶
隋朝时期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
此器两瓶身相联，联接处上伸一杯式口，颈部有凹弦纹三周。釉施及于腹部弦纹以下，有冰裂纹细开片，近底部分及底部露胎。高岭土（瓷土）含铁量较高，经过1300℃高温只能烧成青瓷器，经过控制而降低瓷土中的含铁量，克服铁的呈色干扰，即能烧制成白瓷。中国在北齐时已开始烧制白瓷，但当时烧成的白瓷普遍泛青，说明含铁量偏高，烧制温度偏低，烧制工艺还不够成熟。这件隋代白瓷器，胎、釉已完全不见白中泛青现象。
中国古代陶瓷历史文化之元朝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武力，灭宋灭金，入主中原，至1279年忽必烈率大军覆灭了汉族在南方的赵宋政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土地。元朝的统治只有九十余年，而且又连年混战，所以从整体上看，元代陶瓷业基本上承袭了前代旧制，除青花、釉里红等品种，没有太多发明。
但仅就江西景德镇而言，情况却大不一样，元朝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一个原因是景德镇地处皖赣边区，受战争影响不大，社会经济状况较为安定；二是当地原料丰富，开挖使用较为便利，技艺上博采众长，产品制作精致，有“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美誉；三是因为宫廷重视，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一所管理陶瓷产业的机构──浮梁瓷局；再一个原因就是出口量增大，从另一个角度刺激，促进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
元代青花、釉里红的出现，使我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影响巨大而且流传深远。青花瓷器的真正全盛时期在明代，制造技术传播至近东、日本等到国，最后传到欧洲。
虽然青花瓷器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景德镇相关，但首先使用氧化钴为着色剂进行彩绘装饰，最早出现在近东。早在九世纪，米索不达米亚地区还生产了一种陶器，先在胎体上罩一层含有氧化锡不透明的白釉，再在釉面上用氧化钴做彩料绘制图案，使画面在入窑焙烧后呈现美丽的蓝色。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与其他品种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原料的不同，它所使用的是长石瓷土和长石釉料，经过高温烧制后坯釉结合良好，所描绘的图案体现得淋漓尽致。
据考古发现，早在唐代就已出现过用含有钴的蓝釉彩用来装饰，这到早期青花的出现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到元代，烧制青花瓷器的窑址有江西景德镇和吉州、云南玉溪、浙江江山等，其中产量和质量都以景德镇为最。景德镇地区是在当地宋代影青和卵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下彩绘的技术上和艺术上受到过磁州窑的影响。
为了发展瓷业，元代统治者实施了多种管理手段，除设立行政机构外，对具有一定技术的工匠也很重视，规定免去工匠的一切差科，对他们的技艺实行“世袭制”，既使生产专门化，又使得特殊技艺后继有人。
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特点是形态较大、胎体较厚、份量较重。装饰花纹所使用的青花料，有进口与国产两种。进口料颜色鲜蓝、艳丽，采用影青作面釉，所绘图案构图严谨、笔法工整、描绘细致。这类产品体积都比较大，系当时浮梁瓷局的高档产品，其器型豪放、青料浓重，总体风格气势磅礴。国产青料发灰较淡，一般施以乳浊的卵白釉，所绘图案构图疏朗，笔法淳朴，风格粗犷。这类产品大部分为小件产品，多为普通民窑所生产，目的也多为日用器皿。装饰纹样主要有松梅竹莲、龙凤鹤鹿、人物花鸟、卷草锦地等，此外，历史故事也风兴一事。
元政府意识到发展瓷业并积极对外贸易，对元朝经济有重要意义，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元政府建立相应的港口外销管理机构，鼓励对外贸易，使这一时期在瓷器的外销数量、质量等方面，较宋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和提高。在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些极为珍贵的元青花瓷器，代表着这一时期青花艺术的风格特点。随着瓷器的大量出口，促进了对外交流的发展，对一些国家的宫廷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文化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们普遍重视对这些元代瓷器的珍藏和陈列，让后人追忆过去的历史。在东非的伊斯兰教地区，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青瓷被镶嵌于宫殿、寺庙或其他纪念性建丽上，视同珠宝，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此外，元代景德镇创烧的另一著名产品为卵白釉器。这种产品亦称“枢府窑器”，相传是为元朝官府枢密院的定烧器，有些器物上有“枢府”字样，但烧制这类卵白釉瓷器的窑场还同时烧造青花瓷和黑釉瓷。卵白釉的特征是釉层较厚，呈失透状，色泽如鹅蛋白，它的出现为明代永乐甜白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出一艘元代沉船，载有中国瓷器近两万件，包括当时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官窑、钧窑以及景德镇等窑场的大量产品，成为考查元代各窑址产品情况的可靠实物佐证。
元代开始出现分室龙窑，这种窑依山而建，倾斜度为12──22度之间，长度近60m，宽2──3m，分窑室17间，这种分室龙泉窑为以后的阶梯窑打下了基础。这种窑炉的特征是装窑容量大，适合于多种坯釉同时烧成，在窑室的前、中、后部不同的窑温下放置不同的产品；这种窑适合以柴为燃料，升温快，冷却也快，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热量。元未明初，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葫芦型窑，之后演变为蛋形窑，这种窑形延续使用至今。
青花云龙玉壶春瓶
元朝时期
高29.8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9.9厘米
釉下彩技术，是在器物坯材上先用釉料绘出花纹，再上一层无色透明釉，然后高温烧制。彩色釉被覆盖在一层透明釉之下，故称为釉下彩或釉里彩。若在第一次所施釉中加入钴（Co）的成分，烧成的瓷器呈蓝青色，称为青花瓷，这种工艺在唐宋已使用，但不普遍。到了元代，则大量烧制青花瓷器，因釉料中含钴量的多少不等，加之火候亦有差异，故烧成品的颜色有深有浅。玉壶春瓶的器形前代就有，元代继续流行，但颈部缩短，腹部突出，圈足变矮以致近似于平底，增加了稳重感。
中国古代陶瓷历史文化之先秦
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就出现了陶器。据对南方地区洞穴居住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残片作碳－14测定，证明其年代距今约9,000~10,000年左右。
制陶的发明与人类使用火有密切的关联。先人们在日常生活作息中可能偶然发现被火烧过的土地或粘土变得坚硬而不易变型，这可能导致他们有意识地用粘土来制作他们所需要的器物。
在我国新时器时代不区域的文化类型中都有不同形制，不同工艺及装饰的陶器发现，这表明各地区文化的陶瓷发源应该是独立的。
最早的制陶技术一般认为是捏制法和贴敷法等，然后才发展到泥条盘筑法。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可能已出现了陶车，因此，陶器的制作就由慢轮陶车代替了泥条盘筑。轮制陶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它的出现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也可能使当时的制陶业成为一种特定的劳作而引发社会分工。此外，因轮制陶器对坯体的要求更高，因此迫使先人们更加重视原材料的採集、淘炼，这对后来瓷土的发现不能不说是一大诱因。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及青铜时代早期，各地域文化均有相当精采的陶器产生。我们可以看到距今4,000~6,000年前仰韶文化彩陶，其纹饰活泼生动，器表光滑平整，显然是经过精心修坯。类此琢器已显现出慢轮修整的迹象。马家窑文化陶器经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190~前1715年间。这种泥质红陶多採用几何来装饰，线条流畅，色泽鲜艳。大汶口文化的白陶型制相当特别，要求成型工艺难度较高，烧成温度也较高。龙山文化以砂质黑灰陶和泥质黑灰陶的数量最多，特别是素面磨光黑陶最具特色。这种黑陶器壁薄如蛋壳，修胚均匀，显示出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技艺。
至迟在青铜时代中期人们就已经发现了瓷石并遂渐在制陶生产中加以应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瓷石不同于粘土的特性。因此，在青铜时代中、晚期原始青瓷开始出现。在山西夏县东下冯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已发现了原始瓷瓷片，晚商或商周之际的瓷窑亦已被发现，故原始瓷的烧制至迟在商代已经开始。
原始瓷与陶器的主要区别在于：
陶：原料是粘土，中温（1000℃或以下）烧成，表面无釉。
原始瓷：原料是瓷石，高温（1200℃或以上）烧成，表面有釉，为氧化钙质的石灰釉。
从无釉到有釉，又是陶瓷工艺中的一大进步，它为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工艺模式的基础。
与各地域文化都有各自的陶器生产略有不同，原始瓷的烧制地区相对集中，主要在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境内，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则很少发现。此时江南窑扬所烧制的原始瓷已有相当的水准，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虽然王公贵族大部份仍以採用金属制品为主，但亦有不少精美的陶瓷制品出现，如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原始青瓷甬钟，虽只是冥器，但从其制作工艺来看已完全不亚于真正的日用礼器。又如本网所入藏的战国原始青瓷虎子，也是极为精美之实物。
在世界各地均有古老的陶器出土，从它们的形制、原料采用、制作工艺等各方面来看，各地的陶器应是互不相通独立起源的。而原始瓷和瓷器却都是在中国首先出现然后流向世界各地，可以说是中国人首先发明了瓷器，在英文中，瓷器（China）就和中国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