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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历史序言

陶瓷历史序言

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陶瓷艺术 陶瓷文化

2020-07-25

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陶瓷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国陶瓷以其独特的魅力远播海内外,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时期,淄博地区就开始了陶瓷生产。西周初,齐国始专设“陶正”官,管理陶器生产,并在齐都城内设立制陶作坊,从事陶器的专业化生产。魏晋南北朝前后,淄博地区的陶瓷生产完成了由陶器向瓷器的过渡。唐宋时期,陶瓷生产技艺日趋精进,规模不断扩大,窑址星罗棋布,逐步形成了淄博特色,出产了一批颇有影响的陶瓷名品,寨里窑的青瓷、磁村窑的黑釉瓷、博山窑的绞胎和彩瓷等都曾名噪一时。明清时期,淄博陶瓷产品器型厚重,装饰独特,产销两旺,形成了以博山为代表的陶瓷生产和销售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淄博陶瓷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立足当地资源,开拓创新,开发出了滑石质瓷、高长石质瓷、高石英质瓷、骨质瓷等新瓷种,刻瓷艺术更是独树一帜,形成了淄博陶瓷的新特色,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工业陶瓷、建筑陶瓷竟相发展,产品远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我国陶瓷生产技术和陶瓷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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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文化陶瓷历史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武力,灭宋灭金,入主中原,至1279年忽必烈率大军覆灭了汉族在南方的赵宋政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土地。元朝的统治只有九十余年,而且又连年混战,所以从整体上看,元代陶瓷业基本上承袭了前代旧制,除青花、釉里红等品种,没有太多发明。

但仅就江西景德镇而言,情况却大不一样,元朝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一个原因是景德镇地处皖赣边区,受战争影响不大,社会经济状况较为安定;二是当地原料丰富,开挖使用较为便利,技艺上博采众长,产品制作精致,有“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美誉;三是因为宫廷重视,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一所管理陶瓷产业的机构──浮梁瓷局;再一个原因就是出口量增大,从另一个角度刺激,促进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

元代青花、釉里红的出现,使我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影响巨大而且流传深远。青花瓷器的真正全盛时期在明代,制造技术传播至近东、日本等到国,最后传到欧洲。

虽然青花瓷器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景德镇相关,但首先使用氧化钴为着色剂进行彩绘装饰,最早出现在近东。早在九世纪,米索不达米亚地区还生产了一种陶器,先在胎体上罩一层含有氧化锡不透明的白釉,再在釉面上用氧化钴做彩料绘制图案,使画面在入窑焙烧后呈现美丽的蓝色。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与其他品种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原料的不同,它所使用的是长石瓷土和长石釉料,经过高温烧制后坯釉结合良好,所描绘的图案体现得淋漓尽致。

据考古发现,早在唐代就已出现过用含有钴的蓝釉彩用来装饰,这到早期青花的出现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到元代,烧制青花瓷器的窑址有江西景德镇和吉州、云南玉溪、浙江江山等,其中产量和质量都以景德镇为最。景德镇地区是在当地宋代影青和卵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下彩绘的技术上和艺术上受到过磁州窑的影响。

明朝文化陶瓷历史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趋向没落,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的时期。从洪武帝创建大明到崇祯帝上吊殉国,明王朝经历了267年的兴衰。在此期间,手工业、商业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自唐宋以降,瓷器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到明代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为前代所不及。当时,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官窑日益繁荣,大量生产御用器皿和民用瓷器,以质量高、销路广,代表了明代制瓷水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有较为详细地描述。其产品以青花、五彩为主流,在元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将陶瓷艺术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地。

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革始于明。建国伊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以巩固政权,安定局面,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加强扶植手工业和工商业。洪武年间,太祖下旨仍沿用景德镇窑场为皇家御窑,承担宫廷御器和政府对内对外赐赠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烧造。洪武二年,建御窑二十座,专制御器,往往是“千里择一”,不计费用多寡,只求精品。《明史·食货志》中记载了朝廷派官督烧的情况,虽说此举劳民伤财,却在重压下着实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

永乐年间以出产“甜白釉”而著名。这种半脱胎瓷器胎壁极薄,釉面莹净。也叫“填白”,是指在白瓷上可填绘彩饰,以薄胎而有暗花者最为杰出。以后历朝皆有烧制,但都比不上永乐时期的产品,到清代亦有仿制,更非永乐甜白可比。这一时期比较有特点的器形是“压手杯”,敞口折腰,沙足滑底,一般在底部标有“大明永乐年制”或“永乐年制”字样,字体小篆。

到宣德年间,技术上又有所改进,据说御窑厂扩增至五十八座之多。这一时期生产的青花瓷器,以胎釉精细而闻名,所用青花料主要从国外进口的“苏麻离青”。由于这种原料中含铁量较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色斑点,与浓艳的青蓝色相融一体,也使后世极难仿制。此外,宣德釉黑红在元代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所制釉里红鱼纹高足杯在当时就已盛名天下了。宣德瓷器的另一个特点是落款部位很多,不仅出现于底部,也有书写在口、肩、腰、足等部位的,因此有“宣德年款遍器身”之说。

明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时期,为另一个陶瓷史上的辉煌时期,在这短短三代五十六年当中,宫廷和民间艺术匠师们创造了一大批空前绝后的艺术珍品。《景德镇陶录》中记载着“成化以五彩上”,在以后相距不及百年的隆庆、万历几代,仿制成窑已成风气,地道的成化瓷器商品价值就以“万”计,可见其水平之高。

此一时期的青花用料以国产为主,指浙江、云南一带出产的“土青”,也有称“平等青”的。明五彩的形式有“斗彩”、“点彩”、“加彩”、“填彩”等等,大同小异,性质一样,都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完善了在素胎上直接施色釉的工艺,创制出素三彩,成为正德朝的著名品种。正德朝后期青花料使用进口“回青”,颜色纯正,价格昂贵,过于黄金。

嘉靖一朝的官窑瓷器,产量巨大,是明朝烧造量最大的一个时期。青花料是用进口料与国产“石子青”配合使用的,所以呈现出一种蓝中泛红紫的鲜艳色泽。由于铜红釉的烧成难度较大,自嘉靖朝起改用低温铁红,因此,这一时期的矾红制作极为发达。另外,当时的民窑制品已相当精细,出现了以仿宣德、成化窑器而著称的“崔公窑”。 隆庆朝年份较短,所以传世器物很少。延续嘉靖和前代旧制,继续使用“回青”料。器物造型更加丰富。

万历中期以后,进口回青料断绝,改用浙江出产的浙料,色彩沉静。彩瓷以青花五彩为主,图案花纹布满全器,效果华丽浓艳。民间窑更加发达,其产品精细程度可与官窑相比美,并大量远销至欧洲。

天启、崇祯时期,明朝统治急速走向衰落,御器厂的生产几近停止,今天很少见到官窑款的产品。此一时期民窑生产日益发达,以烧造青花瓷为主,装饰纹样丰富多彩,不受官窑式样规格化的束缚,写意山水、动物人物、诗词书法、几何图形等,造型活泼,画法随意。

在景德镇官窑以外,各地民窑也在蓬勃发展,如福建窑、江西横峰窑、广东广窑、浙江处窑、江苏瓯窑等等。其中以江苏所产的紫砂为最有特色。

紫砂这一品种的出现,上溯可能很早,各种说法不能一致。真正以紫砂壶的完整形象出现,是从明代正德朝以后。

紫砂壶的原料,产于江苏宜兴,分为紫泥、绿泥和红泥。五百年间,名家辈出,花色品种不断见新,工艺愈加精美,成为海内外著名的陶瓷品种。

紫砂壶的出现,与饮茶习惯的改变有很大关系。明人已不再时兴“斗茶”,改烹茶为沏茶,对茶具的要求相对提高。在实践中人们发现紫砂壶泡茶味道仪表隽永醇厚,而且壶体能吸收部分茶汁,使用愈常,泡出的茶味越好。加之陶质的紫砂壶无釉无彩,正适合文人雅士回归自然的审美情趣,从此便风行天下,制壶高手们也应运而生。

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被认为是紫砂早期鼎盛时期,供春(龚春)、时大彬、李仲芬、徐友泉等人为知名手,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已经很珍贵,现存极少。这时的作品在造型上吸收了铜器的造型特点,并与当时的家具风格相一致。外形简洁、线条凝重、体积浑厚、比例协调,泥质颗粒较粗,更显质朴大方。

隋唐文化陶瓷历史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 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原始文化陶瓷历史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陶瓷知识:隋唐陶瓷发展历史


隋代历史虽短,但在白瓷发展中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隋代瓷器特点是:胎土细腻、洁白,坯胎坚硬、釉润,白色有时微微闪黄,带一点乳白色,器型平底折边,边的外缘凸起一条边沿,平底处无釉,腹部凸起弦纹。

隋代白瓷的烧制,已具备一定水平,白瓷的烧造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为后来的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的国势强盛,文化发达,是中国瓷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各地出现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瓷窑。这一时期青瓷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大量生产。北方河北邢窑的白瓷与南方浙江越窑的青瓷,同时著称于世。有南青北白之说。青瓷起步较早,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邢窑瓷器,质地坚硬,制作精致,洁白如雪。邢窑白瓷较之隋代白瓷又前进了一步,改变了以青瓷为主导的瓷器的发展方向。在邢窑的白瓷影响下,北方又出现了另一个烧造白瓷的定窑。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与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从此并驾齐驱。

商周文化陶瓷历史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陶瓷知识:福建陶瓷的历史


马克思曾经说过:要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的身体组织,必须研究遗骨的构造;要判别已经灭亡的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遗物,有相同的重要性。对研究福建陶瓷发展来说,我们不但要知道古代人民烧造了哪些陶瓷,也要探索他们是怎样来进行烧造的,也就是说,采用什么手段烧造。因此,对福建古代陶瓷发展的研究就有它重要的意义。

1954年发现的昙石山遗址,位于闽江下游的闽候县甘蔗镇恒心村昙石山,距福州二十二公里。经多次发掘,出土了不少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等,其中陶器尤为精美,而富有特征。这个文化的内涵,分为上、中、下三层;中下两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500余年;上层属于青铜文化,相当于我国商末周初时期,距今约3200余年。因此,下层是我省已知的新石器遗址中年代最早的,这说明,福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能制造比较精美的陶器了。当然,从这些陶器来看,它的起源可能还更早。值得引人注意的是这批陶器中,不但有比较粗糙的《陶鼎》(陶鼎新石器高17.5cm口径16.Ocm闽侯县昙石山福建省博物馆

红彩陶杯新石器高8.0cm口径10.6cm闽侯县昙石山福建省博物馆

昙石山文化的上层类型,是以几何印纹硬陶为特色,根据近年研究,它已进入青铜时代。这类几何印纹硬陶,火候高,胎质坚硬,在制怍时,用印模拍上,或用竹篦划上回纹、方格纹、菱形纹,篮纹、绳纹和其它编织纹等,作为装饰,这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同类文化中成为一种普遍的装饰,但各省并不完全雷同,而各有其特色,福建这种几何印纹硬陶遗址遍布全省各地,其发达情况,可想而知。除昙石山上层外,而以闽候县黄土仑遗址最为典型,出土了许多独具特色而别致的陶器,《带錾印纹陶鬶》(带鋬印纹陶鬶商高24.0cm口径12.0cm闽侯县鸿尾黄土仑福建省博物馆

陶豆西周高21.0cm口径20.Ocm闽侯县鸿尾黄土仑福建省博物馆

在我省与几何印纹陶同时出土的还有原始青瓷器。原始青瓷器在我国商代前期出现以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和传播,根据考古资料,从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湖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和福建等地均有发现,这些发现,说明这种新生事物不是偶然而孤立的现象。《原始青瓷弦文簋》(原始青瓷弦纹簋西周高7.9cm口径13.6cm闽侯县甘蔗昙石山福建省博物馆

原始青釉弦文盂西周高5.5cm口径10.0cm福州市福建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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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广东陶瓷的历史——清代的陶瓷


清代广东主要采用龙窑烧瓷,瓷窑分布在潮州、揭西、大埔、惠东、梅县、佛山、高州、饶平、陵水、汀迈等地。其中佛山石湾窑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陶瓷生产基地,规模很大,全镇分上、中、下三个窑区,共有陶窑一百多座。产品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分为日用陶瓷、手工业陶瓷、建筑陶瓷、美术陶瓷和丧葬陶瓷五大类。制作一般都很精致,产品远销两广和东南亚各国。揭西,饶平、高州窑口烧制的日用青花瓷和大埔等地烧制的青釉瓷,也各有特色。大埔清初总兵官吴六奇墓出土的二百多件陶俑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陶俑分为三组,第一组是阴森恐怖的官府俑(44),一个个神气十足的衙差,在堂前两旁站立着;第二组是前呼后拥坐轿巡行的情形(1.掌握了广东局部地区古陶瓷窑址分布的一般规律。2.认识到广东古代烧窑技术和制瓷工艺方面善于吸取南北等地名窑的优点,并善于模仿和创新,使产品不断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3.这批窑址(特别是唐宋窑址和明代仿龙泉青瓷窑址)的发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解决了广东部分传世陶瓷的窑口问题。

广东古陶瓷窑址分布范围很广,还未作全面普查,发掘工作也做得很少,我们手中掌握的材料还不足于说明广东省古陶瓷工业发展的真实情况,有待今后的努力。至于广窑的陶瓷制作技术与工艺特色问题,与南北各地名窑的关系问题,历代陶瓷业的兴衰问题等,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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