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介绍。
郭葆昌郭葆昌 (1867～1940年)字世五，别号觯斋主人，河北定兴人，陶瓷制作及鉴定家。早年在北京古玩行学徒，后在袁世凯门下任庶务司丞，袁复辟帝制期间委郭葆昌为"洪宪"帝国的陶务监督使，赴景德镇督烧"洪宪瓷器"。郭葆昌擅长鉴别古物，尤其擅长鉴定古陶瓷，撰写了《觯斋瓷乘》、《瓷器概说》、《宋广窑琴考》、《项子京历代名瓷谱识》等有关古陶瓷的著作。
陈万里
陈万里(1892～1969年)江苏吴县人，当代著名古陶瓷研究家。1950年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毕生致力于古陶瓷的研究。自本世纪30年代开始，亲赴越窑、龙泉窑对古代窑址进行考察，开拓了陶瓷考古的研究领域，对以往以文献考证为主的鉴定方法是一个重要补充。主要著作，早期有《越器图录》、《瓷器与浙江》，50年代后有《中国青瓷史略》、《宋代北方民间瓷器》、《陶枕》、《陶俑》等。
孙瀛洲
孙瀛洲(1894～1968年)河北冀县人，著名古陶瓷经营及鉴定家。1909年到北京的古玩行学徒，1920年独资经营敦华斋古玩店。1956年将敦华斋36年来的货底2000余件古物捐故宫博物院，其中不乏珍贵的瓷、铜、犀角杯等，获得政府部门嘉奖。受聘于故宫博物院，被推选为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孙瀛洲对我国古瓷尤其是明清时代的瓷器，有很深的研究。撰写了《明清瓷器的鉴定》、《试谈明代永乐、宣德镇官窑瓷年款》、《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瓷器辨伪举例》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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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著名收藏家刘艳平
刘艳平，一个普通的女子，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湘妹子，熟悉她的人，无不为她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賛叹不已。
十七岁那年，对于许多女孩子来说，是一首诗，是一曲歌，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刘艳平呢，则是一个偶然的奇遇，改变了她截然不同的人生。
文革期间，刘艳平本着对齐白石老人的热爱，以及对艺术品的爱好，先后在乡亲家中的柴房、牛栏等地方，抢救了不少齐白石早年的竹雕作品。她首次的发现是在胡家冲莲花一队胡道林家中，看见落款“白石”的《牧童和牛》的雕花洗脸架，雕刻精美，形象生动。她心中一动，意识到艺术大师齐白石早年作品的巨大价值，于是产生了收藏的冲动，回家后同父母商量，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开始了收集齐白石竹雕的漫长历程。
接下来的事情发展颇为神奇，接二连三的惊喜不断出现。收集竹雕木雕的过程中，在白石铺一老农的牛栏屋里，发现十二块破损严重，依稀雕刻着神话故事、戏剧人物的雕花板。起初她请求老农将这些破板子“转让”给她，老农一听，皱着眉头说：“饭都没得吃，你还有心思玩这破板子？”刘艳平心意已定，又说：“我用两筒米来换你这些破板子怎样？”老农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说什么！”这次的收获让她找到了收集竹雕的方法。在文革那段缺衣缺食的年代里，用粮食来换齐白石竹雕不愧为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为了找到齐白石的竹雕，她不辞劳苦，翻山越岭到处行走，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她都要亲自登门造访，想尽办法得到“宝物”。寻宝过程虽艰苦，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十年的收集整理，她在收集齐白石的竹雕、诗、书、画、印方面的收藏达到了个人收藏之最。齐白石的竹木雕作品目前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刘艳平个人手中，连国家收藏在这方向目前也仍然是空白。常常有人提出高价散买小件齐白石竹木雕，但都被刘婉言拒绝了，要知道现在一件齐白石个人作品摆件一件的市场价格就在百万元至几百万元左右，如果在境外拍卖价格可能还会更高，可贵的是几十年来至今从没有一件齐白石竹木雕作品从刘艳平女士手里流出去。这是刘艳平身上特殊的社会责任感，大家都知道竹木器是很难长期保存的，它容易长虫，容易损伤，而这批东西多到国家也要专门建管才能全部展示完全的，目前仍需要大面积的地方来保存这批艺术品的，这么多年始终坚守如一对于个人收藏来说真是实属不易。几十年来它就是刘艳平身上称重的一个包袱，刘艳平希望能有一天交给国家来保护它。其他大师级作品和古画作品收藏在她眼里都不足为奇，可是在文物专家眼里也是大有看头价值不可估量的。刘身上散发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次的东西，是一种许多拥有大把钞票的大腕们终生也难以理解参透的东西。
八十年代初，刘艳平南下广州，1985年开了第一家画廊，先后举办了齐白石部分作品。她热爱学习，努力钻研，先后拜师关山月、黎雄才，尤其拜著名鉴定家苏根春、朱家溍、史树青、谢稚柳等名家为师，并且与齐白石弟子卢师白，以及齐白石的后人齐良迟（四子）、齐良末（七子）、齐金平（长孙）、齐仁来（八孙）、齐灵根（幼孙）、齐耕夫（长曾孙）来往密切，友情深厚。刘艳平从他们手中收购了大量齐白石的精品之作。在此过程中，还涉猎瓷器、玉器，绘画作品包括元代王冕的梅花、明代扬州八怪的山水花鸟、清代四王的山水、郑板桥的墨竹等等。近代吴昌硕、高剑父、傅抱石、张大千、李可染、关山月、黎雄才等人的作品。
作为一名优秀的收藏家，刘艳平为了收集到珍贵艺术品，往往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界限，只要听说或者出现某种珍品，她总是不远千里去寻找。
十几年前，刘艳平去四川阿坝附近山区收集藏作品，偶然发现了一种失传已久的中药资源。那是缘份的契机，是老天有意的安排，是天赐的吉祥物。在2004年她开始着手做开发这一资源的准备，这就是古代的“雪蚕”，失传多年的森林冬虫夏草。森林虫草是一种高浓缩成份的冬虫夏草，成份高于现今一切其他产地虫草。“雪蚕”亦名“冰蚕”，分别有雪蚕、冰蚕、雪蛆、冰蛆等名称。刘艳平这样一个传统的人、酒香不怕巷子深，细水长流的经营方式开起了虫草公司，她的唯一产品，就是这种药材就是稀缺的“森林冬虫夏草”。如果说外人说她能做得不错，那主要是以质量取胜，虫草行当多年打滚的人都说没有见过会这样卖虫草的————虫草十足全干（太干就容易碎，商家损失一般会很大），不加重，很难找到插竹签的，从不染色，无论多与否好与坏，都绝不参半点假加半点添加剂，足金足两且每一次都必定抛称给客人。所以说有人说她根本不是做商人的材料，实在的过了份了，她就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这就是刘艳平的真我本色。
刘艳平乐善诚恳，豁达豪爽，她把名贵药材自己动手药制后无偿奉送给尊敬的老师、朋友、同行中人，让他们在享受健康的同时，更深深的体会到珍贵的友谊。她天生的仁爱精神促使她不停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包括孤寡老人、生活贫困者给予了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她在故乡湘潭积极于公益事业，捐款修建学校、祠堂、庙宇、公路等等。她在挖掘、保护民俗艺术，以及在中医学的不断探索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古陶瓷鉴定家耿宝昌及其鉴定法
耿宝昌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古陶瓷鉴定家。他一九二二年出生於河北省束鹿县，十五岁即入室于古陶瓷鉴定家孙瀛洲门下，他亲身经历了一九三八年前后国内古文物界甚嚣塵上的仿古作伪热浪，有经名师点拨，鉴赏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旧时北京敦华斋主孙瀛洲专门收藏中国历代古陶瓷精品，擅长仿制，尤精於宋、元、明、清官窑瓷器的鉴定，他所仿的明代永乐、宣德瓷器掩敝一时，逼肖乱真，故曾称其为‘宣德大王"。
一九五六年，耿宝昌先生进入北京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工作以后，又在孙先生的指导下从事古陶瓷的研究和鉴定。
半个世纪以来，耿先生所上手自鉴过的历代古陶瓷精品约计数百万件以上。国内大多数博物馆系统所收藏的古陶瓷，都请他作了鉴定和甄别，并主持了《中国文物精华》辞典陶瓷专业审编工作。多年来，他对美、加、日及西欧、东南亚一些国家进行过访问，并和同行、同好开展学术交流，考察并鉴赏了那些国家和地区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陶瓷珍品。目前，他已是海内外所公认的中国古陶瓷专家之一。
古瓷鉴别的五要素
鉴别古陶瓷应以造型、胎体、釉面、纹饰、款识五个方面为主要依据，这是耿先生独到的见解，也是他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无论是考古出土物还是传世品，最终还是要靠人的头脑来判明时代或真伪。中国古陶瓷时代风格的延续和演变，使我们的鉴定分类工作具备了一个科学的。然而对于复杂的传世品及历代仿作仅凭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实践家来进行细致的分类排比，找出各朝时代风格特征和变化规律，把各类器物准确地还原到本时代中去。仅就明、清瓷器而论，耿宝昌先生认为造型是直观的，第一重要的。因为各类器型多能确切表现本时代生活习惯、审美标准、风俗面貌和技术条件。熟记各朝典型品种的各类器型，形成准确的“正宗”概念，尤容易帮助鉴别真伪。历代陶瓷造型都有一个符合各自时代风尚和特征的宏观面貌，但也有不同时代却风格相近，呈周而复始的再现。明、清时代同类器型的适度变化，有的虽是细微的一线之别，然而却能体现出秀美或古拙的时代风格。例如，清代雍正瓷造型风貌秀丽纤巧，恰到好处，称之为艺术上的“线条美”，确实外形线条增之一分则拙，减之一分则陋。又乾隆瓷器成型技术随心所欲，器型繁多，逹到历史以来最高水平。尤其是风格华丽的一类观赏瓷表现出侈靡的时代风尚。
明洪武釉里红缠枝菊纹碗
细致观察胎体和釉面亦为断代辨伪的重要环节。耿先生儗人的喻器为形，胎是骨、釉做衣。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在胎釉成分和烧制工艺上都有显著差别；现代瓷的机械化模制生产与古陶瓷胎体用手工制作又完全不同。明代胎体瓷泥淘炼的纯净度及烧结密度都远逊于清代。例如，清代康熙瓷器胎质精纯、细腻、坚硬，居明、清两代之首，有“似玉”之誉。民窑制品亦不例外。鉴定胎体时大多是从器足无釉处或器口、里露胎处来观察的，然而各种形状的器足均能代表其时代风貌，是原时代所留下的永久性痕迹。对于识别伪品，有时仅凭器足便可论定。因而，研究并类比各个时代不同形式的器足特点，找到其继承发展的演变规律，对于历代古陶瓷的鉴别更是极其重要的。
观察釉面尤应以釉层的薄厚，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及气泡的疏密大小等特征入手。另外，对于釉面的莹润与干涩、釉质的缜密或疏松及缩积釉等状态也需掌握。例如，常见明代永乐白釉器口、底、边角积釉闪现浅淡的青色；明代瓷器釉面含较多的钾钠元素而呈现不同程度的青白色调；清代康熙瓷口、足多施加粉质白釉易於形成破泡剥落现象，等等。體察釉面的以上特点往往需要借助於放大镜，特别是常说的釉面坚硬与疏软这个物理属性，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准确表示，只能靠观察比较去体会，因而它是鉴别古陶瓷最难以掌握的一个要素，也是衡量鉴别能力和水准高低之分之所在。
明永乐青花山茶纹扁壶
瓷器上的纹饰也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不同时期纹饰均有不同的风格；相同题材的纹饰，其间也有可循的继承和演化规律。明清时代瓷器的釉上或釉下绘画，釉下刻划、雕塑等内容，大多映现出各代风俗情貌及社会背景，有时只据纹饰内容便可直呼时代。例如，明代正德瓷多书回文箴言；嘉靖、万历瓷常绘稚拙的道教人物故事；清代乾隆之前的各种彩绘瓷所呈现的“彩晕”、“蛤蜊”光现象等。此外，和纸绢画相近的瓷画也深受同时代名派画家画风的影响，在鉴别辨析时，除必须熟悉古代书画笔法外，还应参考同时期其他工艺品的图案纹饰，如织绣、竹、木、漆、牙、玉、铜等，它们的时代风格一脉相承、互为认证。
明代以前的瓷器少有署款，明清各朝官民窑器款识千差万别，历代又多伪托假款，所以凭借款识断代尤为重要。从研究署款的笔法入手，经常将真假款识相互比照，结合器物的其他诸要素特点，审度其字体结构，字形笔画，色泽深浅，便能提高鉴别能力。
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罐
古陶瓷鉴定本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和技能。耿先生常说：“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看”。当然这个“看”字是指的器物必须上手后，耳、目、手三者并用。用眼来观其造型和纹饰，辩其胎釉色泽与厚薄，审其器足及款识，又要将其摩挲以别粗细，用指叩敲以察音响。这五方面要素缺一不可，切不可偏执一方，谨据局部或偶然巧合而妄断时代。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简言之，可以这样说：“造型为根本，胎釉是关键，纹饰辩时代，款识察真伪”。
见微知著
同於鉴别古字画一样，鉴别古陶瓷亦当澄心定虑，最忌粗心浮气，要从细微末节处反复观察。上述的所有五要素皆在上手的过程中得到验证。由于各代制瓷工艺和烧造方式之间的差别，从而留下一些细微的区别之处，这些末节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很不以为然，大多易被忽视。然而，它一旦作为断代和判别真伪的证据，则具有毋庸置疑的说服力。
清康熙黄釉碗托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花果纹瓶
对于历代制瓷的特殊工艺和奇特现象，耿宝昌先生都有详尽的总结和独到的见解，这些总结和见解也是经他一生实践并被证实了的诀窍，有些还是鲜为人知的个人发现。如宋代哥窑盘、碗口沿边釉面形成囤积一圈较厚的环带釉；明代成化瓷器足独有的青花双边线特征；明代宣德红釉器足跟釉面呈现蝦青色；清代乾隆前粉彩器环绕纹饰外缘数毫米处出现的“彩晕”奇观；乾隆茶叶末釉、豆青釉及其它一色釉器足边胎釉接壤处留有刮削后所形成的一圈小锯齿纹......，不胜枚举。
辨伪秘要
对窳劣的仿制品，只要掌握住原器各部分时代特征不难辨识，但对一些逼肖的历代伪品如何识别呢，则是衡量鉴定水准的标尺。故有“断代易，辨伪难”之说。
历代仿作者的心理不外乎崇尚或趋利。既然是仿作，一定首先要形似，但仿者是後来时代的人，极易受到本时代工艺习惯的影响，往往有超越原物时代的现象。另外，仿制者本身所具有的技能和素质，并非对工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如选料、拉坯成型、胎釉质地、纹饰绘制等样样精通，总有某一环节欠缺不足，为后文鉴定者留下可疑之处。据耿先生多年识别伪品的经验而论，真器的胎与釉的质地和硬度是仿制者极难通过的“禁地”。所以，紧紧抓住各时代胎釉和工艺特点，便可破邪显正。又如，清代仿制明代永乐、宣德青花扁腹绶带葫芦瓶与真器的重要区别在於：仿品胎体为两片竪接；真器为明代琢器类通用的多段横接法，微露接痕。其他特征无须多究，仅凭“横”、“竪”，二字便可识伪，真可谓“一语破的”。晚清及民国时对历代陶瓷无所不仿，伪品充斥；真假莫辨。其作伪手法诡诈多端，登峰造极。
清乾隆绿地金彩云龙纹瓶
因而，此时多有“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赝品流传於世。近年来，国内外的仿制品乃是集历代仿作之大成，仿制水平又有所新发展，是传统仿古作伪方法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产物，亦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耿先生认为辨伪的核心应是剥去“貌合”的伪装，现其“神離”的原形。不管仿造者是如何用尽心机，只要从细微处去发现，总能窥出其破绽。除了博见精品、真品外，在实践中也要多识些典型的赝作，反复比较，切磋琢磨，总结出仿作的规律，从而积累丰富的经验，锻炼自己目鉴的眼力。
陶瓷制作工艺的延续性，使我们能够去总结各代演化规律，宏观地划定其时代。但是，同一时代不同窑口之间的循衍关系，尤其是明代以后景德镇以外的地方窑，往往使人束手无策，易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鉴定通病。耿先生称这种孤立的滞板的鉴定方法为“死胡同”；又谓：“善比物丑类者，方能触类旁通，从而见怪不怪，游刃有余”。
经常用类比法排队分析，去发现不同器物相近的时代特征及内在的联系，从而对不同的种类、造型、纹饰的器物正确断代，这是耿宝昌先生一贯坚持的实践方法。明、清以来，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其间总有息息相通之处，故对民窑器物的断代应以官窑器为宗，不可截然分开，孤立地研究民窑器；对哪些较复杂的各地方窑器，更应密切比照景德镇官民窑器，进行横向、竖线的联系，把它们分别归并到各自相宜的时代中去。
清康熙红彩加金开光鸟兽纹瓶
耿宝昌先生不仅善于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瓷的鉴别，而且对和中国传统文化渊源颇深、互为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的古陶瓷也深有研究，特别是在其断代辨伪上更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例如他所撰写的《日本陶瓷鉴定》、《朝鲜瓷器鉴定》、《泰国瓷器鉴定》等等专题论作，在国外影响很大，都是他数十年来潜心探索的结果。他的鉴定方法告诉我们：“古陶瓷鉴定学科必须遵循着由实践到理论总结再回到实践中验证，这样一个反复实践的规律”。
著名收藏家胡平：触摸历史 结交古人
清光绪官窑冬青釉赏瓶
天青釉鱼篓尊
辽代象耳尊
日前，“维莲有约”古瓷高峰论坛在上海中福古玩城举行。著名收藏家胡平提供了历年收藏的古瓷精品供论坛展示，并由维莲、王殿英、黄家祥等多位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进行点评与鉴定认证。专家认为，藏品体现了素有“中国收藏半壁江山”的上海收藏界的实力；其中数项，如明代釉里红云龙纹大罐、元末明初青花牡丹缠枝纹玉壶春瓶、辽代赤峰窑剔刻缠枝牡丹纹挎壶、辽代鸡首壶等，更是古瓷收藏品中难得的珍品佳作。
为此，笔者采访了中国长三角收藏研究会荣誉理事、收藏家胡平，并将之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培养兴趣好学好问
“在古陶瓷的收藏道路上历经二十多个春秋寒暑，最先始于兴趣。”胡平先生说，“当时见河岸边、道路旁散落的片陶碎瓷，我不禁止步俯身，细察瓷片上的图案花纹……看多了，便感到其中大有学问：不但各朝各代的型制有异，就是同样造型的也有胎骨、釉色之别。特别是瓷器纹饰，千变万化，有的随意，有的严谨，有的构图简洁，有的纹饰布满器身……而通过不断排比分析，我深感鉴别明清瓷器(主要是青花瓷)的关键，是要理清每一朝代纹饰的特点。这是我收藏古陶瓷经历中一个重要的心得。”
胡平说“随着兴趣的提高和眼界的扩大，我发现要真正走上收藏之路，理论知识的学习必不可少。于是就去新华书店买一些有关古陶瓷鉴定的书籍，同时也学习中国古代史。我也经常跑图书馆，那里专业书籍的品种远远超过一般书店，虽然不少书籍一下子无法看懂，但我如饥似渴地硬啃，有时借回家看到深夜。这段看书的经历使我大体了解了我国历代古陶瓷的特点，并掌握了一定的鉴别依据，结合过去看瓷片的经验，反复比对，并结合器型、胎骨、釉色、纹饰等分析研究，终于在收藏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无论是瓷片还是书籍，都只是收藏的初级阶段，没有一定数量完整的古陶瓷作为鉴赏对象，终究是纸上谈兵。无论是收藏爱好者或收藏家，都必须到市场上去经受考验，经历‘惊险的一跃’，这样你才能真正知道鉴定的学问是多么深奥，真正领会我国古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胡平说。
多看假货练就火眼
“凡是在古玩市场淘宝的人都深知‘鱼龙混杂’四字的内涵。在这个靠眼力定价的地方，稍一不慎就难免走眼，后果就是定价失度，最终是金钱的重大损失。但这学费你必须交，也值得交。据我所知，初涉收藏之道的人，没有不付学费而获得丰厚回报的。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只是付的学费相对较少而已。”
胡平认为“收藏的关键是明辨真伪。这个困扰我多时的难题至今未能彻底解决。其实这个难题不可能完全破解，即便一些著名鉴定家和收藏家也不例外。既然有收藏，就会有造假，非一纸禁令所能杜绝。所以关键还是要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要多看书、多实践、多比较、多请教、多总结，尤其重要的是最后一条——多看假货。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六多’，实践下来很管用。”
躬逢盛世谨慎收藏
回首收藏历史，胡平先生感慨万千：“收藏虽然历朝历代都有，但真正能形成较大群体，并产生众多大家的时代并不多。如中国历史上汉唐盛世，还有两宋相对稳定时期，再有就是明代的中晚期、清代的康熙、乾隆、嘉庆年间，这些时期都出现过光辉璀灿的收藏名家，究其原因，无非这几个历史阶段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近年来，‘盛世收藏’的话题不绝于耳，业已成为收藏界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收藏事业之所以达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峰，就因为今日中国正处于新的盛世。作为一个收藏家，我有幸生长于这个历史时期。躬逢盛世，深感欣悦。”
胡平认为，收藏是种历练，历练心情，历练文化，历练眼光，因此喜欢收藏千万谨慎！他认为，现在收藏知识已经普及，“捡漏”的机会微乎其微；相反，造假的技术却越来越高。他指出，现在开始搞收藏，难度很大，必须有极其丰富的鉴赏能力，或有真正的高手指点。雄厚的资金、充裕的时间和锐利的眼光——三者缺一不可。
小口大肚的壶中哲学——访著名收藏家于宏先生
于宏收藏的锡壶
于宏收藏的锡器
于宏收藏的陶瓷壶
于宏先生是国内收藏名家，涉及收藏门类众多，以壶类收藏见长。他在河南省洛阳市某国企中工作多年，涉及收藏经历已有20多年，特别是对锡器收藏颇有研究。
于宏不是一位古董商人，只是20多年前的一次巧遇古董的经历，使他不知不觉中踏入了收藏之路，并成为了壶类收藏领域的名家。提起壶类收藏，人们常说“小小一把壶，其中乾坤大”。而对“其中乾坤”，每位藏家都有不同的理解，日前，记者采访了于宏先生，并且了解到了他的收藏之路和对“其中乾坤”的理解。
偶遇踏上收藏路
上世纪80年代末，于宏还是河南省洛阳市某一大工厂的职工，由于所在部门是销售部，所以需要经常到山西出差。1989年的一天，在山西临汾的一家古玩店内，一只做工精美的“戥子”（一种小型的杆秤，是旧时专门用来称量金、银、贵重药品和香料的精密衡器）吸引了他的注意。这只戥子外壳为黄花梨木，秤杆由象牙制作，象牙自古就是难得一见的稀有材质，能用象牙做秤杆，这只戥子的精美程度可见一斑。后来，这只戥子成为了于宏的第一件藏品,并使他从此踏上了收藏之路。
同样是被“老古董”的精美吸引，于宏很快就收藏到了他的第一把锡壶。这把锡壶是清代中期生产的，盖子上是“四蝠拱寿图”，壶身上部表面刻有“明八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八仙”造型，壶身下部表面刻有“暗八仙”，是八位仙人使用的兵器。锡壶底部有炭火烧烤过的痕迹，由于年代久远，壶身表面形成了一层暗色的皮壳包浆。
“当时看见这只锡壶，我就非常吃惊，在小小的一把锡壶上，竟然可以雕刻出如此精美的图案，古人真是了不起。”时至今日，他最喜爱的还是这把清中期的福寿八仙锡壶，虽然它早已不是于宏藏品中最珍贵的了。
口小肚大壶中也有乾坤
在于宏的收藏品中，有价值连城的紫砂壶，有造型迥异的锡壶，有颇具历史意义的瓷壶，也有端庄、和谐的三镶壶。壶已经成为了他所有收藏品中种类最多的一个大项。
“刚开始玩收藏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这些造型精美、工艺超群的古代艺术品，不管是啥都收藏，后来发现收藏的壶越来越多，就开始仔细琢磨起藏壶的意义。”于宏说，“古代有很多制作茶壶的大家，壶就是他们的生命，壶的造型、壶身的雕饰、制作的工艺，一方面体现出工匠高超的技艺，另一方面可以体现出他们的想法和人生哲学。”
于宏指着一只砂胎三镶壶说，这只壶的肚子很大，但口很小，需要储存够一定容量的茶水后才能倒出茶水，这就蕴涵了要多加强自我修养，多学少说，需要不断积累的人生哲学。此外，口小肚大的造型，往往还蕴涵了古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生信条。“不少壶的壶身上都刻有名家的"座右铭"，从中也可以真实的了解到古人的价值观。”
每只壶都是一篇日记
在刚刚结束的嘉德四季2011年春季拍卖会上，紫砂壶每只动辄拍出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但在于宏眼中，经济价值不是真正的收藏乐趣。这些跟随自己多年的壶，都是一篇篇日记和一扇扇连接历史的门。
“看到这些壶，买壶的时间、地点，买到壶时的心情，研究壶时的成就感，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和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它们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精神享受，让我去感受先人们质朴的执着，无欲的洒脱。”于宏说，每一只壶的背后，都有一段这样的经历和感受，使他铭刻于心，这些壶就像一篇篇日记，记录了他的生活和成长历程。
近两年，紫砂壶已经涨到了“天价”，于宏认为，未来的壶类收藏，也许壶以“锡”为贵。
对于普通收藏者来说，紫砂壶的市场价格早已涨到了“天上”，把玩已经成为奢望，更别说拥有一两只名家紫砂壶当藏品。从收藏市场的角度看，行情有高就会有低，在壶类收藏家于宏眼中，锡壶的价格目前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锡器历史可追溯至青铜时代
商周至战国这一时期，青铜器被广泛使用，人们常称这一时期为“青铜时代”，而青铜器并非仅含有铜，而是红铜（纯铜）与锡、铅等混合金属。据史料记载，在商朝中期，我国已熟练掌握了炼锡技术。考古证据显示，我国锡器的历史略晚于青铜器，但却比青铜器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于宏说，在低温状态下，锡器容易失去光泽，变成暗灰色，最后碎裂成粉末，这种现象被称为“锡疫”，即使是没有染上“锡疫”的锡器，一旦和有“锡疫”的锡器接触，也会产生灰色的斑点而逐渐“腐烂”掉。因此，历史上很多有价值的古锡器都未能保存下来，这也是早期的锡器很少被发现的原因。
于宏介绍，锡器的大发展是在明代以后。当时，有人受紫砂制作工艺的启发，制作出了有很强观赏性并适合文人把玩的仿紫砂锡器，这种锡器一经面世，就受到了文人雅士的追捧，迅速跻身珍品雅玩的行列。
在于宏的藏品中，一种三镶壶的“内胆”是紫砂胎的，恰能说明当时的锡壶已经变成了文人把玩的佳品。造壶的工匠们在创作时，往往需要灵感完成“神来之笔”，而紫砂壶的制作却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两者在时间上产生了矛盾。但是，以锡制作的壶身便于雕刻，即使锡壶整体制作完成，也不妨碍这些堪称“艺术家”的工匠们在灵感出现时随手题诗、刻画。
在这一时期，锡器制作名家辈出，他们不惜工本，制作出了极具艺术价值的文人锡器，也造就了锡制工艺品的一个高峰。当时一把新做的精致锡壶“价五六金”，文献有“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的记载，可见当时锡器珍品之贵重，其在当时的价格甚至超过了商周时期流传下来的青铜器。
未来也许壶以“锡”为贵
近两年，紫砂壶价格一路狂奔，投资资金也趋之若鹜，紫砂壶的收藏价值所在，收藏家们也众说纷纭。于宏认为，制作材料的稀缺性固然可以当做判断藏品珍贵与否的一个因素，但绝非唯一要素，艺术品收藏，贵在“艺术”二字，锡壶的制作工艺和艺术收藏价值，目前被市场严重低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锡壶还被作为生活用品被广泛使用，但堪称“艺术品”且值得收藏的锡壶数量并不多，大多产自明代至清代时期，在壶类收藏领域，锡壶收藏尚属于冷门收藏。于宏认为，作为一个未被“炒作”的收藏门类，精品锡壶未来升值空间应该会很大。
陶瓷鉴定专家：九成藏家在赝品堆里转
“90%的藏家还在赝品堆里转、迷信所谓的专家最容易上当受骗……”今天将在裕鑫古玩城为市民鉴宝的陶瓷鉴定专家毛晓沪，昨天下午被一收藏爱好者约请到家中“鉴宝”时，告诫厦门收藏者。
百件陶瓷鲜有真品
邀请毛晓沪的收藏者是个60来岁的台商，玩收藏七八年了，也算是个陶瓷迷。见来了识宝的人，老人家一趟趟地从屋里搬出他心目中的宝贝：元青花、宣德碗、清陶瓷……数目接近百来件。毛晓沪拿起这些玩意，不用怎么细看，就大都判了“死刑”：几乎都是现代的低档仿品，唯一幸存的是一个宋代小碗，市场估值也就在1000元左右。
看着这些从台湾、菲律宾等处辛苦搜集来的宝贝差不多全军覆没，老人家头上直冒汗。在真假面前，毛晓沪也不留情面，只好告诫他：“以后干脆别买了。”
迷信专家易摔跟头
“现在收藏已经是大众化了，但真正达到一定水平的不会超过10%。”毛晓沪坦言，现在大多数收藏爱好者还是在赝品堆里转悠。对于一些不计代价往假古董身上砸钱的老板、有钱人，毛晓沪更是笑称他们为“扶贫办主任”，而且还真不少。
大部分收藏爱好者都把阅读相关书籍当做补充知识的好途径，但毛晓沪直言，现在市面上古玩鉴定类的图书只能算是中小学水平的普及读物。“造假的人都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了，你看那些书当然会被蒙得晕头转向。”
毛晓沪认为，普通收藏者容易上当的原因除了“摔一跟头就想抱得金娃娃”的贪念和盲目自信外，更重要的是迷信所谓的专家。
家藏陶瓷
今年65岁的蔡春色走上收藏之路源于偶然。1980年，他在南安老家认识了一个古玩商，对方很慷慨地送给他砚台、笔筒、印泥盒等三件陶瓷。蔡春色感到很不好意思，就掏出120元买下了一个民国时期的花瓶。正是这个花瓶为蔡春色打开了陶瓷收藏之窗，回家后，他仔细摩挲着花瓶，越看越觉得有意思，虽然当时120元相当于他三个月的工资，可是他一点也没有后悔，从此爱上了收藏古陶瓷。现在那个花瓶价值至少七八千元，但是蔡春色说他舍不得卖，打算留作纪念。25年来，蔡春色总共收藏了大大小小六七千件从战国到民国时期的陶瓷，大部分放在同安影视城养心殿后的南国古物世界艺术馆供游客欣赏，他家还有一个150平方米的地下室也摆满了藏品。其中光是毛主席塑像就有几十尊，最高的达2米，在国内相当罕见。蔡春色坦言，他刚刚走上收藏之路时交过不少学费，有一次他到一位古玩商家里，对方拿出一个清三代的花瓶，工艺相当精美，当时天色较暗，蔡春色来不及细看，就花几百元买下了。回到家后他拿醋一洗，才发现是仿制品。类似的经历还有不少，到底亏了多少钱，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蔡春色也有得意的时候，去年，他花了一千元从江西一位古玩朋友那里淘到一样奇怪的东西，看上去是两个羊头，造型与樽相似。他拿给许多专业人士鉴定，大家都惊呼从未见过，但肯定是战国时期的精品，价值无法估量。还有一次，鼓浪屿一个专门收破烂的人要卖给他一个花瓶，蔡春色一看，那花瓶是六角形的，并有镂空的花纹，明显带有民国时期的特征，便出价500元买下了，现在这件宝贝的价值至少有几千元。不过蔡春色说他不打算卖掉他的藏品，他计划再开一个古物艺术馆，让陶瓷收藏更普及，更多的市民有机会欣赏他的藏品。收藏建议：建议收藏年代在民国之前的陶瓷，造型越独特，风格越另类者越佳。比如砚台，传统造型均为长方形，蔡春色却收藏了不少鼓形、八角形、古筝形的砚台，有的还带有抽屉，价值显然比普通砚台高得多。另外，民国后的陶瓷，如果有纪念意义，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也值得收藏。蔡春色就曾在上海豫园买到一对花瓶，瓶上画着一枝红梅，上有喜鹊在叽叽喳喳地叫着。旁边写有“民国38年”的字样，显然，那是为纪念中国解放而制的，虽说年代并不久远，但很有特殊意义，价值当然高于同类产品。同样道理，文革期间的毛主席塑像之类也有很高的价值。鉴宝经验：古陶瓷年代久远，由于长时间的空气流动摩擦，外表形成包浆，手感柔润，不像新品、赝品，摸起来有刺手干涩的感觉，所以在鉴别古陶瓷时，要养成摸挲的习惯。另外，新品或赝品就算仿做出历经千年沧桑的旧色老斑，但还是掩盖不住刺眼的火光，与真品柔和的玉质感截然不同。蔡春色还有一个秘诀，就是用醋洗，真品越洗越会现出古旧面貌，而仿品则会越洗越新。收藏途径：有几个古玩市场值得一去，例如北京琉璃厂、潘家园、上海豫园、江西景德镇、湖南长沙、泉州等。福州花鸟市场也可以找到一些古陶瓷。另外，厦门白鹭洲古玩市场每周五都有许多古玩小摊贩云集于此，不妨经常去逛一逛，也许会有所斩获。
陶瓷仿款的介绍
1、仿款
仿款，就是在当代所制的瓷器上，仿写前代的款识。有些仿款并不一定是存心作假，而是因羡慕前代著名瓷器或其他原因。如清初的康熙、雍正两朝曾有过仿写前代款识的旨意。仿款由明正德年间开其先河，以后无论官窑民窑，仿者越来越多。入清以后，制瓷技术迅速提高，为仿古瓷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之当时统治者嗜古成癖，使仿古之风更加盛行。
实烧年代：明代嘉靖年要分辨仿款和真款，必须仔细观察款识的风格、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并结合器物的造型、胎质、釉色、装饰等方面互相印证，认真推敲。辨伪，首先可以从研究各代款识不同风格入手，将真假款识相互对照，结合实物，反复审度其款字的书写笔法、字体结构、排列形式、落款的部位。
另外，也应当注意总结同一时期早中晚期款识不尽相同的变化规律。其次，注意款识的用料和颜色。以青花写款为例：元代和明初的颜色深厚下沉，有黑色结晶斑点和凝而不舒的现象；尤其宣德时，蓝色中有黑、灰等色杂夹其中。成化款则舒展清晰，蓝色优美；嘉靖事青中泛紫，十分浓艳；万历以后色调匀净，但发色不深，清初作品也大抵如此。康熙款色调明快，幽倩艳丽；道光以后则蓝色涣散，浅淡上浮
2、陶人款
在瓷器上署以陶工、作坊主、店主姓名、或陶店名号的款识，称“陶人款”。陶人款在早期青瓷上即已出现，但常常与纪年、赞颂、吉言等内容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条铭文。单独陶人款，直到明清时才可见到，而且比较少，特别是官窑器上更为少见。清初官窑器可偶见督陶官的款识；乾隆以后，督陶官形同虚设，陶人姓名才见于款识。“时大彬制”陶人款的格式，一般是在匠人姓名后加一“造”字。也有光书姓名、姓氏或店号的。用含有寓意的纹样图案作为款识，呈“花样款”，亦称“记号款”。
3、花样款
花样款多为民窑所用。明代已流行，到清代则形式更为繁多：一、博古图案。如八卦、太极图、八宝、琴棋书画、八音器、及礼服上所绣的十二章等。二、佛教符号。如八吉祥及转轮王的七珍。三、道家符号。最著名的为八仙所持物，汉钟离的还魂扇，吕洞宾的宝剑，李铁拐的葫芦，曹国舅的绰板，蓝采和的花篮，张果老的渔鼓，韩湘子的笛子，何仙姑的荷花（笊篱）。四、“豆腐干”款。在双圆圈中心绘双线方框，框内再绘横竖相间的线条。五、“四朵花”款。在双圈内绘不太规整的“四朵花”，简单的仅绘四个“×”或四个有如眼睛的“花”。六、其他花样。动物类的如龙、凤、鹿、鹤、龟、还落，植物类如松、竹、梅、蟠桃、瑞草、灵芝、树叶等。
4、赞颂款
赞颂款即赞颂、欣赏瓷器的款识。虽然早在唐代的长沙窑就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赞颂款铭，但它的流行却是在明清两代。明代的瓷器上有“玉堂佳器”、“上品佳器”、“昆山美玉”、“昌江美玉”等四字款；也有“美玉”、“雅珍”等二字款；一般都在款识之外环以单圈或双圈，圆圈大小各异，个别也有无圈者。晚明赞颂款，多带“佳器”二字。清代有赞颂款的瓷器，多属私人，故又称私家款，如“美玉雅玩”、“奇珍如玉”、“珍藏”、“雅玩”、“玉”、“古”、“珍”等；字数比较多者，则有“奇玉宝鼎之珍”、“其石宝鼎之珍”等等。
5、吉言款
在瓷器上烧上具吉祥意义的词句或短语，以表示祝愿的款识，称作吉言款。早在三国西晋时的青瓷上，就可以见到“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等字样。宋元时期则有“金玉满堂”、“寿山福海”、“佛光普渡”、“家国永安”等吉言款。明代的吉言款多出现于晚期，且以民窑器上最为流行。如正德时的“天下太平”；嘉靖、万历时的“万福悠同“、“长命富贵”、“福寿康宁”、“食禄万钟”、“三元及第”等等。还有只题一、二字的，如“双利”、“吉兴”、“福”、“寿”、“万”、“贵”、“善”等。“福”清代吉言款，一般沿袭明代，也常见于官窑器，如康熙六旬庆典七寸碟，四周围以淡赭饰纹，分嵌万寿无疆篆字。有的礼器，则题“喜”字款，以有署以“庆”字或以蒙古文作吉言款识的。吉言款款试亦多种多样。像“福”即有单、双线方框或双圈内草书“福”字的，有无圈框而用粗笔道在碗内底大书一“福”字的。“长命富贵”款写法也有两种，一是双圈内书写两行；一为钱形，四字对书于穿孔四周。“万寿无疆”、“永庆常青”款则往往采取以花捧字的形式。
6、堂名款
以典雅的堂名、斋名和“清赏珍玩”之类的文字烧在瓷器上，作为私家烧藏的标志，这种铭款就是堂名款，或称私家藏款、室名款、斋名款。堂名款内容包括堂名、居名、斋名、轩名、室名、殿名、楼名、阁名等等，制品之人有封建帝王、皇亲显贵、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和少数良工名匠。“翠竹轩信卿”堂名款在明代以前极其罕见，明代的亦多见于后期。入清以后则各朝皆有，尤以康熙、乾隆时盛行，且形式多种多样。同纪年款一样，堂名款也多见于官窑制品
7、纪年款
纪年款是在器物上用写、刻、印等不同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一种款识。我国古代瓷器款式，大部分属于纪年款。纪年款可分为两大类：书以当时的帝王年号者称年款；用六十年周而复始的甲子表明年号者称干支款。明清两代的年款有不同的书写形式：六字款常书二行，首二字为朝代名，中二字为年号，末二字则为“年制”或“年造”二字。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四字款则缺朝代名，首二字即为年号。如“成化年制”、“雍正御制”等。干支前加上当时帝王年号，如“大明成化元年乙酉”款。单纯使用干支的并不多。另外，也有只书朝代，而缺年号者，如“大明年造”、“大清年制”款，属于特殊现象。“康熙御制”
纪年款的款字，多用青花书写，兼有暗刻、凸印、朱书等。款外多加边饰，常见有双圈、双线方框或单圈，个别也有无圈框或用双长方框的。无论何种形式，款字均为竖写，极少横排书写的。纪年款以官窑瓷器运用最多，但部分民窑尤其是景德镇民窑，亦有书写年款的。民窑纪年款字体略为草率，不及官窑规整。
艺术品收藏市场该不该打假谁来鉴定“鉴定家”
古玩界有一种论调：“古玩是不打假的”。近日，媒体报道，尽管赝品泛滥，但仍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造假买假，无碍大局。还有一些人，竟公开表示反对打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怪现象。艺术品收藏市场该不该打假?又该如何打?从艺术品鉴定乱象入手，或许可以窥见其背后的“秘密”。
古玩打假“知易行难”？
日前，央视曝光了虚假鉴定文物的利益链条，“文物鉴定黑幕”中“只认钱不辨假”、睁着眼睛说瞎话的鉴定专家，凭借一纸鉴定，可以让一个粗制滥造的200元小瓶，摇身变成“价值连城”的文物。一张鉴定书引来了市场上各种文物鉴定机构层出不穷，不少人盯准了古玩这块大肥肉，伸出了贪婪的双手。
一位行业藏家指出，一些“鉴定专家”为了达到金钱和声誉上的个人目的，“实际上已经成为收藏界的搅屎棍。”他们之中，一些人虽然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但是缺少必要的诚信道德。比如，客户请他们鉴定，他们故意低估鉴定物，转手又将客户的鉴定物“骗取”到手;还有相当一部分所谓的鉴定家，只是略懂些皮毛，上了几天培训班，混了一张证书，便也开始自称“鉴定家”。
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河南站站长、研究员夏志峰一针见血地说，“在鉴定这个行当里，经常有人把新仿的工艺品当宝物，说明一些文物鉴定者的操守出了问题。这是利益使然。另外，有些人和拍卖公司、古玩收藏商人勾连，形成利益联盟。更有甚者，直接和盗掘古墓者串通一气，在坑蒙拐骗消费者的同时，也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谁来鉴定“鉴定家”？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其实，很多收藏爱好者打假热情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艺术品鉴定没有一定的标准，缺少必要的标准参考，所以真的打起假来才能知道其中的艰难。
夏志峰说，目前文物鉴定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准入制度，目前我国的文物鉴定没有标准可依，在行业资格的管理上也没有明确规定，“开一家鉴定工作室和俱乐部从事文物鉴定，几乎没有门槛，既不需要到文物部门申报，也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到工商部门登记或在民政部门注册一个民间团体就可以了。”夏志峰认为，这是目前文物鉴定行业混乱、从业人员五花八门的根源所在，相关法律和政策上的空白亟待弥补。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所谓的收藏家协会、鉴赏家协会，以及各种纸质、视频媒体，都在开展鉴宝业务，甚至有个别人，几乎什么都不懂，也能打起大招牌，自封为著名鉴定师、专家，在古玩城摆起了地摊为人鉴宝。有的团体拉大旗做虎皮，用别人的名字支撑门面，比如聘请两位顾问、专家，每月支付300到500元的顾问费，这些团体看起来好像很正规，事实上骗人的事也不少。
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所所长毛晓沪说，由于缺乏相关的监督约束机制，民间文物鉴定行业亟待规范。民间文物鉴定的收费标准、定级标准、鉴定流程等差异悬殊且难以保障鉴定的质量，导致因鉴定而引起的民事纠纷频频发生。
当今文物市场打假已刻不容缓。可是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没有实行鉴定师资质考核，也没有打假的人和机构，艺术品收藏市场就像一场足球赛，没有裁判员如何能定输赢?”毛晓沪有些无奈地说。
艺术品打假怎么打？
采访中，一些收藏家、鉴赏家告诉记者，在古玩市场的交易中，已形成了卖假不退、买假自认倒霉、古玩不打假等所谓的“行规”，衍化至今则成为“拍卖不保真”。
上海市收藏协会法律顾问李欣说，“改革开放后，我国古玩市场开禁，而相应的收藏法、鉴定法和行政法规缺失，虽有拍卖法，但法条粗糙，与现实不符甚至相悖。整个古玩界不知法、不讲法、不守法，"五毒"盛行，有失控的危险。”
北京邦道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武绍智分析，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对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证书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给一些牟取不法利益的投机者以可乘之机。“现在缺乏相关的鉴定师资质考核机制，艺术品鉴定只代表专家个人意见，从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是否被故意高估这个角度，在法律意义上界定困难。”武绍智说，在很多国家，文物鉴定机构和鉴定师的入行门槛都很高，法律规定上对于保护消费者也有完善的规定。
对于古玩的鉴定，李欣建议，要制定专门的文物鉴定法，对鉴定部门、鉴定专家的资质、鉴定的程序、鉴定失误的赔偿等作出规定，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同时，必须对鉴定部门和鉴定专家实行问责制度，鉴定部门或专家对其鉴定的结果，都应该有书面结论。如将赝品鉴为真品，或将真品特别是国宝级的文物鉴为赝品，致使文物流失海外，应该视情节分别作出行政处理、经济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只有立法建制，才能使古玩文物市场在规范中提高，在提高中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