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瓷器欧洲。
《东风西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欧洲瓷器展》目前正在深圳博物馆老馆展出，所展的176件欧洲古瓷是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帕拉克维茨、孙建伟夫妇二人的捐赠，这是夫妇俩20余年的精心收藏。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拉斯洛·帕拉克维茨先生。
欧洲贵族喜好中国瓷
记者：欧洲精美瓷器学于中国瓷器，几百年前欧洲人学习的动力来自何方？
帕拉克维茨：16世纪之初，当中国百姓用简单的“馒头窑”就可以烧造出几个带釉的饭碗时，欧洲人却用铁制、陶制的盘子吃饭，只有贵族才享用得起银制的餐具。葡萄牙人最早告诉公众，这世界上可以有另外的饮食器具——1602年和1604年，各有一艘葡萄牙克拉克帆船“圣亚戈号”和“圣卡塔琳娜号”被荷兰人所俘获，船上来自中国的千余件瓷器被拍卖，由此激起了欧洲瓷器热，英国和法国国王也成为了买主。
对于仍使用铁制品、陶制品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瓷器的轻巧、美丽、干净和实用，非常令人惊诧，这种东西在欧洲各国是上流社会才可享用的高档品，只有富裕的上层人士能支付得起。正是因为中国瓷器的昂贵，很多欧洲国家开始仿造中国瓷器。除实用器皿外，中国瓷器雅致精湛的格调也受到欧洲上层的欢迎，法国的“罗可可”创作鉴赏之风便受中国风格的影响。进而，十八世纪下半叶起，在欧洲制造的瓷器中，有了复制、仿制或参考中国瓷的做法，中国元素直接浸入欧洲的工艺创作。
从仿制到创造辉煌
记者：欧洲人对中国瓷从最初的仿制，到逐渐加入本土元素。欧洲仿制到创新的路径很值得我们借鉴，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帕拉克维茨：欧洲许多工厂一开始仿制中国瓷器最流行的图案，但到此并不止步，还各自尝试研发属于他们自己的釉料及样式，分别创造出镀金装饰、转印丝网印刷等等，同时在瓷器绘画方面也注意融入大型作品的艺术风格和主题，逐步结合欧洲的文化和传统生产出有欧洲风格，不同形状，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欧洲瓷器产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瓷器的功能也在拓展，包括照明、书写工具和家具等等。
这一仿造、结合、创新和自成一体的瓷器工业成为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欧洲最为重要的工业之一，也为当时的欧洲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形成了辉煌的瓷器艺术。
中国瓷影响欧洲贸易发展
记者：您为什么一直专注18世纪对东西方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的瓷器收藏？
帕拉克维茨：20多年来我一直在收藏有关这段历史的瓷器工艺品。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国瓷器，竟然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对于整个欧洲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中国瓷器促进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让我深深地着迷，可是当今世界各国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如果没有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欧洲多国的瓷器就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样的水准。西方瓷器发展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300多年前欧洲各国仿造中国瓷器，再结合本土文化，创造出令人难忘的欧洲瓷器工业发展史，同时带动了欧洲工业革命。从中国和欧洲古时瓷器贸易中，我们分明看到双赢的局面所带来的是不可预期的发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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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瓷器影响了欧洲并且带动了整个欧洲的瓷业发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发明了瓷器，比欧洲早两千多年。17世纪，中国瓷器开始大量出口欧洲，引起了欧洲各国的仿制热潮。
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不少人提起英国威基伍德瓷器时，不停地赞美，并以购买、使用之为时尚。但殊不知，英国瓷器的制作比中国晚了两千年，而且英国瓷器的发端、发展，完全跟随着中国瓷器的脚步。
四百年之前,中国瓷器等艺术品影响了欧洲，带动了整个欧洲的瓷业生产。中国瓷器影响欧洲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传播到中东，然后，随着阿拉伯人的扩张，把中国瓷器带到了欧洲，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受中国瓷器的启发，意大利发展了自己的锡釉陶器。随后，意大利的制陶技术影响到法国，法国影响到荷兰与英国。可见，英国受中国瓷器影响较晚。
17世纪上半叶，英国人约翰·德威特发明了炻器（介于瓷与陶之间的器物）。但许多资料介绍，中世纪末，德意志莱茵河畔曾烧制炻器，之后，德国与荷兰的陶工到达英国，把技术也带去了，影响了当地的炻器生产。炻器的烧造过程不同于一般的陶瓷：炉温在1200度，把食盐撒在器物上，食盐中的钠分子变成硅酸苏打，再与器物中的氧化铝化合，形成玻璃质的釉覆盖器物表面，多呈棕色、黄褐色或灰蓝色。之后英国发展了锡釉陶生产，这是受荷兰代尔夫特窑的影响，而代尔夫特窑的瓷器生产是模仿中国青花瓷，可见英国的锡釉陶生产源头又来自中国瓷器的影响。
不过，尽管英国各类陶瓷生产都受益于中国瓷器，但威基伍德、德威特等人力图摆脱中国的影响，研制自己的产品。德威特在1672年4月向国王查尔斯二世提出辞呈，辞呈上说：“英国的陶瓷器，无法与闻名世界的中国瓷器、帕提亚（波斯）陶器，以至一般称为科隆陶器的炻器相比……”此信看上去反映了这个艺术家的失望，其实委婉表达了他的雄心。事实上，他流露的失望，正是欧洲许多国家所担心的，因为中国瓷器等艺术品长时间出口欧洲，欧洲各国因银子大量流失，而十分恐慌，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在研究中国瓷器生产的秘密，德威特、威基伍德等人就是这样，最终经过刻苦努力，生产出自己的产品。那些最初的产品都带有中国青花瓷的特征，即白地蓝花的图案、中国风情的题材等。其中，比较知名的是一种柳叶图案，大量生产，当时英国几乎家家户户都用这类瓷盆，而且英国人还假想中国人的爱情故事都发生在这类背景下的，以致这类图案反复出现在瓷器的装饰中。
欧洲追过哪些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一出现在欧洲，就震惊了欧洲人，凶为它具有其他材料难以匹敌的精致耐用和洁白晶莹。l500年至1850年间，随着贸易新航路的出现，亚洲、欧洲和美洲问有了直接联系，中国瓷器成为了销售到欧洲的众多亚洲物品之一。特别是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达到了顶峰。
中国瓷器虽然在贸易量上远不及香料、丝绸、茶叶等商品，但它在欧洲的出现对于欧洲经济、社会生活、消费模式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数百万件中国瓷器，包括成套的茶具、餐具、酒具以及装饰陈设用品等，通过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经过拍卖或私人经销，成为欧洲富庶家庭的必备物品。
这种贸易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中国瓷器的输入，到欧洲人根据喜好定制瓷器的过程，与此同时，这种贸易也促进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并开启了欧洲人自制、模仿中国风格瓷器的热潮。日前，笔者有幸参观了正在国家博物馆(微博)举办的“瓷之韵一一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其问展出了两馆所藏的100余件中国外销瓷和欧洲瓷器精品，中国风格和欧洲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呈现出了别具特色的瓷器风韵。
改装增加身价
在元代和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很少为欧洲人收藏，随着中国与欧洲直接贸易的开辟，商人们便开始在中东购买了一些具有中国明代中期风格的瓷器，并把它们带回了欧洲。起初人们认为瓷器非常神奇，拥有特殊的性质，比如可以用来试毒，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由牡蛎贝壳制成的。正如17世纪中叶，英国作家、医生和收藏家托马斯·布朗爵士写道：“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瓷质的盘碟，通常认为它们是用泥土制成的。”
最早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都被看成稀世珍宝，购买和收藏它们的都是国王、王子、公爵等。而与其他奇珍异宝一样，这些瓷器通常会加装金、银等贵重的金属配饰件，不仅表现了其价值，也提高了其地位，中国瓷器也因此经常获得新的功能。比如，通过加装一个或更多的金属饰件，碗可能被改造成杯子，罐可能被改造成啤酒杯，军持或花瓶可能被改造成执壶等等。这些经过改装的中国瓷器变得实用而富丽。
欧洲定制纹样
销往欧洲的瓷器，装饰图案起初完全呈现出中国特色，随着欧洲皇室贵族对瓷器的需求增加，西式内容的装饰图案逐渐增多，展现出了同时期欧洲的流行风尚。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开始根据欧洲顾客的要求或私人委托制作非中式形制和纹饰的瓷器。
版画、藏书票、银行券以及硬币、陶瓷器、玻璃器、银器等等，都被运到中国，成为瓷器作坊里陶工和画工仿制的样品。比如，版画和素描作为瓷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来源，除了讽刺和纪念主题外，受欢迎的还包括宗教题材、神话和寓言故事、历史事件、求爱场面以及狩猎、丰收、海洋贸易等活动。
同时，定制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装饰着家族或企业盾徽的纹章瓷。在正式场合或私人用品，诸如餐饮、家具和丝织品等上加入纹章装饰，这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表明其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的有效视觉手段。16世纪至19世纪间生产的纹章瓷，大部分都是牧师、乡绅、高级官员、银行家或参与高利润亚洲贸易的商人等定制的。现存的纹章瓷图案数量惊人，仅英国就有至少6000种。
细审丰富多彩的欧洲定制瓷，有些对图案来源的模仿惟妙惟肖，而有一些则呈现出中西杂糅的装饰效果，透露出中国与欧洲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
效法中国风情
中国风格的陶瓷传至欧洲后，其造型和纹饰也为欧洲人所效仿。从欧洲最早的瓷器生产开始，工厂主就是从中国瓷器中获取灵感盼，他们不断改变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供国王和贵族们使用。
欧洲人广泛模仿两种风格的中国彩绘瓷器，一种是以粉色为主的粉彩瓷器，另一种是以绿色为主的五彩瓷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和改进，总是为了适应欧洲市场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欧洲入对中国传统纹样的一知半解，往往与日本和欧洲元素混合在一起。比如一些瓷瓶是按照日本清酒瓶的造型制作的，但上面却装饰着中国的浮雕纹饰。此外，由于当时很少有欧洲旅行者到过中国，遥远的距离和完全的陌生感使得欧洲人对中国充满了各种虚幻的想像，而这种想像也具化为宝塔、渔夫、鸬鹚、梅花、牡丹、菊花、凤凰等等元素，成为欧洲瓷器上司空见惯的纹样。
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三百年
近10年来，我旅欧10余次，到达30多个城市，10多个宫廷遗址，50个博物馆，100个古董店，发现了许多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的史实，表明西学东渐之前，中国也长时间地影响过他们。而中国艺术品传入欧洲，法国是受惠最大的国家。
奥地利美景宫里有“中国漆器厅”，把中国漆器元素融会在洛可可设计里，是女皇特蕾莎为纪念丈夫特意设计的。皇宫里还有“中国阁”，用青花瓷装点墙面，形成浓郁的中国艺术氛围。在德国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里，记载着300年前奥古斯都二世疯狂搜集中国瓷器的故事。在伦敦丘公园里，可以看见几百年之前中国园林文化的影响。在瑞典皇宫，皇后露依莎十分痴迷中国艺术，玩中国瓷器、养蚕、织丝、刺绣，皇后成立的手工艺者协会也取名“广州”。而300年之前，法国是欧洲最时尚、最发达的国家，法国对中国艺术的整体迷恋，反映了整个欧洲迷恋中国艺术的倾向。
法国对中国艺术的兴趣由来已久，暹罗国王1686年访问巴黎更是点燃了法国人的热情。路易十四收到这位国王带来的许多精美礼物，其中大部分是中国艺术品，包括1500件瓷器。自此，路易十四开始热情关注康熙王朝。当时，整个法国已经被西方世界视为文化先锋、时尚重镇，代表法国时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过中国艺术的影响。
中国瓷器、漆器、家具、丝绸等流入欧洲，被法国人乃至整个欧洲的人称为奢侈品，欧洲人遂以拥有中国奢侈品而自豪。
路易家族的中国瓷情结
中国瓷器未传到欧洲之前，绝大多数家庭都使用粗劣的陶器、木头碗，只有极少数贵族使用银器。中国瓷器开始只局限于上流社会使用，之后，法国模仿中国瓷器，制造出了自己的瓷器，最有名的就是法国皇家窑厂——塞夫勒窑厂。其起初的装饰风格多数来自中国样式，并与洛可可风格(这个风格本身就受中国元素的影响)融会一体。塞夫勒瓷器使用的玫瑰红，就是受清朝粉彩的启发。塞夫勒皇家瓷喜用金粉勾勒，宝石蓝作底，这是受中国瓷器绿松石色彩装饰的影响。
对中国瓷器最热衷的就是路易十四本人。他为了赢得情妇蒙特斯潘夫人的欢心，在凡尔赛宫里为她建造了特里亚农瓷宫(即中国青花瓷宫)。瓷宫由三座单层亭子式的建筑组成，一字排开，每层檐翼悬挂着响铃。设计者还运用中国园林的设计方法，如岩洞、假山、拱桥、曲溪以及小径，园内花木错落，地道的中国风情。瓷宫里还安放着许多中国花瓶，以及模仿中国式样的家具。但由于瓷宫用鲁昂瓷厂生产的低温软陶做成，瓷化不够，时间一久，软陶开裂，屋顶接连渗水。这时，路易十四与情妇的关系也岌岌可危。蒙特斯潘夫人用春药挽留他的做法被曝光，名誉扫地。路易十四已有新宠，趁机抛离前妾，矗立17年之久的瓷宫也随之被拆除。
路易十四的新情妇曼德侬夫人，同样热爱中国艺术，她命人将她与国王的画像送往中国景德镇，做成一件由西人设计、华人制作的五彩瓷。这件绘有两人头像的五彩瓷盘，如今收藏在葡萄牙。
法国上下皆钟情中国艺术，最热衷者大约要算路易十四的长子了。他1661年生于巴黎枫丹白露宫，拥有法国最精美的中国器物，以元朝、明朝瓷器为最，当时存放在凡尔赛宫主楼一层的镀金书房内。由于路易十四对他期望太高、管教过严，他始终郁郁寡欢，中国艺术成了他的一种寄托。
枫丹白露宫内的中国馆，由拿破仑三世时的欧仁妮皇后主持建造。馆内陈列着大量的中国奢侈品———上千件古画、金玉首饰、牙雕、玉雕、景泰蓝佛塔等，这些藏品大多来自英、法联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来自1860年对中国圆明园宫廷藏品的抢劫。
从景德镇到塞夫勒
路易十四的长子病逝后，路易十五继承了王位，他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路易十五为了让宫廷全方位地使用中国瓷器，竟下令把宫廷所用的金银器全部熔化另作他用。路易十五的情人蓬巴杜夫人也热烈迎合国王的兴趣，她千方百计诱使路易十五亲近艺术，她在室内装饰、戏剧、服饰上注重改良与创新，时时刺激路易十五的艺术神经。她听从农学家魁奈的建议，鼓动国王学习中国雍正皇帝重视农事，带头耕种。在她的倡导下，塞夫勒陶瓷厂于1738年成立，从维森迁移到塞夫勒，并于1759年成为皇家陶瓷厂。1765年，法国人在利摩日附近的圣伊利埃发现了高岭土，于是开始开发法国式的瓷器，模仿中国工艺烧造出的素瓷雕塑。蓬巴杜夫人亲自督导瓷器生产，精心挑选瓷器的纹饰，大量采用、借鉴中国图案，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后人因此名之为“蓬巴杜纹饰”。“蓬巴杜纹饰”对法国时尚产生了久远影响。
塞夫勒工厂最初生产的硬质瓷器力仿中国形式，又受德国迈森瓷的影响，而迈森瓷的源头也来自中国，因此塞夫勒瓷器与中国艺术难断渊源。蓬巴杜夫人之所以掀起一场造瓷运动，既表示不甘落后于德国，又想抵制中国瓷器的影响。因为不仅法国，乃至全欧，中国器物满目所见，使得许多国家的国库银子大量外流，引起政坛震动。制瓷成功，减少了对中国瓷器等奢侈品的依赖，法国因而扬眉吐气，蓬巴杜夫人因此成了法国时尚艺术的领军人物。
与其他国家一样，早在1686年，法国就派基督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目的多种多样，搜集中国瓷器生产的技术情报是重要任务之一。其中，最有名的传教士是昂纳雷科(中文名殷弘绪)。
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中国风情装饰最出色的设计家皮勒蒙喜欢将典型的洛可可涡卷纹饰与飘渺的人物、滑稽猴、中国建筑造型结合成一体。画家布歇设计过以“中国舞会”为图案的挂毯，作为配有东方漆器的室内布局的背景，那棕色调的、富丽精致的构图来自中国的建筑风格。这是当时欧洲许多地方模仿中国风情的标准设计，如花园凉亭、茶屋等，与英国人习惯将中国园林设计移至家具设计中相似。
凡尔赛宫里的“中国国王”
1673年冬天，最时髦的巴黎妇女都急欲购买中国进口、手绘异国花卉图样的外套。巴黎所有的街道都充斥着这种外套，但多数是仿冒货。
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路易十四国王举办了以“中国国王”为主题的舞会，并亲自身穿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上出场。凡尔赛宫廷里模仿中国风情的装饰成了晚宴的最佳背景，同时有许多穿着中国服饰的演员混在宾客之中。1722年，波旁公爵为年轻的路易十五举办了一个中国宴会，地点在孔代亲王的祖宅香堤伊。
法国宫廷与贵族中流行使用中国家具，其中描金漆器家具在法国人眼里最能显示富贵与奢华。法国工匠也开始制造“中国风”家具，上漆，画上中国人物与奇珍异兽的图饰。1692年，布雷尼在《巴黎商店指南》中，第一次为“中国式”涂漆家具做广告，17世纪的英语称之为Chinapolish，即“中国漆”。
当时的法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未掌握髹漆原理，也不知中国髹漆工艺。因此不少富裕人士先把家具木胎做好，不远万里运到中国。由中国工匠髹漆彩绘，再运回法国。一件家具从动工到完成，起码要花上1年时间。
中国家具未传入欧洲之前，欧洲的家具大多是那些坚挺直立的木制靠背椅。久坐十分不适，受到中国家具三弯腿、弧形靠背的启发，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开始追求家具的舒适感，不仅在家具设计上模仿中国家具的柔性设计，还开始在坐卧类家具上应用纺织面料。洛可可时期出现了一种带垫长榻，是沙发的雏形。
当时的哲学家格芮姆说：“有一个时期，每家的桌上，都陈列着中国物品，我们许多器具的样式、许多东西，都是以中国趣味为标准，没有了这些东西来装饰就感觉社会地位被降低了。”另一个欧洲学者这样认为：“事实上，想了解法国奢侈品改变风尚的原因和方式，以及新的一类古董奢侈品包含哪些物品，关键要知晓17世纪末流行全欧洲的东方(主要指中国)装饰风。”
中国艺术向欧洲输出了什么
瓷器——16至17世纪，欧洲特别是荷兰的画家，喜欢将餐具入画，其中时有中国瓷器餐具，这是当时品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维也纳茜茜公主博物馆，茜茜公主大书桌上摆着中国五彩瓷，她的盥洗盆和便桶也采用了中国瓷器的青花风格。法国作家雨果为妻子特制“中国诗屋”，客厅墙面上满满当当地挂着中国瓷器。
壁纸——16世纪中叶，中国壁纸由荷兰商人传入欧洲，上流社会豪宅争相用中国壁纸作为装饰。奥地利夏景官的中国蓝色厅，就用玛利亚·特蕾莎女王向中国订购的高级壁纸装饰两边高墙，壁纸上绘有中国景观：养蚕织丝、水稻种植、瓷器工艺和茶文化。
建筑——斯德哥尔摩近郊的爵庭夏宫有一座中国亭子，是皇帝弗雷爵克为庆祝皇后生日而悄悄建造的。路易十四也曾为情人建造了特里亚农瓷宫。
丝绸——早在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丝绸就通过“丝绸之路”传人欧洲的罗马帝国。17世纪的欧洲贵妇都喜欢穿中国丝绸面料的高跟鞋，并在鞋面上装饰中国风格的图案。1792年，英国外交官马嘎尔尼在日记中写道：“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
漆器——描金漆器家具在欧洲人眼里最能显示富贵与奢华，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的住所摆满了漆制家具。英国商人到中国广州购买大块漆器，然后改制成各种规格的屏风出售。当时欧洲的许多工匠，也开始为家具上漆、绘制中国人物与奇珍异兽。
欧洲人爱中国瓷 青釉瓷被称“雪拉同”
欧洲人喜爱中国瓷器，在许多影视剧里常常会听到有欧洲人想来中国寻瓷。欧洲人把中国青釉瓷称为“雪拉同”，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6世纪晚期，法国作家杜尔夫的长篇小说《牧羊女亚司泰来》被搬上舞台。剧中男主角雪拉同穿的一件青色衣服惹人喜爱，这种颜色一下子就成为法国很流行的颜色了。正巧中国的青瓷第一次传入法国，那青翠欲滴的釉色使法国人为之倾倒。以至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字称呼它，只有雪拉同那件衣服的颜色可以与之媲美，于是人们就称这种青瓷为“雪拉同”。知道今天，欧洲许多人还常常这样称呼中国的釉瓷器。
青釉瓷器是以铁质为着色剂的高温颜色釉品种。考古学家们说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古人写出了“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样的诗句来赞咏青瓷。青瓷不但包括蓝绿，而其质方面也有深浅不同，这是因为釉层厚度不同而显现出来的差别。
景德镇烧制青瓷自唐开始，至宋时，取各窑之所长，在虾青、秘色以及白定的基础上创制了影青瓷，它的特点是瓷质极薄，釉面白中泛青，暗雕塑花纹，内外都可映光，故有人称之为隐青、罩青。
中国瓷器对菲律宾的影响
追溯中国的制瓷业可至东汉时期，鼎盛于明清。而中国继“丝绸”之路后开辟的第二条对外贸易路线便称之为“瓷路”，自此开启了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中国“瓷路”对菲律宾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中国“瓷路”的开通与繁荣将菲律宾推向了世界经济舞台。自8世纪末起，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瓷器输出以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出产的碗和瓮为主，如越窑的青瓷等，贸易对象国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南亚、西亚、非洲等国。此时海上主要的交通路线之一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磁灶青瓷等。在上述两个阶段，尚处于“史前”社会的菲律宾已成为“瓷路”的中转站和消费地。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前，菲律宾鲜有历史文献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进行记载，故被称为“史前”社会，而中国瓷器则成为众多菲国历史学家鉴别和考证“史前”历史的重要依据。“中菲贸易始于北宋初年（公元10世纪），1225年赵汝适《诸蕃志》里对各种瓷器于12至13世纪输入三、四十个国家有很详细的述叙。菲律宾有7个岛屿如麻逸、三屿（今巴拉望附近）、巴拉望等被列举在内。1359年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里除有记载麻逸与三屿外，尚提到菲律宾其他岛屿如苏鲁、棉兰佬等。菲“史前”社会的中菲贸易还处于原始的以物易物状态。菲土著社会崇尚厚葬，因而菲律宾发现的90%的唐、宋、元瓷器多为墓葬出土物。而明代瓷器一般是“出水”文物，这是因为，西班牙殖民后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才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收藏在菲律宾的中国瓷器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三个阶段，也是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福建德化白瓷等。海上“瓷路”的一条即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17世纪后期，中国的白银流入主要来自中国与菲律宾(马尼拉)贸易。西班牙殖民初期，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地物产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西班牙海军将领利雅实比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就称殖民当局能从当地所得的“唯有肉桂而已”。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在欧、美及南洋各国久负盛名。菲律宾殖民当局唯有从事对华转口贸易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1574年，两艘马尼拉大帆船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标志着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1575年，西班牙殖民者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福建漳州，旨在与中国缔结商约。
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线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历时240年之久。菲律宾马尼拉一跃而成为世界贸易链上重要的一环。生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其日用消费品也需要中国供给，其中包括瓷器消费。菲国立博物馆复原了一套“圣地亚哥”号沉船中西班牙商人使用的餐具，其中除刀叉、酒杯为银器和玻璃器皿外，其余的盘、碗、酒壶及水壶均为中国青花瓷。可见瓷器在菲律宾已由“史前”社会财富地位的象征转变为当时高档日用品。1595—1603年间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
收藏在菲律宾的中国瓷器
其次，中国“瓷路”之于菲律宾社会生活的深远意义，主要表现在这些遗失的中国陶瓷文化在菲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第一，中国瓷器是权贵阶层的“图腾”之一。从出土瓷器的墓葬主人身份多为“史前”部落的酋长或贵族阶层，这说明中国瓷器在当时作为一种“祭祀品”存在，是社会等级与财富的象征；第二，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栗建安先生提到了著名的“古塔收藏”。美国考古学家古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菲进行考古挖掘，将出土文物整理收藏，其中中国瓷器所占比重较大。目前，研究人员就“古塔收藏”来研究菲土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研究人员认为“古塔收藏”中的福建漳州瓷碎片在菲土著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第三、中国瓷器启迪并带动了本地制陶业。菲国立博物馆陈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菲陶，其造型、图饰与同期出土的中国瓷器颇为相似。马塞罗先生认为：“不同质地的器物之间的模仿极为普遍，如铁器模仿陶器、玻璃器皿模仿瓷器等等。菲陶制品的造型和工艺的创作灵感主要源于中国瓷器，但其工艺粗糙、造型艺术简单朴实。”第四，中国瓷器承载并传递了东方华夏文明的信息，促进了国际间文化交流。“圣地亚哥”沉船出水的一系列宋景德镇青花瓷盘上多饰以惟妙惟肖的神鹿，图饰均为三维立体图案，小鹿神态恬静，跃跃欲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千年为苍鹿，二千年为玄鹿。故鹿乃中国道家所言的长寿之灵物，生活在传说中的东海仙岛上。中国瓷匠将本土道家思想蕴含在外销瓷中以弘扬四海。
时值今日，中国瓷器文化在菲律宾社会继续发挥着何种作用？首先，中国瓷器帮助现今菲律宾人记载“史前”的历史。西班牙统治时代以前，菲律宾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文献。因此，考古学家无法通过文献来判断土著墓葬所属年代，而随葬瓷器便是帮助断代的最可靠的依据。其次，中国瓷器在帮助菲律宾人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的同时，帮助他们找回了民族认同感。作者采访了菲律宾有名的瓷器收藏家林章教授，他所藏中国瓷器多达万余件，历史跨度从唐代至现代。作者问及林先生收藏瓷器的初衷时，他感慨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菲律宾民族的血液，我只想证明在西班牙殖民者以前，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菲瓷器贸易就是见证。”第三，中国古代瓷器作为艺术瑰宝具有较好的收藏价值与鉴赏价值。菲律宾著名的三大瓷器收藏家都是地地道道的菲律宾人，他们不会中文，却极为崇尚中国瓷器，不仅收藏，还举办展览，与世人分享中国古代瓷器的魅力。第四，中国古代瓷器是中菲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碑文。
投资收藏家如何初步进入陶瓷圈？
瓷器在历史文化中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这种瓷器逐渐也成为了我国的标志，看到青花瓷会直接想到国家。许多人家中的碗筷使用的也是青花瓷类型的花纹。在刚刚接触陶瓷的时候，许多的投资收藏家门都会被诓骗。所以今天小编整理了三条知识，为大家击破难题！
对于初接触古陶瓷收藏与投资的入门者，楼钢提出了三点建议：
1.文化创造财富。文化价值是古陶瓷价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拥有更多的文化积累，才有可能对器物的理解更加到位，从而找到别人没有发现的价值。艺术品的价格是体现在你对它的了解上，你对它的了解越多，它的价值就越高。对于收藏者来说，一定要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我们以前总是强调关注一件东西的真假，但这只是一个最入门的要求，如果希望在这上面创造财富，就必须进入更高的阶段，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2.时间换取金钱。在广东广州收藏界，人们普遍流行的一个词是“炒作”，心态很急切，巴不得今天买进明天卖出。商品讲究货如轮转，讲究现金流，但是艺术品不一样，艺术品讲究“捂”，而在“捂”的过程中去研究，去探讨这件艺术品真实的价值定位，得出正确的结论之后，才会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出手。虽然说只要买对了，一定可以赚钱，但你没有捂到程度就提前出手，再想买回来就已经买不到了。如果持有短线“投机”的心态，建议干脆不要投资艺术品。
3.慎重选择圈子。目前艺术品市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心进入这个市场的话，不要着急达成交易。首先要评估自己想做什么种类，是青铜器？玉器？陶瓷？字画？还是其他？你所要进入的领域必须跟你的爱好有关系，不能想着什么热门就玩什么。然后你要经过多方比较，选择一个合适的圈子或者来源，比如具有公信力的拍卖行、文物商店。第三步，要尽快确立起自己的技术支援团队。现在中国藏家的文化素质确实有所欠缺，如果你学习积累的不够，可能你就需要尽快借助其他人的力量。当你建立起自己的技术支援团队之后，就可以事半功倍，也可以不断学习新的经验，在学的过程中藏，在藏的过程中再学，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就离成功不远了。
瓷器收藏以及瓷器投资家看完以后希望有所帮助，当然，如果可以帮助不是入门的小伙伴解决疑惑这也是很好的。
瓷器的魔力：欧洲君主为什么痴迷中国瓷器？
网络配图
直到16世纪，欧洲葡萄牙和荷兰才开辟商道，正式与远东通商，引得大批东方制品流入，市场一片繁荣景象。在这些制品中，瓷器独由中国出产。当时，只要描述好样式，下了订单，就能期待中国优质的瓷器进入西方。
一碟清式瓷盘，中部绘制着耶稣受洗礼的场景，背景是郁郁葱葱的木兰树，边缘上绘制着几个跳舞的天使。一只镶着金边的瓷壶，表面勾勒出乔治·华盛顿的面孔，栩栩如生，这把壶制造于18世纪到20世纪间。直到今天，西方人仍在惊叹瓷器的精美和技艺的繁复。
烧制
倘若欧洲人能在本土制成瓷器，价格将更为便宜，购买也更为容易，同时也会减少装运时的破损和差错。但在长达500多年时间，欧洲人对瓷器的制造束手无策。
马克·波罗对制作工艺的显然无法找到要领，“瓷器由沙土或黏土制成，土从地下挖出，堆成土丘，露天放置30到40天，接受风吹、雨淋及日光照射，由此，土得到提纯，加工制成的瓷器也呈现更明亮的色泽。”
1550年，又有人认为，“瓷器由地下某种液体加工制成，这种液体为东方独有”，1557年有人提出了更加似是而非的假设，“将蛋壳或鱼鳞研磨至粉状，与清水搅拌，放入模具中，埋入地底。一百年后，再将其取出，成形后的制品便是瓷器。”
这些说法均不准确。瓷器最核心的成分其实是高岭土和瓷石。直到18世纪初，传教士昂特雷科莱以信件方式描述了中国瓷器的制作工艺，中国的瓷器之谜才开始在欧洲揭开面纱
导读：瓷器在欧洲被称得上是“白色黄金”，它精美绝伦，耐久性强，发源于中国。然而欧洲人为何会如此痴迷于瓷器呢？据说，首件欧洲瓷器是出自一位名叫波特格的德国人之手。波特格是位炼金术士，自称知道将铅变成黄金的诀窍。14世纪，旅行家马克·波罗首次将瓷器从中国带回欧洲。那是一个精致小巧的茶壶，表面带着灰绿两色文理。除瓷器之外，他还带回了绸缎、香料和散着麝香气味的小香炉等。
导读：瓷器在欧洲被称得上是“白色黄金”，它精美绝伦，耐久性强，发源于中国。然而欧洲人为何会如此痴迷于瓷器呢？
据说，首件欧洲瓷器是出自一位名叫波特格的德国人之手。波特格是位炼金术士，自称知道将铅变成黄金的诀窍。14世纪，旅行家马克·波罗首次将瓷器从中国带回欧洲。那是一个精致小巧的茶壶，表面带着灰绿两色文理。除瓷器之外，他还带回了绸缎、香料和散着麝香气味的小香炉等。
中国瓷器成就欧洲200年经济发展
与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并列为世界三大盛会的世博会，是世界各地展示文明精华的盛宴。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将是首次由中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正在武汉博物馆展出的《欧洲瓷器历史展》上，一件特殊展品引起观众兴趣：这是一套印有19世纪英国装饰图案的壶碗组合，是专门为第一届世博会烧制的纪念瓷。它为今天的中国人讲述了一个特别的故事。
近日，记者在市博物馆展厅内看到了这组特殊的壶碗组合，瓷碗的形状和中国传统碗外形一致，而壶的外形却更接近西方奶壶的外形。瓷器上所绘制的图案呈现中西合璧的特点，既有具中国特色的手工花鸟，也有西方古城堡的风景图案。
中国丝绸、旗袍、茶叶参展“水晶宫”
据史料记载，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世博会是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的鼎盛时期，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英国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殖民主义的扩张使英国自诩为“日不落帝国”，因为强大而带来的巨大号召力使英国成功地举办了这次盛会。由艾尔伯特亲王领衔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指定著名的海德公园作为博览会场地，用招标形式建造的大型展馆壮丽辉煌，后人将此称为“水晶宫”。
首届世博会上约有1.8万名商人展出了他们带来的约10万件产品。这些展出品中包括了一块24吨重的煤块，一颗来自印度的大金刚钻，还有一头标本大象，而蒸汽机、农业机械、纺织机械则向参观者展示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人类焕发出的无限想像力。组委会为5000多位参展商颁了奖，其中中国送展的丝绸、旗袍、茶叶等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奖项。
中国瓷器曾为欧洲创造巨大财富
外国人举办的首届世博会，缘何英国人会烧制中国瓷器作为盛会的纪念品？
武汉博物馆馆长刘庆平研究员介绍，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瓷器曾在近代西方经济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直接影响到西方工业革命。
从17世纪开始，中国和欧洲的贸易迅速发展，中国瓷器大量外销。对于仍使用铁制品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瓷器的轻巧、美丽、干净和实用令西方人惊叹。从18世纪下半叶起，在欧洲制造的瓷器中，有了复制、仿制或参考中国风格创作的做法，由纯粹仿制中国瓷器，到逐步结合欧洲的文化和传统生产出有欧洲风格、不同形状、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欧洲瓷器产品。这一仿造、结合、创新和自成一体的瓷器工业成为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欧洲最为重要的工业之一，成就了欧洲近代约200年的经济发展，在为欧洲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形成了辉煌的欧洲瓷器艺术。而中国元素能直接浸入欧洲的工艺创作，结出绚丽的智慧之花，堪称中西交融、创新的佳话。
纪念瓷壶碗彪炳其在西方所处重要地位
在首届世博会上，英国人将融合了西方元素的中国瓷烧制成纪念品，发放给了与会者，也彪炳了瓷器工业在当时西方所处的重要地位。
据了解，正在市博展出的200余件西方古瓷精品，均是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帕拉克维茨、孙建伟夫妇捐赠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珍品。帕拉克维茨的夫人孙建伟出生于上海，21年前赴加拿大留学定居，现为加籍学者，主要从事中西人文咨询和教育工作。
帕拉克维茨夫妇通过多年研究，了解到中国瓷器曾在西方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产生过重要影响。鉴于长期以来，很少有欧洲瓷器在中国展出，帕拉克维茨夫妇慷慨将多年收集珍藏的西方古瓷捐给中国，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西方瓷器、了解中国瓷器促进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
中国陶瓷对西方的影响
陶瓷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在西晋，甚至更早的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盛唐时期，中国的陶瓷已能大量生产，并成为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东销日本、朝鲜，西销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成为各地人民喜爱的实用艺术品。唐代外销的产品，除了绚丽多姿的“唐三彩”陶器外，主要是南方的越窑系青瓷和北方的邢窑系白瓷。到了宋元时期，航海事业也迅速发展，中国陶瓷是海洋贸易中重要的商品之一，其贸易范围也远超过唐代，西线海运可达地中海、红海及东非海岸一带。又自北宋以来，中国海舶都用陶瓷作为压舱物。当时的贸易瓷，大多为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其中一部分通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等地，转口贸易全欧洲。在元明时期，首先受到西方世界欢迎的是青花陶瓷。最初，青花瓷的产地仅景德镇一地，只销往南洋和近东一带，但到了明代，其制作和销售有了极大的扩展。明永乐、宜德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队带出去许多陶瓷，扩大了中国陶瓷在世界的影响和销售。明代后期，中国陶瓷传到了欧洲大陆，其高雅的艺术风格与精湛的制作技术，吸引了那些自诩为物质文明的欧洲上流社会人士，皇家的书室厅堂、王公贵族的婚诞庆典场所，中国的青花瓷被列为上品。新航路的开闢，使欧洲成为拥有大量中国陶瓷的地区。由于消费者的喜爱，大批西方商人乃直接到中国订购、定烧陶瓷。欧洲国家的上流社会，以收藏中国陶瓷为荣，甚至法王路易十六亦不惜代价收购，今日的凡尔赛宫裡，还保存着许多明清时期精美的中国陶瓷。自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商人率先与中国进行直接的陶瓷贸易以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而来，后来各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使这种贸易更为扩大且直接。因此，中国陶瓷传过了欧洲，后来又转口运到美洲，再扩大到澳洲。在宋代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制作陶瓷的国家；此后，制作技术先传至朝鲜，才有更多的国家开始生产陶瓷。甚至在十六世纪物质文明丰富的欧洲，也只能生产陶器，后来虽渐渐地学会了烧瓷，但只是一些火候不高的软质陶瓷。直到西元1710年左右，德国人试烧成功第一件硬质陶瓷，欧洲才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陶瓷。
中国瓷器对世界的影响及广义读解
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乾隆年间粉彩描金帆船纹大碗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瓷
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康熙年间五彩瑞兽纹瓜棱执壶 蔡子谔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大学文学院、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著有《视觉思维的主体空间》《毛泽东与美学》《磁州窑审美文化研究》《原动力的潜层开掘》《沙飞传》《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美学风格论》《中国服饰美学史》等20余部学术专著。曾荣获第十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度国家优秀艺术图书奖，全国第五届优秀报告文学奖，以及河北省第三届、第五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奖，河北省第六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文艺振兴奖等多项国家和省政府奖；另有百余篇论文在《文艺研究》等学术理论刊物上发表。
中国艺术能影响世界吗？这是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呢？倘说是中国艺术曾经或正在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某些艺术，或许是更加贴切或允当的说法吧？我们认为，影响世界，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显然，中国艺术曾经或正在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某些艺术，是一种狭义的读解。那么，超出了“艺术”的范畴，影响到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或曰客观世界、主观世界，那便是名副其实的“影响世界”——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读解了。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瓷器，在某些国家的某一时代，竟与人的生命等值，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德国的德累斯顿博物馆便是一个至今尚存的历史见证。一般说来，那些与技术文化结合得较为紧密的中国艺术文化，它们对于世界的影响，比那些较为单纯的中国艺术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往往都要来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更加易于触及并施加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乃至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活即精神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影响世界”了。“中国”在英语中之所以被称为“China”即瓷器，无疑是因为中国瓷器文化在世界产生了既广且深的巨大影响，并得到了举世公认的缘故。
一、中国瓷器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
17世纪后叶，中国曾向欧美出口大量的纹章瓷。纹章瓷通常指带有欧洲诸国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或曰纹章的，根据欧美市场的特殊需要而大批量特制的中国瓷器。绘制有这种特殊标志的瓷器，在欧洲具有广阔的市场。
17世纪后期，法国宰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在广东订制了大批带有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他还委托法国商人在江西用景德镇瓷制造他们夫妻俩的瓷塑像，表现路易十四和夫人身穿中国丝绸织锦做成的中国式服装载歌载舞的情景。此后纹章瓷便在欧美等地盛行起来。如俄国彼得大帝也在中国订造瓷器，绘制双鹰国徽，直到现在中国的故宫(微博)博物院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烧造的有俄国国徽的彩瓷。有些美国商人还要求订制绘有美国船舶、雄鹰等装饰和图案，以适应美国市场的需求。曾经有许多墨西哥人来我国订制绘有自己家族标志徽记或勋章图案的成套餐具或茶具。至今在墨西哥人中间，仍有不少人保存着这些瓷器，作为传世之宝。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因此，千百年来，收藏、展示中国瓷器成为各国皇室豪门的最大爱好。华盛顿和杰弗逊两位美国总统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瓷器餐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有一个收藏中国瓷器的瓷宫；波兰王约翰有一个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中国厅；德国的一些宫殿如恩斯巴赫、夏洛腾堡等，以收藏中国瓷器著称；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中国瓷器，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陈列各种瓷器；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皇宫里，陈列着许多中国瓷器中的珍品和景泰蓝；瑞典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宫”；在苏丹的宫殿里，自15世纪就一直使用中国瓷器做餐具，并特别建造一座名为“中国哈奈”的建筑以收藏这些珍品；另有约一万多件中国精美瓷器的宏富收藏，其中青花瓷器约三千件，现陈列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创造者塞拉格利奥的大厨房里；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美丽的塔纳湖中，有一座马里岛，岛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老教堂，在这个教堂里，保存着一个精美的中国明代瓷坛，被视为镇堂之宝，瓷坛内保存着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
10世纪时建立埃及的统治者特别喜爱收藏中国瓷器，特别是埃及国王萨拉丁。他闻名于欧洲，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赫赫战功和辉煌政绩，还由于他在他所统治的地区内逐渐形成了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集散地或曰中转站。如此竟使一些欧洲人误认为埃及所转销的中国瓷器，是萨拉丁统治下的埃及特产，一度曾称中国瓷器为“萨拉丁”。
1574年，菲律宾各酋长为了向西班牙国王表示忠诚，赠送了“珍宝、黄金、丝绸、瓷器、大陶瓷及其他贵重的东西”。
欧洲的某些君主对中国青花瓷器迷恋到如痴如醉的程度，在有关的法令中甚至规定了瓷具制作的用色。如18世纪法国的一项法令规定，制造商只能制作特定的瓷具，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禁止使用任何其他颜色，特别是将瓷器涂上金色。土耳其国家博物馆(微博)收藏了我国宋代的青花瓷盘，每逢有国宾来访，总统接待贵宾时，才将这些瓷盘摆在接待室里，以示对国宾的敬意。
这些由世界各国的国王或总统等皇室贵胄或则根据他们的特殊要求绘制的如国徽之类章纹的中国瓷器，或则收藏等等，无疑具有彰明较著的政治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二、中国瓷器曾在某些国家具有“货币”职能，可与人的“生命”等值
奥古斯特二世曾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而且对各国社会生活乃至经济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菲律宾社会生活中，拥有中国瓷器的数量往往成为衡量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瓷器还成为金银的等价物，在市面上流通，还可以用来作借贷的抵押品和缴纳法庭罚金的“货币”。
1717年4月19日世界外交史上发生了奇闻：奥古斯特二世与邻国普鲁士国王达成一项交换协议，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这批瓷器中有18只选型各异、釉彩纷呈的大型花瓶，世称“近卫花瓶”，至今仍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内。这是中国瓷器具有与人的“生命”等值的一个例证。
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族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若男人对妇女有非礼行为，则须用瓷器赔偿损失。部落之间、家庭之间发生械斗，和解时以中国瓷器作为赔偿。一般是一条人命索赔一只瓷瓮。在这里，中国瓷器同样具有了“人的生命”一般的珍贵价值。中国瓷器还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在菲律宾人的婚礼生活中，瓷器也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新郎给新娘的聘金全部或部分是瓷器。在社会交往中，瓷器是一种珍贵礼品。在17、18世纪，拉美一些国家赋予中国瓷器货币的职能，向政府交纳税金时可用中国瓷器。中国瓷器是加里曼丹的土著居民家庭财产的标志，瓷瓮可以用做嫁女的妆奁，也可以充当罚款，还可以用以抵押借贷。总之，在加里曼丹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中国瓷器也多方面地具有了货币的职能。
唯其如此，使一些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种专门将一些贵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与中国瓷器所具有货币职能及其与贵金属等值的特殊价值属性，而被这些国家的民众格外珍视是密不可分的。
三、中国瓷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方式
在东南亚、西亚，是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瓷器作为一种日用品，特别是作为饮食器皿，在欧亚非美四大洲传播，美化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日常饮食、宫廷宴会具有了一种文明风范，甚至改变了一些民族和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在东南亚、西亚，是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中国瓷器对印度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饮食文化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以前，中国的瓷器还没有出口到印度时，印度的一些地区的人们吃饭时十分简单，地上铺上一张芭蕉叶，再将食物放在叶子上，用手抓着吃，基本没有什么餐具。但是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特别是中国瓷器不断从海上运来，使印度人改变了生活习俗，他们吃饭时也用起了桌子，在桌子上摆着用以盛食物的陶瓷器具。
从18世纪开始，中国的瓷器开始在欧洲有了极大的市场。有人统计，在18世纪的100年间，从中国输入到欧洲的瓷器达到了6000万件以上，有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和青白瓷等。这种大规模的进口，真正改变了欧洲许多家庭的生活，过去的餐具一下子就被中国瓷器代替了。特别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日用品革命”浪潮，将法国所有贵金属银器熔化充作国用，以中国瓷器代替，对中国瓷器得以在民间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18世纪，欧洲成了中国瓷器外销的主要市场，中国瓷器源源不绝地进入欧洲、拉丁美洲。
中国瓷器成了欧洲千家万户民宅室内喜爱陈设的装饰品。如在荷兰，民居中的壁炉上、器物的托座上，就喜爱安放中国瓷器装饰点缀，舰艇的玻璃橱中，也摆放着中国瓷器。特别是饮茶习惯在英国等国成为时尚后，瓷器成为欧洲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各个阶层的家庭都普遍使用了中国瓷器。中国瓷器融入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中国瓷器丰富和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
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人们普遍认为，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对逝者最美好的纪念、慰藉和祝愿。
中国瓷器大量输往世界各国，不仅给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物质文明，而且中国瓷器中所蕴涵的中华文化意蕴，也渗透到了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文化之中，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艺术带来很大的影响。如在菲律宾民间故事中，把中国瓷器人格化、动物化，瓷器成为民间故事的重要题材。一些非基督教地区，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瓮”、“会呻吟哭泣的陶瓮”等传说。中国瓷器在菲律宾人的文化生活中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中国瓷器还被运用到各种宗教和民俗活动中。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往往用中国瓷器装饰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门道的拱腹等。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佛塔附近，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发现了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他认为，“这些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陶瓷都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
在非洲东部那些淳朴的居民心目中，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精美瓷器，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用品，还逐渐具有某种宗教和精神寄托的内涵。在他们看来，这些瓷器常常象征着幸福、吉祥、如意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即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节期七天，祭拜活动由女巫主持，前六天杀牛祭瓮，用饭和酒饲瓮，全村人在女巫的率领下舞蹈念咒驱鬼；第七天晚上，狂欢一夜，节日方为告终。有些地方，瓷器还是坟场碑碣不可或缺的饰物。在肯尼亚和东非其他地区的沿海一带，有许多风格比较独特的坟墓，每座坟墓前大都有用高达数米的石柱制成的墓碑，墓碑的造型多种多样，有圆形的、四角形的，也有六角或八角形的。但是，无论形状差异有多大，每座墓碑上都镶有中国瓷器来作装饰，几乎无一例外，有的墓碑顶端还冠以一只中国的瓷罐。卡拉塔甘居民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身上；沙捞越米莱纳居民用大小瓷盘、瓷罐和器皿陪葬，其作用与中国陪葬的各种器物和俑颇为相类。沙捞越戴燕居民的墓有巨大的木柱，上面嵌有陶瓷碗；肯尼亚沿海各地，在五六米高的墓碑顶上安置着中国瓷瓶。墓碑上瓷器大多是青花瓷，基本上是15至17世纪中国景德镇等地的产品。瓷器上的花纹种类繁多，有花草、树木、水果、鱼虫、鸟兽麒麟，还有蔓草花和万宝图案等。用中国瓷器来装饰墓碑，已经成为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因当地人们普遍认为，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对逝者最美好的纪念、慰藉和祝愿。由此可见，中国瓷器文化已深深地融入他们的民俗文化之中了。
中国瓷器在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地位。如菲律宾的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瓷盘、瓷瓮等瓷器。在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盛装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在这种场合，谁要是拿不出进口的中国瓷器，便会受到轻视。缅甸和菲律宾人经常把精美的中国瓷器埋在地下，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取出来使用。印尼的一些地方用瓷碗作乐器。坦桑尼亚的阿拉伯苏丹王墓地，由于有四个中国明代青花碗镶嵌于碑上，已被当做坦桑尼亚珍贵文物备加呵护，文化部特派专人看管守护。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瓷器在海外的崇隆地位和受到怎样的珍视。
一如前述，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置于中国明代瓷坛中永存——他给予了中国瓷器至高至尊的宠荣，中国瓷器也给予了辞世后的他最静谧、最舒适的一个“美穴”。
上述一切，都表明中国瓷器已极大地丰富和广泛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方方面面的精神生活。
五、中国瓷器影响世界的广义读解
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
南宋初期，一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的木质船失事沉没于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被命名为“南海一号”。1987年，“南海一号”被发现，但因技术及资金问题而延迟研究。2007年12月21日，“南海一号”古沉船起吊。2011年4月，“南海一号”完成第二次试发掘。“南海一号”的发掘与研究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国陶瓷史提供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图为考古队员正在对“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等文物进行分类。
综上所述，作为与技术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文化之一的中国瓷器，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政治文明的材料表明：政治的表现形式往往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而国徽、军徽和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代表一定阶级执政的国家、政党、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徽章或曰纹章，无疑是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的一种鲜明的标志和象征。按照国王如俄国彼得大帝和法国路易十四的旨意将俄国双鹰国徽和法国军徽等纹章图案绘制在中国瓷器上，本身便是一种政治行为。绘有国徽、军徽等纹章图案的中国瓷器，或则作为装饰瓷器用于陈设，或则作为餐饮瓷器用于国宴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扬国威和制造庄重、威严的政治气氛的作用。此外，国家国王、总统或者其他皇室贵胄对于大量精美中国瓷器的收藏，便有了与庶民百姓对于中国瓷器的喜尚和收藏大为不同的意义。这些闳富丰赡的收藏，表示了国王、总统或其他皇室成员，他们个人具有崇尚文明、追求高雅的修养和兴致。同时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对于其国力强盛的一种炫耀，这便具有了政治的意蕴。此外，127件中国瓷器与600名御林军将士的交换，无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特殊的外交。在这特殊的外交中，中国瓷器显示了它远较人的“生命”还要昂贵的特殊价值。还有，埃及国王萨拉丁将自己统辖的领地发展成为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巨大市场，极大地改变或曰影响着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因此，使埃及国王萨拉丁获得了即便是赫赫战功和奕奕政绩都无法企及的巨大国际声誉。
至于在欧洲瓷器工业兴起之后，某些君主国家在政府有关法令中，规定了瓷具的形制及“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是用政府行为强制性地保护和保持中国瓷器如青花独具的艺术特色和审美魅力的举措。
藉中国瓷器与金银财宝的馈赠，菲律宾各酋长向殖民地宗主国表示忠诚，也算是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外交或国事活动。在这样的特殊外交和国事活动中的中国瓷器，虽然未能改变殖民地国家的屈辱地位，或许却避免了熊熊烽燧的燃起，它影响当地政治局势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瓷器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经济生活。这种深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所具有的“货币”职能上，这便决定了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中国瓷器可以成为男方娶新娘的聘礼，或女方嫁女儿的妆奁，可以成为借贷的抵押物，可以用以代替法院判处的赔偿金和罚款，可以代替向政府交纳的税金，乃至用以借贷的抵押物。由于它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特殊“货币”职能，使得有些国家出现了专门将一些贵重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国瓷器的装饰手工业，同时表明了它与贵重金属同样具有昂贵的价值。在那样的历史时期和国度里，中国瓷器的广泛充当货币的职能完全可以与贵重金属相埒，甚而至于，在特殊的情况下超越了货币乃至贵金属诸如金、银的昂贵价值，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的生命的偿还物，从而使械斗的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中国瓷器在世界某些国家和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价值，竟然使货币和诸如金、银之类的贵重金属自叹弗如。中国瓷器被当做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和特殊象征，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各国制瓷工业的影响可谓是极其巨大和深远的。首先从时间上说，9世纪中期，阿拉伯便仿制成功了盛装香料的中国式瓷坛，到1795年——即19世纪的曙光即将照临世界时，西班牙建成的“中国瓷厂”为止，前后经历了十个世纪即千余年的漫长时间。倘以时间论，有中亚的阿拉伯率先制成了中国式瓷坛，其后又有波斯将伊斯兰陶器和中国瓷器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波斯陶器。继阿拉伯之后的10世纪后半叶，高丽也能仿制宋代越州窑、耀州窑的青瓷，其后东南亚的泰国、越南也烧制出了与元代磁州窑相类的瓷品。11世纪位于非洲的埃及烧制出可以乱真的中国瓷器。嗣后，16世纪，意大利人开始仿造中国瓷器。17世纪，制瓷技术传到荷兰，然后又传到法、德等国。法国的内维尔、卢昂等城市兴起了制瓷业，德国的制瓷业首先在纽伦堡等地发展。18世纪初，德国先后生产出红色瓷器、无釉硬质瓷器和彩瓷，在1714年举行的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的彩瓷大受欢迎。制瓷业成为产地所在地的萨克森诸侯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1744年，俄国彼得格勒附近的尼瓦地方，创设了俄国第一个挂釉描花瓷器厂。1755年丹麦建立了瓷厂。1768年，英国人在博屋建立了一座全部使用仿造中国广州制瓷设备的“广州瓷厂”。1795年，西班牙国王也建立了一座“中国瓷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瓷器工艺美术或曰瓷器艺术文化，其对世界影响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可谓是罕有其匹的。17世纪后半叶，欧洲英、法、德、俄诸国对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的热衷仿造，兴起了以中国瓷器装饰艺术装修的“瓷屋”、“瓷厅”和“瓷宫”，不仅推波助澜地导致欧洲近代崇尚中国之风的盛行，也为制瓷工业的极大发展开创了更加广阔的灿烂前景。物质生产的变革以及存在形态的改变，引起了意识形态的变革，以至于使得世界许多国家在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和审美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的影响之深刻，莫过于使东南亚、西亚某些国家的饮食文化走向文明。如印度的芭蕉叶铺地、置食物于蕉叶上以手抓食的生活状态，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之际，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运来，才使得他们坐在了桌旁，用中国瓷器盛饭菜用餐。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做饮食工具的近于蒙昧状态的饮食文化。中国瓷器使得印度及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的饮食文化受到文明之光照耀的同时，也大大美化或曰提升了欧洲餐饮文化的高雅品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以中国瓷器代替贵金属银质器皿的“日用品革命”，使中国瓷器进入法国乃至欧洲国家的千家万户，并改变着他们多方面应用和使用瓷器的生活方式，使得瓷器文化最大限度地影响着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的物质生活方式或者物质文明。
中国瓷器极大地丰富和影响了世界人民的精神生活，首先表现在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方面。其一，是中国瓷器大量运用于伊斯兰教的教会建筑方面：如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和门道的拱腹等处，均镶嵌有中国烧制的精美瓷质饰物。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传授宗教知识的礼拜寺。祭坛乃供奉“至清至真”、“原有独尊”的真主和供品，并受穆斯林顶礼膜拜的圣坛，中国瓷器摆放或镶嵌于祭坛等处，表明了中国瓷品在穆斯林心目中圣洁而崇高的地位。其二，中国瓷器如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塔附近被发现，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佛塔俗称宝塔，亦称浮屠。初建塔用于供奉佛舍利。佛舍利相传为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击之不坏，焚之不燋，或有光明神验，佛教徒奉为至宝，故建塔供奉。后亦泛指高僧死后烧剩的骨烬。此处还用于供奉佛像、收藏佛经等。供品为祭祀时列置佛陀之前的花果时馐等物品的统称。由此可知供奉于佛塔或曰浮屠前的供品，与供奉佛陀无异。中国瓷器在这里不是作为盛放花果时馐的容器，而是作为供品本身来供奉于佛前，其在佛教徒看来，无疑是最圣洁、最珍贵的礼佛之物，其崇隆地位，较之穆斯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瓷器对于宗教文化的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即于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皆要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在“圣瓮节”中，将“瓮”当做“神”或“圣”来礼拜，基本属于拜物教范畴。拜物教是原始社会中最早的宗教信仰之一，其特征为将某些东西当做神灵来崇拜。拜物教在古代就已产生，并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直至现在，它在某些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的居民群落中仍然存在。将“瓮”当做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相信通过对它们的祈祷、礼拜和祭献，即可获得“瓮”溢仓满即五谷丰登的嘉惠和庇佑。“圣瓮节”中的“圣瓮”，已被加里曼丹的土著民供奉为“神圣”了，较之伊斯兰教和佛教信徒对于中国瓷器的崇尚，可谓更胜一筹。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祛灾禳邪、祈福降瑞的“拜物教”多已嬗变、演绎为民俗了。
此外，肯尼亚和东非及其他沿海地区，在墓碑上镶嵌中国瓷器以为装饰，几乎无一例外。另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的遗体之上，或用于陪葬，这都可算作当地民俗文化中的丧葬习俗，表现了对死者灵魂的祷祝：将美好的祝愿寄予他们，让他们在另一个冥冥世界，也能享用精美而华贵的中国瓷器。享用中国瓷器以及中国瓷器给他们带来的福祉和吉祥，大抵是肯尼亚、卡拉塔甘、沙捞越以及东非一些土著居民心中的一个美好愿望，甚而是他们的一个理想或曰审美理想。他们对于中国瓷器，寄予了多么纯洁而美好的情愫啊！
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中国瓷器——而且是进口的真正中国瓷器。这既属民俗文化活动，也属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坦桑尼亚文化部派专人看管守护墓碑上镶嵌的中国明代青花碗，表明其已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受到了该国文化部的极大重视。
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一些尚处于原始状态或曰蒙昧状态地区的土著居民，将中国瓷器当做“神灵”来崇拜，如“圣瓮节”等这样的民俗风习的客观存在，必然要导致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在世界的一些国家，如在菲律宾的民间故事中，中国瓷器被人格化、动物化了，成了这些民间文学中的主角；在一些非基督教国家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瓷”、“会呻吟哭泣的陶瓷”——这是在“人格化”的基础上，更增加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以曲折地表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此外，在一些欧洲国家掀起广泛仿造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时，中国瓷器和丝绸上的纹饰，曾经成为一些欧洲国家建筑师藉以发挥自己想象和联想进行创作的“蓝图”。总之，美轮美奂、流光溢彩的中国瓷器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成了他们驰骋想象的理想翅膀和抒发情感的钟爱载体。中国瓷器，栩栩如生地“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诸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是怎么以不争的事实，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或曰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