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收藏。
“这些古瓷器是父母及我本人花了几十年心血收藏来的，宋元明清每个朝代都有。我们一家三口常常就泡在这些瓷器中。虽然家境清贫，却其乐融融。”家住东风广场的周先生爱抚着满室的瓷器如数家珍。
昨天上午记者在周先生的收藏室里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古瓷，这些瓷器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都有。说起每一件收藏品，周先生都会想起一些与这些藏品有关的故事。如这件宋代龙泉窑的瓷壶就是周先生在一个外地朋友那里发现的。他一看这壶高16cm，盖里有火石红，壶底有乳状突起，做工极为古朴简洁，又不失天然之趣，就爱上了它，要朋友转让。周先生回忆道：“那是个下雪的冬天，为了这件瓷器，我连皮袄都当了，抱着这壶瑟瑟缩缩回到家，感冒了半个月，心里想还是值得。”他介绍说，由于宋代盛行道教，因此器具大都简约，这个壶盖就仿的一个道士帽。记者一看，这个壶看起来真有些像一个仙风道骨的道士。
另一件明代宣德云龙过墙盘是周先生母亲的至爱。这个盘直径28cm，本是明代外销瓷，但怎么会流落到这里呢。他母亲说：“我老伴是一个地质工程师，常年奔波在外。见不少乡民家里穷，将一些祖传的东西变卖。老伴自己有收藏的爱好，又想帮助乡民解决一点实际的经济困难，就把工资全花在收藏瓷器上。这个瓷盘是福建泉州一个旧社会的官员后人转让的。目前有这样品相的大型明代宣德云龙过墙盘并不多见。”
据周先生的母亲讲，她是退休老师，以前老伴收藏这些坛坛罐罐、盘盘盏盏，她非常反感。可几十年耳濡目染，慢慢爱上了这些瓷器。她说：“如今儿子也一心扑在这些瓷器上，我们家不富裕，但我们一家精神生活特别满足。”
周先生最后说：“2006年岳阳国际龙舟节时，举行一个国际艺术品拍卖会，那时我会拿出一些藏品来展拍，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我国悠久的瓷文化，也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岳阳人民丰富的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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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影响欧洲工业革命 访收藏家帕拉克维茨
《东风西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欧洲瓷器展》目前正在深圳博物馆老馆展出，所展的176件欧洲古瓷是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帕拉克维茨、孙建伟夫妇二人的捐赠，这是夫妇俩20余年的精心收藏。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拉斯洛·帕拉克维茨先生。
欧洲贵族喜好中国瓷
记者：欧洲精美瓷器学于中国瓷器，几百年前欧洲人学习的动力来自何方？
帕拉克维茨：16世纪之初，当中国百姓用简单的“馒头窑”就可以烧造出几个带釉的饭碗时，欧洲人却用铁制、陶制的盘子吃饭，只有贵族才享用得起银制的餐具。葡萄牙人最早告诉公众，这世界上可以有另外的饮食器具——1602年和1604年，各有一艘葡萄牙克拉克帆船“圣亚戈号”和“圣卡塔琳娜号”被荷兰人所俘获，船上来自中国的千余件瓷器被拍卖，由此激起了欧洲瓷器热，英国和法国国王也成为了买主。
对于仍使用铁制品、陶制品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瓷器的轻巧、美丽、干净和实用，非常令人惊诧，这种东西在欧洲各国是上流社会才可享用的高档品，只有富裕的上层人士能支付得起。正是因为中国瓷器的昂贵，很多欧洲国家开始仿造中国瓷器。除实用器皿外，中国瓷器雅致精湛的格调也受到欧洲上层的欢迎，法国的“罗可可”创作鉴赏之风便受中国风格的影响。进而，十八世纪下半叶起，在欧洲制造的瓷器中，有了复制、仿制或参考中国瓷的做法，中国元素直接浸入欧洲的工艺创作。
从仿制到创造辉煌
记者：欧洲人对中国瓷从最初的仿制，到逐渐加入本土元素。欧洲仿制到创新的路径很值得我们借鉴，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帕拉克维茨：欧洲许多工厂一开始仿制中国瓷器最流行的图案，但到此并不止步，还各自尝试研发属于他们自己的釉料及样式，分别创造出镀金装饰、转印丝网印刷等等，同时在瓷器绘画方面也注意融入大型作品的艺术风格和主题，逐步结合欧洲的文化和传统生产出有欧洲风格，不同形状，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欧洲瓷器产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瓷器的功能也在拓展，包括照明、书写工具和家具等等。
这一仿造、结合、创新和自成一体的瓷器工业成为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欧洲最为重要的工业之一，也为当时的欧洲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形成了辉煌的瓷器艺术。
中国瓷影响欧洲贸易发展
记者：您为什么一直专注18世纪对东西方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的瓷器收藏？
帕拉克维茨：20多年来我一直在收藏有关这段历史的瓷器工艺品。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国瓷器，竟然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对于整个欧洲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中国瓷器促进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让我深深地着迷，可是当今世界各国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如果没有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欧洲多国的瓷器就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样的水准。西方瓷器发展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300多年前欧洲各国仿造中国瓷器，再结合本土文化，创造出令人难忘的欧洲瓷器工业发展史，同时带动了欧洲工业革命。从中国和欧洲古时瓷器贸易中，我们分明看到双赢的局面所带来的是不可预期的发展效应。
夏、商、周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瓷器收藏四大要素——“古、稀、美、俏”
第二要“稀”
物以稀为贵。如宋代汝瓷，便因其稀有而倍加珍贵，尤其是御用汝瓷。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北宋晚期至今传世的御用汝瓷总数不超过百件，且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各地、各国博物馆和少数收藏家手中，故有了“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说法。据了解，目前市面上，一块带有芝麻钉的汝瓷残片已达数千元，如果是一件完好无缺的汝瓷器，那将是数万，数百万元甚至更高的价位。国内外古瓷收藏界，均以宋代“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作品为热点，其次要数元代青花彩瓷了。而唐代青花(唐青花是由白瓷与三彩孕育而生，唐代白瓷成熟的烧制工艺，使三彩器与唐青花以其洁白的衬底映照出艳丽的色彩效果)因其存世数量极少而难得，故唐青花瓷从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上讲，均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第四要“俏”
要注重收藏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的古瓷。这种“俏”货价格攀升潜力大。约10年前，清三代官窑瓷器在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才几千、几万元。由于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大，现在的官窑瓷器已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了。另外，国内古瓷的拍卖价近年来虽然不断升高，但与国际拍卖价相比还是较低的，后者往往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因此，古瓷的市场前景看好，升值潜力仍较大。
古瓷器凝固真实历史
本报讯(记者吴越)自从唐朝对外贸易发达繁荣以来，瓷器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和中国审美价值的缩影，“南海一号”整体捞起的不仅是珍贵文物，更是凝固的真实历史。如何看待和评估“南海一号”里的瓷器文物？记者采访了龙泉青瓷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朱伯谦和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钱汉东。
朱伯谦说：“‘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出水令古陶瓷界十分振奋，除了可以进一步看到当时制瓷工艺，了解中国瓷器水准，更重要的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待这批瓷器，它们反映了南宋的商业传播。”
“通过鉴赏这批瓷器，可以了解当时瓷器出口的种类，了解海上国家经贸往来的情况。现在从采样来看，这些都是南宋时各窑的高峰时期的作品，且南方几大窑系都有，由此可见外销瓷是‘整体包装’，不是某一种窑瓷的专门出口；从种类上看，以景德镇的‘影青’为代表的青白瓷和以龙泉青瓷为代表的青瓷为主，这也代表当时宋朝的较为含蓄古典的审美取向。瓷器作为不同文化形态下的符号，在当时的对外传播中始终受到重视和接受。”朱伯谦说。
“现在看来，瓷器的来源集中于当时中国南方的名窑作品，这也正体现了当时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南移。假使其中再出现一两件北方窑系的作品，如定窑、钧窑的瓷器，那就是更了不得的发现，将证明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外埠需求驱使的商业流通能够突破政权的对立。”钱汉东神往地说。
中原两周列国玉器（一）
玉器中国玉器，源远流长，民族特色鲜明。在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玉器以其特有的品位和属性，融入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用途之广、工艺之精、艺术之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
在中国的万年玉器史上，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北方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玉器和东南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玉器为代表，形成了第一次发展高潮；至商代晚期以殷墟玉器为代表，达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西周玉器承前启后，在继承商代玉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和田玉大量进入中原，玉器制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一、考古发现的中原两周列国玉器
河南鹿邑太清宫镇西周初年长子口墓，是一座双墓道中字形大墓，出土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骨器、蚌器606件。其中玉器104件。多置于棺内，种类包括礼器、仪仗、工具和生活用具、装饰品四大类。
玉礼器有琮、圭、璋、璧、环、璜、玦、簋等23件。其中玉璧（M1：280）好之孔壁凸起呈圈状，有人称之为凸好廓璧，或称有领璧。此种型式的玉璧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殷墟妇好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所出相似，明显具有商代晚期风格。玉簋（M1：74），出于椁室北部，与青铜礼器放在一起，显然是具有礼器的功用。玉色浅白，腹部饰弦纹和圆涡纹。此前殷墟妇好墓曾出土2件玉簋，形制略同，唯前者器腹较浅，圈足较高，纹饰也较简练，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透雕龙凤纹璜（M1：111），主体为一凤鸟，昂首收足，勾喙垂尾，高冠雕成龙形，构思巧妙。全器采用立雕、镂刻、钻孔和线刻相结合的艺术手法，纹饰华丽，自然流畅，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玉仪仗类有戈、钺、刀、镞4种。玉戈多放置在墓主头、胸、腿等部位，无使用痕迹。造型端庄，材质精美，通体抛光，为玉器中之上品。墨玉刀（M1：330），放置在墓主人腰间，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短柄玉刀形制几近相同。弧背曲刃，刀背两侧有阴刻滴水纹。通体乌黑发亮，制作甚佳。
玉工具和生活用具类有锛、刀、刻刀、抄4种。
玉装饰品类数量最多，质地和制作均佳，为长子口墓出土玉器的精华。其中最精彩的是一件虎首跽坐人鸮佩（M1：319），出于墓主人身侧，从正面看为一虎首跽坐人，而从背面看则为一鸮。虎首高昂，大口暴张，利齿狰狞，长圆形双目虎视眈眈。虎首下为人身，跽坐，身着衣。鸮呈蹲状，圆目突睛，虎之双耳亦为鸮耳，人背作鸮身，人的两臂作鸮之双翼，人之两足作鸮足。通身饰阴线刻云纹。此器将虎首、人身和立鸮完美地集于一体，匠心独运，巧夺天工。其它如龙凤佩、牛面佩、兽面佩、龙、鹿、鸟、兔、鱼等，均形象生动。
长子口墓年代不晚于周初成王时期，墓葬形制和葬俗有商代遗风，玉器造型和纹饰具有商末周初双重特征，经鉴定墓主人长子口系年龄60岁左右的男性，发掘者推断其为商末显贵，在西周初归附之后，又成为这一带的封君。
洛阳北窑西周墓地位于洛阳老城北郊，自1954年发现以来，陆续发掘西周墓葬348座。
西周早期墓116座，出土玉器51件，包括柄形器、戈、钺、刀，并有鱼、虎、鸮、鸟、蝉、蚕等动物造型。其中M198出土一件玉虎，玉色浅灰，为一件圆雕精品。虎作伏卧状，头向下垂，张口欲食，长尾后拖且向上卷曲。背饰雷纹，两侧刻卷云纹。头顶及背部巧妙用利用黑灰色玉斑，以表现毛色的深浅对比，是一件俏色手法的佳作。
西周中期墓57座，出土玉器66件，包括牛形调色器、柄形器、戈、铲、璜、觿、鱼、鸟、蚕等。其中牛形调色器（M14：8），灰白色玉，圆雕作伏卧状。头向前伸，其上也有黑色斑纹。牛身作方形，饰卷云纹，背部宽平，雕琢有4个圆洞，作调色之用，出土时圆洞内尚残留朱红色颜料。
西周晚期墓34座，出土玉器235件，包括柄形器、戈、铚、璋、璜、玦、鱼，以及大量小件玉饰和石英珠等。
西周初期营建的洛邑成周，是周王室统治东方广大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北窑西周墓地出土不少带铭青铜器，如"王母"、"王妊"、"太保"、"虢公"、"蔡叔"、"康伯"、"毛伯"、"丰伯"等，均为西周高级贵族和官吏。墓葬一般不设腰坑，也不见殉人，随葬陶器以鬲、罐组合为主，反映了周人的葬俗。
应是中原地区的一个古老封国，同时又是一个文献记载湮灭已久的小国。1986年，在河南平顶山市西20公里的薛庄乡北滍村滍阳岭，发现了应国墓地。经过持续10年的考古工作，发掘西周墓葬36座，春秋早中期至战国墓葬20余座。
西周早期墓M230，残存玉器有戈、璜、柄形器以及羊、凤鸟、鹰、鱼等饰件，造型生动别致。
M84属西周中期墓，据铜器铭文，墓主人为一代应侯。玉器多置于棺内，墓主头部上方置玉戚，应是其诸侯身份的象征。颈部和胸部置5个玉璜，分别串连长短玉管和800多颗料珠、玛瑙珠，构成一组4串项饰和佩饰。腹部又置玉圭、玉璧和4件玉柄形器等。
M1为西周晚期墓，随葬玉器数量甚多，玉圭、石圭置于椁盖板上，1件玉柄形器置于椁内。棺内墓主头骨顶部置1件玉琮，两耳附近各置一件玉玦，口含3块玉片，颈围一串项链，左肘关节处置1件小铜环，右肘关节处有1件小玉环，骨盆周围有玉璧、玉璜、玉蝉、玉人形佩、玉锥形器、玉鹰等，右脚趾处置1件夔形玉片。其中白玉透雕人形佩（M1：110），正背面纹饰相同，采用透雕和双阴线相结合的技法，雕成蹲坐侧面人形，神态生动，晶莹剔透。白玉鹰（M1：114），玉质温润光洁。鹰展翅飞翔，头向右扭曲，以嘴衔右翅，形成一个穿孔。鹰眼、鹰背和双翅均为线雕，两爪作长条形卷曲于身下，此器玉质精良，琢磨精致，造型生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玉雕精品。据考证，应国之"应"在古文字中即"鹰"字。玉鹰的出土，表明了应与鹰的渊源关系。
此外，西周晚期墓M37出土的1件玉牌联珠组佩，长35.5厘米，由梯形玉牌和缀于其下的五组玉管、玉珠、玛瑙珠串饰组成，色彩斑斓，夺人眼目。M46出土有多组项链、缀饰、佩饰、串饰，杂以琮、玦、圭、玉握、玉鱼，布满全身，令人目不睱接。
应国在春秋早中期之际为楚所灭，这里成为楚国北方边境的军事重镇。战国早期曾一度属韩，战国晚期并入秦国版图。
虢是西周初期始封的姬姓国。上世纪50年代与90年代，先后两次在三门峡市上村岭一带发掘虢国贵族墓地。第一次发掘墓葬234座，第二次发掘墓葬18座。其中M2001和M2009为2座国君大墓，M2012为国君夫人墓，M1052和M2011为2座太子墓，此外还有一批大夫与士一级的贵族墓葬。出土各类珍贵文物数万件，仅玉器就达4000余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玉质之好，制作之精，为西周考古中所罕见。
M2001为虢国君主"虢季"墓，随葬各类器物品约5293件，其中玉器967件（颗）。外棺盖上置玉圭、戈、柄形器、戚等。内棺盖上置玉戚、琮、璧、璜、戈、圭等礼器和玉龙、虎、鹿、鸟、鸽、鳖、鱼、牛首、马首等佩饰，以及玉柄形器、管、珠、片等饰件。棺内死者面部覆盖缀玉幎目，这是以玉片分别制成人体面部各器官的形象，如眉、眼、鼻、髭、口、颚、耳、颊、印堂等，周围环列三角形、梯形小玉片，构成面部轮廓，以丝线缝缀于丝织物上，覆盖于死者面部。这是后世盛行于汉代的帝王殓葬"玉衣"的祖形。此外，死者头戴玉发饰，颈挂玉项饰。更有一套大型组玉佩，置于颈间而达于膝下，由7件大小递增的玉璜间以左右对称的双排两行玛瑙珠、玉管和料珠串缀而成。尸身上下还放置数块玉璧以及玉圭、璋、戈等，再在口中含玉，手中握玉，脚下踏玉，甚至在趾间夹以玉饰，充分表现了古代帝王之身的威严。
此外，椁室东南角出土1件玉柄铁剑，由铁质剑身、铜质柄芯和玉质剑柄嵌接组合而成。经鉴定为目前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此剑剑身包裹一层丝织品，外佩皮革精制的剑鞘，应是主人生前心爱之物。M2001入葬年代当在西周晚期。
M2009据铜器铭文为虢国国君"虢仲"墓，随葬品之多，居虢国墓地已发掘的墓葬之首。墓内随葬的各种玉器，可分为礼仪用玉、生活装饰用玉、工具类玉器、敛葬专用玉器等。M2009也出有缀玉幎目和六璜组玉佩，另有玉璜、琮、璧以及戈、钻、斧等。其中一对透雕白玉璜可组合为一件完整的玉璧，印证了汉儒半璧为璜的说法。白玉璧两面均饰变形龙纹，纹饰流畅而富于动感。一件青白玉琮，一端射口刻铭文"小臣妥见"，据考为商代武丁时期遗物。另有一件半琮，方体短射，形制奇特，系琮纵剖而成。大玉戈形体硕大，通长达70厘米。M2009玉器中最精致的莫过于各种圆雕动物了。包括龙、虎、象、鹰、鸽、鸮、兔、鹿、鼠、牛、羊、猴、蛇、龟、蜘蛛、蜻蜓等，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蔚为大观，且用料考究，造型生动传神，琢磨精良，纹饰华美流畅，实为研究西周玉雕工艺的珍贵实物资料。
更值得一提的是，M2009外棺盖上放置一批用毛笔书写于玉片上的遣策，字迹工整醒目。遣策上有周宣王时重臣"南仲"的名字，这为墓主虢仲下葬的年代提供了佐证。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遣策。
自1992年以来，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已先后发掘清理了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起迄年代从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出土玉器数以千计，大致可分为礼仪玉、佩饰玉和丧葬用玉等。
礼仪玉有玉琮、玉璧、玉罍、玉钺、玉戚、玉戈等。M8出土一件兽面纹玉琮，以四棱角为中轴刻抽象兽面纹，兽面上复饰云雷纹，依稀可见良渚文化遗风。M63玉罍器型与纹饰均仿自青铜，是首次发现的品种。玉罍深绿色，小口圆腹，肩饰凤鸟纹，上腹浮雕火纹间以四瓣目纹，下腹饰三角垂叶纹，通高仅6.2厘米，小巧玲珑。
海帆留踪 荷兰尼汉克先生捐赠明清贸易瓷
明万历～天启青花水禽纹盘
清康熙洒蓝釉青花开光人物瓶清康熙青花花果树纹双管瓶
昔年渡海西去，今日航空东归，90余件中国瓷器在欧洲大陆流转二三百年后重新回到中国，这是荷兰收藏家(Henk B. Nieuwenhuys)尼汉克先生的一个壮举，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批明清景德镇瓷器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此举令人钦佩和赞叹。这批瓷器均是贸易瓷，绝大多数是青花器，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国国内收藏中不多见的物品。
尼汉克先生捐赠的瓷器共97件，其中96件是江西景德镇的产品，均为青花瓷，只有1件是彩瓷，为日本伊万里烧产品。这批青花瓷中，烧造时代最早的为明万历时期，少量是明末崇祯和清初的产品，而以康熙时期产品占绝大多数。这些瓷器在形制上可分成琢器和圆器两种，瓶、罐等琢器稍少于盘碗类制品，而瓷盘又远远多于碗。一般而言，收藏者通常是以自己的喜好和购买时的感觉为标准，因此，瓷器的收藏风格也可能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当然，由于17世纪运往欧洲的景德镇瓷器一般多为定向销售，产品通常均符合欧洲人的口味，因此具有常规性，这一点，在这批捐赠瓷器中也有明显体现。
在这批捐赠瓷器中，烧造年代最早的一件是明万历青花龙凤纹环耳瓶，这是明代景德镇瓷器中的传统形制，早在明初洪武官窑瓷中就有类似风格，仿自元代的青铜器。明代晚期，销往欧洲的贸易瓷中出现这样的作品很受欢迎，尤其是龙凤题材的贸易瓷。龙凤在中国象征着帝王和皇后，这种题材具有神秘的东方宫廷文化特色。这种瓷器也许是通过荷兰商船较早登陆欧洲的中国瓷器，也是中欧经济贸易的早期见证物之一。
明末清初，大量中国瓷器通过海运途径进入荷兰和欧洲大陆的不少国家。这一件青花水禽图大盘是明末产物。此类盘通常多为花口，在盘内中心画有莲池水禽图，内壁一周有开光，内绘各种花卉纹，外壁则常画有变形的莲瓣纹。这种盘产量很大，主要销往国外，以欧洲和日本为最多，在日本，人们把这种纹饰特点的产品谓之“芙蓉手”。此类瓷盘应是明末的典型品种之一。20世纪80年代，国内有人曾因为江西南部广昌县明万历及以后的墓葬中出土具有此类风格的大、小青花盘(其中有的已残破或窑裂)，认为这些瓷器是当地烧造的，理由是当时的人不可能把窑场的烧废品从景德镇带到广昌。1988年，笔者曾为此前往广昌窑场考察，但未发现这样的器物。后来，考古专家在景德镇发现了这样的瓷器标本，证明这种瓷器还是景德镇的产品。这种瓷器在明末贸易瓷大规模外销的浪潮中输出海外后，仿制品很多，如日本江户时代的有田烧和伊万里烧，17、18世纪德国的哈瑙，荷兰的代尔夫特以及英国、伊朗等均有仿制。
捐赠品中的两件青花直筒形瓶，也是代表这一个时期青花瓷器的重要品种。这种造型的作品过去曾被认为是清代康熙或雍正时期烧造，理由是产品具有这时期青花瓷的特征，而且，国内外有许多相同的器物，有不少器身写有干支纪年，包括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等年款作品，基本上都被看成是康熙中期烧造。但现在可以明确，戊寅(1638年)、己卯(1639年)、庚辰(1640年)、辛巳(1641年)、壬午(1642年)、癸未(1643年)这些年款均为崇祯纪年。因为国外沉船中发现的许多瓷器证明，这些写有干支纪年的器物，多为明末崇祯时期烧造。也有部分产品是稍晚的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年)烧造的。
直筒形瓶有青花、五彩、白釉等品种，但最多的是青花瓷。以崇祯产品居多，顺治产品稍少，两者风格相似，较难区别。瓶外口下和下部有一周暗刻纹者通常为崇祯时烧造，无暗刻纹者多被看成顺治时烧造，当然，这不是唯一标准。这种器物在国内外均有流传，欧洲最多，国内也有相当数量。上海博物馆就收藏有这类瓷器。
捐赠品中有92件青花器烧造于康熙时代。长达61年的康熙盛世，经济贸易发达，从景德镇的瓷业方面也体现出了这一朝的繁荣景象。可以认为，这批瓷器见证了景德镇在康熙时期同欧洲进行贸易的情况。这些瓷器似乎不是同一批产品，可能是不同时间烧造、于不同时间远涉重洋被运到欧洲的。
这批瓷器有罐、瓶、熏炉、执壶和碗、盘等，在工艺上除了纯粹的青花制品外还有洒蓝青花、酱色釉青花。
捐赠品中有4件青花罐，造型分长身和圆腹两种，器身的胖瘦和不同的纹样可反映出康熙朝不同的产品风格。在国内，过去对这样的产品多认为是康熙朝始烧，以后历朝均有制作，绝大多数被用作药罐。1980年，哈彻尔沉船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被发现，由于沉船上有一件瓷器书“癸未”(1643年)纪年，因此估计是1643年以后沉没的，该船中发现了23000多件陶瓷器件，其中有不少就是圆腹青花罐。粗看上去，长身青花罐似乎不是传统的风格，但仔细观察就可看出，其形制依然源自前代前朝。明崇祯朝贸易瓷中有许多小件的青花橄榄形小罐大量销往欧洲，欧洲人称之为“姜罐”，捐赠品中的长身罐造型与之相似，只不过有的形体放大，有的加长了。加长的形式有的不能再称为罐而是瓶了，不变的是盖的形式，为微圆的平顶盖。从纹饰看，麒麟图罐、开光花蝶纹瓶是常见的传统纹样，其余两种如意花卉纹在国内康熙青花瓷中较为少见，但从纹样看并不具有异国情调。同时，更可联想到其可能是尚未完成彩绘装饰的青花釉上绘彩作品，因为除了器身上下的开光如意纹外，腹部留出了很大的空间，似乎是烧成青花瓷后，留出空间准备上彩，也或许是运往欧洲后再加彩。
麒麟是中国古代瓷器上较为多见的吉祥图案，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瑞兽。但麒与麟有区别，据文献记载，躯体较大、威武雄健、呈侧卧状，头部为龙头，披头散发，身体布满鱼鳞片者为麒；而有双角的为麟。东汉许慎《说文》十：“麒，仁兽也，糜身牛尾一角。(麟)麒也。”在瓷器纹样中，麒麟时常与凤凰共同出现。据《礼记·礼运》记述：“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sǒu，意为草泽)。”可见，此类画面不是景德镇制瓷工匠随心所欲画出来的，而是根据古代文献或相关的版画等资料创作的。此麒麟图罐所绘的有“牛尾一角”，应属“麒”类。
除了上面提到的3件开光花蝶纹瓶外，还有多件青花瓶。其中博古图长颈瓶6件，为两种造型，一种即后来称之为赏瓶的那种形制，还有一种为悬胆状的胆瓶。两种瓶的形制不同，图案也不同，但题材相同，均为博古图。另外还有一对胆瓶，器身绘有缠枝花卉纹。
还有几件晚清以来被称为棒槌瓶的瓷瓶。这种瓷瓶在康熙时期十分流行，以青花和五彩为最多。另外，棒槌瓶有软硬之分，软棒槌是指器物肩部和口沿稍微圆润些，硬棒槌则相反，肩、口部硬朗成折角，通常硬棒槌烧造时间早，软棒槌烧造时间晚。
洒蓝青花人物图棒槌瓶器外采用洒蓝开光装饰，通体施洒蓝釉，留出开光，开光内绘以青花山水人物图。这是清代康熙时流行的工艺。洒蓝釉早在明代宣德景德镇官窑中就已烧造，康熙时继续烧造这种整体施洒蓝釉的器物，在当时被称为吹青，属于吹釉工艺。清《南窑笔记》说“吹红、吹青两种，本朝所出”。洒蓝青花属于创新之作，目前在国内传世作品中较为少见，而在国外尤其是欧洲较多，这种产品当时可能主要用于外销。
捐赠品中还有一对果树纹双管瓶，两个瓶管呈交叉状，有两个瓶体，互不相通，西方人谓之“油醋瓶”，用以存放调味品，一边放油，另一边放醋。这种瓶是典型的外来形式，中国传统形制中没有这样的风格。荷兰的博物馆中有类似器物。当然，形制和纹饰略有不同。
盖杯是17世纪从西方传入的一种造型，有直身和微圆长身等形制，有的还有半环形把手，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常见的茶杯形式。但国外研究者对这种形制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称之为瓶或壶。器身的图案也与中国传统纹饰截然不同。在荷兰也有风格相似的作品。还有一种带盖的长身瓶，瓶体呈直筒形，中部微收，同样是外来风格。这样的作品在荷兰的博物馆也有收藏。
造型最特别的是一对烛台，分上中下部分，可拆卸，上部为镂空盖，盖下有中心可供插蜡烛的圆形管状盘，下承上大下小的盘基，下部为盘座。烛台外绘青花如意纹。上述器物可能来自相同的途径。
茶壶是东西方共有的茶具。这种执壶早在明宣德时期景德镇官窑就已有制作，但当时的用途似乎是放调味品，名称叫“卤壶”。17世纪，大量的中国茶叶出口欧洲，宜兴紫砂壶也开始外销，景德镇也有类似制品作为茶具外销。这种以紫砂壶造型为基本风格的器皿成为贸易瓷中的一个品种，其器皿造型已成为一种大致固定的模式。绝大多数器物造型为圆腹，弯流，上有宝珠顶盖。捐赠品中的4件茶壶就是如此，两件画山水人物，两件为花卉纹。除了一件画的是典型传统山水外，其余3件均可看出贸易瓷的特有风格。
还有一件画有人物图的葫芦瓶造型稍具变化。瓷制葫芦瓶在唐宋时期的不少地区均有制作，景德镇在元明时期也都烧造这种形制的器物，尤其是在道教盛行的嘉靖时期，官窑和民窑均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清代康熙时也有制作，以青花瓷为多。
康熙时，除了生产纯粹青花装饰的葫芦瓶外，还有加以变化的青花葫芦瓶。这4件器物的变化在于除了器物上部绘青花外，下部还施有高温酱色釉，其中两件在腹下部，釉色较浅淡，另两件在中部和下部，釉色较深，这种风格可能只在贸易瓷中应用。在欧洲，除了完全相同风格的作品外，还有风格不完全相同的酱色釉青花器，除了葫芦瓶形制外，还有此种风格的长颈瓶、茶壶，有的甚至制成漏斗样式，它们也应是同时代的产物。
2005年，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屿头乡北侧五州群礁的中心—— 碗礁附近发现了沉船遗址，船上装载大量康熙时期烧造的景德镇瓷器，有关部门在当年组织了打捞发掘工作，累计出水器物17000件。从已公布的资料看，其中有些器物与尼汉克先生捐赠瓷器的造型或纹饰有某些近似之处，但工艺上最相似的是青花葫芦瓶。发现的品种有酱色釉青花和青釉青花器，虽然造型和纹饰稍有不同，但它们也是上半部画青花，下半部施酱色釉或淡青釉，施酱色釉的一种在其与青花结合处还施有仿哥窑开片釉。这一大批沉船瓷器显然是贸易瓷，可能出海不久就沉没了。
对欧洲人来说，碗不是他们的主要餐具。捐赠品中的5件碗类餐具中，有3件花口仕女图碗。两件花瓣形花卉纹碗。碗之外，其他捐赠品以瓷盘为多。可以说，为欧洲人惯于使用瓷盘的特点在收藏家的藏品中也体现了出来。
尼汉克先生的青花瓷盘的纹样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典型的欧洲风格，二是传统的中国风格，三是传统中国风格和异国情调结合的风格。
典型欧洲风格的瓷盘有帆船图盘和纹章瓷盘各一对。看到绘有帆船图景的瓷盘，不问便知是外销瓷，但这一对内心画有帆船的瓷盘，却是中西合璧的作品，盘壁的图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上面画有青、白、鳜鱼三条，穿插以三名中国传统题材中的童子，童子手执莲花。明清景德镇瓷器上常见有青、白、鲤、鳜四种鱼，象征封建社会上层人士标榜清高气节的清白廉洁，这里，用手执莲花的童子取代鲤鱼，其意义与传统谐音暗喻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纹章瓷是我们较为熟悉的外销瓷，早在1580～1620年，葡萄牙人就已经开始订烧纹章瓷了。葡萄牙王室的纹章为双翼下的王冠图案，绘有这种王冠图案的中国纹章瓷价格昂贵，据说一件器物可与几名奴隶等价。至17世纪晚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订制贵族纹章的瓷器。这两件青花纹章瓷盘，可能就是这时期或稍晚些时候的产物。
具有传统中国风格的青花瓷器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产品，在清代景德镇瓷器中有大量的人物图产品。这批捐赠贸易瓷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器物，有瓶、盘等。尤其是瓷盘上，仕女人物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人物图绝大多数可认为是以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故事情节为蓝本，有“读简”、“请宴”“惠明投书”、“责女”等。清康熙瓷器上有许多描绘《西厢记》剧情的故事图，这批瓷器中除了一部分这样的作品外，还有一部分是无法考证的西厢故事题材。景德镇窑工绘画的西厢故事，未必能与诸多《西厢记》版本上的图版相吻合，只能就大体而言。但是这些神态各异的人物，勾画着当时的一些历史故事片段。创作者把它们移植于贸易瓷器上，使西方人能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这批瓷器中，除了完全属于传统风格的器物外(图17～19)，还有掺入西洋元素的中国风格题材。如有些花卉纹盘与常见的康熙景德镇瓷器图案有明显差异，但它们依然有传统的中国花卉风格。
尼汉克先生捐赠的瓷器中还有一件是日本伊万里烧彩瓷。伊万里烧是日本著名的瓷器，以其产地在日本九州佐贺县的伊万里地区而得名。这批捐赠瓷器中仅有一件这样的青花描金五彩人物图大碗。这件伊万里烧五彩人物图碗外所绘画面为“昭君出塞”图，是为人熟知的中国历史故事。17、18世纪，大量的日本瓷器通过荷兰等国的贸易公司向欧洲输出，其中仅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就有数百万件。
尼汉克先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瓷器整体质量较高，烧造工艺体现了当时景德镇民窑的烧造水平，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研究价值。在中国销往欧洲的瓷器中，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也不能说这些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贸易瓷，但它们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古中国与埃及瓷器的渊源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深受中国影响的埃及瓷器工艺品
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