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瓷器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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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在河南省禹县，为宋五大名窑之一，以钧瓷着称于世，属北方青瓷系统。创始于唐，兴盛于北宋，以后历代都有仿造。
清代道光年间《禹州志》记载："州（即禹州）西南六十里，乱山之中有镇曰'神'。有土焉，可陶为磁。"对钧瓷釉色之美，明代张应文着文"钧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黑色者次之，色纯而底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窑变是钧瓷的一大特色，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赞美曰："窑变之器有二、一为天工，一为人巧，其为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由人巧者，则工，故以|作幻色，物态直名之窑变。"蚯蚓走泥纹，是钧窑的另一大特点，在古籍中同样有记载。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钧窑之釉，扪之甚平，而内现粗纹，垂垂而直下者，谓之泪痕；屈曲蟠折者，谓之蚯蚓走泥印，是钧窑之特点也。"
钧窑瓷极其珍贵，这在民间有众多的说法，比如"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件"。"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等等。对于钧瓷的商业价值，当地民谚说："进入西南山，七里长街现，七十七座窑，烟火遮住天，客商天下走，日进斗金钱"。
在寂园叟的《咏陶诗·均盆歌》中，对均（亦作钧）瓷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柴窑不可见，存者惟禹钧，均也汝也皆宋器，蚯蚓走泥迹已陈，欹斜屈曲若隐现，以此辨其赝与真。宋后莫能仿制者，造化巧妙何其神。汝窑糊以玛瑙釉，末若均紫弥可珍。均窑较多汝较少，宋均声价高无论。均釉有青亦有紫，紫者丽色辉千春。青者俗谓之月白，亦自雅靓而温纯。元瓷青者偶类紫，均紫竟体腻且匀，底间稍垩芝麻酱，单数双数号码新，或以单双判青紫，无乃齐之东野人。花盆有座状如碗，一枚动值千饼银。我得一盆大于斗，容颜娇美盼日频。仿紫最精世所罕，传之子孙非长贫，千峰翠色浮几案，雨过云破无纤尘。紫者不贵有者贵。世事翻转犹飚轮。蚓泥变幻哪能揣，泪痕流下方津津，蚓走泪流不一态，一燥一润名有因。泪痕奇绝傲泥蚓，要以莹泽胜枯皴。底窃有五码则四，六角凹形浅浅唇。深藏宝刹七百载，何必瓦玺夸汉秦。一朝流传属村叟，使武件尔老病身。小松丛菊颇在眼，慎勿牢落增悲辛。"
钧瓷釉采用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铜红釉。这样，烧出的釉色青中带红、如蓝天中的晚霞。钧窑釉色大体上分蓝、红雨类、具体的可呈现月白、天青、天蓝、葱翠青、玫瑰紫、海棠红、胭脂红、茄色紫、丁香紫、火焰红等。其中，蓝色也不同于一般的青瓷，是各种浓淡不一的蓝色乳光釉。蓝色较淡的称天青，较深的称为天蓝，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白，都具有莹光一般幽雅的蓝色光泽。
钧瓷釉色有一种莹光一般幽雅蓝色乳光，其色调之美，妙不可言。
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是构成钧瓷区别于其它青瓷的另一个特色。钧釉中的紫色引人注目。各种紫色是红釉与蓝釉互相融合的结果。钧釉的紫斑在工艺上是将青蓝色的釉上有意涂上一层铜红釉所造成的。后人对钧瓷的紫色的评价极高，近人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说"钧窑器一枚，价值万金┅┅宋时紫色如熟透之葡萄，浓丽无比，紫定、紫钧，其器皆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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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名窑-龙泉窑
龙泉窑因在今浙江龙泉县，故名，属我国南方青瓷系统。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至明代中叶以后渐趋衰落，传世的龙泉青瓷下限至清康熙年间，烧造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
龙泉青瓷的文献记载：《处州府志》记载："章生二，不知何时人，尝主琉田窑。凡器之出于生二者，极青莹，纯粹无瑕，如美玉，然一瓶一钵，动辄十数金，其兄名章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极碎，亦冠绝当世，今人家藏者，尤为难得"。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之一"龙泉窑"条中有这样的记载："宋初处州府龙泉县琉田市所烧，土细，质颇粗厚，色甚葱翠。亦分浅深无纹片。唐代《肆考》云：古龙泉器色甚葱翠，妙者可与官哥争艳。"
清佚名《南窑笔记·龙泉窑》亦记载："出宋处州，即名处州青。传钱王时造者名越窑秘色，王甚宝之，用以为贵。其土质坚白，釉色葱翠，所谓'粉骨龙泉是也'。盖龙泉由来久亦。……龙泉釉色有梅子青，冬青色者，可与官窑争艳。间有纹片者，俱堪珍贵。
在《菽园杂记》中，对于龙泉青瓷的工艺有这样难得的记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等处皆有之。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如刘田。泥则取于窑之近地。其它处皆不及。油则取诸山中，蓄木叶烧炼成灰，并白石未澄取细者，合而为油。大率取泥贵细，合油贵精。匠作先以钧运成器，或模范成形，候泥干则蘸油涂饰。用泥筒盛之，置诸窑内，端正排定，以紫筱，日夜烧变，侯火色红焰无烟，即以泥封闭火门，火气绝而后启。凡绿豆色莹净无 者为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价高┅┅"。
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胎骨较厚，胎土淡灰，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胎微出烧，釉的玻化程度好，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很强。装饰花纹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装饰风格趋于奔放。处于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南宋龙泉青瓷的造型亦形成自已的风格，稳重大方，浑厚淳朴而又不失秀媚，器型丰富多样，装饰普遍采用刻花和堆塑法，颇具艺术匠心。
中华名窑-官窑
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窑始于宋代，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 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京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
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徽宗在汴京（即今河南开封）建窑烧制御用瓷器，命名为官窑。汴京官窑瓷器胎质细腻，胎釉都纤薄如纸，釉色有粉红、月白、大绿、灰油等。器形有鼎炉、葱管、空足、冲耳、乳炉、贯耳、壶环、耳壶、尊等及一些仿古铜器。不久，由于金兵入侵，汴京被破，官窑也随之终结。
南宋时在今杭州市凤凰山南麓乌龟山郊坛另设新窑，称"郊坛下官窑"。此官窑瓷器胎为黑、深灰、浅灰、米黄色等，有厚薄之分，胎质细腻。釉面乳浊，多开片，称为"蟹爪纹"，釉色有粉青、淡青、灰青、月白、米黄等。因器口中施釉稀薄，微露紫色，足上却偏赤铁色，故有"紫口铁足"之称。
器型除碗、盘、碟、洗等日用器皿外，还有仿商周青铜器的尊、鼎、炉、觚等陈设瓷和祭祀礼器。
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其器物主要有碗、瓶、洗等。胎体显厚，且呈黑色，釉为淡青色，莹润温雅，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着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它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中华名窑-哥窑
相传宋代龙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哥者称哥窑，为宋代名窑之一。窑名最早见于明初宣德年间的《宣德鼎彝谱》一书，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名故也，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极碎"；《处州府志》又载："从其兄其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极碎，亦冠绝当世"，曹昭《格古要论》，"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中关于"哥窑的记载，哥窑，宋代所烧，本龙泉琉田窑，处州人章姓兄弟分造，兄各生一，当时别其所陶，曰哥窑。土脉细紫，质颇薄，色青浓淡不一。有紫铁足，多断纹隐裂如鱼子。釉惟米色、粉青两种，汁纯粹者贵，唐代《肆考》云：古哥窑器，质之隐纹如龟子，古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碎器纹则大小块碎。古哥器色好者类官，亦号百极碎，今但辨隐纹耳，又云汁釉究不如官窑。"
清代《南窑笔记》"哥窑"条记载："即名章窑，出杭州大观之后，章姓兄弟，处州人也，业陶，窃做于修内寺，故釉色仿佛官窑。纹片粗硬，隐以墨漆，独成一宗釉色，亦肥厚，有粉青、月白、淡牙色数种。又有深米色者为弟窑，不堪珍贵。
间有溪南窑、商山窑仿佛花边，俱露本骨，亦好。
今之做哥窑者，用女儿岭釉加椹子石未，间有可观，铁骨则加以粗料配其黑色。
由此，哥窑铁足，釉面莹润多断纹，风格特征近类南宋官窑。哥窑器以纹片着称，其中多为黑黄相交，俗称金丝铁线。
关于金丝铁线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但老大技高一筹，烧出"紫口铁足"的青瓷，一时名满天下，其声名传至皇帝，龙颜大悦，钦定指名要章生一为其烧造青瓷。老二心眼小，心生妒意，趁其兄不注意，把粘土扔进了章生一的釉缸中，老大用掺了粘土的釉施在坯上，烧成后一开窑，他惊呆了，满窑的瓷器的表面的釉面全都开裂了，裂纹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曲有直，且形状各异，有的象鱼子，有的象柳叶，有的象蟹爪。他欲器无泪，痛定思痛之后，他重新振作精神，他泡了一杯茶，把浓浓的茶水涂在瓷器上，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又把墨汁涂上去，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这样，不经意中形成"金丝铁线"。
传世哥窑器的主要特征：
其一，哥窑釉属无光釉，犹如"酥油"般的光泽，色调丰富多彩，有米黄、粉青、奶白诸色。
其二、"金丝铁线"的纹样，哥窑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迭犹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俗成百圾碎"或"龟子纹"），以"金丝铁线"为典型，即较粗琉的黑色裂纹交织着细密的红、黄色裂纹。
中华名窑-汝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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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汝窑，许多历史文献都有记载。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
南宋著名学者叶在其《垣斋笔衡》中有这样的记载："本朝的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汝窑为魁┅┅。"
南宋《百宝总珍集》卷九中有一首佚名诗，"汝窑土脉偏滋媚，高丽新窑皆相类，高庙在日煞直钱，今时押眼看价例"。曹昭《古窑器论》评价汝窑器曰："汝窑器，出北地，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媚，薄甚亦难得。"
明代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对自藏汝瓷和由此对整个汝瓷进行了评价："汝窑，余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针，余藏一蒲芦大壶，圆底，光若僧首，圆处密排挣针数十，上如吹埙收起，咀若笔帽，仅二寸，直塑向天，壶口径四寸许，上加罩盖，腹大经尺，制亦奇矣，又见碟子大小数杖，圆浅瓮腹，磬口、釉足，底有细钉，以官窑较之，质制滋润"。
清代学者梁同书在其《古窑器考》一书中的记载："汝窑，宋时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建青器窑，屑玛瑙为釉，如哥而深，微带黄，有似卵白，真所谓淡青色也。汁水莹厚如堆脂。┅┅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土脉质制较官窑尤滋润。薄者难得。时唐即耀诸州悉有窑，而以汝为冠。"
瓷都景德镇素以集天下名窑之大成着称，遍仿天下名窑，汝窑瓷理当在仿之例，清代佚名《南窑笔记?汝窑》篇有仿汝瓷之记载：汝窑"北宋出汝州，有深、淡月白色两种。有有纹片者，有无纹片者，紫泥骨子，釉水肥厚莹润，骨肉泛红色，间有桔皮、棕孔。今景德仿做，用里采釉入青料少许，以不泥为骨，多鱼子纹。
关于汝窑以玛瑙为釉一事，在古文献中尚有两则记载。一则为宋周辉的《清波杂志》："汝窑宫中禁烧，内以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可许出卖，近尤难得"；宋杜绾《云林石谱》汝州石条曰："汝州玛瑙石出沙土或水中，色多青白粉红，莹澈少有纹理如刷丝"。
以上所引文献，内容涉及了汝窑的烧制地点、时间、釉质以及特征等。但长期以来，汝窑遗址一直没有发现。关于汝窑的遗址地点的说法也各种各样。这多种多样的说法，导致了对汝窑本身的说法的多样性。但学术界一直在探求这个问题，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方有结论：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是汝窑窑址。
汝窑青瓷传世品稀少，弥足珍贵。据文献记载，汝窑青瓷釉色仅有八种。高濂《遵生八笺》："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蘑细小挣针"。宝丰清凉寺汝窑古址发掘出土的青瓷器，釉色确如文献记载所述，有天蓝、月白、天青、豆青、粉青、卵白诸色，但不脱天青这个基本色调。器物主要有瓶、碗、盘、洗、盏托、孟等。
汝窑青瓷，釉色青翠华滋，釉汁肥润莹亮，精光内蕴，造型古朴雅致，周身布满纵横交错的纹片，有着开片自然天趣；器物口沿由于上釉时釉汁下流，釉层较薄，釉下黑色胎骨透过半透明的玻璃青釉，呈显紫色，底足部分不上釉，露出黑色胎骨，形成著名的"紫口铁足"特征。
神钧窑与钧窑
钧窑自唐始、宋盛以来，因缺少确切的记载和详实的论证，其真实面目一直扑朔迷离。建国后，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钧窑的恢复，乃至其卓越成就的展现，钧窑理论的建构已成必然。钧州说、钧台说、神后说等从不同角度丰富着钧窑理论，成为古陶瓷研究的一大亮点。与此同时神钧窑的理论诞生，更为钧窑的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并将钧窑研究推上了新的层次。
神钧窑是在综合诸多钧窑理论的基础，尤其是在神后窑的资源优势基础上进行补充中完善起来的。它在强调神后的自然资源优势的同时，更强调社会文化资源优势。它认为：自然资源为钧瓷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资源却为钧瓷入主宫廷、显赫瓷林，创造了必备条件。
神钧窑理论的创建者为润雅斋的龙山逸人。通过对民俗文化的研究，收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神后禹州的史实记载等素材，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倾向，总结钧瓷的成功发展，包括工艺特征、艺术史实、文化思惟、当今成就之后提出，钧瓷就是君瓷，君王之瓷，是君王之瓷的略写。
首先，他从民俗理论角度作了论证。他认为，产生了钧瓷的神后，一直与皇帝君王有着密切联系。
早在秦汉时期，汉高祖刘邦避实击虚，因借道神后率先入关，一统江山。每当思及在神后古龙山化险为夷、兵精将广时，便觉有天助，于是封山建庙祭天，此后改古龙山为今大刘山。（详见《钧州志》）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追捕刘秀，幸亏躲在大刘山山神身后谐音（神后），才躲过一劫。光武帝登龙廷，讲及此劫，认为是先帝庇佑，便封该地为神后。（神后一带盛传有王莽撵刘秀的传说，其中有压妹台、扳倒井、冷星明之说）。
唐开元年间，神后一带出了个大名人画圣吴道子。据说钧瓷就是由他帮助神后艺人创烧成功的。为了纪念他的功劳，便起名为道玄瓷。（详见王锡玉、耿花玲编著的《神州之宝——中国钧瓷》1991年）
真正将钧窑定名的当是唐玄宗李隆基。他利用自己丰富的宫廷经验、结合道玄瓷的特定审美体验，效仿唐太宗的三镜为鉴的典例，御封了“精警惊尊”四大特征，昭诰王孙、借此谨行，诰封为“君王之瓷”。（详见温剑博《钧瓷的理念》、《惚兮恍矣，其中有象——钧瓷审美二论》）
五代十国时期，酷爱陶瓷艺术的后周世宗柴荣的一句御求诗“雨过天晴云破处，诸般颜色捉将来”，将钧瓷推上了文化艺术的更高层次。（见温剑博《柴世宗与钧瓷》及《开山立祖话钧瓷——宋钧的成就》）。
北宋时期，重文抑武的治国方针，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钧瓷也再次得到大发展，徽宗赵佶御封“神钧宝瓷，绝妙精品”，严禁民间私藏，将钧瓷艺术达到极致，从而入主宫廷。并因神奇的“神后”所独产钧瓷而封为“神后”，作诏告示天下。
靖康之变，三峰山大战，将阳翟（今禹州市）的陶瓷基业毁于一旦。宋高宗赵构偏安杭州，苟且残生之时，仍笔墨生花，思汝念钧，有了“杀无赦”的“祭红”悲女，御封“神后”，以示普天下之土，都比神后之土高贵。可惜，终不能得，因他不过是半个皇帝。（见李争鸣《追根求源话钧瓷》）。
元太祖忽必烈敬封道教为国教，御封丘处机为国师。受到恩宠的丘处机思及百千，便赴神后，再次烧出祭天的钧器，贡奉朝廷，以作回报。
明永乐年间，周王棣在神后猎获“瑞兽一驺虞”，进京作贺，神后再次声名远播。（见苗锡锦《钧瓷志》）
明嘉靖年间，世宗朱厚熜，追慕先贤，笃信道教，曾花费黄金百两购一钧瓷花盆为获取钧器，免派钧州赋役。不能得，便为其儿穆宗起名朱载后，为其孙神宗起名朱翊钧，以祈神钧宝瓷的再现。（见李争鸣《追根求源话钧瓷》。）
清雍正帝为讨儒雅文武大帝康熙的欢心，曾密令臧应癣年希尧烧制钧瓷。鳝鱼黄、蛇皮青、黄斑点、吉翠等风格别具的钧瓷深受大帝所爱，因此也为自己取得“九五之尊”提供了有力保证。（见温剑博《诗话钧瓷》）。
雍正七年，著名窑官唐英，得御旨亲仿钧器，终不能成，只得派幕友吴尧圃到禹州调查取料，才有几分相似。（见晋佩章《钧窑史话》及杨静荣《历史名窑与原料》）。
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寿诞贺禧，知州曹广权贡奉“禹贡九鼎”，惹得老佛爷芳心大开，赏金封官，调至京都为吏。并附庸文雅点评神后的“后”字，她讲：光武帝封“后”，不足为奇；宋徽宗封“后”，以土压人不对；宋高宗封“后”以人压土，也不对；自封为土人并行为“垢”。幸运的是，清王朝不复久矣，要不神后就真成了一个污垢遍地的神垢。（见温剑博《钧瓷一千五百年》）。
这样自封建王朝建立伊始的秦汉至唐宋元明清的终结，神后这个神奇的地方，一直因有着与王室的关系，也就将钧瓷文化推上了另一个境界。
其二，从等级制度造就了钧瓷的至上地位方面作了论证。封建社会的中国有着等级森严的传统，影响到陶瓷行业，不可避免地推出一种至尚 的瓷器，因钧器的特有风范，无可替代地成为瓷中之王。
秦汉封建王朝伊始，便有董仲舒的尊卑观念。文化方面最为突出，建筑方面也得到充分反映，在各种装饰上也得到表现，服饰方面、车行仪仗方面也都有鲜明的体现，陶瓷艺术更是不例外。
有一位陶瓷考家在考证了“天下名瓷，汝窑为魁”时，便大胆地提出“汝”实际上是“你”，第二人称代词，在旧时是“汝辈”“另类”之意，是“君王”的“孤”、“朕”的对立面。作为汝瓷的对立面，无疑当是“君瓷”——钧瓷。另外汝瓷所张扬的文化氛围是似玉、胜玉之美，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种人格精神。故为旧时士大夫文人所尊仰。因此，钧汝瓷关系，实际上是尊卑关系，是作为君王与文武群臣的象征关系表现出来的。在程朱理学兴盛之际，这种等级观念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三，从钧瓷美学方面作了论证。钧瓷自身的魅力昭示着其丰富的王者思惟，而不仅仅是审美和鉴赏的一种单纯悦乐。
在钧瓷创烧之前，一直是南青北白的瓷业现状，南方以越窑的秘色瓷千峰翠色著称，北方以邢窑的似冰类银著称。一直是素裹淡妆。到了唐代，因有了唐三彩的绚丽色彩，更多地启示瓷业的努力，一直试图有所突破，最终有了黑底泼斑的黑唐钧诞生。紧接着一位钧瓷艺人横空出世，那就是给绘画奠定基石的巨擎人物——一代画圣吴道子。
正是基于辞官退隐故乡的吴道子的神来之巧，一种别具风格的高温窑变、自然天成的颜色瓷终于诞生了。从此改写了青白瓷一统天下的局面。
综观钧瓷的特质可以发现，（一）钧瓷的釉色丰富多彩：色浅时，有韵质的变化；色重时，有山水风光四时季节的展现，更有花木鸟兽、风雨雪霜的隐现，有包罗大千世界之象。正如，唐玄宗李隆基的感悟，是江山社稷的象征。她是如此美好，人人都想得到它，拥有它。作为君王岂不珍爱它。（二）钧瓷的迸片行纹之特征，看似破裂，实则一体。对于玄宗来讲，已上升到社会矛盾的层次，也即大唐江山，远观富丽堂皇、雄伟壮阔，不可一世；当你走近细观时，实际上恰如破裂的纹片，处处皆有，岌岌可危。这种感触使身经宫廷迭变的玄宗而言，更为阵痛，他认为江山社稷也恰如此器，易碎之、易覆之，作为君王不能熟视无睹。（三）钧瓷还有一种特质，那就是迸音。无人触摸却能不时发出似琴胜钵的惊音。夜深人静时，似乎可以洞穿心腑，在唐玄宗时期，因不能很好解释这种理化现象，便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被玄宗认作是上苍的物语，天帝的劝诫，因此作为君王，在睡眠的时候，也不能悼以轻心，更不能淫欲无度。（四）假如将更多的钧瓷放置在一起，根本找不到色彩、意境一模一样的两件钧器，在玄宗看来，这是“一国不藏二君”的惊示。基于上述四种理由，便赋以“精警惊尊”，四大美学风格，唐玄宗便改道玄瓷为君王之瓷。睹物思情，以此为镜，方不失一位贤明君王，用以劝诫王室子孙。
其四，从考古角度进行了论证。从考古发掘的事实来看，钧窑遗址中确实证明了钧瓷的许多独特的个性，而且这些个性更能倾向于作为君王之瓷的证据。
（1）在宋钧官窑遗址中，基本上没有一件整器，都是被击碎，深挖埋掉的，这就证实了“严禁民间私藏”的传说，确实存在。
（2）钧瓷的足部处理，极为罕见，为芝麻底釉，这就喻示了钧瓷是作为祭天的神器，而出现的。
（3）钧瓷的足部装饰也很特别，多为三足如意云兽。有专家论证，这是唐宋时期，“天人感应”理念的物化，寓示天人合一。
（4）钧窑器底款为“数码款”，迄今为止，是古陶瓷中唯一现象。 有专家考证认为，是程朱理学支配下，对君王“九五之尊”的敬重，而不是简单地标示大校
（5）钧器有乳钉、鼓钉习惯，有专家推定为哺育万物，盘古开天之意。
（6）钧器造型有青铜器仿物，如出戟尊等，这是远古社会中中央集权的演示和演化，是其权力和尊严的象征。
（7）钧器多为花盆，盆托类造型，显然是服务于怡情尚志的纯欣赏类功能的，并非日常使用功能。
诸多迹象证明，钧瓷艺术是建立在为君王服务的基础上。
其五，从古文字方面作了论证。从古文字学方面看钧中的“钧”瓷，确有帝王之气。
李格非《汉语大字典》1876页中解释道：
钧之七“喻国政，《抱朴子·外篇·汉述》，阉宫之徒，操弄神器，秉国之钧、废正兴邪、残仁害义”。
钧之八：“喻天工《汉书贾谊传 》，‘大钧播物，块虬无限’。颜师古注引如淳曰：“陶者作器于钧上，此以造化为大钧也”。
钧之十：旧时对尊长或上级的敬词 。如钧安，钧座，钧府，钧局等。宋岳飞《申安抚司乞兵马粮食状》“欲望钧慈”。
同时“钧”还有衡量、和谐、调节之意。用于钧瓷时，实际上，更有一种近似王者之意。如：钧天之享、钧天之乐等，故钧瓷自身的含义，实际上就隐含着至尊至瓷之意。
其六，从当今理论缺陷，盲点方面逆向作了论证。如果肯定了钧瓷的地位，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钧窑的诸多历史疑案：如“钧不随葬”，“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钧不过尺”，“雅室无钧不可夸富”；也就解决了为什么唐宋时期为何鲜有记载的历史事实，也解决了钧瓷造型的特殊性、数码底款、芝麻酱铁足底、鼓钉、乳钉、如意之兽装饰等个性。
基于此，龙山逸人认为：钧瓷是在神后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将富有个性的颜色瓷披上了帝王色彩，入主宫廷，从而成为陶瓷艺术中的另类。
支持这一观点有著名钧瓷学者索宗剑先生，在他的《宋瓷二十四品》一书说中了，他道：
“赵佶，这位依封建社会皇权世袭制度而即位的北宋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书画名家的地位胜过了他的皇位，文艺复兴的天才倡导胜过了他‘实内虚外’的卑弱和无奈，他在位二十五年，最大的功绩在于……他把雅与俗，巧与拙，这种艺术上的双重性表现得完美无缺。……并把 这一切提到某种彻底了悟的哲理高度。……只有‘此中有真味，欲辩已忘言’的钧窑，……才是徽宗所珍视的对象，并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
著名钧瓷鉴赏家温剑博先生也肯定了钧瓷的地位，他认为钧瓷实际上有两种概念，一是自元至今民间见到的钧瓷，是作为日用品、工艺品存在的，另一种就是民间难得一见的君王之瓷，是作为警世、劝诫作用的。民间钧瓷至尚至美者，可为真正意义的钧瓷。可谓龙毛凤角，百千件不得其一。（见其作品《钧瓷的理念》）。
总之，神钧窑理论更着意于钧瓷的文化内涵，强调钧瓷形而上的理念，并以当今诸多理论为依据，结合唐宋时期文人际会，程朱理学的影响，对钧瓷进行了阐释。这种理论已为大多数钧瓷美学家、社会学家乃至考古学家所认同，相信不远的将来，钧窑的理论体系必将会更完善。
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钧窑瓷器
中国古代陶瓷的生产有长达万年连续不断的生产历史，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的发展过程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科学技术和艺术内涵，成为中国古代珍贵的文化遗产。从距今一万多年前发明了陶器，到商周时期出现的原始青瓷，东汉晚期烧制出成熟的瓷器，经过秦汉两晋南北朝的持续发展，隋唐时期，制瓷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成为改变人民生活的一类重要器物。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陶瓷器生产的黄金时期，表现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强烈影响下，各种制瓷传统蓬勃兴起，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瓷器生产百花齐放的局面。正是在这一时期，河南中西部地区一度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并涌现出一大批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瓷器品类和窑场。其中以釉色淡雅凝厚、色彩斑斓艳丽闻名于世的钧瓷就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代表之一。
钧窑瓷器是中国古代陶瓷中的奇珍瑰宝。它以色彩斑斓、古朴典雅、风格独特而闻名遐迩。其厚釉、分相釉等生产工艺对南北方的许多窑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多数钧釉瓷器施有凝厚而雅致的天青色乳浊状釉，明清时期则成为文人雅士们追逐、收藏的艺术品。人们以往在论及钧窑时，必称其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都认为其是宋代用于贡御的“官窑”瓷器，近代研究者则将其列为宋代的六大瓷系之一，被赋予了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开始对宋元时期的制瓷手工业进行区域性和阶段性的综合研究，钧窑瓷器又以其广泛的生产地域和巨大的产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艺术上讲，钧窑以雅致的乳浊状天青色釉和多彩的窑变而倍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有效控制的铜红釉和铜红彩的应用，更是钧窑对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一大贡献。在钧窑生产的早期阶段，红彩的施加没有一定之规，因而在釉面形成大片不规则的彩斑，十分美观，人们用“峪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来描述钧瓷流云般优美的釉色和艳丽如彩霞的红彩。同时钧釉的釉色并不完全可控，成品的釉色有天青、月白、青黄、褐绿、紫蓝等多种颜色，同样配方的釉在烧成过程中由于不同的火候、烧成曲线和窑位，形成了千差万别的釉色，加上红彩的不规则呈现，被称为“窑变”，赋予了钧窑神秘而多变的特征，钧窑的产地流行着“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说法，来形容钧窑瓷器的丰富多彩的釉色。
【钧窑玫瑰紫釉菱花式三足花盆托】
钧窑玫瑰紫釉菱花式三足花盆托，北宋，高9cm，口径19cm，足距8.3cm。
花盆托呈六瓣菱花式。折沿，弧壁，底下承以三个云头形足。通体满釉，内施月白色釉，外施玫瑰紫色釉，口边及外底呈酱色。外底刻有数目字“十”，并留有支烧钉痕。
此花盆托为河南禹县八卦洞窑烧制的宋代宫廷陈设用瓷。
【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北宋，高15.8cm，口径22.8cm，足径11.5cm。
花盆呈六瓣葵花式。折沿，深腹，圈足，盆壁里、外分别凸起、凹进六条直线纹。内外满釉，釉色为窑变的玫瑰紫色，边、线呈酱色。底有五个渗水圆孔，外底刻划数字“七” 。
此花盆为河南禹州官钧产品，为宫廷陈设用瓷。北宋官钧窑瓷器的造型主要有花盆、花盆托、出戟尊等，釉则利用铁、铜的不同特点，以高温还原焰烧出铜红窑变或纯天青、月白等多种色釉，改变了以往单色釉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此花盆瑰丽的玫瑰紫釉及花瓣式的造型使其愈显精美、华贵。
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载，宋徽宗崇宁“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嘉花名木，类聚区别”。这些花木，有的是作为盆景陈列的。而当时的钧窑自然要为宫廷烧造制作盆景所用的器皿，于是便有大量钧窑花盆及花盆托出现。此件花盆应就是其中之一。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菊瓣盘】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菊瓣盘，元，高4.7cm，口径21cm，足径9.9cm。
盘呈菊瓣形，敞口，浅弧腹，圈足。里、外施天蓝色釉，盘内点缀有四块玫瑰紫色斑块。
元代钧窑瓷器釉色主要为天蓝色和月白色，带玫瑰紫色红斑的较少。此盘造型优美，釉色鲜艳，天蓝色与玫瑰紫色交相辉映，绚丽典雅，不愧是元代钧瓷中的工细之作。
钧瓷之所以备受世人喜欢，驰名中外，主要原因是釉色绮丽多变而发生的艺术魅力，具有激烈的视觉美感。其共同的窑变技术与别的瓷器截然不一样。她不选用绘画、雕琢等表现方法，而是靠严格地操控瓷胎和釉料的化学成分，经过烧制进程中温度、冷却等要素，使瓷器外表的釉料涂层的颜色和斑纹千变万化，发生“窑变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作用。因而颇受喜欢，身价不菲。
2008年，钧瓷烧制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钧州窑 钧台窑与钧窑
钧瓷是我国优秀的民族遗产，起源于丛林秀水、矿产丰富、四面环山的神后古镇，以其神奇诡秘的窑变工艺，展现了五彩斑澜的绝妙釉色，开启了颜色瓷的先河；以其独特新奇的迸片行纹理化特征，折射了美的对立和统一，开创了缺陷美学的新思路；以其幻化多变的釉色组合、聚色成型，再现了江河山川、日月星风、四季时节、芸芸众生，成为天地灵性的物语；以其钧不成对、窑变无对的唯一性，昭示了唯吾独尊的王者风范，丰富了艺术瓷的政治文化思维，从而入主宫廷，成为陶瓷艺术皇冠上的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为世人传颂和向往。因此，解读这一古老文明成为当代瓷业学者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就诞生了诸多理论观念，其中钧州说和钧台说是其突出代表。
钧州说、钧台说都是在试图解说当今钧瓷界的历史、文化、发展、成果和方向的，在某种程度上并取得了成功。但是双方的立论的不同，导致二者许多阐释钧瓷的差异，造成钧瓷界的更多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钧州窑、钧台窑的理论综述，以期共建钧瓷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钧州窑之说
钧州窑这一名词较早出现在明代。如明代张应文所著的《清秘藏》卷二《论窑器》中有载：“钧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
明代高谦在其著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一书中记载：“钧州窑，有珠砂红、葱翠青（俗名鹦哥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少变露者为上品；猪肝色、火里红、青绿错杂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烧不足者，非别有此色。”
再者明人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三有载：“钧州有五色窑，即汝窑一类也，窑变则时有之，报国寺观音像也。”
清代也有较多此论，如朱琰《陶说》一书卷二载：“钧州窑今河南禹州。”
这些支言片语，虽无确切理论体系，但都彰显着一个信息，钧州产钧瓷，钧州窑就是钧窑，钧州窑简称钧窑。
真正将钧州窑的理论体系嫁接给钧窑的当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
已故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在建国伊始（1950），便亲自到河南禹县、临汝，进行了调研，确立了钧州窑理论。他的理论依据是：我国陶瓷窑口取名有个传统，即以地域所属州府而名之。如定窑，因起源于河北曲阳县的磁涧，燕州、灵州等村镇，唐时属定州，故名之；汝窑因起源于河南临汝县县城、宝丰县的清凉寺，旧属汝州，故名之；建窑因起源于福建建阳县的水吉镇古属建州而名之；越窑因起源于浙江余姚上林湖、慈溪、上乔湖、白洋湖一代，唐时属古越州，故名之；至于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龙泉窑更为明显。以此类推，钧瓷的故乡是神后镇，神后镇一直隶属禹州，而禹州古时又称钧州，钧窑当是因钧州而来，同时历来有文献记载钧州窑这一史实，可见钧州窑就是钧窑，钧窑是钧州窑的简称。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便有了他的阐述：
“钧窑的兴起与汝窑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临汝窑到了北宋未年，经过靖康之变是毁灭了，而紧邻着临汝东北乡的大峪店的阳翟县野猪沟（东距神后镇十里），就烧造了一种不同于临汝所烧的青釉器。这是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以及元代的一百余年间的产物。”
这段论述详见其著作《中国青瓷史略》之异“军突起的钧窑”一节。
在这里，陈万里先生清楚地知道钧州之名当在阳翟之后，即公元1184年，也即金大定二十四年。故以此地名演化为分水岭，强调了钧窑的诞生、继承、发展和成就。
支持这一观点的有著名钧瓷学者关松房先生。在他的专论《金代瓷器与钧器的问题》一文中强调了窑口当以地名为据，认为钧窑就是钧州窑，创烧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后）之后。文中讲到：“钧州在战国时为阳翟，到宋代元未三年以阳翟县属颍昌府，金大定二十四年才改为钧州，钧窑不叫阳翟、不叫颍昌、也不叫禹州，足见钧窑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后，这是肯定的。”
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的瓷器》一书，更是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一观点。书中写道：“钧窑就是金瓷的代表，钧窑是北方以后继汝窑而起的北方最有名的窑。”
正是基于述论证，钧州窑就是钧窑的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当今钧窑理论学说之一。
二、钧台窑之说
钧台窑之说也有其早期的舆论，多出现在清代一些陶瓷学者的文论中。如清人蓝浦在其《景德镇陶录》卷二中载：“钧窑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初亦称钧州，即今河南之禹州地。”
民国时期，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之《说窑》中也强调：“钧窑、宋初禹州造，禹州昔号钧台，钧讹作均，相沿已久。”
郭葆昌《瓷器概说》一书载：“钧窑建于宋初，在河南禹县，其地有钧台，因名钧瓷，至今尚存。”
真正构建钧台窑理论体系当推近代陶瓷大师冯先铭先生。
冯先铭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多次对钧窑遗址考察的同时，对故宫传世钧瓷也进行了研究。认为钧窑创烧年代不应在汝窑之后。钧窑是为宫廷需要而发展起来，至少和汝窑同时期，甚至更早。这样就否定了钧州窑的因钧州得名而命名的观点。至于为什么称钧窑，他解释道：钧窑所建位置因近于当时阳翟县县城的著名钧台遗址附近，故命名之。
他认为，钧窑位于北方的钧州，此时已被金人统治，在种族歧视下，是绝不可能为南宋皇帝烧制瓷器的；其二钧窑瓷器特有的数码底款及“奉华”文字底款，在金王朝高压统治下，也决难存在；其三，底款中的“奉华”二字实际上是北宋宫殿之名，很可能为同时期作品；其四，传统习惯使金人喜欢用木制器皿，与钧窑造型的仿古造型也不一致；其五，钧窑瓷器特有的造型，又多出现在北宋时期的书画作品中，如《子会图》、《消夏图》、《听阮图》、《十八学士图》等。
一九六四年，禹州市对钧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有力地支持了钧台窑理论的产生和完善。
王熙兆在一九六四年《钧窑遗址考察笔录》一文将钧台窑推向成熟。
考古“结论之三‘钧瓷’因‘钧台’而得名，县城内的古迹‘钧台’建于夏朝。《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禹县在古代是夏国的国都，大禹治水有功，舜封禹于此，称谓‘夏国’。禹的儿子即位后，曾在此台大会诸候，夏末，桀把商汤囚禁于钧台，钧台又成为我国第一座监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国家发生的两件大事，都和钧台相联系，使钧台成为历史悠久的名胜之地。现在又在钧台附近发现古钧窑遗址。所以前人以钧台命名这种很名贵的瓷器是极有可能的。”
故宫博物院的李辉炳先生在其《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也倾向这种理论：“由于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宫内传世陈设钧瓷正是钧台窑所出，从而对钧窑创烧年代提供了科学依据。”
钧台窑的理论，因钧窑遗址的发掘，似乎有理有据，从而超越钧州窑的理论渐入人心，并成为当今钧窑理论的主流。
三、钧窑之说
实质上，调和钧州与钧台说之争在民国时期已经见于书典。如刘锦堂在《续皇清文献通考》卷九《窑业门》一书中讲：“作禹窑，其地在北宋，属颖昌府阳翟县，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改为钧州，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年（1575年）避讳改为禹州，故今日瓷学专家称窑器造于北宋者名阳翟窑，以造于南宋时的金朝瓷器，始称之谓钧窑，清人或称禹窑。”
这种折衷主义，试图调和钧窑理论体系内部的分歧，然而却没有人更多地重视。相反，大都认为此种解释过于肤浅。
随着陈万里先生的去世渐久，冯先铭先生的辞世，一部分钧窑研究者试图推动钧窑理论的完善，认为钧窑的许多独特性应放到时代的文化氛围中去理解，如索宗剑先生在其《宋瓷二十四品》一文中，试图通过徽宗时期的文人际会，审美角度来理解钧瓷的王者气息；润雅斋在《道之愈深、行之愈道》、《惚兮恍矣，其中有象》等审美三论中，提出要依据特定文化背景、特定人物情感、特定地域因素、特定精神气息等方面去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综合研究，以期对一些问题得到满意的答复。
如：
1、钧瓷中的钧是否通“君”？是否有尊贵之意？
2、钧瓷开启了颜色瓷的意义在当时是否引起轰动？
3、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宋王朝，是否对瓷器的地位进行排队和选择界定？
4、钧窑为何独具数字底款？并且数字仅限十个数以内呢？
5、钧瓷造型特有的如意云兽足及鼓钉装饰，就没有深刻的含义吗？
6、钧瓷特有的美学意义为何鲜见宋金元记载？就没有深藏的含义吗？
7、钧瓷作品的最高成就是否以现存故宫博物院的作品为代表呢？
8、钧瓷特有芝麻酱底是否仅仅是一种装饰和美化吗？
9、钧瓷的创烧是有意识的，还是偶然的？创烧人何以见证呢？
10、钧瓷的创烧成功之时，是否就命名为钧瓷呢？
总之，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盛行时期，在程朱理学形成之初，在文化气息浓郁的赵宋王朝，钧瓷的命名绝对不会仓促而随意的，毕竟，钧=jun=君，是一种危险的信号，试想明神宗万历三年能轻而易举地改钧州为禹州，而对钧瓷的行为就不会三思吗？
一种理论的存在，是允许争鸣的，只有百家争鸣才能健全和完善他的体系。任何的盲从或拒绝讨论，势必会延缓这一事业的发展，我们期望钧窑理论的发展，而不是权威下的固步自封。
北宋钧官窑——钧台窑
北宋末年，宋徽宗钦定禹州城内的钧台窑作为官办窑场，派专职四品官员进行监烧。官窑产品不计工本，制作精益求精，这样就使钧台窑的钧瓷产品在艺术上有了质的飞跃，并且也由此确立了钧台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为了进一步搞清钧台窑的烧造历史，该窑的性质及其产品种类和烧造工艺，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于70年代对钧台窑、窑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钻探和重点发掘。根据钻探资料显示，该窑址东临城墙界，西至“古钧台”古迹处，北依颖河水，南连马号街。东西长1100余米，南北宽约350米，总面积达38万多平方米。窑址内堆积层一般在1米左右，厚者达2米以上，可见当时这里的瓷业之盛。
在发掘的窑址中，发现有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还发现了大量窑具、瓷土、釉药、彩料和砖瓦等建筑材料。该窑烧制的瓷器种类既有钧瓷、汝瓷、青白瓷，又有天目瓷和禹州扒村窑类型的白地黑花民用瓷，宋三彩、珍珠地划花、绞胎与搅釉等。各类瓷艺的综合交流，对钧瓷工艺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整个钧台窑址的钻探、发掘，共清理出11座比较完整的窑炉。它们分别为：钧窑窑炉2座、汝窑窑炉5座、天目窑窑炉4座。2座钧窑窑炉即为现保存在钧瓷研究所院内的1号双火膛窑和7号倒焰窑，它们形制与结构虽各有差异，但其建造特征却基本上是相一致的：均为就地挖筑，其烟道大多设于窑后，为古代北方常见的半倒焰式自然通风的保温窑炉结构。采用这种办法建造的窑炉其优点在于蓄热量大，最高温度可达1300℃左右；散热慢，即使窑门扒开，也不会出现风惊炸袭，而恰恰相反，由于高温逐渐冷却，易使钧瓷釉面光亮，并出现细碎开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钧台窑双乳状火膛长方形窑室（即1号窑）是中国历代瓷窑中较为特殊的一例，仅在宋代钧瓷官窑中采用，这种窑炉结构更有利于窑内还原气氛的形成，烧成的钧瓷易于呈色，“窑变”效果明显自然，比较好地解决了高温阶段还原火不易升温的问题，传世宋钧官窑器物多为这种方法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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