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颜色原始。
东汉时，在中国浙江地区已经生产出真正的瓷器了。窑址发掘出的瓷片经化验证明：透光性较好，吸水率低，表面施釉较厚，釉层透明，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是在1260℃-1300℃的高温下烧成的，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各项基本条件。因此说，中国真正的瓷器应该生产于东汉。
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致，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生活日用器入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
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由于瓷土中含较多的铁，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论，尽管淘洗很仔细，依旧残留一部分，因此当时陶瓷的胎中都含有2%以下铁的成分。早期瓷器的釉是含钙的石灰釉，以铁为着色剂。入窑烧造时空气流通，进氧很多，形成氧化气氛，釉中的铁遇到空气中的氧，烧出来呈黄绿色；如果不让空气进入窑内，则窑中产生还原气氛，烧出来的瓷器就是青绿色。因此，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为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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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青瓷的分布
青瓷历史发展久远。原始青瓷从商代中期出现以后，很快发展起来。商代后期，河南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河北蒿城台西村，山东济南大辛庄、益都、江西清江吴城等地的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原始青瓷的碎片出土。如安阳殷墟发现的原始青瓷双耳罐、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二号奴隶殉葬墓出土的矮圈足原始青瓷豆等。
西周时原始青瓷的分布地区更为广泛，河南的洛阳庞家沟、浚县辛村、信阳孙砦、潢川李老店，陕西的西安张家坡、长安普渡村，江苏丹徒烟墩山和安徽屯溪等地的西周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出土。近年在浙江江山、武义县也有发现。
河南洛阳庞家沟出土的原始青瓷不但数量多，瓷器器型也丰富，胎色灰白，施灰绿色釉者居多，有的釉层薄而不匀，装饰有方格纹与云雷纹。陕西西安张家坡发现的原始青瓷多为残片，胎色青灰，器表面施有青色或黄绿色釉。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原始青瓷胎色一般呈青灰色或灰白色，釉色青灰、青绿或浅黄。安徽屯溪出土的以豆为多，豆盘较深，圈足较矮。胎色呈白色的容易脱落，呈灰白色胎质较细的不易脱落。
探讨陶器、原始瓷与瓷器的区别
从陶瓷学上界定，原始瓷应该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个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陶器是20世纪后半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12500年的夹粗砂红陶。浙江也是中国较早制造陶器的地区。迄今发现浙江最早的制陶实物，距今约11000-9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这些陶器的特征是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制陶技术相当原始。
中国古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制陶的记载。《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神农为何人？神农即神农氏，也即炎帝，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
2001年5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在出土的小陶釜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印证了史前“神农尝百草”的美丽传说。
起初，作为实用器的陶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改变了生活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后，陶器走向了实用和审美的结合，陶器由朴实、素雅变得华丽而富有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人类对美的追求确立了人类的价值规范。原始瓷在文明时代开始的商朝已经出现，从它的釉料使用和胎体结构看，比陶器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是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一代一代的叠加，丰富了深度和厚度。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便是刻在陶片上的文字———“刻契陶文”。由原始瓷到瓷器，人类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高丽青瓷与李朝瓷器概述
五彩瓷成熟于明代，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高峰时期，分别为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和清代康熙时期，两者风格相近，又各具特色。国内外收藏者对五彩瓷的热度不尽相同，今天小编就带您分析下国内外收藏市场对五彩瓷的不同态度。
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五彩瓷是宣德时期的官窑作品，传世极少，仅见西藏萨迦寺有收藏，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遗址有少量出土，相信宣德窑五彩在明中期也难为藏家所见，更谈不上外销了。中外对五彩瓷器的态度分歧始于万历时期，万历五彩深得当时日本社会的喜爱，许多五彩瓷器销往日本后为上层人士所珍视。入清以后，日本人仍然痴迷于五彩，不惜重金求购，国内也因此出现了仿造之风。
而在当时的国内，五彩瓷并未像在日本一样受到推崇，青花瓷才是主流产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青花瓷十分普及，至今国内留存这一时期的青花瓷也很多。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清初，时人叶梦珠在其著作《阅世篇》中对嘉靖一朝青花尚且推崇至备。晚明时期，随着外销瓷器市场的扩大，瓷器大批涌入欧洲诸国。欧洲社会对五彩瓷器的钟爱并不逊于日本。由于五彩瓷器的色彩对比强烈，在视觉效果上与欧洲建筑的居室装饰色彩十分搭配，故大为流行。欧洲商人遂大力收购并运往欧洲销售，造成了五彩瓷出口数量巨大。可以这么说，明中后期景德镇生产的五彩瓷大部分是专为海外市场制作的。
清以后，清政府实行禁海令，景德镇瓷器外销被迫中断，中国的五彩瓷器被日本生产的“伊万里瓷”代替来满足欧洲市场的需要，由此可见欧洲社会对五彩瓷的钟爱。当清廷收复台湾后，重开海禁，瓷器贸易旋即重新步入繁盛期。
康熙五彩得以大力生产并且水平高超独步有清一代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有着强劲的海外市场推动。当时绝大多数五彩瓷器的生产是基于外销的目的，因此留存在国内的甚少，这也是为什么五彩瓷在国外比在国内多见的主要原因所在。
同时期国内社会对五彩瓷的态度却与国外截然不同。有清一代的官窑瓷器，除了康熙一朝有五彩外，其他时期多为青花、粉彩、单色釉，清代民窑也很少再生产五彩品种，除了光绪时期出于仿古谋利的目的才有大量仿制以外。这就说明在康熙以后的100余年里五彩瓷器几乎被国人忽略了。
正是由于欧洲人、日本人长期以来对五彩瓷情有独钟，在这种传统的审美和收藏心态支配下，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国外古董商纷纷来华收购在中国国内留存的五彩瓷器。当时国内藏家多偏重宋瓷与永宣青花、雍乾官窑，认为五彩俗气，不够高雅，因此价位也甚低。一些精明的中国古董商趁此机会大量的为海外收购五彩瓷，造成国内的五彩瓷器严重流失，在国内留存下的精美者甚少，故今天的国内收藏群体难以接触到上好的五彩瓷器，自然也就无法激发他们的收藏欲望，更谈不上五彩瓷的专题收藏了。较之于其他品种，如青花、粉彩、斗彩等，五彩瓷明显缺乏一个收藏的历史传统。
五彩瓷在海外市场上最辉煌的一笔是在2000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以高达4404.475万港元成交，成为当时成交价最高的中国瓷器，直到今天也被业内津津乐道。此后，五彩瓷在海外市场上虽然未再有如此惊人的表现，但也屡屡创出佳绩。在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明万历五彩龙纹出戟花觚以474.25万元成交。2003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罐以434万元成交，一件清康熙珊瑚红地五彩牡丹花卉纹碗以386.51万元成交。在200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明万历五彩荷塘鸳鸯图蒜头瓶以428.24万元成交，一对清康熙五彩果鸟图碗以549.96万元成交;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清康熙珊瑚红地五彩花卉内绘果实纹碗以428.24万元成交。在今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一对清康熙五彩果鸟图碗以549.96万元成交。
而在内地拍卖市场上，五彩瓷根本无法体现出应有的市场地位，能获得较理想价位者寥寥，目前市场最高价为一对清康熙御制珊瑚红地五彩九秋图碗以495万元成交，此外，清雍正五彩山水人物笔筒以220万元成交，清康熙珊瑚红五彩花卉纹碗以165万元成交，明万历青花五彩人物图盖罐以121万元成交。
虽然内地藏家这种审美传统绝非一朝半夕所能改变的，但对五彩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受追捧也不应该再继续视而不见下去了，同样内地的拍卖公司也应该在五彩瓷市场的培养上多下些功夫。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相信五彩瓷在内地市场上会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