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瓷的瓷砖。
“海归”外销瓷
历史上，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追捧几乎众所周知，甚而由此在17世纪引发了“东方崇拜”与“中国热”。那么，又是怎样的瓷器，一度在欧洲价抵黄金，竞相收藏呢？近日，在瓷器藏家杨小涟先生的瓷器陈列室里，这些瓷器中的“海归”令笔者叹为观止。 明崇祯时期的青花降龙伏虎罗汉筒炉是杨先生的得意收藏。筒炉颈部微束，腹部圆鼓，腹底环收，矮圈足外撇。炉体满施白釉为地，釉质细腻莹润，釉色纯净光亮。腹外以青花绘制降龙伏虎罗汉故事图，以深浅不一的青花表现出生动的景物。怪石林立，水波荡漾，林木茂密；罗汉体态飘逸，面部丰满，镇定自若，正气凛然；虎为罗汉所擒，面露怯色，畏缩惧怕。降龙罗汉(迦叶尊者)和伏虎罗汉(弥勒尊者)是十八罗汉的最后两位，有趋吉避凶、安民保宅的寓意，是力量和能力的象征。
杨先生说，明代早期瓷器多较为粗糙，但到了明代晚期变得非常精细，并以崇祯为最，为康熙时的鼎盛打下了基础。这件欧洲购回的外销作品的水平跟官窑的水平不相上下。炉身外镶嵌着法国风格的铜镀金支架，这是欧洲人依据自己的需要对中国瓷器进行的一种改良。中国人比较喜欢自然淡雅，而欧洲人则追求富丽堂皇，这种金属支架对瓷器本身既是一种保护，又是一种装饰，使瓷器有了“中西合璧”的味道。很多人为了追求经济价值，将海外购回的瓷器金属支架去除掉，而杨先生则认为，这框架少说也有200年了，“应保持文物原来的样子。”
另一件雍正时期的粉彩大将军罐是杨先生在美国南部小镇的一个古董店，从一位已逾八旬的老人手中购得的，颇为珍爱。瓶身画面表现的是“太平盛世图”，有商贾，更有民情民俗与市井百态。构图看似杂乱，实际上每一幅都有主题，官员、员外、樵夫、戏婴、牧童，一组组的情节关系巧妙联接。此外大到画面结构、情节安排、人物故事、动物神情，小到人物的服饰、帽饰、道具、动作都一丝不苟，充分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杨先生介绍道，由于粉彩最初成熟于清康熙年代，因而这件作品成形时尚属于粉彩的“幼年”阶段，由于工艺还不是很成熟，所以较容易脱落，保存得这么完整实属不易。加之，雍正一朝11年，非常短暂，因而雍正时的瓷器非常罕见，这样的作品“在国内从未出现，只在欧洲的博物馆里见过。”TAocI52.COm
另有嘉庆大瓶粉彩人物瓶、清中期梧桐青花壶等都精美绝伦，令人耳目一新。杨先生认为，外销瓷的生产集中了当时最好的工匠和原材料，满足了欧洲人的审美要求，是中国瓷器在明代和康乾盛世制造出来的艺术精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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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的外销瓷
唐宋时期外销瓷
唐宋时期无论是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还是龙泉窑青瓷，虽然是贸易用瓷，但都是以浓郁的民族风格为主，其外销的目的，始终以宣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为宗旨。
元代外销瓷
从元代开始贸易用瓷的风格有所改变，其销往国外的瓷器开始注重销往国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作为大宗产品的元青花瓷，也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销往中东、西亚一带的青花器，器型一般较大，多为大盘、大瓶等，图案层次丰富。由于采用进口青料，所以莹润的釉色、浓重的青料同硕大的器型相得益彰，构成了气势博大的所谓元“至正型”青花瓷的特色。传世的元青花瓷也以伊朗阿迪别尔寺神庙、土耳其伊斯坦堡托布卡比·萨拉依博物馆收藏最丰富，可以说是元代青花瓷的宝库。而外销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的元青花，风格却迥然有异，以小罐、小碟、高足杯等小件器为主，因采用国产青料，青花发色灰暗，构图也较为简单。
青花瓷在元代主要作为贸易用瓷，这一点在目前学术界似已形成多数共识。特别是元青花瓷中高大丰硕的大瓶、大罐、大碗、大盘等风格独特的造型，以及与前朝风格迥然有别的多层装饰构图，都具有相当浓厚的伊斯兰图案装饰特色。此外，在元青花大盘上，采用同心圆环进行多层次装饰，也是典型伊斯兰风格，这种风格在14世纪早期伊斯兰器皿或陶瓷上都可以找到原型。元青花瓷器中以大盘居多，与中西亚地区贵族崇尚的饮食习惯有密切关系。明朝人马欢曾著《瀛涯胜览》一书，书中讲到西域国人用大盘盛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时则以大盘盛姜黄色带香味之饭肴，置于地上众人以手撮而食之。这些都说明元青花器物，主要是为了迎合西亚地区人民的饮食习惯，是为与西亚地区贸易的需要而制作的，其次才是为了满足上层社会的贵族生活所需。
明清时期外销瓷
明代瓷器的大量外销，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曾七次率领庞大的商船队走遍南海诸国，其足迹曾抵达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历经30多个国家，历时将近30年之久。郑和的商船队与所到诸国在贸易、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都建立了密切关系，中国以瓷器、丝织品、金属器皿和铁币，换取当地香料、药材、珠宝等货物。与此同时，每逢这些国家的使臣来中国朝贡、访问回国时，也还要带回大量的瓷器。随郑和出航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等书，都记载过中国瓷器在国外受欢迎的情况。
明初永乐、宣德时期，虽仍以青花作为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但为外国的特殊需要而专门生产或订烧瓷器的风气在景德镇日渐兴盛。其烧制主要模仿西亚地区金属器皿，如仿制中东和西亚地区伊斯兰教徒做礼拜和朝圣时贮水之用的青花军持、青花方流执壶、青花绶带耳葫芦扁瓶、青花板沿盆等，其造型与14世纪早期西亚的金银器极为相似。字串8
外销瓷中的典型品种
从明代正德、嘉靖一直到清代早期，由于中国和欧洲直接通商，工匠们更注意各国人民的生活习俗，专门生产适应各国市场所需的青花器。这一点在《景德镇陶录》中有详细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与鬼子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所谓“岁无定样”，就是指每年产品的种类、造型、装饰都要根据欧洲市场的不同需要而特制，如盛行一时的纹章瓷、克拉克瓷，就是根据欧洲市场的需要订烧的。
纹章瓷，是指欧洲的一些政府部门、王公贵族、军队在中国订烧的瓷器，在这些瓷器上，都绘有代表他们标志的徽章。现存里斯本属于葡萄牙Manuel一世(1469—1521年)的一件青花纹章瓷执壶，可视为迄今已发现的中国为欧洲特殊订货烧制的最早外销瓷。
克拉克瓷，是外销瓷中最受欢迎的一个青花品种，日本人又称为“芙蓉手”。它最常见的造型一般是大盘，有圆口和花口之别，纹饰布局分中心纹饰与边饰。中心纹饰常见有仙人楼阁、花鸟树石、麒麟瑞兽等，边饰一般分为二层八格或二层四格，内绘花果、书画、卷轴等物。这种纹饰的画法虽然是中国传统方法，但纹饰布局已非中国风格，而是专为外销设计的。
海捞瓷、外销瓷和沉船
航行于中国沿海，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陶瓷器，从中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新器形与新品种，因此每一次海捞瓷新发现都在改写中国陶瓷史。
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从海水里捞起来的瓷器。同意这个定义，也就意味着，海捞瓷没有年代的规定，即使是本世纪沉入海底的瓷器，它也应该是海捞瓷。这样的阐述，显然和市场上通行的海捞瓷的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确切地说，海捞瓷，就是从海底古代沉船上捞起的瓷器。这个“古代”，一般指我国清代以前，也可以放宽至我国的民国时期。
海捞瓷和我国古代的外销瓷虽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把海捞瓷完全等同于外销瓷。在我国古代近岸的沿海航线上，也行驶着不少国内的船只，它们载负的货物中，完全可能有不少瓷器，在这样的沉船中发现的古代瓷器，就不应该是外销瓷。然而，远洋航行的船只失事的概率要比近海航行的船只大得多，同时，远洋航行的船只所载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也大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的海捞瓷都是从远洋航行的船只上打捞起来的。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贸易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我国至印度的航线，这条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出土记载也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汉代出口陶瓷，对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研究都很重要。
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的。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而西沙海域已经发现载有元青花瓷器的报道，将使揭开谜底的日子逐渐接近。下面的公文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
据《明史》记载的官方赏赐：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1524年（嘉靖三年），又送给波斯失刺思部瓷器等物。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6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量也很惊人，仅1635年8月下半月，就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达135005件。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17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声誉鹊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17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然而，康熙二十三年后的长期海禁中断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悄悄地进行，但已经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清代中晚期，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但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汉至清，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不仅会出现数量惊人的我国古代陶瓷，更有可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全面更完整。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葬身海底。在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西沙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5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中，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海底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会成为轰动的新闻。因为，陶瓷也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外销瓷：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
我国的瓷器输出主要是海陆两路，陆路即唐以前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唐宋以后东到朝鲜、日本，南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达非洲的“海上陶瓷之路”，陶瓷主要是通过这条海路向外输出的。
唐、五代时期，波斯、阿拉伯商人纷纷来我国经商，多到广州登岸；当时扬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因此成为胡商云集之地；明州紧连越窑诸窑址，又是天然良港，日本遣唐使及商船大多从这里登岸；泉州也是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我国的陶瓷就是经这些港口，东输朝鲜、日本，或由波斯、阿拉伯商人贩运到南海诸国，尔后转运到世界各地。当时出口的瓷器主要有长沙窑瓷、三彩瓷、越窑青瓷、巩县窑瓷、邢窑白瓷、耀州窑青瓷、鲁山窑瓷以及广东诸窑瓷器等。
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广州成为最大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多是从这里输出。宋代广州的外销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福建泉州在宋元时期也是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主要输出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青花瓷等。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龙泉窑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制造的青白瓷、白瓷，元代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泉州窑和德化窑产品运销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广泛。可以说，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风靡印度洋。
明清时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盛举，使中国瓷器广泛地流传到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地，其中青花瓷尤受欢迎。中国和欧洲直接的瓷器贸易始于明代，16世纪葡萄牙是第一个和中国直接进行瓷器贸易的欧洲国家，此后，中国瓷器大量流入里斯本，致使里斯本很快代替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东方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邻国西班牙则是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据点，将购买来的中国瓷器转运，横渡太平洋(12.23,0.08,0.66%)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再由西班牙商船运回欧洲。荷兰从17世纪开始代替了葡萄牙，垄断了欧洲国家和中国的瓷器贸易，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市场上经营中国瓷器的主要由法国、英国所取代。此外，德国、俄国、丹麦、奥地利、瑞典、美国等也被中国瓷器所吸引接踵而来。
明清时期，我国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彩瓷等，另外还有许多纹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绘瓷工人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瓷、人物图画(诸如神话、宗教故事和风俗画)、船舶图画以及码头风景画、花卉图四种。1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权的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使我国瓷业生产逐渐衰落，瓷器的外销也就每况愈下了。
从雍正粉彩大徽章瓷说外销瓷
雍正粉彩大徽章瓷藏家：华夏收藏网奚风瘦马近日买了一只雍正粉彩纹章瓷，直径32cm，盘心装饰欧洲贵族徽章一枚，直径达15cm左右，口沿传统缠枝花卉装饰一周，很是喜欢。发在微信朋友圈交流，有朋友问为什么也买外销瓷？答案在这里：仅就我们国内所产的明清瓷器而言，按照美学风格取向，我认为主要可以分为民间风格、宫廷风格、文人风格和异域风格，推而广之，其他收藏品也大概不外乎此，比如家具、玉器等等。其间的差异不言自明，不多赘述。不管玩哪一类型的藏品，我觉得都应该是风格特征越明显，越能体现这一类型的特色，越有味道，从长远来说，也就越有文史和经济价值。明清瓷器中有异域风格的，主要是我们常说的外销瓷。外销瓷其实主要是来自海外的订货，而最能体现风格差异的，无外乎器型和纹饰。纯外来的器型其实也很多，比如公认为永乐官窑的无挡尊，最近网站比较常见的军执等。纯外来的纹饰则有欧洲宗教题材、神话故事等，其中徽章瓷算是外销瓷中的一个专题门类，在国外有专门的收藏者。所谓徽章瓷，顾名思义，是指瓷器上烧有皇室、贵族、家族、城市、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的一种瓷器，主要是来自欧洲的定烧，晚期美洲也有定制。徽章的组成都是有传统和规矩的，其中的含义国外有专门的书籍介绍。但大体来说，徽章越大、越精美的，收藏价值也越大，曾经见一些欧洲皇室的徽章盘，徽章完全占据了整个盘心，且绘制极其繁复，观之颇使人震撼。对于徽章瓷，因为他的另类而略带神秘的美，我其实一直比较关注，一直想买一只品相完美、徽章较大的藏品，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如愿，如今遇到这只，也就顺其自然买下了。网上平时见的外销瓷普品多些，关于外销瓷如果想有系统的认知，可以看看余春明著的《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他本人早年在国外搞艺术创作，就收藏了不少档次不错的纹章瓷，目前展于南昌大学博物馆，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相信会有大开眼见的感觉。这里上几件馆藏器：1、明代外销瓷最早兴起、也是最早期的徽章瓷出现的时候，正德时期葡萄牙定烧的徽章瓷，花浇残件，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关于外销瓷的起源，建议阅读《文物》杂志2011年2期《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一定会受益匪浅。2、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干隆时期徽章瓷。是为英国绅士李克.奥勾瓦制作的，22.5cm，当时共定烧120，记载明确。有名有姓，资料确凿，没有相应各国的字母或缩写吧。3、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干隆时期马克杯（啤酒杯）。乾隆以后，徽章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其他实用器物上。徽章中每一个符号都有特定的含义。4、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干隆时期荷兰徽章纹杯和托碟这类杯碟目前回流很多，带徽章的几乎没有吧。其实外销瓷也有普品和精品之分，总的来说，目前比较常见的外销盘子、杯碟等，画工、用料和内销的还是有差别的，一般外销瓷会比较偏薄一点。外销瓷的工艺水平都不差，精品直追官窑水准，普品远高于民窑普品粗器的水平。中国人自古讲究个待客之道，不会把自己家里最差的东西拿出去丢人。就历史价值而言，外销瓷不仅客观反映了很多中国的历史，政治事实，还见证了世界的变迁。欧洲艺术发展过程中吸取的东方元素主要来源就是瓷器，因为当时瓷器是最主要的出口艺术品。就算是在价钱上，中国瓷器几百年前在欧洲就属于奢侈品，外销瓷精品早在国内市场对其有所认识之前就在国际拍卖上很有市场。在目前市面上官窑，民窑精品所剩无几，仿品铺天盖地的市场背景下，在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中，外销瓷在国内价格飞涨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