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在北京华辰春拍中，一件清代醴陵釉花卉纹折肩瓶不仅以437万元高价成交，更因其学术价值备受关注。该瓶彩饰用中国水墨技法绘制，绿叶扶疏，紫色花卉淡雅柔和，花、茎、叶层次分明，同时吸收西洋画法，有明暗对比，透视感强，连叶子的反面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瓶底落款“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学堂学生罗正五制”。
这存世不算久远的花瓶，却凝固着一段历史遗痕。
晚清时期，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残酷打破了天朝大国的自恋迷梦，一大批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主张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存，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1904年，湖南凤凰人熊希龄与曾参与“公车上书”的醴陵举人文俊铎赴日考察，发现瓷业先进，产品精良。第二年，两人前往醴陵粗瓷产地调查，看中这里瓷土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提出“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得到了湖南官府的大力支持。当年，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开办，学生先学历史、国文和绘画，后学烧瓷。次年，湖南瓷业制造公司成立，聘请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从日本引进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此前，醴陵瓷器用氧化钴手工描绘花草图案后，施釉覆盖，烧成釉下青花瓷。1907年至1908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釉下颜料。瓷业公司的绘画名师和瓷业学堂陶画班的毕业生，经反复尝试，采用自制色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法，生产出瓷质细腻，釉层下五彩缤纷，画面清雅温润、素洁静美的釉下五彩瓷器。
著名古陶瓷专家王莉英曾说：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中国瓷器先后创烧出高温釉下（铁）褐彩、釉下（钴）蓝彩和釉下（铜）红彩。清雍正、乾隆二代是中国古代瓷器烧造的巅峰时期，几乎随心所欲，无所不能，恰于高温釉下彩方面建树甚微。近代醴陵瓷业异常了不起，短短数年一举创烧出多种高温釉下彩，号称釉下五彩，丰富了醴陵陶瓷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这是历史性的创新突破，也是对中国瓷器烧造历史的卓越贡献。
1909年到1911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博览会，连续获得金奖。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瓷瓶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和贵州茅台酒同获金奖。扁豆双禽瓷瓶瓶体洁白如玉，造型宛如凤尾，线条流畅，色彩沉稳典雅，构图生动自然，被国外舆论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醴陵瓷器名声盛极，“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一批私营细瓷制造公司相继在醴陵兴建，大有与景德镇并驾齐驱之势。
在经历了短暂的一二十年繁荣后，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醴陵百余家瓷厂停产，最早生产釉下五彩瓷的湖南瓷业制造公司也于1930年倒闭。
清末民初釉下五彩瓷的烧造前后不过20余年，由于生逢乱世，传世作品不过400余件，每一件都独一无二，常带“为某某烧制”的上款，故宫博物院馆藏仅7件。醴陵釉下五彩不拘泥于传统，造型富于变化；色彩于淡雅中透出高贵气质，给人一种涤尽尘嚣之感；加之彩料被封于釉下，既耐酸碱腐蚀不易磨损，又有绿色环保之妙，故具较高文化、工艺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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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照片见证醴陵瓷业史
照片局部，前排左二疑为熊希龄。李春璞 翻拍
本报株洲讯 (记者 李春璞)近日，株洲当地网站上出现了一张中国最早的陶瓷学校——湖南官立瓷业学堂的老照片。昨日，照片发布者、网友“枫叶故事”，向记者介绍了这张珍贵照片的背后故事。
这是一张合影照片，照片上方写有“湖南瓷业学堂撮影”几个繁体字(“撮影”在日语中有“留影”、“摄影”之意)，照片背面则题有“大清国湖南省醴陵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和“明治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写之”的字样。“枫叶故事”介绍，从照片正面及背面题字可以判断，这张照片应该是一位日本摄影师所拍。他按照上述文字的提示，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照片中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原来就是中国最早的陶瓷学校。
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熊希龄有不解之缘。曾出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产生以实业救国的想法。光绪三十年(1904)初，熊希龄赴日考察教育与工商业，目睹日本瓷业发达，技术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考察回国后，熊希龄将考察了解情况与日本瓷业比较，提出“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得到湖南官府的大力支持，省府特拨付12万两白银做开办费。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正式开办，熊希龄亲任校长。第二年，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在醴陵成立，熊希龄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公司聘请了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并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制出闻名于世的釉下五彩瓷器，同时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醴陵釉下五彩瓶荣获金牌，为我国争得了荣誉。
根据照片背面的文字记载，这张瓷业学堂师生的照片摄于1907年12月17日。照片中，绝大多数学员身着日式校服。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学员将发辫扣于帽中。“枫叶故事” 从相貌和年龄判断，坐在第二排正中的男子似为熊希龄(记者上网搜索熊希龄的资料照片，发现确实很像)。他的左侧应为中方教员，而右侧6位短发男子应为聘请的日方教师。
“枫叶故事”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搜集老照片，目前已经拥有数百张民国时期老照片。这张老照片作为醴陵瓷器发展历史上重要一页的见证者，具有重要价值。
温润如玉的宋耀州窑及其青釉瓷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在中国的分裂割据。政权统一，社会稳定，新兴租佃制经济关系的确立和普及，都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生产关系，亦解放了生产力。这些，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起到有利的促进作用，使我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的局面。在手工业和商业得以空前发展，大批工商业小城镇不断出现的宋代，制瓷业的生产和销售，更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全国各地创建的新窑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在众多窑场之间，展开了商品生产和市场销售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批名窑和名瓷的涌现，以及一批以往所没有的瓷窑体系的逐步形成。今天，我们纵观宋代制瓷业发展的成就和特点，可以用两点来概括：一点是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和名瓷的产生和发展；另一点是定、钧、耀州、磁州、越、建、景德镇、龙泉八大瓷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宋代的上述著名窑场中，耀州窑是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独具风格与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耀州窑系的中心窑场和代表。其精美优良产品的出现，是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也是宋代工艺技术水平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一种体现。
一、窑场烧瓷始末与宋代的鼎盛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一百多公里的铜川市黄堡镇。窑址以黄堡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及耀县塔坡一带。此地在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其产品称为耀州瓷，或名耀瓷。该窑创烧于唐代（公元618——906年），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有八百多年的连续烧造史。
黄堡镇的耀州窑址，经过本世纪多次实地考察和大规模的考古科学发掘，已获取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资料，从而使世人真实了解到耀州窑的发展面貌。发掘出土的逾百万件陶瓷残器，分别属于唐代、五代、宋、金、元明五大历史时期所烧制。五大历史时期的烧瓷，各有不同。
唐代烧制了黑、白、青、褐、黄、茶叶沫、花釉瓷，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等彩绘瓷。器物造型丰满大器，反映出大唐帝国的兴盛。此外，还烧制唐三彩和琉璃瓦，是当时我国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一个窑场。
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青釉有灰绿、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还兼烧少量黑、酱釉瓷。造型秀丽华美，多仿金银器。往往采用剔花或划花手法，制作出各种生动流畅的纹样。在瓷器纹样中发现有专为皇室用瓷设计的龙、凤图案。还发现有刻“官”字款的青瓷器底多件。这些优美瓷器的发现，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五代时期仅见的重要青瓷窑场的系统陶瓷考古资料。
宋代是该窑烧造青瓷的鼎盛期。入宋后，窑场为了保持和发展它在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青瓷的领先地位，保持原有销售市场和争夺占领新市场，在制瓷工艺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和创造。首先在泥料制备上发明和率先使用了大型石碾槽粉碎设置，及加工泥料的淘洗池、沉淀池和陈腐用的陶缸设置。以此保证了大批量优质青瓷坯泥与釉浆的充分提供。其次是轮制工具主部件转盘由木制改为石制，盘下又增设了铁轴承，使拉坯成型工艺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次是烧瓷燃料由木柴改为当地蕴藏丰富的煤炭。与之相应窑炉结构亦进行了科学的变革，有利于掌握对青瓷器还原气氛的人为控制。宋代耀州窑制瓷工艺上的这些重大改革，为烧造大量胎细釉精的青瓷提供了先进的科技和工艺基础。使此时所烧的耀瓷，器物种类繁多，造型精巧秀美，瓷釉晶莹温润，刻花印花工艺独特，纹样图案丰富华丽，受到宫廷皇室和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喜爱。在宋人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耀州窑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徽宗崇宁年间向宫廷贡瓷的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载了宋哲宗元佑八年“耀州遗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的实况。除了在国内广大地区销售外，其产品还远销到世界各地。已在东亚的日本、朝鲜，波斯湾的阿曼，地中海南岸的埃及，东非沿海的坦桑尼亚岛屿等地的古遗址中都发现了外销的宋代耀州青瓷。这些均是耀州窑青瓷在宋代鼎盛发展，并具有广阔国内外市场的明证。
在耀州窑鼎盛发展的宋代，其精美的制瓷工艺和生动优美的装饰技巧，对陕、豫地区的旬邑窑、临汝窑、新安窑、宝丰窑、宜阳窑、内乡窑、禹县窑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进而又对远距该窑数千公里外的岭南地区之广州西村窑，及广西永福窑、容县窑等外销瓷窑也起过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由西至东、由北到南、由广阔区域众多窑场所组成的耀州窑体系。一个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和海岸港口，地处西北内陆渭北高原上的耀州窑，在商品生产激烈竞争的宋代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所凭籍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只要研究该窑宋代的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优势在于它自身精湛先进的制瓷工艺，巧如范金的造型，温润晶莹的青釉，犀利洒脱的刻花，以及综合这些优点而产生的风格独特之上乘产品。
宋代以后，耀州窑又继续烧瓷数百年。金代前期该窑延续了宋代青瓷的烧造，又突出了月白釉青瓷的创新。其后期，姜黄釉青瓷的烧造重点面向中下层民众，烧成上突出了可以增加数量的无釉圈叠烧工艺。装饰纹样也趋于简练。
元明两代该窑发展趋于衰落，一方面继续烧造姜黄釉青瓷，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在多品种色釉瓷的烧制中，白地黑花瓷是此一时期该窑的代表作品。至此，该窑青瓷的烧制已明显衰落。不久，窑场亦终烧，从此以后就在其原有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温润如玉的耀窑秘色青釉
瓷器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不论哪个时代，每一件成功的瓷器制品，都是实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瓷器的艺术美，一则体现在器表所饰瓷釉的晶莹剔透，二则呈现出器物造型优美多姿，三则映现着装饰手法的技巧和纹样图案的华美。而在这些瓷器制作中力求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美感中，古代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早在东汉我国就成功地烧制出青釉和黑釉瓷，北朝至隋唐又创烧出黄釉和白釉瓷。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人们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是自然界的各色玉石效果。是以这些青、黑、黄、白色的瓷釉可否达到玉质美感为其观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这种审美情趣以上层社会和文人为甚，在唐人的某些诗句中曾有明确表露。如顾况的诗《茶赋》就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是对“似玉”的越窑青瓷的赞美。又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有：“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是对“扣如哀玉”“胜霜雪”的大邑白瓷的感慨。这种想往和喜爱玉质的审美意识，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文化自远古和三代就崇尚玉器的延续和发展。早在《诗经·秦风·小戎》中就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种以玉来象征君子美德的观念，我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有过最精辟的解释。据《礼记·聘义》载，子曰：“昔者，君子自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岁，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这样一来，玉在中华古文化中，被授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中国制瓷业两千年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对瓷器单色釉的评价以是否有玉质感为标准。基于此因，唐代茶圣陆羽在评价当时国内烧瓷水平最高的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故“邢不如越”，以“类玉”的越窑青瓷定为唐代瓷器的最上品。在越窑青瓷中又以晚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为最高水平。
以此标准衡量耀州窑所烧造的青瓷，就不难明白其被称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原因。该窑场早在盛唐时就开始了青瓷的创烧，然初时釉质粗，釉不均匀，釉色青黄或青褐，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以后学习了越窑，青瓷烧造水平提高很快，中唐初的产品已赶上和超过了国内的婺、岳、寿、洪等青瓷名窑。晚唐时呈现青绿釉色的精美青瓷烧造数量日增，奠定了其成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基础。不足之处是器胎含铁量高呈铁灰色，青釉的釉层薄，玻璃质感强而温润的玉质感不够。到了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出现了黑、白两种器胎。黑胎器的青釉，呈湖绿、湖蓝、微灰湖青、深兰天青几种色调。白胎器的青釉，多是淡青、淡天青、粉青几种色调，少数为湖青和湖绿色。两种胎的青釉，质地都很精细，釉层均匀，透明度适中，具有较好的玉质温润性。与其后的宋代相比，则又具有釉色色调丰富多样而欠稳定性的特点。入宋以后，该窑的青瓷经过初期为时不长的工艺变革和探索之后，很快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宋耀瓷的青釉，质地精细纯净，透明度适中，色调是一种稳定的橄榄青色，具有“其色温温”、“精比琢玉”的美感。这种橄榄青色，与唐五代“越州上”的越窑“秘色”很相似，因而在宋代曾有“秘色”之称。宋代大诗人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耀州青瓷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这种与越窑秘色相类的宋代耀瓷青釉，于本世纪中叶由陈万里先生称为橄榄青色。以后学术界一直遵循，笔者亦然。时至今天，供奉于法门寺地宫的一批唐代越窑秘色瓷已重见天日，我们将它和宋代耀州青瓷进行了对比，为两者瓷釉的相类而感慨。笔者认为现在我们不妨恢复古代对宋耀州青瓷的称谓，将其青釉称着耀州秘色，以便更加明确耀州青瓷对越窑秘色瓷的正宗承袭关系。这种“类”越窑秘色的耀窑秘色瓷的成功烧制，对耀州窑系中其他窑场的烧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是耀州窑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