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由景德镇市文化（文物）局和刘海粟美术馆等联合主办的“景德镇千年陶瓷回顾展”昨天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200多件宋代至民国的古瓷和现当代国家级艺术家的陶瓷作品，浓缩了千年瓷都的陶瓷发展历程。
此次回顾展最值得关注的展品是宋、元、明、清、民国等各朝代的出土瓷片，此外还有60多件完整古瓷。其中，清朝陶瓷类别最为齐全，几乎涉及到每个皇帝在位期间的官窑、民窑作品。当代陶艺方面，一批国家级陶瓷大师和高级工艺美术师的作品汇集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体现了当代艺术家的各种流派和风格。“我觉得这种瓷板画比较新颖，而且‘挂画’比传统的器皿更容易为普通百姓接受，因为它们便于放在家里做装饰品。另外，这次展览的有些瓷板上绘制的内容有油画的特点，不像传统的陶瓷画图案都是国画风格的。”现场观众、华师大美术系的晁亚对展览的印象不错。
展览将持续到24日，且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期间，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王隆夫等人将来到现场和观众交流，并进行陶艺表演，还有《宋瓷、元青花瓷的鉴赏与识别》等5场专题讲座也会在此期间举办。
早报记者宋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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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景德镇千年之功过
钱汉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汪庆正（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瓷都景德镇今年迎来建镇1000周年，这是值得庆贺的日子。宋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宋真宗赵恒令该镇烧造御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蓝浦《景德镇陶录》云：此类御器“光致茂美，四方则效，于是天下都称之为景德镇瓷器。此后景德镇之名著，而昌南之名遂微”。
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不久将在江西景德镇召开，届时来自海内外近200名古陶瓷专家云集瓷都，将就景德镇窑瓷业史、制瓷成果、瓷品外销、考古发掘新发现等进行广泛交流。笔者作为中国古陶瓷学会的会员，日前访问了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研究员，围绕中国景德镇窑发展史同他进行了对话。
钱汉东：景德镇窑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今年春天我专程赴景德镇窑进行实地考察，获益匪浅。据我所知景德镇烧瓷历史超过了1400年，因宋景德年的制瓷，而将原名昌南镇改为景德镇，这实在是中国陶瓷史的佳话。景德镇之所以获得“瓷都”的盛名，这同此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分不开的。这里出产的优质高岭土，至今还在开挖使用；周围盛产松柴和槎柴，为制瓷业提供廉价燃料；四周河流密布，南河流经城区，交通便捷；景德镇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各地的名师名匠，故有“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称；加上朝廷的重视，特别是明洪武二年设“御器厂”后，景德镇地位如日中天。请你简要评价景德镇对中国瓷业作出的贡献？
汪庆正：景德镇烧制的底带“景德年制”款的器物从没有发现，这恐怕只是美好的传说，不一定靠得住。景德镇在唐五代前没有什么地位，宋代受到定窑的影响，成功烧制仿玉器的青白瓷，也叫影青瓷，全国各地都有销售，这为景德镇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生产的枢府瓷继承了影青瓷，也很有特色。最重要的是釉下彩的元青花烧制成功；元青花图案漂亮又容易清洗，功能上比较完备，自然受到朝野的青睐。元末明初士大夫文人尽管觉得青花俗气，不如宋代单色釉显得高贵素雅，但由于朝廷提倡，也使得青花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青花瓷起源于唐代巩义县，宋代断了弦。青花器主要是中东等地来料加工的，这同郑和下西洋也有一定的关系。明清的青花瓷做得精细，粉彩瓷也不例外，景德镇从此声誉鹊起，举世瞩目。
钱汉东：贵族出身的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上皇帝宝座，建立北宋政权，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盛唐时期那种雄健尚武的精神逐渐丧失，那种象征盛唐辉煌气象的唐三彩，自然被素雅高贵的以宋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为代表的瓷器所替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北方有磁州窑、耀州窑、鲁山窑、介休窑等，南方有越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潮州窑等，中国制瓷业生机勃勃，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到了明代，中国制瓷业由宋代“百花争艳”的局面，变成了景德镇窑“一枝独秀”，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这从客观上讲是否影响甚至阻碍了中国制瓷业的全面发展？我国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虽对稳定社会有一定的帮助，但实际上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创造能力，致使中国文化走向衰败的地步，作家再也拿不出富有生命力的作品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景德镇窑的功过也有相似之处。我们在纪念景德镇建镇1000年之际，应该冷静反思这些问题并给予客观的评价。
汪庆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意识形态会对景德镇瓷业发展产生作用，统治者的爱好是要影响民间的。景德镇从明初设官窑，也有的说元代已设官窑，这时的瓷器已表现出贵族化的倾向，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恐怕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市场，你要老百姓自觉自愿拿钱出来买的呀！明代龙泉窑已走下坡路了，耀州窑粗俗不堪，怎么能同景德镇的青花瓷相比呢？缺少竞争力。景德镇工匠的开拓创新精神十分可贵，东西做得非常细腻。景德镇的成功，有统治者好恶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市场规律。唐代人用瓷主要为邢窑、定窑、越窑的产品，俗称“南青北白”，唐三彩主要是陪葬品，战马千姿百态，骆驼造型各异，反映了盛唐向上有为的气象。中国瓷器的高速发展是在明清时期的景德镇，是供求关系决定的。整个产量数不上全国第一，老百姓大量用的是粗俗的陶瓷器，瓮、碗、罐等，江苏省宜兴窑至今仍源源不断地生产着，整个国家瓷质最好的就数景德镇烧制的。
钱汉东：景德镇瓷器早期，特别是单色釉影青瓷素雅而不奢华，胎壁细薄，釉汁莹润，让人爱不释手。我到景德镇湖田窑去考察过，产品以日用品为主，比较贴近老百姓的生活。瓷器只要能够使用的，都进入市场，浪费较少，从窑址堆积层中的碎瓷片可以看到，器物都是实在不能用时才丢弃。这同我在“御器厂”看到的情景完全相反。民窑瓷器处处透露出民间艺人的率真和灵气，可亲可近，相比之下，官窑瓷器时时散发着皇家权贵的尊严和傲慢。现在拍卖市场上明清官窑价格上升到无法想像的地步，这虽说是市场的供需决定的，但也有瓷器价值取向的问题，文化认同感的差异问题，面对民间艺术和皇家工艺时，我们需要确立新的审美理念。我觉得如清代景德镇生产细长的豇豆红釉瓶等器物，适合当时那些变态人的心理，这同那时有人喜欢女人柳腰、小脚如出一辙。在皇家工艺充满珠光宝气和精雕细刻之中，失去了雄健和豪放，丧失了阳刚之气。我觉得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引领人们远离生活，追求贵族化，艺术倾向有失偏颇，这在客观上是否阻碍了中国瓷器的健康发展？
汪庆正：明代除早期皇帝还有一点雄健豪放的阳刚之气外，从宣德皇帝起就昏庸无能，不思进取，不理朝政，吃喝玩乐，抽鸦片烟，朝廷被太监和权臣把持。官窑烧制的瓷器图案，先由宫廷艺师做“木样”，太监来审定，这些太监大多没有文化，更谈不上学问，弄来弄去就是龙凤呈祥、缠枝莲纹、婴戏图案、富贵福寿等，脱离生活，没有生气。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出现转变期，官窑衰退，优秀工匠投奔到民窑，向当时的画家学习，向中国传统工艺版画学习，向欧洲的艺术学习，增加山水、人物、戏剧、诗文等内容，题材丰富，这时期景德镇瓷坛出现清新感，这是中国古代瓷器的又一艺术高峰，远远超过我国其他地方生产的瓷器，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
钱汉东：景德镇制瓷业在这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也受兵荒马乱影响，但基本上没有中断过，这实在是个奇迹。我觉得市场的需求是主要的。景德镇瓷器在明中期以后独占了全国的主要市场，而且大量出口，还承担对外赏赐和交换的任务。外销瓷都是按照国外指定的器形、图案、装饰及釉彩进行制作的，这对于提高景德镇瓷器质量无疑是有帮助的。元末明初进口艳丽的苏麻离青釉料，促进了青花瓷的发展。中国瓷器今天在世界排名较落后，我们如何抓住纪念景德镇建镇1000年的契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引进国外先进工艺，进一步推动中国瓷业的发展？
汪庆正：在纪念景德镇建镇千年的时机，我们要重振中国瓷业的雄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中国陶瓷史》一书时讲过，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但现在各地都在追赶，景德镇要有所作为。目前中国瓷器在世界排名第六、七位上徘徊，世界各地大饭店根本不用中国瓷器，很多器物只能在国外地摊上卖：无论是工艺、原料都落后了。现在国外用动物骨头做原料，配上瓷土，既白又轻，图案新颖，细腻精美，好的一只盆子值我们一桌青花瓷的钱。我们不能老是吃老祖宗的遗产，老是搞仿古没有出路，总要走进死胡同的。我们必须在实用瓷的开发上下功夫，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夺回国际市场。
中国陶瓷史是一部开放的历史，就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历史。中国古代瓷器受到中东、罗马、希腊等文化的渗透，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今天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大量国外瓷器将涌进中国市场，这是令人担忧的。我们要有志气，抓紧研制实用瓷，早日拿出作品。这寄希望于景德镇和全国瓷业的同仁。
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令人赞叹
江西悠久的历史文化犹如赣江之水，奔流向前，生生不息，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先人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在“科教兴国，科教兴市”的今天，应当进一步起到教育今人、振兴江西的作用。作为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人，那些曾经沉睡在地下的文物如今走出省门，首次亮相京城，向全国人民发出热情的呼唤。
北京·江西文化月是赣文化走出省门重大举措
“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可以自行前去观看，肯定会为江西悠久的历史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
首都博物馆离这里不远，大约有1公里，欢迎大家前去参观。”省委书记强卫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在驻地召开的全团会议上对江西文化月进行推介。
作为北京·江西文化月的首个项目《江西古代文物精品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后，接下来的三个月中，7台江西优秀剧目演出和4项文化精品展将连番上演，此外，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昌瓷板画、江西新中国美术家作品展等展览。强卫表示，这次北京·江西文化月体现了江西文化对外开放，也是江西文化走出省门的一个重大举措。“尤其是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展览，汇集了江西一批国宝级文物，这么多文物走出省门，亮相京城，尚属首次。”强卫说。
副省长朱虹在采访中说，“我们选择在北京开启江西文化月活动，将最珍贵的历史文物、最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在首都北京集中展示、展演，就是要发挥文化一马当先的引领作用，搭建起革命老区与首善之区文化交流的桥梁。”
众多珍品凝聚着江西这片土地的灵魂
步入首都博物馆方形展厅的三层D厅，就能看到以巨幅画卷形式所展现出的奔流中的赣江，流水潺潺，鸟鸣阵阵，光影投射在地面上，像是荡漾着连连碧波，让人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江西的鱼米水乡。
展览分为青铜王国、天下瓷都、文韵流芳三个部分，观众慢慢步入展厅内，可领略到江西先民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巧夺天工的超人智慧和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展览荟萃了从江西各地博物馆藏品中精选的百余件珍品，包括青铜器、陶瓷器、玉石器、金银器、丝织品和书画作品等，众多珍品熠熠生辉、交相辉映，凝聚着江西这片古老土地的永恒灵魂。
在此次展览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首批64件(组)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的元代纪年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伏鸟双尾青铜虎、双面神人青铜头像等；8件极为罕见、无可争议的国宝级文物元青花，明末清初艺术大家八大山人的8幅书画真迹等，都系统展示了江西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单独设置一个景德镇展区展出瓷器珍品
“江西陶瓷的历史性、传承性、创新性和独特性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陶瓷文化。”展馆中的工作人员向参观者们介绍。
江西有深厚的陶瓷文化积淀，而景德镇是闻名天下的瓷都，在展览中的“天下瓷都”部分，景德镇单独设置了一个展区。这次展出的瓷器有不少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如元代釉里红彩斑贴塑蟠螭龙纹高足转杯也是珍品之一，此杯被誉为元代釉里红瓷器之绝品，高足杯的杯身与把柄分两段制成，杯身与杯把可自由转动，当杯身旋转时，杯内红色彩斑仿佛天边晚霞，映衬着杯身上的堆塑龙，似蛟龙在落霞中翻滚。
“这个是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纹饰从上到下多达12层，表现出元青花装饰繁密的特点。
这种带有铜环的瓷器是将瓷器和金属两种工艺完美结合的产物，将二者扣合在一起需要很复杂的技术。”在随行参观过程中，记者听到参观者赞叹，以景德镇的青花、斗彩、釉里红等为代表的江西瓷器展现的是莹润、大方、斑斓的雍容华贵之美。
千年瓷都景德镇领航中国陶瓷发展
景德镇领航中国陶瓷发展
四大传统名瓷的悠久历史，景德镇名人辈出，独创落地粉彩技法，“珠山八友”推动景德镇陶瓷创新，国际金奖让景德镇享誉世界。千年瓷都1800多年的制瓷历史，厚重的陶瓷文化积淀；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器型天下走、工匠八方来，海纳百川的精神；元青花的出现就已奠定了景德镇领航中国瓷器的基础。回顾往昔，我们可以说景德镇具有领航中国瓷器的优势。
但瓷都景德镇要真正实现领航中国瓷器的美好愿望，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第一，对景德镇陶瓷现状要有一个清醒地认识。虽然景德镇日用瓷在产销上不如一些其他产瓷区，但艺术陶瓷、陈设瓷、雕塑瓷还是处于领先，日用陶瓷走艺术化之路也还是有发展潜力的，关键是如何去扬长避短。第二，加快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陶瓷文化创意可以使自己的劳动成果，更附有升值的空间。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不仅是陶瓷产品，也不仅是市场上销售的陶瓷商品，而是一件件陶瓷文化作品。大师、教授、民间艺人、外埠画家都有用武之地，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第三，把握环鄱阳湖战略实施的契机。环鄱阳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给景德镇陶瓷大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要以科学观为指导，在传统制瓷技艺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科技陶瓷、电子陶瓷、低碳陶瓷，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把好泥用在精品上，缓解资源枯竭的矛盾。第四，营造氛围搞好配套服务。
作为政府要让瓷都景德镇领航中国瓷器，一是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力宣传景德镇陶瓷文化，让大家都来思发展、谋发展，把蕴藏在老百姓心中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景德镇陶瓷的创新和发展。二是要制定积极的政策措施，把企业改制后“十大瓷厂”的有效资源整合好，把私营作坊、工作室、画室的民间资源利用好，形成陶瓷文化创意产业链，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做优，无愧于中国的瓷都。
瓷都景德镇领航中国瓷器，是一项系统工程，是要用智慧、花力气的。因为瓷都是中国的瓷都，还将是世界的瓷都。只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个美好的愿望是一定会实现。
千年瓷都景德镇准备复建官窑
竣工两年的昌南大道绵延5公里，几乎全部辟山而建，道路两旁刻意保留的山体斜面，用各种碎瓷制作成了“千年窑火”等造型；几条主干道路的路灯，灯柱全部用陶瓷装裹；甚至连路名都与陶瓷有关：瓷都大道，古窑路……
沿古窑路步行数分钟，就到了古陶瓷博览中心。76岁的刘水德坐在作坊里，一边吸烟，一边观察着游客的动静。如果导游介绍完上一道工序，向他这道工序走来时，他就把烟含在嘴里，拿起一只待加工的半成品瓷器，熟练地“表演”起来。
这是一片明清之际建造的民窑作坊，作坊的瓦片与木桩都失去了本色，一律变成灰色，另一边是展示区，整齐地排列着已经烧制好的花花绿绿的瓷器，给作坊带来鲜艳色彩。“我10岁就开始学做瓷器了，干了56年喽。”刘水德说，他们这些作坊，一方面作为旅游景点展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让老艺人的手艺失传，“现在烧窑都用瓦斯，用电了，但我们的老手艺还是不能丢。”刘水德带了两个徒弟，他手把手地把技艺传授给了他们。
实际上，刘水德及其他老艺人在作坊里“表演”的工序，只有主要的五道：做坯(使器具初步成型)、印坯(使器具内壁光滑)、利坯(使器具外壁顺畅)、刹合坯(为器具内外上釉)和画坯。而在古代，完整的工序多达72道。
见记者眼馋，刘水德让开位置，让记者也来“利坯”。坐下，仿照老师傅的样子，用木棍搅动辘轳，使之快速转动，然后拿来一只碗具，用一把蝴蝶型的刀具沿碗具外壁刮削，辘轳带着碗飞快地转动，刮削下的粉末雪花似的飞扬。很快，这只碗被记者划了个洞，经此一试，记者彻底打消了转行做窑工的念头。
离作坊很近，是窑工们的祖师爷——“风火仙师”的神庙。不过，这位“风火仙师”并非虚构人物。明神宗时期，景德镇受命为皇帝制造殉葬龙缸，但多年未果。32岁的童宾为了反抗暴政，投身窑火。次日，窑工们惊奇地发现，龙缸竟烧成了。从那以后，童宾就成为窑工们膜拜的对象。
刘水德说：“只要干上我们这行，轻易不会转行的，会干到死的那天。”
“复建”官窑，市政府搬迁
彭春文是景德镇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科的科长，人很忙，电话一个接一个，因为，前一天晚上，景德镇庆祝“千年华诞”的晚会刚刚结束。
北宋年间的1004年，当时叫“新平镇”或“昌南镇”的景德镇，将一些贡品瓷器运到朝廷，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皇帝特别喜爱，于是询问瓷器的产地，因为当时的年号为“景德”，于是大臣就回答：“产于景德镇。”景德镇因此得名，并在千年发展史上写下辉煌一笔。
景德镇市瓷局，是全国仅有的两家陶瓷行业行政管理机关(另一家为河南禹州市陶瓷局)。12月20日，瓷局综合科主任段雪灿这样评价千年以来官窑对民窑的促进作用：“由于要上贡，官窑出产的瓷器都是百里挑一，同时，也使得日用陶瓷向艺术化方向发展，最终使景德镇瓷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于“瓷局”，其实早在元代就有了。
果真，在“御窑厂”的大型宣传牌上，记录着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立浮梁(现为景德镇下辖县)瓷局，因此奠定明清两代制瓷工艺的基础。
“御窑厂”遗址就在市中心商业区，离“瓷贸大厦”很近。说是“遗址”，其实走进去，已经看不出一点遗址的影子了，两边全部是大型宣传牌，介绍着官窑的历史，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民居和机关。“其实你只要再往里走，能看到一座当时人们办公的场所，这也是地面上唯一的历史遗存物。”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说。
据这位负责人说，当时官窑管理极其严格，朝廷时不时派员督陶。有一次，为了整肃纪律，杜绝官窑贡余品的外流，明朝宣德帝朱瞻基将督陶官张善处死，然后将所有的贡余品、次品打碎，并深埋“御窑厂”。这一打碎深埋的举动，固然是为了维护皇权，但也“打出了官窑的至精至美”。
“‘御窑厂’地下有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地带，堆积着价值连城的无数古瓷碎片。”原在“御窑厂”办公的市政府整体搬迁至景德镇的新区。现在，国家文物局正在这里开展有计划地发掘，不久，这里将成为“中国陶瓷文化遗产中心”。
历史文化名城要“盘活”
“瓷贸大楼”是景德镇市以销售陶瓷为主的专业市场，肖群英正在与伙伴们打牌，她周围的货架上，陈列着精致的艺术瓷、日用瓷。
“我们景德镇人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瓷器———传统嘛，从烧窑、做坯到彩绘，基本上一家人都能包干。”她说，不过现在，会制作瓷器的人家越来越少了，“都集团化了。”不制瓷了，就开始贩瓷。景德镇市直接从事陶瓷行业的从业人员就达10万人，如果把搞经营销售、企业管理的人员也算在内的话，景德镇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在从事陶瓷行业。
但是，景德镇人也有危机感。日本的京瓷陶瓷企业，一年的销售收入相当于江西全省的财政收入，而且，他们占据了工业技术陶瓷的制高点和绝大部分市场。景德镇市瓷局段雪灿为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与国内其他产瓷区相比，工业还处于落后位置，产品花面陈旧，器形单调，成本高，价格和市场占有率低。12月16日，当地的《瓷都晚报》刊发消息，景德镇市专门分管陶瓷工作的副市长历数非法展销、地摊经营以及梭式窑深藏城区的危害，然后，他对在场的人士说，大家对景德镇的艺术瓷关注很多，现在，“请多多关注日用瓷。”
“就我的理解，他是在强调艺术瓷和日用瓷两者需要统筹，”博物馆馆长助理、高级工艺美术师陈军说，日用瓷需要艺术化，艺术瓷也要面向市场，需要产业化。在他看来，只要克服长期形成的工匠作坊心态、官窑做派，抛开“等、靠、要”的落后观念，了解国内外陶瓷发展趋势，艺术瓷和日用瓷都有市场。
一位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创办了一所“陶艺研修院”，每年慕名前来研修的学生络绎不绝，不但声名日隆，而且收入可观。这件事给景德镇以强烈的启迪和震撼：景德镇的陶瓷教育早已形成系列，其陶瓷学院是全国唯一的陶瓷专业院校，在景德镇，国家级“中国工艺美术师”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达到12位。一个毕业生能办教育，为什么景德镇不能办？于是，景德镇开始做相关产业的文章。如今，从昌南大道进入景德镇，偌大的广告牌就告诉你：景德镇还在建设中国陶瓷博物馆等旅游文化设施。
在馆内的陶瓷艺术研究所内，画工们正在专心致志地进行“釉下彩绘”作业，他们画几笔，就抖一抖笔，以便颜料能浸润到笔尖，画完一幅往往需要3天。多少年来，景德镇就是依靠这种方式，打出了名气。千年瓷都景德镇，因瓷而立，因瓷而名。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生存困境
在中国，景德镇是个特别的小城市，几乎每个从这里机场出发的旅客，都随身携带了机场能允许的最多数量的随身行李。3月22号，从景德镇出发飞往的北京的一趟航班，空姐额外花了15分钟的时间来重新安排旅客的行李。一位空姐暗暗嘀咕：“明明还有许多座位没卖出去，行李架竟然都满了？！”飞机起飞的时候，所有的空座上都“坐”满了行李，装在里面的，都是瓷器。
景德镇原名昌南，位于江西省西北部。据说，英文“china（陶瓷）”就是由此而来。宋景德元年，宫廷下诏命当地烧制御瓷，并在底款署上“景德年制”，景德镇因此得名。近日，在英国伦敦一家拍卖行中，一个估价并不高的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以5160万英镑(约5.5亿人民币)的天价成交，意外创下中国艺术品在全球拍卖的最高价格。陶瓷商务网。一千多年过去了，宋、元、明、清都以不复存在，而这四朝官窑所在地景德镇却因而扬名天下。景德镇曾以自己“千年瓷都”的身份为傲，是中国惟一一座依靠一种产业维系生存十个世纪而没有中断的城市。
然而，文明世界的china,在世界市场的价格却已经是一落千丈。据有关部门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日用瓷单件出口均价为34.62美分，而进口日用瓷单价高达4.90美元，出口价格仅为进口价的1/10。其它的陶瓷品种和其它行业的产品也有类似情况。
景德镇开出租的李师傅，载了一位对瓷器没有什么了解的游客在城里转悠。作为一个老景德镇人，他好心建议到：“千万别去买什么大件艺术瓷。现在的景德镇，水很深啊，普通瓷器蒙你几万块钱那叫一个容易。要对瓷器不懂的话，买点便宜的餐具开开心心回去就行啦！”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游宇介绍说，中国陶瓷曾经有着无比辉煌的历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近百年来，中国陶瓷生产一直停滞不前，传统工艺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设计观念落后，中国陶瓷产业始终在低层次徘徊。现在世界上70%的日用瓷是由中国生产的，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用的是中国瓷器。但是，一些世界知名博览会上，中国馆的瓷器确是价格最低的。
瓷都的衰落
明清两代，景德镇一直是皇家陶瓷的生产基地，同时也有很发达的日用瓷产业。改革开放以后，陶瓷行业引入了市场机制，国家订单也已被激烈的市场竞争代替，习惯了坐地起价的景德镇人仍然坐等买主，并没有尝试出去接触、了解市场。尤其是在器形方面，由于观念封闭，一直在走模式化的道路，除了模仿之外别无创新，完全和市场需求脱轨。上世纪90年代，连年亏损的几大国营瓷厂不得不改制为股份公司，“化整为零”让景德镇的瓷器产业失去了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一夜间，6、7万瓷厂的工人们为了生计成了各自为政的作坊主。拉坯大师王炎生，就亲身经历了这个转变。
76岁的王炎生是家里学拉坯的第五代传人。拉坯，就是拉制出瓷器形体的步骤，也是考验师傅手巧技高的关键一步。王炎生从8岁开始学习拉坯，16岁的时候进入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国营瓷厂——建国瓷厂。1952年，建国瓷厂正式挂名营业，厂址就在明清时期的御窑厂。
“当时在瓷厂工作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那时瓷厂员工的收入是普通城镇人均收入的两倍。而且我们的瓷器都被当作国家领导人送给外国友人的礼物，”王师傅回想起来还是很自信。瓷厂在90年代后期倒闭，厂里的工人一下子都失业了。王师傅说“很多师傅都转行了，只有不到1/10的人继续做瓷器，大部分人想开小作坊。但是因为规模小，无法正常维持生计，许多小作坊也倒闭了。我们这行做的是手艺，经常不练就生疏，慢慢的也就丢了。”
王炎生是幸运的，瓷厂倒闭以后，他在景德镇“古窑”景区找到了一个工作——展示拉坯工艺。工作很轻松，每天有游客的时候简单表演一下就行，一个月近2千的收入，在这个小城市也算中等水平了。在古窑景区，还有很多像王炎生一样的制瓷大师，现在他们的工作也都是做展示，剩下的时间，这些师傅们聊聊天，晒晒太阳，收入的稳定让他们不需要在费力的靠手艺吃饭了。工艺现在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展示的项目，而非精美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精益求精的步骤了。
在制瓷中，师徒相传也是一个不变的传统。在欧洲，作坊的瓷匠们都用同一种原料配方，但在成品的造型、颜色的创意上都各自有不同。但在中国，瓷器的外观几乎家家相似，但配方确实保密的，而这个秘密，也只在人数有限的师徒体系中流传。
王炎生的拉坯技术也只有三个传承人，他15岁的孙子，是最小的一个，而小孙子现在也是以学业为重，拉坯技术不能每天都练习。即便如此，王炎生也不愿把手艺外传。她说：“这个是家族手艺，怎么能被其他人随便学走，那我们的技术还有什么奥秘？都传开了就不值钱了。”
小作坊的挣扎
景德镇人以“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的景瓷为豪，但如今的景德镇，小作坊产品最是出名。最多的时候，瓷都有4千多小作坊，产品良莠不齐。这些作坊出产的一些大瓶子大盘子，前几年在一些国家的“展销会”经历也很尴尬。这些印着“景德镇制”的大件，在展销会上售出比原价翻了数十甚至几百倍的价格。展销会初期，展商会以高价出售，展销会越往后，同样的产品价格就不断下降最后一落千丈。这样不利于瓷都发展的名声也导致了另一个尴尬——景德镇人出国的护照都难以拿到签证了。
然而小作坊里，还是有一些有理想的年轻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开创一片新局面，同时也面临许多困难。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07级毕业生雷杰就是其中一员。他说：“现在要找一位老师傅学陶瓷制作简直不可能。都是家传的，好多老手艺人也不做了。现在景德镇市场上真的很难找到好的瓷器，跟明清时候比，完全不似当年盛况了。小作坊求生很困难，市场都变成了恶性竞争的关系，大家都是拼低价，而不是比品质。”
对于雷杰的介绍，06级中国美院的毕业生汪豪，也有同样的感受。与很多景德镇的私人作坊一样，汪豪也在城区边上的村子里租了一栋房子做工作室。每个月1千多的房租，还有生活开支和工具原料，每个月的收入也刚刚能饱腹。汪豪说：“现在学校里教的陶艺，只能学到一些基本的步骤，几乎不可能让你从头到尾完整的体验制作工艺，也就无法体会制作工艺背后一些因为操作的细微差别造成的神奇差异。”
汪豪说，现在的人讲求实用性，学校里教授的也只是手艺，而对于陶瓷文化的体会少之有少。“陶瓷，手工制作的东西都是有灵魂的，必须去体会和实践，不是一种快文化。”
对于在学院的学生来说，创意，是他们理解的年轻一代的招牌。今年大四的陶瓷学院雕塑系学生高灵，现在也算一个年轻创业者了。和很多陶院的学生一样，高灵也在学校附近租下了一小栋村子里的居民房，作为自己的陶瓷作坊。每个周六，景德镇都会有一个创意集市，很多年轻人带着他们自己设计制作的陶瓷来“赶集”，一些厂商也借此机会寻猎一些好产品。高灵最近接到的是一个杭州的香薰公司的订单，制作香薰的瓶子。800个瓶子，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单子了。他自信的告诉我们：“我的一个师兄做的挺好，一年挣了几十万呢。”而对于技艺的精良与否，他这么说：“我们自然不能和那些老艺人比，但我们有的是他们没有的创意，我们做有个性的东西，这是我们的市场。”
千年瓷都景德镇何日再现辉煌？
中国著名瓷都江西景德镇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其精妙绝伦的陶瓷自古闻名中外。而今，景德镇的陶瓷发展状况如何？记者近日到该地采访，感触不浅。
目前，景德镇除少数大陶瓷企业有一定的规模和品牌影响力外，许多企业资产规模普遍偏小，效益规模不够；一些陶瓷品牌虽然市场铺得大，但占有率不高，知名度不大，被戏称为“家门口的状元”——在本省本地颇具知名度，但放在中国甚至全球的大背景下就鲜为人知了。
景德镇历史上以艺术瓷、陈设瓷为主，一件高档艺术瓷价钱很高，可是艺术瓷的创作需要深厚的艺术功底，耗时良久、产量稀少。产业要做大做强，不仅需要将艺术瓷、陈设瓷的传统特色发扬光大，更迫切需要大力发展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瓷和建材陶瓷。
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媒体见面会上，景德镇市市委书记许爱民告诉记者：落后是不争的事实。
景德镇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千年瓷都并没有为当地带来与其名气相称的经济效益。目前，景德镇的地方经济支柱已经让位给以昌河、华意为代表的机电工业企业了。
景德镇市的有关资料分析显示，与中国其他陶瓷产区相比，业现已全面落后，发展势头不及广东潮州，总量规模仅相当于江苏宜兴的一半，产业特色不及湖南醴陵，陶瓷产品出口意识不及河北唐山，建筑卫生陶瓷不及广东佛山、山东淄博，优化产业集群思路不及福建德化。全市陶瓷年产值长期徘徊在十亿元人民币以下，而在广东南海，仅新中源建筑陶瓷厂一年的产值就达到了二十六亿元。
景德镇虽然有部分企业的陶瓷产品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大多数企业的产品仍属于中低档产品，外观质量差，花色品种和器型格调单一。景德镇长期只有产地的概念，而没有形成产业的名牌效应，极大制约了日用陶瓷产业的健康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景德镇制瓷基本上由国营瓷厂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以后，景德镇的陶瓷产业进入混乱的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十大瓷厂”风光不再，成千上万家技术含量低下的小作坊诞生。私营业主在经营过程中往往唯利是图，粗放式的经营与管理对“景德镇”的品牌形象是一种严重破坏。景德镇瓷业衰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营销方式的落后，有很多陶瓷私营业主热衷于“展销”，而说白了，这种展销就是地摊式销售。
目前，为了重振雄风，景德镇市提出了打造“景德镇”大品牌的概念。一九九九年，国家商标局正式签发了协会申请注册的“景德镇”牌商标。近年来，该市采取多种举措发展陶瓷业，吸引海内外资金投资景德镇，扩大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业内人士希望，有过辉煌历史的千年瓷都江西景德镇，能尽快重振昔日的辉煌。
景德镇 千年瓷都浴火生
都说景德镇是一张世界性名片，而陶瓷就是这座城市的“金字招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受到严峻挑战，效益滑入谷底，整个行业陷入困境。进入新世纪，景德镇市适应全球经济大趋势，开始重新审视陶瓷产业的现状和未来，并迅速调整对策，掀开了陶瓷产业改造的新篇章。
大手笔之一，大力兴建园区，重建生产基地。借国有企业改组改制这一契机，大胆实施“退城进郊、退城进园”战略，于2002年着手建设1.5平方公里的陶瓷工业园，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滚动发展”的思路，打造一个崭新的陶瓷产业基地。两年之后，又开辟了新的基地——总体规划达8.12平方公里的陶瓷科技园，吸引陶瓷企业纷纷入驻。如今，陶瓷工业园已有台达、常青、环球等40余家陶瓷企业落户，陶瓷科技园也有台湾海畅、浙江三雄、潮州东富盈、清华大学新纪元等30多户高技术陶瓷企业相继加盟，集聚效应开始显现。
大手笔之二，瞄准品牌企业，引企拉动引资。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推进，城市品位和功能不断完善，陶瓷产业的招商引资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外引陶瓷企业入市战略中，该市坚持引进规模大的、科技含量高的、国际上品牌响的企业。几年下来，台资企业台达、海畅、东璟，美资企业常青，日资企业嘉佳以及东富盈、大邦陶瓷等数十家知名陶瓷企业相继来景德镇投资建厂，引进外资4800万美元、内资10.6亿元。他们的加盟，不仅带来了资金，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工艺技术、新的管理理念和新的市场份额。这些项目达产达标后，每年将新增产值14亿元。
大手笔之三，扶持民营陶瓷，帮助其做强做大。景德镇历来有“官民竞市”的传统，有大大小小民营陶瓷企业2400余家，从业人员4.5万人。为尽快把这些小苗培养成大树，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民营陶瓷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和举措，使得环球陶瓷、佳洋陶瓷、鹏飞建陶、南光陶瓷、望龙陶瓷等一批民营陶瓷企业脱颖而出，成为非公经济的龙头企业。今天，民营陶瓷企业的产值已占据该市陶瓷产业的半壁江山，成长为新的主力军。
大手笔之四，占领科技高地，加快创新步伐。在景德镇市的极力争取下，我省第一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该市落地，并依托学院开展陶瓷前沿科学的研究。如今，工程中心研究的部分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科技攻关引导项目”，得到国家创新基金的支持，多个成果已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大大提升了产业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
景德镇设镇1000年：千年沧桑话瓷都
一、“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制瓷业究竟起步于何时？查阅一些谈论景德镇的书籍，几乎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到南北朝时，至德元年(公元583年)，陈后主在建康(今南京)大造宫殿，新平镇民受命烧制陶础，然“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新平镇作狮象大兽二座，奉于显仁宫；至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628年)，昌南“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假玉器，且供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后人称之为陶窑。同期，镇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其器色素质薄，佳者晶莹如玉，后人称之为霍窑。
以上说法都声称“据史料记载”。如此说来，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应当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迄今至少有1700年以上的历史，到唐代这里生产的瓷器已经向中央王朝进贡了，也就是说唐代初期昌南镇的制瓷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
然而，上述说法所依据的“史料”究竟是什么呢？就现有的资料看，这些“史实”首先出现在乾隆48年(1783年)的《浮梁县志》卷十二“杂记”中的“述旧”篇。根据著名陶瓷史学家刘新园先生的考证：
1.清代以来谈论景德镇汉唐时期瓷业的所谓“根据”均来自清代初期的文献《昌南历记》；
2.清初的地方耆旧吴极的《昌南历记》一书，大约成书于康熙、雍正之际(此时距唐代武德时期已经一千多年了)，虽未能刊行而亡佚，但乾隆7年(1742年)和48年的《浮梁县志》中有所采摘，故保存了不少遗文；
3.《昌南历记》中有关汉唐时期景德镇瓷业情况的记述，在乾隆7年的《浮梁县志》中未予摘录，显然是当时的县志编撰者认为其说不足为据；乾隆48年的《浮梁县志》虽有采摘，但并没有编入记载景德镇瓷业的“陶政”篇，而是放在记述鬼神与轶事的“杂记”卷“述旧”篇中。编撰者把《昌南历记》的有关文字编入“杂记”卷，其用意显然是为了表明有此一说，而没有把它当作严肃、可靠的史料；
4.乾隆7年志对《昌南历记》一书的评价是：“考据不必尽核，时与正史抵牾”。
那么《昌南历记》关于景德镇汉唐时期瓷业的记述与考古资料和权威的文献记载是吻合还是抵牾呢？
1.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特别是景德镇的陶瓷考古工作者几乎踏遍了景德镇和浮梁县境内的每个自然村落，竟未发现一块与窑具共存的唐代瓷片，更无唐代初期的遗物；
2.景德镇境内五代瓷窑的成型和装烧技术与唐代的越窑、定窑相比还显得相当落后，那么唐代初期的制品会比五代更好吗？中央王朝会命令该地贡瓷？
3.晚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述景德镇所在县——浮梁县的特产时，仅列茶叶而瓷器则只字未提。假如唐代景德镇瓷器“天下有名”，并有“假玉器”之称，中央王朝又有诏贡瓷，那么李吉甫决不会不知。《郡县图志》不载浮梁产瓷，显然是因其时还没有瓷器生产，即使有的话也绝不能称之为名品，更不会上贡中央王朝了。
鉴于《昌南历记》成书于时间较晚，书中所述的汉唐窑事又未能说明来源，且与考古资料和权威的唐代文献相抵牾，因此不能把它当作研究历史的根据。
如今有代表性的意见是，景德镇瓷器的烧造历史不早于五代。可以认为，唐代末期到五代，是景德镇瓷业的起步时期。事实上，景德镇地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瓷器实物是五代时期的器物。二、早期窑址依水而设
从现有的景德镇古瓷窑遗址分布图可以看到，五代到宋元时期的窑址大多分布在景德镇东河与南河流域，表明景德镇制瓷业的产生首先是从这里开始的。景德镇水土宜陶，瓷业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得益于它良好的自然条件。景德镇境内水系非常丰富，除了主水系昌江以外，还有东河、南河、西河几个较大的支流，丰富的水系为它提供了良好的运输条件；昌江及各支流流域茂密的林木为它源源不断输送了燃料；尤其是丰富的瓷石和瓷土矿藏，更为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提供了原料保障。景德镇地区最早得到开发的瓷石和瓷土资源主要在浮梁东部的东河与靠近市区的南河流域，与早期窑址的分布是基本一致的。三、五代——起步之初
目前，在景德镇市范围内所发现的五代时期兴烧起来的古窑遗址，包括湖田窑、杨梅亭(又称胜梅亭)窑址、黄泥头窑址、南市街古窑址、白虎湾古窑址和湘湖街古窑址。从这些已经发现的五代时期的古窑址中，可见当时景德镇瓷业已经初具规模。
从这些古窑址中发掘出来的器物及瓷器残片来看，当时景德镇烧造的瓷器多系灰胎青釉器、白胎青釉器和白胎白釉瓷等品种，其中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经测试分析表明，其烧成温度为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全国瓷业的格局来看，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生产青瓷，北方则以邢窑为代表生产白瓷，景德镇五代时期的白瓷使景德镇成为我国南方最早的白瓷产地，开始打破当时“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打破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这当然与景德镇地区的制瓷原料适合于生产白瓷有关，同时也说明景德镇瓷工在瓷业的起步之初就有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继承，使景德镇在此后的瓷业发展中不断有石破天惊般的创造。
五代时期的瓷器装烧采用支钉叠烧法，这种装烧方法十分有趣，以当时最大宗的碗类为例，即将碗坯重叠堆放，碗与碗之间各用几根一定高度的土质支钉隔开，然后一叠叠放在窑床排列有序的无釉垫柱上，不用匣钵装烧。
五代时期的坯料配方中，尚未使用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高岭土在此时仅仅作为一种耐火材料来使用，而瓷器胎体所使用的原料则仅有瓷石一种。这种单一的原料制胎，史称“一元配方”。
五代景德镇诸窑烧造的瓷器品种均属日用品，以碗盘居多，亦有少量壶类，但未发现瓶、尊之类陈设品的残片。这种品种结构似乎可以表明，其时景德镇诸窑的烧造目的主要在于满足日常使用和少量商品交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表明其时景德镇瓷工虽然掌握了部分琢器产品的成型方法，但还未普及，更没有形成圆、琢二器的专业化分工。因而无论是从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经济形态、技术水平及专业化分工水平来看，五代景德镇瓷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它无论是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以及知名度等方面，都无法与越窑和邢窑相比，销售市场也非常有限。四、跻身名窑行列
宋代的中国瓷业名窑辈出，各自烧造出不同风格的产品。为了占领市场，各窑场之间相互竞争，推动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并导致了许多新的名瓷的出现。景德镇便是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以质取胜，以新取胜，于五代生产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成功地烧造出了清淡高雅、俊秀挺拔的青白瓷(亦称“影青瓷”)，从而一举成为当时异军突起的名瓷产品，并在北宋中期越来越得以普及，使景德镇从此跻身于宋代名窑行列。
影青釉是一种含氧化钙较高的釉，经还原气氛烧成后，釉色青中有白，白里泛青，有“冰肌玉骨”之誉。自影青瓷问世以来，景德镇制瓷工匠便特别注意成型技艺的提高，对成型质量也非常考究，这是由影青釉的性质所决定的。
影青釉是一种透明度很高的釉质，坯体上如有任何不好的痕迹和脏杂之物，在经施釉烧成后，都会在这种透明釉下暴露无遗。而这种表现为产品缺陷的瑕疵显然不利于在宋代那种名瓷辈出，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取得明显优势，因而也直接给工匠及业主在经济上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体加工是十分精细的。实际上从宋代开始，景德镇的成型技术就一直居于全国首位。
同时，影青釉又是一种高温流动性很好的釉，在坯体上刻花，釉层在花纹凹陷处沉积后色泽较深，自然形成了很好的层次感。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胎已经做得很薄，再加上坯体刻有精致的花纹，与影青釉相互配合，相互辉映，真正达到了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
青白瓷的出现，使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它以其独特的风姿而具备了与同时代的其他名瓷名窑争一日之长的实力。如果说宋代钧瓷以刚劲饱满、灿如晚霞而见长，汝窑器以“釉汁莹厚如堆脂”而出名，官窑及龙泉窑器以凝重深沉的质感而给人以观赏不尽的蕴蓄，那么景德镇的青白瓷便以其精细优雅、轻巧挺拔、晶莹如玉、温文尔雅的仪态独树一帜，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类。
北宋后期，北方大片领土为金人所占领，北方的名窑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日渐萧条。尤其是靖康之役以后，随着宋室南渡和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迁的工匠把北方名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也带到了南方，对此后景德镇瓷业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并为此后全国瓷业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它为以后元、明、清三代景德镇瓷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技艺基础。宋代景德镇民间窑场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那些依附于农业的制瓷业发展成为独立的、分工较为细致的手工业的过程。其生产规模之大，产品销路之广，工艺水平和装饰水平之高，可以当之无愧地名列于官、哥、汝、钧等名窑之前，而与定窑和龙泉窑齐名，被称为“南定瓷”(即南方的定窑瓷)，并享有“饶玉”(意即“饶州之玉”，因景德镇此时属饶州辖)之称。如果从瓷器的致密度、透光度、烧制工艺和成本等方面比较，宋时景德镇的影青瓷仍较定窑、龙泉窑为优，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宋代的制瓷水平。
景德镇由于有适宜的原料，影青瓷瓷胎白度和透光度都很高，已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影青瓷的出现，表明景德镇瓷工找到了当地优质制瓷原料的最佳表现方式，并通过精细的加工赋予瓷器以半透明的质感。瓷器由半透明釉发展到半透明胎，是我国制瓷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景德镇宋代影青瓷首先产生并完成了这个飞跃。此后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瓷器都是在影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景德镇也就是在宋代开始发展成为我国瓷业中心的。五、南宋瓷业危机
与北宋和南宋早期相比较，南宋中后期的景德镇瓷业不但没有长足的发展和提高，相反还出现了某些衰落的迹象，如瓷器的质量远不及北宋时好，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也纷纷停产。这是因为南宋时期的景德镇瓷业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南宋窑业危机的主要原因：
1.靖康一役，宋室南渡，中国北方尽为金人所占。宋金对峙，商务不通，景德镇瓷器失去北方广大市场。市场缩小，生产受阻；
2.南宋中期，景德镇受天灾影响，1188～1223年计35年间，大水三次，饥荒七次，其于尚属农村手工业之窑业影响之巨，可以想知；
3.依蒋祈《陶记》所云，临川、建阳、南丰三地均仿景德镇生产青白瓷。景德镇本已失北方市场，所余又为三地各夺其部分，竞争之余，利益菲薄，投入能力减弱，生产必然相应受影响；
4.因受税制影响，景德镇窑场重启几近废弃之覆烧工艺，故器口有芒，“不堪用”，且支圈组合覆烧窑具致瓷器釉面不及北宋时光致茂美。品质下降，竞争能力削弱；
南宋·蒋祈《陶记》载其时瓷窑税制谓：“窑之长短，率有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又云：“兴烧之际，按籍纳金”。
其影响：①使一种很不适用的芒口碗盘得以大量风行。因“窑有尺籍，私之者刑”，为降低单件瓷器所承担的税额，只能从坯件的堆叠密度上去想办法，故大量采用定窑创造的“支圈组合式覆烧窑具”来生产芒口瓷器，其堆叠密度约为仰烧釉口瓷器的4.6倍(与北宋仰烧瓷器比)。于是在北宋后期行将灭亡的那种芒口碗盏，因为推行特殊的税制而又在南宋时代重新风行起来了；
②使瓷器的烧成质量下降。因瓷器纳税于“兴烧之际”，生产者就会产生一种“宁可把温度烧得低一点也不烧高”的心理，要把窑火烧到理想的温度，虽然能使瓷器质量提高，达到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但也极有可能变形甚至产生倒窑的危险(其时仅瓷石一种原料制胎，骨子较软)，故大多数瓷器的瓷胎就不如北宋的致密，釉面也不如北宋的光亮、精美了。
5.依刘新园氏《高岭土史考》之谓，南宋景德镇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生产成本提高，且瓷器变形加大，销售必受影响。六、元代——独步天下
元代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官营和民营的海上贸易都比较发达。当时的大旅行家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的瓷器输出到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必然刺激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元代景德镇瓷业的辉煌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过去一些艺术鉴赏家认为，元代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汉族的异族统治着中原大地，它是中国历史的倒退，因而元代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技术上停滞不前，艺术上趋于衰落的时期。然而自从20世纪50年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发现许多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以后，国内的一些遗址与窖藏中也相继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元代景德镇瓷器，这才使人们对元代的瓷业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元代景德镇瓷器并不是丑小鸭，而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景德镇瓷业在世界陶瓷业中所占据的领先地位，就是在元代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公元1278年，即元王朝统一全国的前一年，元朝廷就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官府用瓷的浮梁瓷局。当时中国最好的瓷器是浙江的龙泉青瓷，景德镇瓷器在工艺成就及产品知名度等方面，均不及龙泉窑，但是元王朝唯一的为皇室服务的瓷局为什么不设在浙江龙泉窑而要设在景德镇呢?这是因为蒙古族统治者崇尚白色，以白为吉，即所谓的“国俗尚白”。实际上，古代的北方民族都崇尚白色。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曾信奉萨满教。在北方草原流行的萨满教里，白色恰恰是善的象征。唐以后，白色工艺品最风行的是辽、元两代，其统治民族也来自信奉萨满教的北方草原，从其“青牛白马”、“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中，可以看出，白色还同他们意想中的祖宗密切相连。所以，白瓷在隋唐以后的勃兴和风靡，除去种种工艺条件之外，还与统治集团的色尚有很大关系，而色尚肯定比技艺更重要，因为，连同陶瓷在内的工艺美术品都是为人生产的，只要工艺条件具备，可以提供多种选择，到底选择什么，人的好尚便至关重要。既然有崇尚白色的民族传统，又有生产白瓷的技术条件，那么王室所需的祭器与日用器皿必然也要求“洁白无疵”。当时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正是青白瓷，这种白色调的瓷器与龙泉青瓷相比，当然更容易博得蒙古族统治者的喜爱，这便是他们把瓷局设在景德镇的主要原因。
浮梁瓷局是为朝廷生产瓷器的机构，所烧产品既有皇家用瓷和朝廷祭器，也烧造商品瓷，其中既有为元代军事机构枢密院生产的书有“枢府”的卵白釉瓷器，也有最先销往伊斯兰教区国家，并在以后成为景德镇瓷业主要产品和生产主流的青花瓷器。
浮梁瓷局的设立，使景德镇窑倍受“宠爱”，它可以借助官府的力量垄断最优质的原料(所谓“御土”，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可以从全国各窑场调集优秀工匠，还可以从将作院和宫廷画院得到新的产品器型和装饰画面，甚至可以直接得到来自西亚波斯湾地区进口的青花彩料。种种“特殊待遇”使景德镇瓷业迅速超越同时代的所有窑场而独步天下。
元代景德镇瓷业在制瓷工艺和陶瓷艺术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元代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的使用，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南宋时出现的原料危机，曾使景德镇瓷业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而高岭土使用价值的新发现，则使南宋后期濒临绝境的景德镇瓷业转危为安并再度繁荣起来，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景象，给景德镇制瓷原料的开发和瓷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为以后明、清两代多品种、大批量的瓷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高岭土的发现和使用，是元代景德镇瓷业高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高岭土是一种白色粘土，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制瓷原料。据专家考证，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最早发生于元代的景德镇。高岭土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景德镇瓷器的质量。由于高岭土耐火度高，在瓷胎中起到骨料的作用，从而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使大件瓷器的烧造成为可能，同时减少了制品变形率，也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景德镇瓷器从此由低火度的软质瓷变成了高火度的硬质瓷，完成了中国陶瓷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质的飞跃，可以说高岭土用作瓷器制胎原料是世界瓷业史上的重大变革。高岭土使用价值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导致了瓷石加高岭的二元配方制胎法的出现，给景德镇瓷业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是由于高岭土的使用，使景德镇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在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使古代景德镇的制瓷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元代景德镇瓷业的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青花瓷器的烧造成功，这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青花瓷是我国最优秀的陶瓷产品之一，由于它在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的优点，所以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或是外国，都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以致青花瓷的生产历数百年而不衰。
青花瓷器是一种以钴的氧化物(一船为矿物形态)为着色剂、经高温还原焰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瓷器。可见青花瓷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以钻为着色剂、还原气氛烧成，釉下彩绘装饰，也就是说，钴料运用技术、还原焰烧成技术和釉下彩绘技术便构成了青花器的三个基本工艺要素。这三个工艺要素在元代以前都已经具备，如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技术，宋代由磁州窑加以继承和发展；唐三彩陶器中的蓝彩；有了这两个工艺条件，景德镇青花瓷的发明就具备水到渠成之势了。
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最早出现于元代。有趣的是，元代的青花瓷器是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景德镇，并且一开始便显得十分成熟，似乎没有任何孕育期和成长期，这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相吻合。这种与常规相悖的事件的出现，自然有其特别的原因。
元王朝特别重视对外贸易，早在元朝建国之前，便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关系，统一全国后，即在泉州等处设立市舶司，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活动。因而终元一代，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由此带来了各民族间文化的大交融。
如前所述，我国至晚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烧造青花瓷器的工艺条件，一旦有了市场需要这个外部动力，青花瓷器便会应运而生。这个外部动力正好便是元代与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
青花瓷器原为销往西域伊斯兰教区的外销瓷，而伊斯兰国家波斯早在12世纪就流行用钴蓝彩画白釉陶器了。我们知道，青花最适宜装饰质地优异的白瓷，我国北方虽有生产白瓷的元代窑场，但在与波斯陶器质地相近的北方白瓷(质地粗劣)上流行彩绘青花，作为输出品便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虽然南方的龙泉青瓷和中原地区的磁州窑器质地优于北方白瓷，但青花毕竟也不适宜画在龙泉窑器的深绿色厚釉下，更不可能画在磁州窑和吉州窑的黑釉之下，只有景德镇那种质地优异、釉色莹润的白瓷才适于青花装饰。加上元王朝唯一的专为官府烧造瓷器的浮梁瓷局又设在景德镇，因此青花瓷器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便是顺理成章、势所必趋的事情了。这便是青花瓷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背景因素。
然而，在元代青花瓷器出现以前的景德镇，还是一个生产纯素白瓷和青白瓷的窑场，只有使用刀具在坯体上刻划的刻印花装饰，未曾烧造过以毛笔为彩绘工具的彩瓷，因而严格地说，景德镇窑场的工匠在开始烧造青花瓷器之时，其美术基础，或者说是绘画基础是不太好的。但元青花瓷器毕竟在这里成批地诞生了，而且一露头角便显得那么成熟、那么工整、那么完美，以致明清时代的同类产品都难以望其颈项。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元代青花瓷是否由景德镇那些缺乏绘画基础的工匠所绘制?这批成熟、工整的青花瓷器究竟出自谁的画笔?根据有关文献分析，当时绘制这批青花瓷器的工匠，当是具有较好绘画基础的磁州窑工匠，而非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
根据《元史》的记载，在忽必烈执政的最后几年，曾有大量北方人迁入南方，元成宗也把北方的“御匠”安插江南。《元史·忙兀台传》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忙兀台言其不可，遂止。”另，清乾隆48年《浮梁县志·食货·户口》记载了各个时期浮梁的人口情况：宋咸淳5年(1269年)，38832户，人口137053人元至元27年(1290年)，50786户，人口192148人明洪武24年(1391年)，18731户，人口104970人
可见，朱元璋灭元以后的二十四年，由于残酷的战争，使浮梁人口减少了八万余人，而至元庚寅年，即蒙古大军灭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浮梁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南宋后期增加了五万五千余人。尽管宋元战争没有元明战争那样残酷，但在短短的十年，一个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的十年里，浮梁人口自然增长达40%，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人口增长，必然与北人南迁、北匠南调有关。此后，浮梁瓷局的规模迅速扩大，工匠迅速增多，可见在南迁的北方人中，工匠所占比例较大，其中必有许多来自于磁州窑的工匠。这些工匠在得到朝廷的指令和青花料以后，便开始大量彩绘青花瓷器。
磁州窑烧造釉下黑彩的历史较长，积累了丰富的釉下彩绘经验，并拥有众多优秀画手。而画釉下青花和釉下黑彩相比，只有彩料的不同，在技法上却无多大差异。正如一个用国产黑墨水绘画的人(与釉下黑彩料比)也可以用进口的蓝墨水(与波斯青料比)绘画一样，然而对于当时以印花装饰为主、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来说，彩绘釉下青花就不一定能够胜任了。
那么这批绘制元青花的磁州窑工匠又怎么会到景德镇呢?据文献记载，元王朝曾搜罗大量技艺文人为朝廷服务，而那些经常向元王朝献财进宝的波斯商人往往要求皇帝回赐。如果他们要求得到具有白釉蓝花(其时在波斯流行白釉蓝彩陶器)的中国瓷器的话，元朝廷便会像“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元史·成宗一》)，调“西域织金绮钦工三百余户”往弘州(《元史·镇海传》)一样，很迅速地把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的浮梁瓷局。因为波斯人在元代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属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而元朝廷对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也要求将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烧造波斯人所喜爱的白釉蓝彩瓷器。这样一来，便使得成批的、初露头角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显得非常成熟、非常工整、非常完美，而且其绘画笔意也酷似磁州窑的釉下黑彩瓷器。磁州窑工匠在景德镇大量绘制青花，使景德镇的工匠也开始学会并逐步掌握了釉下彩绘技术，为以后釉下彩瓷的持续发展和釉上彩瓷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出现，是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的产物，是景德镇瓷业持续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见证。
青花瓷器一出现，就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它取代了元代以前的刻，划、印花等装饰技法，而成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主流，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青花虽然是一种单色釉下彩，但由于当时使用的波斯青料是一种含铁钴较高的青料，绘画时线条微晕，自然流畅，其浓郁的色调与莹洁细腻的白釉巧妙配合，相互辉映，加之用浓淡不同的青料彩绘于同一器物之上，产生深浅不一、浓淡有致的呈色效果，又有“料分五色”之称，颇具水墨画的特点，艺术价值极高。
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瓷工的又一重要创制。釉里红也是一种釉下彩，与青花不同的是，青花的着色剂是氧化钴，釉里红则为氧化铜的呈色。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也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瓷器。青花和釉里红的综合装饰，有着奇特的艺术魅力，二者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和谐高雅。这种高超的装饰技法一直沿用至今，而青花釉里红瓷器由于烧造难度相当高，至今仍为景德镇瓷器中的名贵产品。此外，金彩，珐华彩、红釉和蓝釉等，也是当时的新产品，这些颜色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色剂的熟练掌握，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
青花和釉里红等优秀品种艺术效果的体现，须以白釉瓷器为之衬托，这是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枢府”器，就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一种白釉瓷器。枢府器胎体厚重，釉呈鹅蛋色泽，故又称“卵白釉”。这种卵白釉烧成温度高，与瓷胎结合紧密，不开片也不脱落，不仅为青花和釉里红的艺术效果提供了展现的场所，而且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甜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青花、釉里红、卵白釉及各种颜色釉等产品的出现和高岭土的应用，像一颗颗灿烂夺目的新星高高闪烁在天际，昭示了元代景德镇制瓷业辉煌的成就，使景德镇瓷业开始进入了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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