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瓷砖。
去年，在中法文化年的交流展上，来自江西高安的两件元代青花瓷让法国人震惊了，法国总统、总理夫人、劳工部部长等当地名流也兴致勃勃地与这两件元代青花瓷合影。近日，记者走访了它的拥有单位高安博物馆，了解到它们背后的一些故事。
窖藏文物装满了六箩筐
元代青花瓷由于其年代久远，保存不易，加之生产初期产量的限制，存世总数极少，所以，元代青花瓷历来被公认为价值连城之国宝。而在江西高安博物馆藏有23件元青花，使它成为目前国内馆藏元青花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众所周知元青花产于江西景德镇，可为何高安却发现这么多元青花呢？在高安博物馆内，馆长刘金成回忆说，1980年11月29日下午，江西高安原江西第二电机厂基建工地上，几位民工手中的锹镐挖出了一圆形地窖。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这些厚道的民工停止了挖掘，并慎重地向公安部门汇报。正是他们当初的这点
慎重，给中国，给高安留下了一批价值连城的珍宝，让240件精美的瓷器得以重见天日，尤其是23件元青花瓷器，其价值已超亿元。
刘金成说，当年，原高安博物馆馆长刘裕黑接到汇报后当即赶到现场，尽管搞革命文物出身的刘裕黑对历史文物了解还不多，但是，眼前的这些精美的瓷器还是让他眼睛一亮。当日，刘裕黑便组织博物馆考古组熊琳和刘玲琳连夜清理发掘这些文物，一件件地编号登记。共发掘出瓷器239件、铜器4件、铁器2件。第二天刘裕黑等3人便将所有的文物用箩筐装好，200多件文物整整装了六个箩筐，3人一人一担将这些文物运回了博物馆。在刘裕黑的一篇考古文章中，他清晰地记录了当时这些宝藏的位置和堆放现状。“窖穴在靠锦江南岸的斜坡上，后因建民房将斜坡填平，民房早已废除，但残存墙基从窖穴上部通过。窖穴顶端距地表1．6米，高度0．6米，窖穴呈圆形，较规整，直径1．3米，高度0．8米。窖穴内整齐堆叠放着一批瓷器和少量铜、铁器。按瓶、罐、盘、碗分类重叠放置，薄胎的小件器物则放在罐内。窖穴顶端覆盖着锡皮，已腐蚀成残片。”
初步鉴定让考古队员难以自控
在高安挖掘出这批文物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它们的年代给予鉴定。刘金成说，由于发掘这些文物属于抢救性的，所以，开始考古队注重的是文物器皿的完整性，可随着考古队对这些文物研究的逐渐深入，可能是元青花的结论让考古队员们难以自控。考古队员们知道元代青花瓷在全世界的出土量还不足200件，青花釉里红瓷更为稀少，总共不足20件。而在高安出土的这239件瓷
器中，就有元代青花瓷19件，青花釉里红4件，这能不让他们激动吗？
刘裕黑馆长回忆起当年鉴定这批国宝的经历时说，将这批文物运回博物馆后，他和其他两位考古队员一方面清理文物表面的泥土斑迹，一方面查找资料图片，进行目测对比鉴定。开始，真不知道它们就是价值连城的元代青花瓷，所以，也没有立即向上级文物考古部门汇报。12月1日，考古队员熊琳突然指着一本资料对他惊呼“不得了，出土的是元代青花釉里红。”他们才仔细与资料对比起来，结果越比较越像，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端着这些瓷器的手都开始颤抖了。
刘裕黑馆长说，随着对这批窖藏的逐渐认识，他们知道这将是全国考古的重大发现，消息一旦公之于众，必然震惊世界。12月4日，他来到原高安县县委书记家，向这位扛过枪、打过仗的南下老干部做了简短的汇报，并简要介绍了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器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发掘报告的公布令世界震惊
经过反复鉴定和与保定、南京、合肥等地出土的元代瓷器定级的比较，这些发掘出土的器具中，定位国家一级文物的共42件，23件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全在其列，其中釉里红开光花鸟纹罐、釉里红堆塑蟠龙高足转杯定为国宝性一级文物。其他器具均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一次性地发掘出土20多件珍贵的元代青花瓷的消息不胫而走，1981年8月，时任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所长的钟起煌和景德镇陶瓷历史研究所所长刘新园等人来到高安参观鉴赏，认为这将是中国陶瓷考古史上的一件大喜事，一经发表公布，必将震惊世界。于是，高安考古队立即向江西省文化厅做了汇报。省文化厅也将发掘情况汇报到国家文物局。10月16日，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著名陶瓷考古专家李辉炳在省文化厅等部门的陪同下，带领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专家一行60多人来到高安，对这批出土的器物进行考察鉴赏。
刘金成馆长告诉记者，当60余位专家们跨入高安博物馆仓库大门，看见那一大批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器陈列在文物大橱内，他们都震惊地停止了脚步。考古学家李辉炳说：“我刚跨进门槛，心就砰砰跳动，我震惊了！在国外考察了30多个国家，国内也跑遍了，都没有看过这么多这么好的元青花、釉里红瓷器。就是世界闻名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也没有这么丰富。我做梦也没想到高安能发掘出这么多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它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我敢肯定发掘报告一经发表，必将震惊世界。”
1982年，当《文物》杂志发表了“高安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器窖藏”的发掘报告后，立即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紧接着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全国30余家媒体记者纷至而来，对高安元代青花、釉里红窖藏的发掘给予报道。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国新闻单位也先后转载宣传这次重大的考古发掘。无数的考古专家纷纷慕名而来。期间，邀请展览的信函也不断飞来。去年，中法文化交流年中，高安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器就代表中国的项目之一，在法国举行了《燃烧的辉煌》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参观人次超过2万人。一时间，高安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考古界也引起重大轰动。
一件被窃的国宝回到博物馆
高安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器的发掘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与发现它们的民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那个年代，如果这些民工不向有关部门汇报，而是挥舞着手中的锹镐继续野蛮施工的话，那么这批令世界震撼的国宝将永无天日。
刘金成馆长告诉记者，当时的高安博物馆资金很紧张，但还是将保护这批窖藏文物的8位名工请到了博物馆，召开了一个简朴的茶话会，并给这几位民工们留下了一张合影照片，给予了一定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嘉奖。可是，他们还不知道此前已经有一位民工将一件“卵白釉云雁纹印花大碗”偷偷藏进怀里，溜出了现场。
如果这一件瓷器放到现在，其市场价值不可低估。刘金成馆长说，在发现窖藏后20天，一位而立之年的男子怀揣着一个拎包，敲开了刘裕黑馆长办公室的大门。男子说，他家住高安农村珠湖村，前不久村里人做新房挖出了一件东西，所以送来博物馆鉴定一下，顺便卖给国家。刘裕黑馆长接过男子递来的瓷器一看，发现是一件内壁上模有“福禄”印的高档宫廷用瓷，与这次窖藏出土的瓷器相似，都属景德镇官窑烧制的高档宫廷用瓷。于是刘裕黑馆长直言相对，慌乱中男子才将自己趁机在发掘现场拿走这只大碗的经过说了出来。并表示愿意上交国家，只要不追究他的责任就可以。至此，窖藏文物一件不缺地收归国家，瓷器数量也增至240件整。
谁是当年埋下窖藏的人？
世界上馆藏元代青花最多的是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40件，其次是原伊朗阿特别尔寺32件，第三就是高安博物馆藏的23件了。高安博物馆刘金成告诉记者，目前，这批高安出土的窖藏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器用价值连城来说一点也不为过。去年在“首届中国民间元青花藏品研讨会”上展出的一只元代的釉里红龙纹贴朔四魑虎大扁壶的香港起拍价，就高达5000万港币。以此类比，高安的馆藏元代青花其价值超亿元。
那么当年是谁在高安埋藏了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为何一直没有取走而留藏至今？这些疑问曾经一直困扰着考古队员们，但是随着对窖藏文物研究的深入，以上谜团才逐渐在考古队员的思绪中清晰起来。刘金成馆长告诉记者，这些窖藏文物都是实用器物，且多为大件，不易携带。因此，在战乱中下窖埋藏是最好的保护手段。在元代晚期，高安发生过5起较大的农民军攻夺高安事件，且延续的时间长达11年之久。连年的战争，使得高安几乎化为灰烬。在农民起义军到来之际，当地的一些官僚、豪绅极可能将这些易碎且不易携带的瓷器埋藏保护。
从出土的这批窖藏器物来看，多为湖田、枢府、龙泉等著名的瓷窑品，根据元代民间严禁使用五爪龙纹器物的禁令，可以得出结论是拥有者必定是权力相当的上层人物。于是，元代中晚期在窖藏附近的高安城区上泉伍家人伍先辅与伍良臣父子开始露出水面。
刘金成馆长说，伍先辅官位元驸马都尉，为皇室近侍官，且从事商业运输，获利甚多。伍良臣于元晚期为官，父子二人在政治上有权势，能自由出入皇室，有条件接触和使用皇宫器物。伍先辅父子在元朝将灭亡前，将瓷器运回高安，储存下来，并在高安战事频繁之际埋下地窖，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伍良臣崇尚《周礼》、《礼记》等儒学，通晓中庸之道，这与窖藏出土的器具中，一些器底所书的“礼、乐、书、御、中和”等字的伦理思想是一致的。此外，伍氏父子的上泉伍家村，在清代以前非城区街坊，而是居民村落，这一带只有伍氏家族具有高贵的身份和富有的财产，因此，断定藏宝之人只有伍氏家族。
釉里红彩斑堆塑蜥蜴蚊高足杯
青花云龙纹带盖梅瓶
釉里红开光花鸟纹罐
青花云龙纹兽耳衔环盖罐
青花云龙纹荷叶盖罐
青釉条纹荷叶盖罐
青白釉印花荔枝纹高足杯
卵白釉戗金行龙纹玉壶春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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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世珍品 青花釉里红瓷器
景德镇青花釉里红瓷器始于元末明初，至明中后期渐渐消失，到康熙年间才重新烧制成功。清雍正、乾隆年间的作品最为杰出。其间又断断续续断过几代。由于它的烧成范围很窄，温度和气氛要求很严，想要烧成一个很完美、很标准的釉里红瓷器甚为困难。人们常用"十窑九不成"和"百里挑一"来说明它的难度。因而在如此困难中精选出来的珍品，往往是价值连城，也是可想而知的。过去只有皇帝设的御窑厂才能不惜工本，反复地烧制，也只有皇帝才能赏玩，民间是烧不起的，也见不到一件真正的青花釉里红瓷器。
到上世纪建国初期，由于长期以来以柴窑烧瓷，使得邻近省份树木全部烧光，景德镇因而不得不改良了陶瓷烧制环境，以煤窑代替了自古流传至今的柴窑，因为柴窑与煤窑的烧成气氛不同，所以青花釉里红又随之断代，整个景德镇再也烧制不出一件青花釉里红瓷器。青花釉里红是瓷都景德镇得天独厚且甚具特色、又极为名贵的重要陶瓷品种之一。
由于柴窑改煤窑后，始终烧制不出青花釉里红瓷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景德镇与中科院达成项目合作协议，将煤窑烧制青花釉里红瓷器作为中科院科研项目之一，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和景德镇烧窑能手艰辛努力，终于在1990年获得成功，该项成果登入中科院简报，是当今陶瓷史上又一重大突破，也填补了柴窑改煤窑后几十年来未烧制出青花釉里红瓷器这一空白。
煤窑烧制青花釉里红成功的消息传出，当即震惊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界和中国陶瓷艺术界，景德镇市人民政府组织了大批陶瓷艺术家前来创作，基本上汇集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界的精英，包括王锡良、张松茂、汪桂英、徐亚凤、李菊生、辛青山、周国桢等一批陶瓷美术家。
青花釉里红是将青花和釉里红这两种釉下颜料绘于同一器物上的装饰。这种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青花料和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色料所绘制的釉下彩综合式的装饰，既有青花青翠品澈、幽靓素雅的特色，又有釉里红瑰丽而沉静、艳媚而不浮躁、热烈而又含蓄的特色，红色中常见绿色苔点。两者的长处有机融合，既素雅又艳丽，形成了青红相间、冷暖相衬、动静相映的审美特征，这种在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铜和钴彩绘的工艺，可谓精彩华美之至，也价值非凡。由于烧制难度大，成品率低，故而从发明以来，经常因为工艺或颜料的问题而断代。属于瓷器中非常稀少的品种。凡是流传至今的元、明、清代青花釉里红瓷器，可谓件件都是国之瑰宝。
艺术贵在自然天成，贵在人工加自然，既要人为地掌握它，又不能人工化。而釉里红是最能考验艺术家们是否能掌握和运用"土与火"相结合的能力。颜色画厚了会流动，画薄了不呈色，不厚不薄又是死色，略厚又保持一点流动，釉色方能活起来，才能与坯体、釉色互为渗透，浑然一体。如果红里透出绿色斑纹或绿色点状则就妙不可言，锦上添花了。更难的是绘制青花釉里红时，并不是烧成后的效果，当时既看不到红色也看不到蓝色，甚至画的真正的厚度和层次都分辨不出，也不能层层渲染，由于坯体吸水能力极强，其用笔既不能疾快又不能滞留，真是"笔下无悔，一笔成形"。这全靠作者丰富的经验，按描绘对象的需要心领神会去调配水与色、快与慢的关系了。由此看来釉里红从特定的坯胎、青釉、温度的高低、气氛的浓淡、釉层（釉里红）的厚薄、构图的好坏，画面与器型的结合与否，乃至窑位等一系列的工序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只要一个工序上失误，就将前功尽弃。这些景德镇陶瓷艺术家们都极力在瓷坯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大胆运用多年来对"土与火"艺术的潜心研究，对材料的充分认识、掌握，娴熟的艺术功底、技巧和修养绘制了一批青花釉里红瓷瓶、瓷盘。他们大大超越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使人耳目一新，为之振奋。在他们笔下的青花釉里红不再是历史上单纯用细条组合的图案，而是大胆地将青花釉里红大面积的当作笔墨使用。他们创作青花釉里红作品时，挥洒自如、运笔舒畅、浓淡有致、节奏分明、肌理丰富、自然天成，可以说充分发挥了釉里红这一具有窑变特征的本来面目。同时，作品既有文人艺术的笔墨趣味，又有民间艺术的稚拙，既继承了我国传统艺术的优秀成分，又表现了浓厚的时代特征。再加上烧窑的师傅们都是景德镇顶级的烧窑能手，从而将这批青花釉里红瓷器烧制得完美无暇。
上个世纪末，由于长期使用煤作为烧制瓷器的燃料，使得景德镇地区大气污染严重，从而促使景德镇进行了第二次陶瓷烧制环境的改良，由煤窑改为气窑。气窑的优点是环保，节省能源，但与煤窑相比，青花釉里红最大的特点是"窑变色"，却是气窑的先天不足，因为液化气中没有煤燃料中含有的丰富矿物质，这样的历史变迁和技术改革，形成了一批特殊的青花釉里红瓷器。从试烧到结束仅短短五年，烧制出的成品瓷器数量有限，从而具备了极高的升值潜力。由于景德镇所有大型煤窑均被拆除，私人虽然可以自制小型煤窑，却不可能达到烧制青花釉里红瓷的温度。所以该批煤窑烧制的青花釉里红瓷器，今后再也烧制不出同类的产品，成为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实为不可多得的陶瓷艺术珍品。
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之路艰难而又漫长，而这正好说明景德镇陶瓷艺术的超前性和导向性，伴随着陶瓷文化的繁荣，景德镇是陶瓷艺术昌盛的古老"瓷都"，是陶瓷文化繁荣的历史文化名城。她不仅有举世闻名的名瓷，而且还拥有出类拔萃的陶瓷艺术人才，他们创造出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她有着灿烂的历史和辉煌的今天，在这块土地上孕育成长的对陶瓷艺术执著追求的陶瓷艺术家们将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以更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陶瓷艺坛上。对于中国陶瓷艺术乃至世界陶瓷艺术的发展，必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
定窑瓷器的绝世之美，值得收藏！
定窑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宋代属定州，故名。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
定窑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纹样秀丽典雅。
北宋晚期至金代，定窑白瓷的装饰纹样空前丰富，除了传统的莲瓣纹、卷草纹、缠枝牡丹等图案化纹饰外，还出现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图案。
1.植物类纹样
定窑鼎盛时期的装饰纹样以植物题材比例最大，花卉品种包括莲花、牡丹、菊花、石榴等。
故宫博物院藏定窑刻花荷花萱草纹折沿盘纹饰线描图
宋 定窯劃花蓮花螭文洗
北宋·定窑刻花执壶
宋 定窯劃花牡丹盤
宋 定窯劃花梅花洗
宋 定窯劃花蓮花葵瓣口盤
宋 定窯劃花蓮花葵花式盤
金 定窯白瓷印花牡丹百摺盤
金定窑 印花牡丹百褶盘 十三世纪
金 定窯牙白印花菊花碗
2.动物类纹样
定窑瓷器纹饰中与水有关的题材占有很大比例，由各种水禽、游鱼组合的画面丰富多彩；此外，定窑瓷器上的动物还有狮子、龟鹤、孔雀、大雁以及天鹿等。
金定窑印花犀牛望月碟 十二～十三世纪
金 定窯 牙白印花雙魚碗
宋 定窯劃花蓮塘雙鳧盤
宋 定窯劃花蓮塘雙鳧盤
北宋～金划花水塘双凫碗 十二～十三世纪
定窑印花狮纹碟
定窑水禽游鱼纹印花碗模 金
3.神禽瑞兽类
定窑本属民间窑场，但因承烧贡瓷，所以纹饰中含有大量的龙凤纹样。龙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最为神奇的祥瑞之物。另外还有一种螭纹，螭是我国古代传说中一种无角的龙。
北宋～金定窑印花孔雀牡丹盘
北宋定窑 莲瓣划花莲荷螭纹盘 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初
北宋定窑 莲瓣划花莲荷螭纹盘 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初 线描图
定窑印花双凤穿花笠式碗
金 定窑划花龙纹大盘十二～十三世纪
4.婴戏图、博古图
定窑瓷器的人物类纹饰相对较少，常见的多为婴戏图。婴戏图又称“攀枝娃娃”，其构图形式是数个天真可爱的娃娃攀爬于缠枝花卉或缠枝瓜果间。
“博古”一名源于《宣和博古图》，是一本宋徽宗命人将皇室藏于宣和殿的历代铜器编绘而成的书。后来博古泛指各种工艺品组合而成的图案。
博古局部细节图
金 定窯型白瓷印花博古荷花碗
北宋～金定窑 印花婴戏图折沿盘 十二～十三世纪
讲述宝藏背后的故事——龙泉官窑谜案
在我国陶瓷史上，龙泉窑作为我国南方民窑的代表，其青瓷工艺已达到了我国制瓷史上的颠峰，然而它是否设立过官窑，一直是困扰陶瓷界的历史悬案。
2005年11月，一则龙泉发现了明初官窑的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一样震动了陶瓷界。随之而来的是，在学术界和收藏界引起的轩然大波。与此同时，在2006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在世界各大古玩市场里，被认为是官窑所产的龙泉青瓷，顿时身价倍增，甚至连疑似龙泉官窑的青瓷瓷片都被抢购一空。
龙泉青瓷哥窑鱼形茶壶
一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龙泉的山沟里，纷至沓来的古董商以及疯狂的盗挖者，打破了小山村应有的宁静。他们挖开遗址，掘开坟墓，搜寻的不是金银钱财，而是传说中贵比黄金的瓷器——哥窑。据说，他们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哥窑，却发现一种很特殊精致的龙泉青瓷，用心邪恶的盗掘者们，把那些破碎的瓷片都要成批运走。
这些神秘的龙泉青瓷究竟是什么模样？当时，贪婪的盗掘者们究竟带走了多少这种神秘的青瓷？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成了近一个世纪以来龙泉青瓷的悬案。
2003年10月，在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一件龙泉窑玉壶春瓷瓶以454万港币成交，比明清一般官窑瓷器的价格高出了一大截。
这一切，引起了一位年轻收藏家的注意，他就是痴迷于龙泉青瓷研究的叶英挺。而他对龙泉青瓷精于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一种叫龙泉官窑的瓷器。然而，这看似简单的想法，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因为一直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龙泉窑属于民窑窑系，其实在某个历史时期，担负过贡器的烧造任务。虽然曾经有人对龙泉窑是否设立过官窑进行过推测，认为龙泉窑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窑厂广布，如此声名显赫的窑系未曾设立过官窑，似乎不合情理。然而，这种推测大都针对于南宋末年龙泉窑的鼎盛时期，因为对龙泉窑，学术界以往的一贯定论是宋代辉煌，明代衰弱，清代消亡。
问题是龙泉窑到底有没有设立过官窑呢？如果有，又是在什么时期呢？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库房里，陶瓷专家冯先铭发现了几件从来没有见过的瓷器，它们的表面滋润丰腴，色若青青翠色，大部分用刻花文饰，据说这是传世的元末明初龙泉窑贡器，而且根据文献记载，它的产地就在浙江龙泉。这种非同寻常的瓷器，究竟藏在龙泉的什么地方？显然，如果能够找到窑址，龙泉官窑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为此，冯先铭先生专程来到龙泉，寻找故宫贡器的龙泉窑址。然而，出乎冯先铭意料的是，不但没找到一件完整的瓷器，而且连一块相同的瓷片也没有找到。
1959年，浙江考古队进入龙泉，这似乎给破解龙泉官窑之迷带来了新的转机。冯先铭再次来到了龙泉，然而再次令他大失所望。挖掘的结果，是这里根本没有与故宫相同的瓷器。
二
17年后，正当人们对宫中的龙泉窑瓷器充满疑惑之际，在遥远的韩国近海发生了一件考古界的大事。那是1976年的夏天，一位韩国的渔民在出海打鱼时，无意之中捞起了一个古色的木箱，紧接着，他们发现了许多精致的中国瓷器，而真正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他们竟然发现了几件与故宫里龙泉青瓷极其相同的瓷器。看来，龙泉官窑的秘密就淹没在这翻滚的海浪之下。
数十天后，当这批瓷器完全打捞上来后，人们惊奇的发现，大部分瓷器都带有龙泉窑青瓷的特征，它们的产地就是在浙江龙泉。这是一个振奋的消息，因为龙泉就是文献中所说的明初官窑的产地之一，因此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些精致的龙泉青瓷，与明初在处州设立官窑是不谋而合的。
然而，接下来的打捞结果却令人们大失所望，潜水员不但没有找到明代的证据，反而找到了几枚元代的钱币，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因为元代的商船上不可能有明代的商品。难道，故宫的传世龙泉窑真的是元代的瓷器吗？而与此巧合的是，曾经参与龙泉窑址考古的陶瓷专家朱泊谦，从古代瓷器的造型风格中，也找到了故宫瓷器出自元代的证据。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说传世龙泉官窑真的是产自元代的话，关于龙泉窑的历史就要重新书写了。
元代由于国俗尚白，以白为吉，这种审美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对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当时元青花和釉里红，成为当时元王朝钦定的官窑器。虽然此时的龙泉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已不是主流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在龙泉设置官窑似乎不大可能。
三
几十年过去了，龙泉官窑的寻访工作依然没有进展。是不是开始寻找的目标就有问题。年轻的叶英挺在翻阅了前辈的研究的成果后，作出了大胆的推断。
叶英挺：“我认为在南宋的时候，龙泉应该有官窑的存在。南宋这么大一个朝廷，按照目前的发现，两条龙窑烧制的产量供应一个朝廷，是不可能的，更大的产量是放在龙泉。”
据此，叶英挺把目光投向了古代文献。然而，文献中有关宋代龙泉窑是否有过官窑的说法仅仅限于哥窑的传说。显然，叶英挺想从文献中寻找龙泉官窑的想法，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于是，叶英挺决定从实物入手。
叶英挺：“我对所有见到的瓷片都非常注意，即使是瓷片后面刻的一个字，或者是这个瓷片有什么特点，我们都把它作为标本搜集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叶英挺在走访北京故宫与上海、浙江等大博物馆时，偶然发现几片标有元末明初的龙泉青瓷展品。这些器物不但器型大，而且样式中规中矩，与一般龙泉青瓷相比，它们釉色凝重沉稳，玉质感强，有的还刻饰有皇帝专用的两角五爪龙纹。即使是那些植物花果文饰也都是华丽富贵的，宝气十足，做工看起来极其精美。然而，断代标记却十分混乱，只笼统注着元末明初。龙泉青瓷在明代不是衰弱了么，怎么还有这样精美的瓷器问世呢？这些精美的瓷器究竟是什么时期的呢？为什么博物馆馆藏的这些瓷器与民间传世的民间瓷以及出土的龙泉青瓷有如此大的差异。
叶英挺：“这些瓷器（器型）特别大，刻工特别精，在文饰、造型上与景德镇青花，明洪武、永乐、宣德等时期的瓷器是一模一样的。怎么有些博物馆把它定在元代，有些博物馆定到明代，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是不是元末明初的龙泉官窑呢？刚开始有这个念头时，叶英挺吓了自己一大跳，因为从龙泉遗址挖掘出土的元末明初的龙泉青瓷非常粗糙，与这些精美的瓷器相去甚远。
打开《大明会典》，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龙泉在古代又隶属于处州，这似乎印证了龙泉有官窑的传闻。而更有力的明证，还是《明宪宗实录》卷一的记载：成化元年正月乙亥，诏：“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役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然而，文献的记载与传世的产品怎么才能对得上号呢？明初的龙泉官窑的瓷器实物又在哪里呢？当叶英挺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元末明初时，工作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随着叶英挺寻找的证据越来越多，他似乎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
四
从韩国近海打捞出来的瓷器，使得人们寻找龙泉官窑又变的扑朔迷离，不过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在北京的一次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了与故宫传世的龙泉窑相同的瓷片。
1984年夏季，在北京四中的基建工地上。这里原来是明清两代的宫廷库房区。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明洪武青花、釉里红和龙泉青瓷瓷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青瓷瓷片与普通的龙泉青瓷瓷片不同，多是中心印花，壁刻缠枝花的大中型盘碗，并采用裹足垫烧的工艺。这与故宫传世的龙泉窑有很多相似之处。
后来，经过整理研究，考古人员发现，明洪武青花和釉里红，很明显是当时的官窑器无疑了。而对于龙泉窑的残瓷，专家认为这肯定是洪武时期专为宫廷精心烧造的。但是不是官窑还得继续研究。这些瓷片究竟出自哪里，成了当时参与考古研究的丘小君教授的一个心结，也成了考古界的一大悬案。
20年过去了，这个悬案也一直困扰着立志寻找龙泉官窑的叶英挺。这是不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龙泉官窑呢？当这位年轻的收藏家重新审视这段尘封的历史悬案时，他有了新的线索。于是淘龙泉窑的瓷片和完整器成了他的最大爱好。不过几年下来，寻访龙泉官窑的工作几乎是一无所获。然而一个偶然的巧遇出现了转机。
五
叶英挺：“2005年4月份的一天，那天是一个星期六，我正好在杭州。我起的很早，大概五点多钟就去了二百大市场。当时在外面的一个楼梯口的一个转弯处，有一个人放了一大堆瓷片。”
当时叶英挺并没有注意，因为往常也是这样去市场寻找瓷片的，后来才注意到。叶英挺：“眼前突然一亮，这些瓷片就是我一直在博物馆能见到。我这么多年，在龙泉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从来没见过这种瓷片。当时非常激动。我问他这些瓷片要卖多少钱。他说这一堆五百块钱。我当时有点不相信，说你给我包一下。”
这些可都是他朝思暮想的传世明代龙泉青瓷啊。他大喜过望，立即悉数收购了下来。可是接下来又使他大吃一惊。因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叶英挺竟然在二百大古玩市场整整收购了一辆五吨车的瓷片。这些瓷片到底出自哪里？它为何有如此大的数量呢？历代的文献为什么没有记录呢？它会不会不是官窑，而是民间藏品没有被记录。
“我们必须要把考古学的方法运用的陶瓷研究上，到古代烧窑的地方去调查。”李辉炳（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说。
然而令叶英挺大失所失望的是，通过对龙泉大窑窑址的多次考察，并没有发现大窑附近出土过这样的瓷片。但对大窑出土的瓷片进行分析后，叶英挺更加坚信自己收藏到的瓷片就是官窑。
叶英挺走访了许多古陶瓷专家。在与朱伯谦的一次交往中，偶然发现了一条新线索。
那是1959年，朱伯谦对大窑考古发掘中，发现一条与众不同的素烧炉。除了比较小以外，它的形制与景德镇的官窑十分相似。在民窑遍地的大窑，怎么还会有如此精致的素烧炉，它是不是官窑的呢？
于是叶英挺决定把收集到的瓷片复原起来。结果一出来，叶英挺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了一些破损之外，能拼凑出来大盘直径竟达七、八十厘米，这不是自己在一些大博物馆看到的传世龙泉窑么。
“大盘大碗的残片，和我们在北京四中所看到和所捡到的那一类是很类似，和那批明初龙泉窑对上号了。” 这么大的龙泉瓷器工艺是极其复杂的。在当时，恐怕只有在皇宫里才有可能享用。因此，它不可能是民间藏品，而是专门为皇宫烧造的官窑瓷器，这也是民间十分罕见的直接原因。
现在实物找着了，瓷片与文献也大致吻合，似乎这淹没了六百年的龙泉官窑之谜也可以浮出水面了。然而问题是它的窑址又在哪儿，叶英挺再次来到了大窑村。
六
据大窑人的原政协副主席叶放说：“我小时候听我祖父讲，大窑安溪社殿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为了纪念明代初期的一个青瓷督窑官。”
督窑官这一佐证，再一次证明了龙泉有官窑的传闻，并且窑址就在大窑村。问题是它具体在大窑村的什么地方。大窑村的瓷窑遗址可有100多处。就在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大窑村一个村民在一个名叫峰洞岩的地方，种植农作物时无意中挖出一些精美的瓷片。随后，村民在附近的田野中还发现了相对完整的瓷片。经过整理，在同一地方出土的瓷片竟然可以完全复原起来。这可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接下来，事情变得异常顺利。专家们经过整理和认定，叶英挺收藏的瓷片就是出自这里。显然，大窑峰洞岩就是叶英挺苦苦要寻找的窑址。
刘新园（景德镇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绝对是官窑产品。毋庸置疑是官窑产品。证据是什么呢？像这么大的盘子，普通的民窑是没有资本把它打碎了埋在这里的。官窑有雄厚的资本，生产资金全部是国家的，瓷器烧坏了也不准外流，就地砸碎掩埋在一个坑里，在景德镇也是这样，所以里面能够发现很多最终能够复原的瓷片。”
欧阳世彬（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大的发现，确确实实是为我们中国陶瓷史填补了一个大的空白。”
窑址已经找到了，物证也齐全了，看来龙泉窑的确设立过官窑。它究竟是明代的还是元代的呢？2006年1月，为了确定龙泉官窑的确切年代，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决定用微量元素分析法，将瓷片进行断代。经过物理和化学特征的分析，这些瓷片大约烧制于600年前，误差为正负50年。这样那些不可思议精美绝伦的龙泉青瓷，终于有了答案。
在600多年前，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不久，征用了龙泉最好的窑厂作为官窑，征集了最好的窑工，使用了最好的瓷土和釉料，形制上因承元制，不计成本地生产出最好的龙泉青瓷，送到皇宫供皇室使用。到后来这些龙泉青瓷珍品，还被作为明王朝的赐品。而那些次品被打碎深埋起来，决不允许它们流入民间。直至600年后，这些瓷片被无意中挖掘出来。成为解开龙泉官窑的钥匙。
到此，明代龙泉有没有官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它设置官窑的年限又有多久呢？看来要完全揭开龙泉官窑的身世还得等到窑址的挖掘，也只有等到窑址的最终发掘，才能最终揭开龙泉官窑的真相。
绝世珍品：清三代珐琅彩瓶
很多藏友肯定对这件珐琅彩瓷器记忆犹新，它不仅是一件绝世的藏品，更是一件绝世的艺术品。
这件珐琅彩瓷瓶高22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5厘米，薄胎，小盘口，釉色极其细腻光润，并绘有一对西洋风格的少男少女，颜色自然莹润。据鉴定专家介绍，珐琅彩吸取了景泰蓝制作的方法，在瓷质的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描绘而成的一种釉上彩瓷，亦称“瓷胎画珐琅”。珐琅彩瓷的特点是瓷质细润，彩料凝重，色泽鲜艳明丽，画工精致。珐琅彩于清代康熙中期烧制成功，至雍正时，得到进一步发展。雍正六年以后采用宫廷自己配制的彩料，色彩更加丰富，但雍正时期的传世品多藏于故宫博物院内。乾隆时期的珐琅彩也很精致，除了白地珐琅彩之外，还流行色地开光，图案多绘有山水人物、花鸟纹、西洋妇女等，特别是人物像西洋油画一样富有立体感。后由于制作这种珐琅彩瓷器极度费工，因此乾隆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说完了釉彩，再来谈谈画风。经书画专家鉴定，此瓶上所绘的西洋人物是仿清代著名的宫廷画家郎世宁的画风。郎世宁是清代的宫廷画家，其画风盛行于清代雍正后期至乾隆时期。经专家初步鉴定此瓶应属清上三代之物，品位很高，最难得的是它保存得很完整、没有损坏，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修复的景德镇“绝世孤品”
官窑也称御窑，是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景德镇官窑集中了从元代至清朝历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据文献记载，每100件成瓷仅有4件能入宫使用，而绝大多数瓷器次品、试制品和贡余品都必须被集中砸碎后就地掩埋，以禁绝流入民间。这些碎片随着朝代的更替形成层次清晰的堆积，成为中国唯一能全面延续反映官窑陶瓷生产和文化信息的历史遗存。20多年来，文物考古部门配合发掘清理了埋藏落选的贡品的遗址十余处，修复了数以千计的官窑珍品，一批被誉为“绝世孤品”的瓷器和文物遗存面世一度震惊中外。
据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介绍，此次展出的官窑出土的遗物共135件（套），这批瓷器是景德镇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自1982年以来，从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出土的成千上万件瓷器碎片中大浪淘沙、归纳分类后，倾尽10多年心血精心修补完成的。每件展品都由几十或上百块瓷器碎片组成，最多的一件古瓷由460多块碎瓷拼接粘合而成。这些被修复的瓷器品类多样、造型丰富，其中有白釉三壶连通器等罕见孤品，尤以被评为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36件瓷器最为抢眼，如此次展出的“黑釉三足鼎式炉”当年只是试制品，因工艺难度太大，最终没有烧制成功而被砸碎埋在官窑内，成为一件孤品。
埋藏了千年的宝藏 GEMMCIS窑变釉陶瓷戒指
古人对窑变有很多的记载，如《清波杂志》说："饶州景德镇，大观间有窑变，色红如朱砂。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当时的陶工因为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现象，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就从迷信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它是"妖"；但久而久之，窑户们反而发现其形态极美，或如灿烂云霞，或如春花秋云，或如大海怒涛，或如万马奔腾，因而被视为艺术瓷釉为人们所欣赏，如宋代河南禹县钧窑生产的铜红窑变，可谓变化莫测，鬼斧神工；而到了清代，尤其是清雍正.乾隆时期，窑变已被视为一种难得的祥瑞象征。
中国自古，钧窑与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并称宋代五大名窑。所以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片”之说。古人称钧瓷美，乃贵在其窑变；“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是钧瓷的一大特点，是由于釉色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天然变化。也因为窑变不能为人工所控制，所以极难仿制；正所谓“钧瓷无对，窑变无双”，世上是绝对找不出任何一对相同的窑变瓷器的。
如今GEMMICS精密陶瓷珠宝将中国千年的宝藏—钧窑窑变重新还原到珠宝首饰上，可谓珠宝界和陶瓷史上的一大创举；因为在方寸之间想让窑变花釉产生自然的流动，得出千变万化的效果，可谓难上加难。须知精密陶瓷珠宝或饰品本身已是全瓷化胚，胚体本身不吸色不吸釉，所以要在白胚上上色或上釉都异常困难，必须一次一次的上釉后再干燥再上釉，并且要经过多次的釉烧才能成功。
而窑变花釉的烧窑温度控制更是异常重要，只有适当的温度才能使窑变花釉正常流动，最后产生流釉最佳的艺术效果。如果生产过程中有任何操作上的失误，窑变花釉作品是无法返工修护的，只能报废重新来过。所以每一件GEMMICS窑变戒指的成功创作，都是出自中国陶瓷千年烧制经验的精髓，实属难得。
兰田窑挖出了颠覆历史的证据
在1月16日之前，学术界许多人一直认为景德镇制瓷业是起始于五代时期，而且窑业从创烧之初即以青瓷和白瓷为主。但在16日后，兰田窑窑址的成功发掘，为考古人士提供了一个新台阶，景德镇制瓷业起始时间被提前至唐代晚期甚至是中期。如今，兰田窑窑址发掘工作已经收尾，记者再次来到窑址现场，为你揭开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回忆窑址前身是“万窑坞”
兰田村，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但在发现兰田窑窑址之后，这里开始变的不普通了。
兰田窑窑址位于浮梁县湘湖镇兰田村金星自然村西北的万窑坞山坡上，东距景德镇市区约20公里，南距景德镇南河约1公里。
1月22日上午，踏过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在兰田村村委干部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兰田村金星自然村西北的一处山坡，因为刚下过雨，泥土有些潮湿，刚下车，记者就在泥泞中发现了零零碎碎的古旧瓷片。
“这里的山坡名字就叫万窑坞，我们这里老人一直流传，这里曾经制瓷业很是发达。”说话的人叫刘火炎，作为一名村干部，协助兰田窑的发掘工作让他很兴奋。刘火炎随意从地上捡起一块瓷片说：“我们这里到处都是瓷片，从我们村口开始到这里，大约700米的距离，直径范围内都能看见这样的瓷片。”
刘火炎说，在协助考古挖掘的过程中，他也了解不少知识，他指着山坡中间一长条用蛇皮布遮挡的窑址告诉记者。这条窑的名字叫龙窑，正是此次挖掘中发掘出来的两条龙窑之一，为了让记者更清楚的看清窑的模样，当刘火炎小心翼翼地将蛇皮布掀开之后，一条窑就出现在记者的面前。据介绍，该窑方向北偏西36度。窑炉总长28.7米，宽1.9米（窑内最宽处），残高0.1－0.7米。该窑炉由窑门、火膛、窑床、窑前工作面四部分所组成。
都说龙窑是“坡有多长，窑就有多长”，这句话一点不假，经过考古队的细心挖掘，龙窑的每一处结构都清晰可见。
前段窑道内，密密麻麻排着一些圆柱状的物体，据介绍，这些保存完好的就是放瓷器的窑柱，如果每一个窑柱都能放一个碗碟，那么这条数十米长龙窑产量将极其可观。
记者发现，虽然经过千年的演变，但是窑口处的土壤依旧呈现出黑色，刘火炎告诉记者，这就是经过长期的炉火烘烤才演变而成，这样的黑色土壤层，有四十公分左右。
红砖厂挖出瓷片引关注
“我们早就知道这里很多瓷片，但一直没有想这些是唐朝的。”刘火炎说，许多人都认为发展始于五代，能在这里发现唐朝的陶瓷，让知道消息的他们非常开心。
据介绍，万窑坞附近有一家红砖厂，随行而来的村委刘书记告诉记者，红砖厂利用附近的山坡制砖，所以便在2011年发现了这些瓷片，而直至2012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正式对该窑址展开考古发掘。为了保护窑址，红砖厂已经被政府收购了。
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渐深入，那些埋藏在黑暗中的唐代瓷器制品慢慢出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这些陶瓷制品的出现，打破了原来景德镇制瓷业是起始于五代时期的言论，将景德镇制瓷业提前至了唐朝晚期甚至唐朝中期。同时也印证了唐代著名诗人柳宗元为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饶州刺史元崔进奉瓷器所做《进瓷器状》一文中的记载。
考古队员：只要有灯亮着我们就能干
虽然挖掘工作刚刚完成，可是繁重琐碎的整理工作却才拉开帷幕。记者跟随刘火炎来到其家中，见到了借助在他家办公的数名考古队员，刚踏进大门，就看见看到几名年轻队员正细心地把整理洗好的瓷片分类包装，而地上则是一包包已经分开装袋记录整理好的瓷片，每包瓷片都清楚的写明了编号和一些简短的介绍。
据了解，考古队队员们工作十分繁忙，有些人更是身兼数职，就像执行领队刘静，她不仅需要做好领队工作，还要负责财务、发掘资料提取的相关工作。
刘静是台湾人，面容姣好的她年龄不大，在北京经过了五年的硕博学习，对瓷器一直非常感兴趣。这次从接到任务来景德镇已经过了三个多月，每天一有空她就想着工作，用她们的话说，“只要有灯亮着我们就能干”。
“我们一来就开始工作了，没有什么休息时间，整理瓷片的工作需要细心和耐心”刘静告诉记者。一些成型的瓷器已经被送到研究所研究，价值前景很好，谈起收获时，刘静喜上眉梢。
据了解，虽然考古队的挖掘工作已经结束了，刘静还需要带领着队员们进行清点和整理工作。刘静说，这批挖掘出的瓷器大多数都是碗盘，还有许多立件，如壶罐、腰鼓等等，他们首先要将这些出土的瓷片清洁干净，然后分门别类。
“清点整理是个十分费时的工作，现在做了几个月了，若是要将这些瓷片全部整理好，大约还需要两三年。”当问到这些瓷片的历史时，刘静告诉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景德镇支瓷业是源于五代，而这些瓷片据研究发现是源自于晚唐或者中唐时期，若一切属实那么便可以将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向前推进一百多年。
据了解，这些零碎的瓷片拥有着十分巨大的学术价值，若是整理好拼凑成型，这些瓷片很有可能会在博物馆中展览。
相关信息显示，此次发掘是景德镇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窑址的第一次科学、全面、大规模发掘，出土了数以吨计的青绿釉瓷器、青灰釉瓷器和白釉、青白釉瓷器等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出土的瓷器除了常见的碗、盘、执壶、罐等器物外，还首次在景德镇古代窑址中发现了腰鼓、茶槽子、茶碾子、瓷权、瓷网坠等器物，此外，还有带有“周生”、“申”、“生”、“大”、“元”和“中”款及其他文字款的瓷器数百件。难能可贵的是，兰田窑窑址在窑床的前部完整保存了器物柱底部的支垫器物的窑柱，对考古学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兰田村这座龙窑正是目前景德镇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并且是保存最完好的窑炉，这一发现填补了景德镇窑炉发展最早形态的空白，是十分重要的窑业遗迹。
[考古]挖地基 挖出千年瓷罐
昨日从厦门市同安区文物管理办获悉，翔安区马巷镇下坂村一村民对自家房屋进行翻盖时，在地基中挖到三个千年瓷罐。
这三个瓷罐一大两小。大的高约半米，颈部有四个耳，口沿残损，罐体也已破裂。小的高约20厘米，只有两个耳，保存较好。三个瓷罐表面颜色大部脱落，只残留下一些斑驳的青釉颜色。
经同安区文物管理办主任洪文章初步鉴定，这三个瓷罐很可能是唐末五代时期同安本地产的瓷罐。
据介绍，这三个瓷罐是在村民洪青奇房屋地基中挖到的，当时被工人随手扔掉，第二天早上，洪青奇听说后又把它们拣了回来。
据洪文章介绍，从艺术价值上看，这种罐子在流通市场上很多，不怎么值钱，但由于出土地点特殊，对地方史的研究很有价值。
他说，唐末五代时期，同安、翔安还处于开发初期，在此发现瓷罐，证明那个时候这地方已有人活动。作为人口分布状况的证物，从地方史的角度上来看就有很高的考古价值。
专家说，在翔安，这种瓷罐以前只在新圩镇出土过，在内厝镇也只发现过2个唐代的窑址，完整的唐末五代时期瓷罐在马巷出土还是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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