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柴窑瓷器的鉴别。
后司岙窑址是唐五代制瓷业的引领者，不但是秘色瓷的主要产地，其生产的普通青釉瓷器，其质量亦处于时代的前列。
普通青釉瓷器的产品种类十分丰富，有碗、盘、碟、灯盏、水盂、侧把壶、执壶、盏、盏托、海棠杯、盒、茶碾、碟轮、罐、瓶、杯、砚滴、鸟形埙、砚、炉、枕等。每种器物都有相当丰富的造型。
玉璧底碗
玉环底碗
碗在唐代以玉璧底碗占绝大多数，五代时期则演变成玉环底碗，五代末则为进一步发展成窄圆足的斗笠碗。此外还有圈足高矮不一、口侈敞不同的窄圈足系列碗，宽圈足碗等。
盘有花口平底、花口圈足、圆口平底、圆口圈足等，花口可分成葵花口、菱花口等，腹有深弧腹、浅弧腹、浅坦腹、浅折腹等。碟有圆口碟、花口碟、倭角方形碟等，足分别分成圈足与平底两种。
长流瓜棱执壶
短流瓜棱执壶
短流橄榄腹执壶
侧把壶
垫壶的形态极其丰富，有短直流橄榄形腹壶、短直流垂腹壶、长弧流深弧腹瓜棱壶、葫芦形壶、长弧流垂腹瓜棱壶、长弧流直口鼓腹壶等。流长短不一、曲直不一，柄弧曲不一，底或平或带圈足。
各种盒
油盒
多棱腹盒
盒按盖面分高隆弧形、浅弧形、平顶形，按纽分有无纽、环形纽、宝珠纽，按口分有直口、折敛口，按腹分有浅直腹、浅弧腹、深弧腹，按底分有平底、高矮不一的圈足等，是最丰富的器型之一。
海棠杯
花口海棠杯
海棠杯有两头较尖的宝船形、有四曲花口形，有矮直矮、有高外撇圈足等。
炉
各种葫芦瓶
花口盏
以上所有的器物器型又大小不一。
产品质量普遍较高，胎色泛灰，胎质细腻坚致，极少气孔与杂质；釉色青翠，釉面均匀，一般通体施釉，部分器物足端刮釉以方便用泥点垫烧。器物装饰以素面为主，仅少量碗盘类器物内腹刻划四叶对称的荷叶纹，少量器物如侧把壶、水盂腹部作瓜棱状。
装烧方法上，均用粗陶质匣钵装烧，以单件装为主，亦有多件叠烧，主要是玉璧底碗、玉环底等碗类器物，一般三至五件叠放在匣钵中装烧。此种叠烧装烧器物或都施满釉，或仅最上一件施满釉，而下面几件外底与外腹近底处不施釉，以最上一件质量最佳。灯盏则是对口扣烧烧。匣钵与器物之间垫、叠烧的器物与器物之间使用泥点间隔，泥点小而密集，形状一般呈松子形。匣钵以M型为主，少量筒形，部分M型匣钵下凹较浅。TAOCI52.COM
我们在一件粗陶质匣钵上发现了“官”字款，说明该窑址不仅是秘色瓷，普遍的青瓷用于进贡，是宫廷用瓷的重要生产地。
后司岙窑址丰厚的地层堆积及出土的多个纪年款，可以建立晚唐五代时期越窑发展更完整的年代序列，为越窑瓷器的更详细分期提供了地层学证据。大量唐五代诸时期精美越窑标本的出土，大大拓宽了我们在造型、装饰、成型、烧造等方面对于越窑的认识，使越窑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作者：郑建明 沈岳明 谢纯龙 张馨月 潘佳利 谢西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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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青瓷中的精品 专为皇家烧制的瓷器
·秘色瓷
法门寺相传始建于东汉，唐时建有护国真身宝塔及地宫，供养佛指舍利。地宫中的许多文物是唐皇室供奉的，其中的秘色瓷是作为贡瓷的越窑精品，属宫廷专用。器物以青绿釉为主，釉内夹杂玛瑙细末，釉面润泽晶莹，釉层有透明感。这次出土的瓷器共19件，器形有瓶、碗、盘、碟等，大部分在同出土的文物帐上被明确记为“秘色瓷”。
·秘色瓷
在地宫出土的《衣物帐》上明确记录“……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此碗为这批秘色瓷器之一。这批秘色瓷是唐懿宗和僖宗在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瘞埋的供养品，因此此时秘色瓷已被烧造，而且工艺技术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
·秘色瓷
关于秘色瓷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解释是因只供宫廷专用，藏在深宫鲜为人见，且数量极少，故称秘色。但现在一般认为，秘色瓷是指越窑的青瓷精品，是贡瓷的组成部分，但并非专供皇室。还有一种解释秘色瓷实为“密室瓷”，意为一种在密封的空间里烧制的瓷器。因“秘”与“密”在古代是通借字，故古越窑陶工赋予这种烧制成本极高、只供皇室享用、神秘而颜色特殊的瓷器以秘色瓷之称。关于“秘色”之色，千百年来后人总是通过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千峰翠色”加以诠释。对这批秘色瓷是否为诗意中夺千峰翠色的青绿，研究者也各执一词。其中，持密室瓷说者认为：正是因为秘色瓷是在一种瓷制的供一次性使用的密封匣钵中烧制，从而使匣内的器物在均衡稳定的弱还原气氛中烧成，烧出的瓷器釉层均匀、光亮、滋润，但颜色呈现的大多应是黄绿而非翠青。
元明清瓷器造型的特点
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陶瓷的造型更是凝结了各个时代陶瓷艺术大师的智慧，也是人们赏玩陶瓷的重要标准。
龙泉青瓷兽头足大炉 元代
龙泉青瓷太白坛 元代
元代造型大多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餐具、茶具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常见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
明永乐 白釉葵口碗
明代瓷器造型有着与元代不一样的特点，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制精细，造型轻重适宜，如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就极明显。永乐时期还有一种纯白釉胎盘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炎销”。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暗花纹饰的技巧有所不及。
明宣德 青花折枝花果纹葵口碗
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档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 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惟重纤巧，而且无大器，其最有名的五彩扁肚撇口把杯、鸡缸杯、等杯子，都是异常轻盈秀雅的代表作品，为仿制品所望尘莫及。
明弘治 黄釉盘
弘治传世瓷器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九出戟圆腹高足瓶等。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嘉靖、万历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器形之巨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棒盒、方斗杯、灯台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 清代瓷器的造型明显增多，并制作精巧。康熙朝创新之作不断涌现。琢器中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风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吉叶尊、棒槌瓶、布布橙、倒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物。
清雍正 胭脂水釉碗
雍正年间创作丰富，所仿宋代名窑及永、宣成窑瓷器不仅胎釉、纹饰惟妙惟肖，而且在造型上足以乱真。
清乾隆 官窑仿木纹釉碗
乾隆年间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像生物品均十分相似。
清嘉庆 粉彩荷莲鹭鸶纹瓶
嘉庆、道光以后，大多因袭旧制，很少有创新之作，造型也由精美变为粗笨，逐渐失去前期的优质传统
紫砂壶的造型美
紫砂壶造型千姿百态，方非一式，圆无一相，可说是一座壶艺造型的艺术宝库。从形而言，有取材于自然，这里主要指动物和植物两个内容。动物,有飞禽、游鱼、走兽和人体。植物,有树木、藤草、花卉和蔬菜。这些都是壶艺造型、装饰的题材。从形而言，有借形改装，亦就是借古代陶瓷器、青铜器、漆器、竹木器、玉石器生产、生活用器具，如包、帽、秤砣、乐器等实物之形改装成壶等。从形而言，有几何形体、运用点线面的结合构成的壶体造型，有正方、长方、锥形、菱形、梯形、悬胆、张臂、扁长形、方圆组合等造型。从形而言，有自体伸缩，其中有整体的伸缩和局部的伸缩两种，这和造型的放大缩小概念又有不同，而是指构成造型的轮廓，整体的局部的向高度伸展，或向扁平压缩和扩张，达到效果。从形而言，还有抽象启示，天上云纹的变幻、烟的萦绕、纹乱线组合、奇石山川的花纹，给人以偶尔一得的启迪。以上这些都是紫砂壶传统的、创新的壶体造型的源和家
其次，造型有造型的神态，紫砂壶形制取裁确定以后，以工艺艺术的手法表现神态，其中一个是采用写实的手法来表现，一个是以变化的方法来处理。写实则力求形象逼真，变化经艺术手法的处置表现在似与不似之间给人以浓郁的回味，或给人有动与静的感受。
另外，一个造型还有一个造型的气度，作品的气度，亦包含着作者个性的表现和作者风格的体现、气质的体现，有的壶造型清秀飘逸，有的古朴敦厚，有的轻快明朗，有的粗犷简雅，有的对造型气度的欣赏干脆拟人化，温润如君子，豪迈如丈夫，风流如词客，丽娴如佳人，葆光如隐士，潇洒如少年，短小如侏儒，朴讷如仁人，飘逸如神仙子，廉洁如高士，脱尘如衲子。纵观造型的型、气，构成造型美，给人以先入为主的选择。
宋代龙泉窑青瓷的“支钉及工具”特征
一般认为，龙泉窑烧造工艺史上不存在支钉支烧法，然而笔者在收藏龙泉窑瓷器以来却收集到一些带支钉痕的龙泉窑青瓷残片及相关的支烧工具，这些残片和窑具都是宋代龙泉窑的产物。
残瓷原器可能为四足炉，灰黑色胎，施青灰色厚釉，釉层有开片，四足呈如意形，底部有六个支钉痕，支钉痕迹向外凸出，比较粗大，根据其排列位置，支钉应呈椭圆形排列。该器出于龙泉溪口窑。
残底，圈足外撇，胎色较白，施粉青厚釉，裹釉支烧，底部施釉较器身单薄，有五个支钉浅痕，间隔距离不太规则。
原器形可能为盘，卧足，近足处隐现莲瓣纹，施青釉，玻质感较强，成色不太均匀，釉层有开片。底部裹足施釉，根据其现存的两个支钉比例，原器应有五个支钉痕为宜。
残片为一平底器残底，施青釉，釉面有风裂纹，有两个支钉痕迹。
折沿洗残片在杭州建筑工地所拾，施青釉，从其圈足及底裹釉来看，应为支烧。
圆口小洗也在杭州建筑工地所拾，经修复，口径10.5、高3.5、足径7.4厘米，器形十分轻巧规整，圆唇外翻，直腹，浅圈足，薄胎厚釉，釉层局部有开片，呈冰裂纹，裹釉支烧，底部施釉较器身单薄，底部现留四个支钉痕，按分布比例看整器应有五个，支钉痕迹较浅较细，且间隔均匀。
残底，二层台式圈足，黑胎，粉青厚釉温润如玉，莹净柔和，做工细腻规整，裹釉支烧，底部现留两个圆形支钉痕。该标本系大窑杉树连窑所产。另，大窑叶坞底也发现过带支钉痕的黑胎、灰白胎青瓷。除了带支钉痕的残片，还有支烧托具。笔者收藏的托具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三叉形支具，比较粗糙，系手工搓捏而成，支钉呈圆锥形，较细长，三个支钉成叉形，托面基本呈圆台体，此种支具承受重物有限，但适用于支烧高度较高的器物。另一种托面为碗形，敞口，弧腹，小平底，口沿平，支钉排列于口沿，亦呈圆锥形，但较钝，支钉数3-6个不等，表面呈朱红色，色泽较浅者可能夹杂砂质。与三叉形支具相比，碗形支具制作较规整，且用淘洗过的瓷土做胎，素烧而成，胎细质坚，口沿支钉则另外添置，并可灵活调整。笔者在龙泉市博物馆也看到两例支烧具，其一亦为三叉形支具，另一支具为饼形，饼体较薄，上面有五个支钉（只留下一个，其他四个已缺），呈环形排列。这两个支烧具系从龙泉窑址采集而得，为龙泉之物无疑。
总的来说，龙泉窑支烧现象并不普遍，支钉类标本的数量非常少，但并不局限于一处，溪口、大窑均有发现，用支钉支烧的器物有黑胎，也有灰胎、白胎，有厚胎厚釉者也有薄胎厚釉器，支钉痕形状大多呈圆形，有粗有细，图6圆口小洗类似汝窑芝麻形的支钉风格则十分罕见。以标本精细程度及风格结合支钉痕来看，支烧类器物的质量水准并不在一个层次，具体烧制时间上应也有先后之别。如图7杉树连窑支烧标本，质量为诸器之首，其二层台式设计可使足底部更稳，更有利于支烧成型。黑胎青瓷由于紫金土含量较高，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瓷胎容易变形，尤其是乳浊厚釉产品，支烧难度非常大，二层台式圈足很可能是专为支烧所作的特殊处理，一般的支烧器如图2标本，只是简单将器底施以薄釉便于脱开支钉，未免有些“得不偿失”。关于支钉，最为著名的自然是汝窑，因其支钉痕小而稍扁，一头有尖，形状酷似芝麻而被誉为“芝麻挣钉”。不过，采用包釉支烧的方法并不始自汝窑，早在五代，北方的耀州窑和南方的岳州窑都已使用支钉包釉支烧，可见支钉支烧这一工艺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布基础。但历次文物部门对龙泉古瓷窑遗址发掘中，迄今也未发现支钉托具支烧的例子。这也说明龙泉窑采用支钉支烧工艺只是个别现象，而且也没有专门用支钉支烧的独立窑口，就象龙泉黑胎一样，数量不多，且与白胎青瓷兼烧。从龙泉窑的发展历史来看，也是没有支钉支烧这一工艺传统的，龙泉窑早期深受瓯窑、婺窑、越窑等周边窑系的影响，从五代北宋后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装烧方面一直以垫烧为主，垫具有垫环、垫圈、垫饼等，垫饼形状最为丰富，有碗形、浅碟式、臼状、浅盘式等等。垫烧的位置，或外底不施釉，在圈足内放小垫饼垫烧；或外底上釉，用大垫饼垫置于圈足下；或外底部刮去一圈釉，用垫圈或垫盘垫烧。而采用支钉支烧只在南宋出现过，在之后也没有被传承下来，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龙泉窑支钉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风格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受北方汝窑的影响。北宋皇宫对汝窑青瓷十分偏爱，所以南宋官窑“袭故京遗制”，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沿袭汝窑裹釉支烧的工艺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着眼，我们还可发现：1、以上所述的支烧具在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也有发现，虽然不是很典型；2、黑胎带支钉残底更是一个集中体现，黑胎的出现在龙泉窑内部发展脉络中也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却与支钉一样和南宋官窑有着微妙关联；3、由于这些残片较破碎，难以复原从而得以更全面的了解，但从修复的圆口小洗来看，此种器形在南宋官窑器中殊为常见，且做工精细，与普通民窑生产的日常生活用器大不一样。杉树连窑黑胎支烧残底的二层台式圈足更是罕见而高明的设计，普通产品只能望其项背。
如果从横向角度来看，如慈溪上林湖越窑寺龙口窑址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其南宋地层“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以支钉垫烧，釉面滋润而含蓄，呈半失透状，器类有觚、炉、玉壶春瓶、花盆、鸟食罐、象棋等，其胎质釉色、器物造型、烧成方式及仪态风神均与越瓷的传统风格大相径庭，却与北方的汝官制品颇接近”（《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20日）。这不失为宋龙泉窑支钉现象的一个参照例子，在越窑的发展历史中，虽早在东汉三国时期，就曾大量使用支烧工具，但当时的三足支钉主要作为碗、钵、碟等叠烧的间隔具，使用时，支钉向下，托面向上，以便上面放碗、盅等坯件，支钉只是起间隔作用。而后来越窑使用最多的恐怕是用泥条泥点托烧，寺龙口窑址支钉的出现与龙泉窑一样都是很突然的，都是“类北宋汝窑”、“南宋官窑”的一个重要表现。再就支钉工艺本身而言，支钉支烧虽然能使底足裹釉不影响美观，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支钉受力面尖而细，压强增大，所以承受压力非常有限，一般来说，一件匣钵只能装烧单件器物，这样一来，制作成本就大大地提高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无法承受这一高昂成本的。事实上，当时民窑器中比如碗盏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器，一般都是采用叠烧等方法来提高产量的，如南宋溪口窑所出的芒口碗。而象龙泉安仁一带的民窑，由于专烧日常生活用器，叠烧现象非常普遍。另外，支烧法从汝窑搬到江南注定存在着诸多缺陷，尤其对于浙江本土的窑工来说，他们对支烧法这一外来工艺不仅需要摸索经验，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改造。考古发现表明，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中，支烧工艺并不是唯一的装烧法，还有垫烧和支垫烧结合的方法。从器物上看，郊坛下官窑，使用支烧具的器物大都是薄釉器，而厚釉器几乎都采用垫烧，可见支钉支烧当时就存在局限性。随着南宋的灰飞湮灭，元代龙泉窑已彻底抛弃支烧工艺，再看不到带支钉痕的器物，除了刻意的模仿。这是否也从反面说明了支烧工艺的使用只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偏好，并没有扎根于本土，所以也没有被传统龙泉窑吸收接纳，而一旦消除了朝廷的干预，这一工艺也很快被淘汰。这一工艺虽有可取之处，但没有建立在节约成本或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之上，并不经济实用。相反，它占用空间，增加烧成费用，而且在烧制厚釉器物，大件器物方面都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到了元代龙泉窑，大件器物开始流行后，小小支钉根本不能承受之重，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