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中国曾以瓷器著称于世。魏晋瓷业的发展，隋唐瓷业的勃兴，为宋代瓷业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当时，全国各地官窑林立，民窑四起，瓷艺荟萃，相互竞争。各种品牌纷纷崛起，大型窑口形成窑系。
北宋汝窑青瓷丙蔡盘
宋代瓷业的辉煌成就，为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创建于帝王之手的北宋官瓷，在我国琳琅满目的瓷器世界中，可谓独具禀赋，充盈着皇室贵族非凡的艺术神韵和光彩。后世赞叹北宋官瓷乃王者之瓷，国之神器，自在情理之中。
北宋汝窑青瓷丙蔡盘底
宋代瓷业 蓬勃发展
北宋时期，改进农业技术，推广谷物种植，经济得到恢复，从而促进了手工业发展，瓷业得到了振兴，全国各地民办专业作坊蓬勃发展，各种瓷艺荟萃，技术广泛传播，使瓷业生产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
唐代白釉绿彩鱼底吸杯
宋代北方地区产瓷区域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均生产瓷器，瓷器品种丰富，生产初具规模，出现了窑烟遍地起，处处放光彩的昌盛局面。品种多样、造型新颖、富于装饰、美观实用是宋代瓷业振兴的显著特点。各地瓷器生产竞争激烈，既不断创新，又保持传统，从而赢得了当时的消费者青睐。
五代邢窑白釉虎形枕
北方瓷业兴盛，江南地区也不甘落后，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南等地，瓷业蓬勃发展，瓷器百花争艳，风格迥异。
宋代瓷业作坊遍布大江南北，形成了众多窑口窑系，精品荟萃，异彩纷呈。
兴办官窑 振兴瓷业
中国古代瓷业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宋代以前的窑厂均由民间开办，而且规模有限，所烧精品一旦被宫廷贵族赏识，则作为贡品御用，或由宫廷指派每年进贡的数量。
唐代越窑龙纹大碗
五代的柴窑对宋代瓷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加上宋代完成了全国统一，百业振兴，瓷业更加繁荣昌盛，民办作坊蓬勃发展，各窑竞争激烈，不乏精品出现，其中越窑、龙泉窑、耀州窑、钧窑、汝窑许多上等瓷器向宋朝皇宫进贡。
唐越窑青釉花瓣口碗
宫廷贵族贪得无厌，除了掠夺各窑的精品瓷器之外，还将各窑的能工巧匠集中起来，由皇宫直接兴办御窑，烧制御用瓷器供皇宫专用。
当时，越窑、定窑、钧窑、哥窑、汝窑都是民办的，官府派职官监烧，后又垄断为官窑，由官府主办，专烧御品。
北宋汝窑青瓷双鱼小洗
据《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坦斋笔衡》记述：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窑悉有之，汝窑为魁。由此可见，宫廷原用定器，其毛边可镶嵌金银，后又认为定瓷有芒不堪用，又改命汝州造青瓷，即命将作少监，在汝州监督窑务，设立青瓷窑名曰汝窑。命汝窑造青瓷，这说明汝窑的原料上乘，做工精细，改为专供宫廷御用的汝官瓷窑。定窑、钧窑、哥窑都是在原民窑烧造的基础上因瓷艺精湛被宫廷垄断为官窑的。
北宋官窑粉青葵花式小碗一对
北宋宋徽宗赵佶在汴京设立“官窑”，专烧御用瓷器。对北宋汴京的官窑，《坦斋笔衡》有文字记载：北宋大观年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名为“官窑”。总而言之，宋代兴办官窑，以及官府派职官监督窑务，对于振兴瓷业和提高工艺技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哥窑青釉弦纹瓶
瓷业兴盛 名窑林立
宋代瓷业兴盛，官窑众多、民窑四起、瓷艺荟萃、各窑竞争。在全国出现了许多名窑，然而闻名于世的首推“汝、钧、官、哥、定”五大窑系。
然而，与“汝、钧、官、定、哥”五大名窑并称的，还有八大窑系。北方有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南方有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越窑系、建窑黑釉瓷窑系。
南宋景德镇青白瓷斜倚仕女瓷枕
宋磁州窑风花雪月酒色财气梅瓶一对
宋代瓷业的工艺技术达到了历史巅峰，成就主要体现在钧瓷铜红釉烧制成功、绞胎与搅釉工艺、覆烧工艺创造与推广和宋辽三彩与金加彩的复兴、刻划花和印花的装饰技法、白地黑花装饰的采用、剔花与珍珠地划花艺术、黑瓷釉面装饰不断创新等方面。
金 磁州窑红绿彩鱼藻纹碗
瓷器输出 对外交流
我国陶瓷从唐代开始输出国外，入宋以来对外输出的瓷器有增无减。我国的制瓷技术传到世界各地，不仅为各国所效仿，而且对外进行文化交流，加强了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中国瓷器传遍世界各地。瓷器贸易的输出线路，被考古学家称为“陶瓷之路”。它包括古老的丝绸之路，还包括两条海路，其中一条是中日航线，另外一条自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至波斯湾，到达地中海沿岸各国。
陶瓷之路
英国的一位考古学家曾说过，10世纪以后的坦葛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据了解，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考古文化层的绝对年代，常常需要由所出土的中国陶瓷来精确断代。日本当代著名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中写道：“陶瓷是跨越中世纪东西方世界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由此可见，中国宋代陶瓷传播世界各地，影响深远。
相关资料表明，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输出地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泰国、缅甸；在西亚的输出地有阿曼、伊拉克、伊朗；在非洲的输出地有刚果、埃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在欧洲的输出地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瑞典、丹麦、德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均收藏有大批的中国瓷器。
宋均窑胆瓶，大英博物馆藏
制瓷技术 传至国外
世界各地出土的中国瓷器，经鉴定其主要窑口为越窑、龙泉窑、定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广东西村窑、潮州窑、吉州窑、赣州窑、耀州窑以及宋代钧窑等。瓷器种类多为日常生活器皿及陈设工艺品，专供人们欣赏和使用。
宋龙泉窑青釉塑贴双鱼纹洗
在宋代，除了瓷器产品外销，也有不少国家引进中国制瓷技术，进行仿制。如朝鲜仿烧的越窑青瓷，曾以造型工整、釉色纯正、工艺高超的特点，赢得赞誉。日本崇尚中国的黑釉茶盏，按照中国黑釉瓷的烧制技术，仿制出颇负盛名的黑釉瓷器。他们学习中国的制瓷技术，并加以创新，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宋吉州窑黑釉四凤纹梅瓶
中国瓷器的外销与制瓷技术的传播，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国家的居民，把拥有中国瓷器数量的多少，作为衡量个人财产、社会地位的象征。
宋代瓷业的卓越成就，谱写了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最辉煌的篇章，为元明清以后瓷业的振兴开了先河，更为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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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
新世纪以来，中国工艺美术的保护和发展在轮番热议中进行着：从“工艺文化”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工艺的“现代性”到“现代手工艺”，从工艺“产销合一”到“文化产业”……思想的碰撞，闪现出行业各界的信心、忧虑和历史的担当。其中，最能让人同声相应的，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特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两个问题看似老生常谈,却关乎中国工艺美术生死存亡。
浪费是缺失之源 工艺美术是人与物结合的产物。
唐宋名文天球瓶（微雕）王芝文
人才是工艺美术保护和发展的第一要素。近些年，特别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以来，传统工艺美术后继乏人的呼声迭起，高、中、初三级人才的梯队配置比例失调，专业人才的技能和文化素养普遍较低、人才分布不合理、年龄结构老化、培养渠道不畅等问题渐次凸显。
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为例，从1979年到2006年，我国共评授了365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目前已有1/5相继去世，在世的大师平均年龄约58岁，多数已进入老年。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才却在流失：截至2006年，我国共有3025名“高级工艺美术师”，仍从事工艺美术行业的只有1693人，仅占55.9%，其中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的600多人，约20%。此外，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也呈现减少的趋势。
人才缺失的另一端是人才的浪费。如今，“学艺不从艺”的青年学子日益增多，在企业改制和行业调整中下岗、改行的普通工艺师更是无以计数。以北京珐琅厂为例，这家曾有2000多工人的工厂，目前只剩下300多人，新人入行的很少。
特需资源是部分传统工艺美术赖以生存的基础，其开发与利用的现状不容乐观。
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普查报告显示，目前大多数工艺美术特需资源濒临枯竭：内蒙古巴林石已枯竭，福建寿山石、浙江青田石、新疆和田玉、广东端砚石、河南独山玉储量稀少。淄博、唐山的高岭土几乎枯竭，景德镇高品质的高岭土已相当稀少。加上批量化生产的现代工艺品对于原材料的抢占，特需资源缺乏的趋势日趋严重，部分产品被迫停产。
枯竭的另一端同样是有限资源利用上的浪费。
据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王勇介绍，监管缺失的情况下，市场的自由开放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导致了承包商对资源的疯狂开采、投资者对资源的疯狂占有。渠道的放开也造成了资源分散，加上企业准入门槛低、人才稀缺、多数传统工艺美术无法建立产品标准的特征等问题，使产品的质量监管难以落到实处，假冒伪劣、恶性竞争难以制止。
工艺美术讲究“因材施艺”。个性化形质是其特点和价值的体现，然而，长期以来，即便是陈列工艺也在批量化生产“规格货”，造型千篇一律、价格低廉，充斥着工艺美术市场。它们所占用的原材料，不但未能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也更容易因为艺术附加值低而遭废弃。
内因是艰难之本
工艺美术人才和特需资源的缺失、浪费是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中多种因素造成的。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打破了计划经济下工艺美术行业生产经营的模式，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无法适应市场而停产或破产，许多工艺师下岗或改行。行业内部的建构被冲垮，行业协会、企业、专业院校、科研机构等各谋其职，人才交流甚少。工艺美术教育与工艺美术生产结合的机制也被中断，行业与高校疏离，学院课程设置与行业需求脱节。再加上现代社会高学历及经济高度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尤其是年轻人价值观和劳动观念的改变，当他们面对师徒相承的传承方式，以及繁琐、重复、出师慢的工作状态和无法与高薪行业相比拟的工资、工作环境等条件，更容易被别的行业所吸引，就业方向也集中在北京等大城市。
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从法律和法规的层面对工艺美术大师的创作、带徒、研究等提供了保障。然而，时至今日，全国只有9个省市出台了相应的地方保护条例或办法。大多数工艺美术大师无法享受政策的惠泽。王勇介绍，工艺美术技术职称中，高校教授为高级，行业、科研机构中的高级工艺美术师享受副高待遇，而大师只是荣誉称号，在职称、工资制度中不享有任何优惠，部分地方政府给予大师的每月几百元的补贴，对于大师的创作和带徒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特需资源的枯竭和浪费，同样根源于国家经济和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文化主导了人们的生活。从城市到乡村，道路、建筑、室内外装修等各类工程的大规模开展，以及城市生活所需各类日用品，除了使用化工原料外，也大量消耗着木材、竹材、石材、陶土等原材料。对利益的追逐和消费型社会过快的消费更新观念，使人们对物的珍惜之情变得日渐淡薄，对原材料的浪费熟视无睹。
说到底，行业本身的不足，人才资源的匮乏，这些内在因素才是工艺美术行业发展的艰难所在。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近年来，“文化产业”的提出和“创意产业园区”在各地的兴起，让工艺美术业内人士满怀期待又有所思虑。
作为经济产业，工艺美术曾经在上世纪50年代成为“石头加人工等于外汇”的行业；作为文化事业，工艺美术曾经在90年代掀起“文化热”时，被纳入地方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之中。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工艺美术的绝大部分市场曾经并仍处在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之中。不能否认它在每一个特定时期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但是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低廉的、非自主知识产权的粗放型的生产和经营的繁荣，对于传统工艺美术来说，并不是它的兴盛。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许平认为，应当避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将工艺美术的命运系于单一市场、听命于外力控制的急起骤落式的“峰端效应”，促成蓄势待发、积水成潭的理性“峡谷效应”，从“资源型”转向“魅力型”——工艺美术品与资源有着天然的关联，但不应单纯靠“资源”增值，应该将其价值定位转向由于设计的成功与加工的机巧而产生的产品魅力，才能求得平稳长久的发展。
这首先需要国家推动各地《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的落实及有关政策的出台，建立监管机制和市场准入制，规范市场，激活用人机制，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需要行业各界的合作、交流，让专业院校的教师、学生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走近企业和市场，让工艺美术大师和技艺传承者真正走入大学，各界人士勉力共行；还需要工艺美术人才深研传统却又不拘于成规，将手工精神融入生活，突破上世纪以来新的创造和生活分离、研究又和新的创造分离的困境，走出长期停留在清代风格之中少有变化和创新进入“推陈才能出新”的误区……
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十字路口，中国工艺美术须拂去历史和文化撞击中的躁动，坦然横跨传统与现代文明，在经济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找到平衡，方能达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远景。
景德镇加快建设陶瓷工艺美术之都
景德镇市是世界最早的手工业城市之一，是中国陶瓷产业的集大成者，代表我国陶瓷行业的巅峰水平，由陶瓷艺术家引领的陶瓷创意设计底蕴丰厚，陶瓷艺术和陶瓷产业在创新中发展，已具备申报创意城市，陶瓷手工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都的基础条件。
民革政协委员陈根荣说：“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瓷都，陶瓷艺术历经千年而不衰。申创创意城市手工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都不仅对于景德镇市今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江西全省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目前，我省已将文化创意产业规划为战略新兴产业，景德镇申创创意城市手工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都的成功，不仅可以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交流和展示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推动景德镇在大开放中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同时，对于提高我省的知名度和软实力，促进全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无疑也将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陈根荣说。
申创手工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都需要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共同推进。为此，陈根荣建议，成立支持景德镇申创手工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都办公室，合理规划和改造陶瓷产业集群，提升传统工艺，做大陶瓷总量；支持景德镇对陶瓷物质文化空间载体的保护。
“搭建形式多样的陶瓷创意交流平台，除了瓷博会之外，采取更多样的形式，如规划建设陶瓷创意游览区，打造面向全球的陶瓷创意中心，建设陶瓷艺术研修院等。”陈根荣建议省旅游部门与景德镇市政府联合将景德镇老城区内的老陶瓷工厂与生活里弄进行改造，开辟陶瓷生产游览区，实施陶瓷里弄游，仿照北京的胡同游，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陶瓷老街旅游项目。
“省财政可参照推进三清山、龙虎山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做法，设立专项基金，用财政政策来支持景德镇市申报创意城市手工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都的工作，使申创工作能顺利进行。”陈根荣说，并结合申创工作，对景德镇市名优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产品尤其是陶瓷手工艺产品展示其艺术魅力，将名优工艺美术产品作为政府指定礼品。加强对传统手工艺产品保护和创新开发，鼓励对优秀传统制作技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五）
朝廷在镇设置御窑。明朝统治者为满足奢侈的需要，于明洪武二年(一说是洪武二十五年)在景德镇的珠山之麓建置了御窑厂。初设时有窑20座，宣德(公元1426—1435年)间增至58座。明中、后期最多时达80座。据王宗 沐《江西大志·陶书》载：“御器厂中为堂(正厅三)，后为轩(穿堂一)、为寝(后堂三)。寝后高阜为亭(扁曰 兀然，今改为纪绩)。堂之旁为东西序(各厢房三)，东南有门(三)，堂之左为官署(大门三、厅堂三、东西廊房六)，堂之前为仪门(三)、为鼓楼(三)、为东西大库房(各六、内外库八)、为作(二十三)：曰大碗作(房七间、小泥房七间)、曰酒盅作(房三间)、曰碟作(房八间、小泥房四间)、口盘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盅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印作(房十间、小泥房四间)、曰锥龙作(房一间)、曰画作(房一间)、曰写字作(房一间)、曰色作(房七间)、曰匣作(房三十三间)、曰泥水作(房一间)、曰大木作(房五间)、曰小木作(房五间)、曰船木作(房二间)、曰铁作(房四间)、曰竹作(房二间)、曰漆作(房三间)、曰索作(房—间)、曰桶作(房一间)、曰染作(房一间)、曰东雅作(四十六乘)、曰西破作(一十六乘)……厂之西为宫馆，东为九江道，为窑(六)：曰风火窑、曰色窑、曰大小黄窑(连色窑共二十座)、曰大龙缸窑(十六座)、曰匣窑、曰青窑(四十四座)。厂内神祠三(曰帝、曰仙陶、曰五显)。厂外神 祠一(曰师主)。井二(一在南门内，一在锥龙作)。为厂二(曰船柴厂，屋十间；曰火柴厂，屋九间)。放柴房(八十七)……”。这段文字较具体地记述了明代中期御窑厂的宏大规模。御窑厂工匠夫役共分三类：第一类属官匠(匠籍)性质，约有四百名左右，分别编 入以上六种窑座和二十三种作坊中服役。这类人员为御窑厂生产技术的骨干力量。第二类属编役性质，分上工夫和砂土夫两种，前者共有367名，后者共有190名。第三类属雇役性质，主要是绘画艺人和烧龙缸的大匠”、敲青匠、弹花匠、裱褙匠等，这类人员为数不多。御窑厂的生产计划，平时由工部营缮所下达，这类计划称作“部限瓷器”。有时因御用需要，则临时增加生产计划，这类计划称作“钦限瓷器”。其时每件瓷器的烧造费平均为白银一两左右，嘉靖间每年烧造瓷器十万件以上，每年花去的白银高达十万两左右。瓷器烧成后，分水、陆两路运往京城。
生产作坊更为先进。据文献记载，明代景德镇已出现制瓷大作坊。这种大作坊，就是清代及民国时期制瓷作坊的前身。关于这种作坊的布局与构造，笔者将在民国时期的瓷业中详述。
制瓷工艺继续精进。据《天工开物》载：“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其工艺之精细，由此可见一斑。陶瓷考古成果也表明，明代手工制瓷的分工和操作方法也较前有所改进。例如：施釉方面，开始采用了荡釉、蘸釉、浇釉、吹釉等方法；成形方面，开始采用了“二次印坯”、“二次利坯”的方法。
青花装饰水平有所提高。首先是官窑的青花装饰有明显进步。洪武时，因受战争影响，进口青料的供应曾一度中断，这时官窑绘画青花只能使用国产青料，因此所烧造出的青花一般偏于暗黑，其时的青花图案已改变了元代层次多、花纹满的风格而趋于多留空白地。永乐、宣德官窑所产的青花瓷，瓷质精细，色泽浓艳，造型各异，纹饰优美，被称为我国青花瓷的黄金时代。这时官窑绘画青花所用的青料，大都为郑和出航西洋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此料含锰量低，含铁量较高。含锰量低，可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能烧成象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而含铁量高，又往往会使青花上面出现黑色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共存于纹饰上面，煞是好看，被视为难以模仿的成功之作。成化官窑早期绘画青花仍采用苏麻离青，后因此种青料货源断绝，不得不改用国产青料。当年绘画青花多采用乐平县产的 陂塘青，此料虽含铁量较少，但由于经过精细的加工，故在适当的温度中仍烧成了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的蓝色，从而形成了成化青花的典型风格，青花纹饰更趋轻松潇洒。弘治官窑烧造的青花瓷，呈色、纹饰与成化的大体相似。正德官窑烧造的青花瓷，色泽浓中带灰；瓷器胎骨厚重，釉色闪青；器型趋于多样化，大型器物增多。嘉靖官窑烧造的青花瓷，青花呈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凝重、鲜艳之色泽；分水技汝已成熟；青花料的配备比较恰当。 隆庆官窑烧造的青花瓷，呈色、纹饰与嘉靖基本相似。万历早期官窑烧造的青花瓷，色泽、纹饰与嘉靖、隆庆大致相同，但中后期青花的色泽不及嘉靖、险庆那样浓艳。花次是民栅的青花装饰水平有很大提高。明前期，民窑烧造的宵花瓷，色泽大都比官窑的灰些：纹饰多为菊花、牡丹、 孔雀、折枝莲、莲池水禽之类，基本不见龙纹，这与明早期“严禁逾制”的规定有直接关系。明中期，不少民窑产的青花瓷基本接近官窑的水平。但从总体上看，其时民窑青花瓷的色泽仍基本偏灰。明后期，省些民窑所产的青花瓷不仅胎、釉与官窑的产品同样精细，而且在纹饰上亦冲破了官方的有关规定，已开始绘画各种形态的龙、凤了。明末期，民窑烧造的青花瓷，虽色泽不如嘉靖、万历官窑及民窑所产青花那么鲜艳，但在装饰题材方面却完全突破了 万历官窑图案规格化的束缚，烧出了大批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气息的青花作品。
釉里红装饰继续进步。明代烧造的釉里红瓷器，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都超过了元代，传世作品主要有梅瓶、玉壶春瓶、墩子式大碗、盖罐、瓷盘等。其时尤其以宣德御厂生产的釉里红瓷最为成功，其色婉如色泽鲜艳的红宝石。
烧成了玲珑瓷及青花玲珑瓷。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成化时，景德镇又在碧绿透亮的玲珑周围配以青翠幽雅的青花装饰，造出了十分精细的青花玲珑瓷。从近年在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器厂的成化地层中采集到的玲 珑残器来看，“不仅其玲珑眼大如黄豆，而且极平整，若用手抚摸，很难找到玲珑眼的部位，用眼观察，亦难发现其与一般青花瓷的相异之处，但若对光——照，透明的玲珑便跃然眼前。其技艺之高超，足以令人咋舌，即使是在数百年后的今天，要造出这般绝纱的青花玲珑瓷器亦非易事”。当然，由于玲珑瓷制作难度大，在当时还只能少量制作，仅能令供宫廷御用，民间人士断难得见。
釉下彩绘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成化时创出了“斗彩”装饰。其装饰方法大致为：先用青花料在坯体上画出花、鸟等图案之半体，然后在坯体上施以釉浆并入窑焙烧成瓷，再用彩料在瓷面补绘图案之另半体。这种“斗彩”装饰，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为绚丽，更为活泼。斗彩装饰以成化时的最为著名，其瓷胎细腻洁白，釉层莹润如脂，色彩鲜艳明快。二是创出了“填彩”装饰技法。其方 法大致为：先用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出纹饰之轮廓，然后在坯体上施以釉浆并入窑焙烧成瓷，再将彩料充填于青花轮廓之中。三是创出了青花五彩。嘉靖时，景德镇又在斗彩、填彩的基础上创出了以釉上彩为主、青花为辅的青花五彩装饰。四是正德时创出了红地金彩装饰。
颜色釉装饰取得显著成就。高温颜色釉方面，永乐时御窑厂成功地烧出了“鲜红釉”，亦称“祭红”。这种色釉，釉厚如脂，光莹鲜艳，享有“永乐之宝”美誉。宣德时烧出了“宝石红釉”，其胎细腻坚致，釉汁晶莹红润。永乐时御窑厂在学习、借鉴宋龙泉粉青釉造法的基础上，创出了一种“翠青釉”，釉色酷似刚吐绿叶的新篁，娇翠细嫩，晶莹光润。宣德时在学习、借鉴宋代汝窑造法的基础上，烧出了尤为精美的天青釉。成化时模仿宋代哥窑之制法，造出了足以乱真的仿哥器。低温颜色釉方面，弘治时，黄釉烧制得特别好，可以说冠绝一时。明中期以后，陆续创出了“烧黄釉三彩”和“素三彩”等装饰。正德时，烧出了釉薄而艳丽的“孔雀绿”，亦称珐翠釉。其时人们常将此釉与珐黄、珐紫等釉配合使用，这种综合性装饰，称为“珐花三彩”。嘉靖时，又创出了色似瓜皮的“瓜皮绿”、通体布有细小纹片的“鱼子绿”及矾红釉。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十一）
厂房设备依然简陋。这—时期瓷业的生产条件几乎没有什么改善，厂房、设备均与清代大体相同，十分简陋。
制造陶瓷仍沿旧法。从原料开采、制匣、制坯、釉下装饰、烧瓷到彩瓷、烤花、包装均基本沿用清代之旧法，仅有极少一部分工艺在清代的基础上有所改进。
旧社会，瓷业工人的生活十分困苦。下面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几个方面来谈谈昔日瓷业工人之生活状况。
解放前，瓷业工人穿的普遍是用家机白土布(农村自纺自织的—种粗劣棉布)缝制的衣服。春、秋两季，多数工人是两件单褂重起来穿，再冷点就另加穿一件土布背搭(棉背心)。冬季上身穿的是破棉袄，腰问缚上—条带子，下身穿两条单裤。过春节时才穿上一件长棉袄，多数老工人 穿的棉袄还是结婚时缝制的。青少年徒工穿的棉袄多是用父母的旧衣改制而成，有的甚至是祖父穿了父亲穿，父亲穿了儿子穿，哥哥穿了弟弟穿，棉袄上面补钉加补钉。过去，瓷业工人中流传着一首十二月歌，歌云：正月机房教子，二月张生起程，三月山伯访友，四月四九问路，五月群英集会，六月夜晃白袍，七月徐庶荐葛，八月画眉跳巢，九月夜打登洲，十月五瞎子算命，冬月魁星点斗，腊月海螺丝打瓜精。其中“六月夜晃白袍”一句，说的是每年六月，天气炎热，工人下班后才穿一件竹布褂子上街晃一晃。一般每个工人只有件把竹布褂子，头夜穿了次日洗，衣服干了夜晚再穿。那么白天呢？那时候天热工人一般是上身打赤膊，下身穿短裤。不是工人不愿穿着上衣 干活，而是所赚的工钱连老婆孩子都供不起，哪还有钱缝制那么多的衣服呢？雨天，多数工人没有胶鞋穿，天气暖和时一般是打赤脚行走，天气寒冷时便穿一双“干湿鞋”(一种用布做成的鞋，鞋底上钉了很多铁钉，鞋面上涂了很多层桐油)。
过去，瓷业工人吃的通常为“粳颈红”，那是一种很糙的米，不仅米糙，而且经常吃发霉变质的米。那年月，平日工人是没有—片肉见面的，每隔10天 才有一次肉吃，每次每人4两(16两制)。
解放前，瓷业工人的家属多数在农村，单身职工多住在作坊楼上，用两条木凳一搁，凳上摆放一些托坯料板，这便是床。多数工人没有垫被，夏、秋是—床棉被—边垫—边盖。到了隆冬，老板才赐—点稻草垫床。那时候， 坯厂环境卫生极差，蚊子、臭虫、跳蚤特多，多数工人又无蚊帐，工人发病的很多，每当传染病曼延时，有的工人便因得不到治疗而死去。
昔时，单身职工每年春节前后都要返乡一次：可那时路生很不安全，波阳地界的金盘岭碧山、梨树下、盐山等地均属强盗土匪出没之地，如若返乡时遇上土匪，不仅—年辛辛苦苦的积蓄要被抢劫一空，甚至有被打伤、打死的可能。
民国时，瓷业中的女工较少，只有针匙、灰可器、画瓷几个行业中有女工。那时女工生小孩，不但停发工资，而且连饭也不能多吃老板一天的。如若你想保住工作，须自己设法请教做(临时工)代班。女工们为了生活，一般产后仅休息十天半月就上位下活。
旧社会，瓷业工，人—日不工，—日 不食。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得常年上位干活。—些无儿无女的工人，年纪—老就只有沿街讨饭，甚至冻死街头。
早年，工人得了病，—般都无钱医治， 常常是带病干活，身体越拖越垮，最后卧床不起，被病魔夺去生命。据老工人讲，解放前镇内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本镇绣球弄有个姓周的圆器业主，他厂里的一个姓吴的打杂工人—天晚上突然“死”去，业主当即吩咐工人连夜将他抬往山上去埋，抬至河边时，骤 降大雨，抬“尸”的人为避大雨，遂将“死尸”搁于河边，打算天亮后再抬走掩埋，大家便回去睡觉了。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有人叫门，仔细听去，竟是那位被搁于河边的“死鬼”的声音，众人听了，都以为是鬼来了，谁都不敢去开门，一个个蒙着头睡觉。次日清晨，伙佬上班弄饭时发现这个“鬼”竟端坐在厂门口，他大吃一惊，掉头就跑。可那“鬼”却大声地呼喊着：“不要怕，我没有死! 我是劳累过度而昏死过去，被大雨淋醒了才跑回来的! 这个姓吴的打杂工，说完后泣不成声。当年象这种活人被当成死人埋的事时有发生。走访中，老工人还同我讲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镇上有个名叫段道寿的画坯老工人，由于年迈体弱，无人雇他干活。他有个儿子名叫段银生，当时在一个姓陈的厂家画坯。银生赚得的工资，勉强可以维持他和父母的生活。可是后来银生患了痢疾，接连一个多月都未上班，老板便把他辞退了。为了给年迈的父母寻找吃的，他带病沿街讨饭，结果病情一天天 恶化，最后病死在破庙里。段道寿夫妇失去了儿子，生活无有依靠，没过多久，竟在一个夜晚双双同时死去。究竟是病死、饿死还是自尽，人们不得而知。
解放前，制瓷业和烧瓷业内部有这样一个行规：若工人死在厂里，棺材便由老板出钱购置，并要负责埋葬。因此老板都生怕工人死在厂里，若是某工人接连病—了几天不能起床，老板就要亲自找这个工人谈话，很“关心”地劝某工人快快离开镇上，到乡下去换换运脚。表面上是“体贴”某工人，实际上是叫你快快离，免得死在他的厂里。一般工人也都清楚，既然老板下了驱逐令，也就只好离厂了。可是，一些平日毫无积蓄的穷工人，病了哪能长途行路? 雇人用土车推又怎能付得起钱? 没法，只得白天讨饭糊口，晚上露宿街头，一旦病情恶化，只有死在街头。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二）
烧瓷窑场日益增多。蒋祈在《陶记》中写道：“景德镇陶，昔(注：指宋代)三百余座”。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对景德镇的古代窑址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查明在湖田、杨梅亭、三宝篷、南山下、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月光山、白虎湾、柳家湾、牛屎岭、枫源、李家坞、宁村、半路港、寺前、盈田、汪村、枫湾、山坞里、凤凰嘴、周路口、落马桥、赛宝坦、现新村东路、现轻工业部陶研所、现陶瓷学院、董家坞等30多处均有宋代的窑址，可见其间景德镇的瓷业已相当兴旺。
器型品种逐渐增加。宋代，器型品种已发展到鼓腹碗、葵口碗、葵口折腰盅、葵口碟、圆口碟、花口瓜棱小碟、葵口卧足小碟、茶盏托杯、喇叭口瓜棱执壶、洁口瓜棱执壶、酒壶、葫芦执壶、子母盒、盖钵、折肩钵、盖罐、盖缸、三足香炉、镂空香熏、谷仓、盏托、灶、碾、碓、象棋子、骰子、荷叶口瓜棱形瓶、梅瓶、直口弦纹梅瓶、葫芦瓶等数百种。
陶瓷装饰颇为讲究。其一，创出了影青釉刻花瓷。影青釉，釉色白里泛青，透过釉层，可窥见刻在釉下瓷胎上的各种花纹，清淡秀丽，古朴典雅。当年刻于影青瓷上的花纹多为牡丹、莲花、鸭纹之类。工匠所刻的牡丹，“或茎蔓缠绕，花叶连绵；或两枝相交，花朵环抱；或一枝独放，姿容娇 娆；或双花对开，婀娜俊俏”。工匠在刻莲花时，常先用铁刀在坯体上刻出花叶轮廓(其刀痕较宽且较深)，再用蔑刀在坯体上刻出花脉叶筋(其刀痕较窄且较浅)，使莲花颇富立体感。工匠所刻的鸭纹，多为池塘游鸭，其中又以月夜游鸭纹最为生动，“但见皓月明空，微波荡漾，芦苇轻摇，双鸭并列仰首缓游，极富诗意”。其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仿汝窑之造法，烧出了天青、蟹青、豆青、茶叶末等色釉瓷器；仿官窑之造法，烧出了月白、大绿等色釉瓷器；仿哥窑之造法，烧出了百圾碎釉瓷器；仿钧窑之造法，烧出了朱砂红、海棠红、梅子青、玫瑰紫、天蓝、姻脂红、火里红、窑变等色釉瓷器。其三，创出了大批造型各异的影青釉瓷雕。这些瓷雕中，既有供供奉的观音，也有供陪葬的男女侍从 俑、守护武士俑、舞乐俑等瓷俑及十二生肖；既有供玩赏的小动物、骑马人，也有供枕头用的孩儿睡莲枕、狮子戏球枕，等等。
瓷业分工更为细致。宋时的制瓷行业已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分工细致的手工业。瓷石、匣钵及模具原料的开采，泥墩、釉墩和釉灰的生产，匣钵、模具的制造，也已从制瓷业中离析出来，成为服务于制瓷业的独立行业。同时，在各种瓷业作坊内，也已有了较细的分工。
装烧工艺有新进步。宋早期，装烧工艺已进化为“仰烧”，其装烧情况大致为：把一个用粘土加粗料制成的垫饼放入已烧成的匣钵内——用双手托起碗坯(碗口与匣壁之间的空隙约为3．6厘米)装入匣钵，把碗的圈足套在垫饼上——把装有碗坯的匣钵逐件套装送进窑室焙烧。这种仰烧法，与五代时的支钉叠烧法相比，有如下优点：(一)使用匣钵装坯，制品在焙烧过程中受热均匀，釉面不易被烧窑时的尘渣污染，使瓷器的废品率比五代时大大降低。(二)使用匣钵，可以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竖向空间堆叠制品，使窑室的装载量比五代明显增大，焙烧瓷器的费用比五代有所降低。(三)为了不使在高温下收缩的制品与不收缩的匣钵直接接触，陶工们使用了小于制品圈足的泥饼作支垫物，使烧成的器物釉面比较完整，碗盘的外观质量比五代的大为提高。宋中期，装烧工艺继 续进化，出现一种“垫钵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用瓷泥作好内壁分作数级的盘或钵状物、一一为避免碗口与垫阶粘结，在钵盘状的垫阶上撒上薄薄一层耐火的针状粉末(注：经陶瓷科研部门测运确定这类粉末就是谷壳灰。这种耐火材料，一直沿用至今)——先把一件口径较小的芒口碟扣在钵(盘)状物的最下一级上，再依次扣置直径由小而大的碗坯——把一个泥质的垫圈放在平底匣中把扣好了碗坯的钵(盘)状物放在垫圈上即可堆叠装窑。这种“垫钵覆烧法”的优点是所烧制品比仰烧制品的变形率有所减少，缺点是其垫钵只能装烧由小而大、规格不一的产品。 宋后期，陶工们又发明了一种“支圈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大而厚的泥饼为底——把一个用瓷泥作成的断面呈“『”形的圈圈放在泥饼上——在圈圈的垫阶上撤上一薄层谷壳灰——把碗坯的芒口放在垫阶上，将32个左右的碗与圈，一圈一碗地依次覆盖，把圈心下凹的泥饼翻转过来覆盖在最后一个圈上，即组成一个上下直径一致的外观上的圆柱体——用稀薄的耐火泥浆涂抹外壁，用以连接垫圈、封闭空隙，再压装窑。这种“支圈覆烧法”的优点有五：一是，不须依赖匣钵就能装烧同一规格的产品；二是，比匣钵仰烧法增加装烧密度(竖向)4倍以上；三是，能减少产品变形；四是，能节约焙烧燃料；五是，能节省耐火材料。这种装烧方法虽然在宋代曾风行一时，但是由于它会致碗、盘造成芒口，故在当时未能完全取代仰烧法。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九）
清前半期，景德镇陶瓷界名人辈出，其中尤为杰出的有：
吴麂 字粟园，安微省歙县人，清初绘瓷名家。吴氏善绘山水，同时善仿越窑的秘色器。他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吴窑”，与当年官窑中的唐窑、郎窑、年窑齐名。
臧应选，清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清康熙十九年(1650华)，清朝廷派遣 臧应选等人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御器。在他督陶的7年中，御窑厂所造瓷器各色俱全，其中尤以鲜红、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最佳。臧氏督造时，其窑称为“臧窑”。
郎廷极 字柴垣，清康熙间的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陶官(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年，兼职督陶7年)。郎氏对陶瓷史研究颇深且酷爱古器。郎氏督陶时，其窑称为“郎窑”。清人刘廷玑称郎窑乃“柴垣中亟公开府江西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又称郎窑所造的描金五 爪双龙酒杯、脱胎碗等器“诚可谓巧夺天工矣”。当年郎窑所创的一种红釉瓷器，极为名贵，被称为“郎窑红”。此外，郎窑还创烧出一种颇为珍贵的素三彩。
唐英 字俊公，别号俊公、俊公氏、隽公、叔子、蜗寄、蜗寄老人、陶成君士人、陶人、榷陶使者等。关东沈阳人，生于1682年，卒于1756年，清代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唐英自康熙三十六年起，供役养心殿(宫廷手工艺作坊)长达20余年，对工艺生产非常熟悉。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奉命驻景德镇协理陶务，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十一月，结束陶务离镇。他在景德镇协理陶务的15年中，为发展陶瓷生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记载，雍正六年秋季，唐英一到景德镇，便来到瓷工当中，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制陶的要领。在此基础上，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绘制《陶成图》。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著成《陶成纪事》。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撰成《陶冶图说》，并制图20副，对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总结。唐英的这些著作，对指导、促进景德镇的瓷业生 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镇督陶期间，唐英还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传世作品甚多，他的力作“白地墨彩篆书寿字笔筒”、“行书笔筒”、“冬青釉隶书瓷板”、“粉彩三果盘”等，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处。为纪念这位曾为发展景德镇瓷业生产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督陶官，1987年有关部门在市郊盘龙山兴建了一座庄严、古朴的“唐英纪念室”，室内陈列了唐英的画像、塑像及著作。为使后人了解唐英的事迹，广播电视部门还专门拍摄了一部《督陶官——唐英》的电视故事片，该片于“第二届中国瓷都——景德镇国际陶瓷节”前夕摄制完毕，节日期间在景德镇电视台正式播出。
年希尧 清雍正间的淮安板闸关督理兼管景德镇御窑厂窑务。在他兼管窑务的l0年中，其窑称为“年窑”。当年，“年窑”所造瓷器“极其精雅”，“琢器多卵色，圆器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堆暗花，玲珑诸巧样，仿古创新”。这段时间，发明了不少新的色釉，其中尤以胭脂釉瓷为最佳，其胎骨极薄，在器外胭脂釉色的映照下，器内的白釉也隐隐透出粉红色，极是好看。清人查俭堂在《年窑墨注歌》中称道：“国朝陶器美 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
乾隆后期，景德镇的瓷业开始走下坡。嘉庆初，御窑厂生产的品种和数量远不及乾隆。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华 半殖民地，在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统治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景德镇瓷业也每况愈下。
道光时，生产规模骤缩，一些优秀工匠及绘瓷艺人纷纷离去，制瓷水严大为降低。咸丰初，御窑厂还烧制有限的御瓷和祭品，成丰五华后便基本停烧。
同治时期，御窃厂所制瓷器大都为宫延婚喜寿庆用瓷。同治七年，江西巡抚为官廷在景德镇烧造瓷器7294件，作为同治皇带大婚礼时的用品，其中以海碗、大碗“、中碗、汤碗、黄酒碗、酒杯、汤匙和大中小盘、碟等餐具为主，餐具以148件为一套，属晚清宫室中式餐具的典型瓷器。同治九年．御窑厂专为慈禧用膳处烧制了大鱼缸、灯笼尊、花盆等约万件。
光绪时期，御窑厂陆续为清官及东西陵制作了数量”可观的精美瓷器和祭品。光绪元年和二年先后为宫内各殿烧制过大量的御用琢器、圆器瓷器。光绪十年，仅为慈禧五十寿辰而制的赏赐用瓷便花去白银一万五千两。光绪二十年为慈禧六十痔辰大典烧制了两批瓷器，第一批瓷器耗银八万九千九百两，第二批瓷器又耗银三万八千五五百两。光绪三十年为慈禧七十岁“万寿庆典”烧制成套餐具等瓷器又耗银三万八千五百两。这几次所生产的瓷器，其花色、瓷质都是很不借的，其中署有“天地一家春”、“长春同庆”、“吉祥如意”、“永庆长春”款的瓷器，均为精品，宣统时御窑厂仍沿袭光绪旧制。
宣统二年，为东西陵烧造供器、爵、罐、盘、碗一批，多为白釉素瓷，制作精良。同年(公元1910年)，景德镇成立江西瓷业公司，设本厂于景德镇，设分厂于鄱阳，在分厂中建一学堂—中国陶业学堂，以培养新的技艺人员，并拟用机械制瓷，煤窑烧瓷。1911年后，因款源中断，分厂倒闭，陶业学堂则改为江西省立。
鸦片战争后，门户开放，资本主义国家的洋瓷大量拥人我国，中国反而成了洋瓷的倾销市场。道光后，景德镇瓷器在国内的市场越发缩小，惟美术陈设瓷、仿古瓷在国内仍享有较高声誉，据有广阔市场。清末，国外帝国主义入侵，国内清政府腐败，动乱四起，使景瓷外销受到严重影响。《江西通志稿》云，咸丰十一年(1861年)，景瓷输出量为9848担；同治时输出量最多的年份是同治三年(1868年)，为583l担；光绪时，输出量最多的年份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为6785l担，最少的年份是光 绪四年(1878部)，仅5046把。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同、光两朝，瓷器出口极不稳定，起落之间，竞相差十倍以上。
清代后期，景德镇与国内外的技术交流日渐减少，其中较为突出的仅有这样两例：一次是清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法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专程来景德镇考察。在镇期间，对当地的瓷土矿藏及地质结构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调查。回国后，他发农了1篇专门介绍景德镇制 瓷用的瓷石和高岭上的文章，将高岭村产的高岭土第—次公诸于世。从此“高岭”一词便成了国际矿物学中的—个专用名调。另一次是清后期，景德镇在学习、借鉴西洋瓷雕造型、装饰的基础上，造出了—大批哈巴狗之炎的瓷雕。这类瓷雕出口后，颇受外国人欣赏。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一）
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就已开始了陶器的制作。至商周时期，陶器已进化为原始瓷器。后经两千多年的演进，至东汉原始陶瓷已进化为真正的瓷器了。
景德镇虽为我国历代著名瓷都，但它制陶的历史却不及国内某些地区悠久。据《陶纪》、《格古要论》、《天工开物》、《陶冶图说》、《景德镇陶录》、《江西大志》、《浮梁县志》、《南窑笔 记》等古籍记载，皆说景德镇制陶始于汉代。
古代，景德镇曾称昌南。《景德镇陶录》载：“楚之长沙属有醴陵土碗，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黄而糙、或微黑，碗中心及底足皆无釉……正如吾昌南在汉时。”由此可见，当时景德镇所产之陶器，尚属粗糙之品，“只供 迩俗粗用”，并不远销。
东晋时，有位名叫赵慨的人，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西当过官。此人为人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后为奸臣所害，降职贬官，隐居于景德镇。来镇后，他运用在浙江了解和掌握的越窑制瓷技艺对景德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人们尊敬他，爱戴他，称他为“制瓷师主”。赵慨死后，瓷工们为了纪念他，在镇内建起了一座“师主庙”。明人詹珊曾为该庙作了一篇《师主庙碑记》，碑文说，明洪熙中(公元1425年)，镇民在御器厂内建了一庙，名为师主庙，奉 祀晋人赵慨为制瓷师主。此后，这一记述一直被人们视为晋时景德镇烧造的制品已由陶器进化到瓷器的一个佐证。
到南北朝的陈时，景德镇的瓷业已开始为朝廷所注意。陈至德元年(公元583年)，陈叔宝登上皇位，在建康(今南京)大造宫室，令新平镇为华林园烧制陶瓷柱础。当时，新平镇已制出雕楼精致的陶础，只因强度不够而未被采用。虽然烧造的陶础未被采用，但景德镇的名声却因此而传开了。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成功地造出了琉璃瓦。随着烧成温度的提高，使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步 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隋大业中(公元605—617年)，景德镇终于首次烧出了两座狮象大兽并为显仁宫所采用，它标志着此时景德镇制瓷水平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人唐后，唐王朝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到玄宗时，朝廷又广泛推行了萌芽于南朝的“和伊”、“和市”以及与此相关的“以资代役”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对包括瓷业在内的民营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景德镇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烧造瓷器的名窑，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二：一为镇民陶玉所办之“陶窑”。该窑所产瓷器“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陶玉将所产瓷器载 入关中，进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一为镇民霍仲初所办之“霍窑”。该窑所产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使景德镇瓷器一举名天下。
由于当时的景德镇名窑辈出，瓷器精美，遂引起朝廷的关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置陶政，监陶进御，并即镇置县，号曰新平。
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景德镇隶属饶州，其时饶州刺史元崔做了一批上好瓷器，进贡朝廷，特地委托大文学家柳宗元代他做了一篇《进瓷器状》，状云：“并艺精诞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大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上 铏之德。”寥寥数语，赞美制品的精巧，既无粗劣毛病，又无陶器声响，且结合天地间刚柔气质，能保持长期的致坚，堪称是美好的器物。
唐代，景德镇不仅陶瓷生产有长足进步，而且瓷器销售市场也大为拓展。据《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载，唐时景德镇瓷器已扩销到南方、北方和西南各地。考古成果表明，唐代瓷器向海外输出的线路主要有二：一条沿古代丝绸之路的陆路，由西安经新疆运往亚细亚及波斯等地；另一条自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达波斯湾及地中海各国。
关于五代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至今尚不见古籍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古窑址调查表明，五代的瓷业已初具规模。调查中发现，五代景德镇窑址共有18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和今市区范围。南河两岸有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罗山、盈田、枫树山、月光山、寿安、湘湖等古窑址；市区有落马桥、十八渡、董家坞、李家 坳等古窑址。这些古窑规模都较小，窑址遗物堆积仅有1—2米厚。有关考古专家认为，当时的坯场和窑场是同处一地的，造坯和烧窑尚未分开。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各窑生产的品种主要有碗、盘、碟、执壶等日用陶瓷，大都为青瓷和白瓷。经测试，证明五代时所产白瓷的白度已达70度以上，且吸水率、透明度较好，瓷质在当时居全国之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杨梅亭五代古窑生产的白瓷进行测试后，确认其胎中的AL20316．03％，与景德镇产的瓷石A120 3的含量一致，属瓷石单一原料成形。
有关考古专家经过细心考察后，认为五代制瓷的工艺流程大致为：淘泥、练泥——辘轳车拉坯成形——坯稍干后，圆器过范整形，葵口碗同时削出葵口和压出瓜棱——施内釉——外壁利坯——挖圈足——沾外釉——取釉——以支钉垫隔重叠装上垫柱人窑(均未使用匣钵装烧)一一龙窑式的窑炉烧成(烧成温度约在l150℃——1200℃)。
五代生产的瓷器多种多样，主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青瓷与五代越窑器胎釉相似，几乎可以乱真；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接近现代瓷的水平，为我国同期瓷器中质地最优秀的产品。瓷器品种主要有壶、碗、盘三类。碗、盘多为大足唇或花口；壶多为长颈喇叭口，壶身较高，腹部多作反棱形。
五代的碗类既有弧壁与斜壁之分，又有大小与高低之别，如果把它同今天常见的口径等大的同类产品比较，其圈足与口径则显得十分奇特：碗的口径与足径之比约为1：0．49(现今的约为1：0．36)，足径仅为口径的l／2；足高约为通高的l／10(现今的约为l／8)；足壁厚约8毫米(约为现今的3倍)。如果以今天的审美与实用要求来衡量，五代碗类显然因足径过大、足身过矮而显得不够匀称，也因足壁厚而叫人感到粗笨。五代人为 什么要这样来设计足圈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五代瓷器烧造工艺的考察，发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装烧方法有关。现今的碗类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而五代采取的则是重合迭烧，“碗足如作成现今的式样，坯件在重合堆迭时必因足的直径太小而重心不稳，在焙烧的过程中极易倒塌。而把足径放大一点，底面积就会相应地增大；足身作矮，重心就会降低一些，这样的碗坯在迭烧时就可以减少因倾斜粘釉而造成废品了”。把足壁作厚，则是为了安装支钉，因为重合堆迭的碗坯在焙烧时下层的荷重量大，如不把足壁作厚，其足壁的下端与间隔制品的支钉接触面小，负重的足壁便会在软化成瓷的阶段因压强过大而下陷，出现缺口。所以，当时的陶工在设计碗足时必须服从于迭烧这一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现代人看来似乎有点奇特的那种径大、身矮、壁厚的形式了。
五代碗的碗口通常有着一道又厚又笨的唇口。其时的陶工为何要把碗口设计成这种样子呢? 当代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其成因与当时的瓷器原料有关。他说，五代时制胎的原料与今天的不同，今天的原料中AL203的含量为23％，五代的则为17％左右。由于其时胎中的氧化铝含量低，因此制品在焙烧时极易变形。景德镇的制瓷经验告诉我们，在不改变原料配方的情况下，如想减少圆形器物在仰烧时出现变形的缺陷，把其近口沿的部位作得厚一些是有效的，因此就形成了五代碗的那道厚唇口。此外，五代人还常常在碗壁上先压出四至五道外凹内凸的直纹，然后沿压纹把较薄的碗口剜出四 、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当年的碗壁为何要作成这样呢?刘新园认为：从生产角度看，薄口器物在焙烧过程中比唇口碗更易变形。若在碗的外壁压上几道直纹，再在碗口上剜出几个缺口，便可起到掩盖变形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对圆的视觉比较敏感，圆是否周正极易察觉，如果在碗口上剜出四、五个缺口，圆形被分割成几段相联结的弧线，形成花瓣状，人的视觉被搅乱，碗口即使变了形也不易被人觉察。其时的陶工为掩盖瓷碗的变形缺陷，便巧妙地在碗壁上压出了四、五道直纹，在碗口上剂出了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
五代时，景德镇焙烧瓷器的窑炉多为“龙窑”这种“龙窑”，通常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多与地平线构成7—23°角。前端低，为窑头、火膛；后端高，为窑尾。因窑身婉如一条龙，故名“龙窑”。它的“背或两侧沿窑长度方向每隔l米左右开一排或一对投柴孔”，焙烧时“将燃料投 入窑内坯体垛之间的火道中燃烧”，当该处达到预定温度时，投柴位置即向前移动一排，如此自下而上逐排焙烧，形成移动的火焰。龙窑窑头设有预热室，窑尾不设烟囱或只设一不高的烟囱，属平焰式窑；装烧时，制品放置于固定的窑床上，依靠火焰的流动，自下而上逐段将制品烧熟。“前部燃烧所产生的热气体沿窑内坡度向后部流动，将后面的制品预热后经窑尾排出。前段的制品烧好后，火焰后移，下一段的制品即进 入烧成阶段，前面的制品则开始冷却，而烧成段后面的制品仍处于预热阶段”。这种龙窑，具有很多优点：一是生产周期较短；二是窑内温度比较均匀；三是容易控制还原气氛及升降温速度；四是窑的结构简单，造价甚低。缺点是装窑、开窑的劳动强度大；窑的某些部位气氛和温度的波动较大；因窑底为坡形，故给装烧带来诸多不便。
当代陶瓷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景德镇湖田五代窑址的考察，发现堆积层中没有匣钵，仅见高约10厘米的“垫柱”。垫柱上端的台面留有“支钉”，下端 粘有窑底上的沙粒。碗、盘类产品的底心与圈足的边沿几乎都粘有用耐火粘土搓捏而成、未被烧结的9一16颗不等的“支钉”。专家们对这些遗物进行分析后，认为五代时碗类、盘类产品的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夹沙粘土作成的垫柱为底座——用耐火粘土搓成小条捏成支钉——沿碗坯圈足边沿粘9一16颗支钉——把碗坯放置在垫拄上——再把圈足边沿粘有同样支钉的碗坯一个一个地重叠起来，组成一柱后入窑焙烧。采用这种支钉叠烧法，有这样一些缺点：(一)由于没有把火焰与制品隔离开来，釉面易被烧窑时产生的尘渣污染，以致废品很多；(二)支钉破坏了碗心的釉面，严重地影响了成品的外观质量；(三)因堆叠过多，致使下面的足边下陷而出现缺口。此外，就遗址上粘结成组的碗、盘来看，一般一组只有十二、三个，其高度连垫柱在内也不到60厘米，可见其时堆叠数量不多，窑室内竖向空间的利用率不高，燃料浪费比较大。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后，朝廷减轻了割据政权时期所定的若干赋税，使人们得以休养生息。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制雇佣关系得到普遍发展。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社会生产力及商品经济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时，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手工业和商业兴旺的集镇。在此形势下，全国各地烧瓷名窑迭出，景德镇瓷业也积极参与竞争。到北宋末，北方战争频繁，使北方各地的瓷业遭到严重破坏，从此日渐萧条。 宋金对峙时期，南方战争较少，社会较为稳定，加之南宋政权为苟安图存，不得不注重发展经济。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瓷业的发展。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瓷器精美，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的优秀工匠纷纷来到景德镇，把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带了过来，从而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力量得以充实，陶瓷工业得以迅速 发展。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七）
明代，景德镇与国内外的技术交流也比较频繁。例如：
——永乐间，明使尹凤出访朝鲜时曾将景德镇所产的甜白瓷赠于朝鲜朝廷。朝帝李世宗见到这种瓷器后，当即令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及平安北道的新义洲等地仿造。后来，这些地区 仿景德镇之造法，均逐渐造出了类似景德镇产的甜白瓷。
一一宣德、景泰间，明帝曾3次派使节出访朝鲜，先后将景德镇产的青花碗、盘、杯等瓷器赠送朝鲜朝廷。朝帝得到这些青花瓷后，又令官窑仿造。此后，不仅官窑造出了与景德镇相似的青花瓷，而且成川、南原、青松等地的民窑也陆续造出了青花瓷器，其风格与明宣德、景泰间景德镇所产青花瓷极为相似。
——宣德时，朝鲜的永兴、开城、江华岛沿岸等地还效景德镇烧造釉里红之法，产出了一种辰砂瓷器，其造型、纹饰均酷似当时景德镇所产的釉里红瓷器。
一一正德六年(1511年)春，日本陶瓷艺人伊藤五郎太夫前来景德镇，在镇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但刻苦学习青花瓷制作技术，而且结识了当地的不少制瓷名匠。回国后，他先后在伊万里及奈良附近的鹿背出开窑，所造 青花瓷，色泽艳丽，浓淡适宜。
——景德镇于明宣德创出了祭红，于明成化创出了斗彩，于嘉靖、万历创出了五彩及素三彩、描金，制作这些瓷器的技法也先后传入了日本，后来日本也造出了类似风格的瓷器。
一—十五世纪时，越南在河内附近创办制瓷工场，曾聘请景德镇制瓷技师前往指导。该场后来生产出了各类与景德镇大体相似的青花瓷器。
——十五世纪以后，泰国生产的一种青花蓝釉陶器，造型、纹饰均与明初时景德镇的瓷器基本相似。有关专家认为，当年泰国制作这类瓷器的技艺，极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从景德镇学去的。
——十六世纪前后，埃及、波斯、伊拉克、土耳其等国所产的青花瓷器，均明显地模仿景德镇青花瓷之风格。当年有位名叫查尔丁的瓷商在参观了伊朗的陶瓷工厂后说：“这些陶瓷制作的方法，和中国完全相同。”
——十六世纪前后，阿拉伯人将中国制瓷匠师请去，很快就制出了与中国相似的软质瓷。不久这一制瓷技术又传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炼金士安东尼奥于1470年也造出了类似中国产的软质瓷。此后，中国的制瓷技法又传到了荷兰和法国，它们不仅产出了软质瓷，而且还运用景德镇绘制青花的技法，造出了大批绘有龙凤、麒 麟、花鸟、山水等纹饰的青花瓷器。
——宋末明初，景德镇在学习河北磁州窑烧造釉上红绿彩工艺的基础上，于明朝早期创出了釉上矾红彩、青花红彩、青花斗彩、五彩等多种新的装饰方法。
——嘉靖间，景德镇在学习山西晋南地区制作法华彩工艺的基础上，创出了别具一格的珐华彩。
——明中后期，景德镇从浙江哥窑引进了制作纹片釉的技术，烧出了类似哥窑的纹片釉瓷器。
——明中后期，景德镇从浙江龙泉窑引进了制作冬青釉的技术，造出了类似龙泉窑的冬青釉瓷器。
——明时，景德镇在学习北方瓷窑制作低温铅釉技术的基础上，烧出了孔雀兰等低温铅釉瓷器。
——永乐、宣德时，景德镇在学习、借鉴伊斯兰陶器造型的基础上，造出了不少双耳扁瓶、双耳折方瓶等异型瓷器。
——明代，特别是正德、嘉靖时期，景德镇在学习、借鉴伊斯兰装饰形式的基础上，造出了大批以波斯文字为装饰纹样的瓷器。
明代，景德镇陶瓷界还出现一批成绩卓著的陶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周丹泉 字时道，苏州人，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周氏善仿古器，所制定鼎、文王鼎等器，足以乱真；所制陶印、文式、避邪、龟象、瓦钮、连环，其成色概如白定。周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周窑”。
崔国懋 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他所制的瓷器，多仿宣德、成化之器，制作精细。崔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之为“崔公窑”。
昊十九 又名昊为，景德镇人。生于明嘉靖前期，卒于明万历后期，明代制瓷名家。昊出身于瓷业世家，家境清贫。他为人正直，聪明过人，工诗善画，一生从事陶瓷事业，所制瓷器，精美绝 伦。他制作的流霞盏，明如朱砂，色如晚霞；制作的卵幕杯，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制作的瓷壶，造型优美，风格典雅。明万历间，御史樊玉衡曾赠给昊十九一首诗，诗云：“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山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这首诗，既表达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又高度赞扬了昊十九超人的制瓷才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仍藏有昊十九所制的凸雕九龙方盂，口有铭文，文曰：“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 万历昊为制。”
童宾 字定新，景德镇人，生于公元1567年，逝于公元l599年，明代烧瓷技师。童自幼失去父母，生活无着，为 谋生计，从小投师学艺，从事烧瓷行当。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奉皇命抵景德镇督造大龙缸，烧造许久，终不成功。潘相急煞，加倍 逼迫和残害瓷工。童宾为抗议朝廷，一日纵身跳入烈火熊熊的窑内，以骨作薪。翌日开窑—看，龙缸竞出奇地烧成功了。瓷工们为纪念这位秉性刚直的英雄。称颂他为“风火仙师”，并在御窑厂的左侧建了—座“风火仙庙”。风火仙庙神龛内供奉童宾坐 像，两边有烧瓷各工种(把桩工、驼坯工、加抄工、兜脚工、打杂工、小夫手、二夫子、三夫手)的神位。其时，全镇烧瓷行业还定出行规，规定每二十年举行一次迎神盛会。这种盛会既庄重又热闹，成为历代全镇陶工的盛会。每举行盛会，邻县农民、商人和工人家属都赶来看热闹，整个街道每每被挤得水泄不通。这种迎神盛会，—直延续到1949年才中止。
入清后，特别是三藩叛乱平息之后，清王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维护其封建政权，采取了招民垦荒、蠲免钱粮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同时，清王朝对部分手工业废除了“匠籍”的束缚，使包括瓷业在内的民营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陶瓷史学界普遍认为，清代的前半期，景德镇的瓷业与明代一样，代表了整个封建时代的高水平，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制瓷技艺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为我国封建社会瓷业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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