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定窑瓷器鉴别。
定窑原为民窑，宋代六大窑系之一，是由刑窑而来，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在北宋中后期开始烧制宫廷用瓷，终于元代。
定窑以白瓷为主薄而轻，胎色白色微黄，较坚致，不太透明，釉呈米色，施釉极薄，可以见胎。釉色洁白晶莹，很多积釉形状好似泪痕，被称为“蜡泪痕”，釉为白玻璃质釉，略带粉质，因此称为粉定，亦称白定。其它瓷器胎质粗而釉色偏黄俗称土定；紫色和黑色釉的称为酱定。另有高窑温烧制的金黄偏红的釉色的，称之为金定，极为稀有。
定窑装饰技法有白釉印花、白釉刻花、白釉划花、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等。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装饰图案常用印花、划花和堆花手法，秀丽典雅。印花图案，自然形态经巧妙变形，构成严谨；刻划花，较印花更活泼生动。到了北宋晚期定窑开始大量采用覆烧的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钵。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但因芒口覆烧法易留下粗糙的芒口，芒口处常常镶金、银、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
定窑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逐渐衰落和废弃。金朝统治中华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到了元朝，定窑终于逐渐没落。WWW.Taoci52.COm
到20世纪70年代，定瓷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又进入了复苏期。曲阳定瓷有限公司历尽艰辛，通过上百次研究实验，在仿古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研制成功了仿古、美术、日常三大系列工艺产品200多种，产品在国内展出屡屡获奖，产品已远销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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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里面的定窑系窑囗瓷器
一、 山西平定窑
平定窑最早见于明人李贤《大明一统治》，陆应旸《广舆记》及清代其他文献，旧有西窑之称。但据明清两代文献所记，仅知产瓷，具体烧窑情况都语焉不详。1977年发现了平定窑的窑址。窑址共发现两处，初步判明始烧于唐，经五代、宋而终于金，有五百多年历史。平定窑地距河北邢窑、定窑较近，造型、胎釉有很多共同之点，烧瓷也以白釉为主，兼烧黑釉瓷器；碗足具有晚唐玉壁底的特征。晚唐五代的唇口碗与花口缸等器物也常见。宋代白瓷的风格。定窑产量最大的折腰盘，这里也有发现，甚至定窑产量不多的黑印花器，平定窑也烧制，可知两窑属于同一窑系
二、 山西盂县窑
盂县窑最早见于《元一统志》：“石甘有窑十处在盂州”。《永乐大典》记录比较具体，也只说：“盂县磁窑一座，在县东南三十里”》，1977年在磁窑坡发现了窑址。盂县窑烧白瓷为主，有印花、刻花装饰。印花有莲花、牡丹纹等，莲花纹有不同布局。刻花装饰有两种，一种为粗线条，一种为刻花结合篦划纹，有莲花、鸟纹等；也有镂空装饰器足。装烧瓷器窑具采用定窑覆烧的组合垫圈。盂县窑烧瓷始于宋代。山西地区金代瓷窑普遍采用碗心一圈乔釉叠烧法，盂县窑也大量烧制这种碗，盂县窑下限止于金，应有近300年历史。盂县窑亦因地距定窑较近，造型、纹饰、烧成工艺受定窑影响，属定窑系瓷窑。盂县与平定同属太原路，而且距离甚近，但两窑烧瓷品种相同的却很少，还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 山西阳城窑
阳城窑过去以烧阳城罐知名。关于它的历史，文献很少提到。近两年来，山西省陶瓷史编写组进行普查，在阳城县东关外的窑畔间发同了一处窑址。阳城窑宋代以烧白瓷为主，标本中也有白釉黑彩小俑。白瓷主要是盘碗等器，有折腰盘，显系仿定产品。定窑大量生产的盖缸一类器皿，这里也有发现。标本中有两种盖，一种为刻花菊瓣纹，一种光素无纹饰，盖平沿，盖顶有瓜蒂小纽，与定窑特征相同。阳城窑瓷器胎较灰，为了增加白度，都敷一层白化妆土，做法与河南及河北磁州窑同类器皿大体相同。定窑器胎土较白，不需要敷白化妆土，这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在烧法上阳城窑白瓷有的用单件装匣钵，有的用五支钉叠烧，碗里碗足大都留有支钉痕。支钉较山西地区其他瓷窑大，是阳城窑的一个特征。
四、 介休窑
介休窑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发现。介休窑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数代，烧瓷达千年之久，在北方瓷窑中是比较少见的。介休窑宋代烧瓷品种比较丰富，除以白釉为主外，还有黑釉和白釉釉下褐彩。装饰有印花、釉下彩绘、釉下彩绘划花和镂雕等我种技法。白釉以盘碗数量最多，早期器物有多种造型，胎较厚，器足部处理具有浓厚的地区特色，晚期印花白瓷受定窑影响，纹饰布局完美，线条清晰。窑址采集品中有残印模一件，为婴戏牡丹纹，构图布局与定窑讲求均衡对称不同。印花白瓷较多的小件盏洗，盏里多印缠枝花卉，盏心及圈足各有三个支痕，这是介休窑的独特支烧方法。介休窑印花时饰还大量运用于褐釉盘、碗、洗等器物。碗里多为缠枝花卉，盘、洗则四面饰以婴戏荡船纹。这种纹饰布局仅见之于介休窑，题材新颖，极富生活气息。这类黑褐釉印花器的器里都有一圈无血肉，具有金代制作特征。
五、霍州窑
霍州窑遗址位于霍州市西南白龙镇陈村以南的汾河西岸，以烧造白瓷为主。这种白瓷口沿施釉，整体施化妆土，造型小巧，胎薄体轻，制作精工，纹饰精细，创烧于金而盛于元，与定窑相似。
定窑与定窑系
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穴人笔记屡有称述。定窑始烧于唐，它烧白瓷是受临近的刑窑影响，当时刑窑盛名满天下，定窑及其他瓷窑相继仿烧是很自然的事，但后来定盛而刑衰，至宋时人们吸知有定而不知有刑了。而定窑系诸窑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工整雅素的印花定窑吕器确是陶瓷艺述中的珍品。
可列入定窑系的诸窑除曲阳涧磁村的窑外，多在今山西境内，如平定窑、阳城定窑、介休窑。此外还有四川的彭县窑也烧定窑风格的白瓷器。
一 定窑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烧瓷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漳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联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未、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阳瓷器的集散地。定窑白瓷对后代瓷器有很大影响。宋以来留下了不少有关它的记载。本世纪20年代未叶麟趾先生第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指出定窑在曲阳漳磁村。5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对它进行了多次地面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窑的烧瓷历史以及与邻近地区瓷窑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各地宋墓也出土了不少定窑器，定县两座宋塔塔基出土了一百多件既完整又精美的定窑白瓷，寻于进一步研究定窑的分期断代有极大帮助，江南地区南宋墓与北方地区金墓都出土有定窑白瓷，从而也使定窑废于北宋未年金人南侵之说，得以修正。
（ 一） 定窑的烧瓷历史
曲阳漳磁村窑址发掘中取得的早期标本，有平底浅身碗，外施黄釉里施白釉。胎厚重，制造较粗糙，这种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比这种平底碗时代稍晚的是白釉碗，这类碗的碗身多做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较上述平底碗薄，里外施釉，这种碗具有标准唐代后期形式。五代时期唇口白碗在遗址里稍多，《曲阳县志》里著录有一件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石立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①从碑文可知五代后期这里商品瓷产量已经很大，才派瓷窑税务使冯翱在此收瓷器税。漳磁村窑址面积相当大，地面散布标本极多，绝大部分是宋代白瓷，有印花、刻花、划花和光素无纹几种。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墓、辽宁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墓以及流散到英国的金大定二十九年印花陶范、墨书金泰和三年印花陶范，这些带纪年铭文的定窑瓷器有力地说明金代定窑仍继续烧白瓷；南京南宋庆元五年（1194年）张同之墓②也出土有定窑印花瓷器，反映了定窑瓷器不仅供应金人统冶的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商品瓷器也有运到江南地区销售的。窑址标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粗瓷，如白釉碗之中碗心一周刮釉的叠烧法，具有北方地区金代瓷窑装烧方法特色，此外，粗白碗中碗心书段、李、刘、元、液、蛰等字及纹饰的也不少，也具有金元时期特征。遗址里看不到晚于元代的标本，应该说涧磁村窑的烧瓷历史始于唐而终于元。《大明会典》记录的明宣德、嘉靖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坛、均由钧、磁和曲阳县等窑承办。但在涧磁和燕山村窑址里没有看到这些器物标本。可能明代曲阳另有专门烧造酒缸、酒瓶和酒坛等器物的瓷窑。
（二） 定窑瓷器的装饰与釉色
宋代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划花装饰南北方瓷窑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
莲瓣纹样在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窑和耀州窑首先吸取了越窑的浮雕技术。定瓷早期刻花，除莲瓣纹外，还有莲瓣经纬度与缠枝菊经纬度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布局很不谐调，这可看作是一种新装饰工艺还处在初期阶段的表现。
刻花装饰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篦划纹结合的装饰，在折沿盘的盘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村花卉轮廓线条，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经纬度；装饰经纬度样以双朵花为常见，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呼应；有两花并放，有一花盛开，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莲花荷叶两枝交错并出，布局富有变化。耀州窑青瓷也有这种布局，是那时的瓷器装饰共同的特征。定窑刻花器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经纬度饰轮廓线的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经纬度饰的立体感，也使主题更加突出。
定窑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纹饰多在盘碗的里部。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些都是它的特点。从大量标本观察，定窑印花纹饰似取材定州缂丝，的缂丝纹样局部地移植于瓷器。因此，定窑印花装饰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外，定窑装饰也受金银器纹饰的影响。因此，定窑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对南北瓷窑均有较大的影响。
定窑印花题材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等也有一定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花卉纹又以牡丹、莲花多见，菊花次之。布局亦采用缠枝、转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在敞品小底碗内印三或四朵花卉，碗心为一朵团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不同于北方青瓷只一种团菊。禽鸟纹有孔雀、凤凰、鹭鸶、鸳鸯、雁、鸭，多与花卉组合，如孔雀多与牡丹组合，在大盘的里部为四只飞翔的孔雀，孔雀之间间以一枝牡丹，盘心配以鸳鸯牡丹。整个纹饰俨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图案，鹭鸶、鸳鸯则多与莲花组合。印花龙纹标本在窑址散布较多，印龙纹的都是盘，盘里满印云纹，盘心为一姿矫健生动的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1948年涧磁村法兴寺遗址曾出土过这种印花云龙纹盘十件，六件已流散到国外，其于四件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及上海上海博物馆，流散到国外的有一件底部刻划“尚食局”三字铭文，可知这类器物是北宋宫廷里的专用品。北宋晚期丝织品盛行婴戏纹，定窑印花器中也有婴戏纹。窑址出土标本和传世品中有婴戏牡丹、婴戏莲花、婴戏三果和婴戏莲塘赶鸭纹等。其中婴戏三果纹比较少见，三婴三果间隔排列，缠枝布局。三果为桃、石榴与枇杷，三婴姿态不同，双手均拽树枝，一骑于枝上，一坐于枝上，一立于枝上，赤身露体，肌肉丰满可爱。此种纹饰布局其他瓷窑未见。
定窑除以白瓷驰名之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器。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黑定与紫定胎质与白瓷一亲，同样都是白求恩胎，黑定釉色光可鉴人，确有洒脱的质感受。但所谓紫定的釉色实际与今天芝麻酱色很接近，酱釉、黑釉着色齐都为氧化铁，宋代名地瓷窑都生产酱釉器，有人认为是黑釉 烧过火了，就烧成酱色釉。这虽有工艺上的根据，但酱色釉的普遍出现应当还有其他原因，似与当时社会风尚有关，是有意仿酱色漆器烧制的从定窑、耀州窑、吉州窑、修武等窑烧成的酱色釉看，它们都很匀净，应当说昌有意识烧成的。
定窑绿釉器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涧磁村窑址时曾发现两片标本，胎色洁白，其中一睡刻云龙纹，与白釉刻花云龙纹基本相同，可以确定是定窑产品。调查时曾就此访问过当地居民，据说过去涧磁村出土过绿釉瓶，由此得知定窑绿釉有瓶盘等器物，而且有刻花装饰，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
（三） 定窑覆烧工艺
覆烧是宋代瓷器的装烧方法之一，是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因此称为覆烧，是河北曲阳定窑首先创造成的。这种烧法对北方及江南地区青白瓷窑有很大影响。在使用覆烧法以前，定窑使用匣钵，即一件匣钵装烧一件器物；改用覆烧方法后，用垫圈组合的匣钵取代普通匣钵，每一垫圈的高度只占普通匣钵高度的五分之一，因此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这就是覆烧方法为什么得到普遍推广的主要原因。
定窑覆烧方法一般认为始于北宋，河北定县两座塔基出土一百多件北宋早期定窑白瓷，盘碗却是普通匣钵装烧，覆烧还未出现；文献提到北宋宫廷不用定瓷，是因为有芒。芒是指用覆烧方法而出现部无釉的缺点，定窑创用覆烧法的时间似在北宋的中期。
（四） 定窑的题款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这种带“官”字铭文的绝大多数是碗、稻田 ，也有少量的瓶、壶和缺罐。这些器物大多出于五代示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点有辽宁省赤峰、建平、法库、北京、河北及长沙地区。河北定县出土较多，仅定县两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达17件之多③而多数又出于5号塔基之中。此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带“官”字款盘、碗、罐7件；流散到国外的有皮囊壶、碗和盘等数件。除“官”字外还有刻“新官”二字的，4件出土于上述地区同时期墓葬之中，2件流散到国外。
关于上述近80件“官”字款及“新官”字款瓷器的产地，一般认为它们是定窑的产品，也有认为是辽官窑的产品。但定县塔基出土大批定瓷之后，使人确信“官”字题款绝大多数白瓷是定窑产品。是年出土流散到国外的定窑白瓷有盘底刻“会稽”二字的，可以肯定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吴越钱氏统治地区属会稽郡，定烧瓷器底刻会稽郡字样。传世定窑瓷器碗底刻“易定”二字的有两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体薄厚也一样。早年出土于同一墓中，刻字也出于一人之手，字体瘦劲有力，时代也属五代后期。出土及传世定窑题款中还有刻“尚食局”、“尚药局”的。刻“尚食局”的稍多，刻“尚药局”的仅一件直口平底碗，碗外由右向左横刻“尚药局”三字。刻“尚食局”器均为大形盘类器物，所刻字体有粗细两种。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印花雄壮龙纹盘及碎片标本之中都以现过这种“尚食局”的铭文。宋宣微院下设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食之事，尚药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除设有官员外，下面设有膳工及医师。流散到国外的还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铭文的白釉碗，刻这种铭文的仅此一件。“食官局”一名不见于宋、辽、金三史职官志，有待进一步考证。1957年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复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刻“五王府”三字铭文的碗底一伯。“五王府”铭文过去未见，这种铭文应当是某五王府定烧的器皿。
上述八种题铭都是在烧窑前刻在坯足上。定窑瓷器传世品中有些铭文是宫廷玉工刻的。这类铭文都与宫殿建筑有关，如“奉华”、“凤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等。定窑白瓷刻“奉华”铭文的有三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折腰盘及小碗各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标本。“奉华”字铭还见之于汝窑青瓷器物上，台湾故宫博物院汝窑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华”二字。河南禹县钧瓷厂1957年调查禹县钧台窑址时，也采集了一件钧窑出戟尊残品，底部刻“奉华”字铭。这八件除钧台出土的在烧前先刻者之外，其余七件字体大体相同，都出于宫廷玉工之手，是到宫廷之后刻的。：德寿“、”慈福“ 为德寿宫、慈福宫简称。清人朱彭《南宋古迹考》中多次提到了它，此外，“凤华”、“聚秀”，也似是宋代宫殿名称。
“凤华”等均未见宋人著称。流散到国外的一件定窑盘，光素无纹，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楷书四字，宋瓷没见过这类的铭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打捞出元代泉窑瓷器之中有两件盘底刻有“使司府公用”字样，“使司帅府”是“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瓷盘是供这个机构使用的。一件为“定州公用”字铭盘，定州是地名，定州辖地有几个县，此器或为定州官衙所使用，字铭是楷书体，在宋瓷中也比较少见。除刻或印字铭外，定窑小杯有用红彩在杯里写“长寿酒”三字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宋代北方白瓷已用红绿黄彩绘纹饰，而定窑宋瓷尚未见到这种标本，使用红彩写“长寿酒”的在定窑白瓷中也不多见。
（五） 定州红瓷金花定碗、金装定器、仁和馆四系瓶
宋人邵伯温《闻见录》中“定州红瓷”条云：“仁宗一日幸会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关于定州红瓷苏东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唯定窑窑址里未见铜红釉标本，两人所记定州红瓷，是否铜红釉现尚难定，故宫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调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到的酱釉标本中有的呈现红色。辽宁阜新县辽墓也出土有酱红色釉碗。这类酱红色釉或酱釉中闪现红班，是铁的呈色，与宋代钧窑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紫红釉不同。
定窑有金彩描花器，见于著录的仅有两件黑釉描金花卉纹碗。两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现在分别收藏于箱根美术馆及大和文华馆中。故宫博物院定窑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云龙纹盘三件，惜金彩大多伤脱，但云龙纹痕则依稀可辨。此盘当为宫廷用瓷。定瓷描金的具体制作方法，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考历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胶来粘结，大蒜汁虽比田较粘，但起不到粘结效果。从传世的几件定窑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数都已脱落，可见“永不复脱”的记载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用金彩描瓷并不限于定窑，福建建窑所产黑釉碗上也有金彩装饰，传世品中有三件，一件碗里绘建筑花卉，碗里口题有四句七言诗；一件为“寿山福海”四字，字外画双线六花瓣形开光，空间金黄色彩画兔毫纹，碗心为朵梅纹；故宫博物辽院1954年调查江西吉字永和镇宋吉州窑窑址时，曾采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残片标本，内书一“山”字，字外也有双线六瓣形开光。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区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种类似的装饰。
五代越窑青瓷、宋定窑白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器都有镶金口、银口或铜口的做法，这类做法有两种用意：一种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在器物上句镶金口或银口，这一类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的瓷器。一种是为了弥补缺欠，如定窑和景德镇青白瓷因系覆烧，器物口若悬河部无釉，用句镶口办法把漏釉部位句起来。《吴越备史》、《宋两朝贡奉录》以及《宋会要辑稿》诸书中，在贡瓷名目里有金口、银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这 类镶金、银、铜墙铁壁口的瓷器实物也有发现，如浙江杭州钱氏墓出土镶金口的越窑青瓷，扬州、南京宋墓出土镶金银口的青白瓷，河北定县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有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吴越备史》所记之“金装定器”之金，句括金银，有广义的金属含义。定县净众院塔出土的定窑刻花瓶，除句镶银足外还配有银质带花盖，也应属“金装定器”，即带金属装饰的定器。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有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铭文的瓷器，同时出土的镶金银口瓷器比钱氏贡宋“金装定器”早三年，句镶工艺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可以大体得知钱氏那批贡瓷的句镶工艺的情况。
明代陈眉公《妮古录》：“余秀州买得白定（原文误为锭）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馆”铭文四系瓶一件，该瓶小口外撇，短颈，瓶形略如橄榄,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下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颈肩之间有四系，系上部宽、下为尖形，系面印四条直纹，由颈肩部向下斜书“仁和馆”三字，字为行书体，馆字稍倾斜，书法苍劲有力。可以确定这件瓶就是《妮古录》中所说的白定瓶。但这件瓶不是定窑产品，无论从瓶的造形、系的式样，器身兼施黑白两种色釉，定窑都不见类似标本。山西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书“太平馆”三字，字体与书写部位如出一辙。可以肯定两件瓶属于同一瓷窑的产品。这两件瓶的具体烧造地点应是河北省磁县西面的彭城镇。彭城近年陆续发现宋代瓷窑遗址，标本中有斜书“馆”字的这类系瓶的标本，因此可以正《妮古录》之误。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称。宋人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馆驿条中有“仁和馆在清湖闸之南，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的记载④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这件带铭文的四系瓶应是绍兴十九年重建，建造时间当比较早。《乾道临安志》书后附有校勘记，有“仁和馆汤鹏举重建，原校一本无重字”⑤，可知校勘记作者曾取《乾道临安志》及《淳祜临安志》互校，无论如何，“仁和馆”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是年。
二 山西平定窑
平定窑最早见于明人李贤《大明一统治》⑥，陆应旸《广舆记》及清代文献多因之，旧有西窑之称。但据明清两代文献所记，仅知产瓷，具体烧窑情况都语焉不详。1977年发现了平定窑的窑址。
窑址共发现两处，初步判明始烧于唐，经五代、宋而终于金，有五百多年历史。平定窑地距河北邢窑、定窑较近，造型、胎釉有很多共同之点，烧瓷也以白釉为主，兼烧黑釉瓷器；碗足具有晚唐玉壁底的特征。晚唐五代的唇口碗与花口缸等器物也常见。宋代白瓷的风格。定窑产量最大的折腰盘，这里也有发现，甚至定窑产量不多的黑印花器，平定窑也烧制，可知两窑属于同一窑系。
三 山西盂县窑
盂县窑最早见于《元一统志》：“石甘有窑十处在盂州”。《永乐大典》记录比较具体，也只说：“盂县磁窑一座，在县东南三十里”》1977年在磁窑坡发现了窑址。盂县窑烧白瓷为主，有印花、刻花装饰。印花有莲花、牡丹纹等，莲花纹有不同布局。刻花装饰有两种，一种为粗线条，一种为刻花结合篦划纹，有莲花、鸟纹等；也有镂空装饰器足。装烧瓷器窑具采用定窑覆烧的组合垫圈。盂县窑烧瓷始于宋代。山西地区金代瓷窑普遍采用碗心一圈乔釉叠烧法，盂县窑也大量烧制这种碗，盂县窑下限止于金，应有近300年历史。盂县窑亦因地距定窑较近，造型、纹饰、烧成工艺受定窑影响，属定窑系瓷窑。盂县与平定同属太原路，而且距离甚近，但两窑烧瓷品种相同的却很少，还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 山西阳城窑
阳城窑过去以烧阳城罐知名。关于它的历史，文献很少提到。近两年来，山西省陶瓷史编写组进行普查，在阳城县东关外的窑畔间发同了一处窑址。阳城窑宋代以烧白瓷为主，标本中也有白釉黑彩小俑。白瓷主要是盘碗等器，有折腰盘，显系仿定产品。定窑大量生产的盖缸一类器皿，这里也有发现。标本中有两种盖，一种为刻花菊瓣纹，一种光素无纹饰，盖平沿，盖顶有瓜蒂小纽，与定窑特征相同。阳城窑瓷器胎较灰，为了增加白度，都敷一层白化妆土，做法与河南及河北磁州窑同类器皿大体相同。定窑器胎土较白，不需要敷白化妆土，这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在烧法上阳城窑白瓷有的用单件装匣钵，有的用五支钉叠烧，碗里碗足大都留有支钉痕。支钉较山西地区其他瓷窑大，是阳城窑的一个特征。
五 介休窑
介休窑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发现。介休窑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数代，烧瓷达千年之久，在北方瓷窑中是比较少见的。介休窑宋代烧瓷品种比较丰富，除以白釉为主外，还有黑釉和白釉釉下褐彩。装饰有印花、釉下彩绘、釉下彩绘划花和镂雕等我种技法。白釉以盘碗数量最多，早期器物有多种造型，胎较厚，器足部处理具有浓厚的地区特色，晚期印花白瓷受定窑影响，纹饰布局完美，线条清晰。窑址采集品中有残印模一件，为婴戏牡丹纹，构图布局与定窑讲求均衡对称不同。印花白瓷较多的小件盏洗，盏里多印缠枝花卉，盏心及圈足各有三个支痕，这是介休窑的独特支烧方法。介休窑印花时饰还大量运用于褐釉盘、碗、洗等器物。碗里多为缠枝花卉，盘、洗则四面饰以婴戏荡船纹。这种纹饰布局仅见之于介休窑，题材新颖，极富生活气息。这类黑褐釉印花器的器里都有一圈无血肉，具有金代制作特征。
六 四川彭县窑
彭县窑不见记载，窑址是1976年发现的。窑址在县西北三十八公里的磁峰公社，1977年进行了试掘，对彭县窑的烧瓷年代，制瓷工艺特点有了初步认识。四川地区唐代有大邑窑，以白瓷精美而博得杜甫的先赞赏。但大邑窑迄今未发现。彭县窑专烧白瓷，是四川省发现的唯一烧白瓷的窑址，对了解古代四川地区的前期白瓷可作参考。
窑址出土的标本有精粗之分，精者有的釉洁白，粗者呈灰白色；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刻花以双鱼纹最多，还有折枝莲、花时、缠枝牡丹、莲瓣、萱草纹等。刻、划并用，与定窑具有共同风格。印花纹饰以花鸟为主，如飞鸟衔草、凤穿牡丹、莲池鱼鹅、鹅戏莲、孔雀、鹰及各种折枝花卉，纹饰都在器物的里部，布局取材都与定窑风格相近。
彭县所见标本完整器物较烽，1953年彭县金口乡出土一件白碗，碗口外部划刻有“彭州金城乡窑户牟士良施碗碟壹料永充进盏供献售用祈愿神明卫护合家安泰”三十三字，明记此碗的烧造地点及窑业主姓名。彭县唐到元称彭州，金城乡即今磁峰旧名。这是一件唯一有确凿铭文可考的彭县窑白瓷。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彭县窑印花碗数件，碗里印花卉纹饰。彭县印花白瓷都用砂柱支烧，碗里中心留有一圈砂粒，这是它的美中不足之处。
明官窑瓷的六大特征
明代先后有16个皇帝在位执政，共经历276年。到目前为止，除洪武、建文、洪熙、正统、景泰、天顺、泰昌未发现写有皇帝年号款的官窑瓷器外，其他各期均有遗存实物为证。明代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中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烧造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提高。“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明代景德镇瓷业无论官窑、民窑都极兴旺。当时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厂”，专烧供宫廷使用的瓷器。在生产御用瓷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流霞盏”、“卵幕杯”最为著名。宋元时期，瓷器以单色釉为主，到了明代，五彩、斗彩逐渐流行起来。明代各个时期的瓷器，其品种之间，既有称为“大明器”的相同风格，又有各个时期不同的特征。
1、釉面
最大特点为釉质肥厚、滋润。青花品种除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少数器物釉面洁白外，其余皆为青白色，俗称“亮青釉”。这种白中闪青的釉面，贯穿于整个明代的始末。除“亮白釉”这种特点以外，釉面大多匀净，少有桔皮纹现象（宣德另论）。器口及足边微有重釉痕迹，又因釉质凝肥，偶见缩釉裂斑。
2、造型
一般都显得丰满，浑厚，古朴，器型线条柔和，圆润，给人以质朴、庄重之感。
3、胎体
琢器都较厚重，圆器的胎体也较清代的厚重。永乐、宣德器里规矩，俗称“净里”；其他时期的盘碗类，内壁欠平整，有凹凸不平感。琢器的腹部有多至两层的衔接痕迹。弘治以前，注重修胎，接痕不大明显；正德以后，嘉靖、隆庆、万历及明末各朝，胎体接痕特别显露，民窑器物尤甚。明代所有瓷器露胎处（底足，器口等）多有火石红痕迹，俗称"黄衣"，其胎质虽不及清代康熙时细腻、坚硬，但还是具备坚致缜密的特征。
4、纹饰
深受当时的画风影响，多为写意。既无工笔画之板滞，又无图案画之拘谨。画面豪放而潇洒，笔意酣畅而纯熟，构图疏简而高古。所画龙纹状多凶猛，晚期龙纹有苍老之态。前期所绘凤纹与元代一样，颈部无发毛。因明代崇尚火德，故在龙、狮及兽身上多带有火焰纹。并且，带宗教色彩的纹饰较为流行。嘉靖以后所画儿童形象，头部很大，额角及后脑凸出。
5、款识
明代以前，景德镇瓷器多不书款。永乐以后，开始在官窑器物上书写本朝年号款、干支款、图记款、吉祥款等。款字多以青花书写，兼有暗刻，凸印，宋书等。除永乐、宣德、弘治、万历朝有篆书款以外，其余多为楷书款。一般格式为“大明XX年制”；成化、正德时亦有少数写“造"字款识；隆庆官窑多写“大明隆庆年造”。民窑款识，多随意书写，草率不而规则。
6、器足
大件器物多为砂底。有名的永乐、宣德大盘，均为质地圆腻，光滑温润的白砂底。明代早期和晚期的圆器足底，常有塌底、沾砂、放射状刮削跳刀痕，到了末期更为严重。器足形状有直圈足、内敛圈足、卧足、台阶式圈足、高足等。
天然石材吸水的六大危害
而天然石材面对水的表现，与玻璃完全不同，根源即在于其微孔结构。石材吸水后，容易造成诸多的问题：
1、容易污染石材
水作为一种溶剂，能将可溶性物质，带入石材内部，造成污染。一方面，空气中的硫化物，可通过水被石材吸收，进入石材内部，造成诸多变化。另一方面，水也是诸多污染物的溶剂，如粉尘形成的污水、果汁、酱油等。
2、不易清洗
我们习惯于用水清洗石材，但经常发现用水清洗过的石材，但干燥之后，又会重新变得灰蒙蒙的。因为水可将污染物滞留在石材内部和表层的微孔中，蒸发后，被重新带到石材表面。
3、石材病变
石材内部发生的各种化学反应或物理作用，几乎都与水有关。如水与各类吸湿性物质结合，形成凝胶体，造成水斑现象。水分使石材中的铁质生锈，形成锈斑。水的迁移会将水泥中的钙质成分带到石材表面形成白华等。
4、破坏石材结构
大理石、石灰石等石材，其主要成分为碳酸钙。碳酸钙是一种微溶于水的物质，在长期接触水的情况下，石材会逐渐软化、成分流失，造成材质的变化，如粉化、脱落等现象，失去装饰性，降低使用寿命。
5、石材变色
所有的石材吸水都会变色，一些石材干燥后可以复原。但一些石材中的物质，与水发生反应，造成色差现象，并且无法复原。
6、石材失光
一方面，在水的溶蚀作用下，石材中的钙质成分如碳酸钙，会逐渐流失，造成失光。另一方面，大多数室内的地面石材，都经过了结晶抛光处理。而许多结晶材料中，含有蜡质成分。经常用水拖地或接触水，蜡质成分易被破坏，出现失光现象。
古陶瓷投资收藏谨防六大误区
古瓷器的一路看涨，也带动高古瓷器受到关注。据介绍，“高古瓷”是一个与明清瓷器相对的概念，通常指的是元代以前的瓷器，习惯上，高古瓷不包括元代青花瓷。在上世纪90年代，高古瓷并未受到太多关注，但2001年以来，行情却年年看涨，由于升值空间巨大，受到不少藏家热捧。古陶瓷投资收藏谨防走进以下六大误区：
一、越贵越好
不要说收藏古董，就算是到商场上去购买任何东西，也不能单凭价格去衡量这件商品的收藏价值。这是因为一方面，不诚信的卖家有可能利用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高价转手一些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不高的商品；另一方面，卖家本身对这件商品价值的认知能力也可能影响到其定价的标准，尤其是面对陶瓷古董这种非常特殊的商品，需要经过非常专业的鉴定才能认识其价值所在。遇到不懂装懂的卖家，他们常常会把一些赝品当成真品来卖。此外，在缺少参照系或者足够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交易价格也容易冒虚火。可见，遇到标价过高的陶瓷，我们反而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二、无款不好
没有落款，即是无名作品。有些人认为只要是没有落款的瓷品，都不会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实际上，这也是不对的。在中国陶瓷史上的许多重要时期，即使是官窑生产出来的精品瓷品，也是没有落款的。
三、越古越好
陶瓷是民间最广为熟知的古董，不少人认为，烧制年代越久远的陶瓷一定越值钱。不过，在专业收藏家的心里，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姑且不论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古瓷里边有多少赝品，哪怕我们假定这件古瓷是真品，其价格也未必就一定很高。譬如，在陶瓷文化里边属于比较早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虽然老，但其工艺水平和观赏价值均与现代人的审美观念相差很远，因为来自这段时期的陶瓷制作工艺、造型和装饰实在过于粗糙和简单，难以获得市场的普遍认可，更不会有多少升值空间。
四、以文物等级论价
前面说过，不是所有老东西都具有投资价值。因此，把文物等同于可以用来投资的收藏品也是不对的。一件陶瓷，能够成为文物，不是因为其市场价值所决定的，而是其具有某种科学价值和历史研究的价值。我国现存文物，是按其年份长短、艺术水平高低、学术价值、科学价值等不同情况，来划分标准的。有些陶瓷，譬如仰韶文化阶段的一些粗陶，在文物评定上达到了等级标准，但流通到市场上的价值却不见得很高。加上珍贵文物是法律禁止买卖的，我们更加不建议个人收藏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文物陶瓷。
五、凡稀则贵
认为“凡是存世稀少的陶瓷，市场价值必然很大”，与“越古越好”的认定标准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影响一件陶瓷市场价值的因素有很多，尤其是收藏古瓷器，其来自哪些重要的窑口？造型是否独特？纹饰是否精美？当这些不特定的条件均具备的前提下，这类作品的存世数量有多少，才会成为市场对其进行定价的重要参考。反之，如果其它必要条件均不具备，或者大部分不具备，那么这类陶瓷就算存世只有一件孤品，也不会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六、必须完好无损
这实际讨论的是一件陶瓷上的瑕疵对其市场价格的影响。对于许多民间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他们的观念都非常传统，认为一件陶瓷只要有地方破损了，其价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毫无收藏价值。实际上，这是一种吹毛求疵的标准。陶瓷作为一种易碎品，虽然其保藏比书画要容易得多，但是在运输、展示和交易等各种移动活动中，都有可能因为不确定的意外而受损。尤其是对于一些有着几百上千年的古陶瓷来说，其经历的天灾人祸、时代变迁就更多，能够流传至今已非常稀少，而能够保管得完好无损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哪怕在一些国家级的博物馆里边，我们看到的也多是一些带有各种瑕疵的残品。对于名窑精品陶瓷来说，即使是残片仍然价值不菲。
根据考古研究，真正有官窑款瓷器始于明朝永乐年间，但因为当时是专为皇帝定烧的，产量不多，存世量更是极少，市场上也难得一见。在整个明清两代，也存在大量无官窑款的瓷器，譬如空白期（正统、天顺、景泰）、泰昌、崇祯，尤其在康熙前期，根本不允许使用本朝皇帝年号作为款识，这才出现了那时特有的“官搭民烧”的行业现象。这些无款瓷，同样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
六大卖场首度联手打造陶瓷节
“2009首届中国(佛山)陶瓷节”(以下简称“首届陶瓷节”)将于本月18日正式开幕，主题为“艺术与生活”，是佛山首个大型“城市节日”。据禅城区经贸局局长胡安泉介绍，届时南风古灶将上演一系列别具特色的陶艺表演，市民和游客可近距离与国家大师和中外艺术家零距离接触，欣赏名家陶塑精品，赏陶玩陶购陶。同时，举办了十三届的陶交会也将大变身，六大卖场在政府的引导下合力上演陶都盛宴，有望实现错位发展，资源共享，以吸引更多的中外客商、设计师、艺术家及市民。
据了解，由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共同主办的佛山首届陶瓷节，旨在成为具有佛山特色的“城市节日”和“城市名片”，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将佛山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国际陶都”。
“艺术与生活”凸显陶都魅力
“首届陶瓷节”的主题是“艺术与生活”，胡安泉认为这很契合佛山陶瓷的现状。无论是南风古灶还是六大卖场，在活动期间都将围绕这一主题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主办方将对佛山六大陶瓷卖场进行统一包装和形象设计，结束以往各自为战的局面，务求“突出自身特色的同时吸引更多的客商和市民参与”。
佛山被称为陶都，制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南风古灶更是石湾公仔的发源地，见证着佛山陶瓷的发展和壮大，首届陶瓷节的开幕典礼也因此选址在此。改革开放后，作为珠三角的产业聚集的城市，佛山的建筑卫生陶瓷迅速崛起，至今仍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陶瓷生产地之一。
“其实在佛山，建筑卫生陶瓷、日用美术陶瓷、工业陶瓷的发展都很领先，但从没有‘集体亮相’，让人们真正感受佛山陶瓷的优势和精髓。”胡安泉表示，与以往的陶交会不同，陶瓷节不再只是卖砖，不再是低价的竞争，而是卖艺术品、卖时尚、卖生活、卖装备。每个卖场每天都有特色节目和拳头产品，无论是客商或者市民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心水”。
据介绍，自2002年10月首届陶交会在佛山举办，至2009年上半年共举办了13届，其间曾出现华夏陶瓷城与中国陶瓷城并列的“双雄”格局，又有德国展会公司的加入，其后随着瓷海国际、中国马赛克城、意美家卫浴陶瓷世界、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的兴起，官方公布的陶交会主会场虽只有华夏陶瓷城、中国陶瓷城和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三城，但实际上却是“群雄混战”的局面，“形象未得到统一，影响佛山陶都的形象。此次把卖场全部纳入进来，也取消每年11月举行的佛山陶瓷工业展，将其直接纳入陶瓷节，既节约人力财力，也更利于积攒人气。”胡安泉还透露，工业展上将集中展示佛山陶瓷强大的研发水平，一些从未公布的建筑卫生陶瓷以及工业陶瓷的新品和新工艺，如陶瓷刀、陶瓷手表等，必将令大家耳目一新。
六卖场错位同台显特色
从陶交会到陶瓷节，名字变了，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不少业内人士对这一转变表示“十分期望”。对此胡安泉认为，“政府出面很有必要，我们要扮演统筹和协调的角色。避免同质化竞争。”
此次陶瓷节在政府的引导下首次牵手六大陶瓷卖场，实现错位竞争。“归纳而言有四大亮点：看新品、看鬼佬、看时尚、买陶瓷”。其中，中国陶瓷城和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主要扮演出口平台的角色，陶交会期间还将举办美洲采购节，让中美贸易无间对话；中国马赛克城则主要以展示马赛克为主，推出中国(佛山)国际马赛克展览会；意美家卫浴陶瓷世界以展示卫浴及零配件为主，举办中国(佛山)世界卫浴及卫浴配件展暨2009金秋缤纷乐购节；瓷海国际则扮演陶瓷配送中心及设计中心的角色，除开启陶艺展览馆“颂雅堂”和陶瓷行业首个专业配饰中心———饰博汇体验馆外，还将举办中国陶瓷时尚周。
而华夏陶瓷博览城则是综合型大展览中心以及研发基地，陶瓷节期间将成为陶交会和工业展的场馆。六大卖场在集中展示新品的同时，还将结合特色举办特色节目，如摄影大赛、新品新工艺研讨会、高端论坛、设计师联盟、艺术家峰会等，以提升卖场影响力，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此外，各卖场将派出免费巴士，穿梭在广佛两地各知名酒店和旅馆间，以方便客商和市民前往参展。
佛山陶瓷产业集群形成六大特点
佛山陶瓷源远流长，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从意大利引进了第一条国外建筑陶瓷生产线，佛山陶瓷产业开始进入规模化、产业化的阶段，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目前，陶瓷已发展成为佛山主要传统支柱产业之一，其产业基础雄厚，辐射力广，就业者众，在佛山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佛山陶瓷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六大特点。
品牌优势明显，具有一大批竞争力强的企业，涌现了鹰牌、东鹏、新中源、新明珠、蒙娜丽莎、钻石、金舵、箭牌等八个中国名牌，新中源、东鹏还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的殊荣，此外还有一大批行业知名企业。
生产技术装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佛山市共拥有近千条陶瓷生产线，大部分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先进设备，如5000吨、7200吨的大型压机；高效、节能、自动化程度高，还有窑宽3.5米、长超过200米、日烧釉面砖超万平方米的辊道窑等。
工艺水平不断提高，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并不断地改进和创新，在产品研制和工艺创新上处于全国先进地位，如墙地砖一次、二次烧成技术，低温快烧技术、辊筒印花技术、微粉砖生产技术等都被广泛地应用。瓷质耐磨抛光砖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新产品更是不断地推陈出新。
出口快速增长，成为佛山市外贸的一大特点。到了2000年以后，建筑陶瓷出口逐年快速增长，目前，佛山陶瓷出口遍及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佛山市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
已形成庞大的专业市场体系。目前佛山陶瓷专业市场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其中华夏陶瓷博览城60万平方米，中国陶瓷城6万平方米，还有国际陶瓷博览中心、城南市场、置业市场、华艺装饰市场、沙岗市场等陶瓷批发市场和江湾路陶瓷一条街、南庄大道陶瓷一条街等，年销售额逾100亿元。
形成了强大的技术装备、釉料、配件、人才信息等配套体系。佛山陶瓷行业由于相对集中，配套服务的企业也很多，原材料及设备配套企业多达300多家，营销机构过千家。同时，相关配套产业如陶机、原料、配件，甚至专业媒体也相应发展壮大。佛山市以力泰、科达等为主的陶瓷机械设备制造业，陶瓷压机占全国的80％，抛光砖压机占85％。亚洲最大的制釉企业——大鸿制釉公司也落户佛山，还有辊棒、耐火材料、模具、配件、筛网等几百家产品配套企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供应服务网络配套体系。由于产业的集群效应，研发人才、销售人才、策划人才、生产技术人才的市场比较发达，已形成陶瓷产业人才集散地。
宋代耀州窑系瓷器纹饰
烧于初唐、历经五代数百年发展的黄堡窑，至宋代烧制技术日益精湛，产品更趋完美，影响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点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北方瓷窑系统――耀州窑系，成为宋代名窑之一。
文献对耀瓷多有记述，代表古人对耀瓷的看法，其中有关于耀瓷特征、耀瓷的生产、土贡，而元丰七年德应侯碑“巧如范金，精比凿玉，始和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则生动地描绘了北宋耀州窑烧瓷的盛况。
耀州窑经过科学发掘，出有大型报告《宋代耀州窑址》。宋辽金墓葬中也常有耀瓷出土。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耀州窑瓷器纹饰作一概括介绍:
一、宋辽金耀州窑装饰手法与技巧
宋代耀瓷装饰手法有划花、剔花、刻花、印花、贴花、戳花、镂空、绘画化妆土等多种。其中，
划花，最早见于唐代，五代宋初为主要装饰技法，宋中期以后较少单独使用，多作为刻花花朵和叶脉轮廓内采用的辅助手法。宋代划花有单线条和并列多线条两种。
剔花，亦称雕花，用减地手法，使事先刻划的花纹凸起在坯胎之上。五代出现，宋初延续，宋中期后极为少见。
刻花，先采用直刀深刻出纹样大轮廓，再于花纹轮廓外，采用斜刀广削刻去纹样外的部分背衬，使花纹清晰凸起于坯胎之上。特点是，行刀手法犀利、圆活、流畅，浮雕感强。宋代早期偏晚时候出现，北宋中期盛行，北宋晚至金代仍大量生产，但主导地位为同风格的印花装饰取代。
印花，使用刻有纹样图案的印花范具在坯胎上印出花纹。产生于宋代中期。
贴花，用模印、捏塑方法制出动物、人物、花朵等造型，用泥浆贴于坯胎上。多饰于瓶、壶、尊、灯、炉之类上。唐、五代、宋皆使用。
戳花，主要见于唐、五代，宋代仅见于珍珠地划花装饰。
镂空，北宋使用，为继承唐、五代技法。主要施于薰炉、灯、花插之类祭祀、陈设瓷或某些高级日用瓷上。
绘画化妆土，用绘画手法将白色化妆土泥浆绘于坯胎上，或涂于印出的纹样上，以加强立体效果。出现于晚唐，五代极少见，北宋有采用，但也极少见到。
宋代耀州窑所采用的装饰手法，大多继承唐、五代黄堡窑而来，并进行了大胆创新，而在对瓷器进行装饰时，又往往两种或多种装饰手法并用，使器形和纹饰达到完美的结合。
二、宋辽金耀州窑瓷器纹样
宋代耀州窑瓷器纹样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主题纹样、辅助纹饰两大类。其中，主题纹样按内容分，又可分为植物、动物、人物等几大类，以植物类的各种花卉为最常见；辅助纹饰有花卉、缠枝朵花等等。
1.植物类。可分为花卉、草木枝叶、瓜果几大类。
（1） 花卉纹样
牡丹花纹，有缠枝牡丹、折枝牡丹、交枝牡丹、对枝牡丹、瓶插牡丹、盆插牡丹等，花瓣有塔形楼台式、双层多瓣式、单层三瓣式等，也有牡丹花结、牡丹小簇花、凤凰牡丹、孔雀牡丹等。
菊花纹，宋初多为团菊，宋早期稍后出现缠枝菊，中期出现交枝菊，及中心饰有团菊的缠枝菊等。
莲花纹，宋初多为贴塑、刻划仰覆莲，北宋中晚期出现具花朵、蓬实和枝叶的莲花，有把莲、水波莲花、莲花茨菰、缠枝莲、博古插莲及婴孩莲花、鸳鸯戏莲、莲花双鱼等，吉祥寓意的纹样。
西番莲，花中央皆有条状体副冠，叶多深裂，枝成蔓。
葵花纹，出现于唐代，皆为正面表现的朵花，北宋晚期和金代皆有枝叶，常见缠枝葵和凤凰衔葵。
梅花纹，唐代出现，多为小瓣朵花，北宋晚期和金代为带枝干、小叶和花朵的干枝梅。
鸡冠花纹，宋代晚期新出现的纹饰，有象征加官进爵之意。
朵花纹，除团菊外，皆为散点式布局，饰于器心外的部位，多作为辅纹。
（2）草木枝叶纹样
主要有忍冬、柳枝、竹枝、蕉叶、茨菰、瑞草、芦苇纹等，多与动物或人物结和使用，或作边饰、辅纹等。
（3）瓜果纹样
主要有石榴、葡萄、瓜瓞纹、莲蓬纹，一般与婴孩结合使用。
2.动物类。又可分为瑞兽、珍禽、昆虫、水族几类。
（1）瑞兽。有龙纹、狮纹、鹿纹、虎纹、象纹等。
（2）珍禽。有凤纹、孔雀纹、鹤纹、鸳鸯纹、喜鹊纹、鸭纹、鹅纹、大雁纹等，一般都有寄托吉祥的寓意。
（3）昆虫。为蛾、蝶之属，常饰于花中，即所谓蝶恋花。
（4）水族。有鱼、摩羯、鱼龙、海马、螺、水虫等。
3.人物类。有婴孩题材纹样、人物生活纹样、佛教造像纹样如维摩诘、飞天、罗汉、力士、供养人、化生人物、僧人等。
三、宋辽金耀州窑瓷器纹饰的分期及特征
根据装饰手法和纹样特征的变化，可以将宋金耀州窑瓷器纹饰分为四期：
第一期：北宋早期。装饰以刻花为主，花纹大部分装饰于器物的外壁。花纹局部不加以任何修饰，图案简朴，其中刻两层莲瓣碗的浅浮雕效果明显，是五代越窑装饰影响的结果。说明处于初期的北宋耀州窑刻花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越窑装饰中的技法与题材。
第二期：北宋中期。装饰技法为刻花为主，同时也使用印花装饰。
此期，耀州窑刻花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刻花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无论装饰题材还是技法，均较早期有了明显的提高。首先，花纹的装饰部位开始增多，由早期的外壁转向内壁，出现了内外壁同时进行装饰的现象。炉、罐、缸、瓶类器物因受形体的局限，装饰仍在外壁，但装饰面积却相应增加。如早期的外壁刻花仅限于部分部位，中期则流行满饰。其次，纹饰中刻划并用，改变了早期刻花制品只刻不划的做法。这种综合手法的运用对局部的花纹进行进一步装饰，增加了层次，使图案的立体效果进一步加强。再次，纹饰内容增加，技术越发娴熟。这个时期刻花制品中大量流行的缠枝、折枝花卉，而印模上的把莲、水波三鱼、水波双鸭、鸳鸯戏莲纹、双鸭戏莲纹等，表明动物题材的广泛流行。这些纹饰具有构图繁密、线条纤细活泼的特点，创作难度大，所需水平高。耀州窑刻花纹样大多具有线条细腻、刀锋犀利和一气呵成的特点。刻花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印模纹饰的好坏；而印模纹饰的如何又直接左右着印花制品的质量。耀州窑印花之所以在北宋中晚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是和中期刻花的高度发展与成熟分不开的。窑址中出土的大量宋代中晚期内范，花纹精美，一方面反映出印花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刻花工艺的无比娴熟。
随着宋代中期刻花技术的成熟，印花工艺也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成为宋金两代广为流行的装饰。中期印花题材多以花卉、水禽为主，花卉中牡丹、菊花、莲花最为流行。有交枝、缠枝、折枝等多种不同形式。水波花草、水波双鸭、鸳鸯戏莲、双鸭水波莲花、云凤、龙纹等为常见的动植物题材。盘碗器物的花纹多饰于内壁。罐、盒、炉等多饰于外壁或盖面、口沿处。水波纹多采用同心圆式的弧状线条来表示，内短外长。水波双鸭、落花流水、水波鱼纹中的水波纹多采用了此种方法。除此之外，水波纹刻划不规则的六角形边线为这一时期水波纹装饰中的独创，其他窑口中不见。水波鸳鸯莲花类的装饰中，水波大多采用波段较短、弧度较大的同心圆弧线，错落有致，呈鱼鳞状排列。层次复杂，线条繁复，构图严谨，密而不乱为其特征。这种多层次的装饰图案所具有的高难度，反映出印花工艺的高度水平。
第三期：北宋晚期。装饰以印花为特色，此期耀州窑印花工艺达到其顶峰，可用“巧如范金，精比琢玉”来形容其艺术水平。
装饰题材在上一期的基础上此期进一步增多，出现了中期未见的婴戏、梅竹、松竹、把莲、连环牡丹、水波五鱼、把莲六鱼、开光鱼鸭、凤戏牡丹、双鹤、群蛾、六格花卉、群鹤博古等图案；画中藏字也成为一大特点出现于装饰之中。
从纹样构图上看，水纹中长波段同心圆式的排列继续使用。六格式等份分割于晚期出现并普遍使用，它由心向口沿伸出的6条直线把碗盘的内壁平分为六等份，每个扇面形空间可独立进行装饰，增加了层次，丰富了画面，至金代仍广泛流行。把莲使用有三种情况：首先是满饰于器内；其次是使用在局部开光之中；第三是用于器心装饰之中。把莲使用情况的不同反映出同一题材的不同使用，可变幻出多种不同的装饰图案。这种由地纹和面纹构成的纹饰使图案增加了立体层次，其疏朗伸展的花叶与纤细规整的地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是传统的二叠法的继承与发展。到了金代，把莲图案不见，代之而起的是独茎莲的出现。大多为一叶一花，茎叶花联成一体，有的更简化为一叶托一花的形式，与同时期的北方窑口流行的类似图案有着时代的共性。连环牡丹的出现是宋代晚期耀州窑的独创。这种四方连续手法的运用具有连续完整的特点，图案效果鲜明，适合于在任何部位使用，运用灵活，取舍自如。它是以两两相交的圆形为基本骨架，在由几个圆形组成的五角形空间内，分别饰折枝牡丹。巴掌形的叶片，三瓣盛开的花朵是牡丹题材的创新之作。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折枝牡丹、交枝牡丹、缠枝牡丹等仍继续使用，显示出牡丹装饰的多种不同形式。从大量实物不难看出，早期装饰多以满饰为主，器心与内壁连为一体进行装饰，不分层次，图案整体性好；中晚期满饰继续使用，同时多层次装饰开始出现，器心和内壁开始分成两个区域进行不同内容的装饰，花纹层次增多。与此同时，内壁又流行六等份的划分的方法，使画面更加丰富。青釉莲花水波把莲六鱼盘，器里的装饰分器心和内壁两大部分：里心饰把莲一束，内壁被分成六等份，每等份内各有鱼纹一束，两两相对，互相对称，使装饰部位无论自上而下还是从左至右都呈总增加的趋势。印中有刻是晚期装饰中普遍流行的做法。这种中期就已经出现的综合手法，丰富了图案效果，形成了耀州窑独特的装饰风格。
第四期：金代。金代时期耀州窑仍继续烧造。为了适应社会对瓷器需求的不断增长，保证供应，耀州窑改造了烧造工艺，叠烧的出现就是这一改革的结果。叠烧工艺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但却在内部器心上留下了无釉的涩圈，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明显标志。其次装饰纹样日趋简化，装饰内容以水波鱼纹、莲花、鹅纹、卷叶牡丹、吴牛喘月、瑞草鸭纹、缠枝瑞叶、朵花、珍珠地瑞草、鲤鱼闹莲、六格花卉及攀枝双婴、鹿纹等比较常见，其中吴牛喘月、六格花卉最具时代特征。由于里心的涩圈影响了装饰，花纹多使用于内壁处，因而，内壁中六等份横向分割的装饰广为流行，它对增加装饰内容，弥补因器心涩圈而引起的装饰层次的减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金代耀窑瓷的胎体变粗变厚，釉层变薄，釉色黄中泛白。为了粗坯细作，弥补胎体粗糙的不足，从实用角度出发，耀窑开始采取施用化妆土的做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由于有化妆土的遮盖，仍可在胎体上刻划出优美的装饰花纹，在粗瓷细作中作出了努力。同时还广泛使用了剔花的方法，在罩釉后的胎体上剔去花纹以外的空间，使之露出灰褐色的胎体，花纹古朴浑厚，虽不如釉下刻花和印花那样精致，却也取得了简洁豪放的装饰效果，使纹样与地色形成色彩和凸凹地对比，增强了立体感。
金代是耀州窑的衰落期，花纹装饰中那些欢快的婴戏图案及自由活泼的游鱼戏水纹饰大量减少，代之而起的吴牛喘月纹普遍出现就是这一状况的反映。鼎盛时期流行的精巧秀丽的花纹也不复出现，大批纹样简陋、胎体粗厚、里心带有涩圈的盘碗充斥于世，至此耀窑的制作开始衰退。
总之，耀州窑瓷器装饰精美，题材丰富，犀利洒脱，洗练刚劲的刻花和“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印花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虽因多种原因而最后衰落了，但其鼎盛时期那巧夺天工的精美绝伦的装饰，对当时乃至后世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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