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作为特殊时代的瓷艺杰作，毛泽东用瓷（简称“毛瓷”）已逐渐成为现代瓷器的一个神话。当年，为了把“主席用瓷”制作得尽善尽美，专窑职工进行了多次探索实践。醴陵专窑先后数次为主席制作过生活用瓷，1958年烧制过茶杯，1971年烧制过烟灰缸和餐具，1972年烧制过汤盘和平盘，1973年烧制过带盖的鱼盘，1974年11月，烧制出一批釉下五彩薄胎碗。碗内外用红月季、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四种纹饰，分别代表着春夏秋冬。1975年春，研究所奉命研制新的“主席用瓷”。根据毛主席自己提出的要求，设计出两套瓷器图案：一套为“梅花图”，取“梅花欢喜漫天雪”之诗意；另一套为“桃花图”，取“桃花源里可耕田”之诗意。两套瓷器所用原料全是经过反复精选的优抽白泥，桃花用釉上彩，梅花用釉下彩。“桃花”一套98件，“梅花”一套47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让各选3套送北京，剩下的吩咐就地销毁。但研究所舍不得，将之分发给了职工。近年来，充满传奇色彩的“主席用瓷”已成为海内外藏家重金搜求的稀世珍品，拍卖价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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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毛瓷”的故事
聆听毛瓷的故事
在中国璀璨的现代陶瓷艺术长廊中，有一种被业内人士称作“毛瓷”的独特瓷器。此种瓷器之所以能闻名于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批研制生产于文革晚期的瓷器，是毛泽东主席专用瓷。由于该种瓷器工艺水平高、存世量少，并且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因而备受陶瓷爱好者的推崇。1996在北京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68件“毛瓷”首次亮相，就以870万人民币的总成交金额被拍卖一空。
昨日，当年毛主席专用瓷项目的总负责人，时任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副所长的杨火印先生专程来到西安，并接受了本报的专访。漫步于美丽的世园园区，这位年近古稀的陶瓷大师，向本报记者讲述了那段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了三十余年的“毛瓷故事”。
历史面纱下的“7501工程”
1975年初夏，时值“文革”后期，当时只有31岁的杨火印，忽然接到了一项来自中央办公厅的秘密政治任务。“任务下达时的原话是，要求我所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研制生产一批生活用瓷，但却不能告知这位使用者究竟是谁。”讲到这里，白发苍苍的老人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当时虽然不能明说，但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知道肯定是为毛主席研制瓷器。”
在接到这项政治任务后，制作主席专用瓷就成了研究所的头等大事，由于时值1975年，便将这个项目称为“7501”工程。在确定了目标和时间后，杨火印和他的团队，便一头扎进了瓷器的设计生产中。“据说在我们之前，湖南曾经生产了一批以红苹果、红辣椒为主题画面的彩瓷样品，送往北京后并未受到好评。因此，我们所生产的瓷器不能仅有实用性，还要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在经过了反复研究和讨论后，最终确定了高白釉的技术路线，以明正德官窑瓷器型为蓝本，予以改进和创新，在釉上使用清新雅丽的“水点桃花”，釉下则使用毛主席最喜爱的红梅花面。“经过近半年时间的手工制作，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万余件成品，其中的435件被送往北京，供毛主席使用。”
杨火印透露说，当时中央下达的指令是，挑选后剩下的瓷器必须全部销毁，不得流出。“但这些瓷器凝聚了我们全所人的心血，实在舍不得。”于是杨火印上报领导征得同意后，将其封存在仓库中。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瓷器陆续流向社会，便成为了现在备受推崇的“毛瓷”。
大师赞叹世园会“精、美、奇”
转眼间，当年一手带领大家圆满完成“7501瓷”制作任务的杨火印，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但每当说起往事，他却思路清晰，侃侃而谈。“记得我上次来西安，还是1967年因公出差。当时还没有兵马俑，我只去了华清池，但西安深厚的历史底蕴，仍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时隔44年再次来到西安，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杨火印惊奇不已：“我没有想到，虽然西安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大都市，但这里文化氛围却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浓厚，带动全国文化进步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
谈起漫步世园会的感受，杨火印则用“精、美、奇”三个字来形容：“整个园区的布局精致而富有意境；树丛、花海、水面交相辉映，美不胜收；长安塔、创意馆等建筑争奇斗艳，运用了许多独特的艺术手法，令人目不暇接。”杨火印表示，世园会的宽阔而清澈的水面景观，让他不禁想起了鄱阳湖畔的家乡：“西安虽地处北方，却也有南方小桥流水的意蕴了。”
事实上，虽然年事已高，但杨火印攀登艺术高峰的热情却从未停歇过。为了延续和发展“毛瓷”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杨火印又在“7501”的胎质上加以改进，创作了“7501”艺术版陶瓷。“在研制‘7501’陶瓷时，我一直有一个遗憾，由于技术不成熟，只能制作碗、盘杯等小型瓷器，没能做成大型瓷器。”而如今的杨火印，运用当年“毛瓷”的制作手法，配合现代工艺，终于做出了大型瓷器。“这桩沉浸在我心中半辈子的心愿，也总算得到了一次了解。”
红色官窑毛瓷最初的来历
红色官窑烧制的毛泽东用瓷(16张)“红色官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直接投资，它的发展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国家公有制为企业的根本制度，企业生产完全按照国家下达 的计划进行，企业的职工无需为产品的销路、生产和扩建资金的来源操心，一门心思用于生产和技术革新，厂与厂之间，不同技术之间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以景德镇建国瓷厂、景德镇艺术瓷厂、人民瓷厂、红旗瓷厂、雕塑瓷厂、湖南群力瓷厂、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为中央国家机关生产过一定的生活用瓷、陈设瓷及礼品瓷，这些单位也堪称当代的“红色官窑”。“红色官窑”的发展和壮大，经过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红色官窑”产品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第一”，“一切服从、服务于大众”成为这一特定 历史时期的生产指导思想和方针。尽管“文革”中为不计成本、只求精品的“红色官窑”，在制作了大量印有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文革”专用宣传口号的生活 用瓷外，也生产了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精美艺术瓷一一一政治艺术瓷。景德镇雕塑瓷厂生产的“收租院组雕”、“样板戏组雕”，景德镇艺术瓷厂创作的大量画工优美、紧跟形式的瓷板画和瓷瓶，如“红灯记”系列画瓶、“收租院”系列画瓶。当时以“吴康”、“章鉴”、“章文超”、“赵惠民”等著名美工画师，绘制了大量的“礼品瓷”、“国家机关陈设瓷”，均为政治艺术瓷精品。
浅议“陶器的诞生之谜”
陶器和瓷器并称为陶瓷，二者也有着非常多的关联渊源。陶器是瓷器的前身，有着悠久的生产历史，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陶器的诞生之谜”。
根据现有资料，我国陶器出现在距今 7000-8000 年以前。它的起源或可追溯到更早的阶段，在那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才从茹毛饮血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而过着渔猎不定居的生活。尤其是发现了“火”以后，迫切需要有一种能耐火烧的盛器。首先，人类从实践中认识到粘土掺水后具有可塑性，从而可能塑造一定的形状。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人类已用粘土塑造某些形体，如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的陶片，经C14 测定，距今就有一万年以上。同时人类在长期用火的实践中，必然得到成形的粘土经火烧之后可变成硬块的认识，这些都是产生陶器的先决条件。
至于陶器是怎样发明的，它可能是由于涂有粘土的篮子经过火烧，形成不易透水的容器，这种容器耐火，且能用以烧煮食物，不久之后，塑造成型并经烧制的陶器也就开始出现了。人类创造的新物质——陶器从此诞生了。
陶器的诞生是远古时期人类文明革新进展的一个标志，证明人类的创造性与智慧在不断进步。由陶器衍生而出的瓷器更是陪伴我们人类度过漫长岁月直到现在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神秘的西夏陶瓷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历时近190年，建都在今宁夏银川市。由于蒙古大军的毁灭，西夏文化遗迹、遗物、艺术等留存甚微，给这个古老的王朝留下了太多谜团，西夏瓷更是因为物证太少，成为我国瓷器历史上的难解之谜。
随着近年来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西夏瓷不断发掘出现，国内外对西夏瓷的收藏热起来，西夏瓷也开始走出“深闺”向世人展示那段神秘残缺的历史。
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各大名窑生产的瓷器名目繁多，但是与宋同一时代的西夏，人们对它190多年的制瓷知之甚少。由于实物和文献资料太少，以至于1980年前后编写的《中国陶瓷史》未能将西夏瓷写入其中。
由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文明突然间神秘消失，后人对西夏瓷的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195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发现了两件珍贵的黑釉剔刻花瓶，初被定为元代，后被认为与西夏有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西夏瓷开始在宁夏、青海、甘肃等曾为西夏王朝疆域的广大地区陆续发现和确定了一批西夏瓷窑，考古专家们才开始把西夏瓷与宋瓷、元瓷区别开来。
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说：“由于元朝没有给西夏作史，残存的文献资料也大多在国外，近年来西夏瓷的出现和研究对解读西夏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夏瓷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耀州窑的影响，结合党项族的文化习俗创造出粗犷质朴、极具民族特色的瓷器。从各地出土的西夏瓷看，民族特征鲜明、纹饰简洁、装饰手法粗犷。最具特色的扁壶、四系瓶、高足碗、帐钩以及剔刻釉装饰艺术，突出表现出党项民族纯真质朴的民族性格，同时更加丰富了陶瓷器形及装饰内容。
扁壶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瓷窑所没有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壶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
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由于西夏铜、铁矿产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应该是个创举，它不仅巧妙解决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同时为制瓷业开创了新思路。
牛头埙是瓷埙的一种，形似牛首故称之牛头埙。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牛头埙作为一种乐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爱。它的出土不仅表现出西夏人善于创新的智慧，同时也展现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最典型的特征是在瓷器上剔刻花纹，这种瓷器也是西夏瓷中最为精美的一种。
西夏制瓷工匠在进行剔刻花工艺时，一般有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刻花，刻花不是在平面上绘画，而是直接在上好釉的器体上，用刻刀刻绘花纹和图案的轮廓，难度很大。第二道工序是第一道工序的延续，即剔釉，是将所要表现的花纹图案周围多余的釉剔掉或刮掉，露出胎体。
在西夏剔刻花瓷器上，最为显著的是纹有各种各样的牡丹花。据一些收藏家介绍，当时的西夏境内并没有这种花卉，瓷器上大量纹牡丹很是费解。
近年来，随着对西夏瓷的研究更加深入，以及对西夏神秘文化的追捧，国内博物馆加强了对西夏瓷的征集，同时在国内外收藏界兴起了一股收藏西夏瓷的热潮。
在举办的西夏古陶瓷联展上，来自北京、上海等12个省市区的68位收藏家带来了精心挑选的近200件西夏瓷向世人展出，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埃及、法国等多个国家游客和收藏家的关注。
其中，极为罕见、完整无缺的由青海和宁夏收藏者奉献的褐釉三开光剔刻牡丹纹大罐和褐釉剔刻缠枝绕叶牡丹纹六系大罐，是国宝级文物西夏陶瓷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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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益军开讲毛瓷背后的故事 红色官窑的前世今生
在英文的表达中，“China”是中国，还有一个意思是陶瓷。由此可见，陶瓷已经成为中国千百年来对外形象的代表。我们可以从无数流传至今的陶瓷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看到中国人婉约深沉、纯朴自然而又慷慨激昂、豪迈大气的情怀。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从物质生活到意识形态，陶瓷与中国人有着特殊的关系，中国人对陶瓷也有着特殊的感情。
醴陵是一座自古就充满现代气息的南方城市，也是我国著名的瓷城，自古就有天下名瓷，出醴陵之美称。釉下五彩是醴陵陶瓷的特色“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是醴陵陶瓷在清代赢得的良好评价。建国之后，醴陵陶瓷更是受到青睐，成为为毛泽东烧制瓷器的“官窑”。
那么，到底醴陵陶瓷又为什么叫做红色官窑？什么叫做毛瓷？它与其他地方的陶瓷有什么不一样，釉下五彩到底是什么样的技艺手法呢？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周益军揭秘了许多毛瓷背后的故事。
“怪”鱼盆是为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
毛瓷是指毛泽东主席生前的生活用瓷。当然，这个“生活用瓷”也包括他身后的用瓷，比如说毛泽东纪念堂里面陈设的一些艺术陶瓷和陈设瓷。陶瓷的来源基本上有三个批次，第一批是1958年毛泽东用的盖杯，我们后来把它叫做胜利杯。1958年4月中共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的陶瓷研究所，拿来了一个当时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用过的桶型杯子，要求陶瓷研究所制作这样一个杯子，但没有说明是毛主席用的。同时要求在样品的基础上加大改矮，加上盖子。
当时研究所选择了醴陵地区最好的制瓷原料来制作这个瓷器。到了6月份试制的样品就出来了，然后把这个样品送给湖南省委去审查，湖南省委审查以后觉得这个杯符合要求。到了7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制作，一共制作了20个素色的杯，没有图案样式，白色的。
第二批就是1971年9月为主席制作的一批生活用瓷，这批生活用瓷主要包括菜碗、饭碗、盘子、小碟子，比如说毛泽东主席喜欢吃湖南的腐乳，往往就用小碟装着，还有杯、鱼盘，还有五件套的文具、茶具。按照要求，当时这些盘类、碗都要求加盖，一般老百姓家用的碗很少是加盖的，特别是鱼盘很少加盖。瓷器椭圆形的东西不好做，盖子要吻合难度更大，问起原因，工作人员说，主席因为用餐时间很不正常，有时候饭做好以后他顾不上吃，菜又凉了，热了几次以后他还没有来吃。所以，工作人员就想一个主意，把碗都加盖，让它保温，这样就不会凉，这是一个特殊的要求，所以，这个造型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后来看这个鱼盘怪怪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毛瓷的珍贵原料现在已消失
毛瓷包括纪念堂里面的用瓷，都用了我们湖南特有的一种原料，叫做球泥。球泥分为两种，一种是大球泥，一种是小球泥，这个球泥产生于湖南溆浦县叫做黄毛园乡的地方。这个矿不像我们广东的原矿面积很大，球泥矿是鸡窝矿，它不是满山遍地到处都是，它是一窝一窝的。这个原料现在已经没有了，在计划经济年代，制作毛瓷和国家礼品瓷都要通过湖南省计划委员会下指标。球泥非常珍贵，挖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球，然后把这个泥打开，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壳，把这个壳掏掉，把它加工以后就可以了。
其次是精湛的制瓷技艺。制毛瓷的人员是千挑万选的。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首先第一政治要合格，那个要求很严，很具体的，比如说你家里的成分怎样，历史上有没有不良记载，或者亲戚朋友有没有不良的记载，这些都是审查条件之列。
第二，工艺控制上非常严格。比如说泥坯入窑的时候，在入窑之前要用秤去称，一件一件都要称，每一样都要达到这个要求才能入窑烧成。不合格的，重量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都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前一道工序要控制后一道工序的质量，如果前面做得不合格，后一道工序洗水的看出来了就要把它打碎。要经过7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是这样控制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是为毛泽东主席做瓷器，只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保质保量完成好。所以，控制得很严。
半人高的大缸没有任何接口
纪念堂的大花缸是醴陵窑代表突破性的一次。大花缸在上世纪70年代是一次拉坯成型的。像1米左右高的大缸大多都是接上去的，然后再做成一定高度的大缸。但是纪念堂的缸不能有接口，也就意味着你必须要用一次拉坯成型的方法才能做成，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们采用接力拉坯方式，拉坯师傅一个人在那里拉，然后由两个人抓住他的手臂一块使劲，这样才拉起来。你想想看，要把一团泥拉成40公分高、比较薄的器物，这要费很大的力气。所以，在计划经济的时候给他们特殊补贴，给他们每天加半斤肉、半斤大米补助，这是特殊待遇对待，在那个时候，这是最好的待遇。
在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大缸烧了很多次，到快要交货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没有出来，总是底下开裂。当时厂长急得很，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最后，天天白天拉坯干活，晚上大家坐下来分析开会。有一天拉坯师傅听得很不耐烦了，说我看这个原料不是太粗了，而是太细了，还要加粗。后来按照他的说法，把这个原料重新调配，让它粗一些，真的解决了问题，因为泥加粗了之后水分就能很快地排出来。
除了在技术上有创新之外，在装饰上也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刚才进到题材，是从毛泽东诗词里面选出的。现在虽然过去30多年了，但这些装饰的画面仍然非常优美，很漂亮。无论是从线条，还是从它的装饰形式，包括釉下五彩的装饰技艺，分水的装饰技艺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虽然这些花卉比较简单，但是它并不呆板。从色彩上，他用了大面积的红色和绿色。虽然红配绿很俗气，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红和绿的搭配，造成了对比非常强烈，但是艳而不俗的美感。现在看起来仍然很好看，它单纯而不单调，色彩对比很强烈，给人的印象很深刻。
陶瓷：元青花身世神秘的瓷器之王
青花，是中国陶瓷史上绕不过去的一环。肇始于唐代的青花瓷，在元朝确立了形制并马上达到了顶峰。元青花以其大气浑厚的造型与明艳夺人的色彩成为青花瓷不可逾越的丰碑，光照后世。
然而，有趣的是，元青花身世的昭示，却是很晚的事情。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明朝一直被认为是成熟青花工艺的起点，人们甚至普遍不知道元青花的存在，历史上也没对元青花有过任何记载。拥有“瓷器之王”美誉的元青花，湮没在历史中，充满了争议，也充满了神秘。
来自西亚的绝美蓝色
元青花之美，在于夺人。比起后世的青花，它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一抹蓝色。元青花的蓝色非常鲜明，像蓝宝石一样附着于白玉一般的瓷胎上，仿佛有一种生命力被赋予器物，美得令人震惊。
这种蓝色来源于一种产自西亚的含钴着色剂，被世人称为“苏麻离青”。这类着色剂中，除了钴元素，还会含有一定的锰和铁。元素成分的比例，决定了青花的颜色。苏麻离青之所有最负盛名，因其除含有着色能力极强的钴元素，还具备高铁低锰的特点，而国产青料往往相反，锰含量高、铁含量低，烧成的青花多为浅淡的青色或灰蓝色，并不好看。这种来自西亚的苏麻离青，经过1300摄氏度左右的烧制，呈现出国产青料无法比拟的明艳之蓝，让人见之忘俗。因此元代官窑，特别是为贵族烧制的器物，几乎都采用苏麻离青着色。“苏料”也就成了官料的代名词。
元青花的诞生带着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印记，并不仅仅表现在其颜色上。目前存世并得到学界公认的元青花，以型大、胎厚、体重为主流，虽然偶有高足碗、梨型壶等小器，但整体上与宋代瓷器的精巧、轻灵形成鲜明反差。此外，元青花的纹饰也带有异域色彩，是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卷草纹、缠枝牡丹、缠枝莲等繁缛纹饰密集绘制于器物表面，与中国本土的图案有极大差别。此类草花纹具有明显的波斯风格，如今仍广泛存在于西亚国家的装饰中。
明宣德以后，随着海外贸易被禁锢，这种进口料就绝迹了，最后的绝响是郑和下西洋，带回了少量的进口料，因此在明代永宣年间仍有官窑使用苏麻离青的记录，之后，这种艳丽的颜色就如一股烟云般消逝而去。
传奇大罐“鬼谷子下山”
作为一种深受西域文明影响的瓷器样式，元青花身世的昭雪与它的诞生一样，与西方渊源颇深。西方学者和收藏家的研究发现，帮助我们更新并丰富了对青花瓷的认识。
1929年，有一位爱好收藏的旅英华侨吴赉熙在北京游历智化寺时，发现了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十分漂亮，于是买了下来。吴赉熙观察发现，这对青花瓷瓶上除了图案，还烧制了一段铭文，落款处写有“至正十一年”字样。而至正是元顺帝的年号。吴赉熙将瓷瓶拿给当时的行家鉴赏，却被收藏家们讥讽一番，认为他买了拙劣的赝品。
也许是这对青花瓶的美丽，让吴赉熙不忍放弃，他还是将瓷瓶带回英国，后来卖给了一位英国爵士，他就是“珀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创始人大维德，因此西方后来称这对瓷瓶为“大维德瓶”。
这对瓷瓶被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霍布逊慧眼识中，这位中国陶瓷学专家专门写了论文，论证落款“至正十一年”并非伪造，如此精美的青花瓷确实诞生于元代。但这一研究成果并未引发当时学界的重视，直到1952年，美国佛利尔博物馆的馆长助理，同样是中国陶瓷学专家的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认真研究了大维德瓶上的铭文，又往来于伊朗和土耳其，一番比较辨识，以大维德瓶为标准器，以存于伊朗阿德比尔寺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的一批中国瓷器为旁证，撰写了两本著作，初步揭开了元青花神秘的面纱。
波普证实早在14世纪后期，中国就已经能够烧制如此完备、精美的青花瓷器。此后，北京元大都遗址、河北保定先后出土元青花，这些考古发现，不断佐证波普的研究。
元代虽然国土幅员辽阔，横跨欧亚大陆，号称“大哉乾元”“四海声威”，但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不足百年。“至正型”瓷器被视为元青花标型器，而至正这一元代年号指代的时间只有短短30多年，所以元青花的存世数量少之又少，普遍认为不超过400件，其中的精品更是凤毛麟角。
最著名的元青花，当属“鬼谷子下山”图罐。2005年7月12日，英国佳士得的一场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大罐被拍出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创造了亚洲艺术品在全球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成为“瓷器之王”。
青花里的元杂剧
元青花除缠枝莲、缠枝牡丹、灵芝、卷草等蒙元贵族偏爱的花纹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直接将民间故事和历史典故写实地绘制于表面。这类元代青花瓷器呈现了统一的画风，用笔扎实，一气呵成，写实意味浓郁，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其丰富的表意性直接影响了明代小说绣像和人物画的笔法。
以南京沐英墓出土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为例，可以充分理解元青花的故事纹饰之美。高44厘米，直径13厘米的梅瓶，表面绘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图样。在瓶体腹部，一侧是汉代丞相萧何着袍束带，眉目微蹙，上身前倾，神情焦急；另一侧则是韩信手牵战马在河边饮水，他右手牵马站在河边，一副满怀心事的样子。画面中，萧何作为一代名相的谨慎与韩信内心的游移不定，栩栩如生，在瓶体浑圆的表面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情节感，让人拍案叫绝。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绘制有通俗故事的元青花，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涉及战争、民族融合等历史题材，除前文提到的“鬼谷子下山”图罐、“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还有1956年出土于湖南常德的“蒙恬将军图”玉壶春瓶，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元青花“尉迟恭单骑救主公”罐等。另一类则是戏曲、小说等民间故事题材，如存于私人藏家手中的“王实甫《西厢记》焚香一景”罐，又如裴格瑟斯基金会藏“《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罐。而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昭君出塞”罐经考证，取自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
元青花器物之所以采用了故事题材绘制，与元代民间文学和戏曲的兴盛密不可分。元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科举制度废止，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紧缩。无法入仕，大量知识分子便散落市井，诞生了一批“书会才人”，他们以创作曲艺底本为生。民间戏曲也因为书会才人的加入，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盛景。当时戏剧演出广泛，上自帝王，下至平民，观赏戏剧演出成为一种娱乐习惯。在重视文人的宋代，这些书会才人本应成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但因历史的变故，意外地为元代戏曲的繁荣贡献出卓越的才华。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元杂剧大家关汉卿。 另有学者推测，元代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镇压，也导致一部分由宋入元的画家被迫成为绘制瓷器的工匠，宋画的绝世成就，直接为瓷器绘画输血，才使得元青花的人物故事图案有如此高超的艺术水准。
无论是故事图案，还是花纹装饰，在元青花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雄浑张扬的帝国气质，这在它之前和之后的瓷器中，都绝无仅有。存世的元青花体态雄美、英姿勃勃，只要得见一尊实物，属于游牧民族的阔达胸怀和广袤帝国的蓬勃生气就扑面而来，让人不得不为文明心旌摇曳。那张扬茂盛的纹饰、惟妙惟肖的图案、明艳夺人的色彩，本身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大千之美。
陶瓷文化：神秘哥窑千年传说
龙泉哥窑是五大名窑之一。
众人周知，汝、官、哥、钧、定，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中，哥窑是五大名窑中谜团最多的一个，瓷器存世量很少，而且窑址长期以来没有定论。
龙泉青瓷，又分“哥窑”和“弟窑”两种。沈岳明用最简单的比喻解释：所谓哥弟两个窑的区别，就在于哥窑开纹片，而且是黑胎。弟窑是不开纹片的，白胎。开片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技术，形成的机理就像这样的原理，就跟一个胖子穿上一个小的衣服一样，一绷，衣服裂了。后来人们就有意识地利用胎跟釉膨胀系数的不同，烧出各种很美丽的裂纹。
虽然“哥窑”在龙泉，在这座小城里是妇孺皆知的事情。然而，上世纪60年代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认为以溪口瓦窑垟为代表的窑场生产的一类黑胎青瓷制品，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的特征一致。但随即通过对发掘所得标本的测试，发现其与由故宫博物院提供的所谓哥窑标本的测试数据不一致，以致想当然认为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一类被定为哥窑的器物的胎釉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不同，从而认为哥窑不在龙泉。进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原定为哥窑的器物，被改称为“传世哥窑”。这对于龙泉人而言，是心中一块抹不去的伤痛。
其实，凡是记载哥窑产地的文献基本就指向龙泉。明代《春风堂随笔》中提到，在龙泉琉田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龙泉乡土的社戏表演、庙宇祭祀中，都包含了哥窑传说的元素。今天的龙泉，这个故事依然家喻户晓。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就会走乡串户地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而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拜。
当然，关于文献记载的哥窑产地，除了龙泉以外的唯一指向是杭州的凤凰山下，这在个别文献中确有记载，故也有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址就是哥窑，但从考古成果看，这应是元代仿哥窑的“元末新烧”产品。
即便是在今天，无论行走在龙泉的任何大街小巷，处处可听到“哥窑”流传的神秘传说——
在龙泉，制瓷人都将章生一、章生二尊为窑业祖师爷，认为他们分别是哥窑和弟窑的创始人。
过去，龙泉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章生一、章生二“师父榜”。师父榜除神位外，并附祭祀山神、土地、搬柴童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
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在考察龙泉窑后曾说到：大窑村里有窑神庙，我曾去朝拜过，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须拜祭。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还会走乡串户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