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器气泡鉴别。
杭州沈芯屿
公元1276年，忽必烈的铁骑如风一般来到杭州，踏平了南宋王朝，也踏碎了纯净典雅、宛如青玉的青瓷，而给中国的瓷器带来了不同的颜色，那是一种蓝白相间的瓷器——元青花。
青花，是一种由白色和蓝色构筑图画的瓷器。窑工们用钴料在洁白的胎体上绘画，完成后上一层透明釉，再放入瓷窑中经1200℃以上高温一次烧成。成功的青花瓷钴料显出清雅的幽蓝色。杭州共有两次元青花的出土，出土4件元青花。第一次是1978年，杭州文三街无线电学校宿舍施工工地发现一座元代至元年间的墓葬，出土3件元青花瓷人物塑像。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青白瓷八卦纹香炉，3件青白瓷灯盏，1件“枢府”款云雁纹碗和一块墓志。
元青花观音像：塑像呈“山”字造型，上小下大，前倾。有二层台阶，观音端坐中央，左右下方各立一侍女。观音头戴凤冠，身着长裙，肩披披肩，足登履，双手在腹部相握。左右侍女分别手托果盘，身体稍侧向观音。左边侍女前塑一小鹿，右边侍女前塑一立鹤，均作仰首状。观音座前塑有水花。观音以及侍女的眼、眉、头饰、衣领、披肩和袖边均施彩，青花褐彩并用。观音胸前绘青花如意纹，青花发色灰暗。现藏杭州博物馆(图1)。
元青白瓷八卦纹香炉：浅盘口，直腹，底部圆收。外侧安三个兽形足。胎体略粗松。施青白釉。腹壁印有八卦纹(图2)。
元青白瓷莲花灯盏(3件)：灯盏敞口，浅腹，中间有一个管状灯芯与下部灯座相连，高圈足外撇。胎体粗而坚硬。施青白釉，不及底。灯盏外壁饰莲瓣纹(图3)。
元“枢府”款云雁纹碗：敞口，浅腹，圈足，足跟平切。施枢府釉，釉面乳浊，呈鸭蛋青色。内壁饰印花双雁祥云纹。大雁作飞翔状，在大雁翅膀的上方印有“枢府”款。因为釉层乳浊，文字依稀可辨(图4)。
墓志一块，呈不规则条状。字迹模糊，尚可辨认。志文：“妣赠范阳县太君太夫人胡氏妣夫人郑氏大元至元丙子七月己酉曾孙兖谷忠显校慰明安答儿谨志”，共三行41字。碑文上显示有两个墓主人，分别是两代人，均为女性。立碑人明安答儿是其中一位墓主人的曾孙。墓中出土的青花人物塑像，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认为是青花观音像。时代为元代至元丙子年(1276年)。杭州元青花观音像为当时发现得最早的、有纪年款的元代青花瓷。
元青花观音像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然而，元代有两个至元年号，同时还有两个丙子年。对于前后至元的问题，陶瓷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根据出土的器物、墓志，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考证。
首先是“枢付”款云雁纹碗的大致年代。元代的“枢府”瓷确定的始烧年代尚未有定论，但海内外大量出土的及传世品的年代一般都定在1278年以后。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而“枢府”是元代一个重要的军事机构“枢密院”的简称。因此，该墓出土的带“枢府”款的云雁纹碗，应该是“枢密院”的定烧器。从一些已发表的高安窖藏的相关文章看，这件碗的纹饰及造型与高安的产品很相似。从年代上看，高安窖藏的断代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以前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杭州的这件“枢府”碗的时间应该比高安窖藏的枢府瓷早。据此，杭州的这件枢府瓷碗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有确切纪年的早期枢府瓷器。据《元史》记载：“枢密院，秩从一品。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机构，在没有设立专门相应的制瓷机构之前，是谁也不敢贸然烧制“枢府”瓷的。由此推论，把该墓定在前至元(1276年)的论点自然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关于墓志中的“明安答儿”。元代蒙古族人取名字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图腾、崇拜的英雄或者植物作为自己的名字。如果大家都认为某人是英雄，就会有很多人取与这个英雄相同的名字。所以，元代人有很多相同的名字。拿明安答儿来说，在《元人传记资料》中就查到了三位。其他的如《元史》等资料中相同名字的还有好几位。所以，我们不能确定究竟哪一位明安答儿是该墓志中的人。
第三，关于立碑时间。古代习惯使用干支纪年，俗称六十甲子。年、月、日和每天的钟点时间都是用这种方法推算的。在墓志中有“七月己酉”字样，经核对《中西回历日历》发现，1276年丙子年的七月中没有“己酉”这一天。而1336年，也就是元代后至元二年七月六日是己酉日，这一天的西历是8月12日。由此，这件元青花观音像以及墓葬的年代有了更加确凿的依据。
1987年，在杭州朝晖路商业储运公司施工工地发现一座元代瓷器窖藏，出土瓷器的品种很丰富，有卵白釉高足杯26件、龙泉窑瓷器18件、青白瓷龙纹坛1件、蓝釉描金爵1件、孔雀蓝釉“内府”款带盖梅瓶2件、孔雀蓝盖罐1件、霍窑白瓷杯碟3件、釉里红高足杯1件、元青花海鳌山形笔架1件。出土时，高足杯、蓝釉爵杯、青花山形笔架等小件器物均放置于两个大坛中。以下，笔者仅把元青花和蓝色的瓷器作一简单的描述。
元青花山形海鳌笔架：半圆形，左边塑一蟾蜍。蟾蜍后面捏塑4个驼峰，第2个峰上又一轮圆月，其他3个峰顶上塑有如意头云。正面有青花施彩，成不规则状。云端下塑有海贝类物，座前塑有翻卷的浪花。胎骨细腻、洁白。施影青釉，底部露胎处呈乳白色。蟾蜍口微开，双眼饰青花，内空，可置水。该笔架青花色泽清丽淡雅(图5)。从这件笔架细腻的胎体和青花的呈色看，其制作时间晚于青花观音像。tAoCi52.COM
元蓝釉描金月映梅纹爵：仿青铜器爵造型。胎体细致。施宝蓝釉，釉面滋润、光滑，内壁局部有缩釉点。爵杯内外壁绘描金月影梅图，描金已脱落，只留痕迹(图6)。
元孔雀绿釉“内府”款梅瓶：器形浑圆，撇口，束颈，圆肩，圆腹下收，卧底。盖呈杯状，内壁无釉，倒扣瓶口。胎体厚重。施孔雀绿釉，釉面剥落严重。用湿布擦拭时，肩部显示墨书“内府”款(图7)。
另一件孔雀绿釉将军坛，釉面全部剥落，只残留小部分斑块，通体呈乳白色。
对于某种色彩的偏好，常常源自一个民族的原始记忆或宗教信仰。我们知道，蓝色不是汉族的传统颜色，这种纯白与幽蓝的对比所呈现的色彩反差让蒙古族人痴迷。在蒙古族人崇信的原始宗教萨满信仰中，蓝色象征天，白色象征善，而且蓝色和白色也正是蒙古族起源图腾“苍狼白鹿”的颜色(见国家博物馆编著《文物中国史·元代》)，这就是青花瓷能够在元代起源、发展和成熟的主要因素。
笔者常会疑惑，这些元青花观音像、山形海鳌笔架、蓝釉描金爵杯和蓝色“内府”款带盖梅瓶，它们的釉色就是蒙古族人踏碎了南宋皇帝高贵典雅的青瓷后留在杭州的颜色吗？我没有见到蒙古族人在统一中国后骑着骏马在辽阔的中国大地奔驰着弯弓射雕的身影；也没有能够看到他们在马背上举着那蓝白相间的高足杯畅饮的样子。但是，我愿意陶醉于他们的这份激越和浪漫。因为我知道，游牧民族留在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抹幽蓝，是有灵魂的。责编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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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元青花瓷器中蒙古族游牧文化之体现
中华瓷文化源远流长，元青花瓷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元青花装饰意味浓厚的构图方式、稳重的色彩、大气而精致的造型使其在瓷文化中独树一帜，是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游牧文化等不同民族文化的结晶。
一、蒙古族蓝白色彩崇尚对元青花的影响
在视觉艺术的众要素中，色彩是最为强烈、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元青花的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器物造型、装饰和色彩三个方面，其中色彩起着决定性作用。元青花主要运用的是蓝白二色，蓝白相间的色彩构成了元青花视觉要素中最重要的部分。
（一）“尚白”观念的体现
蒙古族历来生活在北方草原上，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饮食习惯以牛奶、羊奶制成的奶豆腐、奶皮、奶酪等白色的乳制品为主，称为“查干依德格”（译为“白食”）；还有饮用牛奶、羊奶、骆驼奶以及用这些奶熬制成的奶茶，尤其以“马奶子酒”最为出名，被尊为圣洁的饮品，常献给最尊贵的客人饮用。这些白色的奶食品构成了蒙古族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饮食结构，也形成了蒙古族“尚白”的崇尚心理。
蒙古族信奉萨满教，而萨满教是崇尚白色和追求善的。白色在萨满教中象征着纯洁和圣人的神灵，是一切善的代表，这种教义潜移默化地深入蒙古族人的心灵，从而影响了民俗。也因为崇尚白色的习俗，蒙元时期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烧造一种卵白釉瓷器，因纹饰中模印有“枢府”二字，故称“枢府瓷”，属于官府用瓷。
（二）“尚蓝”观念的体现
蒙古族对天蓝色的偏爱是因为蒙古族自古信仰“长生天”，认为它是主宰一切万物的神灵，是善恶的创造者和决定者，最受蒙古人敬畏和崇拜。苍天是神圣的，天空是蓝色的，因此，在蒙古族中蓝色也是神圣和吉祥的。蒙古族人称自己是“呼和蒙古勒”（即“蓝色的蒙古民族”），比喻是像天一样神圣的民族。同时蒙古族也有“苍狼白鹿”的传说，对蓝白二色的崇尚和喜好来源于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和尊敬。蒙元时代的蒙古统治者也将这种色彩倾向体现在陶瓷制作中。到元代中晚期，景德镇创烧出成熟的蓝白青花瓷，或白地蓝花、或蓝地白花，同时也烧成了以钴蓝釉为主的蓝色釉彩色瓷器。
二、蒙古族生活习俗对元青花器物造型的影响
（一）为适应游牧民族饮酒习俗的大型器皿
蒙古族自古以游牧的方式生活在北方草原，素来有群体聚餐和饮酒的习俗。元代的饮酒器具主要有瓶、壶和高足杯，常见的有金银器和瓷器。因此，众多青花瓷器中玉壶春瓶和梅瓶的烧造最多。在已发掘的陕西省蒲城洞耳村元墓的壁画中，所画庙堂左侧侍从身后方桌上依次摆放着白色匜、玉壶春瓶、台盘与双盏等器皿，有学者分析是用来饮酒的瓷器。蒙古族喜欢宴请宾客，并有诸多敬酒礼仪，每当敬酒结束后，仆人便抱着盛酒的大梅瓶，依次将客人手中的高足杯斟满，可见梅瓶也是用来盛酒的器皿。据说在元代宫廷盛宴上，事先要根据客人数量的多少摆出足够多的大型梅瓶，以供宾客饮用。
（二）为方便游牧生活而独创的特殊器型
元青花中有一些特殊造型，是为了方便蒙古族在游牧途中捆扎和把持的。同时在迁徙中，不易携带大型家具，众人席地而坐，器物摆放在地上或较矮的几案上，因此专门创制了一些特殊造型。如四系扁壶、棱形瓶、高足杯都非常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有一些造型在元代以后未再烧制。
（三）受宗教影响而仿制的特殊器型
僧帽壶、塔式瓶的造型源于元代崇拜的喇嘛教僧帽和舍利塔。蒙古族人信奉萨满教，有祭祀习俗，元代受汉人影响，瓷器成为皇家祭祀的主要器皿。目前发现有明确记录详细用途的陶瓷祭祀器是印有“太禧”字样的卵白釉大瓷盘，还有在景德镇市郊后至元四年凌氏墓出土的青花釉里红堆塑四灵兽塔式盖罐，也是很好的证明。
三、蒙古族特色纹样与信仰对元青花装饰纹样的影响
（一）蒙古族特色的装饰纹样
云肩纹是最具有蒙古族特色的装饰纹样，至今仍然广泛应用在蒙古族的建造和服饰中，尤其是蒙古包的顶部装饰最为多见。所谓“云肩”就是类似祥云的纹样，因主要用于装饰罐、瓶类等大型器物的肩部而得名。一般多见于梅瓶、玉壶春瓶和四系扁壶，多用蓝色勾勒外形，内部多绘繁密花卉纹样或海水纹，而云肩纹之间则留有白色，形成疏密对比，给人一种豪放雄劲、舒展秀美的视觉感受。蒙古族称云纹为“哈木尔乌嘎拉吉”（译为“牛鼻状纹”），因为正面看上去云肩纹形似牛鼻；而从留白区域去看，云肩纹又好像一对羊角。云肩纹图案正负形的巧妙应用，正好说明此纹样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文化的产物。
（二）受宗教影响的特殊纹饰
元代青花瓷上带火焰的龙纹、麒麟纹均是具有图腾意义的纹饰。带火焰的细颈游龙纹多绘于瓶、罐的主体位置，周围饰以海水祥云纹，仿佛飞翔游走在行云流水之间。细颈游龙纹的形态非常独特，整体造型遒劲有力，四足后膊分别饰以火焰。青花装饰上的麒麟有独角与双角之分，一般做奔跑状，而且身旁带有火焰纹。在萨满教中有火神，本源是女性神，是萨满教母权氏族时代所崇拜的“众火神之汗母”。
蒙古族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对莲花、八吉祥和宝珠有特殊的感情，在元青花装饰上更为突出。莲花是佛教圣洁的象征，作为青花瓷器装饰中最常见的题材，莲瓣纹最开始模仿藏地佛塔须弥座上的莲瓣纹，后来变形成固定的形式在元代青花瓷器上普遍使用。八吉祥由佛教法器的八种物象组成，代表吉祥。八吉祥和杂宝作为辅助纹饰以二方连续的形式构成装饰带或圆形纹样，多出现在元代青花瓶、罐类器物的颈、胫等部位上，还有碗、盘类器物的内底心，八吉祥也是元青花典型的装饰形式。
结语
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异军突起是以唐宋制瓷技术为基础的，并且在元代对外交流的经济刺激下繁荣起来。元青花的兴起与当时统治阶级推行的政策、贸易的往来与多元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元青花独在蒙元时期出现，是外来进口钴料和景德镇白瓷完美融合的产品。除制瓷工艺技术达到成熟以外，元代统治者重视手工艺、“官搭民烧”的制作体制，以及对外贸易的需求也对元青花产量与质量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
元青花瓷如何辨真伪
元青花瓷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
元青花创造了世界纪录以后，赝品一定就会出现，怎么去辨别呢？几乎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元青花在陶瓷市场上流动。作为一般的收藏者，怎么区分呢？首先要知道元青花的一些基本特点，比如元青花装饰纹饰的层次非常多，主题纹饰与辅助纹饰层层相接，往往可达八九层之多。
如果元青花瓷器的纹饰有八层，画这么多层纹饰，瓷器的体量一定要够标准大，如果不够标准大，就一定是作伪的。
大部分元青花纹饰的装饰层数非常多，三、四、五、六、八、九、十层都有，但有一个数字一般不出现：七层。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元朝人“重九恶七”。元青花九层的纹饰最多，但是不画七层的。现在的人不知道，仿的时候画成七层纹饰。你要是数到七层，这东西百分之九十九不真。
元青花的纹饰非常多，非常琐碎，这种装饰风格还是明显受到波斯的影响。当时中东国家使用的金属器，以及衣饰上的纹饰都非常琐碎，和瓷器的装饰风格一致。
青花瓷的历史与发展
青花瓷又叫青花， 自问世以来一直被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所喜爱。风格独树一帜的青花瓷器， 既有继承， 也有创新，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青花瓷器素以其胎釉精细、花色鲜丽明爽、造型古朴多样、精细粗犷并存、豪放工致兼有著称， 器物纹饰优美， 以纯朴、大方蜚声海内外。有人认为， 清青花与明永、宣青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成书于清代的《陶雅》记载： “ 雍乾两朝之青花， 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 康青虽不及明青之浓美者， 亦可以独步本朝矣” 。《饮流斋说瓷》谓： “ 硬彩， 青花均以康窑为极轨” 。清《在园杂志》中也说： “ 至国朝御窑一出， 超越前代， 其款式规模， 造作精巧” 。
仿古官窑青花瓷花瓶摆件
青花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 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 再罩上一层透明釉， 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现今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 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元青花纹饰的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 层次多而不乱。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 清康雍乾三朝发展到了顶峰。
据历史文献记载， 8 0 年代末西藏出土的宣德斗彩莲池鸳鸯图碗上主要纹饰以青花勾画鸳鸯、莲、水草所需部分， 再以釉上填绘红、黄、绿等色。构图疏朗、色彩搭配雅致。外壁沿以青花绘二方连续龙纹， 内壁口沿一圈梵文装饰。此碗不仅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 还有很高的考古研究价值。成化斗彩将宣德斗彩瓷局部纹饰使用青花勾线， 填彩技术进一步发展成整体器物的斗彩装饰、构成了新的陶瓷装饰品种， 它既保持了青花清新素雅的特点， 又增加了浓艳的釉上颜色，改变了传统青花单色单一的局面， 画面充满活力、生气。成化斗彩的艺术格调很高， 在胎质、色釉、装饰、工艺技法等方面都高出宣德窑， 所以成化斗彩成为斗彩发展史上的高峰阶段。成化斗彩专为宫廷赏玩烧制、产量有限， 所以相当名贵。明《神宗实录》中记载， “ 神宗时尚食， 御前有成化斗彩鸡缸杯一双， 价钱十万” 明时价格已值十万， 所以收藏价值极高， 鸡缸杯取材于生活中平凡一景， 母鸡带领小鸡寻觅食物， 威武雄壮的公鸡引亢而立， 几只小鸡游戏其中， 神态可爱， 绘画之精巧， 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官窑都有一些仿成化斗彩的产品， 特别是雍正时期已很有把握地烧造出仿成化斗彩， 且在质量上超过成化时期， 有“ 明看成化， 清看雍正”之说。清三代的斗彩有了长足发展， 在釉上绘画有了新的提高， 出现了青花斗彩新的表现形式， 而且开始用珠明料代替以前的釉下青花勾线， 使得成品上的瑕庇减少。青花斗粉彩比传统斗彩更醒目， 而且釉上打玻璃白后更具厚重感， 更为娇艳。清三代以后， 因国势日衰， 斗彩生产开始走下坡路、“ 豆彩始于康熙、盛于雍正， 而式微于乾隆， 嘉道以后殆未之见也” 斗彩产量减少， 制作粗糙， 艺术性降低。
随着社会的发展， 青花斗彩装饰艺术也进入了多元化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风格迥异， 表现形式多样， 个性张扬的陶瓷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拓性， 使得青花斗彩风格多样， 表现技法不断推陈出新， 表现形式丰富，可谓百花齐放。
现今青花斗彩将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所以它更构成了要素个体的突出。“ 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 没有任何一部分比整体更重要。一件好的斗彩装饰品， 各构成要素应合理、有序地组合到一起， 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以整体美作用于人的审美心理。因此在创作一件斗彩作品时， 便应成竹在胸， 不仅要考虑釉下构图， 而且要将釉上的创作考虑到位， 合理地预留出釉上要斗的位置。当然， 不是所有的釉下作品在经高温烧制时都能完美无瑕， 当出现像桔皮釉等， 这种小小的不足之处便应该以釉上彩绘去遮盖， 使整体作品完美。
青花瓷的运用应表现出一种更为“ 接地气” 的特质， 与官窑青花相比突出淳朴活泼的特征。
一、浓淡相宜的色彩
青花瓷以白底蓝花为主要特征， 瓷面洁白晶莹， 青花幽雅苍翠， 色泽清新， 纹饰优美。尽管只有一青一白两种颜色， 却将美发挥到极致。古人曾赞曰： “ 薄如纸， 明如镜，声如磬， 白如玉。” 在现代， 画家吴进良对青花瓷也情有独钟， 他笑言： “ 纵有百媚千红， 我独爱这一种” ， 一语道出怎样的痴迷与神醉。在传统中国哲学看来， 青花瓷中的青色体现了春天万物生长时的颜色， 即生命之色。《尔雅》中说： “ 春为青阳， 谓万物生也。” 青花山水题材呈现出流光溢彩表现在青花分水技法更为突出， 中国画讲究墨分五彩，青花绘画高手以特制“ 鸡头笔” ， 蘸着青花水料， 素坯上一挥， 墨分五色， 浓淡相宜， 层次分明， 柔和匀称， 清新明快， 流光溢彩。
二、水墨画般的意境
青花瓷如水墨画般拥有兼收并蓄的绘画意境美。水墨画是中国人文精神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之一， 画风与中国人的信念息息相关， 印证了中国儒家的伦理学， 道家的自然观和佛家的禅语等。笔者认为， 最高的艺术水平是用最简单的色彩或线条表现了最丰富的内涵， 如中国的水墨画， 它只用一种颜色却表现了万物和内心， 不能不认为是最高的境界。青花同样是用一种颜料表现了世界万物和内心世界。青花瓷白底蓝花， 静静伫立， 像美丽的仙子， 让人感觉到一种生命的激情和律动； 它的白， 也不是单纯的白， 而是白里泛青， 犹如玉脂， 看似简练却有不动声色的奢华； 用色单一却不单调， 浓浓淡淡、疏疏密密、有深有浅、有粗有细， 于一白一蓝间， 幻化出无穷的神奇。可以说每一种青花纹样， 都是一幅中国水墨画。
三、形神合一的整体感
何谓形神合一？ 南齐谢赫在《六法论》中也阐述了这一观点： “ 应物象形” 。南朝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更是在他的《神灭论》中将形神做了细解： “ 形者神之质， 神者形之用” 。元代文人画家倪云林通过放飞思绪的反思和累积，较早地提出了： “ 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 以形写神， 形神兼备” 这一论述。实际上， 这些观点都是通过形象的诉说来寓神似的慰藉。所以， 在国画山水创作中要求形愈简， 神愈全。形简如筛糠见米， 去糟存真； 神全， 则神入影迹， 遗貌取神。
国画山水在青花装饰上的运用， 实现了其形神合一的整体感。国画大师李可染以画树林为例阐述山水题材的形神合一： 画树林重要的是要把每棵树看成是一个整体， 每棵树不能太大， 太大了会破坏整体感。画阔叶树时都是用点印， 每一个点印不是代表一片叶子， 而是代表一簇一簇的叶子， 这样表现得含蓄概括， 采用横点笔法和墨的变化表现随山势变化的层林， 这样就有利于整个画面的整体和谐。
优雅青花， 神韵山水， 只有充分理解了国画山水的神韵所在， 才能在陶瓷青花艺术创作中将这种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贵者胆， 索要者魂。” 在百花争艳的艺术创作空间里， 既要有更多的胆识进行艺术创新， 又要从传统技法上吸取其精髓， 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上， 寻求新的突破和提升。
现今在青花瓷上的创作和表现， 普遍都延续着传统的手法， 缺少创新。我们应与时俱进， 结合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及风俗生活进行创新， 力求多变， 体现民俗文化底蕴。色彩不应该局限于搭配上的自然与和谐， 应有独特的个人见解， 才能体现这个时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民俗情感表现的是每个时期人们不同的追求。现如今， 对于这类文化遗产， 所追求的应是精神上的延续。传承民间的朴实， 在青花瓷上找寻适合这个时代的变化。
青花瓷文化传承与发扬——魅力无穷的青花瓷
2011年10月17日文在中国文化元素中，青花瓷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独树一帜。在中国传统文化日益被人们忽视的今天，青花瓷文化传承与发扬也就越发重要。魅力无穷的青花瓷文化应该得到更多保护并世代发扬光大。元明清三代的青花瓷如今价值不菲，每每成为拍卖场合的珍品。我们可以看到史上遗留下来的青花瓷件件如宝，百年以后，当代青花瓷也将如今之古青花瓷一样，备受关注。传统文化需要继承，在继承中也需要创新。
袁述凡手绘青花凤凰传奇缠枝牡丹天球瓶
青花瓷始创于唐代，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制作工艺发展日臻成熟，人们把它通常称为“元青花”。但真正代表着青花瓷最高成就的应当是清代康熙年间官窑出产的“五彩青花”。同样的青花，不同时期却有不同的蓝。行话有“宣（德）青凝重、成（化）青雅致、嘉（靖）青幽清”之说。到了清代，康熙时期青花颜色层次深浅不同，有“五彩青花”之称。雍正青花色泽较淡雅，乾隆青花蓝黑中微闪紫色，颜色深沉。青花瓷以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然后覆盖上一层较薄的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制而成。烧成后釉面清爽透亮，纹饰灵动而不失规矩，其表面的青花发色含蓄沉静，历久弥坚，可以用“永不磨灭”来形容。如今，收藏界都把元青花和清代康雍乾时期官窑出产的青花瓷作为收藏的首选。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青花瓷无论从用料、纹饰、烧制时间还是制作工艺上都极为考究，所以青花瓷在古时的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平常人家中多将青花瓷用做容器，坚硬、耐磨且不易损坏。而达官贵人家中则大多将青花瓷作为装饰品，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青花缠枝花卉龙凤争珠图双龙耳扁壶
二十一世纪以来，清代官窑青花瓷器一直受到市场追捧，在各大拍卖会上屡屡拍出高价。2000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清雍正“青花五蝠九桃纹橄榄瓶”以1104.5万港元的高价成交，创造了当时的拍卖纪录。2005年香港苏富比拍出的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龙凤争珠图双龙耳扁壶”以3633.68万元人民币成交；2006年香港佳士得又以1437.36万元的高价成交了一件清乾隆“青花跃龙捧寿纹六方瓶”。2009年11月11日，翰海“宫廷御用”专场拍卖中，“乾隆官窑“青花红彩龙纹如意耳葫芦瓶”以1200万元起拍，最终以8344万元成交，这一成交价也创下了当时国内瓷器拍卖最高纪录。
青花五蝠九桃纹橄榄瓶
随着如今收藏的升温和造假技术的不断提高，防止“打眼”是青花瓷收藏人士们的必修课，“辨真伪”、“断年代”、“定窑口”、“评价值”，是青花瓷收藏者都很熟悉的四句行话。鉴定青花瓷，首先可以用眼观，看胎釉、观造型、看材料、观纹饰，正宗的青花瓷，花色淡雅，花纹合理有序，表面细腻光滑，制作工艺精细。
目前，青花瓷之所以具有越来越高的市场价值，之所以其价格成倍上涨，主要是由青花瓷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科技工艺价值和美学艺术价值所决定的。青色在古代时是人们喜欢的颜色之一，有一系列“隐喻”之意。古时的读书人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走上仕途后便有“青云直上”的愿望，渴望做一个人民爱戴的“青天”，甚至在卸甲归田之后，还希望能够“名垂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青”在当时士人心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每一件瓷器就是一个年代的历史、风物、人情、文化的佐证。因而不同时期的青花不仅发色、质感不同，纹饰、造型也各有风味。就拿元、明、清青花瓷上皆有的高士图来说，元代高士图的主题是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竹、林和靖爱梅、王羲之爱兰等，显得格调高雅；到了明清，尤其是清代，就逐渐演变为很生活化的苏东坡爱面、郑板桥爱酒，等等。康熙朝开始出现麒麟送子图案、雍正朝始有蝙蝠寿桃题材图案、而福禄寿三星的图案在雍正朝后期常见。
明代青花瓷器则是以写意画为主，绘画注重体现意境，追求“高洁”，除了典型的高士图，婴戏图也有这一特点。明代的婴儿图案往往都是在桂花树下（寓意折桂），或放风筝或下棋，往往都是好学文雅的场景。在民间青花瓷的创作中，绘瓷艺人还常常将绘画、书法巧妙地融为一体，将象征吉祥的“福”“禄”“寿”“喜”表现在瓷器上。如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常见用松枝组成的“福”“寿”字图案；万历、天启年间的灵芝托“寿”以及灵芝托“喜”的画面，甚至不用衬托物直接书写在瓷上的书法“寿”字。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但国家机关、人民大会堂和我国驻外100多个使馆选用了青花瓷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宾馆、饭店，甚至单位团体、家庭等几乎都用青花瓷器。更值得一提的是，青花瓷器已成为我国外交礼仪上的珍贵礼品。如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周恩来总理送给他一套名贵青花餐具；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以青花文具礼赠日本皇太子以及福田首相。
传统文化是都经过历史考验的文化经典，青花瓷的珍贵在中国陶瓷史上无可争议。魅力无穷的青花瓷仍将会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巨大财富，因此青花瓷的传承与发扬需要当代社会的更多关注。
元青花瓷的发展进程及工艺特征
元代青花瓷的发展进程，是有待于我们依据更多的实物和文献予以科学说明的课题。由于对许多虽属细节但又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的未知，我们难以跳开这些隐秘而对整个元青花发展线索作出正确判断。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元青花的历史背景、工艺方法、性质用途都十分复杂，使元青花发展的过程在时间顺序上表现为相互交叉叠合的多层面的统一。也就是说，名义上的时间顺序的划分，是粗线条的、模糊的和逻辑意义上的。
元代青花瓷在自身成长发展过程中工艺不断变换，依照器物的销售对象采用过不同的原料。从釉面看，有青白釉、白釉和卵白釉三类；从青料看，有进口苏泥勃青料和国产青料两类。元青花上釉面的不同和青料的差异及两者的组合情况，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延祐期青花、至正期青花和元末期青花三个阶段。
（一）、延祐期青花瓷
青花瓷在整个元代的早中期缓慢发展着，从元初（1271年）到元后期至元（1335－1340年）间的六七十年间，工艺粗糙的青花瓷断断续续地被生产出来，是成熟元青花的准备阶段。
延祐期青花处于元代青花瓷的成熟过程中，尚具许多工艺上的初创性和原始性，特征可以归纳为：
1．施青白釉，釉色或稍透明或稍混浊，青白色或灰黄色。
2．采用国产青料，呈色青中含灰或青中含褐，有些则是青料浅淡处青灰，青料厚重处青褐。
此外，延祐期青花除用青花线描装饰外，还采用堆塑刻画等辅助手段。这时期青花纹饰仅见牡丹、灵芝、缠枝菊、莲纹、如意纹等花卉图案纹，不见人物纹和动物纹，构图简单，画面疏朗。
延祐期青花在工艺上的基本特征是施青白釉和采用国产青料。延祐六年纪年墓出土的青花塔式瓶集中反映了元代前期青花的工艺和装饰特征，是这一阶段青花瓷的代表。1276年元前至元丙子纪年墓出土的青花观音像已具备延祐期青花的基本特征，是元青花延祐期的开始。1348年元至正戊子青花罐施青白釉、用国产青料，仍属延祐期青花范围。
目前已知有纪年款或纪年墓出土的元延祐期青花，都属特殊订烧的器物或随葬器。同时，在海外出土、发现的元青花藏品中，都未发现过符合延祐期特征的器物。因此延祐期青花的性质有两点是可以认定的：一是仅限于国内使用，还未作外贸商品；二是仅限于少量烧制，还未作大宗商品进行规模生产。
（二）至正期青花
元代青花瓷成熟于14世纪中期的至正年间，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外贸需求的激发。至正期青花反映了元青花的最高成就，是元代青花瓷的主体和代表。
至正期青花的典型器物很多，但有纪年款或纪年墓出土的，仅一对至正十一年款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和至正十一年纪年墓出土的青花连座三足炉两例。
作为工艺上完全成熟的至正期青花，从原料、制作、绘画、烧成都达到完美的程度。不仅有大型的所谓"至正型青花"，也有和至正型青花工艺上相同，装饰风格上相似的小型青花器。
至正期青花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
1．施含青的透明釉（白釉），不同于晶莹厚润的青白釉，又区别于乳浊失透的卵白釉。另见用青白釉的小件器。
2．用进口苏泥勃青料，翠丽鲜艳，略含紫，线条边缘有流散晕化，积青处见蓝褐斑。
另外，至正期青花装饰上以线描青花纹饰为主，部分使用堆塑、模印、刻画等辅助手段。采用模印方法的，仅限于直径40厘米以上的大盘。纹饰多样，有花卉、人物、动物几类。构图繁密，盘自内向外，瓶颈自上而下有数层甚至十几层纹样。
因此，至正期青花的特征是施含青的透明釉（个别青白釉），用进口青料，后者尤为基本特征。必须强调的是，至正期青花不仅包括以至正十一年款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代表的大型青花器即所谓至正型青花，还应包括这一时期生产的工艺上和至正型青花相同的中、小型青花器。20世纪后半期在国内陆续发现的元青花器中，就有相当数量的这类中、小型青花器。
至正期青花的上限目前尚难精确界定。据至正初的一些青花器仍施青白釉，用国产青料，烧制是又欠精的情况来看，成熟的至正期青花应开始于至正初或稍后，即14世纪40年代。至正期青花的下限大约结束于14世纪50年代，即至正十二年或稍后的一段时期。从至正十二年起，景德镇地区战争不断，到至正二十年，朱元璋政权实际已控制了景德镇，连年兵火不仅影响了以外贸为主要目的的青花器生产，也切断了进口青料的来源，致使至正期青花过早终结。
与延祐期青花不同的是，至正期青花的商品属性更加明确。
（三）元末期青花
元末因战事导致生产条件的变化，青花制作中采用了多种原料制作不同的器物以适应不同的销售对象的方法，从青料看有进口钴料和国产钴料两种，从釉面看有白釉、卵白釉和青白釉三种，其中进口钴料基本用于白釉青花，国产钴料基本用于卵白釉和青白釉青花。这样元末就有进口青料白釉青花瓷（典型器如五爪龙纹青花器和内暗花外青花器）、国产钴料卵白釉青花瓷（典型器如东南亚出土的小型青花器）和国产钴料青白釉青花瓷（典型器如国内出土的一些小型青花器）三大类。至于其他青料和釉面的组合情况仍然存在，但比例很小。
从青料看，元末期有进口青料和国产青料两种。进口青料用于大型器或制作精致的中小型器，国产青料均见于中、小型器。
从釉色看，元末有含青的透明白釉、卵白釉和青白釉三种，透明白釉青花基本用进口青料，卵白釉和青白釉青花基本上用国产青料。用于青白釉的青料呈色大多浓重深黑，有铁锈斑。
从纹饰看，透明白釉进口青料器沿袭至正期青花的装饰风格，但基本不用模印涂青的方法，画面较至正期青花稍疏朗。卵白釉国产青料器纹样以白描性质的简笔花卉纹为主，青白釉国产青料纹样稍复杂，采用勾勒点染或简笔白描画法。
由于元末期青花用料和需求的多样性，使产品的特征呈现复杂化，这样，当我们从抽象概念向具体推移，对某一件元末青花进行判断时，会出现和上述三类标准器有异的第四类、第五类甚至更多的归纳，这正是元末期青花瓷特征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
艳丽与素雅并重的青花瓷
青花斗艳，美瓷如人。说起青花瓷，藏家们总会滔滔不绝。它集艳丽与素雅于一身，如此相冲的两个词汇体现在青花收藏品上，却显得如此和谐。青花是运用天然钴料在白泥上进行绘画装饰，再罩以透明釉，然后在高温下烧成，使色料充分渗透于坯釉之中，呈现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
青花瓷纯古浑厚，它着色单纯、落笔素净，大都以中国水墨勾染皴擦的特殊晕染，图有栖鹤游凤、高人对弈、美人抚琴、牧童弄笛，叶石相依、花草相亲……
素净中透着不动声色的华美，单纯里显出漫不经心的繁复。
青花瓷很“旧”，历经沧桑，但它仍经久不衰、洗尽铅华，许多新的瓷器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那恰似水袖摇曳的青衣，那单纯清冷的幽白精灵，那一定是有灵魂附着在上面的；青花瓷很耐旧，与我们只能走到自己的尽头不同，它可以走过数辈人，得到人们百转千回地疼惜。而它光艳依旧、素雅依旧、高贵依旧。
明清时期，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备受帝王嫔妃和达官贵人的喜爱，是必备之物。新中国成立后，青花瓷常作为国家领导人赠予与外国元首和友人的珍贵佳品。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礼赠他一套名贵青花餐具；1978年，邓小平访日送青花文具给日本皇太子、福田首相。而外国人也常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15世纪的萨克森国王，竟用4队近卫军向邻国君主换取12个青花瓷瓶，来取悦新王后。
这样的瑰灵之物自然成为中外收藏家们关注的宝贝。在近几年的拍卖市场上更成为了“明星”，实现了成交率和成交价格的双赢。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件官窑瓷就可以卖到10万—30万元；到2010年，青花瓷又走出一拨上升之势，且行情有增无减。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初价格在20万元左右的官窑青花瓷，如今行情已达上千万元左右。业内人士认为，青花瓷正走入约10年一次的涨价循环时期。
康熙青花瓷的发展与创新
清初一切沿袭明朝旧制。景德镇御器厂因停烧已久，顺治时则采用“有命则工，无命则止”的进御形式。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景德镇设厂，奉命为宫廷烧造瓷器。康熙初年三藩之乱，御厂一度停烧，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式恢复御器厂的烧造。御厂对清代景德镇瓷业发展而言，在技术上一直是担任着领航者的角色。清代陶瓷生产首先废除了匠籍制，产品实行官搭民烧，并形成固定制度。匠籍是封建国家转为手工业工人立的户籍，他们子孙世袭其业，在官吏的监督下从事生产，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清代以前官窑瓷器生产中多采用此种制度。以明代为例，“供役工匠，则有轮班、坐班之分，轮班者隶工部，住坐者隶内府内官监。”（见《明会典》卷188，3792页）清朝建立后，首先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加以改革。顺治二年宣布：“除豁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康熙三年，“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内征收”等等（见《清史论从》三辑，王钰欣文）。由于工匠制度的改革，使广大手工业匠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摆脱了匠籍的束缚及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大的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御窑厂的机构设置较明代时有所缩小。这并非因为御器厂处于萎缩的状态，而是由于它吸收了明代的建厂经验，取消了一些多余的机构。如明代御器厂内设的狱房，到清代时便被废除。清代御器厂对工匠人身控制的放松，使工匠得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御器厂本身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生产分工也更为细密，而且因在宫廷内设立造办处，使御用瓷器的运作渠道进一步通畅，更因高精细的瓷器在宫廷内有专门的制作程序，如画工、设小窑烧制等，使宫廷的瓷器消费进入史无前例的奢侈阶段。而中国古代瓷器就其工艺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应以清代前期为最高峰。此时期青花瓷器凭最高峰的盛势，在创新与繁荣上也达到了自身发展的高峰。
康熙青花瓷器以胎、釉精细，青花鲜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造型硬挺、爽利、饱满有力，大件器皿更是气魄雄伟。造型多用单纯挺拔的弧线、圆线和有力的直线相结合，外轮廓线各部分的组合变化乃至形体的整个比例也很协调。因此，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能给人以深厚含蓄、耐人寻味的美感。康熙青花瓷器的釉色特点是色泽鲜明青翠，浓淡相间，层次分明。景德镇制瓷工匠长期经验积累，熟练的运用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分染出深浅有别的蓝色色阶变化，甚至在一笔之中也能分出不同浓淡的笔韵，使所描绘的物象具有丰富的色调。这种特点在康熙青花瓷中的山水、花鸟纹饰中表现尤为明显。
元青花与伊斯兰文化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元青花大盘
西亚及东非，乃至我国新疆等伊斯兰教盛行地区，民众席地或围桌而坐，共饮同食。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中收藏的十五世纪波斯手抄本图书的插图中就有穆斯林们围坐进食、碗盘交错的场景。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展”中不乏来自土耳其和伊朗等地的精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入手，以元青花中体现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为着眼点，从造型、纹饰两个方面阐述元青花与伊斯兰文化的内在联系。
元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它那硕大雄健的器型、精巧鲜丽的装饰，令世人啧啧称奇。它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中国瓷器重釉色、轻彩绘的传统，将绘画技法与瓷器装饰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明、清两代绚丽多彩的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为元代景德镇的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瓷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人们对元青花的认识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的约翰·波普博士。当时，他由伦敦大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入手，对照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具有相似风格的青花瓷器，对元青花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著名的“至正型青花瓷器”的理论。此后，海内外掀起了持续的研究元青花的热潮。目前，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日益深入，我们已基本弄清中国青花瓷器起源、发展的脉络，学术界对“至正型青花瓷器”——典型元青花的生产时间也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为元代后期景德镇窑所生产，其上限不超过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下限为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军攻占饶州时止。因为此后十余年，景德镇及附近地区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中心战区，连年兵燹不绝，景德镇窑不可能在战争环境中维持正常的生产。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卓著，但关于文化内涵的分析相对较少。笔者在此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入手，以元青花中体现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为着眼点，从造型、纹饰两个方面阐述元青花与伊斯兰文化的内在联系。
关于“伊斯兰文化”
本文所提的“伊斯兰文化”是指13-14世纪，中、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聚集地区的文化，它以阿拉伯帝国为中心，包含西亚的叙利亚、伊朗，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和东非的埃及、肯尼亚等国，吸收、融汇了东西方古典文化而形成的、具有地域及宗教和传统特色的文化，包括思想意识、艺术和风俗等丰富内涵。它以阿拉伯语为文字载体，对其他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随实践不断调整、发展、创新，即便在当前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鲜明的民族、地域和时代特征。它又被称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等并称，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世界工艺史上，伊斯兰艺术成为了东西方制瓷技术交流的主要方面。它以“反偶像崇拜”、“反具象”的教条和宏伟、壮丽、精美、朴素的建筑、装饰，成为艺术的经典样式。13-14世纪，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西亚、南亚、非洲等地广泛传播，伊斯兰样式在印度、埃及、叙利亚等地扎根，直到现在我们仍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这些艺术作品。产生于14世纪的元青花中也渗入了当时伊斯兰文化的元素，体现出强烈的异域风情，以下仅简要阐述伊斯兰文化对元青花造型、装饰风格的影响。
伊斯兰造型
全世界最为精美的元青花集中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微博]中，总数达70余件。其中不乏罕见于其他地区的大盘、大碗、大罐、葫芦瓶、梅瓶、四方扁壶等器型，这些大型碗盘、四方扁壶、高足碗和器座等精美作品就带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
1. 大型碗、盘
元代瓷器中多见体量巨大的碗、盘，这在其他各朝制品中极为罕见。目前存世的元青花中，大盘的口径多在40-50厘米之间，最大的可达57厘米。口沿有菱花口和圆口两种。菱花口盘只在口沿分瓣，多为十六瓣，也有十三、十四、十七瓣，器身不分瓣。目前发现的器身分瓣的元青花盘仅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莲池杂宝纹莲瓣形盘，然其口径为29.6厘米，不属于大盘的范畴。装饰技法上，元青花菱花口盘既有青花，也有青地白花，而圆口盘一般为青花。元青花大碗数量较大盘而言极少，仅见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机构。它们的基本造型为深腹，小圈足，敞口或敛口，口径在30-40厘米之间，最大的达到58厘米。
这些大型碗、盘与中国传统的瓷器不同，更接近中亚、西亚地区的陶制和金属的大盘。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十一世纪伊斯兰银盘，口径为43.5厘米，与青花大盘类似。大碗是中东地区的常用器皿，特别是自九世纪以后，直径30厘米以上的彩绘陶碗在波斯地区十分流行。这类碗盘多为饮食器皿，用以盛放食物或饮料。此外，也有一些碗盘被作为装饰物镶嵌在建筑外墙、居室和陵墓中，这在东非地区考古发现的宫、寺、陵墓等遗址中都有所发现。这种做法在十五世纪以后的西方更为常见，许多外销瓷即以相似的方式摆设、陈列。中、西亚及东非，乃至我国新疆等伊斯兰教盛行地区，民众席地或围桌而坐，共饮同食。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中收藏的十五世纪波斯手抄本图书的插图中就有穆斯林们围坐进食、碗盘交错的场景，可为佐证。
2.器座
这类器物的原型是十三世纪西亚流行的黄铜盘座，上、下侈口，中空无底。中段陡直，均匀分布着六个菱形镂孔。它与宣德时期的青花无档尊属于同类器物，其用途是将大盘置于其上，方便席地而坐的人们取食。器座在元青花中极为罕见，目前仅见于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的青花缠枝花卉纹镂空器座和青海省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器座，后者的底圈边缘有三个突起的残块，似乎原有三足。
3.扁壶
此类器物也称为四方扁壶，器身多为扁长方形，上有筒形小口，卷唇，两侧圆肩，各有龙形双系。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皆有收藏。此器型带有浓郁的异国情调，明显不是中国风格。虽然在伊斯兰陶器中尚未见到相似器物，但就其功能而言，应为随身携带的盛器，对于善于经商且常年外出的穆斯林是非常适宜的，两侧的双系可用来穿绳系于马匹或骆驼上，比单系更为坚固。传世至今的元青花扁壶数量有限且都在国外。龙泉窑青瓷中也有类似的器物。
4.高足碗
高足碗是元代出现的新器型，敛口，深腹，圜底，下连喇叭形高足。相似的还有高足杯，又称靶杯，它们和高足碗一样都是独具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瓷器造型。伊朗国家博物馆、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都有收藏，景德镇湖田窑址中也出土了高足碗的标本。尽管如此，高足碗在元青花中的数量仍然很少，它们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十三世纪后半叶叙利亚的描金玻璃高足碗在外形上十分相似。高足碗在元代盛行，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蒙古人入主中国以后所带来的新的时尚，同时也适合于伊斯兰地区人民席地生活的传统。
5.八棱器
元青花梅瓶、大罐、葫芦瓶等器物中有一些器身作八棱形，如河北保定窖藏出土的八棱梅瓶、日本梅泽纪念馆收藏的青花花卉海涛纹八棱玉壶春瓶。八棱葫芦瓶则见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和日本山形掬粹巧艺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则藏有一个八棱葫芦瓶的下半截。八方形器与我国传统陶瓷的造型相比，线条更为鲜明，给人一种挺拔硬朗的感觉，它与中、西亚金属器多角、棱边的造型更为接近。在伊斯兰地区流行的几何花纹中，常见八角星形系列的各种变形图案，若将各顶角相连，即为正八边形。这种圆形具有一种内聚力，给人自足、安定之感。在十二世纪，波斯地区的纺织品上流行八边形开光装饰。美国底特律美术研究所和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分别藏有伊朗拉伊制造的绢，上面就有这种纹样。建于公元七世纪的著名的耶路撒冷“岩石圆顶”圣堂也采用了八边形的平面布局。将这种八边形的布局移植到瓷器造型上，就是元青花中的八方形器物，它与伊斯兰艺术应该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伊斯兰纹饰
元青花的纹饰中也融入了不少伊斯兰元素，受到穆斯林传统审美观的影响。作为青花主色调的蓝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天空、海洋、远山、湖泊和冰雪。伊斯兰文化圈中的波斯和中东等地，有相当一部分位于内陆高原和炎热的沙漠中，自然环境恶劣，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蓝色会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与此同时，蓝色又是崇高、深邃、纯洁、透明的象征，蓝色的所在往往是人类知之甚少的领域，如宇宙和深海，散发着神秘、渺茫和静穆，与伊斯兰教所宣扬的教义和追求的“清净”境界相符。用蓝色装饰器皿和建筑就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传统。耶路撒冷的“岩石圆顶”圣堂内部有保存完好的镶嵌画装饰，基本色调都是浅蓝、深蓝和金色。用钴料作为釉下彩装饰陶器，早在九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就已流行。经化验，我国唐三彩上的蓝彩和唐青花上所用的钴料正是从西亚地区输入的。从十二世纪起，伊朗、伊拉克、摩洛哥、西班牙等地出现用彩色釉砖组合图案装饰清真寺和宫殿。建于十四世纪的伊朗大不里士的加布多清真寺和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姆拉宫殿的壁画装饰就是早期彩釉砖装饰的代表作，在这些彩釉砖装饰中，蓝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随着这种装饰方法的发展，蓝色在伊斯兰建筑上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终于成为装饰的主流色调，如伊朗伊斯法罕的清真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宫殿等就是具有典型伊斯兰装饰风格的建筑。与此相反，蓝白相间的花纹装饰并不是我国传统的装饰色彩。就陶瓷器而言，唐三彩中的蓝色仅仅作为点缀，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唐代和元代早期的青花瓷器发展缓慢，不仅质量不高，数量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蓝色花纹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未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其发展难免受到阻滞。典型元青花是在外销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其鲜艳浓艳的呈色在当时似乎没能引起国内市场的注意，迄今为止不仅国内发现的元青花数量少，就是出土元青花标本的遗址也远不如国外多，这正说明其市场主要在国外。科学测试结果也表明，元青花所用的钴料是一种高铁、低锰且含砷的原料，与西亚的钴矿成分相近 。元人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介绍了一些产自“回回地面”的物产，如被归入“米谷品”中的“回回豆子”，“菜品”中的“回回葱”(洋葱)，“果品”中的“八檐仁”、“必思荅”以及“料物”中的“咱夫兰”(红花)、“马思荅吉”和“回回青”，称“回回青，味甘寒，无毒，解诸药毒，可传热毒疮肿”，其性与《开宝本草》中“出大食国”的“无名异”相同。另据明代《宣德鼎彝谱》和《天工开物》记载，“无名异”是用作瓷器青色的色料。由此看来，元代的“回回青”除了药用价值之外，还被用作青花瓷器的呈色剂。“回回”是元朝时对中、西亚伊斯兰地区和穆斯林的称呼，“回回青”无疑是从伊斯兰地区进口的钴料。这种输入原料、制成青花瓷再返销的做法，不正是“来料加工”贸易形式的雏形嘛！
典型元青花的装饰以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为特点，完全改变了早期青花瓷器上以布局简疏的花卉为主的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具有浓郁伊斯兰文化意味的风格，使人很容易联想起中、西亚地区的陶器、金属器、玻璃器、染织以及建筑装饰。从元青花纹饰的布局来看，瓶、罐等琢器主要采用横向带状分区的形式，纹饰层次繁复，一般有七八个层次；八方形器多利用器物的棱边作纵向的分区；盘、碗等圆器则采用同心圆分区的方法多层次地进行装饰。这些都是典型的伊斯兰式布局，十二世纪末至十四世纪早期西亚的金属器皿和陶器上很容易找到它们的原形。典型元青花的纹饰以纤细工丽著称，线条酣畅流利、笔意准确细腻、纹饰形似酷肖，加上层次繁复，遂形成一种花团锦簇、少有空隙、刻意求工的艺术格调，与波斯绘画作品那种表现主题一览无余、直露浅近的作风一脉相承，而与当时中国绘画崇尚简逸、讲究含蓄、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把形似放在次要地位的风格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典型元青花的装饰题材主要有人物故事、动物、植物以及几何图形。人物故事一般以元曲、全相平话等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本，人物造型多为宋装，偶尔也可见元装人物。这类题材前代少见，它的出现，一方面受到元代勃兴的戏曲艺术的影响，其内容大多可在唱本、平话及其插图上找到原形；另一方面，十二至十三世纪波斯彩绘陶器盛行用人物形象装饰，它对于中国制瓷工匠将故事画移植到瓷器装饰上或许起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元青花上的动物题材也十分丰富，龙、凤、鹤、雁、鸳鸯、孔雀、鹅、鸭、鹭鸶、海马、麒麟、锦鸡、狮、鱼、螳螂、蟋蟀等都可以在瓷器纹饰中找到，几乎包括了飞禽、走兽、游鱼、鸣虫等各种动物门类。它们也是中国传统装饰中常见的题材，惟狮、马、瑞兽等形象在西亚艺术品上更为多见。
元青花上的植物纹十分发达，虽然基本上可以在唐、宋以来的传统图案中找到渊源，但仍然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中“阿拉伯式花纹”的意味。所谓“阿拉伯式花纹”，在世界艺术史上专指那些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草等植物图案，它们或为主纹、或作地纹填充于空隙，共同构成一种复杂、华丽、有强烈装饰效果的花纹。在伊斯兰世界，这种程序化的花纹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器皿、建筑、绘画乃至书籍装帧中。伊斯兰地区植物花纹的发达有其宗教的原因。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偶像崇拜是完全被禁止的，因为伊斯兰教认为，世界万物均为神所创造，因而万物皆虚幻，但造物主却是永恒长存的，真主是无形象的，是不能以任何形式来比喻和象征的。进而，其规定在艺术作品中不准制作和绘制人和动物的形象。伊斯兰教还认为植物是无生命的。因此，伊斯兰地区的穆斯林艺术家们便在植物花纹图案的设计和制作上驰骋自己的想象，促使植物花纹在伊斯兰艺术中迅速发展，创造出以蔓枝花草为主要内容的“阿拉伯式”花纹，并闻名于世。当然，来自印度和希腊的影响而对抽象的几何、数学概念的培养，也促进了这种以几何图形为基础的图案的普及。尽管后世的伊斯兰教派并不过分拘泥于有关偶像的戒律，只要不涉及宗教内容，也允许艺术家创作一些人物画和有人物、动物的书籍插图，但是植物花纹作为伊斯兰装饰艺术的主体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元青花上的植物纹以缠枝花卉和蔓草为主，常见的题材除了西番莲直接移植自西亚金属器皿上的类似图案之外，菊花、牡丹花就个体来看，虽然仍带有写生的痕迹，但其描绘过于细致规矩，花叶肥大，布局讲求对称，反而使人觉得生意顿失。蔓草边饰则主要为二方连续的重复，这些都表明植物花纹已呈现出图案化的趋势。布局规则的蔓枝花草不仅富有节奏、韵律之美，而且使画面表现出一种理智的整齐和有秩序的流动感，给人以延绵不绝的联想——这可能正是“阿拉伯花纹”的真髓所在。
莲瓣纹早在东晋、南北朝的青瓷上就已流行，宋代瓷器上的莲瓣纹也一如以往，以弧线三角为主。而元青花上的莲瓣纹较之前已大大变形，多作直边、方肩的形式，故称之为“变形莲瓣”。它作为一种常用的边饰，有以仰莲的形式装饰于器物的胫部、腰部和盖沿，也有以覆莲的形式装饰在器物的肩部；在大盘、大碗的口沿、内壁及外壁也经常装饰有仰、覆莲瓣；而装饰在大盘、大碗内底的莲瓣则作放射状的布局，在莲瓣之内常精心描绘各种图案花卉、如意云头、涡卷纹或杂宝等。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的波斯彩绘陶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边饰，如在单把壶的口沿和腹部、大碗和瓶的口沿。这些边饰的笔划虽不如元青花上的变形莲瓣那么精细，也很难看出他们究竟是莲瓣还是其他什么，但是这种单体呈长方形的连续图案，其一端或中央常常有规则地饰以各种圆圈、菱形、潦草的简笔花卉，抑或类似杂宝中的双角、火焰图案等等，其形式与变形莲瓣十分相似。可以认为，元代青花瓷器上的变形莲瓣就是以波斯陶器上的这种边饰为祖形，再糅合进中国莲瓣装饰的传统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纹样。
尽管元青花的造型、装饰中渗入了伊斯兰文化元素，但它身上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它毕竟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土壤中。中国制瓷工匠善于吸收和融汇外来文化的营养，使青花瓷器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典型元青花在元代后期突然出现和迅速发展，必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如釉下彩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景德镇制瓷水平的提高、其他窑系(如磁州窑、吉州窑等)画瓷工匠甚至波斯画师的加盟，但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器的成长，也加速了域外文化对青花瓷器的影响。■
(本文发表有删节，原文有注释。全文收录于北大出版社将出版的《青花的世纪——元青花与元代的历史、艺术、考古》)
青花瓷元素与服饰的前世今生
青花瓷以其鲜活、艳丽、明快特征在元代瓷器中独树一帜，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演绎出了美轮美奂的艺术佳作。青花瓷仿佛从远古姗姗而来，观众流连在有如水墨画般的青花世界里。近年来，中国元素大行其道，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中装以时尚的名义开始了自己的高级定制。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性,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青花元素作为能够彰显中国气质的重要部份,以其独具的魅力,不断向外延伸,一个看似含蓄、素雅的中国瓷器家族中的成员,在今天大放异彩,青花瓷充满了中华民族特色,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英国资深时尚评论家芭芭拉来中国观看高级定制时装秀时，则这样评价：“中国设计师表现出来的是比较成熟的高级定制服装，我觉得她的服装中戏剧的色彩很浓烈，非常具有艺术性，她不是单纯要表达一些时尚的东西，更像是一场纺织艺术的极致演绎。在欧洲，纺织手工艺术几乎快要消失了，而这些衣服中保留了对纺织手工艺术的应用和表现，我个人对文化艺术非常推崇，手工艺术应当得以保存和流传下去。”如此高度的肯定和对中国时尚文化的赞美，不禁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时尚转身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