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瓷器鉴别。
千年瓷都，窑火传烧不止。那些华美的瓷器记录下历史的印记，从古至今绵延不断。不知道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还是对于美丽的事物人们总爱赋予各种美好的想象，那些古老的美丽典故悠然而出，与景德镇有关。
高岭土的故事
“高岭土”是世界对这种瓷土的通称，景德镇的高岭村成了这种瓷土的命名地。
关于“高岭土”有个传说故事：很久以前高岭村住着户姓高的穷汉，夫妻两人租地种田为生，生活很苦。一个冬天早晨，高老汉看到屋檐下躺着个被冻僵的白发老头，他忙唤来老伴把他抬到订床上，然后烧姜汤把他灌。老人饿得不会说话，只用手捐捐嘴想吃东西。可是他们家只有野菜。怎么粉呢？他们只得去向富户人家借了一升米熬成粥送给老人吃。老人吃了粥后忽然哈哈大笑：你们确实是好人，名不虚传。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一粒洁白晶莹的小石块，交给高老汉，叫他把埋在高领山上，过七七四十九天去挖出，那就会变成挖不尽的白玉土，送到景德镇去就是上好的制瓷原料。老按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出现我奇迹，到处是白嫩嫩的玉土，便和村里人一起去挖，运到景德镇，卖了很多钱。景德镇的瓷器也因用上了这种瓷土，质量更好，为国内外的人所喜爱。
刚正凛冽的“风火神”
“风火神”，本名童宾(公元1567一1599年，)字定新，明代浮梁里村人。幼年读书，秉性刚直，因父母早丧，遂投师学艺，执役窑业。死后尊他为风火神，把在“佑陶灵祠”。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任江西矿使兼理景德镇窑务，督造大器青龙缸，久不成功。潘相便对窑户进行“例外苛索”，派役于民并对瓷工进行鞭笞以至捕杀。瓷工衣食不得温饱，还要受到迫害，处境十分凄惨。童宾目睹同役瓷工的苦况，非常愤慨，竞以自己身体为炼瓷的窑柴，纵身火内以示抗议。据说次日开窑一看，所烧炼的龙缸果然成功了。这种缸直径三尺，高二尺多，外围环绕着青龙，下面有潮水纹。能烧成这样大的龙缸，在当时确实是烧制瓷器的一大奇迹。童宾投窑焚身后，余骸葬在凤凰山。童宾之死，激起了工匠们的义愤，全镇起来暴动，焚烧税署和官窑厂房，潘相只身逃走。事后，封建官府为了缓和人心，在瓷工和镇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为那因大众利益而牺牲自己生命的童宾立桐在御器厂的东侧，并号之为“风火仙”，祠名“佑陶灵祠”，至今尚保留有瓷制的“佑陶灵祠”匾额。祠内供奉的是童宾坐像，即风火仙师像，两边是窑厂烧炼工人神像，有把桩、托坯、架表、收兜脚、打杂、小手、二手、二手等(都是瓷业烧窑工种名称)各脚师祖。
此后烧窑业还定出行规，二十年一届开禁迎神，招收徒工，定升工种岗位，并举行迎神盛会。这种迎神会既庄重，又热闹，成为当时全镇陶人的盛典。邻近各县的农民、商人和工人的家属都赶来观光，一时人山人海，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过去景德镇有日食“千猪万米”码头的说法，如果按当时迎神盛会的流动人口来计算，确实不算过分。这种迎神盛会，一直延续到1949年才自然消失。TAoCI52.CoM
唐英和唐窑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镇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就说：“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
这些美丽古老的故事千年传唱，我们相信明天还会有更多的人来讲述这些属于千年瓷都的古老典故。
编辑推荐
风雨千年磁州窑
金代磁州窑褐彩孩儿枕 早就知道我国古代北方有一个庞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对它心仪已久。7月下旬的一天清晨，我不顾大雨如注、狂风四起，前往河北省邯郸市磁州窑遗址考察。 走进古老的燕赵大地，街头耸立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塑像，令人顿生思古之幽情。邯郸，是战国时期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很多成语典故出自这里，如邯郸学步、负荆请罪、黄粱一梦、完璧归赵等。 方圆百里之内，元、明、清代的古窑遗址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蔚为壮观。仅观台镇和彭城镇两地，已经发现的古窑场就多达200余个。位于彭城镇的富田窑遗址，依然散发着悠远古老的异彩，古井、料池、作坊、碾槽等，诉说着先民冶瓷的艰辛。我们走进“裤衩街”(俗称)，放眼望去，到处弥漫着陶瓷文化的气息，几乎所有人家的院墙、圈棚等都用古窑具匣钵垒成。在老乡的院落里，还有多处保存完好的“馒头窑”，窑炉内堆放着生产工具和粮食，有的还住了人。 磁州窑创烧于北齐，一直到今天仍在烧制。“这里，古代文化流传有序。”同行的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河北站副站长穆青告诉我，“磁州窑瓷器保留了大量古代民间绘画、书法及反映民俗民风的实物资料，形成了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艺术风格，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名窑。”千年炉火从未间断，这是十分罕见的。 我们来到盐店遗址，但见元明清的馒头窑林立。馒头窑炉的外表是用废匣钵装土后垒起来的，像一串串铜钱，古朴而美观。走进元代馒头窑，我们看到了当年的炉膛、烧红的炉壁、灰白的残渣和散乱的黑花白釉瓷片，有些瓷片上清晰地写着“酒”等文字。还有古窑洞，今天仍作为仓库和生产车间使用。在这里，我意外发现了竹刀、竹篦等生产工具，于是才恍然大悟，原来很多精致均匀的纹饰是用特定的工具刻画出来的。 听说当年盐店遗址有四条长两公里、高十几米的煤渣山，后来用于生产水泥而仅剩现在这么一段了。炉渣山上长出了绿色植物，淡化了沧桑痕迹。我们在炉渣山上也发现了许多瓷片，考证下来是清代的，承袭了磁州窑瓷器黑白对比鲜明的装饰艺术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磁州窑，它继承了唐代长沙窑的书法艺术传统，这与当时文人雅士的参与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短语，真、草、隶、篆、行等字体均可见到，笔墨豁达，气韵生动，自成一格，对研究书法艺术，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喜悉，河北省磁县已开工建设磁州窑遗址博物馆，我又专程到磁县的库房里仔细品赏了磁州窑的一流精品，印象非常深刻。磁州窑不愧为我国一代名窑。
千年瓷都景德镇凭亮丽“名片”走出国门
今年以来，景德镇市以弘扬千年瓷都文明为主线，全面推进各项陶瓷展示与文化交流活动，不断挖掘、激活陶瓷文化资源，推动陶瓷文化走出去。
精品展示，打造陶瓷艺术盛宴
2017年新年伊始，景德镇与南京联合举办明清官窑瓷器联展，200多件(套)官窑瓷器在南京市博物馆亮相。3月26日，国家艺术基金重点资助项“2017第二届中国瓷画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共遴选出我省以及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安徽等地的30位艺术家的120幅作品，集中展示出当下瓷画艺术家风格独特的陶瓷语汇和艺术魅力。此展随后还在北京、杭州等城市巡展。
6月5日，“国之瑰宝”——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展首展在北京中国政协文史馆开幕，涵盖了古陶瓷标本、仿古经典器物、现代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和高科技陶瓷等五大板块，集中呈现了364块古瓷片、316件(套)仿古瓷、现代日用瓷、艺术陶瓷和高科技陶瓷。
今年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各种配套展示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有以“景漂”现象为主题的“景漂”国际陶艺家作品邀请展；有以展示和研究皇家黄釉瓷器为主要内容的明清御窑黄釉器对比特展；有以展示大学生创意陶瓷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生陶瓷艺术精品展等。
对外交流，助推陶瓷文化走出去
4月7日，“故宫瓷器——皇帝御用”暨“景德镇御窑陶瓷特展”在荷兰代尔夫特王子纪念馆开幕，这是景德镇与代尔夫特2017年友城交流项目，也是中荷双方为庆祝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而举办的系列重要文化活动之一。展览为期4个月，共展出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文物120件(套)，展品涵盖了景德镇五代、宋、元以及明代各时期的珍品。
每年6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欧洲陶瓷集市以及Westerwald陶瓷博物馆节暨欧洲陶艺展在德国城市赫赫尔-格伦茨豪森举行。赫赫尔-格伦茨豪森是欧洲最大的陶土产区，制陶历史已经有900年。景德镇作为友好城市而应邀参展。此次展览将景德镇陶瓷艺术和制瓷工艺带到了德国，对两个城市在陶瓷艺术领域以及陶瓷教育领域交流具有推动作用。
7月5日至8日，“感知中国·匠心冶陶”景德镇陶瓷文化展在德国柏林KPM皇家瓷器工场举行，100余件(套)陶瓷作品成为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使景德镇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名片、讲述中国故事的平台、传递中国声音的窗口。
定窑遗址：拨开千年的迷雾
6月11日，由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104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和63家全国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共同投票产生的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苏州市公布，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从400多个考古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
2009年定窑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过去了近半年的时间，但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获得又将我们的目光牵回到了定窑，回到曲阳县灵山镇涧磁村外的那一片神秘的土地。
待解的历史谜团
在宋代，瓷器生产以钧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五个窑口最为有名，后人将它们统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中，位于我省曲阳县境内的定窑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的杰出代表。据史料记载，定窑创烧于唐、极盛于宋、衰落于元，因宋时曲阳隶属定州，故称定窑。
“元朝刘祁的《归潜志》曾有言：‘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这是对定窑白瓷的绝佳评价。”省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韩立森说，定窑的历史地位因长久以来持续不断的文献记载而备受世人关注，又由于其广泛的影响，近代以来被学者列为六大瓷系之一。定窑最重要的产品是精细的不施化妆土的白瓷，“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是宋元时期代表士大夫清雅艺术取向的典型代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白瓷孩儿枕”便是定窑代表作之一。定窑从其创烧伊始就对周边地区的窑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断有瓷窑仿烧其产品，在我国陶瓷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种曾被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代表了清雅艺术的陶瓷制品，在六七百年的繁华消散之后，留下了重重谜团。定窑的年代划分、各时期的风格特点等问题，一直众说纷纭。1934年著名古陶瓷学者叶麟趾首次指出定窑窑址的地理位置。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不断对定窑进行考察和研究，曾两次对定窑进行考古发掘，但至今仍无完整的文献发表。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进展，从墓葬、窖藏、塔基等各种古代遗迹中出土的定窑瓷器资料不断积累，使人们认识到定窑瓷器是当时产量巨大、流传广远的一类瓷器，上至宫廷贵胄，下至百姓戍卒都在使用，同时，它还是贡御时间最长、文献记载最多的瓷器，宋金对峙时期还曾用于南宋和金代贸易。但是由于缺少以窑址挖掘为基础的分期研究，定窑器物的类型划分以及各个时期的代表风格，尚未清晰地显现，而且以往对定窑元代的生产状况基本不了解，导致学者们在谈及定窑时对元代的产品避而不谈。
定窑“分期”真相大白
定窑的分期一直没有可信的研究依据，通常只被粗略归结为“创烧于唐、极盛于宋、衰落于金代”。学界对于定窑的创烧问题也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创烧于初唐，也有人认为创烧于晚唐，甚至有人认为创烧于隋朝。此次定窑考古，通过出土器物和遗址地层的考察，秦大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定窑的创烧时代应该是在中晚唐时期。“我们在第七、八个探方中发现了晚唐、五代的地层，并出土有中唐时期特征的碗、执壶残片等，其下即为生土，这种反复出现的事实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定窑的创烧时代早不过中唐。”此外，随着大量丰富的金代瓷片、窑具、窑炉、作坊的发掘，定窑最繁荣时代是宋代的说法也被打破，实际上，金代才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期。
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考古队基本摸清了定窑的分期情况。秦大树表示，“初步分析定窑历史发展分为晚唐、五代，宋分早中晚期，金、元各个时期的代表器物及工艺等也都有收获，还纠正了一些原有认识，譬如我们曾以为定窑到元代后就停烧了，但是这次发掘令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定窑在元代仍在生产，规模也不小，只是产品的质量下降了。”
这次定窑考古收获颇丰，为解决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找到了重要资料，完成了既定的各项目标。比如地层中出土的瓷片证实了晚唐到宋初定窑还在烧制三彩器物；金代地层中出土的带有“尚食局”款的器物为研究金代贡御瓷器提供了实证；发掘出土的元代器物证实了元代定窑依然还烧造而且有一定规模等等。
2010年1月20日，最后一批考古队员离开了涧磁村。预计未来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将持续两到三年，最终将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众。正如秦大树教授所言，“通过我们的照相、摄像、航空摄影和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采集的资料，大家将看到一个活的、跟真实十分接近的定窑窑炉”。
联合考古队队长韩立森评价此次考古发掘说：“主要目的是对定窑分期断代，我们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始于1990年，现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考古学会协办，中国文物报社承办。评选标准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每项考古发掘必须履行报批手续，取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依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考古发掘，保证考古发掘的科学质量；考古新发现的内容评选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所规定的，要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所谓新发现，是指这项考古发现除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之外，还要在中国考古学科发展上具有新的内容信息和新的认识。
中国古陶瓷协会副会长、“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委、河南省文研所研究员孙新民对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定窑遗址考古项目进行了解读。他说，定窑以其精湛的印花白瓷和首创的覆烧工艺，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自1950年以来，陶瓷和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对定窑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但遗憾的是迄今未见出版考古报告。2009年9月至12月的这次主动考古发掘，学术目的性强，选点审慎准确，并注重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取得了全新而丰富的实物资料，是近年来陶瓷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孙新民评价说，此次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丰富，窑炉保存完整，这次清理的11座窑炉中有保存较好的五代窑炉2座、宋代窑炉1座和金代窑炉3座，均具有通风道长、火膛较深、烟囱宽大等特征，是深入探讨定窑窑炉结构和烧成工艺的重要材料；地层堆积丰富，有助于确定烧制年代，这次清理的文化层不仅分属于过去已知的五代、北宋、金代，还出土了一批中晚唐和元代遗物，尤其是地层中出土的一些纪年材料，为确定定窑的始烧和衰落年代提供了依据；出土的带款器物，展现了定窑的贡御史，这次出土的瓷器标本达数千件，有不少属于贡御的定窑精品。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白瓷，与河南巩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随葬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北宋地层中的“尚食局”、“尚药局”款和龙纹装饰瓷器，显然是贡御之物，为史料中“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的定州白瓷器找到了产地。
田野考古工作结束了，考古发掘成果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认可，但揭秘定窑、研究定窑，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千年古瓷 再放异彩
河南云台山因其秀丽的风景和峡谷奇观而闻名天下。在云台山脚下，距“当阳峪古瓷窑遗址”不足200米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因其生产的绞胎瓷图案奇特，极具艺术感染力，成为有名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绞胎瓷亦称绞泥、搅胎瓷、透花瓷。绞胎瓷因其表里如一，被称为“瓷中君子”，又因为每一件绞胎瓷的纹饰不尽相同，而被诠释为“君子和而不同”。其可以说是“十样釉色入泥层，百种纹理由胎生，千度火焰冶瓷韵，万种情怀在其中”。
当阳峪绞胎瓷的质量特色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当阳峪绞胎瓷的胎釉料成分主要为高岭土和皂白，它们都源于河南省修武县当阳峪村及周边太行山脉。高岭土和皂土中的主要元素是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它们在高岭土中的含量分别为50%和45%~48%，在皂土中的含量分别为65%和11.4%，而且当地泉水和溪水中的钙、镁离子含量较高，分别达到440mg/L和46mg/L，远高于其他地区泉水，加之当地空气较湿润，年平均相对湿度67%。这些都对当阳峪绞胎瓷质量特色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阳峪绞胎瓷的生产始于唐，盛于北宋，直至明朝还比较发达。其中绞胎技法品种最全，品质最高，具有独特风格。现存于修武县当阳峪村的《德应候百灵翁之庙记碑》，就记录了北宋时期当地200多万平方米的古代瓷窑遗址。2006年，古瓷窑遗址在多次文物考古发掘中，发现窑炉6座，窑洞式作坊5孔，并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有碗、盒、瓶、灯、盘等，并于当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考证，日本大阪博物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等都收藏有当阳峪瓷窑出土的部分古瓷器。“白如雪、红如朱、绿如翠、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花似锦、凝如脂、润如玉”正是对当阳峪绞胎瓷的准确描述和高度赞誉。这也是当阳峪绞胎艺术瓷不同于其他瓷类的独特之处。
绞胎陶瓷器皿因生产工艺复杂、制作难度大，所以产量极少，属当时的贵族才能享用把玩的器物，能流传到今天的制品，更是凤毛麟角。如今人们对唐三彩器并不陌生，然而对同是产于唐代的绞胎器，却知之甚少。虽然多年来，有很多学者对绞胎器的发明、生产技术、产地等进行了调研，但是由于实物资料的缺乏，严重制约了该项研究的深入开展。
为了保护和发扬当阳峪绞胎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优秀品牌，确保当阳峪绞胎瓷独特的品质，修武县政府于2001年投资100万元在焦作市高新区管委会设置研发楼，给研发人员提供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该县还组织成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资料编撰小组，当阳峪绞胎瓷也于2010年12月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在政府的支持下，一向酷爱收藏古陶瓷，且对当阳峪绞胎瓷的文化和历史耳熟能详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战柱，潜心绞胎瓷技艺的研究与复活，经过多年苦心钻研和实验，2002年完成了第一件完整的绞胎瓷，这表明沉寂了1000年的当阳峪绞胎瓷，失传600年之久的当阳峪绞胎技艺，终于在他的手下重获新生。
为了使当阳峪绞胎瓷生产控制、质量检测和产品销售有据可寻，修武县质监局在县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结合当阳峪绞胎瓷产品特性、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测规则、包装、标志、运输、贮存等，制定了《绞胎艺术瓷器》企业标准。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保障生产安全，他们还制定了作业指导书。
目前，当阳峪绞胎瓷作为河南4大名瓷，被收编入全国中小学生9年义务教育美术教材，并先后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首脑。谈及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对绞胎瓷的意义，柴战柱告诉记者：“我们的当阳峪绞胎瓷贴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标签，不仅身价成倍上涨，而且还被日本、韩国、美国、法国、波兰等国及国内知名人士及馆藏机构视为珍品而收藏或馆藏。”
沉睡海底千年的越窑青瓷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出浮雕碗水莲叶 由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形成很早，最早的记载是法显在公元414年乘商船经过印尼的爪哇到印度取经。到七、八世纪，佛教徒经印尼航向印度朝圣取经更加频繁，当时的爪哇及苏门答腊也成为佛教徒中途休整的活动中心。义净法师在671年12月从中国到达苏门答腊南部的室利佛逝，并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此攻读梵文，室利佛逝的统治者派船送他到印度收集、译读佛经，前后15年光景。686年，义净返回室利佛逝，并在那儿住了五六年才回国。当时室利佛逝王国的首都叫旧港，位于穆希河边，是当地政治和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佛教精神据点和研究中心。“室利佛逝”在梵文中是光荣胜利的意思。室利佛逝王朝在7世纪崛起。到了14世纪逐渐衰微。随后迎来了满者伯夷王朝，开始伊斯兰化，除了保持印度教信仰的巴厘岛以外，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被纳入伊斯兰教的范围之内。
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贞元年间，中国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中南半岛东海岸南航，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南端，再沿着印度西海岸航行，到达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溯底格里斯河，到达大食帝国首都巴格达。如果从乌剌国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尔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
唐初，佛教故乡印度对中国信徒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僧人搭乘商船西行朝圣者众多。商船一般从广州、交州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柯陵、末罗瑜等国，再进入印度洋，直抵印度。而来自阿拉伯及波斯湾诸国的商船也是这样，由印度洋经过印尼的室利佛逝驶往广州进行商贸活动。因此，海上丝路几乎是以室利佛逝，即今苏门答腊的巨港为交接站，这里成了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因而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他所撰《岭外代答》里说：“三佛齐国(室利佛逝)在南海之中，储蓄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爪哇)诸国，西自大食(阿拉伯)，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
唐宋元以来，陶瓷是中国大宗出口产品，当时邢窑、定窑、长沙及越窑等产品都非常出名，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南宋中后期，泉州对外发展的势头赶上并逐渐超过了广州。元朝末年，泉州发生十年外族叛乱，百业凋疲，海上贸易停顿，泉舶从此不再出海，中介商、波斯人、阿拉伯人也不再来，泉州港就此没落，代之而兴的是漳州的月港。
月港即今福建省龙海县的海澄，居民一向依海为生，以舟为田，从事南海贸易。虽然明太祖实施海禁，但由于月港地处边隅，朝廷鞭长莫及，在成化、弘治之际，海外贸易已相当繁荣。中国商船继续涌向爪哇西部的下港进行贸易，龙牙门(今凌牙群岛)更成为中国和南海之南、苏门答腊岛东部、爪哇诸岛屿之间海上航路的枢纽。
《东西洋考》记载，商船从月港出洋，南航经广东南澳岛、交趾洋、新州港、赤九山、昆仑山、东西竺再取长腰屿(今廖内民丹岛)，经龙雅大山(凌牙岛)、彭加山抵詹卑及旧港(即室利佛逝)，然后借季候风穿越马六甲海峡驶往印度及中东诸国。
其实，自中国与中东诸国通过海运进行贸易以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不论从扬州、广州、泉州还是月港，基本上是配合了季候风的方向，遵循这条航线经印尼往中东而去。
唐代黑石号沉船中的越窑青瓷
1998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南端的彭加山岛附近名为勿里洞岛周围的海域，有一群印尼渔夫潜水采集海参，无意中踩到一堆瓷碗。从此在这片原本平淡宁静的海床上掀起一股探海热潮。
印尼政府当时委托德国一家探海公司进行勘查与发掘，找到一条深陷海泥、保留得很好的沉船，从船上起获一批湖南长沙窑瓷器、邢窑白瓷、白釉绿彩瓷及数百件越窑青瓷。其中长沙窑褐釉碗上最早的署款是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正是唐敬宗李湛在位时期的丙午年间烧造。根据考古研究，这是一条来自阿拉伯的商船，其龙骨长15.3米，船身约20～22米长，而船身的木板结构全用椰壳纤维缝合，其工艺技术是典型的中东方式。
从沉船的地点看，这只商船可能是由广州出航，经海南岛、越南、勿里洞兜了一圈抵达苏门答腊的旧港即当时室利佛逝的国都，再北上马六甲海峡，往印度及中东而去，却不幸在勿里洞海湾触礁沉没。
沉船上的中国瓷器，当时是要运送至中东伊斯兰诸国。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广大伊斯兰教徒的需要，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上的纹饰带着伊斯兰教的风格，有些书有阿拉伯经文，有些绘有中东风格的人物图像、植物及抽象几何图形。但也有许多纹饰与佛教典故息息相关。特别是越窑青瓷的瓷碗、水注、酒壶、熏炉等器物，更是带有浓浓的佛教色彩，说明这艘船中途也在印尼的室利佛逝及中爪哇一带进行贸易，为当时佛教盛行的旧港提供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商品。
越窑青瓷的佛教色彩
在印尼出水的这一批越窑青瓷，有很多是类似陕西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这些瓷器都是手工精细，烧造良好的越瓷，不但釉色温润，更显现出那种“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碧玉光泽。
船上有许多雕花镂空的熏炉，造型精美。这些熏炉是禅宗佛教僧侣在诵经念佛时使用的一种供具，应是流行大乘佛教的室利佛逝子民们争相拥有的器物。
一件修长的椭圆形双鱼罐，上雕一对鲤鱼，也蕴涵佛教色彩。其他的盘、碗、碟、盖、盒等都仔细刻绘带佛教象征意义的荷花。即使在几个少见的四系壶的壶身，也雕刻了精细的荷花纹饰。
唐代饮茶风气盛行，这个船上也找到不少注壶，这些注壶及许多深底碗都是茶具。在唐时，茶叶并不经过烘焙发酵的过程，而是碾成茶粉，与热水搅和入碗而饮。
有两件特大号的海棠碗(高10.5厘米，一件直径33.0厘米，另一件直径22.3厘米)及唾壶(高20.9厘米，直径30.7厘米)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是为迎合室利佛逝的印尼人喜欢用大型器具进食而制。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的越窑青瓷
2004年2月，一支比利时海底勘测团队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了一条五代时期的沉船，沉船深埋海底，离水面有52～57米之深，使得挖掘工作困难重重。大批潜水员经过22000次潜水作业，直到2005年10月才把沉睡在水底1000多年的中国陶瓷、金银器、玻璃器及宝石等带上水面。我有幸受邀前往参与鉴定工作。
这条沉船的龙骨长24米，船身长30米，宽12米。从船的遗骸造型，可以看出这是一条8世纪在印尼海域间穿行的贸易船，船身配有两个狭长的帆，是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它从大型海船上运送货品，进行物物交换的生意。沉船里除了有几百件定窑白瓷，还起获了超过10万件越窑青瓷器，其中有9万多件碗碟、200多件执壶及不少形制多样的器皿，如水盂、套盒、熏炉等。
我们在这大量的越窑青瓷器物里发现了一个周身凸雕莲瓣的大碗，底足上刻了“戊辰徐记造”的字样。这戊辰年就是公元968年，正处于五代末期吴越国钱氏王朝时期。钱氏王朝烧造瓷器以进奉宋皇室，以求吴越国能免被征讨而继续生存。
井里汶沉船中越窑青瓷的纹饰
井里汶沉船中的越窑青瓷，不管是碗盘、盖盒、水盂、执壶、四系罐或盏托，纹饰变化多端，都洋溢着浓郁的佛教风格。
纹饰中浮雕莲瓣纹占了不少，而且刻工玲珑，曲凸有致。其他如以细线描刻双雁、双蝉、双鹦鹉、龙纹及荷花的纹饰也为数不少，都是寺院里常见的纹饰。有一个大盘，遍体布满莲叶的纹脉，正中站着一只乌龟，正是文献中所说“龟千岁，游于莲叶之上焉”，是祝人长寿的含义。其中有几件罕见的越窑器介绍如下：
鹿形盖盒。在打捞工作完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意外地捞起了一个很精致的鹿形盖盒，真是如获至宝。这件器物虽小(约8厘米长，5厘米高)，但做工细巧，盒子形状如一只伏卧的鹿。盒盖为鹿身造型，鹿弯首修舔毫毛，一支鹿角尚完好。而盒身则是鹿的下半身，鹿腿交叉相叠，明晰可辨。这样的鹿形盖盒在越窑瓷器中系首见。我认为这可能出自《鹿王本生》里九色鹿的传说，说是释迦牟尼前生是一只九色鹿，他救了一个落水将要淹死的人而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
摩羯塑件。是一个巨型摩羯鱼塑件，尾巴后翘，鱼头仰天，形象生动。长14厘米，高约34厘米，看似作油灯之用。鱼鳞及鳍纹凹凸嶙峋，鱼头结构从眼到腮都交代清楚，绝不含糊。摩羯鱼的形象源自印度教，后成为佛教中的经典动物，以摩羯大鱼来比喻菩萨，寓意以爱念缚住众生，不到圆寂成佛终不放舍。摩羯鱼也是水神，常在海里游逡，拯救将沉之船。
苏门答腊巨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的穆希河出水的摩羯灯(图片来源：《收藏》杂志)
我们在印尼国家博物馆(微博)看到同样的一个五代越窑摩羯灯，而远在荷兰利瓦登市的毕临色夫博物馆也展示有同样的摩羯灯。原来印尼曾经被荷兰统治了300年，直到20世纪中期才摆脱荷兰的统治，所以荷兰博物馆的许多藏品都来自印尼。
不久前，我们在苏门答腊巨港，也就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看见了几件在穆希河里出水的摩羯鱼油灯，证明当时作为佛教象征的摩羯鱼在此地颇受崇佛民众供奉。在中爪哇，世界奇迹之一的佛教圣地婆罗浮屠的七层楼的寺院，每层梯阶都雕有摩羯的石像，取其神圣之意。
八角大执壶。高20厘米，完整无损，长流弯柄。引人注目的是在壶身的8个折面上，精巧地雕刻有八仙人物，云气袅绕，蛮有趣味。八仙故事的产生起于唐宋而完成于元时，老百姓参拜八仙借以求仙赐福，避祸安身。与室利佛逝民众求佛保护的愿望相一致。
笔者曾受新加坡圣淘沙集团之邀，帮助鉴定黑石号沉船打捞的唐代长沙窑、越窑青瓷等。得知黑石号沉船是一只阿拉伯制造的船，即断定这是来自中东的商人到中国扬州等地购货的船只。因为许多瓷器的纹饰都是伊斯兰教的风格，甚至3件完整的青花瓷也绘上椰枣纹和菱形框子的伊斯兰教纹饰。
当时我最感奇怪的是，许多长沙窑瓷器以及几乎所有的越窑青瓷都绘有佛教纹饰及字样。后来才明白，在商言商，阿拉伯人认定这艘商船会顺着风势航行到印尼的室利佛逝，打算将这些绘有佛教纹饰的器物在那儿出售，换取香料及其他产品。
2004年在中爪哇井里汶出水的10世纪沉船，被鉴定是航行于印尼诸岛的接驳船。船上装载的大量越窑青瓷是为供应给室利佛逝及中爪哇的民众使用。后来我们在婆罗浮屠的佛塔石雕中也看到许多这样的印尼船的图像，船上坐有人，还捧着这些中国瓷器。可见越窑青瓷与室利佛逝等国的佛教渊源有多么深厚。而越窑青瓷直到如今还相继在室利佛逝的旧都穆希河里不断被发现，更反映了越窑1000多年来的历史辉煌。
千年窑火薪传不息
景德镇，一提起她，人们常常会想到瓷都，想到CHINA(中国)。而“CHINA”的小写形式就是“瓷器”的意思。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与瓷器几乎是两位一体的，这充分说明了景德镇及其瓷器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
景德镇从汉朝开始烧制陶器，从东晋开始烧制瓷器，窑火不绝，薪传至今。到宋代，因所产青白瓷质地优良，宋真宗于景德元年(1004年)以年号赐江西昌江边上的瓷器产地——浮梁县昌南镇名为景德镇。景德镇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并因生产“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美瓷器而蜚声海内外，享有“瓷都”美誉。
景德镇名气实在不小。正因为此，如何继承和弘扬景德镇的文化尤其是陶瓷文化，成为景德镇文化工作者的重任。而作为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集中展示地的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的工作人员，这种责任感分外深沉而自觉。这从近年来他们一系列的开拓创新之举可以充分感受到。
30多年前的开创之举
1979年7月，时任景德镇市委书记的杨永峰建议，景德镇应该有一处具备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风景点。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的建设构想应运而生。
1980年3月，景德镇市委决定在西市区的盘龙山人工林保护区内规划修整出83公顷空地，集中成片地保护一批陶瓷历史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一座古窑及部分明、清民间建筑珍品，建设陶瓷历史博物馆。这便是今天所见到的古窑民俗博览区。
集中保护了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与当地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的古窑民俗博物馆，得到许多知名文保专家以及古建专家的认可，认为在30多年前推行的传统陶瓷、古典建筑之“静”与陶瓷手工艺人现场表演制瓷技艺之“动”结合的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堪称开创之举。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作为景德镇王牌景点的古窑民俗博览区却没有预想中的红火，甚至一度非常冷清、萧条。
“用腊肉的香味去吸引人”
古窑民俗博览区令人尴尬的局面在两年前出现转折。陈武平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博览区管理处主任，并担任景德镇市古窑民俗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走出了一步步好棋。
对于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我并不陌生，但有意识地进行观察、分析和思考，则是在应邀参加2010年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一系列活动时开始的。
2010年10月17日晚7点多抵达景德镇后，博览区工作人员怕我们在飞机上没有吃好，便直接把我们送到宾馆餐厅用餐。饭后已是9点多，还来不及进宾馆房间，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就说，陈武平想见我。我们做媒体的，多是夜猫子，不怕晚，加上在景德镇逗留的时间短、事情多，我也想早点敲定采访的有关事宜，于是把随身行李又拿回车上，去了陈武平的办公室。
此前没有见过陈武平，但通过电话。及至见面，发现他年龄不大，干练。尽管已是晚上10点多了，但他仍在和古窑民俗博览区管理处副主任、文博研究员周荣林等为次日的活动忙碌，不时有人来找他请示、汇报，电话不断。
陈武平对于陶瓷并非门里出身，他由成功经营在景德镇名气不小的伊龙大酒店而进军陶瓷与文化领域。他坦言：“如果说我懂陶瓷，肯定会有一帮人笑我。”但他爱景德镇，爱景德镇的文化，他要做的是通过讲述陶瓷背后的故事，让世人看到景德镇文化的价值。古窑民俗博览区就是他要的平台。他说，一个人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固然重要，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尤其重要。他只做自己能做的。他认为，古窑民俗博览区文化与旅游结合、在动态过程中保护文化遗产的模式，是博览区的理想选择。
“景德镇人都很喜欢吃腊肉，不过一般人家都喜欢把肉储藏在瓷缸里。”陈武平微笑着说，“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把腊肉晒了出去，让所有的人都可以闻到它的香味，并被吸引来。”
陈武平说的那块“腊肉”，就是古窑民俗博览区。正是这种由藏到晒的转变，使博览区走出了隐于深山少人知的落寞。
交谈中，江华来了，他是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广(文物)局局长，我们是熟人。他刚参加完别的活动，怕第二天的活动有什么问题，连夜赶过来，当然也带有督战的意思。
看得出来，江华与陈武平合作得很默契。对博览区的工作，江华表示：放心、信任。他认为，只要符合政策，就要少干涉，否则别人没法做事。应该说，这是开明的管理艺术。
他们交流了一下工作。看到第二天的活动没有什么问题，江华也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中来。对于景德镇文化，他主张整体保护与异地保护相结合，恢复能体现景德镇文化特色的传统街巷，再现当地人的生活与民俗。基于此，他对博览区近年来恢复景德镇镇窑等传统窑的复烧显然是赞赏与支持的。
需要提及的是，在景德镇逗留的3个夜晚，我们3人不时交谈。作为媒体人，我看到了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为景德镇文化夜以继日工作的敬业与奉献，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复烧古窑，打造“镇窑1728”
古窑之所以能走出困境，其秘诀就在于借助景区的文化优势，通过各种精心策划的活动将优势放大。陈武平认为，必须突破思想束缚，勇于创新，走前人不敢走甚至不敢想的新路。
于是，古窑民俗博览区提出了复烧镇窑的想法。当时的镇窑已破败不堪，支撑窑体的梁柱摇摇欲坠，内部也出现窑砖脱落现象。一些人认为，镇窑属于珍贵的文物，如果贸然复烧可能会对其产生破坏性影响。有着丰富柴窑烧炼经验的老师傅则指出：“想要保护老柴窑，仅凭砖头补、泥巴糊不够，还得让窑火‘养’着。”
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复烧镇窑是使用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北京的故宫等著名古建筑数百年来从未停止使用。正是在这种使用与不断修葺的过程中，那些瑰丽的古建筑得以完美地保存于世。
事实证明，“镇窑”的复烧不仅达到了复兴景德镇陶瓷文化、提升景点人气等效果，也的确让古老的柴窑重新获得了生机。
“镇窑”“葫芦窑”都是宝，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必须要以足够大的嗓门宣传出去才行。于是博览区想方设法联系媒体，以拍摄专题片等形式，将古窑向全世界推广。民间收藏“大佬”马未都、节目主持人王刚、影视演员唐国强等人，也被邀请前来参加 “镇窑”“葫芦窑”复烧、再烧等活动。名人效应让本已具备轰动效应的盛大复烧活动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通过复烧活动让古窑获得空前关注的陈武平，试图在陶瓷领域大展身手。但与一般的陶瓷企业不同的是， 他们凭借的是古窑的文化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他人的陶瓷文化发展之路。
“清雍正六年，督陶官唐英来到景德镇，为景德镇的瓷业书写了不少传奇，那年正好是公元1728年。”陈武平说，“我们所创建的陶瓷品牌就叫‘镇窑1728’，它由博览区里的传统手工制瓷老艺人亲手拉制泥坯，由传统瓷窑烧制。”
改革成就奇迹
这几年古窑民俗博览区屡屡创造奇迹。但奇迹发生的根源，也许了解的人并不多。
其实，不断深化的文化体制改革大环境，是古窑发生蜕变的深刻社会基础。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所进行的大胆尝试，颇具示范意义。
“如果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今天的古窑。”周荣林认为，正是由于机制的创新，才可以让自己为古窑，也为景德镇的非遗保护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陈武平与周荣林两人在对待古窑的事业中，有着相当的默契。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样一个观点：文化产业要发展，必须采取“学者+商人”的模式。
所谓“学者+商人”模式，即对文化和历史有独到见解的专家与有意在文化产业领域有所作为的投资者或企业家合作，利用各自的优势，相互配合，各展所长，将文化产业做得既有文化韵味，又具有经济效益，实现良性循环。
“一个人成就不了大业。体制重要，人才更重要。大家团结一致向着共同的目标进军才是成功之根本。”陈武平说。
“像我这样的文博研究员，只有与陈总这样有想法、有魄力的企业家携手，进行优势互补，才可以把一些想法变为现实。”周荣林坦诚地说。
瓷彩千年 钧瓷漫谈
中国古代先民们，早在公元前约五六千年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创造出了原始瓷器 陶，这不仅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改善，同时成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重大贡献，“CHINA”一词原意为瓷器，很多西方人正是通过瓷器认识了东方这个神秘而古老的文明国度——中国。 河南省禹州市境内，有一条源于嵩山，流经金玉玛瑙丛生之地的颍河，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就定都于此，禹之子启建立夏王朝后，曾在禹州钧台举行盛大开国大典，宴会天下诸侯，北宋时期，我国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中的钧瓷就出自禹州，因钧台而得名，钧瓷始烧于唐，盛烧于宋，后由于战乱和历史的变迁，历经元明清之后，宋钧瓷存世之作已不过几十件，寻找钧官窑遗址，就成了历代考古学者的一个悬而未解之谜。一九七四年，经过考察队的全面考察，在禹州县城北关，发现了同故宫博物院所馆藏的钧瓷釉色造型上都一样的钧瓷片，就此确定钧官遗址就在禹州北关，钧官窑遗址近千年之谜终于解开。通过对钧台窑址的钻探 挖掘，共清理出十一座比较完整的窑炉，其中一号双火膛窑为宋代钧瓷官窑所特有，采用这种办法建造的窑炉由于低于地面三到五米，优点在于蓄热量大，窑温可达一千三百摄氏度，钧瓷易于呈色，同时由于分火膛燃烧，当右边窑温达到七百摄氏度时，左边窑室木柴，已经炭化为木炭，打开左侧通风口，空气流动木炭燃烧达到一千三百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由此揭示出北宋时期的人民，用木柴为燃料可满足烧制钧瓷所需的一千三百摄氏度左右高温的不解之谜。钧瓷之所以有其神奇妙绝的魅力，是同它千年来严格的传统制作工艺密不可分的，钧瓷是石与火的艺术，它生在选土，长在成型，成败看烧成，首先是选料，当地陶土资源丰富，选用大龙山的土，与凤山的石，经碾磨粉化，并加以颍河水调制，就形成了拉坯所需的泥，拉坯工艺师对泥土进行反复整理调和，就可以上拉坯台进行钧瓷素坯的拉制了，长在成型，就是指这一步手工拉 制的过程，在禹州地区，大部分拉坯工艺师仍旧保留这项手工技艺千年的传承。意在心中，情在手里，工艺师娴熟的技艺，让泥土在自己的手里指尖挥舞流动。拉坯完成后，素胎经过自然风干，进行第一次低温素烧，使其定型，素烧完成以后，就要为胎体上釉了，钧釉的调制，严格按照传统密方，其中富含金属氧化物及矿物质并加以颍河水调制，当釉浆上完以后，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素白洁雅的胎体，“入窑一色”就是指这个阶段钧瓷的特点，随后把已经上釉的胎体装入窑中进行烧制，生在选土，长于成型，成败看烧成的钧瓷，此时进入最后的烧成时刻，它在烈火的洗礼下，钧瓷艺术家的设计制作进入了神妙的窑变阶段，这是火的艺术，其窑变成色不再受人工控制，浑然天成。经过三天的烧制，冷却三十八小时以后，入窑一色的钧瓷，带着梦幻般的色彩，沐浴着和谐的阳光，悄悄的出窑了，钧瓷之所以名贵，在于其独特神奇的窑变釉色，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就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的使用，以铜为呈色剂的高温彩釉，烧制出炫烂的红色，打破了青白黑单色瓷一统天下的格局，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古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 其窑变成色，红里有紫、紫中有蓝、蓝里泛青 青中透红、宛如蔚蓝天空中出现的一抹彩霞。钧窑瓷器不但釉色绚丽多彩，周身还布满冰裂纹，珍珠点 兔丝纹和曲折迂回的蚯蚓走泥纹等生动美妙的窑变流纹。蚯蚓走泥纹是钧瓷的特色纹理之一，它是钧釉在低温烧制时所产生的釉层裂缝和缩釉，经高温烧造后又重新弥合所至的独特景观，加之其釉质乳光晶莹，肥厚玉润，达到了似翠玉赛玛瑙的美丽程度，形成了钧釉，无可比拟的独有特色，由于窑变的不可预测性，所以相同的两件作品，即使同时制作，同时上釉，同时烧制，也不可能出现一样的窑变色彩 ，正所谓“钧无二件，窑变无双"，再加上钧瓷烧制成品率很低，素有“十窑九不成之说”，每一件成功的钧瓷艺术品都显得弥足珍贵。
钧瓷是一种境界，其窑变图案，似画非画胜似画，让观者看到了画中不能见到的，另一种境界，花轻似梦，雨细如愁，它比真实的情景更真切，这就是钧瓷的“瓷境”，成就了中国艺术美学“神与物游”，“思与境谐”完全统一的最高境界，这就是钧瓷艺术永恒的美。
有人说钧瓷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千年前，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智慧把它创造出来，千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仍旧继续创造着这一不朽的经典，蟠龙瓶《升腾》就是今天钧瓷人的又一神奇力作，瓶体上伏着一条通体无鳞无角的幼龙，它像是从母体里刚刚脱离出来，披着一层薄薄的胎衣，焉焉的伏着，血脉细流清晰可见，看似柔弱却充满了生命无穷的律动，这就是中国瓷器的精神所在，或许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吧。
“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钧瓷作为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历经千年沧桑之后，正以它那隽永的芳华，在祖国的艺术宝库中，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千年古瓷耀目新
“看我们美术课本上这幅图，柴战柱先生的艺术作品《硕果》和杨峡先生艺术作品《花器》，它们都是绞胎瓷，是我们修武县当阳峪生产的。听说还成为我们河南省名牌，还获得了县长质量奖。”河南省修武县实验中学九年级三班的王毓涵指着自己的美术课本，无比自豪。
修武县的当阳峪群山环抱，是宋朝时期黄河以北最大的名瓷产地。据史料记载，当阳峪的瓷业形成于唐，昌盛于宋。当阳峪村村头立有一块北宋时期遗留下来的德应侯窑神碑，据说这是河南省唯一一块窑址碑文。当阳峪窑遗址碑文题名为《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碑文首句：“怀州修武县当阳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证。”立碑日期记：“大宋崇宁四年岁次乙酉二月二十五日建。”碑文内容有：“时唯当阳工巧，世利磁器，埏埴者百余家，滋养者万余口。”意思是：当阳峪村北宋时叫当阳村，当地制瓷窑主有100多户，滋养了1万余口人，实属民间名窑。
绞胎瓷是我国唐代将仿犀皮漆器工艺特点运用到瓷器制作中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瓷种。著名古陶瓷学家叶民说：“绞胎瓷因为表里如一，被称为"瓷中君子"；又因为每一件绞胎瓷的纹饰不尽相同，而被诠释为"君子和而不同"。”它以两种以上颜色的泥土相互糅合形成绞胎而著称，以绞胎釉和刻花剔花而取胜，北方民间亦称之为“透花瓷”。
然而，“靖康之变”后，当阳峪炉熄火灭，精美绝伦的绞胎瓷技艺从此失传。如今，宋代绞胎瓷仅有60多件，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美国、泰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家的博物馆里。
当阳峪绞胎瓷的失传让人扼腕叹息。“绝不能让当阳峪的名字就此消失。”高级工艺美术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焦作金谷轩绞胎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柴战柱经过20多年积极探索，潜心研究，2002年，这一失传近千年的瓷种在他的手上重获新生。不仅如此，他在产品创作内容上更加注重融入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元素，涉及焦作山水、太极拳、十二生肖、山水花鸟、现代陶艺等，并创作出了树叶纹、凉席纹等各种花型30余种，还创作出了绞胎艺术瓷瓷板、绞胎艺术瓷绞釉花及刻剔花等8大类新品种的胶胎瓷，同时也将镂空雕、浮雕、彩绘等创新的雕刻技法和艺术手段巧妙地应用在绞胎艺术瓷的创作之中。其创作的作品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青睐，多件产品已经被国外的收藏家和知名的收藏机构永久收藏或馆藏。
为了保护和发扬当阳峪绞胎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优秀品牌，确保当阳峪绞胎瓷独特的品质，修武县政府于2001年投资100万元在焦作市高新区管委会设置研发楼，给研发人员提供资金和政策的支持。2013年动工建设了建筑面积为4300平方米，包括陈列馆项目、宋窑瓷坊项目和当阳峪窑研究中心项目等，预计今年年底前完工。此外，该县还将规划建设当阳峪绞胎瓷园区，规划成为集展示、采购和旅游观光为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园区，园区内规划有绞胎瓷生产企业厂区、手工作坊展示区等。
在县政府的引导下，修武县质监局主动开展标准化技术咨询与服务工作，积极配合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结合当阳峪绞胎瓷产品特性、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测规则等，制定了《绞胎艺术瓷器》企业标准。2010年12月当阳峪绞胎瓷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之后，该局发动企业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产品绞胎瓷》保护专用标志，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保障生产安全，他们还制定了作业指导书。
该局主动向企业宣传《质量发展纲要》等相关文件，召集企业开展质量管理培训，推动企业导入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并积极组织企业申报政府质量奖，鼓励扶持企业积极参评“河南名牌产品”。
在当地质监局的推动下，企业质量与品牌意识不断提升，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在2012年获得县长质量奖，该公司的产品获得河南省名牌。
地理标志让当阳峪绞胎瓷这个失落了千年的古瓷添上新彩，增了辉色。该公司总经理柴战柱自豪地说：“地理标志这个荣誉非常有分量，我要在我们焦作云台山景区门前，竖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就写"山水之魂，千年古瓷，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当阳峪绞胎瓷"。”
千年古窑的圣火如何复燃？
胡小军作品朱乐耕作品
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作品
华史
曾经辉煌千年的中国陶瓷，如何复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多年来，许多热爱中国陶瓷艺术的人们多有探讨，也有实践。这些前行者的努力其实已为中国陶瓷这个千年古窑燃起了新焰。
融传统元素于都市环境
诞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国陶瓷，要在现代文明环境中得以复兴，必须探索各种将传统陶瓷文化的元素与现代都市环境相融合的途径。
不久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教授的陶艺个展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人们惊喜地看到，这位陶艺家已突破了陶瓷作为“器皿”的创作模式，而将陶瓷创作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环境艺术。本世纪以来，朱乐耕创作完成的大型环境陶瓷艺术作品有：世界上第一个以陶瓷材料装饰而成的音乐厅韩国首尔麦粒音乐厅；九江市民广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莲趣》；上海浦东机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惠风和畅》；天津瑞吉酒店大堂的陶艺装置壁画《流金岁月》；最近刚完成的，安装在韩国济州岛衣恋·肯辛顿济州酒店的《生命之绽放》(350平方米)、《天水之境象》(120平方米)等大型环境陶艺装置作品。
且以济州岛这件作品为例，来看朱乐耕如何融传统元素于现代都市环境的。这家五星级酒店大堂跨越两层的巨大墙面，被朱乐耕用数以万计的各种造型陶瓷“元素”覆盖。远远望去，仿佛是古窑址历代陶瓷碎片的堆积层，让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陶瓷的悠久和辉煌的历史。对传统陶瓷艺术形式和各种技法的深刻了解和熟练掌控，使得朱乐耕创作的陶瓷自然流露出一种“古意”。同时，他对现代抽象艺术的了解，又令其创作思路空前自由。他以西方现代抽象绘画的构成法，来布局他心中无穷“古元素”，将数以万计的各式瓷片、瓷条、瓷卷等进行组合，回旋起伏，形成浩大而空灵的气韵。
在这个巨大的瓷片“堆积层”下方，是他用陶瓷制作的耕牛群和马群（见图），令人生田园牧歌之思；上方又是另一面夺人眼目的红地白云“瓷墙”。他像是多多益善的统帅，调兵遣将，设局布阵。他又像是导演，在营造一个梦境。这个陶瓷空间给观众带来多元的感受可能，体会着人与自然、历史、生命、梦想、升华的关系。
进入环境艺术领域，将使陶瓷艺术在作为陶瓷之国的中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可能，因为面对当今世界，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标志。
像笔墨一样被普及使用
随着陶瓷烧制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各种为陶艺创作的服务日益完备，制作陶艺作品的技术壁垒将很快被打破。创作陶艺，将会像国画、书法一样在大众普及。家庭拥有瓷窑，中小学开设陶艺兴趣课，在西方一些国家早已不是稀罕事。旅美陶艺家周光真近年来致力于回国推动陶艺普及。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随轩艺术中心从2012年起，每年举办“上海市少年儿童陶瓷艺术展”。
除了陶瓷学院以及各大瓷都，大城市如北京、杭州、上海的艺术学院均已纷纷开设陶瓷专业。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柴窑艺术中心不久前落成。这些将有助于更多的艺术家投身于陶瓷艺术创作。有别于过去画家蜻蜓点水式的玩票，上海的著名国画家陈家泠10年前就设立了自己的陶瓷工作室“泠窑”，坚持至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上海最早汇集名画家们尝试陶瓷创作的“申窑”，据悉即将扩大规模。
学院派陶艺家正在崛起。如白明、白磊、刘正、胡小军等，正吸引了新一代陶瓷收藏爱好者的关注。从小习画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小军，很早就投身陶瓷艺术创作，他从练泥、拉坯、修坯、配釉、绘画、喷釉到烧窑都亲历亲为。这种全能型的陶艺家，能更好地通过陶瓷这个媒介表达自己内心的艺术灵感。让陶艺成为真正的陶艺，而不是画在陶瓷上的画（见图）。
在当今世界艺术大环境下，只有形成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让陶瓷像纸、笔、颜料一样普及运用于艺术创作，以致更多有才华的艺术家投身到陶瓷创作中来，非但中国艺术家，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亦共同参与，中国陶瓷才可能迸发出无愧于祖先的新辉煌。
推动雅文化进入现代生活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在田子坊的教学实验基地举办了“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参展的所有台湾陶艺家的作品都是实用的“小器皿”—茶壶、茶杯、茶叶罐等。但其各具韵味的艺术气息，又让这些实用小器皿变得耐人寻味、引人入胜（见图）。
将中国古代的雅文化通过陶瓷与现代人们的生活结合，是台湾陶艺家多年来孜孜以求所取得的初步成功。已故台湾陶瓷学者、陶艺家、香学研究者刘良佑，在精研宋代汝官窑的基础上，探索出新汝窑的烧制法，设计制作了兼具宋代和现代意韵的茶具和香具作品。这些作品既有艺术的传承，又有艺术的开拓，还具有生活的实用功能。
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人性之必然。雅文化生活方式，是古代中国文明对人类美好生活方式的伟大贡献。在经历了巨大的文化断层之后，面对当今浮躁、快节奏的世界，雅致生活的理念再度引起人生的反思和向往。陶瓷作为古代中国雅文化的重要载体，若能顺应艺术生活化这一世界潮流，化身千般风雅，让世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到人生的雅意和美好，千年古陶瓷的圣火便真正复燃了。
千年光影交错的云南陶瓷
云南着名航海家郑和，1405年﹙明永乐3年﹚率领由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访问了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远航了7次。船上装的3样主要物品是：茶叶、丝绸和陶瓷。
云南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明确，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时的陶器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还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
中国陶瓷最经典的审美创造青花瓷，是采用钴蓝颜料制作而成的。云南会泽所产的钴矿原料（珠明青花料）就是当时的官料之一，着名的康熙青花就是采用珠明青花料制作。景德镇、浙江、云南被称为中国古青花瓷器的三大产地。
1953年12月7日，中国第一届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江苏宜兴紫砂、云南建水紫陶、广西钦州红陶（坭兴陶）、四川荣昌安陶（1997年重庆直辖后，改为重庆荣昌）被文化部列为中国4大名陶。
当我们揭开历史迷雾后的“云南陶瓷”，我们发现，它的历史悠久、品种多样、工艺精湛、产品精美。不仅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珍贵遗产。
云南，彩云之南。这是天空赋予它的称谓。
当光影交错，时光轮回数千年，
我们发现，天空给了这片净土以彩云，而大地却也给了这片土地以恩赐，
这就是各色泥土。
千年陶土就诞生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而它幻化出来的各种精美亦古朴的陶器：
汉代墓砖，唐代的瓦当、鸱吻，宋、元时期的青花瓷，清代的紫陶，如今仍存在于居家生活中的建水紫陶、华宁绿白釉陶，丽江金沙陶，永胜瓷器，祥云土锅，傣族陶罐，
都让人浮想联翩，这是怎样的延续，赋予了它们如此美丽的生命气息，
以至千年之后，仍觉出它们的好，让人感慨光阴的厚待？
千年制陶史
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按时间来推算距今约6000年。
“云南出土的陶片都能证明它的历史悠久，当时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中原出土的陶片相比，主要是装饰上的区别。”云南省紫陶研究会副会长、《云南陶瓷》作者马行云介绍，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合称，先有陶后有瓷，陶瓷在古时主要以杯、鼎、罐为主。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掘出罐、杯、鼎等陶片；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一件鸡形陶壶，体形如蹲踞的母鸡，栩栩如生，生动可爱，是云南最早的造型精美的原始工艺品。
马行云说，云南从南诏国时期就盛行火葬，元、明时期火葬仍是云南最主要的葬俗。正因为如此，那时烧制的陶器主要用途之一就是装骨灰之用。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经济的发展，瓷器成为了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具。
人们把黏土加水调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制成陶器。陶器文化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陶器和磨制工具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
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渗入砂石粉，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作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
马行云并非是云南人，但从来到云南的那天起，这个东北人便痴爱上了云南的陶器。他曾踏遍了云南各地，就是为了研究云南陶器，了解它们的历史、文化、工艺、传承与产业现状。
据马行云考证，云南的陶器自新石器时代起一直生产使用到明清时期，其中，以夹砂灰、红、黑陶为主，宋以后开始大量使用绿釉陶。由于云南是多民族聚居地，部分陶器便带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和异域文化。
这些具有民族特色亦有异域风情的陶器的出土，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汉代灰陶巫师立像，长舌鸡冠，神情怪异，为全国其他地方所无；元代黑陶舍利塔式火葬罐，制作规整，造型独特；明代绿釉印贴八仙杂宝陶罐，在红胎上用印模印八仙人物、莲花宝杵、杂宝等纹饰，再罩绿釉烧成，带有明显的云南地方文化与宗教特色。许多产品明显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安佛拉式陶壶、陶罐等。
从春秋战国至西汉，云南进入了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时代，创造了灿烂独特的滇文化青铜器，这时，青铜器成为了主要器具，陶器逐渐减少。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这时云南并没有出现瓷器，而一直是陶器和青铜器并用。
直到元代，云南各地才出现了瓷器。
马行云介绍，公元829年“南诏攻西川，连陷戎、嶲、邛诸州，12月南诏抵成都，俘子女百数万人而去，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大理是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先在这里出土大理国时期成熟的青釉器是理所当然。
元代是云南陶器青釉的发展时期，在经济、文化、交通发达的地区多有发现。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10万大军乘革囊及伐渡金沙江平定大理，由于地方民族政权分散，闭关自守，有碍封建中央集权统一领导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于是，公元1273年“立云南行中书省，初置郡县”，把政治中心从大理迁昆明，从此云南成为全国行省之一。
是时，手工业随着经济发展起来，这与内地汉人的迁入有关。元代在“各路设人匠提卒司”，为管理手工业机构。云南土司管辖下的农奴只能耕种放牧，不得从事手工业。元代为了云南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就从汉军中抽调一些为“军匠”，或从民屯中挑选原从事手工业者为“匠户”，手工业者不得转业。世袭生产，精艺者则调入大都宫廷使用。
元代在云南的改革措施，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并为明代在云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样，到了明代，屯田人数达50万户之多，成为历史上入滇人数最多的一次。而此时，云南出现了青花瓷器。
内地人大量入滇，他们不仅推进了云南的农业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不乏陶瓷手工业者，建水窑以“湖广”籍命窑，另临安府所辖华宁境内《重修慈云寺功德碑》载：“冶北里华盖山下，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江西景德镇人来滇办厂于此。为生活之计继则汪氏、彭氏、高氏、仲氏，以及范、刘、柯、杨姓，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接踵而至，遂萃处焉……”这说明内地陶瓷手工业者迁移到云南促使陶窑的兴起，明《云南通志》首次出现了“窑课”，云南窑址和墓葬出土的文物中，这与陶器以元代居多、瓷器以明代居多也相符合。
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江西景德镇瓷器大量进入云南，价廉物美且品种繁多，冲击了云南的陶瓷市场，瓷器的产量逐渐减少，一些窑炉改烧粗瓷和细陶，多数窑址只能烧一些粗陶罐、盆、坛等。
窑烧里的千年秘密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
素胎勾勒，钴料呈色，釉下彩绘，犹如水墨画般明净素雅的青花瓷，姗姗而来。当我们走进云南陶瓷从坯胎到成品的世界，它们曾经在如母体一样的窑中孕育烧制，其最终幻化出的千年风姿的秘密存在于这口口古窑中。
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一次烧成。而据马行云了解，云南产钴料的矿区达几十处，为烧制青花瓷器提供了质优价廉的颜料。因此，云南大批烧制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是有其必然因素的。
千年以来，我们古人在云南纵横起伏的山、蜿蜒曲折的沟渠河流边，茂密的森林里，码起了一垄垄长龙一样的窑口，他们顺着山势搭建起了龙窑。在这龙窑里烧制出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瓷器。
龙窑又称长窑，一种半连续式陶瓷烧成窑，它依一定的坡度建筑，以斜卧似龙而得名。
据考古发现，目前云南已发现的窑址约10多处，共有龙窑30多处，每处窑址旁均有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堆积。其中，已正式发掘的仅玉溪窑一处，其他未发掘的窑址有7处：红河州的建水窑、禄丰县的罗川窑和白龙井窑、昆明的灰土窑、玉溪的易门窑、大理的洱源窑、凤仪窑、丽江的永胜窑。
在这些窑中，规模最大、产量最大的要数玉溪窑和建水窑。
建水窑位于建水县城北1公里的碗窑村，分布在碗窑村北后山坡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现存旧窑、湖广窑、潘家窑、洪家窑等瓷片堆积区，占地4000多平方米。马行云介绍，相传宋代，碗窑村就开始烧造瓷器。后来窑业兴旺，加之兼烧陶器，碗窑村便发展为上、中下3窑，成为滇南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时光流转，如今龙窑的全貌已被破坏，窑旁堆积的大量瓷片和窑渣只能说明其曾经的辉煌。从考古调查发现判断，建水窑主要烧制青釉瓷器、青釉印花和划花瓷器，也烧制青釉青花瓷器。
玉溪窑是唯一一座博物馆正式发掘的窑口，共有3处龙窑，约属元末明初，有古窑和龙窑两处。华宁窑的窑址位于县城城郊。原突起上新建了现代化的陶瓷厂，所以已无法看清窑址的面貌，仅在瓷厂的围墙边挖了约3平方米的探方，发现了许多瓷片。从出土标本和探方的地层关系看，专家判断华宁窑的烧制时间可能为明中期，主要生产青釉瓷器和青花瓷器。
也许是这种删繁就简的制作，到了清代中期，华宁陶仿烧河南圴窑瓷器，主要釉彩为月白、灰青和红釉，器型有瓶、罐、炉、钵，产量较大，成为云南当地普遍使用的日用陶瓷。如今，一些人家还在使用俗称“土碗”的碗具，事实上这就是华宁陶器，民国后期至今，华宁窑大规模烧制琉璃瓦等建筑陶瓷，成为云南地区建设陶瓷的主要产地。
古滇国时，生活在滇池和抚仙湖周边地区的土着居民使用的是直釉杯和带流壶等，有浓厚的长江下游地区陶器的风格。位于滇西北的民族则使用的是双耳罐，这与民族迁徙有很大的关系。西汉时期，大量汉族迁入云南，至东汉初，古滇国衰亡，地方割据，这一时期，一部分汉族在夷化，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则在汉化，那时使用的陶器则与四川接壤地区的汉墓中陪葬陶俑一样具有浓厚的川俑风格。
唐宋时期，云南地方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诏国和大理国。两个王国均信奉佛教并实行火葬，而其陶瓷器以其价廉物美、易于储存而成为当地最主要的葬具，实用器皿中，除高档金银器外，陶器占了主要地位，文房用品、建筑构件等均有相当水平，此时的云南陶器进入了巅峰时期。据考古调查，云南各地在当时均有陶瓷器出土，宋元以来的陶瓷器出土也遍布除迪庆州以外的广大地区。
云南墓葬遗址出土的，在唐、宋以前主要是灰陶、红陶、黑陶，元代大量出现了绿釉陶和压模印花绿釉陶，并一直延烧至清初。瓷器在宋元时基本是青釉瓷，到了元末明初出现了大量的青花瓷并延续到清初。
在云南已发现的古窑址中，除昆明灰土窑外，都曾经烧制过青花瓷器，在元明时期的土墓葬中，普遍有青花瓷器出土。不论是窑址还是墓葬出土的瓷器，青花瓷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其他陶瓷。可以说，青花瓷是云南陶瓷中最重要的品种。
在这一口口古窑中，我们见到了以火葬罐为主的器皿，其次为瓶、炉、盘、碗、壶、杯等。宝杵、莲花、八仙、人物这些一抹抹青色勾勒其上，“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清代龚轼先生此言着实不虚。
天青色世界里的干坤
云南陶器，尽管风雨千年，它仍自顾自地美丽着。
千年制陶史让云南的陶瓷呈现出了民族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丽。从那青、绿、蓝的色彩里，我们看到了别样的云南陶器，从那素坯勾勒出的青花里，尽管风雨千年，它仍自顾自地美丽着。
青釉瓷器是中国瓷器着名传统颜色釉，又称“青瓷釉”。在古代南方，青釉是瓷器最早的颜色釉。所谓“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有月白、天青、粉青、梅子青、豆青、豆绿、翠青等，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同时，古人往往将青、绿、蓝三种颜色，一统称为“青色”。
马行云介绍，从史料记载和现代考古材料看，最初的青花瓷器在造型和装饰方面与同时期陶器基本相似，说明它的制胎工艺来源于当时的陶器，而烧瓷上釉的技术则由内地传入。这一时期的主要器型是盘、碗、罐、瓶，多数为素面不带装饰，以晶莹透亮的釉色取胜。少数的瓷器饰有简单的水波纹、几何纹等。
云南陶瓷从大理州境内火葬墓出土的大理国青釉环纽斗笠形盖、敛口贴印人物罐、附加堆纹青釉平底罐，其瓷化程度已相当好。在此之前应有一段青釉的萌芽期，而且和南诏细质釉陶有着渊源关系。
元灭大理国后，带来了中原的制瓷工艺，云南陶器逐渐被瓷器替代。至明中期，除达官贵人的陪葬俑仍十分精美外，古典陶器已逐渐衰落。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它成熟于元代的景德镇，而云南则是在明代开始大量涌现出青花瓷器。明朝中期，云南的青花瓷器达到了鼎盛时期。云南陶瓷研究学者、原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曾着有《玉溪窑》、《星火南来》两本书，据他考证，云南出土的青花瓷，当时产量达到了中国第二位，仅次于景德镇。
“当时云南青花瓷的工艺是从江南传过来的。但是云南人却根据其地域、风俗和文化的不同，制作出的青花瓷特点不一样。”马行云说，产自云南的陶瓷泥料不一样，釉色也不一样，因此风格就不一样。
“与浙江的青花瓷器呈现暗蓝色、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呈现天蓝色不同，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云南的瓷器。特别是云南青花器上花纹密而繁多，题材以缠枝花、牡丹、龙凤、鱼藻、瑞兽、海涛及杂定图案为主。”据考证，云南元明时期的窑址和墓中出土的青花瓷片数以万计，窑址和墓葬出土的完整和较完整的青花瓷器大约200多件。主要有青花瓷盘、碗、碟、蛊、杯、瓶、罐、壶等。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这片土地上，因为各个地区的土质和颜色不同，各地区的陶瓷器也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特色。
明末清初，云南建水发现了五色陶土，开始生产紫陶，至清康熙年间，这里生产的紫陶“体如铁、明如水、亮如镜、声如磬”，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花瓶装水不发臭，花盆栽花不烂根，茶壶泡茶正浓香，餐具存肴隔夜不馊。
建水紫陶的名声越来越大，以至之后与江苏宜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列中国4大名陶。建水紫陶主要生产的烟斗、茶具、花瓶、笔筒、印盒、烛台等物件，一时行销国内外。至清光绪年间开始生产一种用于炖鸡的造型独特的“杨林锅”，又称汽锅，因炖出的鸡肉味道鲜美异常而闻名遐迩。
而建水紫陶在全国闻名时，云南各地区、各民族的陶瓷工艺的发展也方兴未艾。华宁釉陶、西双版纳慢轮傣陶、香格里拉尼西黑陶、丽江纳西族金沙陶、大理鹤庆瓦猫，形成了现代的云南陶器系列。
之所以各地对陶器的称谓不一样，这与其工艺是分不开的。陶器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工艺，我们祖先就是以黏土为原料用手工制作，然后经风吹日晒而制成了精美的陶瓷器。
史前居民制造陶器的方法有手制和轮制两种。在滇池周边地区出土的陶器，先民将湿黏土用手搓成很长的条状，然后用螺旋式的方法把泥条盘成器皿。有的则是直接把湿黏土捏成口型，如小罐、小碗、小杯等。还有一种更为原始的工艺，用草、竹、藤一类已经编织成形的器物为模子，将湿黏土涂抹在上面，放入窑内烧。出窑后，编织物本身烧尽而留下黏土容器，最后成品就是陶器。考古蜀一般推测，史前陶器上的篮纹、绳纹就是这样起源的。
相对于手制法，轮制法则是较为进步的制陶工艺。将黏土放置于轮上，手脚并用，慢慢转动轮子制成陶器。现代则大部分已经使用电动方式制陶。
因了土质和工艺不同，云南陶器的类型也不同。
马行云介绍，红陶是最早在云南出现，它的烧成温度在800摄氏度，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大理洱海流域距今6000年的南诏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李家山文化时期，都以泥巴质红陶和夹砂陶为主，西双版纳的傣陶则具有代表性。
还有一种彩陶，它是用赭、红、黑、白等色绘饰的陶器。“彩陶艺术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马行云说，它是在陶器未烧成之前就画在了陶坯上，烧成后彩纹固定在器物表面不易脱落。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釉陶衣，使彩绘花纹更为鲜明。而花卉、动物、几何形图案绘于其上后方进行烧制，成品后颜色鲜艳，活色生香。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这些从远古走来的美丽瓷器，成为人们平静流淌的生活中无时不在的旁白，也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