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窑瓷器鉴别方法。
历代民窑日用瓷器的品位和产量、销量，难见史料有详细记述。现在想了解那些品种产量销量，靠史料是难得解答的。日用瓷随用随破，破碎之后，可说去路只一条，就是作为垃圾埋入地下了。因而，从全国各地地下出土的瓷片，窥见历代瓷品的品种和产量销量，成为没有办法中的可行办法。
据我多年天南地北捡集瓷片的经验，印象中，所见次数最多的品种是明代后期到清初之间的青花团螭碗。这种碗从已知标本得知，始于明嘉靖年间，“大明嘉靖年制”款的瓷器多有出土，我本人也在北京、南京和景德镇检集到嘉靖年款的碗底多个。嘉靖画法，总的看较为工细，器型也有嘉靖特点，胎薄而较规矩，可视为初创期。到后来，画面才逐渐从具象向抽象演变，到崇祯时已出现完全的抽象画面了。这时有些器皿瓷质粗糙，估计产量相当多。
说团螭碗产量多销路大的依据，一是出土数量多，天南地北足迹所到之处，几乎处处能遇到这种碗底；二是出土地域广，不仅城镇闹市有，高山、海滨和穷乡僻野都有出土。例如五台山上，在山顶一个小庙周围也能捡到团螭碗残片。又如五夷山顶，也能见到相当完整的碗底。一位友人赠我从北京慕田峪长城烽火台里捡到的残片中，竟也有这种碗。南京王志敏先生曾收集到“庚午科制”团螭碗底，是当年崇祯科考考场的专用瓷。可见，城乡百姓、山中僧道、戍边士兵和科考员生，都用到这种碗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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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民窑颜色釉瓷之酱色釉
酱釉又称：“柿色釉，紫金釉”，是一种以铁为呈色剂的高温色釉，其釉料中含氧化铁和氧化亚铁的总量较高，达5％以上。酱釉的出现始创于北宋的北方窑口，如定窑、耀州窑等窑场中均有烧造，以定窑酱釉最著名。明曹昭《格古要论》中“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具白，其价高于白定”的论述。所谓紫定并非紫色，其釉呈棕红色，实际上与今天芝麻酱色调相近的釉，故而得名。
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曾一度为官府烧制宫廷用瓷，以其优美的造型，精湛的艺术魅力著称于世，令后人仰慕。而景德镇仿制酱釉瓷始于明初。1964年春，南京博物院于明故宫玉带河遗址中，发现大量明代瓷片。其中酱色釉碗、外酱釉里蓝釉暗花云龙碗，揭示了明初烧制此类产品的奥秘；而在美国堪萨斯城阿脱肯艺术博物馆、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外酱釉里蓝釉高足碗，从工艺到纹饰与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云龙碗几乎完全相同，从而印证了洪武官窑的客观存在。与此同时民窑中的酱釉瓷生产也毫不逊色，出土于北京丰台区，现收藏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的两件酱釉梨形执壶，通高12.5cm,口径4cm，壶体呈梨形，壶颈较短，流弯曲深硬不自然；腹部丰满，底足平切，底边垂直，足内较深，旋削整齐；胎质细腻洁白，器表有旋坯痕，釉较薄，釉色呈酱褐色。此壶造型构思新颖独特，稳重典雅。但与同期官窑器相比，不足之处在于：造型不够规整，同一器物上壶盖、壶身色调不能统一，施釉不均匀，釉面有缩釉点，制作工艺较粗糙。
永乐时期酱釉瓷仍在烧造。从目前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尚未见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但笔者于1985年5月，在扬州市缺口工地上，距地表3m左右与洪武地层具有叠压关系的土层中，发现叠摞在一起的酱釉碗。由于施工繁忙，未能及时制止民工的挖掘，致使四只碗同时被毁，实在令人痛惜扼腕。这四只酱釉小碗，造型均为撇口式，高6cm，口径12cm，器表光素，里外均施酱釉，釉面匀净光洁，有缩釉点，无橘皮纹。胎质细腻润滑，胎色洁白，胎体自上而下，由薄渐厚，制作隽秀灵巧又不失敦厚稳重。圈足小，足呈外敛内直墙式和外敛里斜坡式；足端外侧斜刮削，足端平切，足底面有明显的旋痕和细密的跳刀痕；而细砂底光滑细腻，不见火石红；釉底的胎釉结合处，却留有一线火石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酱釉的助熔剂钙含量低，高温黏度较大，不易流釉；从断面看，底足处的釉层与器口处差不多同样厚，因而不会产生象其他釉有“厚此薄彼”的现象。以前不少出版物，常用釉层厚来形容明早期器物的釉质，然而对酱釉这一品种而言，以上说法在了解了酱釉的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能后，似乎提法上值得商榷。再则，上述四只碗虽一起出土，但碗的釉色却有明显差别；一种颜色接近今天的芝麻酱色调；一种颜色呈褐红色；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由此可知，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可能与器物的二次氧化或窑位有关。
永乐酱釉虽仅见于碗，而未见其他器型，但在各地考古发掘中尚不多见，因而是目前研究永乐民间瓷器不可多得的宝贵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宣德时期酱釉瓷在官窑器中已不再难得一见，而是作为各种单色釉中的一个品种而批量生产。常见的器形有撇口碗、盘、水仙盘及桃式执壶，海内外各大博物馆的收藏以及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代御窑厂遗址的发掘成果，让我们拓宽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与永乐酱釉瓷相比较，同样的器型，宣德酱釉瓷釉色稳定，釉面光洁莹润，无缩釉点，有橘皮纹。在器物里外施酱釉的情况下，足内均施白釉，并锥刻暗款或用青花楷书款。这与永乐酱釉瓷足内仅施青白釉或细砂底的作法，是截然不同的。
而宣德时期的民窑酱釉中，有外酱釉里白釉、外酱釉里青花，尤以外酱釉里青花的品种较为多见。其造型有高足杯、撇口碗等。高足杯器表光素，外壁通体施白釉，釉面光洁有橘皮纹，杯内心大多数用青花隶书“寿”字的习俗。杯上部受元代枢府型器的影响，呈撇口，硬折腰，下承明代特有的竹节柄，柄中空不施釉。足外撇，足端外侧斜刮削，足端平切。其造型俊秀挺拔，古朴凝重。外酱釉里青花碗，碗口外撇，腹部丰满而略敛，碗内用青花隶书“福”字或月华锦等纹饰，足呈外敛内收式，足端平切，底面施亮青釉。作为民窑的一种装饰技法，它不仅是宣德时期的品种特色，也对后来清代瓷器的装饰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酱釉瓷生产，从本世纪50年代至今的考古发掘和传世瓷器中，尚未发现有一件确切纪年酱釉瓷的报道。因而这三期的酱釉瓷认识，仍嫌不足。尽管查阅古文献中，有正统十二年（1447年）不许民窑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的禁令，但此中所禁“紫”，是指紫金釉？抑或紫釉（茄皮紫釉）且不得而知了，需深入研究探讨。
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酱釉瓷的生产官窑器中已属少见，民窑器则更是凤毛鳞角。
直至嘉靖、万历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在全国迅速发展，刺激和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繁荣，作为瓷器门类中的一个品种，随着市场的需求，再度应运而生。其中以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1959年陕西省耀县寺沟墓葬出土的“酱釉戗金孔雀牡丹纹执壶”是这一时期酱釉瓷器的代表作。执壶通高30cm，口径5.9cm，足径8.8cm。盖顶隆起，盖纽为一蹲坐小兽，腹下有穿可系，壶敞口，颈细长，腹侧扁，腹面凸如鸡心。高圈足，下部略外侈。细长流……有“S”形加固件与壶颈相连。与流相对的一侧有长柄，柄顶端有小环，可穿绳系盖。壶内及圈足内底施青白釉，外壁通体施偏紫红色的酱釉，整个器型饰以金彩，壶盖用团花，花瓣以兽纽为中心向四面垂下，颈部饰有一周仰蕉叶，颈下部饰下垂的如意莲纹。两侧腹部正中为桃形开光，中有牡丹一株，花繁叶茂，一只孔雀踞立枝头，回首而鸣。圈足、流、柄部也都饰以简单的纹饰。圈足内心用青花书“富贵佳器”四字吉语款。该执壶造型清秀俊俏，其纹饰富丽华贵，可与御窑厂贡品相媲美，然而它却出自民窑工匠之手，这不得不令人钦佩赞叹。
至万历时期，除有外酱釉里白釉墩式碗外，民窑中甚为流行一种酱釉白花器，其釉色浅淡，釉面光亮。较常见的器物有：梅瓶、蒜头瓶、胆瓶、盘、碗、香炉等。其中以香炉最常见。而香炉中筒式三足炉和钵式三足炉数量较大，其胎体厚重，工艺粗糙，胎体衔接痕明显，器里为白釉或青白釉，器足往往留有切削痕迹。器外常以酱釉为地，釉面凸起白花纹饰，纹饰中龙纹、凤纹、麒麟、折枝花卉、花鸟、花虫等多见。而酱釉地白云青花龙纹碗，却鲜为人知。笔者有幸在扬州市区古城改造施工工地，偶尔发现这一纹饰的残片，其造型为撇口碗，腹部较丰满，内施白釉，外施酱釉。釉色较浅，釉面光亮，纹饰写意而略显草率。胎体上薄下厚，制作不够精细。综观民窑酱釉瓷，绝大多数都不落款识，偶有“富贵佳器 长命富贵”等吉语款，亦为数廖廖。
明未天启、崇祯时期，景德镇民窑瓷器的生产量很大，但主流是青花瓷器。它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外，还根据客户的需要大量运销欧洲、日本等国。所以酱釉瓷的生产，因市场的需要而被冷落，直至清顺治开始，才又恢复生产，并历朝延续下去。
明代民窑颜色釉瓷之——紫釉
明代民窑颜色釉瓷之——紫釉紫色釉是以锰元素为主要色剂，以铁和钴起调色作用，将之掺和在含有碱量较高的釉中低温烧成。因釉色像成熟的茄子皮一样光润，故又有“茄皮紫釉”之称。《南窑笔记》中即有：“铅粉石末，入青料则成紫色”的记载，锰作为一种色釉，早在元代山西的珐华器制作上得到广泛使用。而真正在瓷胎上使用茄皮紫釉，始创于明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曰：“茄紫一色始于明末，……”但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茄皮紫釉瓷器的出现，至迟应在明早期的宣德年间。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淡茄皮紫釉弦纹三足炉，炉高12.2cm，口径15.2cm，外施淡茄皮紫釉，口沿下自右至左凸起“大明宣德年制”六字阳文楷书款，即为一例。笔者在扬州市缺口基建工地，宣德地层中发现了茄皮紫釉盘残片、仿宋钧菱花式花盆残底，由于茄皮紫属低温釉，故出土时包裹盘残片和花盆残底的淤泥染成紫色。该盘的残片器表光素，盘外壁施茄皮紫釉素净光洁，盘内施孔雀蓝釉，开细小片纹。从断面看，胎质细腻，盘壁至底，由薄渐厚，盘心留有旋削后隐起的台阶式弦纹。足圈呈外敛内直壁浅足，足端平切，足底施白釉呈肉红色。而花盘残底虽不能观其全貌，但花盆颈下部至底的规整制作，已足令人感叹了。花盆外施淡茄皮紫釉，内施釉不到底，足端平切，足内施极淡的透明釉，但不均匀。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茄皮紫釉器的烧造情况不明。但有文献记载，正统十二年（1447年）不准民窑烧造黄、紫、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的禁令，说明至少在正统十二年之前，作为诸品种之一的紫釉，应该是生产的。由于目前对这方面资料了解甚少，因此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至成化时期，民窑紫釉只作为素三彩中的一种色彩来使用。如1980年11月，香港所印《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图录》中，有一件绿釉紫花瓷足具。该器运用雕塑手法制成象征莲池鸳鸯立体图像，其绿彩、紫彩浓重艳丽。有“成化元年孟秋吉日景德镇东山程氏静乐轩章靖公十一世孙节淳置为妻何氏足具用”的刻填紫釉铭。1995年秋，笔者率全国古陶瓷鉴定培训班全体学员去景德镇考察古窑址，途径安徽省屯溪市，在市博物馆仓库中，见到同样器型的绿釉紫花莲池鸳鸯瓷足具，遗憾的是，有无铭文已不详。作为民窑产品，在经过宫廷严厉禁止之后，能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实在是罕见。1987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发掘出方座立式鸭薰，将素三彩的造型艺术和色彩运用推向了顶峰。其所施黄、绿、紫、米色等彩釉，色泽浅淡，写实自如，构思巧妙，独具匠心，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
弘治时通体一色的茄皮紫釉，其色紫中泛蓝，釉质肥厚光润。所见器型有牺尊和绶带式双耳尊等无款祭祀用器。嘉靖、万历时虽然都有茄皮紫釉品种，但造型不及弘治时规整。釉色在嘉靖时有深浅两色，深者呈黑紫色，常施于大盘、大碗等大型供器之上；浅者，似未熟的茄皮，露淡紫色，多施于较精细的盘碗类器物上。万历时淡茄皮紫釉器，釉层较薄，釉色纯正均净，制作精致，造型有盘、碗等，外壁常暗刻云龙纹，为宫廷所藏。而民窑中，笔者在扬州市老城区泰州路基建工地，采集到淡茄皮紫釉弦纹三足炉残片。仅其造型而言，应是对宣德淡茄皮紫釉弦纹三足炉或同式青花、孔雀绿釉、白釉的复制；其直口，圆筒腹，平底，下承三足已非当年的蹄形足，制作较为简略，紧贴炉底边缘。炉外壁施淡茄皮紫釉，厚薄不匀，深浅不一，釉面虽光洁莹润，但釉里却含有许多颗粒状物，是窑灰？抑或釉料碾磨不细所致？炉底面施釉，并有浅刻单圈，无款识，炉近底处有一小块孔雀绿釉斑与淡茄皮紫釉交融。炉内涩胎无釉，炉壁炉底旋削光洁，其胎体呈米黄色。
综观上述扬州古城遗址出土的三件器物，有一现象值得提示，即：这几件器物尽管有时代上的早晚差异，但器物胎体均呈肉红色或米黄色。用手轻叩之，既无瓷胎清脆悦耳的金属声，也无陶器那种沉闷的声音，却有现代高温釉陶的感受。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从工艺上讲，烧制茄皮紫釉一类的低温色釉器，必须先将素胎在1280℃～1320℃的高温中烧制瓷化，然后在素胎上施以含锰为着色剂的低温色釉，在850℃～900℃的炉中焙烧烘烤，经过二次烧成后，即可获得釉色光润鲜艳的产品。那么，仅此对于不惜工本，只求精品，满足皇宫贵族的御窑厂来说，没有任何困难。尤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淡茄皮紫弦纹三足炉，应该能说明问题。
而对于民营的窑主作坊来说，却有若大的压力，一方面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必须生产，另一方面又要精打细算，减少成本，获得利润。因此，为了获得利润，减少二次烧成的时间，节约燃料，民窑烧制的茄皮紫釉器，采用了烧孔雀绿釉器的办法，在靠近窑后的烟囱部位，放置既不占地方，又节约燃料且适合茄皮紫釉发色，温度在1000～1100℃左右的窑位上，一次性烧成。那么，此理论的依据又从何而来？万历淡茄皮紫釉弦纹三足炉的孔雀绿釉斑这种温色釉，可以说明问题。如果这一理论能够成立的话，民窑茄皮紫釉器的肉红色、米黄色胎，就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
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发展历史
在我国明代的陶瓷当中，青花瓷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除了青瓷、白瓷、青白瓷和彩绘瓷之外，产量最大、使用最广的陶瓷用品。青花瓷装饰是一种瓷器上的绘画，这是将中国的传统国画表现在瓷器上，虽然绘画的笔法因为在坯体上不如在宣纸上流畅，也因此装饰表现上略微粗糙，但是明代各个时期的青花瓷装饰风格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联系，所以在题材选择方面与传统的国画相比内容就更为丰富。
明代民窑青花瓷
明代时期是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体制逐渐进入衰败的时期。使得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冲击，那时的文学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在明中期到明末期青花瓷的艺术风格也有了明显的人文风格倾向的转型。明代民窑青花因此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也因商业的流通，文人思想便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主要在青花装饰上的表现特点，便是用笔犹如书法中的行书，意达而笔到，将这种大写意中的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青花的装饰中来，具有雅俗共赏、格调奔放、典雅敦厚的艺术特点。“民窑绘画意境之美犹如无声之诗，极其自然灵妙。其山水人物画往往简练几笔就绘出远山近水以及人物的动态，清新淡远，耐人寻味。”
在明代陶瓷业的发展中，主要分为官窑也称为御窑与民窑两种。而这其中明代瓷器的烧造和对外销售当中，民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时朝廷因为规定禁止一部分的彩瓷在民间使用，因此民窑中的青花瓷成为了民间的主要产品。一些远销海外市场的陶瓷也主要以民窑青花瓷器为主。青花瓷作为一种将绘画装饰与日用品相结合的日用工艺品，紧密地将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价值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明代时期的官窑青花瓷与民窑青花瓷两者中，民窑青花的传承性很强，因为民窑青花的表现能力比官窑青花的表现更加淳朴自然。这些特点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更加肯定了民窑青花瓷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因此，青花瓷装饰的创作者不仅要考虑创作出的产品符合世俗想法的要求，还要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审美口味。
在明代时期，郑和七次出海下西洋，也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开拓了一个很大的海外市场，也因此商业贸易方面与民间各个手工业方面比前代都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尤其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之后，在当时有一大批的走出思想枷锁的美学理论和美学范畴潮流涌现出来，这些美学理论和美学范畴，都有着艺术革新和自由独创的精神。这是一种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艺术思想的崛起。因为这种文学思想精神对于人存在这个本体的意义给予了肯定，也是对个人的价值和个人需求欲望的肯定，于是在民窑青花瓷器绘画装饰的表现方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主要以民俗风土为主题，以情爱自由为题材，以及追求人间富贵为内容的装饰绘画开始较多的出现。艺术创作者们在原本单纯简单的花鸟作品中，有的便会加上能够反映这种写意精神的诗词与之相配。
明代的瓷器无论是造型，绘画装饰以及工艺技术都超越了前代的规模。元代的总体艺术风格偏于厚重和繁复，到明代时期便转为轻巧与简练，明代的青花瓷品种更丰富，装饰风格有的清新雅淡，有的淋漓豪放，有的质朴简练。在谢赫《古画品录》“六法”中，首要提及的便是“气韵生动”，其次就是“骨法用笔”，这种强调笔法韵律的审美便在文人画客中流传至今。虽然民窑艺人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六法”，但在青花瓷器装饰上的运笔和形式以及气韵的掌握上都体现了他们不俗的才华。
明代的民窑青花瓷器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装饰风格与表现特点。我们一般将明代的青花瓷艺术分为三个时期，即明代早期、中期和晚期。
1、在明代早期，即从明洪武、永乐、宣德到明正统、景泰、天顺时期，这是民窑青花瓷发展的孕育时期，从装饰方面上来看构图也较为单调，基本以单线描绘为主。这是一种简淡的风格，但它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在善于观察，通过识别抽象或具象的东西，将其概括出来，这是一种简约质朴的绘画风格。虽然没有明中期青花分水技法那样丰富的层次关系，但从美学层面上看，明早期民窑青花的装饰则也是极具特点的。一是装饰极为大气，无论是构图还是画法基本上是一挥而就的，画面概括。二是画法虽然单一，但也正是如此便造成了画法技术的高超水准，在画面中有的笔法加一笔则多余，减一笔则缺少神韵。其三，绘画的画笔造成了整体画面的气势非常连贯。
2、从明中期开始，即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民窑青花得到快速的发展，一方面是装饰的题材比之前丰富，二是绘制技法有了不断的创新，三是创造出与青花色泽极为和谐的胎质釉面，把青花瓷所特有的陶瓷艺术特征从单纯的绘画中完全分解出来。在这个时期内，尤其具有魅力的要数明成化时期的青花瓷了。成化朝时期青花瓷器的精品所具有的优雅韵味是历代青花瓷无法企及的。中期的青花装饰风格较之前明早期的青花装饰有了明显的变化，从画面的勾线来看，明中期的勾线渐渐变得圆润含蓄，没有了之前的粗犷和充满张扬的气概。但明中期的民窑青花瓷中却有着一种特有的雅拙的味道，笔法中虽然不甚流畅，却能给人一种如品好茶般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在深沉的东西。郑玄《<周礼>注》“雅、正也。古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而“雅”便是一个传统的审美准则。而“拙”，在画家看来，生拙、古拙意味着不逞才、不使气。他贵在敛约，在明成化期间我们可以看到“雅”对民窑青花瓷的影响。而民窑中的拙又影响到了青花瓷的装饰中，因为拙是民间美术的最基本的造型风格。外加明成化期间，青花瓷的釉层表面乳浊的感觉更甚，透过那如脂般的釉面观赏青花瓷便有一种神秘的味道。
明代晚期的民窑青花瓷，即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几朝，从这一时期装饰题材上来看，几乎每一类题材都有其极为精彩的代表作品。这一时期便是中国明代民窑青花瓷发展最为全面的时期，题材从反映民间市井生活，农人劳作的情景到文人墨客，神仙题材都有，非常丰富。在嘉靖至万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的需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作为出口最多的产品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陶瓷之都，而外贸的发展则使民窑青花瓷也吸收了许多西洋的文化，创作的作品中既有生活中的鲜活，又有中国传统画的水墨韵味，将两者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产生出更为动人的艺术形象。
民窑青花瓷的来之于民，用之于民，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保持其淳朴活泼，不事雕琢的民间艺术特色。文人思想的高雅情趣和深远的意境深刻地影响了民窑青花瓷艺术的发展。民窑青花瓷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充实的物质世界，而且以其清晰的格调、淳朴的风格，为我们营造了永恒的精神世界。
明代民窑青花瓷断代的研究现状
关于明清时期青花瓷的断代，在许多陶瓷著作中都有相应的叙述，但大多侧重于各朝的具体特征，而对于断代的依据却很少涉及。这些从理论上总结的各朝民窑青花瓷的特征，大体都是正确的，但对于具体器物的断代则需要更明确、更细化的标准。
明清时期民窑青花瓷的断代，特别是对于明代民窑青花瓷的断代，目前处于混乱状态。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有时在不同的著作中所断年代早晚差异较大，甚至在同一著作中，有时断代结论也不一样。有些类型的器物，虽然在多数著作中的断代基本一致，但其结论却未必是可靠的。即使是在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中，对于书中附图器物的断代，也或多或少存在明显错断情况。至于目前书店流行的各类关于青花瓷断代的，诸如纹饰图典、款识大典、装饰大典、青花瓷画、瓷片鉴赏等图录式收藏类图书，其错谬情况则更为普遍。中国的文物鉴定类著作历来重视图谱，在民窑青花瓷器断代标准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各著作间相互参照借鉴，以讹传讹自然难以避免。
目前民窑青花瓷的断代，尚未确立一套科学的标准体系，大多数学者对民窑青花瓷的断代依靠的是经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而要对民窑青花瓷进行科学断代，重要的是要建立科学的断代标准，最基础的工作是通过系统的考古类型学研究。
陶瓷文化：五大民窑知多少？
中国于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创造出了原始瓷器。瓷器由中国传播到其他国家，中国在世界上博得“瓷之国”的称号。China一词也随着中国瓷器在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转而成为瓷器的代名词，使得“中国”与“瓷器”密不可分。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名窑辈出，品类繁多。当时最著名的，有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窑，它们各有特点，争奇斗艳。今天为大家简单介绍宋代五大名窑。
钧窑
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州市（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宋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汝窑
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1987年根据宝丰县提供的实物标本，经上海博物馆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复查并进行试掘，终于在宝丰县西大营镇凉寺村南河旁台地上找到了汝官窑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内涵丰富，窑具、瓷片堆积如丘。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俗称“芝麻支钉”，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物本身制作上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
宋汝窑天青釉盘
官窑
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
宋官窑青釉方花盆
哥窑
哥窑，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
宋哥窑青釉鱼耳炉
定窑
定窑为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
宋定窑白釉孩儿枕
清代民窑瓷器该怎么鉴定
清代民窑瓷器该怎么鉴定？要鉴赏一件瓷器的收藏价值，就要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以及瓷器的技术水平。首先要看瓷器的整体造型是不是大气端庄，然后是底足的工艺水平，还有瓷器的花纹的绘制，它的绘制手法是不是纯熟和老练，最后要看一些细节，能把细节做好的瓷器的工艺水平也不会差。
一、清朝前期国家政权非常稳定，政府投入大量精力于烧制瓷器，此时中国的瓷器在这个时候进入一个高峰期，乾隆后期逐渐衰退。生产经过康熙乾隆盛世，到了嘉道时期瓷器胎骨与乾隆相比略粗松一点，白度无大异，而新仿之胎骨不是过白过细，就是过于粗糙，有时还可见颗粒状物。从釉面看，嘉道瓷器釉面普遍有“细桔皮釉”及轻微的“波浪釉”现象，从侧面视之尤为明显。
清中期民窑瓷器
二、从道光至光绪瓷器造型的线条和曲线渐变生硬，且常见棱角，无圆润秀美之感，胎体渐厚显笨拙。
三、青花呈色虽有多种表现，但主流还是以稳定的纯正蓝色居多，色调沉着不飘浮，纹饰清晰，到后期青花呈色有青蓝、淡蓝、灰蓝等各色。
四、清中期施釉较厚为多，薄釉较少。
五、嘉庆青花色调较稳定，但由于政府的不关注瓷器烧制出现势衰现象，器物上的青花暗淡飘浮的现象，而且青花品种减少，质量降低，尤其是青花釉里红产品，普遍施釉稀薄，釉色灰暗，青花也有晕散现象。
六、道光青花瓷呈色与嘉庆基本相同，蓝色不甚鲜亮，无凝聚斑点和晕散现象，有飘浮感。
七、嘉、道两朝在装饰绘画上类似，出现画面层次少，画意呆板，尤其人物只是有形却无神。
八、雍正、乾隆时期青花瓷上画的最多的一个图案是“缠莲枝”，有“清廉”和“青出于蓝”的代表意义，嘉、道以后，偷工减料，缠莲枝画的非常简单，原本枝条蔓蔓的缠莲枝化成如同勾子一样的花，简称“勾子莲”。
明代罐多瓶少的原因
细心的收藏者会发现，在传世和出土的瓷器中明代的罐多于瓶，而清代却瓶多于罐。这是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首先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和人文风俗说起。
中国古代人原本就很在乎避讳，在当时社会大兴文字狱，对同音字发音格外谨慎，重要到了要命的程度。明太祖（朱元璋）和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有大兴文字狱记录，刑罚残酷，株连众多：
有一年元宵节，明太祖看见一张画，画的是一个妇人怀抱一个西瓜骑在马上，那个马的脚很大。朱元璋勃然大怒，认为此画是在有意讽刺马皇后脚大。马皇后是淮西人，“淮＂与“怀＂谐音。于是开始大杀京城居民中所谓“不守本分者＂，人数达数以万计（“黑春秋＂丛书《十大屠杀》）。明代万历、崇祯至清代康熙年疠疫流行。最严重的是1641年，直隶、山东、安徽、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疠疫大作，山东东明县等地白骨积山，遗骸遍野（《古代治疫经验》）。人们可望平安生活，希望仕途得到升迁，于是清代《平升三级图》为瓷器纹饰流行。瓷器上绘瓶（平）、笙（升）、三戟（三级），以谐音取其意。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过去的明、清代人不同的心境。应当说，古代中国既然“罐＂叫人贴心，而“瓶＂须套用三个谐音，方可“官运亨通＂。那么，经历了文字狱的明朝百姓，对龙泉青瓷罐（寓意清官）、白地青花罐（寓意“为官清白＂）等罐类器物情有独钟。
于是，颇具雄风的各类罐应运而生，在迷信谐音能带来好运的明代人中罐越做类型越多，并崇尚大罐（大官），成了兴旺门庭的吉祥物，成了劝人读书、讲礼教的陈设品。它们的用途与品位，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并取代瓶，成为人们居家陈设的重要物品。到了成化年，宫廷居然史无前例地烧制了“天＂字罐，该罐的意味更为深远。此外，出现在正德、嘉靖青花罐上的一些孔雀纹、锦鸡纹及仙鹤纹、锦上添花纹等明示世人，说明罐的主人的社会心态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为罐上装饰了一些只有明代的公、侯、驸马等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文官才可使用的动物纹（《明史·舆服志》），而这类纹饰，除了香炉上出现武官二品的狮子、九品的海马纹以外，在明代瓷器的其他器形上，则难得一见。
另外，从明代罐上盛行的各式高士图、祥云纹、瑞果纹、婴戏图、月宫图等一些装饰题材上，亦可知晓人们对罐所寄予的深情厚望。譬如万历时期的一件五彩开光人物罐其菱花形的四开光内分别绘“吹箫引凤＂、“举案齐眉＂、“指日高升＂、“状元折桂＂等民间传说故事，把文人的心声渲染得淋漓尽致。由此说明，明代大部分罐，并非传统概念上的盛贮器，由于罐的谐音此刻代表一种境界，罐便具有了其他器物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涵和使用功能。
由于罐在这一历史阶段不负众望，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获得明代各阶层人士的青睐，成为明代景德镇窑琢器生产中的大宗。同时，在明末，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的状况下，莲子罐和粥罐的应运而生，对构筑当时的文化生活和提升百姓的精神追求、文化心态，无疑是有一定的社会效应的。
民窑瓷的魅力
官窑是世人公认的瓷中精品，因其制作精良，工艺精湛，技艺高超等深受王公贵族的喜爱。在为数众多的民窑作品中由于纹饰、题材等方面较少受到拘束，从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尤其一些民窑精细瓷器，其生产技艺并不比官窑逊色多少。
历史上，明代专门生产日用瓷器的小南窑，也曾烧造出了“盛行一时”的浅白仿宋碗。明代民窑瓷器的纹饰，突破了历来官窑图案规格化的束缚，凡是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能赋予人们美感的一切景象、事物，画师们都尽情地加以表现。它的内容极为丰富，是官窑瓷器无法比拟的。与官窑瓷器上繁缛的画风不同，民窑的青花瓷上，草草几笔山水画，再加上题诗，显示了明代文人山水画对瓷器装饰的影响。清代，则大量采用了戏曲、小说等为题材的人物故事画，清康熙时青花、五彩瓷器上的历史故事画就有伍子胥举鼎、周处斩蛟、空城计、西厢记等。这些画，线条简练有力，表情生动，色彩鲜艳，深受人们喜爱。
民窑在器型上大胆创新。传世的康熙五彩瓷，官窑多是一些盘、碗等小件器皿，而民窑则生产出了凤尾尊、棒槌瓶、大盘等大型器物。
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官窑停造，独剩民窑，这时却是景德镇制瓷业走向最辉煌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海外客商大量购买景德镇的民窑瓷器，此时的民窑也显示出了无限的创造力和刚健的个性。无数的民窑瓷器漂洋过海，向世界广泛传播着中国文化。
到了民国，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粉彩瓷画盛极一时，其粉润柔和的色调和栩栩如生的个体形象以及融中国传统文人画风格于其中的特点，极具独创性，深受当时民众喜爱。
可以说，随着清末社会动乱，皇帝倒戈。民国时期民窑已经赶超官窑瓷器，民窑瓷生产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藏友在关注官窑瓷器的同时，也可以在民窑瓷精品上投入一些精力。
纹饰与题材独具魅力的精品民窑瓷器
官窑是世人公认的瓷中精品。在为数众多的民窑作品中由于纹饰、题材等方面较少受到拘束，从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尤其那些专为王公贵族生产的民窑精细瓷器，其生产技艺并不比官窑逊色多少。这些民窑中，有“官古器”户、“假官古器”户，还有“上古器”户和“中古器”户。
在历史上,明代专门生产日用瓷器的小南窑，也曾烧造出了“盛行一时”的浅白仿宋碗。明代民窑瓷器的纹饰，突破了历来官窑图案规格化的束缚，凡是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能赋予人们美感的一切景象、事物，画师们都尽情地加以表现。它的内容极为丰富，是官窑瓷器无法比拟的。与官窑瓷器上繁缛的画风不同，民窑的青花瓷上，草草几笔山水画，再加上题诗，显示了明代文人山水画对瓷器装饰的影响。清代，则大量采用了戏曲、小说等为题材的人物故事画，清康熙时青花、五彩瓷器上的历史故事画就有伍子胥举鼎、周处斩蛟、空城计、西厢记等。这些画，线条简练有力，表情生动，色彩鲜艳，深受人们喜爱。
民窑在器型上大胆创新。传世的康熙五彩瓷，官窑多是一些盘、碗等小件器皿，而民窑则生产出了凤尾尊、棒槌瓶、大盘等大型器物。
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官窑停造，独剩民窑，这时却是景德镇制瓷业走向最辉煌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海外客商大量购买景德镇的民窑瓷器，此时的民窑也显示出了无限的创造力和刚健的个性。无数的民窑瓷器漂洋过海，向世界广泛传播着中国文化。
官窑和民窑的瓷器有什么区别？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公元八世纪--十四世纪），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公元十四世纪--十七世纪）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地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窑及其产品，都是民窑。
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生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掘有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着名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章生一的哥窑"纹片瓷）以及章生二的弟窑（龙泉青瓷）等。
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