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秘色瓷器。
关于秘色瓷器在90年代已在各地召开过多次的研讨会，但最有影响应算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不术讨论会》，这是一次规模空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古陶瓷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认为，这次会议，将对越窑秘色瓷乃至中国古陶瓷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笔者在会上发表了《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会议的主要学术观点有9个方面。
1·制品的产地讨论
秘色瓷的产地在何方？这在过去是十分明确的。唐代以来的文献都明白无误的记载了产地在浙江的越窑。自从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有的学者认为南方、北方都有秘色瓷有应产自浙江，它们可能属于北方地区烧造。有的甚至认为其产地可能就在陕西地区。其原因是法门寺秘色瓷烧造质量很高，釉色青绿，与常见的越窑青瓷存在着区呷。有的研究者还说，陕西古代生产的青瓷其特点为“类余姚县秘色”，因而这批瓷器很可能产自陕西。但绝大多数学者认同法门寺秘色瓷产自浙江的越窑，来自陕西的学者也多持这种观点。由于经过了各地运到沪地实物的对比研究，因而也获得了不少较有说服力的证据。如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在会上指出，法门寺秘色瓷釉面多见有稀疏的黑点子（常称为“落灰”），在越窑瓷器尤其是上林湖采集的标本釉面也常见这种黑点子。不少学者通过书面文章和发言，进一步论述了法门寺秘色瓷为上林湖越窑烧造的事实，从烧造工艺、制作特点和科学分析多方面加以证论，受到了与会大多数研究者的赞同。通过这次会议，上林湖越窑说，可以说已占主导地位，越窑、秘色瓷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应当说为时不远了。这个事实的出现不是新观点的产生，也不是千百年来“越窑秘色瓷”的文献概念，它是经历了学术界重新研究，讨论后得出的全新概念。
2·秘色瓷器的概念
什么是秘色瓷？秘色瓷的范围有多大？哪些瓷器属于秘色瓷？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是秘色瓷的概念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讨论中，一此国家和地区及国内代表的论文和发言，基本上还是按各自习惯理解这一概念。提议较多，至少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 越窑瓷与秘色瓷划等号，越窑瓷就是秘色瓷、秘色瓷就是越窑瓷。
第二， 秘色瓷专指那种釉色青绿的越窑作品。
第三， 艾色和青绿釉色的越窑作品都是秘色瓷，只要这些作品在秘色瓷烧造时间的上下限以内都可算入。
3·秘字含义的探索
秘色瓷之“秘”究竟含何意？这在过去就存着不同看法，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更多了。会议期间，许多代表撰文或发言认真地进行了讨论，从古文献中关于“秘”字的含义到唐代秘色瓷之名的由来，从陆龟蒙的“千峰翠色”到法门寺秘色瓷的青绿釉色，论点颇多。有的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有的觉得秘色是一种“香草色”，也有的说秘色实为“碧色”。此外，还有神秘色调和神秘、珍奇和本身色调的混称等等。归同乡会起来，持“香草色”的说者较多；“稀见之色”说者颇有见地；“碧色”之说论据也较充分。总之，对“秘”字含义的认识，集中到一点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指的是釉色，至于究竟属哪一种色调 ，还有待于进一步统一。
4·秘色瓷性质
有关秘色瓷是官窑还是贡窑所烧的问题在会上展开主讨论。法门寺秘色瓷属上林湖越窑焙烧，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但唐代上林湖越窑秘色瓷是官窑不是贡窑所烧？有的代表回顾以往对越窑官瓷烧造性质研究时，提出了“官窑论”、“官监论”和“官搭论”三种不同观点。也有的代表提出了唐代为贡窑、五代已成为官窑的观点，从政治体制的变更等方面来判断这一窑场的性质的转变。也有的代表认为唐、五代、北宋烧制秘色瓷的窑场不是官窑而是贡窑，因为唐代已明确有贡窑，而五代、北宋秘色瓷窑场很多，慈溪、鄞县、上虞均有，这么多窑场单靠官窑力量创办是不可能的，历代文献也没有越窑设官窑的记载。另外，器物本身刻铭表明了其贡窑性质，器物上“官”、“官样“等文字的出现证明了它们不是官窑而是兼烧贡瓷或官用瓷的民窑。还有的不者提出了上林湖贡窑是什么性质，它算不算官窑的问题。有的不对嘉靖《余姚县志》中提到的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的说法作了探讨，并对其中关于育龄代是否置官监窑问题提出了质疑。还有的代表在讨论中提出宋官窑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真正的官窑是否在北宋时期的疑问。收于会议主题是越窑秘色瓷，因而官窑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5·秘色瓷烧造上限
有的代表认为，秘色瓷始烧于9世纪50年代之前，浙江宁波和义路唐大中二年（848）一批越窑作品即是这时期的产物。许多代表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为唐咸通十五年（874），而以绝对烧造上限为咸通十五年前。还有代表从烧成运输等方面推算，法门寺秘色瓷至晚在咸通十三年已经烧在，因而其上限应是咸通十三年（872），有的代表甚至列出了上林湖出土的咸通十三年青瓷残器（在大批匣钵中），从而也得出了法门寺秘色瓷在咸通十三年春天已经烧成的结论。有的代表认为，法门寺秘色瓷的烧造 质量、制作特点不尽相同，可能是分批烧成，因而烧制年代可能有早晚之分。不有的代表把西安唐咸通十二年张叔尊墓出土的八棱瓶看成最早的秘色瓷。
6·关于秘色瓷分期
一些代表对越窑秘色瓷的烧造进行了划分，主要有下述三种分期：
第一种，越窑青瓷的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初唐至晚唐是开始时期。第二阶段为9世纪中叶的晚唐至五代，秘色瓷烧于这一时期。第三阶段是吴越降宋以后。
第二种，分成早、中、晚三期。早期为晚唐时期，以法门寺和钱宽墓出土器物为代表。五代为中期，以钱元瓘、钱元玩墓和苏州吴县七子山出土物为代表。北宋肖期至晚期，晚期以宋大宗元德李后陵、辽陈国公主墓、韩佚墓等出土物为代表。
第三种分期分得最细，第一期，唐元和朝（806—820）前后，秘色瓷开始烧造时期。第二期，大中、咸通朝（847—873），其间分两段，大中朝段以宁波和义路出土器物为代表，咸通朝（860—873）段以法门寺出土瓷器为代表。第三期，光化、天复（898—903）前后，以吴越国钱氏家属墓出土物为代表。五代天福、开运和广顺（936—953）前后。 以文穆王钱元瓘及其次妃吴陪葬品为代表。第四期为北宋太平兴国至咸平朝（976—1003）前后。第五期亦即最后一个时期为咸平至熙宁元年（1003—1068），这一时期是秘色瓷衰落到停烧阶段。
这三种分期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的理由，以第三种论据较充分。
7·关于八棱净水瓶
有的学者提出了法门寺八棱瓶是否属于秘色瓷的问题。由于八棱瓶未现其它秘色瓷存放一处，《衣物帐》也未记载，因而不能算作明确的秘色瓷，但肯定是上林湖越窑烧造。曾经参加过发掘工作的代表则肯定八棱瓶是秘色瓷，由于八棱瓶出土时内装有佛教五色宝珠29颗，瓶上有一大珠覆盖，这样的陈放式肯定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这件作品符合秘色瓷应具备的式样、釉色、御用等三大基本要素，而且它肯定来自宫廷，因而把它排挤出秘色瓷行列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来自发掘现场第一手的材料过去鲜有人知，发掘报告也未写明，因而使人们只能从现象上分析。会议期间，了解了前因后果后，使代表们更进一步掌握了秘色瓷出土的背景材料，从而使原有的观点得到了补充或修正。
还有不少代表认为，法门寺八棱瓶同上林湖窑场发现的那些八棱瓶残器风格相似，有的则认为完全相同，因而肯定是越窑烧造，有的还肯定是同一窑场烧造甚或出自同一人之手。还有的则认为各地出土或传世的八棱瓶大同小异但不完全一样，虽可肯定均为越窑烧造仍就歌剧中的首席女主角注意区分其不同风格。
8·五代越窑的地位
不少学者提出五代越窑以全国制瓷业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经过唐代数百年的烧造，五代越窑烧造瓷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现在所见越窑秘色瓷以五代产品为最佳。由于五代越窑产品质量优异，受其影响，南北各地许多窑场予以仿烧，对这些情况应引起进一步重视。有的代表就五代越窑的烧造和各地发现的仿越窑产品进行了探讨，从工艺上和科学测试数据等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五代越窑烧造技法和对各地青瓷窑业的贡献。
9·秘色瓷质量等级
有的代表提出，历代的秘色瓷应当有一个产品质量和使用等级的问题，因为有是所有秘色瓷都是优质产品，其间也有质次产品，而且不一定所有秘色瓷都是皇帝使用的，这王所用秘色瓷是最上等的质量最高的产品，公侯、贵族的可能差一些，那些质次产品也为一般文人阶层使用。
taoci52.com扩展阅读
秘色瓷
越窑青瓷中的特殊品种。“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以后在有关杂史、诗文、笔记中屡有出现。如五代徐夤诗《贡余秘色条盏》、宋人曾造的《高斋漫录》、周辉的《清波杂志》、赵令畤的《侯鲭录》、顾文荐的《负喧杂录》、叶寘的《坦斋笔衡》、庄季裕的《鸡肋篇》、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由于记述不—，后人对“秘色”一词的理解产生分歧，莫衷一是。随着陶瓷考古的不断深入，今人对秘色瓷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中有14件越窑青瓷，同出的刊刻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称这类瓷器为“瓷秘色”，遂揭开了“秘色瓷”的真面目。这批瓷器中有一件青釉八棱瓶，其造型、釉色与1956年西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淑尊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八棱瓶相似。195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查浙江省慈溪县上林湖越窑遗址时，曾采集到同类八棱瓶残片、由此可推断、秘色瓷始烧于唐咸通年间，其产地为上林湖越窑，在唐代系指越窑青瓷中的精品。至于五代吴越国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来看，应为专供贵族、官僚使用，由官府监制的越窑贡品。宋中期以后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分析，泛指类似越窑的青瓷。
秘色瓷器及收藏知识
秘色瓷是瓷器发展史上风骚古今，成名于中外的第一名铁，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写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由此可知在诗人生活的晚唐时期，秘色瓷器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但是到宋代之后，关于秘色瓷的记录越来越模糊，由诗经描写美妙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样，后人对这个瓷器王国的绝代佳人清晰仰慕，但不能窥其全貌，那么，秘色瓷究竟有多神秘？
世人对待秘色瓷最直观的认知归功于陕西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在地宫出土的保护文物中，有十三件震惊中外的秘色瓷器，同时跟着出土的碑文卡片，清晰的记载了这十三件宝贝的详细的描述。
这不仅证明了唐代诗文中记载了秘色瓷器就当时存在，而且表明这种瓷器品种已经被进贡于皇家，以视为珍宝，同时也有了今人认知秘色瓷的标准瓷器，如果说法门寺的出现为谁在用秘色瓷提供了实物依据。
那么，是谁烧制的秘色瓷的依据又在哪里？根据文献的记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单位机构等对浙江省上林湖越窑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晚唐古代时期越窑瓷器的精品，其中相当有一部分跟当时法门寺出土的瓷器相同。
从而证明了后司密窑址是秘色瓷最主要产地之一，也由此也揭开了秘色瓷神秘面纱的一角，但是关于秘色瓷真正的烧造方法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秘色窑 中国瓷器鼻祖
我国真正瓷器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越窑是我国古代南方著名的青瓷窑，所在地主要在浙江上虞、慈溪、宁波一带。越窑开启了中国瓷器烧制的篇章，堪称中国瓷器的鼻祖。
到了晚唐和五代时期，人们将上品越窑称之为“秘色瓷”。故宫博物院目前就有一件五彩越窑秘色青瓷洗，唐代诗人陆龟蒙便写下了“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大力赞誉越窑秘色瓷，以“千峰翠色”来形容越窑烧制完成，窑口一打开，窑中堆叠起来的青瓷，就如同层层叠叠的翠色山峰一般引入眼帘。足以见得，唐代老百姓对越窑秘色瓷深深的喜爱。在五代时期，越窑秘色瓷是一种高级瓷器，当时只有上层阶级能够使用。五代吴越把越窑秘色瓷作为贡品献给北方的国家，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吴越王钱弘俶就曾经向宋太祖和宋太祖进贡了大量越窑秘色瓷，多达十四万件。在宋太宗时期，还进贡了金装定器两千事。因此，在大宋开国初期，越窑秘色瓷就已经被当作宫廷中被使用的器皿了。而在众多绚烂多彩的越窑珍品里，秘色瓷绝对是最夺目的一朵奇葩。但是作为宫廷御用品，在之前很少有人领略过它真正的风采，直到一九八六年，也就是陕西宝鸡法门寺坍塌之后的第五年，我国文物部门终于决定拆除全塔，也就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第一次有幸一睹越窑秘色瓷的真容。
法门寺一共出土了十四件秘色窑，在二零一三年的时候，其中的一件秘色窑在浙江展出，瓷器收藏爱好者争先恐后前去参观，受到了很大的震撼。秘色窑的颜色比较素，但是却给人一种大气规整的感觉，施以釉色犹如碧玉一般晶莹剔透，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是非常难得的，足以见得当时工艺水平的高超。
乾隆皇帝对越窑秘色瓷极为推崇，曾经作下“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稀”这样的诗句高度赞美越窑秘色瓷。玩瓷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烧制瓷器一般都是用瓷土做一个匣钵，然后将瓷器放入匣钵里面闷熟，而越窑的匣钵是特制的，就相当于是一件瓷器，因此，它的成本相当于平常瓷器的两倍，甚至是三倍，所以秘色窑的贵重性不言而喻。
“祭红”与“秘色”
清乾隆皇帝是位杰出的艺术品鉴赏家，他在《咏宣窑霁红瓶》一诗中赞美“霁红”云：“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由此可见，“霁红”的色泽不同寻常。
“霁红”别名“祭红”，又名“宝石红”，俗称“人造红宝石”。“祭红”一词的由来，缘于一个故事。在明代宣德年间，宣宗皇帝偶遇一件白瓷，发现白瓷的釉面被染成红色，且色泽鲜艳夺目。于是传下圣旨，命令御窑厂立即烧制这种红色釉瓷器。然而，要想烧出纯正的红釉异常艰难。正当窑匠们屡烧不成、一筹莫展、大祸就要临头之时，一位窑匠的女儿在梦中得到神仙指点，只要她投身到熊熊烈火的窑炉之中，以血染釉便可烧成。于是她便舍命入窑，从而满窑瓷器的釉面皆呈红色。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制瓷业献身的烈女，特把宣德时期的“红色宝石釉”命名为“祭红”。
而“秘色”之名，则是当时诗人叙述特色釉的“潜台词”。“秘色”一词的由来，既符合逻辑，也可进行重复性试验予以求证。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诗中的“九秋风露”与“千峰翠色”是因果关系。进一步说，当初越窑工匠是采用“秋露”湿润的松木柴作燃料，才烧成“翠色”的。“夺”字则点明烧成“翠色”犹如“夺隘攻关”之难。“千峰”的意思，完全与“一窑博烧百不同”雷同。陆羽《茶经》中所说的“越瓷类玉”，指的是“秘色越器”外表的“翠色宝石釉”；“越瓷类冰”则是指“秘色越器”内壁的“无色透明玻璃釉”。
“祭红”与“秘色”两者釉的质地，既非“石灰釉”，也不是钾钠含量较多的“石灰碱釉”，而是以石英为“骨架”、釉厚如脂、宝光内蕴的“宝石釉”。
“祭红”与“秘色”的烧成温度、烧窑工艺、所用燃料（松木柴）、窑内气氛（强还原焰）等条件基本相同。就“祭红”与“秘色”的差别而言，可谓“一色之差”，即前者是红色，后者是翠色。换句话说，“祭红”的呈色剂是氧化铜；“秘色”的呈色剂则是氧化铁。
唐代秘色瓷器特点及价格
秘色瓷是我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精品，属于越窑青瓷的一种，而唐代越窑烧制的秘色瓷是青瓷或青瓷中釉色的上乘者，秘色瓷是一种青绿色的瓷器，秘色瓷的烧制需要瓷土、釉色以及温度之间的相互配合，秘色瓷釉中的部分氧化铁被还原，釉色就会呈现出纯净的青色，如果还原的程度较弱，釉中一部分的铁还保持着氧化的状态，它呈现出的颜色就是青中泛黄。
其瓷土需经过四项工艺流程，粉碎、淘洗、腐化、捏练的工艺流程，最终可以达到非常高的“玻璃化的程度”，明亮度以及光润度都非常的高；釉色的提纯则是相当的繁杂，经过提纯、除去其中的杂质并且改良之前瓷器的烧制方法，秘色瓷的烧制方法是独一无二的，其瓷器全身都施加满釉之后在采取支钉架器的方法，使其釉色趋于稳定的状态，保持时间长久；而秘色瓷的烧制不仅仅需要瓷土以及釉色的控制，对于温度的要求也非常的高，秘色瓷的烧制该瓷器不直接的接触窑内的火，而是将秘色瓷瓷胎装到瓷质的匝体内进行烧制，通过釉水来密封两者之间的空隙，对于炉温的控制要求的技艺是非常高的，决定了秘色瓷瓷器的最终成色，这就是秘色瓷的独特烧制过程也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瓷器。
由于是秘色瓷是属于越窑烧制的一项工艺，在唐代的初期其胎质较粗松，提纯的工艺也不精炼，到中晚期时呈现为灰色还有淡紫色的出现，其细腻程度更加的好其胎层也变得更薄。从釉色上来看，早期的秘色瓷色泽呈青黄色，而中晚期时则呈现青中泛黄，其瓷器的釉面十分的光滑，似透非透，犹如玉般的色泽，这是经过长期的试验所达到的理想化的效果，而“千峰翠色”等词则是用来形容它。
经过长期的发展技师对于秘色窑这一工艺水平话的掌握十分的熟练，开始在其瓷器的外部添加纹饰，大多秘色瓷器上为素面无纹，少数的有荷花、双鱼、龙等纹饰的点缀，而在其花纹的装饰上则大多数为划花，少量的瓷器是通过印花的，这样的纹饰使其秘色窑纹饰更加的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其秘色窑瓷器的外层欣赏程度较高、收藏价值也就更大。
现在在我国的瓷器市场上唐代秘色窑瓷器的数量较少，但是其收藏价值较大、价格也是非常的高昂，因为其提纯度高、色泽、润度高的瓷器很少，现在的市场上是很少可以见到的，大多数都是青绿色，青黄色已经很少见，其收藏价值就会更高，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质地细腻的原料加上技师工艺的高超，胎质多呈灰色，胎壁较薄、表面的光滑程度较高，器型规整程度较高，施釉均匀这些都是其他瓷器所模仿不来的，也就造就了今天的唐代秘色瓷器的地位。
“秘色瓷”涵义的诠释
唐五代是越窑空前繁荣的时期，窑匠们以其神奇精妙的构思和炉火纯青的技艺，烧制出无数造型别致、装饰靡丽、釉质青润的瓷器，备受朝野青睐。唐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将越窑青瓷的釉比作“千峰翠色”。五代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诗，则用“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华丽的辞藻来褒誉之。当这些工巧匠和文人雅士悄然退入历史帷幕时，随之带走了“秘色”的真实含义，留给后人的只有好坏不可再造的越瓷精品和聚讼纷纭的“秘色”之谜。
“秘色”一名最早出现于晚唐，遗憾的是陆龟蒙以及徐夤的诗都只是用比喻、跨张的笔触对“秘色”瓷器进行描述，而未涉及“秘色”的本义。由于吴越钱氏大规模烧造和进贡“秘色瓷”，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民间普遍认为“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日秘色。”但宋代有不少文人对“秘色”始于吴越的说法提出异义。赵令畤的《侯鲭录》在记录民间关于“秘色瓷”的传说后，引用了陆龟蒙的诗，借以说明“唐时已有秘色瓷，非自钱氏始”。曾慥的《高斋漫录》、叶寘的《垣斋笔衡》、嘉泰《会稽志》等书，均持相同看法。扶风法门寺唐代“秘色瓷”的出土及唐代越窑墓志罐上“贡窑”的铭文，为宋代的那场争论画上了句号。然而，实质性的问题并未解决。
明清时，关于“秘色”涵义的辨论迭起。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云：越窑“至吴越有国日愈精，臣庶不得用，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制器者姓，或云柴窑世宗时始进御云”。清人朱琰《陶说》记载：“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至语云，金棱含实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而王蜀亦取以报梁耶。”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在谈及“秘色瓷”时指出：“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后又记述道：“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另是一窑，固不始于钱氏，而特贡或始于钱氏。以禁臣庶用，故唐氏又谓蜀王不当有不知秘字。亦不必因贡御而言，若以钱贡为秘，则徐夤秘盏诗亦标贡字，是唐亦尝贡，何不指唐所进御云秘，岂以唐虽贡不禁臣庶用，而吴越有禁故称秘耶？《肆考》又载，秘色至明始绝。可见以瓷色言为是。”综观各种记载，关于“秘色”的解释可归纳为两点：（１）“秘色”为“秘密之色”；（２）“秘色”为瓷器的名称或越窑青瓷的颜色。
关于“秘色”的解释，与客观情况相悖。首先，现已查明烧造“秘色瓷”的窑场广布于宁、绍等地，这些窑虽在官方监督下烧制部分贡瓷，但仍以生产商品瓷为主，其性质属民窑，故无“秘密”可言。其次，从古文献的描述和出土实物看，“秘色瓷”就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五代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句“陶盛行我得贡吾君”表明，瓷器出窑时，在挑选出进贡用的瓷器后，便可出售。考古资料证实，除了钱氏贵族墓随葬的灯、熏炉、罂等大件特制品外，其他类型的“秘色瓷”不仅行销南北各地，而且还从海路运往亚、非各国。近年来，在彭湖岛发现了大批五代至北宋早期的越瓷精品，这为“秘色瓷”的外销，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宏观上讲，将大量越瓷用于商口贸易，是吴越钱氏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可见“秘密”亦无从谈起。再者，唐代越瓷是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普遍拥有的日常用品，骚人墨客曾用大量诗文加以赞美。南龟蒙的诗在越器前标“秘色”二字，又说它是越窑所产，这说明“秘色”只是一个带文学色彩的形容词。如果说这种世人皆可睹可用的越瓷属于“秘密”之物，那岂不违反逻辑？
【陶瓷文化】秘色瓷
越窑青瓷中的特殊品种。“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以后在有关杂史、诗文、笔记中屡有出现。如五代徐夤诗《贡余秘色条盏》、宋人曾造的《高斋漫录》、周辉的《清波杂志》、赵令畤的《侯鲭录》、顾文荐的《负喧杂录》、叶寘的《坦斋笔衡》、庄季裕的《鸡肋篇》、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由于记述不—，后人对“秘色”一词的理解产生分歧，莫衷一是。随着陶瓷考古的不断深入，今人对秘色瓷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中有14件越窑青瓷，同出的刊刻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称这类瓷器为“瓷秘色”，遂揭开了“秘色瓷”的真面目。这批瓷器中有一件青釉八棱瓶，其造型、釉色与1956年西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淑尊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八棱瓶相似。195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查浙江省慈溪县上林湖越窑遗址时，曾采集到同类八棱瓶残片、由此可推断、秘色瓷始烧于唐咸通年间，其产地为上林湖越窑，在唐代系指越窑青瓷中的精品。至于五代吴越国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来看，应为专供贵族、官僚使用，由官府监制的越窑贡品。宋中期以后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分析，泛指类似越窑的青瓷。（见下图）
“秘色瓷”属性的实物例证
2001年3月11日上午，杭州西湖南岸藏有佛螺髻发舍利的雷峰塔地宫即将被开启，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热切期待“秘色瓷”的出现，因为建成此塔而掩闭地宫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值吴越国烧制“秘色瓷”的巅峰时期，所以翘望雷峰塔地宫出土“秘色瓷”甚符情理。然地宫挖尽却未见“秘色瓷”的倩影，于是留给人们一个永远的遗憾。其实，这个遗憾多少与14年前在陕西扶风法门寺藏有佛指骨舍利的唐代真身宝塔地宫发现“秘色瓷”有关。那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地宫完好地保存着唐懿宗（859～873年在位）所供奉的13件越窑青瓷，刻于石碑上的衣物账称之为“瓷秘色”。这批瓷器的造型分碗、盘、碟三类，属日常生活用具，制作精细，施釉均匀，釉色大多呈纯正的青色，几乎不见二次氧化现象。同时出土的一件唐代越窑青瓷净瓶，虽未录入衣物账，但其做工和釉层的滋润感绝不在“瓷秘色”碗、盘、碟之下。从造型和胎釉特征看，这14件越窑青瓷分明产于慈溪上林湖。法门寺唐代“秘色瓷”和衣物账碑的出土，不仅证实了“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及唐代越窑瓷器被列为土贡项目的记载，而且也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秘色”、“越窑”之名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佐证，此外还令人一睹了“秘色瓷”的超卓的烧制工艺。
浙江临安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秘色瓷”所呈现的则是另一种面貌。该墓出土了越窑青瓷25件，器型有熏炉、罂、灯、碗、罐、坛、粉盒、油盒等。熏炉通高66厘米，由盖、炉和座三部分组成，通体施青釉，釉下绘褐彩云纹，因焙烧温度的差异，故炉与座的釉基本脱落。罂通高66.5厘米，盖和器身的釉下饰褐彩云纹，施釉均匀，釉色泛黄。灯口径为37.2厘米，高24.4厘米，釉下布满褐彩云纹和莲花纹，釉呈青黄色。这三件形体硕大、装饰瑰异的青瓷，堪称唐代“秘色瓷”之最了。其制作工本远远超过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值得一提的是，偏黄的釉色不是有意追求的效果，而是由烧窑时未能避免的氧化气氛造成的，因为是造型、装饰特殊的定烧品，没有挑选的余地，所以便被带着遗憾纳入生活、携入冥界。水邱氏是五代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的母亲，卒于天复元年（901年），此时钱镠已被朝廷任命为镇海、镇东节度使，毫无疑问，越窑的“秘色瓷”生产必定在其监控之中，虽然水邱氏的身份不及“臣”，然从“秘色瓷”的享用权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足为奇的。有意思的是，与水邱氏合葬的钱镠之父钱宽的墓中出土了19件白瓷，大多铭“官”、“新官”款，青瓷只有３件，而水邱氏墓中尽管亦随葬了17件白瓷，但数量少于青瓷，这一方面说明晚唐时“秘色瓷”的审美价值尚未被世人普遍认知，另一方面则昭示了“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的审美价值取向。
到了吴越钱氏在东南一隅设立小朝廷的时候，“秘色瓷”才在人们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吴越国王钱元瓘在位时非常重视“秘色瓷”生产，他曾向后唐朝廷进贡了“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这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用黄金装饰的“秘色瓷”，而且一次进贡的数量多达200件。由此可知，在钱元瓘统治时期，“秘色瓷”生产出现了质的飞跃。作为吴越国王，钱元瓘在“秘色瓷”的使用上并没有亏待自己，他死后随葬了10多件“秘色瓷”，造型有罂、注子、套盘、洗、碟、器盖等，其中，残高29.5厘米的罂，器身装饰二条呈浅浮雕状的龙，动态强烈，威猛无比，刚出土时，龙身还见有镏金的痕迹，可以想见，此罂制成时器身的双龙曾金光四射、异常耀眼，其华丽、珍贵的程度，在迄今所见的“秘色瓷”中还未有能与之比肩的。史籍记载吴越国进贡的越窑瓷器，有的为“金釦”或“釦金”。《说文解字》云：“釦，金饰器口。”从发现的实物看，所谓“金釦”或“釦金”是在器物的口沿上用黄金镶边。而镏金显然是一种更高级的装饰方法。据记载，仅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弘俶在位时就向北宋朝廷进贡了“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14万多件乃贡瓷的总数，“金银饰陶器”所占的比例当很小，但不知“金银饰”除了用金银镶边外，是否还包括镏金？若无，那么钱元瓘在“秘色瓷”的使用等级上可算是“僭越”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用来形容钱氏家族享用“秘色瓷”，诚不为过。杭州施家山钱元瓘次妃吴汉月的墓中曾出土过数件“秘色瓷”。而临安钱元瓘妻子马氏的墓中随葬的“秘色瓷”竟多达20余件，器型有罐、盆、注子、碗、唾壶、套盘、粉盒、盘、杯、茶托等，这批“秘色瓷”大多制作精致，釉色青莹滋润，基本没有二次氧化现象，可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媲美。临安板桥钱氏贵族墓出土的11件“秘色瓷”，造型有罂、钵、罐、洗、釜、碗等。罂高50.7厘米，最大腹径为31.5厘米，器身以褐彩云纹等作装饰，釉层匀净，呈纯正的青色。像这样造型高大、器形规整、装饰精美、釉质清纯的青瓷器，在五代“秘色瓷”中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钵、釜等器物的制作工艺均很精湛，釉的呈色亦反映出焙烧技术非同一般。有一件釉色偏黄的双耳罐，在一侧耳下刻有清晰可辨的“官”字，它印证了《余姚县志》的“唐宋时置官监窑”之记载，也显示了五代吴越国王室贵族对“秘色瓷”的重视程度。苏州七子山发现的一座五代墓，据考证墓主为钱氏贵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有碗、洗、罐、套盘等，其中，碗的口沿用金镶边，套盘不仅数量多达9件，而且做工与钱元瓘墓所出相比，亦在伯仲之间。
吴越国烧制“秘色瓷”的历史至钱弘俶统治时开始进入巅峰期，我将北宋立国到吴越国灭亡的18年称为越窑制瓷业的“极盛期”，这一时期，吴越国因进贡和外销的需要，将受官府监控的制瓷作坊扩展到了上林湖以外的地区，在上虞的窑寺前就曾设立了“官窑三十六所”。这些窑的产品风格与上林湖窑基本一致——胎体轻巧，釉质清亮，装饰繁缛而精细，盛行刻划花。宋太祖、太宗两朝的《供奉录》所载钱弘俶进贡的14万多件“金银饰陶器”，大部分器物的造型、胎釉、装饰特征应与窑址遗存的残瓷相类。虽然历史的尘埃无情地湮没了当年贡入朝廷的数以万计的“秘色瓷”，但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盘、碗、套盘，使人终于窥见了钱弘俶进贡的“秘色瓷”的庐山真面目。这类青瓷制作精巧，釉层晶莹，饰有龙、云鹤、水波等线条流畅的刻划纹，其所显露的正是吴越晚期“秘色瓷”的典型风貌。
出土资料表明，贡入朝廷的“秘色瓷”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而吴越统治者自己倒是常常在窑场定制一些形体高大、装饰瑰丽、用途特殊的极品“秘色瓷”。从晚唐至北宋，“秘色瓷”的总体风格一直处于与世推移的嬗变之中，在它们身上烙有最鲜明的时代审美意识的印记。所有这些，对深入研究“秘色瓷”具有重要意义。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秘色瓷器的研究》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秘色瓷器的研究》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怎样鉴别秘色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