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窑瓷器鉴别。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
“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
（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
（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 WWw.tAOci52.Com
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
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
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
（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
（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
（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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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综述越窑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
越窑窑址
【概述】
也称“秘色窑”。在越州境内(今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湖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发现窑址已达二三十处，以鳖唇山东晋时期遗址最早，唐、五代到宋初时期的窑址尤多。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进贡瓷器动辆万件；入宋以后，贡瓷数量有增无已，一次进贡有多达十四万件者。
【总体特点】
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青瓷窑。窑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因这一带古属越州，故名。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时期，居全国之冠。隋、初唐继承南朝风格，生产碗、盘、盘口四系壶、四耳罐、鸡头壶等产品。盛唐以后产品精美，赢得声誉。产品都做得很规整，一丝不苟。常将口沿做成花口、荷叶口、葵口，底部加宽，作成玉璧形、玉环形或多曲结构，十分美观。胎体为灰胎，细腻坚致；釉为青釉，晶莹滋润，如玉似冰。唐朝文学家陆羽，在所著《茶经》中评价全国各地生产的茶碗，将越窑产品排在首位。许多文人还在作品中称颂越窑瓷器，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施肩吾的《蜀茗词》，顾况的《茶赋》。表现出越窑青瓷的秀雅。
【历史沿革】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坐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陪葬品）两类。
中华名窑-越窑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座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陪葬品）两类。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越窑青瓷在初唐时胎质灰白而松，釉色呈青黄色。晚唐时胎质细腻致密，胎骨精细而轻盈，釉质腴润匀净如玉，釉色为黄或青中含黄，无纹片，普遍使用素地垂直划纹的装饰方法。另有一种在器物上堆贴花卉、人物、鱼兽等的方法，器物常见的有碗、盘、水盂、罐、盒等，特色器如瓷砚、执壶、瓷罂等，尤其是口唇不卷、底卷而浅腹的越瓷瓯，风靡一时，成为文人墨客的歌咏对象。
五代越窑青瓷胎质细腻，胎壁较薄，表面光泽，胎色呈灰或浇灰色，釉质腴润光亮，半透明，釉层薄而匀，釉色前期以黄为主，后期以青为主。装饰初期以素面为主，后期堆贴尤其是刻花大为盛行，题材多为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艺术风格丰富多彩。
直到宋时越窑逐渐衰落。越窑青瓷，以胎质细腻、造型典雅、青釉莹莹、质如碧玉而着称于世。这种如冰似玉的美丽釉色，深受诗人的赞赏和喜爱。有不少诗人都描述和歌咏过种美丽，如顾况、孟郊、陆龟蒙、徐夤、施肩吾、郑谷等。
越窑瓷青瓷与唐代的饮茶风尚关系十分密切，其瓷质造型，釉色之美，深受饮茶者的喜爱。饮茶风尚又影响了越窑青瓷的型制。
唐代陆羽曾在《茶经》一书中有此评价："碗，越州上┅┅"。对当时流行的越窑青瓷茶瓯，陆羽评曰："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在同样一本书中，陆羽对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作了比较，他评道："越瓷类玉，邢瓷类银，越瓷类冰，邢瓷类雪"以类玉似冰来评价越瓷的美。
龙口越窑窑址
浙江慈溪上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
时代：唐末至南宋
发掘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镇寺龙村
发掘单位：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清理出龙窑窑炉一座、作坊遗迹一处;获得自唐末五代至南宋初期的各类瓷器三万余件（片）和大量窑具标本。其中南宋龙窑窑炉、作坊遗迹系越窑遗址中首次发现。窑炉由窑床、窑墙、火膛、火膛前工作面等部分组成;作坊遗迹发现于窑炉北侧堆积中,平面呈方形,有东西、南北各一道匣钵墙,残高近1米。这两处重要遗迹的揭露,将会展示越窑制瓷工艺的整个生产流程。发掘首次确定了南宋地层,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釉面温润而含蓄,呈半失透状。器类有觚、炉、玉壶春瓶、花盆等,其风格与北方汝官窑颇为接近,应为供器或宫廷用器;此外,南宋层还出土一外底阴刻"官"字的匣钵,证实了此地为南宋初期宫廷用瓷的产地。五代地层中,出土大量秘色瓷和众多带铭文的匣钵或瓷片,铭文一般刻在匣钵外壁或碗内外底心,计有姓氏类、方位类、纪年类、用途类等,是研究五代瓷手工业的重要资料。本次发掘是建国以来对越窑中心窑场的第二次大规模揭露,再现了越窑从唐末五代到两宋时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为解决贡窑、秘色瓷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并进一步提出了越窑与汝官窑、南宋修内司窑的关系等一系列学术问题。
晋代越窑陶瓷
放眼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史，由司马氏建立的两晋王朝，前后存续不过155年，算是一个比较短命的王朝。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它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以及陶渊明所开创的“田园诗风”……都是对其最完美的诠释！在手工业方面，尤其是制瓷业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了解中国陶瓷史的人都清楚，两晋时期的陶瓷生产，特别是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生产，在整个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日前，在由中国国家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与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书画家联谊会联合主办的《国家艺术》杂志第46期刊目中，新生代古董鉴赏家陈岭发表了关于晋代陶瓷研究文章，以越窑为代表，分析了两晋时期的瓷窑体系，包括窑址分布、成型工艺、釉聊配比、施釉方法、装饰风格和成型演变。
以下选自陈岭所撰《两晋越窑青瓷赏析》一文：
众所周知，浙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瓷器的重要发源地和主产区之一，早在东汉时，就已成功烧制出成熟的青瓷产品。经三国至两晋，制瓷业更是获得飞速发展，窑厂林立，广泛分布于今天浙江北部、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其中又以越窑最具代表性，其发展最为迅猛、窑厂分布最广、成品质量最高！越窑青瓷自东汉创烧以来，至此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时至今日，只要提到高古青瓷，人们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往往就是两晋时期的越窑青瓷产品。
其窑址主要分布于今天绍兴、上虞、余姚、余杭、宁波、湖州等地，是我国最早形成的的瓷窑体系，窑厂众多、分布地广、产品风格一致。其工艺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完全摆脱了东汉以来落后的传统工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成型工艺上，像碗、盏、钵、壶、罐等圆形器物，都已采用拉坯的方法。胎壁厚薄一致，器型规整，既提高了器物的实用价值，又增加了美观性。拉坯用的陶车，采取了比较先进的瓷质轴顶碗装置，这就使装在轴承上的轮盘转动自如，成型效率高。除了轮制技术有所提高外，同时还采用拍片、模印、镂雕、手捏、堆塑等多种成型方法，因而能够生产像方壶、扁壶、谷仓、俑、槅、狮形烛台等各种式样特殊的器物，品种繁多，样式新颖。茶具、酒具、餐具、灯具等，样样齐备，除了大量的生活日用品外，还生产了大批殉葬用的冥器，如谷仓、碓、磨、米筛、猪栏、羊圈、狗圈、鸡笼等，以适应丧葬习俗的需要。由此可见，此时的瓷器制品已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渐代替了漆、木、竹、陶、金属制品，凸显了瓷器制品胜过其他材料的优越品质，也预示了瓷器的光辉前途。
在釉料的配比使用上，两晋时期的越窑青瓷使用的仍然是由石灰石和瓷土配成的石灰釉，具有光泽好、透明度高的特点。我国历代的青瓷釉都以铁作为主要着色元素，以氧化钙为主要助熔剂，釉内氧化铁含量的多少，对釉的成色有着很大的关系，越窑青瓷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维持在2%~3%，釉色较深，呈豆青色或青灰色。经过选样检测，其中氧化钙的含量一般在18%左右，高的可达19.69%，由于氧化钙含量过高往往会产生失透现象，使釉缺乏光泽，因此两晋时期大部分越窑青瓷，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在石灰釉内，除了以铁做着色元素外，钛和锰也是很强的着色元素，如果含量过高，对青瓷的釉色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施釉方法上，此时普遍采用浸釉法，釉层厚而均匀，产品胎釉结合紧密，很少有剥釉现象，流釉的情况也比较少见。说明胎釉的烧成温度和膨胀系数都比较匹配，烧制时温度的控制也较为恰当，所有这些都是工艺成熟的表现。
从装饰风格上看，两晋时期的越窑青瓷也与别的时期不同。那些日常使用的罐、壶、盆、洗、钵、碗等容器和饮食用瓷，也都普遍印、划或堆贴各式花纹，常见的装饰是在器物的肩腹部或口沿刻划弦纹和压印斜方格网纹、联珠纹和禽兽纹等。另外还有印斜线篦点纹、忍冬纹等，他们都组成规整的带状画面。在器物上还常常堆贴铺首、辟邪、朱雀、白虎、人物、骑兽人和佛像等，他们常与网纹、联珠纹带结合在一起，使之具有深浅层次的艺术效果。进入东晋以后，装饰风格趋于简朴，光素无纹器明显增多，有的只有几道凸弦纹或梳篦小波纹，与西晋时追求华丽之风形成鲜明对比。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此时已得到普遍应用，这时的褐色斑点一般有规律地点在器物的口沿、器盖或者兽眼、鸡冠、羊角等部位，打破了青瓷清一色的沉闷基调，显得格外醒目！
最后从器型演变上看，东西两晋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变化，这时期器物造型的发展更趋向于实用性，西晋时一度大量生产的冥器，进入东晋后基本停烧，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器型，如牛形灯、圆形格盘和莲花尊等。器物的造型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由西晋时的矮胖逐渐向高瘦的方向发展，变得更为秀气、简朴，注重经济实用，就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器物——盘口壶和鸡首壶为例。早期的盘口壶，盘口和底部都较小，上腹特大，重心在上部，倾倒食物相当费力，占据的平面也较大，而且还给人以不稳定的感觉。进入东晋后，盘口加大，颈部增高，腹部修长，各部位比例协调，线条柔和、造型优美、重心向下、放置平稳，使用时也较为省力。而早期的鸡首壶，多数是在小小的盘口壶的肩部一面堆贴鸡首，另一面贴鸡尾，头尾前后对称，鸡首为实心，完全是一种装饰。东晋时，壶身变大，前面装鸡首，引颈高冠，鸡首是空心的作为壶流，后安圆股形把手，上端粘在器口，下端贴于上腹部，到了东晋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装饰龙头或熊纹，器型优美！俨然成为一种很好的酒器。
两晋的历史是短暂的，但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取得的成就却是辉煌的！在那个“五胡乱华”、南北分裂的动乱时代，我们的先辈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如此璀璨的文明，不由得让我们从内心深处发出最真挚的赞叹！现在留存下来的每一件器物都是他们汗水和心血的结晶！也是对他们、对那个时代最好的铭记！
漫谈早期越窑青瓷
目前很大一部分古陶瓷研究者，把越窑的产生、发展、鼎盛到衰落的时代，定在东汉晚期到北宋晚期，就空间地域大多认为，在现浙江省的宁波、绍兴地域为主。
从考古学角度审视古陶瓷的研究，我从地层学和制品类型学(标型学)两方面着手，提出浙东青瓷发展的历史，是先越窑、早期越窑、越窑三个阶段。
早期越窑窑场，主要分布在绍兴、宁波一带，烧造时间长达五百余年。大量的古窑址遗存表明：
第一、早期越窑由原始瓷发展而来，或称为早期越窑从先越窑发展而来。即：陶与原始瓷(先越窑)合烧一专烧原始瓷一原始瓷与成熟瓷合烧一成熟瓷器发展成单一的瓷窑。
第二、时代跨度。东汉晚期，早期越窑产生与成熟：东吴时，早期越窑获得了大发展，不但窑址数量增加，而且质量不断提高；西晋时，早期越窑达到了繁荣鼎盛，这时作坊不但成倍增加，而且生产的制品多样，釉色大为改善。尤其是随葬的冥器，造型奇特，品种多样，东晋时，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动荡等历史原因，早期越窑生产停滞。这时不但作坊大幅度缩减，而且制品中冥器绝迹，生活用具品种亦大为减少；南朝与隋代，早期越窑处于低谷时期，不仅窑数量寥寥，而且制品种类不多。
从宁波、绍兴地区发现的近60处的东汉窑址，说明宁绍地区，是烧造成熟瓷器的主要生产中心，也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世界烧造瓷器的发祥地。
东吴窑址，主要集中在上虞曹娥江中游的丘陵地区，目前已发现窑址30余处，是浙东这一时期主要生产中心。
西晋时期，上虞发现瓷窑60余处，是浙东的中心产区。
东晋南朝窑址与吴、西晋时期相比，出现大幅度的缩减。当时上虞曹娥江中游两岸，保存的东晋、南朝瓷窑址10余处。东晋窑址在慈溪上林湖的古银锭湖一地，发现8处。南朝窑址，除宁波市江i匕区云湖窑有一定规模外，在上林湖鳖裙山、小姑岭和萧山的戴村上董均有发现。
早期越窑窑具上的铭文，分别分布于慈溪、鄞县、上虞、余姚等县市。典型的有：慈溪市上林湖黄鳝山，东汉晚期的筒形垫具上书写“徐师有”。上林湖的周家岙，东汉晚期Y78三足支具上，书有“大”和“吉”。上虞大善村，东吴窑Y16的三足支具上，书“宣”。横塘南朝窑址的垫饼底部书“贾”。鄞县东钱湖玉缸山，东汉晚期的三足支具上，书“王”。余姚市马步龙三国西晋窑址中，三足支具上书“安”。陈家岙三足支具上书“朱”等。这些主要是姓氏、姓名两类。
早期越窑的胎
浙东地区所产的瓷石原料是一种含石英一高岭一绢云母类的花岗岩类凤化后的矿物。它具有制造瓷胎所必须的石英、高岭、绢云母等3种基本旷物成分，可以用它做成瓷器的胎体。从上虞早期瓷器胎的化学分析得知，坯土中氧化硅的含量很高，氧化铝的含量较低，在15.65-18.06%之间。氧化铝的含量低，使瓷器容易发生变形现象，加上这时期的碗、盏、盘采用选烧法，胎体的底部都要承受一定的压力，所以坯壁比较厚。同时坯中含有2%左右的氧化铁和1％以内的氧化钛，在还原气氛中，高价铁(Fe203)还原为低价铁（FeO），低价铁比高价铁助熔作用强烈得多，能够在较低的烧成温度下烧结。另外铁与钛又是一种着色剂，这是浙东青瓷瓷胎呈现浅灰、灰白的原因。
早期越窑的釉
早期越窑是根据器物不同用途来施釉。大量标本证明，碗、盏、钵、盆内满釉，外半釉。壶、罐等容器一般口沿内外及外壁施釉，内壁露胎。由于胎的颜色对釉的呈色起着衬托作用，所以东吴时期浙东早期越窑青瓷胎色淡灰、釉色呈青。西晋以后胎呈灰或深灰色，因此釉色作青灰色。
浙东早期越窑的瓷釉属石灰釉，釉中含有16-20％的氧化钙，含量这么高的钙是靠加入草木灰而得到的。钙在釉料中是助熔剂，能在较低温度下玻化。铁是青釉的主要着色剂，在不同的烧成气氛中，使釉呈现青、青黄等不同的颜色。
早期越窑制品的分期
根据110座早期越窑不同时代纪年墓的调查、发掘资料，经过排比研究可分五期。
1、创始期(东汉晚期—220年）
目前10座纪年墓出土物证明，早期越窑在公元2世纪开始趋向成熟，到2世纪晚期，不仅烧制日常的生活用具，而且也开始烧制冥器。此时流行的实用器有壶、簋、钟、罐、钵、撂、耳杯、香熏、五联罐以及冥器灶、井等。从奉化白杜“熹平四年”(175年)墓出土物看，当时瓷器已相当成熟。
2、 发展期(220—265年)
东吴时期有20余座纪年墓，年号有正始、赤乌、五凤、太平、永安、甘露、宝鼎、建衡、凤凰、天册、天玺、天纪等，基本上包括了东吴时期的各个朝代。从20余座纪年墓中出土的早期越窑器皿，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发展概况。常见生活用具有罐、壶、碗、耳杯、勺、钵、尊等；日常用具有虎子、香熏、唾盂、三足奁等；文房用具有熊形灯、蛙形水盂、三足砚等冥器有猪圈、鸡笼、栏圈、灶、井、火盆、提篮、堆塑罐等。
3、 繁荣期(265—316年)
西晋早期越窑作坊比东吴时又增加近一倍，可见制瓷业发展非常迅速。30座纪年墓出土物证实，这一时期常见的器物，生活用具有壶、罐、碗、碟、盏、盆、钵、耳杯、扁壶、簋、盂等；文房用具有蛙形水盂、兔形水注、砚等；日常用具有香熏、盂、洗、狮形烛台、虎子、唾盂、神兽尊等；模拟生产、生活设施用具的各种小冥器，如火盆、灶、吊桶、扫帚、畚箕、筛、磨以及反映地主庄园经济内容的冥器，如鸡笼、牛厩、鹅圈、羊栏、猪舍、狗圈和专用冥器堆塑罐、镇墓兽、男女瓷俑等。
4、 停滞期(317—420年)
东晋纪年墓比西晋时略多，现有30余座纪年墓，但是青瓷出土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比西晋时大为减少，可见此时早期越窑生产开始出现停滞趋势。
常见器物，生活器皿有钵、碗、碟、罐、盘、盘口壶、盆、大耳杯、鸡首壶等；日常用器有尊、唾盂、洗、虎子、香熏、灯等；文房用具有砚台、水盂等。总之，东晋前期绝大多数器物沿用西晋时造型。
5、低落期(420—589年)
现有窑址、10余座纪年墓资料表明，南朝为早期越窑器物出土数量最少、品种最缺的时期，浙东地区制瓷手工业发展处于低落阶段。常见的器物有：罐、碟、杯、壶、天鸡壶、碗、钵、盘、盏托具、尊等。纪年墓中出土碗、盘数量特多，且大小配套。如刘宋元嘉二十四年(447年)、梁天监年间之器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通过对浙东早期越窑青瓷创始、发展、繁荣、停滞到低落各个阶段纪年墓资料的排比研究，对下列问题有了较明确的结论。
1、专用冥器的组合
东汉晚期至南朝时期，随葬的青瓷除一些生活器皿及日常用品外，还出现了专门用来随葬的冥器。这类冥器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其中东汉晚期以五联罐、灶、井为主；吴早期以堆塑罐、灶、井、火盆燃斗等为主；至吴凤凰元年(272年)后开始出现鸡笼、猪圈等冥器，直至西晋太康九年(288年)后，除以上冥器外，又增加了狗圈、羊圈、鹅圈、牛厩及畚箕、筛、扫帚、磨、吊桶等，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出现了男女瓷俑、镇墓兽等。这些专用冥器至东晋消失。
2、典型器物的演变
罐、壶类等器物在东吴至西晋时较矮胖，东晋时器形逐渐增高，至南朝时演变成瘦长、大口、大平底。
堆塑罐 东汉时期的五管瓶至熹平四年(175年)前演变为五联罐，到东吴太平二年(257年)演变为堆塑罐。西晋时，堆塑罐中五联罐已被亭、台、楼、阁所取代，罐腹部贴塑人物、飞兽或佛像。西晋永嘉七年(313年)以后，堆塑罐消失。
堆塑罐纪铭，最早出现于东吴永安三年(260年)，铭文为“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央)”，盛行于西晋。
虎子 东汉晚期出现虎头，吴赤乌十四年(251年)前后，虎子形制为圆筒口，奔虎提梁；至吴天纪元年(277年)演变为无虎头，绞索提瞩西晋太康九年(288年)口部作成张嘴，圆筒口的虎头，此后虎头逐渐缩至口上部，提梁印绞索纹或斜方格纹。东晋初至咸和四年(329年)间，虎子已作无头；咸康朝以后，纪年墓中不见虎子出土。
香熏 东汉晚期至西晋年间，香熏普遍作圆镂孔，罐形或附有双耳。西晋元康朝，出现了三熊足的承托盘，炉身为三排三角形镂孔，间饰斜方格网纹，小孔管上置鸟钮。东晋时期，香熏有承盘，四层枫叶纹，镂孔球形，褐色彩，承盘立柱，三角形镂孔，山峰式，鸟钮等。南朝时期纪年墓中不见香熏。
纪年墓材料证实，以动物形象作整体造型的器物最早出现于东吴甘露元年(265年)，盛行于吴末至西晋时期。天鸡壶则最早出现于西晋永宁二年(302年)。
3、各时代流行纹饰
纪年墓出土物证实，斜方格网纹出现于东吴永安三年(260年)；模印佛像最早见于吴永安六年(263年)；刻划羽翼纹大约兴起于吴甘露元年(265年)前，至东晋咸康朝后不见。联珠纹于吴末与西晋初年出现。东晋时最为流行的褐色点彩最早出现于吴建衡二年(270年)。南朝时盛行的莲瓣纹，纪年的则始见于齐永明元年(483年)。
装饰艺术鉴赏
目前出土的所有瓷器中，最早运用动物形象的是在东吴、西晋、东晋和南朝时期，尤其是西晋时期成就最为突出。
浙东早期越窑器物造型构思巧妙，器型丰富，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动物形象作为创作的依据和素材。可以说，浙东早期越窑造型中，运用动物形象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形式之多样、设计之精巧，都是以前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早期越窑制品动物形象的运用有三种
1、形象类动物塑造
器物外形基本完整，在器表的显著位置象征性地附加或堆塑动物形象作为装饰通过艺术处理，以达到比喻和联想的效果。
鹰形双耳盘口壶，是象形类青瓷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盘口壶的肩部堆塑鹰首，壶下腹部堆塑贴两只鹰爪，肩部左右各置一耳，耳下线刻硕大的圆形羽翼。鹰形的表现简练，整体感较强，而且含蓄，借助器腹的浑圆饱满，概括地、形象地衬托出威严和矜持。
青瓷猛兽尊造型奇特，制作精细。腹壁堆塑神兽，双眼突出，口内含珠，形态狰狞。
这一时期，形象类早期越窑中比较有特点的，还有一种器型是鸡头(首)壶(或羊首、虎首)，它是由盘口壶逐渐演变而来的。到了东晋以后，除了在壶的肩部贴塑引颈高冠的鸡头，还于后部塑龙头把手，造型优美而匀称。
2、拟形类动物塑造
器物主体模拟一个完整的动物形象。这是浙东早期越窑青瓷造型中最具特色的形式，它在器形上设计别具匠心，对表现对象的观察细致敏锐，能够抓住动物造型的基本特征，在胎体捏塑、施釉和烧制水平上都有较高的要求。器型生动活泼，外观引人注目，有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的精品为我们所熟悉。
拟形类器物中数量多、变化丰富的是青瓷文房用具和日常生活用具，如各式青瓷水注、灶台、插座和虎子等。它们大多体积不大，被设计成狮、虎、熊、牛、羊、兔、蛙等各类动物形象，其中不乏立意新颖、装饰性强、制作精美的好作品。
3、装饰类动物塑造
器物的顶部、肩部、盖钮或其他相关位置，用个体或组合的动物形象作为装饰，体现设计者的艺术构思和制作工艺水平。这类动物造型比较写实，与器形的巧妙结合，创造出使人印象深刻，甚至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甘露元年铭青瓷熊灯，盏盘下的中心支柱被塑成穿着衣服的小熊，双臂抱头，形象生动，逗人喜爱。熊形柱与器身浑然一体，平稳自然。
西晋元康七年(297年)墓出土的青瓷飞鸟香熏，器物造型特点简明，透雕球形香笼结构简洁，风格明快，而香笼顶部的飞鸟形钮则是点睛之笔。小鸟的造型简练生动，振翅欲飞，使整个器物造型有着动与静的对比变化。
青瓷带盖四耳盂，盖钮被巧妙地捏塑成两只抵喙相戏的雏鸟。由于捏塑技巧熟练，表现恰如其分，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雏鸟肢体的柔嫩和童稚可爱。装饰类动物造型青瓷器的时代特征和地区特点都很明显，早期越窑中青瓷人物堆塑罐(谷仓罐)，集捏塑、堆贴和雕刻等技法于一体，即使造型和装饰相当繁复，也不显得杂乱，整体感觉比较奸，体现了当时青瓷造型和制作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人物堆塑罐的动物形象，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工匠所熟悉的，所以多数很真实，颇有情趣。
综观浙东早期越窑青瓷，各个历史时期器物的纹样发展、演变序列，前后关系是一脉相承的。从东汉晚期至南朝，是我国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浙东早期越窑青瓷的发展与成熟，使制瓷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辐射性的传播，为早期越窑青瓷系的扩大及唐宋越窑的空前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装饰艺术的发展
从目前110余座纪年墓葬资料研究表明，浙东早期越窑的装饰工艺，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而不断地创新与提高。不但在器物的造型、品种上大大增多，而且在美化制品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1、东汉时期的所有实用器上出现的各种纹样，都与当时人们生活起居中的席地而坐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瓷器装饰上，一定要适合席地而坐的视觉效果。
正因为人们席地而坐的习俗，所以从瓷器出现开始，大多器物都把装饰的重点放在口沿、肩部及上腹部，即视觉效果最佳的位置。各类器物中，总是在肩部、颈部施上弦纹、水波纹、点线纹或镂孔或堆贴。在早期越窑阶段，把纹样施于器物下部的几乎没有。例如洗、盆、盘之类，往往在口沿上施弦纹、水波纹，在内底中间施水波纹与太阳纹，这些都与生活中视觉有关，使人们能感受到美的联想。
到了唐代，人们发明了椅子、板凳，逐步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俗，瓷器上的装饰艺术出现了大转折，实用器上的艺术加工，一改过去把重点放在肩、颈上的情况而改在制品上部。
东汉浙东早期越窑制品，处于陶瓷合烧阶段或成熟瓷器阶段，装饰艺术上还是继承了原始瓷的工艺与纹样。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泥条迭筑器物上，大多拍印各种几何印纹。其中尚见的有席纹、蝶形纹、梳纹、叶脉纹、蛛网纹、网格纹，方格纹、菱形纹、麻布纹等。这类迭筑器物的器耳，大多为杉叶或羽毛纹。
第二、在拉胚成型的器物中，有布纹、绳纹、点线纹、圆形镂孔。在碗、盏、盅一类小件器物中常见水波纹。
2、三国东吴到西晋时期，装饰艺术明显地呈现三个特点：
第一、明器出现。在明器上的装饰特别讲究，如狗、猪、羊、鸡圈、各类堆塑，采用了捏塑、堆贴和模印，反映了封建经济的繁荣与习俗。
第二、实用器装饰开始注重形体造型的美观。出现了熊灯、蛙形水注、鸟形杯等新的器型，采用堆塑、雕刻等手段，使青瓷器物造型得到整体美的效果。
第三、早期越窑制品，开始注重与外来文化的交融。特别是在浙东与西方人民交往中，所喜爱的扁壶之类的出现，和以褐彩绘为主体的羽人、佛像、西方胡人活动的场面等，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例证。
3、西晋时期，浙东地区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因此制瓷手工业发展也特别快，目前所知的古窑址与东吴时期比，增加近一倍，可见制瓷业速度与社会需求。为了适应“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地布千里，商贩千艘……”的社会景象，早期越窑在装饰艺术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其特点：
第一、在一些盛器上，采用鸡首、羊首、虎首、牛首、鹰首等畜禽类头首的装饰，使制品整体造型生动、有生气。
第二、西晋出现了“带式”的纹样带。这类带式的装饰，一般均由方格纹、弦纹、联珠纹、花蕊纹组成带式，也有用龙、凤、虎交替组成。
第三、模印纹样的大量运用，说明制品成批生产，并有一定分工。例如模印佛像、铺首衔环等。
第四、镂孔装饰中出现了三角形、凸字形和树叶形等。
4、东晋时期社会动荡，浙东窑业迅速走下坡路，与西晋时期相比，窑业作坊几乎要减少一半，大多数处于停滞阶段。根据纪年墓资料研究表明：
第一、公元333年(即咸康时)以前，装饰艺术还是直接延续西晋时的装饰。东晋咸康以后，到南朝初，从时间上看，将近有半个世纪，典型的带式组合的纹样基本上刁；见。在装饰上仅见到弦与点彩。
第二、前朝众多动物造型的器皿大为减少，工艺与装饰艺术水平也大不如以前，从停滞走向衰退。
第三、盛极一时的各类明器消失。
5、南朝到隋，可以说浙东早期越窑的低落时期。不仅窑业作坊屈指可数，而且品种奇缺，装饰艺术也大为衰退。装饰纹样以莲花、莲花瓣等题材居多，这与南朝提倡与信仰佛教有密切的关系。
综观早期越窑装饰艺术纹样的演变、发展，可以看出装饰艺术由发展至停滞的运行态势。即东汉形成期、三国东吴发展期、西晋鼎盛期、东晋停滞期、南朝隋低衰期。现存窑址中的纹样与遗址中出土遗物的纹样，也证明了这一发展规律。
越窑青瓷的特点
越窑是我国烧瓷历史最早的瓷窑之一，最著名的青瓷窑系。窑址在慈溪、余姚、上虞、绍兴一带。这里唐代属越州管辖，故称为越州窑，简称越窑。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越窑在东汉到南宋的一千多年烧造历史里，经历了创烧、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发展过程。自中唐至北宋早期的两个世纪是越窑的鼎盛时期，其生产规模、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在各大名窑中均居领先地位。而且还远销亚洲、非洲的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浙江慈溪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也是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之一，上林湖及其周围的古银锭湖、杜湖、白洋湖地区都是烧造青瓷规模巨大的窑场，堪称唐宋瓷都，所烧造的秘色瓷备受推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东汉是越窑青瓷的初创时期，青瓷的烧制成功是浙江地区原始瓷的工艺发展和技术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的青瓷产品在成型、烧制工艺上与原始瓷一脉相承，器型、装饰上多有仿铜器和漆器。东汉至三国期间瓷胎较白呈淡灰色，少数胎质较松，呈淡淡的
土黄色，釉色以淡青色为主，浅雅明亮，少有黄釉或青黄釉。器物纹饰简朴，常见有弦纹、水波纹及叶脉纹等。烧制上多用三足支钉叠烧，故盘、碗内底留有三足支钉痕。
三国西晋是越窑青瓷的第一个发展高峰，产品种类特别是冥器非常丰富，如鸡笼、狗圈、猪圈、男女俑等。装饰题材和装饰技法多种多样，而以动物题材最为普遍和重要，有以动物形象作为整体造型的，如羊形独台、蟾蜍水盂等，有作为局部装饰的，如鸡头壶、虎头罐、兽足洗等。最有代表性的是集多种动物形象和人物、亭台楼阁于一身的堆塑罐，这种大型的冥器构造复杂、形象众多。
三国末至西晋这个时期的瓷器胎体稍厚，胎色较深，呈灰色或深灰色。釉层厚而均匀，普遍呈青灰色。常见的装饰是在器物的口沿和肩腹部划弦纹或压印斜方格网纹、联珠纹、忍冬纹和鸟兽纹等。网纹起于吴末终于东晋，西晋时盛行。西晋晚期出现褐色点彩，应用十分广泛，东晋时弦纹仍常见。南朝时以刻划莲瓣纹或荷花纹为主，花瓣多用3-5条划线组成，且沿用至唐初；褐色点彩依然流行，但褐点缩小，呈小圆珠形，排列细密，与东晋时有别。西晋时则用锯齿口的盂形垫具叠烧，故盘、碗内底留有一圈锯齿痕。东晋仍沿用此法，但已出现坯件之间只放几颗圆形泥珠（托珠）垫隔，器物内底留有圆形泥珠痕迹。
东晋时越窑渐趋停滞，南朝时明显低落，至隋代时已是奄奄一息了，在浙东地区几乎难以找到隋代的越窑遗址。器物种类减少，鸡头壶较流行，堆塑罐和其它小冥器不再生产，动物形象大大减少，且多消瘦呆板。以褐色点彩和莲瓣纹为最主要的装饰，莲瓣纹盛行于南朝，折射出当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恶化，越窑一直在走下坡路，但依然有一些赏心悦目的产品。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瓷业生产出现遍地开花，相互争艳的局面，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而慈溪上林湖地区是越窑中心产区，成为当时南方青瓷中心的杰出代表。迄今发现唐宋窑址170 余处。唐代早期，瓷业生产还未走出低谷，不见规模可观的窑址群落，仍处在恢复阶段。进入中唐以后，制瓷技术进一步改进，大量使用匣钵装烧，瓷器质量显著提高，窑址数量剧增，以上林湖为中心的瓷业迅速拓展，在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以及上虞、镇海、鄞县等地相继设立窑场，规模宏大，窑场林立。唐代这个时期瓷器器胎质地细腻致密，呈浅灰、灰或淡紫色。釉层匀净，呈黄色或青中泛黄，滋润而不太透明。纹饰 唐代偏重造型和釉色且追求玉的效果，故纹饰简练，常见的纹饰有龙凤、寿鹤和花卉等.其装饰技法以划花为主，划花线条较粗；也有少量印花，刻花和镂雕。在工艺上唐代基本采用托珠垫隔，晚期才开始用匣钵装烧，质量大有提高，所烧器物基本满釉，底足内有数个圆形泥珠痕。
唐代晚期，以上林湖越窑为代表的瓷业生产已进入了鼎盛状态，制瓷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产品种类繁多，制作精致，造型优美。器型有碗、盘、盏、杯、盆、钵、壶、罐、盒、水盂、碗、唾盂、灯、香熏、瓶、鸟玩等，釉色纯净，光泽、滋润，“如冰似玉”，隐露精光；器表装饰有刻划花、印花、褐色彩绘和镂雕等；花纹有荷花、荷叶、荷花飞鸟、云、龙鱼等；刻线条流畅粗放，刀法熟练；器物普遍采用匣钵装烧，有一匣一件和一匣多件装烧。
五代时期江浙一带的吴越国，较少战争，越窑的瓷业生产能够继续发展，产品质量仍独步天下。器物造型釉色、装饰及装烧工艺等方面继承唐代风格，器形繁多，胎壁普遍减薄，造型变得轻巧优美，折射出以釉色和造型取胜的时代风尚。
北宋早期，越窑继续繁荣发展，器物造型精巧秀丽，釉色青绿，纯净而透明；盛行纤细划花装饰，技法娴熟，图样简洁清秀。装饰题材广泛，有鸳鸯戏荷，双蝶相向、龟伏荷叶、双凤衔枝、鹦鹉对鸣、鹤翔云间、鸟栖花丛，还有人物纹、牡丹纹、莲瓣纹、水波纹、缠枝纹、龙纹等，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
北宋中期，制瓷工艺渐趋衰退，产品质量明显下降，但仍偶见工艺精湛的产品。至北宋晚期，器物大多采用明火装烧，制作粗糙，刻划花纹简单草率，釉色灰暗，缺乏光泽，品种趋向单调，瓷业生产已完全衰落。
南宋初期，由于朝廷征烧祭器和生活用瓷，促使上林湖寺龙口、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瓷业生产再度兴旺，出现了一个新的短暂繁荣时期，但好景不长，龙泉窑的兴起越窑终于停烧。
五代至宋代越窑瓷胎体厚重、坚致，胎色灰白。黄釉逐渐减少，青釉多数带灰色，釉层透明。但划花线条趋细，刻花装饰亦不盛行，光素无纹的器物仍占很大的比例。北宋时盛行花纹装饰，采用刻、划、镂、雕和堆雕等 多种手法，常见纹饰有蝴蝶、鸳鸯、鹦鹉、游鱼、孩童和花卉等。五代至宋时还出现以长条细泥垫隔，故有的器物底足内留有数段长条细泥痕 迹。五代的余姚窑场是吴越钱氏烧贡瓷的主要窑场。其造型多为杯、盘、碗、壶、 托、瓶等日用器皿，且以刻花装饰。其纹饰题材以人物、山水、走兽、花鸟、草虫、花卉为主。釉色纯正，刀法娴熟，工艺精良，是越窑中的上乘之作。吴越降宋后，瓷器产量减少，宋以后由于龙泉窑的兴起，越窑逐渐衰落。
耀州窑与越窑介绍
越窑是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窑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最为著名的青瓷窑系。耀州窑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民窑之一，素来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称。在宋代，耀州窑以其风格独具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与五大名窑齐头并驱的北方民窑窑系。耀州窑和越窑，是中国陶瓷史上两段不朽的神话。近日，绍兴博物馆副馆长娄烈在接受中国文物网记者专访时表示，耀州窑与越窑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它们彼此影响，互为给养，成就了中国陶瓷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陶瓷体系。
对话：耀州窑与越窑
谈到耀州窑与越窑的关系，娄馆长向记者介绍道，2013年，绍兴博物馆举办了“范金琢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展览期间，邀请了浙江省和陕西省考古与陶瓷研究专家、学者，举行了“越窑与耀州窑——南北青瓷对话”的学术交流活动。在这次学术交流活动中，耀州窑首次发掘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禚振西老师发表了她对二者关系的重要看法。
禚振西老师认为，耀州窑以前烧造多种釉瓷，到唐中期开始烧造青瓷，这在当时“南青北白”制瓷格局下是非常特别的现象。禚老师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耀州窑地区的瓷土含铁量高，不适宜烧造高档白瓷，窑工必须寻求新的途径;二是唐代越窑很繁荣，影响力大，耀州窑便开始学习越窑烧造青瓷，并一举成功。禚老师始终认为越窑是耀州窑的母亲窑。宋代的耀州窑神庙一直敬奉着一位对耀州窑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柏林，史料中也提到过这个人，她推测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从越窑请来的技师。
越窑与耀州窑的主要区别在于烧制方式和装饰风格，在学习越窑的同时，耀州窑根据北方环境和条件，以及审美观，作了改造和创新。首先是烧制方式，北方无法像南方那样依山坡筑龙窑，所以它用的是马蹄形的馒头窑，因缺乏木柴，燃料也以煤为主，在陶瓷史上是第一用煤烧瓷的窑场。在窑具的运用上，在应用越窑匣钵装烧方法的同时，加入三角形支垫，进一步提高了产品完美性和质量。其次是装饰风格，越窑瓷器纹饰以手工刻划为主，线条随意，图案简洁;耀州窑瓷器纹饰多用模印和剔刻，模印图案规正繁复，剔刻图案立体感强。到了五代时期，耀州窑还发明了天青釉。南北技术的融合，使耀州窑成为北方青瓷的名窑。
合作：联合办展是大方向
“范金琢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是由绍兴博物馆和耀州窑博物馆联合策划举办的。近年来，绍兴博物馆多次与其他博物馆联合办展，合作的对象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陕西耀州窑博物馆这样的大型博物馆，也有柯桥区博物馆、上虞博物馆、嵊州越剧博物馆、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等区县级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娄馆长表示，联合办展是绍兴博物馆发展的大方向，联合办展的形式，可以达到促进交流和资源共享的目的，可以把展览办得更加精彩，当然，保障文物的安全是重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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