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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龙泉笔舔

北宋龙泉笔舔

北宋汝窑瓷器鉴别 古代龙泉窑瓷器 古代龙泉窑观音瓷器

2020-08-11

【www.taoci52.com - 北宋汝窑瓷器鉴别】

说起我国老窑瓷器,人们往往首推宋时五大窑,即汝官钧定哥。起始于北宋的龙泉青瓷,似乎品级要低一等。

其实,优级的龙泉古瓷,从古至今,历来受到收藏家的青睐,台湾的辜振甫先生一生爱好古董,收藏丰富。但他把收藏的南宋龙泉舟形砚滴作为镇室之宝。陈重远的书中曾记有这样一段故事,民国时有位日本收藏家,他收中国古瓷无数,独爱南宋梅子青香炉。上世纪30年代日本关东大地震时,他抱了这只梅子青香炉夺门而出,其他家什毁于一旦,事后对人说自己十分庆幸,这只心爱的龙泉香炉完好无损。

龙泉窑位于浙江南部龙泉地区,与福建毗邻。汉代开始,已经有瓷窑,但真正让世人认可的是北宋时的青瓷。龙泉瓷是以地域而命名,以后便相沿成袭。

宋代龙泉青瓷发展到南宋是高峰期,一方面它的上釉与烧制技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产生了一批丰盈滋润,似冰如玉的粉青、梅子青作品。另一方面,此时作为艺术陈设品,文人士绅的文房用具也纷纷问世。如各种器型的花瓶与盖瓶,不同特色的香炉与砚滴。还有不同形状的酒杯与鸟食缸等。

北宋的龙泉瓷,今日存世的百姓日用瓷居多,但盖瓶与文人士绅有关的文房用品此时已经问世。这只青釉笔舔就是一例。此龙泉青釉笔舔高3厘米,口径13.5厘米,香灰胎,胎质十分紧密,釉色青中带点灰,它虽不如南宋龙泉那么晶莹亮丽,但釉面布满了开片,舔背后釉面带有蜡泪痕。这件作品修胎规整,壁舔表面青釉底下,用蓖划纹成花卉状图案,十分流畅生动,整个舔面的花卉纹样几乎是一气呵成。一掌大小的笔舔,与《中国陶瓷全集》宋(下)分册61号作品比,除口径大一点外,不同的是其底足是平底盘。

此龙泉笔舔可以看出,北宋时龙泉窑制窑已经相当有规模。前人古书称宋政和年前,龙泉产品“质颇粗厚”,值得研究。龙泉地区烧瓷并非在宋代。制瓷技术的发展,常常是与其产品特征连在一起,没有高超的修胎技术,划画工艺,上釉与烘制方法,当时文人雅士,贵族阶层的产品是不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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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北宋龙泉窑青瓷


北宋龙泉窑有鲜明的特色。早期龙泉窑集中在龙泉市金村与庆元县上村交界处溪流两旁山坡。器型规整,釉面光洁,玻璃质感强。北宋中晚期,龙泉窑青瓷特点是在广泛吸收周边地区和北方青瓷名窑制瓷工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

北宋 龙泉窑青釉莲瓣纹多孔盖瓶

龙泉窑青釉莲瓣纹多孔盖瓶,北宋,高33.3、口径6.7、底径19厘米。瓶成塔式,圈足,盖呈覆莲式,上刻莲瓣纹。瓶身由阴刻弦纹分成四层,上刻凸起的莲瓣纹,莲瓣内刻划细密的花蕊及花脉纹,每层凸雕五个短流孔为装饰,短流孔顶部雕成兽头,流口巧做成兽嘴。通体施青釉,造型俊秀,制作精美。北宋龙泉窑多孔瓶体一般为多级塔式,寓意五谷丰登,多用于陪葬,瓶高多在25~35厘米之间,有盖,五孔瓶较多见。该器为北宋龙泉窑精细之作。

北宋 龙泉窑翠青釉莲瓣纹五管盖瓶

龙泉窑翠青釉莲瓣纹五管盖瓶,北宋,高32、口径9、足径10厘米。瓶呈塔式,直口,多层塔式腹,圈足。肩部出五管,瓶体刻划莲瓣纹和斜方格纹。盖面刻划莲瓣纹,塔式钮。通体施青釉,釉层均匀,色泽莹润。五管瓶为北宋龙泉窑流行的瓶式之一,肩部多设五管,也有四管和六管的,管与器身不通连。

北宋 龙泉窑青釉划莲荷纹塔式盖瓶

龙泉窑青釉划莲荷纹塔式盖瓶,北宋,高33、口径9、底径8.5厘米。盘口,长颈,长鼓腹,圈足。带盖,瑞兽钮。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腹部刻划莲花和莲实纹,间隔水波纹。这种塔式盖瓶在北宋时期非常流行,盖钮形式多样,有塔式、瑞兽、飞鸟、人首、佛像、镂空花形、宝珠状等。塔,代表根基坚固,寓意子孙家业万世稳固。北宋龙泉窑塔式瓶、佛瓶等为民间盛行的陪葬之器。

北宋 龙泉窑青釉划花纹盘口瓶

龙泉窑青釉划水波纹盘口瓶,北宋,高32.2、口径13.3、足径11.5厘米。盘口,长颈,丰肩,长鼓腹,圈足外撇。盘口,长颈,鼓腹,圈足。通体施青釉,釉色光润,青灰色胎,胎体厚重。颈部刻弦纹,腹部竖刻六组等距双阴线纹,中间刻划水波纹。该器造型高大,挺拔饱满,花纹清晰,细条流畅。青釉玻璃质感强,透明度高,釉色似越窑青釉,温润似玉,为北宋龙泉青瓷代表。

北宋龙泉窑常见器型还有梅瓶、执壶、凤首壶、罐、炉、碗、斗笠碗、盅、碟、粉盒等。清人梁同书《古窑器考》载:“古龙泉窑,土细质厚,色甚葱绿,妙者与官、哥争艳,但少纹片,紫骨铁足耳。”宋人庄绰《鸡肋编》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益加工巧。”

浙江省博物馆藏北宋宋龙泉窑管窥

北宋早期,龙泉窑的产品以淡青釉瓷器为主,在装饰技法上多使用“划花”手法,支烧工艺采用垫圈泥点支烧,与同时期的越窑非常相似,器型也带有强烈的越窑风格,从器物的外表来判断,二者很难区分。此后开始出现一些独特的器型,如夹层碗、五管瓶、龙虎瓶等,在装饰技法上多使用篦划纹填充纹饰。在施釉技法上,仍使用传统的石灰釉,施釉较薄,釉色以青黄色为主。

北宋龙泉窑青瓷刻划花执壶

口径7.7、底径7、高20厘米。浅盘口,细长颈,八棱腹,圈足外撇。流长而弯曲,把手背中间被分成两股,肩部置有一对系,中间亦分成两股。腹部的每个区域内都用细线划满花叶纹。通体施淡青釉,圈足内部也有釉,足端无釉。此件执壶制作规整,纹饰优美,为注酒器。初创时期的龙泉窑较多地烧造淡青釉产品,生产年代大致在北宋早期。这一时期生产的产品带有强烈的越窑风格。越窑是宋以前浙江的制瓷中心,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的巅峰时期,进入北宋以后快速走向衰落直至停烧。关于越窑停烧的原因,目前主要的观点是唐五代时期越窑生产规模快速扩张导致燃料不足。越窑的部分工匠转移到龙泉地区烧造瓷器,因此早期的龙泉窑青瓷产品带有强烈的越窑风格。这件淡青釉执壶的八棱腹与唐代越窑生产的八棱净瓶十分相似,线条纤细的划花纹饰也是五代宋初越窑产品的特色之一。这件执壶年代应该在北宋早期。

北宋龙泉窑青瓷刻划花夹层碗

口径14.4、底径9、高6.7厘米。由内外两层组合而成,内层呈浅盘状,盘底有一道弦纹,弦纹内刻划三朵莲花纹饰。外层深腹,下腹弧收,大平底,底中央有一圆孔,以碗底为中心,自下而上外壁刻划有十六瓣莲瓣纹,莲瓣的顶部有一道弦纹,莲瓣纹内有细线条。内外夹层中空。通体是青绿色釉,底部无釉,底中心圆孔边缘有釉。为龙泉窑淡青釉产品,年代大致在北宋早期。

北宋龙泉窑青瓷刻划花盖瓶

口径8.1、底径6.9、通高29.5厘米。盘口微敛,喇叭形短颈,溜肩,长弧腹,圈足。颈肩相连处各饰两道弦纹。腹部用减地法施六道纵向凸棱,将腹部分为六个区间,每个区间内刻划一花叶纹,中填篦纹,纹饰基本相同。器盖子口,盖面呈覆盆状,上饰篦划纹,呈水波状,盖钮为宝珠状,宝珠腰部有凸沿。通体施青黄色釉,玻璃质感强,釉面有冰裂和缩釉现象。器盖内部、口沿、圈足内部无釉,胎呈青灰色。与浙江龙泉市塔石乡秋畈村北宋元丰元年(1078)墓出土青瓷瓶的器型、纹饰十分相似,年代推测大致在北宋中晚期。

北宋龙泉窑青瓷带盖五管瓶

口径8、底径9、高31厘米。器盖为覆盘式,盖钮呈宝珠形,宝珠下部有凸沿,盖面刻划覆莲纹。器身短直口,腹有五节,上四节宽度基本相同。自上往下逐渐外扩,第五节较长,逐渐内收,圈足外撇。第二节处置有等距离的五管。腹部二、三、四节刻逆向斜条状纹饰,第五节刻划双层仰莲纹,瓣面填充篦纹。釉色青黄相间,玻质感较强。圈足足端和内部无釉,露胎处呈土黄色。五管瓶是北宋龙泉窑的特色产品之一,多出于墓葬,为随葬用的明器。与此件相似器型的器物在龙泉龙泉市塔石乡秋畈村北宋元丰元年(1078)墓也有出土,年代推测大致在北宋中晚期。

北宋龙泉窑青瓷盘龙瓶

口径5.1、底径6.8、高24.8厘米。盂形口,长直颈,圆肩,深弧腹,圈足。肩部装饰一道捏制的波浪纹,其上堆塑一条上下翻腾的龙,四足三爪,周围有花、石、祥云点缀。器腹上下各饰一道弦纹,中间刻划缠枝牡丹纹。胫部刻划仰莲纹,纹饰中填充篦划纹。通体施青黄色釉,口沿与底部无釉。宋代龙泉窑多生产此类以龙虎为主题的堆塑瓶,并称为龙虎瓶。

北宋龙泉窑青瓷莲瓣纹敛口钵

口径5、底径3.5、高5厘米。敛口,折唇,斜直腹,平底微向内凹,腹部刻有仰莲纹,上划有篦纹,通体施青黄色釉。莲瓣纹钵是宋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之一,南宋时期也有生产,并且出现了圈足。这件莲瓣纹钵出土于杭州葛岭工地,造型规整,简洁优雅,为宋人的文房用具。

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龙泉窑管窥

南宋龙泉窑较北宋龙泉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汝窑首创的石灰碱釉开始被广泛运用到瓷器的生产上。南宋龙泉窑青瓷以釉色为胜,产品以素面为主。粉青、梅子青等釉色的瓷器受到时人的喜爱,生产的瓷器远销海内外。

南宋龙泉窑青瓷弦纹梅瓶

口径4、底径6.5、高25厘米。盖呈覆钵状,盖面平齐。瓶口较小,唇外卷,短颈,丰肩,腹部修长,圈足。盖和瓶身饰满弦纹。施粉青釉,腹部大部分区域布满密集的开片纹,开片处泛黄,釉层莹润,从器盖上可以观察到二次上釉的痕迹。底部无釉,露胎处呈灰白色。出土于松阳庆元元年(1195)程大雅墓,为该墓出土6件梅瓶的其中之一。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是龙泉窑生产从薄釉向多次施釉发展的转折时期,这件梅瓶便是最好的实证之一。

南宋龙泉窑青瓷琮式瓶

长9.2、宽9.2、高25.5厘米。圆口,短颈,方身,圈足,口径与底径相仿。器身四面有横、竖凸起的直线纹,器身共八节。通体施青绿色厚釉,釉色莹润,足端无釉,露胎处呈灰白色。琮瓶,因其造型似史前玉琮而得名。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琮,其实是清末才有的说法。根据台湾大学谢明良的考证,宋人认识中的琮与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琮有一定的差距。琮瓶的材质除瓷质外还有石质和铜质,后两者目前仅出于四川窖藏,且年代较瓷质的更早。宋代琮瓶具有某种祭仪功能,明人将此种器型的器物称之为“蓍草瓶”,多将其用来插花,成为明代文人案头清供之一。

南宋龙泉窑花形盒

口径5、底径5、高4.4厘米。整器平面呈正五边形,盖母口,盖面塑一五瓣梅花。盒子口,直腹,正五边形圈足。盒身转角近口沿处刻划四道波浪形弦纹,与盖沿处的弦纹相连接,线条流畅,于细节处见匠心。通体施粉青釉,子母口和足端露胎。粉青釉产品为南宋龙泉窑的特色产品之一,釉面光泽柔和,釉色清新淡雅,颇具玉质感。

南宋龙泉窑鬲式炉

口径11.7、高9厘米。宽折沿,直颈,扁圆腹,下承三乳足。肩部有一周弦纹,腹部至足部各饰一道出筋,三足内侧各有一小孔。整器内外施粉青色乳浊厚釉,足端无釉,露胎处呈灰白色。鬲式炉的器型仿自先秦青铜器中的鬲。宋代瓷器的一大特点就是多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器型。这类器物的用途应是做焚香用的香炉,南宋词人吴文英《夜行船·赠赵梅壑》一词中有:“古鬲香深,宫壶花换,留取四时春好”的文字相印证。

南宋龙泉窑青瓷洗

口径12.5、底径6、高4.3厘米。敞口,窄沿,圆唇,斜直腹,圈足。素面无纹饰,通体施粉青色厚釉,足端无釉,呈锈红色,器身薄釉处可观察到白胎。1958年龙泉金村窑址采集,金村是龙泉南区最为重要的三个窑址群之一。这件洗完整无损,造型规整,唯外腹壁有很多黑色的污渍。宋代龙泉窑以釉色闻名,在釉色的筛选上有严格的标准,像此件釉色微瑕的器物就没有经过当时窑工检验,成为一件合格的产品。

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把杯

口径8.6、底径4.4、高3.3厘米。直口,浅直腹,矮圈足,上腹部近口沿处置一圆形把手。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布满开片。口沿与足端无釉露胎,胎呈紫黑色。为龙泉窑中的黑胎类产品。

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碗

口径8.6、底径4.1、高5.1厘米。直口,深腹,近底处骤内收,圈足。通体施青灰色釉,釉层布满均匀细碎的开片。足端无釉,胎壁较薄,露胎处呈紫褐色。

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唾盂

口径16.1、高7.7厘米。浅盘口,束颈,直腹,圈足。圈足与垫饼粘连。通体施青灰色釉,釉层布满气泡和细碎的开片。

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花口瓶

口径5.5、底径5.2、高14厘米。喇叭形六瓣花口,对应的器腹和圈足均呈六瓣花形。束颈,圆弧腹,圈足外撇。通体施青褐色釉,釉面有开片。足端露胎,胎体较薄,呈紫褐色。整齐略扁,为对半合模制成。

一笔之差


笔者有一只白釉阴刻莲花纹饰的盘口瓶,高28.7厘米,盘口径10.1厘米,足径7.7厘米,腹径14.9厘米。该瓶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较薄,手感较轻,器重只有375克;釉色白中泛黄,积釉处略显青。器身多处有流釉现象,厚釉处有细小开片纹。腹与肩间、肩与颈间及颈与盘口间均有接痕,但都修整得十分精细,仔细观察才能发现。盘口及器身透过薄釉处可隐约看到刷丝痕迹,丝间距约两三毫米。肩部和颈部各有两条凹弦纹,上下弦纹之间阴刻3朵缠枝盛开的莲花和茂盛的枝叶,花叶轮廓线内均以筚状工具划刻复线纹,肩部阴刻两层覆莲瓣纹。纹饰均采用一面坡的刀法技术。

此瓶真伪暂且不论,其底部款识使人迷惑不解。圈足内施釉,足脊露胎。器底阴刻“ 定”二字行书款。笔者在多部瓷器工具书中看到的都是“易定”款识,而这只瓶刻的“ 定”款识是什么意思呢?还能是古时工匠师傅犯的错误吗?在冯先铭先生的《古陶瓷鉴真》一书的“定窑及定窑诸窑”一章的“定窑”一节中,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段叙述:“定窑的款识……传世定窑瓷器底刻‘ 定’二字的有碗两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体薄厚一样,早年出土于同一墓中,刻字也出于一人之手,字体瘦劲有力,时代也属五代后期……”

这一笔之差,谁是谁非?但我确信冯先铭先生说的是对的。冯先铭生前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从事古陶瓷研究近40年,考察了全国16个省的近千处古陶瓷窑址,著有大量的古陶著作,他还历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因此我相信他对这两只出土并刻有“ 定”款识的碗鉴定不会出错。但这“ 定”款识是什么意思?在《师古注》一书中对“ ”字的解释为:“易者,古阳字也”;在《前汉地理志》一书中对“ ”字的解释为:“交趾郡,曲阳县”。到这时我完全弄明白了,即定窑烧造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古时曲阳县隶属交趾郡,“ 定”款识不正是标明此瓶是曲阳县的定窑产品吗?

定窑始烧于唐代,终于元代。它烧造的白瓷对各地的瓷窑影响很大,如当时的平定窑、阳城窑、介休窑、四川的彭县窑等都烧造定窑风格的白瓷,形成了庞大的定窑系。曲阳定窑的师傅们用“ 定”款识证明自己生产的瓷器是正宗的定窑产品,这除了防伪外,还有广告的效果。那些把“ 定”款识误写为“易定“的人,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这种款识的准确意思,而是相互传抄、以讹传讹的结果。笔者的这篇小论是对是错,恳请专家和学者指正。

中国红瓷笔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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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汇聚的景德镇被誉为“皇家陶研所” 创造礼品瓷销售奇迹

御用汝瓷珍品——笔掭


汝瓷系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与钧、官、哥、定窑齐名于天下。汝窑向来以产青瓷著称,文献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到南宋时已近尤难得。特别汝窑为宫廷烧制御用器的时限很短,从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仅20年间,除烧制的精品被宫廷派职官挑选入宫,余皆砸碎后深埋,不准流入民间。由于长期以来受文献记载的影响,流传在民间的极少数汝瓷藏品,均被视为一般青瓷而尚未引起重视。又因汝窑的确切窑口地址,历史文献记载不详,已成为历史迷,没有科学考古发掘实物标本为依据,确认汝官窑作品有一定难度。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过多次窑址调查和六次科学考古发掘,2000年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村找到了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并经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认真研讨论证后确认,宝丰清凉寺窑址为宋代汝官窑无疑,至此汝官窑的神秘面纱终被揭开,汝官窑的历史之谜正式破解……

由于新文物法的颁发,文物交易有法可依,文物市场遍地开花,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出现在大部分省份,民间收藏艺术品、文物、珠宝等在市场内屡有出现,意想不到的是在市场内竟然也偶有汝窑珍品出现,令人意外惊喜。作者有幸认识一位民间古陶瓷爱好者,从他的藏品中见到一件御用珍品——笔掭,经与同仁共同鉴赏与甄别,确认为汝窑精品无疑,且保存完好,更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此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细,在已发现的汝窑精品中极为罕见,颇具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经征得藏家的同意,将其祥尽介绍如下,与大家共享:

汝窑笔掭:口径13、足径13、高3.8厘米,为文房之用具;是供宫廷内皇族们临池时,将蘸墨后的毛笔在此器上调理均匀,便于书写,故称笔掭。整体作花瓣状,敞口、平沿、斜壁、浅盘、平底、下为空足;造型讲究,工艺精细,花瓣组合,构思巧妙,既是一件工艺精湛的文房实用品,又是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

为目前所见传世汝窑御用器中之孤品;全施满釉,支钉烧制,底有五个粒状支钉痕,釉层细润,开片密布,釉色粉青。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标本及传世汝瓷御用品的釉色来看,色调极其丰富,主要计有天青、粉青、天蓝、月白、豆青、葱翠青等,而汝瓷釉色又有“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之称。这件完整的粉青釉之笔掭釉色纯正,品相极佳,为汝窑之传世珍品,实属稀有难得。

对汝瓷佳品的收藏与鉴赏,不仅可以了解汝瓷、认识汝瓷,而更重要的是欣赏汝瓷是一种艺术美的享受,从中领略汝瓷文化的内涵,享受汝瓷文化之精髓。汝瓷是古瓷中的一个重要派系,具有角其丰厚的文化艺术内蕴。她既有造型讲究、工艺精湛、技术卓绝之特点;又有釉层匀净、蕴润如玉、青色淡雅、宝光内润之秀丽。特别是她具有极高的文化品位。造型高雅之艺术风格。超凡的制瓷工艺技术水平,整体秀美的形体灵气,釉掺玛瑙之独特,特殊色泽之纹路,釉层光亮玉润,器表开片密布,且多为鱼鳞状;在显微镜下观察,釉内稀疏的气泡,周边珍珠斑的亮点,恰似寥若辰星;在阳光折射下,釉内布满隐约可见的红斑,奇景绝妙,彰显壮观;犹如晨日出海,又似长虹悬挂,有春光大地之美妙,夕阳晚霞之奇景……,各种奇妙之景象,随着你的艺术灵感之遐想,构成了汝瓷特有的艺术魁力,妙不可言。总之,汝窑作品之成就,为世人所识,它不仅是匠师们智慧之结晶,制瓷工艺之丰碑,也是享誉中外的国瓷之代表作。它形体上是一件瓷器,实为稀有之艺术珍品。李苦禅大师曾有题词曰:“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这是对汝瓷在各种名瓷中的重要地位的精辟评语。“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愿这灵性天地的汝瓷稀有珍品,能给世人增添几分艺术享受和无尽的乐趣。

石湾窑的点睛之笔


石湾窑的作品

 位于广东佛山的石湾窑,是有名的四大民窑之一,其中陶塑最为出众,以熟练的写实技巧塑造各种人物、动物等,题材广泛,形式丰富多彩。”景德镇的瓷雕主要从瓷的釉面、光泽度、画工上去欣赏,作品严谨、凝重、大方,石湾陶瓷则风格自然、豪放,保持了古朴的民风。

位于广东佛山的石湾窑,是有名的四大民窑之一,其中陶塑最为出众,以熟练的写实技巧塑造各种人物、动物等,题材广泛,形式丰富多彩。陶瓷鉴赏家刘天宝先生收藏有两件石湾窑艺术品,视若珍宝。

“这就等于是幅工笔画。”刘先生指着桌上的陶塑《僧一行》感慨道。僧一行是唐代天文学家,为古代科学做出了杰出贡献。该陶塑抓住他抬头观察星象深思的瞬间,手执经卷,眼神深邃。刘先生认为它的“精”主要表现在细节上,对头像刻画细致入微,人物表情丰富,神态动作逼真。修长流畅的衣纹,衣上的褶子有层次而且飘逸,“好像这么一拉就能拉开的感觉”。而在他的手上,还能看见筋骨,甚至指甲盖。肩膀随着手执经卷的高低做出调整。僧一行手中所执的经卷也是一道难关,因为瓷板太薄,一不小心就容易烧裂,在烧制过程中需要很好的把握。刘先生认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柄的这件作品“把细节做到了极限”,堪称精品中的佼佼者。

刘先生收藏的另一件作品是美术大师刘泽棉与刘柄合作的《过江罗汉》。相传跋陀罗尊者为普度众生曾跋山涉水,背负经卷乘船东渡传经,因此称为过江罗汉。罗汉除了身后所负经卷、草帽和包袱外,其余部分完全不挂釉,使胎体与釉色形成不同色泽的对比,风格独特。罗汉的衣物自然垂落,衣纹上没有太多的褶子。但这种简单却又不像宜兴的雕塑那样失去了肩架,“只是一件袍子,它能让你感觉到里头有骨头撑着这件衣服。”该作品的面部刻画恰如其分地抓到人物的神态,浓密的络腮胡子,栩栩如生地挑起眉毛,尤其眼睛,更是点睛之笔。“仔细瞧罗汉的眼睛,不论变换什么位置,它就像随着你在动。”

“好与坏就差那么一点点。”刘天宝强调,正是这一点细节,决定着一件作品的成功与失败。而这些尽善尽美的制作背后,是老艺术家们耗费心血的钻研,他们能清楚知道自己是在表达什么,从而在每个细节上锱铢必较。

佛山陶塑与景德镇陶瓷雕塑最大的不同在胚料上。景德镇以瓷雕为主,用的是高岭土,“高岭土就像面粉”。佛山陶塑用的是陶土,“陶土就像是棒子面”。刘先生形象比喻道:“白面细腻,能捏出包子饺子来,而棒子面粗,做工更难。”景德镇的瓷雕主要从瓷的釉面、光泽度、画工上去欣赏,作品严谨、凝重、大方,石湾陶瓷则风格自然、豪放,保持了古朴的民风。

康熙翠毛蓝青花人物笔简


青花瓷的烧造水平首推明代永宣,而能与苏麻离青相媲美的,当属清康熙的翠毛蓝青花。永宣青花浓艳深翠,色调深沉平稳,画意古朴,意境深远;康熙翠毛蓝青花靓丽清翠,发色明快鲜爽,画面分浓淡深浅,景物有远近层次,通过墨分五色将中国画的笔墨意趣在瓷器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康熙的翠毛蓝青花犹如佛头之青,在烧造时要想完美表现它的魅力需要几方面的配合。首先康熙瓷的胎骨密度最高。其次是与胎骨同样重要的粉白色釉面,它依附在紧密的胎骨之上,紧绷平整、细腻白润,釉表有玉质般的光晕。粉白色的釉面与艳翠的青花形成强烈的反差,使翠毛蓝的色感更加妩媚动人。

特别要强调的是,康熙翠毛蓝青花料用的是云南珠明料,采用火煅法提炼,使原料中钴的含量大大提高。钴料发色的好坏直接与纯度和颗粒大小有关,经精炼后的钴料不但颗粒细腻,尚含有铜、铁、锰等微量元素,使得翠毛蓝的蓝色色中微微泛绿闪紫,色调丰富多彩。再者,康熙时工匠们已能熟练地掌握钴料的特性,运用“墨分五色”的渲染技巧在瓷胎上作画,使烧成后的画面有极强的立体感和层次感。

康熙的翠毛蓝青花,艳丽亮翠浓淡相宜、色调丰富层次分明,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无穷韵味。康熙翠毛蓝青花是我国青花瓷器艺术品中的奇珍。年初笔者在上海一家古玩店里看到一只康熙青花大笔海,形制端庄挺拔,胎骨如脂似玉,釉面粉白细润。该笔海满工,正反两面为白描人物纹饰,人物造型飘逸传神。背景采用水印指捺纹皴法,青花发色青翠艳丽,浓淡过度自然,且墨分五色,透视感极强。笔者揣摩当是一件难得的康熙翠毛蓝青花瓷,经店主应允得以拍照存宝。

怎么鉴别北宋官窑?


怎么鉴别北宋官窑?(一)清朝御窑厂的仿官器

北宋官窑青瓷由于有很高的艺术性,以高贵的宫廷用瓷的品格,博得清朝皇帝特别喜欢,清代御窑厂就是仿制,所谓“厂官器”就是以仿北宋官窑青瓷为主。景德镇有雄厚的物质和工艺技术基础,它仿烧得官窑青瓷多为宫廷陈设瓷。工艺上一丝不苟,十分精美。其特点是白胎青釉,釉色为天青色。底部都写楷书或篆书本朝年款。这类器物不存在鉴定真伪的问题,主要是欣赏清代仿北宋官窑瓷高超的技术和新时代的艺术成就。

(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北宋官窑的假古董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的文物市场上,有的作的很有水平,河南的考古工作者,陶瓷工艺专家,有经验的收藏家有丰富的鉴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就自己接触的一些作品谈一点看法。

1、手感沉重表现得假象

以前,当你拿着一件北宋官窑青瓷器物沉甸甸的,凭过去古董届教授的经验,觉得手感为沉甸甸的就是好,符合古瓷沉重的要求。古董商在旧社会照真品仿制,一丝不苟照样作,烧出的仿品总和真品不同,手感上有些轻,这是由于原料加不精细,陈腐时间短,胎质稀松不致密造成的。

真品,原料加工精细,控练成熟,颗粒细,陈腐时间长,胎料颗粒致密,比重大,所以拿到手上感觉比较重。

假品,仿者为了加重作品的分量,时间短,古瓷手感的分量作不出来。就采取成型时从器物口沿一下逐渐加厚胎体,特别底部加厚,这样作可以增加分量,但器物线条必然改变,失去应有的清秀,器物线条变得僵硬,死气沉沉。只要用手摸口沿以下,会感到器壁很厚,不对劲,用一根小棍往器里插入测量器里器外的高度,看尺寸上的差异就会发现底很厚,不协调,这就是手感沉重表现的假象。

2、看釉层

真品,北宋官窑青瓷,釉面玻化程度号,有漂亮悦目的光亮感。

假品,釉层比较厚,釉光也追求莹润,但玻化程度不够,没有北宋官窑的光亮度,猛一看釉色也纯净,几乎有点纯的过分,但有放大镜观察,会觉得釉面板滞,微微闪黄,一种没有烧熟的感觉,这也是采取降低温度,或加入减剂避成烧成青瓷釉面的浮光,贼光。

看釉层的第二个破绽,仿品釉面开片较少,片纹也较浅。有的片纹为白色,就是玻璃刚打碎出现的纹片,少数经过处理形成浅黄色,只有一个色调,出不来金丝铁线的效果。

真品,片纹是大片和小片相错,大片色深,褐黑色,即铁线,小片黄褐色,颜色很浅,有金丝铁线的效果。

第三个破绽

仿品施釉凝厚,釉面整齐,不大用裹足支烧,因为那太复杂,不容易控制,大多数采用垫饼、垫圈、少数用支钉,支钉很大,支钉断后,釉面破损处露出白胎。

真品,有裹足支烧,支钉、垫饼支烧,工艺比较复杂,做工很精细,这是仿品达不到的。

第四个破绽

假品,在制瓷过程中对坯体要进行休整,修得还算精细,但和真品相比还是有破绽。器物上端,因釉层较厚,看起来还算整齐,然在器物下端修坯明显粗糙,留下凌乱的刀痕。

真品,器皿结构匀称,规整,注重修坯,上端和下端一样整齐,平滑,看不到粗糙的地方。

第五个破绽,施釉情况

假品,施釉中注意到了器物的上端和中部,施的均匀整齐。器物下端、圈足施釉厚薄不均匀,也不整齐,有的釉汁流过足沿。这明显是虎头蛇尾。

真品,北宋官窑的施釉情况体现出五大名窑的本质特点,釉面整齐均匀,没有釉面不平和流釉现象,很平整,施釉技术的高超。

重识北宋官窑


南宋人叶宀真的《垣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条记载文字虽不多,但值得注意的问题却有不少。第一,北宋以前北方承烧御用白瓷的窑口有河北的邢窑、定窑及河南境内的窑场,其中,定窑的产量最多。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原吴越王钱弘亻叔还曾向宋太宗进贡了“金装定器二千事”。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增加每一窑的装烧量,降低生产成本,定窑于北宋中期开始采用覆烧法焙烧瓷器,故碗、盘类器物口沿的釉在入窑前刮去,烧成后即形成“芒口”。不过,朝廷不喜爱定窑瓷器,绝不是因为它“有芒”,道理很简单,只要朝廷需要,定窑必然是不惜工本地按要求烧造,岂会把为降低成本而影响美观的覆烧法用到御用瓷器上?第二,统治者偏爱青瓷由来已久,这种倾向是受人的自然审美意识支配的。而朝廷命汝州烧造青瓷之际,正是越窑“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这显然不是巧合。第三,汝州受命烧制宫廷用瓷的窑场,属于州府一级的官窑,与此同时,“河北、唐、邓、耀州”皆为向朝廷土贡青瓷的地方。第四,耀州窑是北方最早受越窑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青瓷窑口,五代时就已烧造一定数量的宫廷用瓷,北宋时则以50件的数额承烧土贡青瓷。其产品的釉呈青绿色,类似越窑的“秘色瓷”,所以被称作“越器”。汝窑青瓷既然“为魁”,那肯定与之有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关键的差异在于釉色。汝窑创烧出以往未曾有过的天青釉,无疑会使统治者激赏不已,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颜色新奇而出类拔萃,更重要的是它把浩瀚、深邃、神秘的蓝天的颜色带到了以天子自居的皇帝的生活中。

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青瓷瓶、茶托等,釉呈透明的天青色,器身饰刻花纹,就是这类瓷器将汝窑推上了各窑之首的地位。从刻花艺术的角度看,这类汝瓷如跟耀州窑同类青瓷相比,是难出其右的,显而易见,天青釉才是它的优势所在。未几,汝窑天青釉瓷器的烧造量陡然增多,占了所有产品的99%以上,此期的制品以素面为主,突出了釉的天青色和乳浊似玉的特色,以前的青绿釉、天青釉刻花瓷器与之已完全没有可比性,换言之,这一阶段是汝窑的成熟期和繁荣期。宋人周火军的《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 由瓷器的拣选、处理方式分析,此时的汝窑尚属汝州府监控的官窑。

《垣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条记载的问题既不是设窑时间,也不是窑名,而在于“京师”二字。因自古迄今“京师”一直是国都的代名词,故清人认为此窑设于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而当今亦有不少人持相同观点。但是,若把“京师”释为国都,“京师自置窑烧造”就等于“国都亲自设立窑场烧造”,这分明说不通。我在1989年发表的《论宋代官窑的形成》一文中就曾指出:“此句中的‘京师’是主语,即指代朝廷。从字面上看,并没有指出烧造地点。因为人们误将‘京师’理解为烧造地点,所以出现了‘汴京官窑’的提法,致使北宋官窑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面纱。”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很有必要对“京师”在古代汉语中的指代用法加以诠释。据《晋书》记载,前秦曾对东晋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很明显,感到震惊恐慌的“京师”绝不是国都的代名词,而是指代朝廷。另据北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北宋时“京师置杂物务,买内所须之物。而内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千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门内臣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在这里,“京师”的指代用法更灵活,前面的“京师”指代朝廷,而后面的“京师”则指代京城内被拖欠货款的各行铺的业主。所以,《垣斋笔衡》所说的在“政和间”亲自设窑烧瓷的“京师”,必指朝廷无疑。

那么,北宋朝廷所设的官窑位于何处呢?根据宋人陆游关于北宋朝廷“惟用汝器”的记载,我最初认为:“朝廷先是在汝州民窑中搭烧宫廷用瓷,随着宫廷用瓷需求量的增加,朝廷终于将这些民窑改为官办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并可能再增设一些窑场,于是形成了北宋官窑。”1996年,我在《宋代官窑探索》一文中指出:“朝廷‘命汝州造青窑器’时,承烧御用瓷器的窑为民窑,生产性质属官搭民烧,由汝州地方官监管,后来朝廷‘自置窑烧造’,这个窑就是北宋官窑,地点在汝州。”从宝丰清凉寺窑址的发掘情况看,天青釉瓷器的年代确有早晚之分,而瓷器质量也存在明显的由粗到精的提高过程,这些都印证了我早年对汝窑和北宋官窑所作的判断。

清凉寺窑址的天青釉瓷器,据制作工艺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刻花为主要特征,这类瓷器约烧于“汝窑为魁”的北宋中期晚段;第二类以釉层乳浊者为上品,此类瓷器的生产时段在北宋中期以后至“政和间”之前;第三类以“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为标志,这些精美绝伦的瓷器应为朝廷设窑前不久至汝窑倒闭前所烧。过去,人们在判定汝窑的始末年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在元祐元年(1086年)至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中。另一种观点是,“官汝窑的烧瓷历史大约始于政和元年,至北宋灭亡(宣和六年,即1124年),其间仅有十四年的时间”。也有人根据窑址出土的“元丰通宝”和“元符通宝”铜钱而判断御用汝瓷始烧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停烧于宋徽宗前期。其实,这些观点均因证据不足而缺乏说服力。首先,朝廷命汝州烧造青瓷的时间古籍没有交代清楚,所能作出推断的依据只是定窑“芒口”瓷器出现的年代和越窑走向衰落的时间,但这却是大致的、不甚确切的时段。其次,朝廷开始掌窑烧瓷的时间是“政和间”,即政和年间,一说为“宣政间”,就是政和至宣和年间,不知所谓的“政和元年”以何为据?再者,在“元丰通宝”出现前,窑场可能已经设立,而铜钱从铸造到进入流通存在时间上的滞后,并且使用的时间较长,故难以作为判定窑址年代上下限的可靠尺度。必须指出,汝窑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实际上是对汝州辖区内的烧造御用青瓷的窑口的统称,它包括汝州府监管的和朝廷掌控的两类窑场,后者就是狭义的北宋官窑。

2000年,正当人们因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庐山真面目基本显露而踌躇满志时,汝州张公巷又发现了类似的窑址,于是激起了汝窑研究的新的浪花。张公巷窑址经过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实物资料表明,该窑的青瓷精品质量不亚于清凉寺汝窑的同类产品,而淡青绿釉、白胎等特征则使它别具一格。人们在对此窑究竟是否北宋官窑的判断上游移不定的同时,提出了其为金元时期仿“汝”或仿“官”的可能性。还有人因窑址未发现青瓷祭器而否定它的官窑属性。然而,在亲眼看到张公巷窑址的极品青瓷碎片后,我坚定地认为这处窑场就是“政和间”或“宣政间”朝廷设立的官窑,理由有四个:(1)北宋统治者喜好青瓷,是由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审美意识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女真族建立金和游牧民族建立元以后,中原地区的人文出现了时代性的巨变,所以此时仿“汝”或仿“官”,缺少风俗和理念的支撑;(2)金元时期北方制瓷业江河日下,器物质量多显粗陋,在汝窑故地突兀地冒出产品用“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做工极精的青瓷窑场,那它的技术从何而来?服务对象又是谁?毫无疑问,只有才艺绝世、穷奢极侈的宋徽宗才会设窑烧制这类青瓷;(3)宋仁宗在祭神时已“器必全玉”了,到北宋晚期,极度奢靡的宋徽宗又怎么会用大量的次于金玉的瓷器去祭神呢?所以此窑即便不产青瓷祭器亦是符合情理的,这与疆土半丧、偏安江南、财力窘迫的南宋统治者不可同日而语;(4)北宋人徐兢于宣和六年(1124年)奉命出使高丽时,看到高丽窑在仿烧“汝州新窑器”,这类瓷器传世较多,除了支烧方法与汝窑相似外,其釉色不类以往所见的汝瓷的天青色,反而与张公巷窑址所出上品的淡雅的青绿色相仿,这有力地证明张公巷窑就是“汝州新窑”——北宋官窑。值得一提的是,朝廷设窑后,清凉寺窑并不会随即停烧,当依然在汝州府的监督下为土贡和补充宫廷之需而延续它那短暂却辉煌的窑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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