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南宋龙泉窑梅子青釉残片盘 外底刻填“修内司平江谢兴祖”铭款
“谢兴祖塑”、“平江谢兴祖塑”、“修内司平江谢兴祖”，这三件器物三组铭文组成了一个关联，所指谢兴祖应为同一人，谢氏史虽无载，但据铭文可知为宋代平江籍（平江即今苏州）的一位陶艺名匠，擅捏泥偶，亦能制瓷，并曾供职于修内司。从只署姓名到添加籍贯再到说明就职机构，很可能是谢兴祖生活经历的不同阶段上的点，当然这个“不同阶段”可能并不存在明显的分水岭，也并不构成递进式关系。wWw.taOci52.cOm
泥偶标本的出土地点是老虎洞遗址附近，其胎质与南宋官窑器十分接近，龙泉窑这件标本从其薄胎厚釉，规整大圈足风格来看，亦表现出一种官范的气质。种种迹象表明，谢兴祖与官窑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问题随之而来，这三件标本的性质为何，官或民，或者三件性质并不一样？如果是官窑器能被允许将自己的大名刻印在上面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平江谢兴祖塑”标本胎质与南宋官窑器如此吻合，“修内司平江谢兴祖”残瓷标本其表征亦与官窑产品如此接近？
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不能将残片铭文中的修内司直接和南宋修内司官窑相对应。“修内司”是官署名，除南宋而外，北宋、金、元皆有设置，这片署有“修内司平江谢兴祖”铭文的龙泉窑残瓷恰好佐证了笔者最近的观点：北宋官窑在龙泉，而其主持督造机构正是修内司。所谓“袭故京遗置，置窑于修内司”不是说将官窑设置在京城，而是像故京一样，也设一个官窑，并由修内司管理。老虎洞遗址出土的“修内司置”铭荡箍也正是说明，修内司非具体地点，而是管理官窑的机构。而谢兴祖很可能是北宋官窑的一名窑工，北宋官窑解散后，谢兴祖继续烧瓷为生，龙泉窑“修内司平江谢兴祖”残瓷应是此一时期的产物，也即北宋末至南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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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官窑药瓶解读清代御医制度
朋友钟兄喜好收藏，在北京地区小有名气，与我是旧交。前几日，钟兄打电话过来说得了一件清代光绪的鼻烟壶，要笔者帮他掌眼鉴定真伪。于是钟兄趁出差之际特意将此物带到我处。打开小锦盒，一件制作精致的清代光绪官窑矾红金彩缠枝莲小瓶（见图）立刻跃入眼帘。瓶高８．５ｃｍ，上面细描蝙蝠、如意和缠枝莲纹，寓意福寿吉祥，描金彩；底款楷书“大清光绪年制”，款字书写笔画规范有力。整只小瓶制作精细，比例对称，上面的图案线条规矩流畅，同时金彩又为本金。根据自己多年研究古陶瓷经验，此瓶应为光绪年间官窑真品，可能是当时御药房装药材器物，而非鼻烟壶。
清代光绪年间是晚清制作瓷器的一个高峰，光绪瓷多以仿效前期的瓷样而闻名于世，尤以仿“清三代”瓷器最为精到突出，当时仅江西景德镇和福建两地区烧造瓷器数量之巨已经达到顶峰！专家誉此期为“同光中兴”不为过也。光绪时期的官窑瓷器依然延续清代烧造官窑瓷器的传统制度，不惜成本不惜人工尽力达到最好。光绪官窑瓷器胎骨练泥较精、胎骨一般较重，制器修足极为规整。从接触的光绪官窑瓷器来看主要有青花、单色釉和粉彩。青花瓷器图案一般为龙凤纹、缠枝莲、宝塔花、暗八仙以及云鹤、八卦、神仙人物等寓意吉祥的图案装饰，器型多为盘、碗、瓶、盆等，青花发色常常仿造康熙年间的青花发色，颜色较鲜艳但缺乏康熙青花的层次感；而单色釉颜色丰富，黄、红、绿、蓝各种釉色均有，主要还是以黄釉为主，器物多暗刻龙凤纹。光绪粉彩官窑瓷器一般图案为龙凤纹、如意、蝙蝠、缠枝莲、宝塔花、牡丹、萱花、绣球等，器型有盘、盆、天球瓶、胆瓶、尊、梅瓶等，器物一般都加金彩，整件器物表现华丽、端庄。值得一提的是光绪朝慈禧御用制“大雅斋”款的官窑瓷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精品，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往往有“永庆升平”、“天地一家春”、“永庆长春”等章，制品以豆青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见，所装饰内容多为牡丹、萱花、绣球之类。钟兄的这件清代光绪官窑矾红金彩缠枝莲小瓶完全符合当时的官窑烧造工艺，应该是清代御药房盛药之器。
御药房是古代为帝王、宫妃等皇亲调制药品和取药而设置的机构。清廷御药房成立于清顺治年间，并有内药房和外药房之分。内药房仅供皇帝、宫妃、贵人等所需用药；外药房则是各宫太监及首领患病时取药的地方。后来因宫廷机构庞大，人员日增，仅内药房难以满足其需要，故在内药房下又分设寿康宫内药房、储秀宫内药房和圆明园药房等。御药房负责宫廷所需药物的储存和药剂的调配。
清代皇帝看病抓药制度极为讲究！凡宫中传太医院御医入皇宫为皇帝请脉，都先得由御药房专职太监带领入室。太医诊脉后开处方，如皇帝同意服用，太医须与内臣一道赴内药房合药，还须将药方连名封记，随之开列本方的治法和药性，御医与太监在月日之下署名，进呈皇帝御览，登记入册，由内臣收掌，以备稽考。由于皇帝服药非常讲究也怕人谋害，所以如果发现所开药品不清和药味分量不足，或御药房配制不依原方等，都将以“大不敬”论罪。开完御药后煎三份，由内臣先服以防小人下毒，等服用过后无事才由宫女伺候皇帝服下。御药房为皇帝及皇亲贵族的专用药房，因其责任重大，向为宫廷禁地，防范森严，外人不敢擅自私入，对外采办的药材?穴品?雪及各省进贡药物都将受到十分严格的检验，常要经太医院的院使、院判等带领熟谙药品之吏详加确认，方可入御药房储存以备使用。
这件清代光绪官窑矾红金彩缠枝莲药瓶，恰恰是当时御医制度的一个缩影。朋友临走之时，我再三嘱咐其好好珍藏，留传下去。
瓷器修模
制做范模。做盘碗等圆器必须用模定型，以求划一。景德镇有专门从事制做范模的工匠，必须熟谙火候、泥性方能计算范模尺寸。元代以来景德镇能操持此业的名手，不过两三人，而且是子承父业，技不外传。
官窑和民窑的区别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景德镇（原新平）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50多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的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窑及其产品，都是民窑。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觉有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等。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300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古代瓷器：北宋汝官窑天青釉花形盏托鉴赏
北宋汝官窑天青釉花形盏托
台北故宫藏宋徽宗画《文会天青，局部有少量开片，类似北宋官窑。圈足底端露胎，系采用垫烧，呈土黄色，局部露香灰色胎。
盏托为盛放茶碗的用具。四川德阳曾出土一件十分类似的宋代银器，台湾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组玛瑙带托葵花式小碗。五代以及宋代许多窑口，如：越窑、定窑、钧窑和官窑皆有盏托的器形。图4是台北故宫藏宋徽宗画《文会图》局部，其童子备茶场景及黑定镶铜口盏托跃然纸上。
朱文立大师关于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与研究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朱文立
张公巷北宋官窑窑址发现后，历尽曲折，终于被国务院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北宋官窑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和汝官窑是什么关系呢？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一直在探寻其中的奥妙。宋代每个名窑的形成与失传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它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一段时间，笔者一直以为：张公巷北宋官窑是汝官窑的延续，近些年来笔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它和汝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汝官窑是卷足支烧，而北宋官窑瓷足部却是直、窄、矮，釉色和支烧工艺完全是两种风格，汝官窑经历了清凉寺到文庙两个阶段，那么张公巷北宋官窑也一定有早期的窑址，早期窑址也会像清凉寺窑址一样不在汝州城里，应在众多的临汝窑范围之内。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又开始踏上了寻找早期北宋官窑遗址的征程。 北宋官窑早期遗址的寻找 宋代的临汝窑所有窑址，虽然近千年岁月的变迁，在现在的地面上，基本上都能找到其痕迹。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笔者为研制汝瓷寻找原料，跑遍了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这些窑址都与汝官瓷有较大的区别。其中在大峪东沟窑址西边群众挖窑洞住，在距地表3米下，出土了好多不同于汝官窑，也不同于其它临汝窑的瓷片以及大量废匣钵片，这些瓷片制作非常精细，釉色也别具一格。由于它距东沟窑址中间只间隔30多米（笔者把此地命名为东沟西窑址），所以当时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窑址。2000年初，笔者发现张公巷北宋官窑以后，出土的瓷片均非常精细，釉色又是非常纯正独特的粉青色。难道张公巷窑址天生的就那么精细吗？笔者认为张公巷北宋官窑和汝官窑一样，应该有早期窑址。文庙汝官窑早期窑址是宝丰清凉寺窑址，那么张公巷窑址早期也应该在汝州城外的丘陵地带，东沟西窑址是否就是北宋官窑早期窑址呢？从2001年开始，笔者一直在寻找证据，由于东沟西窑址遗址层距现地表3米以下，不经大规模挖掘，很难寻找。 张公巷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 张公巷窑址发现后，在窑址附近，街道两旁的古董店迅速增多，为了早日找到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笔者常到这些古董店寻找证物。2006年8月，在三个古董店惊奇的发现了板沿擦足支烧盘残器、残片，其中也有满釉支烧。荷花碗残片，平底支烧钵残片。还有底部中间刻有大写数字“一”、“二”板沿盘残片，这些实物均是生烧。而且支钉还在器物上，显然是从窑址上挖出，并且还是近期出土。笔者判断这些实物应是东沟西窑址出土，绝不是其他临汝窑出土。笔者随即到窑址查看，发现东沟西处窑址历年来挖煤已塌陷，群众的窑洞已不能住而迁出。据群众讲，前不久有三个人在破窑洞内挖瓷片，上述瓷片正是从这里出土，笔者去看时，窑洞刚被暴雨淋塌，窑址仍深埋地下。 2008年3月中旬，古董商店又出现一些荷花碗残片，有的残荷花碗由于过火和残匣钵片粘连在一起，还有印花独特青瓷片、渣斗残片等。笔者通过调查落实，这些残片仍是近期当地群众在大欲东沟西窑址挖掘的。 对东沟西窑址的研究 在钧官窑遗址发掘中，发现带数目字的器物“一”是同类器物中最高 或口径最大的；“十”是最低或口径最小的。而东沟西窑址出土的板沿盘也是同样，说明东沟西窑址一部分产品是为宫廷进贡所烧，它沿袭了均官窑办法向宫廷进贡。
中国瓷网总经理朱东明随同朱文立大师一起到东沟窑址考察
东沟西窑址两次出土的荷花碗口残片及残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荷花碗大小完全一致，荷口弧度重合的完全一致。在清凉寺遗址、文庙遗址、张公巷遗址中均未发现同类器，这说明台北故宫博物院存的荷花碗不是汝瓷而是东沟西窑址生产的早期北宋官瓷。荷花碗被视为汝官瓷的代表作品，说明了东沟西窑址是北宋官窑早期的贡窑。 通过对东沟西窑址生烧的瓷片再烧，正色是不同于汝窑但和汝窑天青色接近的另一种天青色，这和《格古要论》中所说的北宋官瓷“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吻合。 张公巷北宋官窑独特粉青印花产品非常少见，它的印花浅而细腻，线条流畅。它不同于临汝窑、耀州窑、越窑和高丽青瓷等，也不同于汝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这次在大欲东沟西窑址发现的粉青印花瓷片和张公巷出土印花瓷片的风格完全相同，这说明两窑的印花工艺出自同一工匠之手，进一步说明了张公巷的工匠来自大欲东沟西窑址。北宋官窑建成后，东沟西窑址停烧，宫廷有意把西窑址掩埋。 东沟窑址和东沟西窑址虽在同一区域，但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两种风格，东沟遗址裸露地面，而东沟西窑址深埋地下达三米之厚，和宝丰清凉寺遗址惊人的相似。清凉寺东区烧造临汝瓷，西区为宫廷烧造天青色汝瓷，宫廷垄断汝瓷后把西区工匠调至汝州州衙附近另建新窑。清凉寺西区窑址禁烧掩埋，从近年来对清凉寺遗址发掘的情况可以充分说明。 综上所述，东沟西窑址无疑是北宋官窑的前身。它烧造时间应在北宋中后期，大观年间继汝、均之后为宫廷烧造贡瓷。政和间，张公巷北宋官窑建立后东沟西窑址的工匠调进汝州城内而停烧掩盖，张公巷北宋官窑完全继承和发展了东沟西窑址的风格，制作更加精细，釉色更加纯正。 当笔者把东沟西窑址的发现情况向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汇报后，他们非常重视。2007年冬，耿宝昌王莉英等专家不过年迈，冒着严寒专程到东沟西窑址进行考查，我们现场又捡到了新近窑址塌陷而裸露的宋代炉条，进一步说明了此处窑址在废弃后有意进行掩埋，因为在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至今都没有发现炉条。
堂名款识的艺术解读
清康熙五彩描金水浒人物盘，高2.6厘米，口径20.6厘米，现藏英国V&A博物馆。盘心绘“青面兽”，“顾大嫂”，“解珍”三人，器底青花“问心斋”双圈款。浙江归安人孙，室名“问心斋”，此盘若却是孙之物，则应是釉上蓝彩早期标本。博物馆另藏同款盘三只，均饰刀马人物，但缺人名小牌。
皂石印泥盒，高2.2厘米, 直径5.5厘米，明代，1550年制。底款为“嘉靖庚戌暮春之初长洲文彭”。文彭，明代著名书画篆刻大家，亦是文征明长子。次件印泥盒为Garner女士旧藏，现藏于英国V&A博物馆，在44号展厅徐展堂中国艺术馆展出。
清十九世纪青花“老莱子戏彩娱亲”图盖盒，高（连盖）3.8厘米，口径6.4厘米，现藏英国V&A博物馆。相传老莱子行年七十父母犹存。器底书“京都正阳门外大栅栏西头路北云香阁香货熟药铺”，此乃不可多得的早期广告实例。此盒为名贵药材盛器，产量应该不少，但成本亦不能太高影响售价。
清康熙郎窑霁蓝碗，高9.2厘米，口径21.2厘米，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爵士收藏。双圈款旁另有“御赐纯一堂珍藏”款。“纯一堂”是康熙赐予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窑务监管郎廷极的堂名。真正的“郎窑”有青花，斗彩和霁蓝釉三种，而“郎窑红”并无定论。另为故宫郎窑藏品霁蓝碗和斗彩过墙凤竹纹笠式小杯一对。
明万历青花寿老八仙纹盘两件，高3.8厘米，口径17.6厘米，外壁绘八仙，属大维德藏品。这两件盘不能称为一对，因为寿老位置不尽相同，而松树的位置却一样。这种半对称画法在万历是新尝试。“纯忠堂”是御赐张居正的，有关资料正史不载，却是来自明人笔记。其中同纹同款盘藏于V&A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