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如何鉴别元明清瓷器】
导读：法国吉美博物馆 又名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位于巴黎第16区。其创始人是里昂工业家爱米尔·吉美（Emile Guimet）(1836-1918)。他在埃及、希腊、日本、中国和印度的环球旅游中，收藏了大量艺术品，并于1889年正式建立这个博物馆。起初，这个博物馆主要展现的是埃及、古罗马、希腊和亚洲国家的宗教文化，但后来，因一系列远东不同地区的考察探险，博物馆在保留古埃及宗教部分的同时，对亚洲越来越关注。
1927年，吉美博物馆归属法国博物馆总部，因而接纳了一大批探险家在中亚和中国考察探险时获得的艺术品。后来，博物馆又先后收到印度支那博物馆的原件真品和法国赴阿富汗考察队提供的出土文物。同时，馆长约瑟夫·赫金完成了馆内中庭加顶工程，使得部分高棉收藏品得以展出。吉美博物馆遂以其泛印度文化圈丰富的艺术收藏而树立名望。
1945年起，法国国有博物馆收藏大规模重新组合。吉美博物馆将其埃及部分转让给卢浮宫，后者则把亚洲艺术部分做为回赠。吉美博物馆因而成为首屈一指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1993年，吉美博物馆浩大的改建工程得以制定，并于1996年破土动工，现已全面竣工。改建工程首先关注的是：强调自然光线的处理及在占地5500平方米的陈列厅中创造出开放的透视观。
吉美博物馆中藏有自18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品两万余件。在考古领域主要有：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商、周朝的青铜器及其马饰车具、铜镜、古币和漆器等。在雕塑领域，除了一些展现佛教艺术的大件作品外，还有汉、唐时期的收藏。在装饰领域，则呈现出完整的历史全貌，通过一万余件陶瓷、粗瓷、青瓷、硬瓷，反映了瓷器历史的技术革新。另外，馆内还收藏了自唐至清代的千余幅绘画作品。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展厅分“远古中国”、“古典中国”和“佛教中国”3大部分，另外西藏与尼泊尔等单独组成了“喜马拉雅山文化”展区。伯希和沿丝绸之路考古收获基本成为中国展品的重点之一。据统计，吉美博物馆藏有伯希和带回的中国文物有绘画（220卷）、木雕（21件）、三角幡头、纺织饰品残片、丝锦和竹编经帙等。
在绘画中，出自敦煌盛唐时期的《阿弥陀西方净土变图》、《普贤菩萨骑象》和《行脚僧像》代表了盛唐艺术影响佛教界的杰作。此外，该馆所展的伯希和所获文物中，有四分之一是观音像，其中《水月观音》（敦煌·五代）尤为特殊。它纸本加彩墨，为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作品，集合了不同文化因素，深受中亚艺术影响。
古玉收藏大多来自由法国收藏家吉斯莱（GEORGE SGISILET）于1933年捐献给卢浮宫且而后转至吉美博物馆的的赠品。汉玉中最为出色的当属一件《白玉虎》（西汉）玉雕，虎侧身行走于云气之上，身体线条阴刻，简单流利，气势浑然，阳刚而又神秘。另据记载，该馆一件明代“玉杯”从路易十四（1643—1715）时代就出现在皇家典藏录中。
在青铜器收藏中也不乏珍品。最为有名的则属于周代铜器的一组《令簋》（西周初），它于1929年出土在洛阳马坡，双兽耳，四足方座，顶部盖已失，口部饰一圈回首凤纹，腹部以钩连雷纹组成。
典藏中青铜器《象尊》则属最为罕见的稀物。它体形庞大，长96厘米、高64厘米、宽45厘米，背部开口的长宽为26和21厘米，属商末铜器；腹外侧与头部刻有兽面纹，耳、鼻、足部饰有鳞纹，应为湖南、湖北出土器。从该尊背部的开口形状判断，其原先应有一个盖，且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东京根津美术馆的藏品“双羊尊”大致相同，遗憾的是顶盖已失和象鼻大部被毁，但它仍不失为目前世上所知的动物型尊中最大的一件。如同同时代的大部分尊的风格，《象尊》应该属于殷商晚期的作品，甚至可追溯到西周初期。传说该尊出土于湖南长沙，但无处查证，不过其自然写实的造型和纹饰风格使得专家判断更倾向于“它出自长江流域中部盆地的工匠之手”。
1889年，馆内同时建立图书馆，以东亚和远东艺术的考古书籍为主。里面收藏了欧亚各种语言图书十万余册，杂志一千五百多种。
由于吉美博物馆最初是宗教历史博物馆，图书馆内因此收藏了大量的有关东方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文献。图书馆除了存有欧洲语言的古版书籍之外，还拥有部分特藏和一些东方研究专家的手稿。
摄影档案馆由维克多·戈鲁贝建立，不仅拥有大量关于亚洲考古专题的摄影作品收藏，还有很多19世纪民族人类学方面的老照片。此外，档案馆内还有丰富的印度、东南亚和远东摄影艺术作品。
有声档案馆建于1933年，由当时博物馆副专员菲利普·斯特恩一手促成。当时，他清楚地认识到某些古老的亚洲传统音乐已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淡忘，于是，他决定成立有声资料馆，专门保存这类脆弱的财富。目前，馆内拥有一千八百多张78转唱片、一千多张33转唱片，以及五百多卷民族人类学考察时录制的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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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博物馆举办馆藏瓷器精品展
200余件异彩纷呈的浙江省博物馆
晚唐龙泉窑的青瓷碗、北宋钧窑的玫瑰紫斑纹盘、南宋定窑的白瓷人物、辽金磁州窑的墨彩纹枕、明代景德镇官窑的彩瓷壶、清代官窑的黄釉簠……，6月25日起，200余件异彩纷呈的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瓷器在其孤山馆区的聚珍馆内展出，集中展示了浙江古代青瓷的发展历程及国内名窑名瓷的工艺成就。
据介绍，浙江是古代瓷器的发源地和青瓷的故乡，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青瓷文物和对青瓷的研究水平在国内首屈一指。而在省博的大量瓷器文物收藏中，还有一个充满神奇和魅力的板块——非浙江窑口生产的宋元名瓷和明清彩瓷，也几乎占据了馆藏瓷器的半壁江山，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品质精美。本次展览正是从这两大瓷器板块中攫取部分代表性的精品，为广大钟情于瓷器鉴赏和瓷器收藏的人们勾勒出一部完整的中国瓷器发展轮廓。本次展览免费参观，每周一上午闭馆。
北宋钧窑玫瑰紫斑纹盘
宋耀州窑缠枝菊纹深腹碗
南宋白瓷骑驴人物
宋磁州窑白釉四系瓶
宋定窑的白瓷
明晚期“东方朔偷桃”瓷塑像
清康熙年间的青花夜游赤壁诗图提梁茶壶
清光绪年间官窑黄釉“仿元天历簠”
大英博物馆藏定窑白瓷
宋代五大名窑，官，哥，汝，定，均，唯一以生产白瓷为主的就是定窑，其余皆为青瓷。晚唐时期，在古定州，现在河北曲阳一带就能烧制出胎色洁白，釉质莹亮，薄如脱胎的素白瓷。定瓷从唐代出现，北宋中后期发展鼎盛，开始烧制北宋皇室的宫廷用瓷，产品由此风靡一时，成为五大名窑之一北宋末年，由于战乱，定窑逐渐衰落和废弃，窑工随朝廷南迁，给南方景德镇窑带去了更先进的制瓷工艺。金代有复兴，没落于元末，定窑烧制历史750年左右。
大英博物馆藏定瓷
定瓷釉色，如早冬初雪，清淡素雅。在五代晚期，定窑的瓷土就可以淘洗极精研，所制瓷胎坚致细白，修胎精细轻薄，造型轻巧秀雅，多施满釉且釉色灵动光润，薄而匀净，纯白如牛乳。由于瓷质精优，色调淡雅，纹饰秀美，在北宋中晚期，定窑开始为北宋宫廷制器，因定瓷为民窑御供，所以定窑白瓷有精粗之别。由于装烧技术的改进，北宋早期，定瓷口沿有釉，到了北宋中晚期，为了避免定窑薄胎瓷的变形，采用覆烧工艺，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为了掩饰御供精白瓷的芒口缺陷，就以金，银，铜等金属做包口装饰，史称“金装定器”。大英博物馆所藏定瓷，即多为这类精制白瓷，黑色口沿是金属氧化所致。
大英博物馆藏定瓷划花牡丹纹盘
定窑作为五大名窑之一，不同于官哥汝均之处，除了釉色之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它的装饰技法。官哥汝均都以釉色见长，体素无纹，以釉面自然开片为装饰特色，而只有定窑白瓷，光素无纹者少，装饰工艺以划花，印花以外，还有堆花，绣花，锥花等技艺，装饰的纹饰题材也丰富多样，花鸟走兽，凡自然界美好之物，都可用于定瓷装饰。装饰手法多变，应用娴熟，划花工艺，尤为精妙，如下图大英博物馆所藏划花双凫图斗笠盏，用刀或竹篾刻划，线条洒脱流畅，舒朗俊逸，花草摇曳，双凫戏水，画面构图完整，简练传神，意蕴深远。
大英博物馆藏划花双凫图斗笠盏
大英博物馆藏定窑印花花果婴戏图碗
一直以来泪痕，芒口，竹丝刷痕为鉴定定瓷的三要素。泪痕为流釉痕，古籍更以有泪痕者为真品，但真品未必是佳品。实际情况是，各个时代的定窑精品往往很多都无泪痕，五代晚期，宋代早期的定窑精品也无芒口。泪痕，芒口，竹丝刷痕应为制瓷缺陷，多出现在一些制作不甚完美的作品上，只可参考，不能作为绝对的鉴定依据。
日本美术馆藏婴戏荷叶枕
宋代留存至今的定瓷，已成供人瞻仰的艺术品，给人美好的精神享受，遥想两宋时期，这些巧思构造，巧工制作的艺术品，大多只是人们日常所用之器物，宋人的艺术素养和生活品味之高可见一斑。
法国国家陶瓷博物馆举办法、德、奥三国瓷器精品展
位于巴黎近郊赛弗尔市的法国国家陶瓷博物馆，于3月26日展出由收藏家高航先生历时14年潜心收藏的近千件著名的法国赛弗尔、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三国瓷器工坊，于1800年至1850年期间生产的瓷器精品。这些精美的瓷器大都用作皇室的日常生活和对外交往，主要有餐具、装饰花瓶和装饰瓷盘等几大类。
展览首先通过资料和珍贵的瓷器团原稿，对法、德、奥三国皇家瓷器长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19世纪初，法、德、奥三国的瓷器生产，无论在创意和款式上都有其相同和相似之处，但各家又有自己独到之处。柏林瓷器，注重追求纯前古时期风格，作品显得雍容华贵。维也纳瓷器，更多地以花鸟、田园风光来展现大自然的魅力。而享有欧洲之冠美誉的法国赛弗尔瓷，力求创意，以图案细致，大面积镀金独树一帜。
18世纪末的欧洲，在家居装饰和生活礼仪方面，以反映和体现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为时尚。本次展出的瓷器，造型迥异，色彩绚丽，工艺精湛，充分展示了欧洲瓷器生产鼎盛时期的辉煌。许多作品以人物肖像，大自然风光，植物以及城市景观为主题，称得上是绝世精品。展览的最后部分，与收藏展相呼应，是一套高航先生向哥本哈根王室瓷器工作坊定制的手绘河马图豪华餐具，该套餐具共144件，每件瓷器上的河马图案，千姿百态。大小河马，憨态可掬、惟妙惟肖，让参观者流连。
许多慕名而来的中老年瓷器爱好者，被这些独特巧思的瓷器艺术所吸引。
据悉，该展览已在柏林和维也纳先后举办，在法国展出后，将赴美国纽约。
烟台市博物馆瓷器精品欣赏
中国古代瓷器历史悠久，制作技艺精湛。从商代原始瓷的古拙质朴到成熟瓷器的细腻精致，从青瓷的一枝独秀到不同瓷种的百花竞艳，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和辉煌的艺术成就乃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缩影。中国古代瓷器深刻影响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烟台市博物馆的《瓷苑掇英》展厅展出了馆藏部分瓷器精品，各具特色，各有源流，为观众们展开了一幅瑰丽的瓷器艺术画卷。在此选取博物馆所藏几件珍品与读者分享，为读者作简单介绍。
1.北宋越窑青釉带托执壶(图1)
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的青瓷窑，窑址所在地主要集中在今天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因这些地区在古时属越州而得名。越窑青瓷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倍受人们的赞赏和青睐。越窑青瓷以胎质细腻、造型典雅、釉色莹润、质如碧玉著称于世。
这件北宋越窑青釉带托执壶，是1973年烟台蓬莱大柳行村出土，釉色莹润入骨，胎质细腻坚硬，造型雅致古朴，是越窑青瓷精品，也是南方青瓷的代表作。
壶通高19厘米，口径4.6厘米，底径8.3厘米，腹围43.5厘米，高15.5厘米。托口径13.3厘米，底径8.7厘米，高2.6厘米。盖通高5.4厘米，直径6厘米。
壶小直口，高颈，口上扣塔式盖，盖有钮。广肩，圆腹，矮圈足，一侧长流微曲，另一侧曲柄扁宽，曲柄高过口部与壶盖紧贴，其上有三道弦纹。壶托圈足，壶底及托底各有六个支烧痕。壶内外通体施青釉，壶盖内涩胎，钻两小孔。
执壶，又称“注子”、“注壶”，最初的造型是由青铜器而来的，是隋代时期出现的酒具。而现代的执壶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饮茶用具、样式繁多。一把好壶必须具备“三平”，要求把手、壶口、和流口的高度都在一个平面上，若是再配上精美的瓷画就更加锦上添花了。
2.元龙泉窑划花堆塑公道杯(图2)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省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时期，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生产瓷器的窑系。龙泉窑釉色苍翠，往往露胎呈现胎色，瓷釉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
此件元龙泉窑划花堆塑公道杯1959年蓬莱修水库时出土，1962年由烟台地区博物馆征集调入烟台市博物馆。通高9.5厘米。托直径16.2厘米，底径4厘米，高3.7厘米。杯高6.8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2.5厘米。撇口，底圈足， 杯中央塑一袒胸的老者，称作"公道佬"。杯托呈葵口，浅腹，小圈足，托内塑一鸡笼式杯座。胎体厚重，露胎处泛火石红。釉色青翠，釉质丰润，有玉质感。杯与杯托的外腹部均刻划菊瓣纹，鸡笼式杯座凸印缠枝莲纹。"公道佬"体内有一U形管，管下端通杯底小口。当向杯中注酒时，若酒高过“公道杯”的胸部，酒即迅速从杯中泄光，流到下面承接的杯托里。
公道杯为什么公道呢？其玄妙就在杯内——它巧妙地运用了虹吸原理。虹吸原理是指密闭在弯管中的液体，在弯管两侧端口压强不同时，就向着压强较小的一侧流动。以用橡胶管给鱼缸换水为例：拿一根较长的橡胶管，将管的一端插入水中，在另一端吸气，由于吸气端气压减小，水会进入到橡胶管中。当水充满橡胶管时，堵住吸气端，然后将吸气端下垂到鱼缸底端以下，放开吸气端，由于伸入鱼缸中的一端水位高，压强大，水会由压强大的一边流向压强小的一边，鱼缸中的水就会自动流出了。
据说古时人们曾用公道杯对付贪酒者，斟酒时超过一定的高度，就会全部漏光。用公道杯盛酒最为公道，盛酒时只能浅平，不可过满，否则杯中的酒便会全部漏掉，一滴不剩。通过公道杯的原理人们也可以悟出“知足者水存，贪心者水尽”的道理，它告诉人们办事必须讲求公道，为人不可贪得无厌！
3.元景德镇窑青花玉壶春瓶(图3)
青花瓷是指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透明釉，以1300℃左右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釉下钴料在高温烧成后，呈现出美丽的蓝色，习惯上称之为“青花”。中国瓷器的发展，在唐代以前，青瓷占主导地位；唐代以后，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到了宋代，品种众多，瓷器生产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景象。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烧制成熟后，情况就起了急剧变化。从十四世纪年代到十五世纪前期，短短七十年时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就占据了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景德镇也一跃而为中国的瓷都。
这件元景德镇窑青花玉壶春瓶，高29.5厘米，口径7.9厘米，底径9.1厘米，腹围48.5厘米。敞口，细长颈，溜肩，鼓腹下垂，圈足外撇，露胎处有火石红。颈上部绘蕉叶纹，颈下部绘覆莲纹，腹部绘缠枝莲纹，腹下部饰仰莲瓣纹，各层花纹之间以卷草纹分界，瓶口内沿绘花叶纹，圈足绘卷草纹。
玉壶春瓶最早出现于宋代，是装酒的实用器，后逐渐演变为观赏性陈设瓷。这件玉壶春瓶是元代玉壶春瓶的典型器形，造型清秀瘦长。釉色白中闪青，釉质润泽透亮。使用国产青花料，发色较暗，青中带灰，有结晶斑点。纹饰较疏朗，笔意流畅活泼，委婉有致。
此瓶为墓葬出土。1972年，掖县(今莱州)东宋公社的村民在平整土地时，不慎破坏了一处元代墓葬，共出土两件青花玉壶春瓶。两瓶大小相若，但纹饰略有差异，遗憾的是其中一件口沿有残。他们将其卖与当地采购站，烟台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去该站拣选文物时发现了这两件宝贝，遂带回馆内入库收藏。
4.明永乐景德镇窑青花缠枝莲纹梅瓶(图4)
青花瓷器从元代烧制成熟后，自明永乐开始，又出现了新的高峰。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以其胎质细腻洁白、釉层晶莹肥厚、青花发色浓艳、造型种类多样和纹饰精致优美而享誉盛名，被称为我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
此件明永乐景德镇窑青花缠枝莲纹梅瓶高25厘米，口径4.6厘米，底径10.1厘米。唇口，短颈，丰肩，瘦腹。在洁白肥润的釉子上以青花描绘，纹饰主要为缠枝莲，间以蓼花，肩部绘蔓草，底边以朵莲一周为边饰。青花用苏泥勃钴料，绚丽鲜艳，凝重古雅，富有层次感，浓重处凝聚成结晶斑点。胎质细腻，细砂底有光滑温润之感，胎薄体轻，比例合度，曲线优美，构成了永乐青花瓷器的特色。
永乐青花的烧制与郑和下西洋有密切的联系。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苏泥勃”青含锰量低，在适当火候下能呈现宝石蓝的色泽，是极为优质的瓷绘原料。又因为其含铁量较高，往往在笔触较深的色浓处出现黝黑的斑点，是永宣时代的青花发色迥别于其他朝代的标志性元素。以后历朝历代虽都有模仿，但都再也无法重现永宣时独属于苏泥勃青的那种色调。
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 、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作盛酒用器，造型挺秀、俏丽，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梅瓶最早出现于唐代，宋辽时期较为流行，并且出现了许多新品种。宋元时期各地瓷窑均有烧制，以元代景德镇青花梅瓶最为精湛。明代的梅瓶造型，比例偏低；口部圆浑厚实，没有明显的线角转折；肩部向上抬起，线条饱满而有力；腹部之下，呈垂直状，有的微向里收；在足部的结束部分，稍向外撇。
5.清康熙五彩龙凤纹盘(图5)
清朝瓷器以青花瓷著称于世外，彩瓷也曾享誉一时。习惯上所说的彩瓷，是指瓷器釉上加彩。据考证，这种以彩色装饰瓷器的做法，起源于晋，宋代出现釉上的“宋三彩”，元代则创造了著名的青花、釉里红等，到了明清两代，釉上彩的配方进行了重大改革，经过了一系列的创新，以红、黄、绿、蓝、黑、紫等多彩色绘制出画面，充分显示了它的绚美和巨大的吸引力，这就是五彩瓷的发明。
五彩瓷器是釉上彩中主要品种之一，俗称“古彩”，也称“硬彩”。五彩施彩方法仅一种以勾线后平涂填色，它创烧于元代晚期江西景德镇窑。五彩的主要着色剂为铜、铁、钴、锰等矿物元素，以水或胶水作溶剂，按纹饰需要施于已烧好的素白釉瓷器上，再经常770-800`C的彩炉中焙烧而成，烧烤后的色彩呈现玻璃质状，有坚硬质感。
五彩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的新品种，经明代发展到清康熙年间达到高峰。此盘即为清康熙五彩器的典型代表。盘高4厘米，口径25.1厘米，底径16.2厘米，侈口外撇，浅弧腹，大平底。盘的内心和内壁各绘一组双龙双凤，以花叶纹填地，构图饱满紧凑，复杂繁密。圈足内以青花书二行六字楷书款“大清康熙年制”，外饰双栏圈。整件作品颜色鲜明妍丽，灵动活泼，光泽透彻明亮，给人以一种明朗感，这便是康熙五彩与后世雍正朝盛行的具有柔软感的粉彩相比，被人称为“硬彩”的原因。它鲜明透彻，线条有力，能耐火，不褪色，不剥落，恒久如新。
6.清乾隆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纹双兽首耳尊(图6)
尊高31.3厘米，口径12.4厘米，底径12.6厘米，腹围69.2厘米。鼓腹，圈足，兽吞双环耳，以青花釉里红绘缠枝莲纹。通体由青花绘制的卷草纹、水波纹、勾连回纹进行分隔，形成颈部和腹部两大主体纹饰。颈部青花绘制叶，釉里红绘宝相花，另穿插釉里红卍字符与蝙蝠图案。腹部绘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纹，莲头依宝相花形制绘制，另穿插蝙蝠和暗八仙图案。整体寓意富贵吉祥。肩部装饰有一对兽吞双环耳。
青花釉里红，俗称“青花加紫”，是在青花间用釉里红加绘纹饰的一种瓷器装饰手法。青花，先用钴料描绘图案花纹，然后施透明釉，在以1300C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釉里红，是我国的传统釉下彩装饰之一，用铜的氧化物(铜花)为着色剂配制的彩料，在坯体上描绘纹样，再盖一层透明釉，然后装匣入窑，经1250C～1280C的强还原焰气氛，使高价铜还原成低价铜，在釉里透出娇妍而沉着的红色花纹。釉里红与青花相结合在一起进行装饰而称为“青花釉里红”。由于青花和釉里红的烧成气氛不同，所以要控制各种因素使其达到一个烧成的共鸣点实属困难。
青花釉里红起源于元代，到清代乾隆时期，由于制瓷工艺的发展、制瓷原料的改变，使青花釉里红的烧制达到一个成熟的时期。烟台市博物馆此件缠枝莲纹双兽首耳尊正是乾隆时期的青花釉里红精品。青花幽靓雅致，沉静安定，釉里红浑厚壮丽，器形庄重大方，形成了高雅而又大气的艺术风格。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极品瓷器
中国是最早烧制出瓷器的国家，也是历史上烧瓷种类最多、水平最高的国家。曾经一度在外国人的眼中“瓷器”就是中国的代称，瓷器和中国密不可分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北宋定窑玉壶春瓶 高24.4cm
北宋定窑莲花纹大碗 高11.5cm 直径24.8cm
南宋龙泉窑青釉鱼耳瓶 高17.1cm
南宋景德镇青白瓷梅瓶 高31.4cm
南宋景德镇青白瓷斜倚仕女瓷枕 高11.1cm 长22.9cm
中国的瓷器外销起码可以追溯到唐代。
宋、元、明、清历代都有大量瓷器出口。早先出口到国外的瓷器因年代久远，因瓷器的易损易碎，大都不复传世界，今天隻是靠考古挖掘出的碎片推断当时出口的规模。世界各大博物馆动辄上千件上万件、件件价值连城的中国瓷器多是近代通过各种渠道流失出去的。
元青花缠枝莲鱼藻纹大盘 直径45.7cm
元青花缠支花卉带盖梅瓶 高44.5cm
元青白釉玉壶春瓶 高27.9cm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全世界范围内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几个大博物馆之一，它所收藏的中国历代瓷器陈列在二楼亚洲馆大厅四周。
藏品从早期青瓷、白瓷，唐代长沙窑、三彩，宋代定、汝、官、钧四大名窑，到元代青花、釉裡红，明、清之际的景德镇青花、红釉、黄釉、斗彩、五彩、墨彩等等应有尽有。在那里几乎可以看到完整、详尽的中国瓷器史。
明宣德青花龙纹罐 高48.3cm，直径48.3cm
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罐 高23.2cm
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瓷器收藏中，给人深刻印象的精品有很多，真的是不胜枚举。
元明清瓷器鉴藏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浙江省博物馆藏宋代龙泉窑瓷器
北宋早期，龙泉窑的产品以淡青釉瓷器为主，在装饰技法上多使用“划花”手法，支烧工艺采用垫圈泥点支烧，与同时期的越窑非常相似，器型也带有强烈的越窑风格，从器物的外表来判断，二者很难区分。此后开始出现一些独特的器型，如夹层碗、五管瓶、龙虎瓶等，在装饰技法上多使用篦划纹填充纹饰。在施釉技法上，仍使用传统的石灰釉，施釉较薄，釉色以青黄色为主。
一、北宋 龙泉窑青瓷刻划花执壶
口径7.7、底径7、高20厘米。浅盘口，细长颈，八棱腹，圈足外撇。流长而弯曲，把手背中间被分成两股，肩部置有一对系，中间亦分成两股。腹部的每个区域内都用细线划满花叶纹。通体施淡青釉，圈足内部也有釉，足端无釉。此件执壶制作规整，纹饰优美，为注酒器。初创时期的龙泉窑较多地烧造淡青釉产品，生产年代大致在北宋早期。这一时期生产的产品带有强烈的越窑风格。越窑是宋以前浙江的制瓷中心，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的巅峰时期，进入北宋以后快速走向衰落直至停烧。关于越窑停烧的原因，目前主要的观点是唐五代时期越窑生产规模快速扩张导致燃料不足。越窑的部分工匠转移到龙泉地区烧造瓷器，因此早期的龙泉窑青瓷产品带有强烈的越窑风格。这件淡青釉执壶的八棱腹与唐代越窑生产的八棱净瓶十分相似，线条纤细的划花纹饰也是五代宋初越窑产品的特色之一。这件执壶年代应该在北宋早期。
二、北宋 龙泉窑青瓷刻划花夹层碗
口径14.4、底径9、高6.7厘米。由内外两层组合而成，内层呈浅盘状，盘底有一道弦纹，弦纹内刻划三朵莲花纹饰。外层深腹，下腹弧收，大平底，底中央有一圆孔，以碗底为中心，自下而上外壁刻划有十六瓣莲瓣纹，莲瓣的顶部有一道弦纹，莲瓣纹内有细线条。内外夹层中空。通体是青绿色釉，底部无釉，底中心圆孔边缘有釉。为龙泉窑淡青釉产品，年代大致在北宋早期。
三、北宋 龙泉窑青瓷刻划花盖瓶
口径8.1、底径6.9、通高29.5厘米。盘口微敛，喇叭形短颈，溜肩，长弧腹，圈足。颈肩相连处各饰两道弦纹。腹部用减地法施六道纵向凸棱，将腹部分为六个区间，每个区间内刻划一花叶纹，中填篦纹，纹饰基本相同。器盖子口，盖面呈覆盆状，上饰篦划纹，呈水波状，盖钮为宝珠状，宝珠腰部有凸沿。通体施青黄色釉，玻璃质感强，釉面有冰裂和缩釉现象。器盖内部、口沿、圈足内部无釉，胎呈青灰色。与浙江龙泉市塔石乡秋畈村北宋元丰元年（1078）墓出土青瓷瓶的器型、纹饰十分相似，年代推测大致在北宋中晚期。
四、北宋 龙泉窑青瓷带盖五管瓶
口径8、底径9、高31厘米。器盖为覆盘式，盖钮呈宝珠形，宝珠下部有凸沿，盖面刻划覆莲纹。器身短直口，腹有五节，上四节宽度基本相同。自上往下逐渐外扩，第五节较长，逐渐内收，圈足外撇。第二节处置有等距离的五管。腹部二、三、四节刻逆向斜条状纹饰，第五节刻划双层仰莲纹，瓣面填充篦纹。釉色青黄相间，玻质感较强。圈足足端和内部无釉，露胎处呈土黄色。五管瓶是北宋龙泉窑的特色产品之一，多出于墓葬，为随葬用的明器。与此件相似器型的器物在龙泉龙泉市塔石乡秋畈村北宋元丰元年（1078）墓也有出土，年代推测大致在北宋中晚期。
五、北宋 龙泉窑青瓷盘龙瓶
口径5.1、底径6.8、高24.8厘米。盂形口，长直颈，圆肩，深弧腹，圈足。肩部装饰一道捏制的波浪纹，其上堆塑一条上下翻腾的龙，四足三爪，周围有花、石、祥云点缀。器腹上下各饰一道弦纹，中间刻划缠枝牡丹纹。胫部刻划仰莲纹，纹饰中填充篦划纹。通体施青黄色釉，口沿与底部无釉。宋代龙泉窑多生产此类以龙虎为主题的堆塑瓶，并称为龙虎瓶。
六、北宋 龙泉窑青瓷莲瓣纹敛口钵
口径5、底径3.5、高5厘米。敛口，折唇，斜直腹，平底微向内凹，腹部刻有仰莲纹，上划有篦纹，通体施青黄色釉。莲瓣纹钵是宋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之一，南宋时期也有生产，并且出现了圈足。这件莲瓣纹钵出土于杭州葛岭工地，造型规整，简洁优雅，为宋人的文房用具。
南宋龙泉窑较北宋龙泉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汝窑首创的石灰碱釉开始被广泛运用到瓷器的生产上。南宋龙泉窑青瓷以釉色为胜，产品以素面为主。粉青、梅子青等釉色的瓷器受到时人的喜爱，生产的瓷器远销海内外。
七、南宋 龙泉窑青瓷弦纹梅瓶
口径4、底径6.5、高25厘米。盖呈覆钵状，盖面平齐。瓶口较小，唇外卷，短颈，丰肩，腹部修长，圈足。盖和瓶身饰满弦纹。施粉青釉，腹部大部分区域布满密集的开片纹，开片处泛黄，釉层莹润，从器盖上可以观察到二次上釉的痕迹。底部无釉，露胎处呈灰白色。出土于松阳庆元元年（1195）程大雅墓，为该墓出土6件梅瓶的其中之一。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是龙泉窑生产从薄釉向多次施釉发展的转折时期，这件梅瓶便是最好的实证之一。
八、南宋 龙泉窑青瓷琮式瓶
长9.2、宽9.2、高25.5厘米。圆口，短颈，方身，圈足，口径与底径相仿。器身四面有横、竖凸起的直线纹，器身共八节。通体施青绿色厚釉，釉色莹润，足端无釉，露胎处呈灰白色。琮瓶，因其造型似史前玉琮而得名。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琮，其实是清末才有的说法。根据台湾大学谢明良的考证，宋人认识中的琮与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琮有一定的差距。琮瓶的材质除瓷质外还有石质和铜质，后两者目前仅出于四川窖藏，且年代较瓷质的更早。宋代琮瓶具有某种祭仪功能，明人将此种器型的器物称之为“蓍草瓶”，多将其用来插花，成为明代文人案头清供之一。
九、南宋 龙泉窑花形盒
口径5、底径5、高4.4厘米。整器平面呈正五边形，盖母口，盖面塑一五瓣梅花。盒子口，直腹，正五边形圈足。盒身转角近口沿处刻划四道波浪形弦纹，与盖沿处的弦纹相连接，线条流畅，于细节处见匠心。通体施粉青釉，子母口和足端露胎。粉青釉产品为南宋龙泉窑的特色产品之一，釉面光泽柔和，釉色清新淡雅，颇具玉质感。
十、南宋 龙泉窑鬲式炉
口径11.7、高9厘米。宽折沿，直颈，扁圆腹，下承三乳足。肩部有一周弦纹，腹部至足部各饰一道出筋，三足内侧各有一小孔。整器内外施粉青色乳浊厚釉，足端无釉，露胎处呈灰白色。鬲式炉的器型仿自先秦青铜器中的鬲。宋代瓷器的一大特点就是多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器型。这类器物的用途应是做焚香用的香炉，南宋词人吴文英《夜行船·赠赵梅壑》一词中有：“古鬲香深，宫壶花换，留取四时春好”的文字相印证。
十一、南宋龙泉窑青瓷洗
口径12.5、底径6、高4.3厘米。敞口，窄沿，圆唇，斜直腹，圈足。素面无纹饰，通体施粉青色厚釉，足端无釉，呈锈红色，器身薄釉处可观察到白胎。1958年龙泉金村窑址采集，金村是龙泉南区最为重要的三个窑址群之一。这件洗完整无损，造型规整，唯外腹壁有很多黑色的污渍。宋代龙泉窑以釉色闻名，在釉色的筛选上有严格的标准，像此件釉色微瑕的器物就没有经过当时窑工检验，成为一件合格的产品。
十二、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把杯
口径8.6、底径4.4、高3.3厘米。直口，浅直腹，矮圈足，上腹部近口沿处置一圆形把手。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布满开片。口沿与足端无釉露胎，胎呈紫黑色。为龙泉窑中的黑胎类产品。
十三、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碗
口径8.6、底径4.1、高5.1厘米。直口，深腹，近底处骤内收，圈足。通体施青灰色釉，釉层布满均匀细碎的开片。足端无釉，胎壁较薄，露胎处呈紫褐色。
十四、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唾盂
口径16.1、高7.7厘米。浅盘口，束颈，直腹，圈足。圈足与垫饼粘连。通体施青灰色釉，釉层布满气泡和细碎的开片。
十五、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花口瓶
口径5.5、底径5.2、高14厘米。喇叭形六瓣花口，对应的器腹和圈足均呈六瓣花形。束颈，圆弧腹，圈足外撇。通体施青褐色釉，釉面有开片。足端露胎，胎体较薄，呈紫褐色。整齐略扁，为对半合模制成。
怎么鉴定元明清瓷器？
怎么鉴定元明清瓷器？(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
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
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
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
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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