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精修瓷器。
历代瓷窑-修内司官窑（图）
也称“ 南宋官窑 ”。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宋叶真《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另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涵；澄泥为苑，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窑是南宋设立的第二座官窑，三千年代在杭州乌龟山发现窑址。所烧瓷器除盘碗外， 多仿周汉时期铜器玉器式样， 胎呈黑褐色，釉有粉青、月白、炒朱黄各色。明清两代景德镇御器厂仿官成风，以清雍正 (1723-1735)时所仿质量最好，有的几可乱真。南宋修内司官窑方支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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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洞窑址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
在中国古陶瓷学会2006年年会暨青瓷学术研讨会上，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展示的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出土文物惊动四座，特别是一个名为“荡箍”的制陶部件吸引了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的目光。此前，学术界一直有人质疑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的“南宋修内司官窑”身份，而此次研究人员历时5年整理出来的文物证明，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就是以前的南宋修内司官窑。
在宋代瓷器派系中，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定窑名声最著，南宋官窑所出瓷器被后人视为珍品。据记载，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以后，共建造了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两座官窑。上世纪20年代，人们在杭州乌龟山发现了郊坛下官窑遗址，但修内司官窑在哪里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1996年，杭州老虎洞窑址的发现终于使修内司官窑浮出水面， 2001年，老虎洞窑址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然而，由于没有找到真正有说服力的物证，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论。从2001年起，杭州历史博物馆对老虎洞出土文物进行了长达5年的整理，结果令人欣喜。目前已整理出4000多件出土文物，包括碗、盏、盘、洗等20类、53型器物，使人看到了令人惊叹的南宋官窑瓷器。其中一件在制作陶器过程中所使用的“荡箍”更令专家感到兴奋，上面清晰地写有“修内司官窑置庚子年”的字样。根据纪年，南宋时期有两个庚子年，分别是孝宗淳熙7年（公元1180年）和理宗嘉熙4年（公元1240年）。由此可以断定，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就是以前的南宋修内司官窑。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著名古陶瓷专家耿宝昌连连称“荡箍”为“国宝”。他说，修内司官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学术界持续了数十年的争论也可以平息了。昨天，老虎洞窑址终于验明正身，它正是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立的第一个官窑，也就是当年的修内司窑（修内司掌管打铁、制瓷等工匠的衙门）。修内司窑到底存不存在，又在哪里？这个争论了多年的难题，也迎刃而解。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唐俊杰说“从老虎洞发掘出的一件瓷荡箍，是证明这一切的铁证。”他介绍，荡箍是陶车上的一个部件，拉坯的时候能用到。
这件荡箍特别的地方，不是它的造型和功用，而是它身上近20个字。由于年代久远，字迹磨损得很厉害，但现在还能辨出“修内司……置庚子……师……匠”几个字。这说明修内司官窑确实存在，而且就是老虎洞窑址。在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中，明确写着南宋官窑有两个一个是郊坛下官窑，另一个是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窑址早被确定，就在杭州南郊乌龟山一带，现在的南宋官窑博物馆内。经过1956年和1985年两次发掘，这里发现了作坊遗迹和龙窑。没想到，在距乌龟山不到2.5公里的凤凰山脚下，就是修内司官窑的窑址。
南宋在公元1127年迁都后，仍然丢不掉皇室的脸面。为了满足皇宫和达官贵人使用瓷器的需要，再度建立官窑。据记载，南宋在杭州先后建立了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两座，以修内司窑出的瓷器为上品。而这座官窑以前一直是有记载无实证，成为千年之谜，直到老虎洞窑址的发现，才渐渐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经过杭州市文物考古所5年的发掘整理，已经初步整理出4000件青瓷。而瓷身带字的，只有这一件荡箍，它也成为了最有力的佐证。从昨天开始，市民走进杭州历史博物馆，就能欣赏到其中200多件青瓷精品。这些青瓷中粉青、米黄色釉的瓷器非常精致，有玉质感，比郊坛下官窑出土的青瓷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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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窑的鉴别
1、 汝窑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
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
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言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瓷窑的分布情况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官窑来源于民窑，从这个逻辑上讲，在汴京建立之前，理应有个民窑的存在。否则，这种“汴京官窑”青瓷便成了无源之水。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解决北宋官窑遗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考古证实，清凉寺遗址的部分发掘品与传世汝窑瓷相同，官汝窑器的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基本为淡天青色。色调稳定，釉面滋润而不甚光亮。釉层开细小纹片并伴有冰裂纹，因裹足支烧。器底留有芝麻大小不等的支烧痕，制作十分精致。在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民汝窑器，经研究，当时官汝窑烧造前的遗存。这证明了先“命”汝州烧青窑器，后“自”置官窑的历史事实。
南宋官窑的发掘为研究北宋官窑的源头提供了珍贵资料。南宋官窑的发掘者认为：“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受浙江制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而是根据汝窑的技术而生产的，所以，从胎、釉配方，胎色、器形、釉层不透明、开裂和用支烧等，都与汝窑官窑相似。”可见，文献上的“袭故京遗制”是袭官汝窑而不是袭所谓的“忭镜官窑”。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宫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证，即可得出官汝窑即时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的结论。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汝窑产品的特征为：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呈淡青色。并注重釉色的典雅，以开纹片为美，不讲究刻划花的装饰，个别器物仅仅装饰一道或几道弦纹。造型大多模仿古代青铜器的样式烧造，古朴而端重。制作精细，盘、碗、洗等均采用裹足满釉支钉烧法，圈足卷曲外撇，器底留有细小如芝麻大小的支钉烧痕迹。
关于官汝窑烧造的时间可作如下推断：《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指明了官汝窑的上限在政和（1111—-1118年）年间。又据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宣和和奉使高丽图经》内记有“汝州新窑器”之说，证明官汝窑建立距宣和六年不会太久。而后便是靖康之乱。故而笼统言之，官汝窑的烧造史是上起政和年间至北宋灭亡的10余年间。
2、 钧窑
官钧窑是继官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考古工作者据“花石纲”史料及有关方志记载，结合宫中传世的钧窑瓷器，对其产地今河南禹县进行过多次调查。1965年，终于在禹县城北门内的八卦洞发现了古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在造型、釉色方面均与宫中传世钧窑瓷相同。从而证实了禹县窑址即是北宋官钧窑遗址。
北宋后期，在苏、杭设置“造作局”，以应皇室之需，竞相制作各种奢华奇巧玩物。尔后，有设“应奉局”搜罗各种珍贵的花石树木，运作汴京，史称“花石纲”。徽宗根据《周礼》记载，大兴土木，凿池引泉，修建殿阁楼台。庭院满目嘉花名木，室内陈设奇花异石，并建“寿山艮岳”。为了种植奇花异草和制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县建立了官钧窑，以烧制陈设用瓷。
官钧窑自民间择选能工巧匠，烧制各种宫廷陈设用瓷。如花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等，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称最。质地优良，制作精细。其中的玫瑰紫花盆、月白釉出戟尊均为宫中收藏官钧窑中的精品，这类官钧窑瓷器的底部分刻有“一”至“十”的编号字样，标明每类器物有自大到小的10种型号。官钧窑出窑后皆遴选入宫，臣民难得获得，故罕见墓葬出土。北宋灭亡，官钧窑废弃后民窑承其余绪继续延烧，生产民间用瓷。所以后来墓葬出土的钧瓷，都是民间瓷窑的产品。
官钧窑遗址发掘证明，官钧窑瓷器为两次烧成。即在器物成型后，坯体先要经过、一次素烧，然后施釉，再次入窑烧造。因为钧釉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艺术釉，须以多次分层挂釉，比一般瓷釉为厚。若坯胎强度松软，不经素烧，即挂釉烧造，会造成废品迭出。素烧还可以在施釉以前剔出不合格的坯胎，素烧有高温与低温两种。官钧铀成于高温，因此，钧游要求胎体的强度较高，经过高温素烧，可使胎釉强度一致。从而，达到提高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目的。
官钧窑创烧的艺术釉有如国画中的泼墨技法，对后世艺术釉的装饰技术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官钧器成型技术也是对瓷艺的卓越贡献。钧瓷常见的花盆、奁，多为方形、长方形、八方形、椭圆形、菱形以及各种花瓣形等多角形式。其成型难度之大，精密度之高，是其它瓷窑所罕见的。所以，钧瓷艺术一向为世人赞赏。但因釉厚，在烧制过程中往往受到高温而先出现裂缝，当釉在窑中熔化后，又将裂缝填满而形成的所谓“蚯蚓走泥纹”被称为官钧窑的一大特征。它标新立异的姿态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官钧窑遗址发掘表明，它的生产规模小，延续时间短，从发掘情况看，所见瓷片均被有意打碎，埋在2米以下的深坑中，坑有主坑和附坑，距离窑炉约20米。地面无任何埋藏痕迹，说明是有意灭迹。这也是其遗址长期未被发现的原因。
官钧窑建立的时间与“花石纲”紧密相关。《艮岳记》载：政和间遂即其地大兴土木工役。筑山号“寿山艮岳”。“花石纲”虽始崇宁、大观年间，但是，推测当时只是搜罗奇花异草运至汴京，并未建窑烧制器皿。迄今考古发掘出土的瓷片除刻有汉字数码的器物及刻有北宋宫殿名称，如“奉化”等字样的器物外，还在官钧遗址中发现“宣和元宝”钧瓷钱模一件。“宣和”为徽宗年号。由此可以确证，宣和年间为钧窑存烧年代。“花石纲”及内外制造局等至宣和七年（1125年）废。官钧窑烧造史的下限最迟当不会逾越此年。北宋之后，金人宋文化禁锢甚严，其间绝不可能出现上述官钧窑瓷器。由此得出官钧窑烧造使的上下限当在宣和1119～1125年的7年范围中。晚于官汝窑，并有一段与官汝窑并存的历史。
【精】河南宝丰开建汝官窑遗址公园
河南宝丰开建汝官窑遗址公园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日前，河南省宝丰县拨付1000万元专项资金，全面启动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公园建设，力争通过2至3年的努力，使遗址公园建设凸显成效。
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的汝官窑因专为宫廷烧制御用青瓷器而蜚声海内外。但辉煌一时的汝官窑窑火仅燃烧了20年就神秘地消失了，不仅烧造工艺失传，连窑址也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我国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1998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宝丰县清凉寺村发现了汝官窑中心烧造区，确认清凉寺为汝官窑遗址，这一发现曾轰动海内外，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入全国100处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总体保护规划已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但由于经费不足、拆迁困难等原因，保护规划的实施进展缓慢。
据了解，宝丰县委、县政府将实行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公园规划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并将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任务细化成93项，明确分工到28个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每周召开联席会议，确保遗址公园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