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北宋官窑的鉴别
1、 汝窑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
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
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言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瓷窑的分布情况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官窑来源于民窑，从这个逻辑上讲，在汴京建立之前，理应有个民窑的存在。否则，这种“汴京官窑”青瓷便成了无源之水。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解决北宋官窑遗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考古证实，清凉寺遗址的部分发掘品与传世汝窑瓷相同，官汝窑器的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基本为淡天青色。色调稳定，釉面滋润而不甚光亮。釉层开细小纹片并伴有冰裂纹，因裹足支烧。器底留有芝麻大小不等的支烧痕，制作十分精致。在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民汝窑器，经研究，当时官汝窑烧造前的遗存。这证明了先“命”汝州烧青窑器，后“自”置官窑的历史事实。
南宋官窑的发掘为研究北宋官窑的源头提供了珍贵资料。南宋官窑的发掘者认为：“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受浙江制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而是根据汝窑的技术而生产的，所以，从胎、釉配方，胎色、器形、釉层不透明、开裂和用支烧等，都与汝窑官窑相似。”可见，文献上的“袭故京遗制”是袭官汝窑而不是袭所谓的“忭镜官窑”。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宫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证，即可得出官汝窑即时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的结论。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汝窑产品的特征为：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呈淡青色。并注重釉色的典雅，以开纹片为美，不讲究刻划花的装饰，个别器物仅仅装饰一道或几道弦纹。造型大多模仿古代青铜器的样式烧造，古朴而端重。制作精细，盘、碗、洗等均采用裹足满釉支钉烧法，圈足卷曲外撇，器底留有细小如芝麻大小的支钉烧痕迹。
关于官汝窑烧造的时间可作如下推断：《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指明了官汝窑的上限在政和（1111—-1118年）年间。又据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宣和和奉使高丽图经》内记有“汝州新窑器”之说，证明官汝窑建立距宣和六年不会太久。而后便是靖康之乱。故而笼统言之，官汝窑的烧造史是上起政和年间至北宋灭亡的10余年间。
2、 钧窑
官钧窑是继官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考古工作者据“花石纲”史料及有关方志记载，结合宫中传世的钧窑瓷器，对其产地今河南禹县进行过多次调查。1965年，终于在禹县城北门内的八卦洞发现了古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在造型、釉色方面均与宫中传世钧窑瓷相同。从而证实了禹县窑址即是北宋官钧窑遗址。
北宋后期，在苏、杭设置“造作局”，以应皇室之需，竞相制作各种奢华奇巧玩物。尔后，有设“应奉局”搜罗各种珍贵的花石树木，运作汴京，史称“花石纲”。徽宗根据《周礼》记载，大兴土木，凿池引泉，修建殿阁楼台。庭院满目嘉花名木，室内陈设奇花异石，并建“寿山艮岳”。为了种植奇花异草和制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县建立了官钧窑，以烧制陈设用瓷。
官钧窑自民间择选能工巧匠，烧制各种宫廷陈设用瓷。如花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等，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称最。质地优良，制作精细。其中的玫瑰紫花盆、月白釉出戟尊均为宫中收藏官钧窑中的精品，这类官钧窑瓷器的底部分刻有“一”至“十”的编号字样，标明每类器物有自大到小的10种型号。官钧窑出窑后皆遴选入宫，臣民难得获得，故罕见墓葬出土。北宋灭亡，官钧窑废弃后民窑承其余绪继续延烧，生产民间用瓷。所以后来墓葬出土的钧瓷，都是民间瓷窑的产品。
官钧窑遗址发掘证明，官钧窑瓷器为两次烧成。即在器物成型后，坯体先要经过、一次素烧，然后施釉，再次入窑烧造。因为钧釉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艺术釉，须以多次分层挂釉，比一般瓷釉为厚。若坯胎强度松软，不经素烧，即挂釉烧造，会造成废品迭出。素烧还可以在施釉以前剔出不合格的坯胎，素烧有高温与低温两种。官钧铀成于高温，因此，钧游要求胎体的强度较高，经过高温素烧，可使胎釉强度一致。从而，达到提高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目的。
官钧窑创烧的艺术釉有如国画中的泼墨技法，对后世艺术釉的装饰技术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官钧器成型技术也是对瓷艺的卓越贡献。钧瓷常见的花盆、奁，多为方形、长方形、八方形、椭圆形、菱形以及各种花瓣形等多角形式。其成型难度之大，精密度之高，是其它瓷窑所罕见的。所以，钧瓷艺术一向为世人赞赏。但因釉厚，在烧制过程中往往受到高温而先出现裂缝，当釉在窑中熔化后，又将裂缝填满而形成的所谓“蚯蚓走泥纹”被称为官钧窑的一大特征。它标新立异的姿态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官钧窑遗址发掘表明，它的生产规模小，延续时间短，从发掘情况看，所见瓷片均被有意打碎，埋在2米以下的深坑中，坑有主坑和附坑，距离窑炉约20米。地面无任何埋藏痕迹，说明是有意灭迹。这也是其遗址长期未被发现的原因。
官钧窑建立的时间与“花石纲”紧密相关。《艮岳记》载：政和间遂即其地大兴土木工役。筑山号“寿山艮岳”。“花石纲”虽始崇宁、大观年间，但是，推测当时只是搜罗奇花异草运至汴京，并未建窑烧制器皿。迄今考古发掘出土的瓷片除刻有汉字数码的器物及刻有北宋宫殿名称，如“奉化”等字样的器物外，还在官钧遗址中发现“宣和元宝”钧瓷钱模一件。“宣和”为徽宗年号。由此可以确证，宣和年间为钧窑存烧年代。“花石纲”及内外制造局等至宣和七年（1125年）废。官钧窑烧造史的下限最迟当不会逾越此年。北宋之后，金人宋文化禁锢甚严，其间绝不可能出现上述官钧窑瓷器。由此得出官钧窑烧造使的上下限当在宣和1119～1125年的7年范围中。晚于官汝窑，并有一段与官汝窑并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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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浅谈官窑、汝窑及哥窑瓷器的特征
浅谈官窑、汝窑及哥窑瓷器的特征
这三个窑不属于一系，但它们是“名窑林立”阶段的重要品种，因为影响巨大，所以专门列出。官窑产品以生活用品和陈设用器为主。宋代官窑主要器物有碗、盘、碟、洗、瓶、炉、尊、及仿周、汉时期青铜壶等式样的瓷器。 汝窑的仿伪品自宋元起各朝皆有，特点是：胎多为注浆模制，胎壁较厚，胎色偏白，迎光看并无真品能见的微红色……（1）官窑：“官窑”的基本含义是皇家、官方营建，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场。不计工本，以最好的材料，最好的窑制，工艺最精良的工匠烧制。
产品不具有商品性质（在特殊情况下，也有宫廷选择之后出售、外销、赏赐等），仅供宫廷使用，严禁民间使用。官窑虽然只为满足最高统治者的糜费，但都促使中国制瓷业之精益求精。明洪武以后直到清代“官窑”，与早年“官窑”性质有一些区别。“官窑”的起源一般认为可追溯到唐、五代，如唐代“秘色瓷”之“秘”，如五代吴越钱氏宫廷垄断越窑精品生产，使之成为自己的官窑。据文献记载，北宋时，朝廷在汴京设置官窑，史称北宋官窑。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其产品就是“汝窑”亦不无道理。南宋时，建立修内司和效坛下官窑。北宋官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至今尚未确认，一说近年发现的杭州老虎洞窑可能就是修内司窑。因为官窑产品民窑不得仿烧，所以有的专家认为官窑不会形成窑系，而且它的烧制技术密不外传，烧造过一批瓷器后，瓷窑要被毁弃。生产状况亦是严格守密，所以文献笔记中罕有详细记载。其实，官窑技术中明显受越窑“秘色瓷”，耀窑五代产品，钧窑、汝窑、龙泉窑工艺的影响，只是提纯，担高罢了。
官窑产品以生活用品和陈设用器为主。宋代官窑主要器物有碗、盘、碟、洗、瓶、炉、尊、及仿周、汉时期青铜壶等式样的瓷器。早期釉色有粉青、青灰，青黄等，晚期采用厚釉工艺，追求釉色的玉质感，在素烧过的坯胎上反复施釉，裹足支烧，在器底部留下细小支钉痕。有的周身布满冰裂纹，口足呈紫色。宋代官窑的贯耳瓶，直口，细长颈，鼓腹下足。一般认为，杭州乌龟山窑址即为郊坛下官窑，又有人认为杭州老虎洞窑为修内司官窑。
所谓“传世官窑器”的特点，胎质细腻坚致，器壁薄，胎色黑或紫褐；釉色有天青、粉青、月白、油灰、绿、米黄色，釉层肥腴莹润，玉质感很强，釉面有各种开片；器型有碗、盘、碟、洗、盏托、直颈瓶等，还有仿古铜、玉器样式的瓷器。
官窑器的仿伪，自宋元以龙泉产品的高档化，就搞得十分复杂化，有的已难以定夺。从明代的仿品看，一般胎色较白，即便是仿紫褐色胎也是在白色瓷胎外面深色使然。清代大量仿烧，雍正朝工艺之高，甚到连乾隆皇帝都不辨真伪。近现代有一种深色胎，但质地粗糙，是机器制作而非手工制品。仿品的釉层都不似原件那样肥厚滋润，变得较薄，有的还趋于透明，釉面的开片极不自然。官窑瓷器固有的支钉痕往往不见，仿品做成无包釉支烧者，支烧痕圆正而不自然。造型上往往出怪民品种，基本上失去了宋代特有的秀美，而显得粗笨。
仿伪官窑的地点主要在景德镇，近年也扩大到河南、陕西、浙江等地。
（2）汝窑：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又称青龙寺），烧造时间约是北宋神宗到徽宗（公元1068-1125年）时期，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
汝窑器物胎较薄，但细腻、坚致，色如香灰，迎光可见微微红色，坯修得相当精细、规整。釉以天青色为主，还有天蓝、粉青、豆青、葱绿等色，釉面匀净较薄，开片可分牛毛纹、柳叶纹、鱼籽纹、蟹爪纹等。器型有盘、碟、洗、瓶、尊、碗、盏托、水仙盆等，盘、碟、洗、碗多为圈足外卷，多采用满釉裹足支烧，足底心有三至五个细小的支烧痕。盘和洗的数量最多，盘有花口、敞口、圆口、敛口等。汝窑盘敞口，斜壁，圈足，淡青色釉，釉面有细碎开片，采用满釉支烧（图1-54）。瓶有棒槌瓶、长颈瓶、长颈撇口瓶。尊有三足尊、出戟尊，还有六瓣花口的盏托和椭圆形的水仙盆。汝窑器以素面为主，个别有纹饰的有铭文“奉华”、“蔡”两种。
汝窑的仿伪品自宋元起各朝皆有，特点是：胎多为注浆模制，胎壁较厚，胎色偏白，迎光看并无真品能见的微红色。釉色清澈透明，有贼光，无真品那样的肥厚釉和釉面的珍珠 状开片，而呈现直线网状开片，造型不够大方，有过大或过小器皿。汝器中常有五代耀窑素面器、钧窑器等混入，需要严加鉴定。另外，汝窑与官窑器有的也难以区分。汝窑仿制地区曾集中于景德镇，近年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仿烧。
（3）哥窑：哥窑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特色是釉面布满碎片纹，又称“百圾碎”。
“哥窑”器以其高贵的器类，新民的造型，变废为奇的创制，从宋代起即引起人们激赏，由此还衍生出一些神话传说。然而，哥窑烧制的确切时代、地点、哥窑的性质，它与官窑的关系等等，都成为古瓷研究中诱人的谜团。至于龙泉地区哥窑瓷器的特征是：灰白色胎，胎质粗糙，胎壁较薄；施浅灰色青釉，釉层较厚，釉较透明而有玻璃光泽；釉面的开片大小相错，深浅有致，形成所谓“文武片”；又因为窑内作用加人工染色，形成“金丝铁线”，及品类繁多的名目，一般都具有“紫口铁足”。用匣钵装烧，内置垫饼或垫圈，垫烧工具的质地很细腻。传世哥窑器中，还有铁骨胎、深灰胎、土黄色胎，胎壁较厚；釉色有炒米黄色，浅炒米黄色，不透明 ，其光泽如人面上微汗沁出。器型有鱼耳炉、三足炉、乳丁炉、贯耳瓶、直颈瓶、穿带瓶、胆瓶、五足洗、碗、小罐、花盆、仿古觯等。南宋哥窑的灰白釉四瓣口洗，深灰色胎，施灰白釉，釉面开片，呈“金丝铁线”。花口，深腹，釉及底，底有四个小支钉。
仿伪哥瓷从明代起大量出现，以明代优秀产品以及清前三朝产品为代表，其新异、逼真程度往往使鉴定家十分为难。一般来看，仿品胎色偏白，有的釉面有贼光，有的釉层过透亮，也有的失透,缺乏生气。仿品的釉面开片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工填色，易于识别。真品的开片呈现一种自右上向左下的自然走势，而仿品的开片，紊乱而无规律。仿品的足部常常上宽下狭，恰与真品相反，有的在器足上涂黑褐色釉做出假“铁足”。手感偏重或偏轻。真品多为小件器，而防伪者有大器。有的用着油污来作旧。
民国前仿烧地点以景德镇为主，据说日本也有仿烧。近年来几乎全国都有防伪，产品数量巨大，各地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产品的优劣程度差异极大。
【精】河南宝丰开建汝官窑遗址公园
河南宝丰开建汝官窑遗址公园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日前，河南省宝丰县拨付1000万元专项资金，全面启动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公园建设，力争通过2至3年的努力，使遗址公园建设凸显成效。
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的汝官窑因专为宫廷烧制御用青瓷器而蜚声海内外。但辉煌一时的汝官窑窑火仅燃烧了20年就神秘地消失了，不仅烧造工艺失传，连窑址也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我国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1998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宝丰县清凉寺村发现了汝官窑中心烧造区，确认清凉寺为汝官窑遗址，这一发现曾轰动海内外，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入全国100处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总体保护规划已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但由于经费不足、拆迁困难等原因，保护规划的实施进展缓慢。
据了解，宝丰县委、县政府将实行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公园规划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并将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任务细化成93项，明确分工到28个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每周召开联席会议，确保遗址公园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陶瓷知识分享：南宋官窑的鉴别
南宋官窑的鉴别
1、 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 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精】历代瓷窑-修内司官窑（图）
历代瓷窑-修内司官窑（图）
也称“ 南宋官窑 ”。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宋叶真《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另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涵；澄泥为苑，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窑是南宋设立的第二座官窑，三千年代在杭州乌龟山发现窑址。所烧瓷器除盘碗外， 多仿周汉时期铜器玉器式样， 胎呈黑褐色，釉有粉青、月白、炒朱黄各色。明清两代景德镇御器厂仿官成风，以清雍正 (1723-1735)时所仿质量最好，有的几可乱真。南宋修内司官窑方支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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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洞窑址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
在中国古陶瓷学会2006年年会暨青瓷学术研讨会上，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展示的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出土文物惊动四座，特别是一个名为“荡箍”的制陶部件吸引了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的目光。此前，学术界一直有人质疑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的“南宋修内司官窑”身份，而此次研究人员历时5年整理出来的文物证明，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就是以前的南宋修内司官窑。
在宋代瓷器派系中，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定窑名声最著，南宋官窑所出瓷器被后人视为珍品。据记载，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以后，共建造了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两座官窑。上世纪20年代，人们在杭州乌龟山发现了郊坛下官窑遗址，但修内司官窑在哪里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1996年，杭州老虎洞窑址的发现终于使修内司官窑浮出水面， 2001年，老虎洞窑址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然而，由于没有找到真正有说服力的物证，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论。从2001年起，杭州历史博物馆对老虎洞出土文物进行了长达5年的整理，结果令人欣喜。目前已整理出4000多件出土文物，包括碗、盏、盘、洗等20类、53型器物，使人看到了令人惊叹的南宋官窑瓷器。其中一件在制作陶器过程中所使用的“荡箍”更令专家感到兴奋，上面清晰地写有“修内司官窑置庚子年”的字样。根据纪年，南宋时期有两个庚子年，分别是孝宗淳熙7年（公元1180年）和理宗嘉熙4年（公元1240年）。由此可以断定，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就是以前的南宋修内司官窑。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著名古陶瓷专家耿宝昌连连称“荡箍”为“国宝”。他说，修内司官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学术界持续了数十年的争论也可以平息了。昨天，老虎洞窑址终于验明正身，它正是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立的第一个官窑，也就是当年的修内司窑（修内司掌管打铁、制瓷等工匠的衙门）。修内司窑到底存不存在，又在哪里？这个争论了多年的难题，也迎刃而解。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唐俊杰说“从老虎洞发掘出的一件瓷荡箍，是证明这一切的铁证。”他介绍，荡箍是陶车上的一个部件，拉坯的时候能用到。
这件荡箍特别的地方，不是它的造型和功用，而是它身上近20个字。由于年代久远，字迹磨损得很厉害，但现在还能辨出“修内司……置庚子……师……匠”几个字。这说明修内司官窑确实存在，而且就是老虎洞窑址。在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中，明确写着南宋官窑有两个一个是郊坛下官窑，另一个是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窑址早被确定，就在杭州南郊乌龟山一带，现在的南宋官窑博物馆内。经过1956年和1985年两次发掘，这里发现了作坊遗迹和龙窑。没想到，在距乌龟山不到2.5公里的凤凰山脚下，就是修内司官窑的窑址。
南宋在公元1127年迁都后，仍然丢不掉皇室的脸面。为了满足皇宫和达官贵人使用瓷器的需要，再度建立官窑。据记载，南宋在杭州先后建立了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两座，以修内司窑出的瓷器为上品。而这座官窑以前一直是有记载无实证，成为千年之谜，直到老虎洞窑址的发现，才渐渐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经过杭州市文物考古所5年的发掘整理，已经初步整理出4000件青瓷。而瓷身带字的，只有这一件荡箍，它也成为了最有力的佐证。从昨天开始，市民走进杭州历史博物馆，就能欣赏到其中200多件青瓷精品。这些青瓷中粉青、米黄色釉的瓷器非常精致，有玉质感，比郊坛下官窑出土的青瓷更胜一筹。